梁山好漢中，刺青的頗多：史進因其“肩膀胸膛總有九條龍，滿縣人口順，都叫他做九紋龍”；阮小五胸前刺着“青鬱郁一個豹子”；楊志看到魯智深“脫得赤條條的，背上刺着花繡”；病關索楊雄也“露出藍靛般一身花繡”；而燕青的紋身更是美不勝收，“一身雪練也似白肉”，“遍體花繡卻似玉亭柱上鋪着軟翠，若賽錦體，由你是誰，都輸於他”。 不僅《水滸傳》，作為其雛形的《宣和遺事》，對綠林好漢們身上的刺青也是不吝筆墨的。此書敘述晁蓋在事發逃走後，官府派人捉了他的父親晁太公，押解交差： 行至中途，遇著一個大漢，身材迭料，遍體雕青，手內使柄潑鑌鐵大刀，自稱鐵天王，把晁太公搶去。 據小說中此前的交代，這個鐵天王就是晁蓋本人，足見他身上也是刺青的。日本有個研究《水滸傳》的學者叫佐竹靖彥，乾脆把智取生辰綱的晁蓋集團叫做“刺青團伙”。 一、文身的由來與演變 刺青，即文身。宋代又有花繡、文繡、刺繡、錦體等別稱。據宋元之際方回說，“井市人喜文身，稱為刺繡。迎神稱錦體社”，《西湖遊覽志余》則說，“花繡則曰錦體社”。有時也叫雕題、雕青，南宋黃震解釋道：“雕，刻也；題，額也，謂雕刻其額，以丹青涅之。”由此看來，雕青包含的範圍較廣，而雕題則專指面部的刺青。 這一習俗可以追溯到殷周之際的泰伯、虞仲，據《史記?周本紀》載，他倆為讓位給弟弟季歷，流亡荊蠻，“文身斷髮”。文身原是南方的風習，據學者應劭解釋，因南方人常與水打交道，故而斷其發而文其身，“以象龍子”，意在模擬同類之形，以“避蛟龍之害”。 據《史記?吳世家》記載，吳王回答太宰噽說“我文身，不足責禮”，足見春秋時把文身視為蠻荒之地的習俗。前秦使者不無輕蔑地說東晉是“江南文身之俗”，即含有這樣的用意，儘管當時南方文化實際上要高於北方。唐代以前，史書所載的文身習俗，基本上分布在南方沿海多水的區域，也就是柳宗元詩所說的“共來百越文身地”。據《新唐書》說，疏勒人“文身碧瞳”，這是較早關於西域中亞人刺青的記載。唐代以後，內陸人文身就時見於文獻。《五代史平話》說，後漢高祖劉知遠僱請針筆匠為他左臂花繡一個窈窕仙女，右臂刺一條搶寶青龍，背上雕一個笑天夜叉。 宋代，男子文身並不罕見，女子刺青基本上僅見於南方少數民族。這是因為南方少數民族大多為越族之後，還保持着“人皆文身”的舊習，以至於“文身老及幼，川浴女同男”，互相欣賞文身之美。據《太平寰宇記》說，宋代海南黎人崇尚文身，並根據身上花紋多少“以別貴賤”，豪富者多，貧賤者少。蘇軾貶謫海南，有詩云“久安儋耳陋，日與雕題親”，就是說與當地文身的黎族人日漸有了感情。《嶺南代答》指出，海南黎族女子在成年禮上，就置酒會親友，由女伴為她在臉上親施針筆，刺出細巧的花卉蟲蛾，在其間空白處襯上淡粟色的底紋，美艷動人，而身份低卑的婢女卻沒有這樣繡面的資格。宋代南方其他漢族地區，文身似乎仍是習以為常的，陳藻《過建劍書所聞見》詩描述道：“兒孫猶棄水，農圃各文身。”他所經過的建安府與南劍州地屬福建，連耕夫與園丁都刺青，似是自古以來百越文身傳統的孓遺。 宋代軍伍雕青成風 大約晚唐五代以來，中原地區職業兵的文身現象已經相當普遍。他們都是出身低賤，才迫不得已去吃軍糧的，因而刺青的兵士即便熬成將帥，也難免有一種自卑感。後周太祖郭威“少賤”，在頭頸上刺了個飛雀，諢名郭雀兒，在代漢前夕，他還以此迷惑對手說：“自古豈有雕青天子，幸無以我為疑。”南宋王十朋於此事有詩云： 出鎮雄藩勢已危，擁兵乘釁襲京師。 誰知一代生靈主，原是雕青郭雀兒。 玩味詩意，也說明郭威因卑微文身，被人瞧不起。據《蜀檮杌》說，韋昭度的幕府兵“皆文身黧黑，衣裝詭異”，大家都稱之為“鬼兵”。 到宋代，軍隊裡文身更是司空見慣。宋初，有個姓張的軍士，“其項多雕篆”，人們都叫他“張花項”。據北宋楊侃《皇畿賦》，當時金明池水戲中，“文身之卒且多，類虬龍而似蛟蜃”，刺青的水軍在唱着主角。而《東京夢華錄》記諸軍百戲時也說： 又爆仗響，有煙火就湧出，人面不相睹，煙中有七人皆披髮文身，着青紗短後之衣，錦繡圍肚看帶。內一人金花小帽，執白旗，余皆頭巾，執真刀，互相格鬥擊刺，作破面剖心之勢，謂之“七聖刀”。 康王趙構出使金國，至磁州時，但見百餘人“執兵文身，青紗為衣”，列隊迎接他的到來。 南宋初年，四大將之一的張俊抗金雖不行，搞錢卻來得，他讓士兵在行在杭州為他每天搬運石頭，營造名叫太平樓的酒肆，以便下海撈上一把。苦不堪言的軍士接二連三地逃亡，張俊便想出一個絕招，選擇少壯高大的士卒，“自臀而下文刺至足，謂之花腿”，目的是為了“不使之逃於他軍，用為驗也”。不久，張家軍里便傳唱開了一首士兵歌謠： 張家寨里沒來由，使他花腿抬石頭。 二聖猶自救不得，行在蓋起太平樓。 《桯史》記載了一件毛骨悚然的事，說明宋代士兵刺青的廣泛性。開禧北伐，宋軍大敗，大量潰兵傷餓交迫，暑熱難當，有的倒斃道旁，有的見附近有水井，“亦或赴死其間”。岳飛之孫岳珂正在當地勞軍，打算汲水飲馬，“一汲，輒得文身之皮，浮於桶面，間以井滿不可汲”。 入元不久，蒙古軍看到漢地百姓“手上有雕青者”，認定文身者即原來吃軍餉的士兵，就“刷充為軍”。這一誤解，也說明了刺青與宋代士兵之間有着剪不斷的聯繫。 刺青漸成時尚 也許因為雕青率先流行於行伍，而刺青的武人容易給人以一種剽悍難纏的恐怖感，讓見者躲避不迭，惟恐受到無端的傷害。因而在北方，遲至北宋中期，刺青還是被視為不端之行，其人也往往令人側目。天聖二年（1024），有官員說，和尚里有人“間或為盜”，建議今後兩種人不得出家為僧，其一是有犯案記錄的，其二就是“文身者”，皇帝下詔同意，顯然也把文身者當作不軌之徒。當然，這種成見不是沒來由的，而是來自於社會實際。神宗時，鄠縣有個酒稅監官，“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眾皆憚之”，監司州將也莫奈其何。而兩宋之際那個先是為患荊湖、後來投降金朝的兵匪頭子孔彥舟“臂上雕青”，也是“少年時不成器，交人刺來”的。惟其如此，南宋洪邁在《夷堅志》裡記了饒州的一個市井惡少朱三，說他“臂股胸背皆刺文繡”，每年郡民迎神，他就捋袖揎臂在隊伍中充當排頭。 不過，宋人對刺青的偏見也在日漸淡化，大約到北宋後期，刺青既不再是局限南方濱海或落後地帶的區域性習俗，也不再是軍伍士卒低賤身份的象徵性標誌，而逐步成為流行於民間的一種時尚，開始受到追捧。南宋初年的《雞肋編》就指出，“京師舊日浮浪輩以此為夸”，《東京夢華錄》的記載也印證了這一說法：宋徽宗晚年，也就是梁山好漢起事前後，東京大街上每有節慶遊藝，少年狎客總是輕衫小帽，跨着馬追逐在妓女隊伍後邊，另由“三五文身惡少年”為他們控御着馬匹，由於這些惡少露出大腿上的刺青，世人戲稱這一馬隊為“花腿馬”。 這種風尚在南宋依舊長盛不衰。《夢粱錄》記大赦儀式，說屆時須有一人爬上高聳入雲的旗竿，從竿頂托盤上的金雞嘴裡取下赦書，時人有詩記云： 立起青雲百尺盤，文身驍勇上雞竿。 嵩呼爭得金幡下，萬姓均歡仰面看。 第二句尤其點出爬竿者文身的特徵。南宋都城社團中有錦體社，成員即由刺青者組成，迎神、比武是他們大顯身手的兩大節目。例如，臨安每逢二月八日祠山真君生日，六條龍舟遊戲西湖，其中所載就有“錦體浪子”，“雜以鮮色旗傘、花籃、鬧竿、鼓吹之類”，出足了風頭。而八月錢塘觀潮，更是刺青健兒逞勇之時，《武林舊事》云： 吳兒善泅者數百，皆披髮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爭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沒於鯨波萬仞中，騰身百變，而旗尾略不沾濕，以此誇能。 文身既然成為一種社會性的習俗，文學藝術作品也對其投射了關注的目光。現存宋人絹畫《雜劇眼藥酸》，畫中就有一個手臂雕青的雜劇演員，正做着上眼藥的動作。除了《水滸傳》，宋元之際話本對刺青也多有描寫，例如《鄭節使立功神臂弓》： 鄭信脫膊下來，眾人看了喝采。先自人才出眾，那堪滿體雕青：左臂上三仙仗劍，右臂上五鬼擒龍；胸前一搭御屏風，脊背上巴山龍出水。夏扯驢也脫膊下來，眾人打一看時，那廝身上刺着的是木拐梯子，黃胖兒忍字。當下兩個在花園中廝打，賭個輸贏。 最值得注意的是，刺青風尚已經傳染到了宗室階層。儘管朝廷明令皇室趙姓後裔“不許雕青”，但時尚的誘惑難以抵抗，據嘉定七年（1214）公文，天潢子弟仍然是“文刺者往往有之”。 刺青拾趣與探幽 宋代刺青的花紋五花八門，據《事物紀原》說：“今世俗皆文身，作魚龍、飛仙、鬼神等像，或為花卉、文字。”據《萍洲可談》，“在鄉間見群丐中有刺青眉者”，其法就是“刺墨為眉”，也許是把眉毛刺染得濃黑嚇人。荊州有個名叫葛清的，通體遍刺白居易的詩句二十餘處，而且來個以畫配詩，人們乾脆稱他為“白舍人行詩圖”。南宋時吉州太和居民謝六“舉體雕青”，名聞天下，他自稱“青獅子”，人們則叫他“花六”。而據《夢粱錄》，當時都城臨安金子巷口有一家名吃，叫做陳花腳麵食店，店主顯然是雙腳刺青的，倒也因此產生了廣告作用和品牌效應。刺青習俗，至元猶然。《菽園雜記》說：“元時，豪俠子弟皆務為此，兩臂股皆刺龍鳳花草，以繁細者為勝。”但入明以後，朱元璋嚴加禁止，“自此無敢犯者”，絕跡雖不可能，但至少不敢袒胸露背，招搖過市了。 文身是一種複雜的技藝，需要有一定的醫學知識和藝術造詣。於是，就有專門為人文身的工匠。《水滸》交代九紋龍史進時說道：其父“史太公又請高手匠人與他刺了這身花繡”，交代燕青時也說：“盧俊義叫一個高手匠人，與他刺了這一身遍體花繡”。宋時稱這種高手匠人為文筆匠、針筆匠或文墨匠人，有需求，就有市場，他們往往“設肆為業”，開出了文身的專業店。宋元之際，馬可波羅到泉州，居然發現印度旅客特多，原來他們“特為刺青而來，蓋此處有人精於文身之術”，其手藝居然名揚海外。 撇開文身在人類學上的意義不談，宋代的刺青似乎更多體現出當時人對男性形體美的一種審美觀。不妨先舉《夷堅志》為例： 永康軍有倡女，謁靈顯王廟，見門外馬卒頎然而長，容狀偉碩，兩股文繡飛動，諦觀慕之，眷戀不能去。 《夷堅志》雖是小說家語，但洪邁反映的無疑是當時的審美取向。而《水滸傳》以燕青為典型，對此多有着筆。第七十四回寫到泰安州燕青智撲擎天雕時，說他“把布衫脫將下來，吐個架子，則見廟裡的看官如攪海翻江相似，迭頭價喝采，眾人都呆了”，反映的是一般市民對這種健美的肯定。第八十一回有一段李師師觀看燕青文身的描寫，以女性的視角對這種男性健美表示欣賞： 數杯之後，李師師笑道：“聞知哥哥有一身好紋繡，願求一觀如何？”燕青笑道：“小人賤體，雖有些花繡，怎敢在娘子跟前揎衣裸體？”李師師說道：“錦體社家子弟，那裡去問揎衣裸體！”三回五次，定要討看。燕青只的脫膊下來，李師師看了，十分大喜，把尖尖玉手，便摸他身上。 而《大宋宣和遺事》則記載了宋徽宗對佞臣文身的肉麻舉止： 人呼李邦彥做浪子宰相。一日侍宴，先將生綃畫成龍文貼體，將呈伎藝，則裸其衣，宣示文身，時出狎語。上舉杖欲笞之，則緣木而避之。 李邦彥的文身有點類似現在的貼紙。但此事不見史料記載，而《宣和遺事》畢竟是話本小說，遽難信以為真。然而，據《揮麈錄》說，睿思殿應制李質因梁師成引見而大受徽宗的寵幸，他雖是太宗時參知政事李昌齡的後代，卻“少不檢，文其身”，徽宗賜其號為“錦體謫仙”。也許，李邦彥事是附會李質而來的。“錦體謫仙”的賜號雖有調侃的味道，卻也隱含憐愛的傾向，這位風流皇帝是否也像《水滸》中李師師那樣，對刺青有一種特別的癖好呢？ 刺青，雖在底層民眾中漸被接納，卻依然為士大夫與正人君子所不齒。據《陶朱新錄》，武人王恩已官至三衙，他正要與夫人為他新買的美妾親熱，卻被她發現了“髀間雕青”，驚恐地問：“這是何物？”王恩馬上嗒然若失，知道這女子必定出身良家，遂訪得其實，為其聘嫁。從王恩的失態，可以知道，他之所以不願以士宦之家的女子為妾，就是惟恐她在心裡因其“髀間雕青”而引發輕視。而據《夢粱錄》，士子參加殿試入東華門時，必定要“搜檢身內有無繡體私”，方能放行。與此相印證，《珊瑚網詩話》有一則記載：陳大雅為人剛烈，文風一如其人，屢試不第，一怒之下，“裂冠文身，示不復踐場屋”。在這個故事中，陳大雅恰恰以刺青這種絕對的做法決心不屑於廁身殿試士人之列，他與上述王恩的失態正是對文身同一觀念的不同表現。 也是基於士人這種對文身的普遍看法，有人便在某些場合對刺青的隱私遮遮掩掩，以免受到不必要的誤解。據《宋季三朝政要》，有個名叫李鈁孫的舉子，少年時喜歡在大腿間雕一種摩睺羅的圖案，在科考複試時擔心檢查挾帶舞弊行為，便在兩腿間“蒙紙其上”，但還是被發現，引得搜身者驚叫：“此文身者！”摩睺羅是當時一種土木做的嬰孩玩偶，人見人愛，類似後來的福娃。此君少年時無非像現今的卡通迷一樣，頭腦一熱就把喜歡的玩偶形象搞到了兩腿之間，也完全出於童心，結果“事聞被黜”，快到手的功名泡了湯，你說冤不冤？ 五、扈三娘身上的一丈青 既然文身的動機是希望公開展示人體美，對於儒家文化影響下的漢族女性，女子刺青基本上是絕少可能的。唯在《青樓集》裡有一條記載，說元代有個藝名叫平陽奴的女戲子，“四體文繡，精於綠林雜劇”。四體文繡，即在雙臂與雙腿上雕青，目的也許正是為了更好塑造那些綠林好漢的彪悍形象，招徠觀眾。從梁山泊的故事裡，確也不難發現刺青與綠林有着這種瓜葛。 那麼，《水滸傳》中那些綠林女性呢？顧大嫂與孫二娘儘管冠以母大蟲與母夜叉的外號，卻絕無有關雕青的描寫。而對扈三娘的最初介紹只說：“莊上別的不打緊，只有一個女將，喚做一丈青扈三娘，使兩口日月刀，好生了得。”敘其出場也僅詩云“天然美貌海棠花，一丈青當先出馬”，對其諢名“一丈青”卻一無交代。但就是這個綽號留下了刺青的蛛絲馬跡。 《宣和遺事》裡提到的好漢中有“一丈青張橫”，而在《水滸傳》裡，張橫的綽號成了“船火兒”。晚宋筆記《癸辛雜識》有一篇《宋江三十六贊》，其中對燕青的贊語為“平康巷陌，豈知汝名？太行春色，有一丈青”。《水滸傳》中對燕青文身的描寫重彩濃墨，令人覺得贊語中的“一丈青”就是指他那一身“鋪着軟翠”的刺青。准此而論，張橫原來也應該渾身刺青。有學者也許由此得到啟發，認為扈三娘原來應是身高一丈、遍體刺青的超大女子。但一丈是否就是身高，男的還勉強說得過去，扈三娘倘若如此，小說怎麼還能以“海棠花”來做譬喻？ 佐竹靖彥從唐代找到了一條材料，《酉陽雜俎》記崔承寵自少從軍，“遍身刺一蛇”，自右手指尖開始，沿手臂過脖頸，蜿蜒下至腹部，再沿着大腿至尾骶骨而止。據估算，這條刺青蛇的長度大約在一丈左右，佐竹因而推斷“一丈青”應該是指一丈長的青龍或青蛇的文身；而扈三娘身上刺的則應是青龍，與矮腳虎王英恰成青龍白虎之配。而據余嘉錫先生的考證，南宋初游寇馬皋之妻能“帶甲上馬，敵千人，自號一丈青”，她在馬皋被誅殺後改嫁給另一個游寇頭目張用，這位馬夫人就是《水滸傳》裡扈三娘的原型。在充分考證後，佐竹有理由在其大著《梁山泊》裡懸想道： 如果此刻她脫去衣衫後，露出白臂膀，且上有青龍的話，會怎麼樣呢？不也能顯現出一種具有強烈震撼力的妖冶魅力嗎？斗膽而言，這或許就是本來的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