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百年蔣經國 　　蔣經國去世21年多了，這位前台灣地區領導人的大名，從來不曾像最近這樣被島內人士頻繁提起。蔣經國故去的這段歲月，台灣歷任政治領導人，從不曾像馬英九以如此慎重的儀式紀念他。去年大選之後，就如同早年國民黨同志到北京香山碧雲寺祭告孫中山英靈的況味，旗開得勝的馬英九到桃園頭寮蔣經國靈寢，以勝選重新贏回執政權，告慰蔣經國在天之靈。迄至近日，馬英九高調紀念蔣經國，台灣的時空，似乎又回到1988年春天，蔣剛辭世時那段“痛失中流砥柱”的“後蔣經國時代”。 　　在人們心目中，依舊有若干關於蔣經國的未解之謎。可能有更多人不解，縱使島內藍綠對抗如此兩極化，蔣經國為何總是民意調查中排名第一的領袖人物？他何以能備受台灣民眾肯定？他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回到歷史的軌道上，透過當代人物的回憶，以及蔣經國自己的回憶，我們來回看存活在歷史空間裡的蔣經國，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蔣經國。 　　(一)青少年與留蘇時期 　　什麼樣的客觀環境，鍛造了一個像蔣經國這樣的政治領袖人物？20世紀許多中國政治名人，似乎都經歷了“意識形態塑造”、“政治生活淬鍊”、“權力之爭奪與鞏固”幾個過程，蔣經國亦不例外。而蘇聯時期的“意識形態塑造”，更是蔣經國整個政治生命歷程中，最重要的部分。 　　懾於父威的壓抑童年 　　經國可教，緯國可愛——這是蔣介石給兩個兒子的八字概括。然而，蔣介石這位嚴父在兒子面前形諸於外的，卻是一種冷峻得無以復加的威嚴。1922年春天，蔣介石的第三任妻子陳潔如，初見這位面形方厚、額高嘴大的農村孩童，心思細膩的陳潔如驚覺，經國被父親高亢的吼叫聲，嚇得全身顫慄。陳潔如問他話，這個 11歲的男孩，只知羞赧地搖頭。陳潔如拉着經國的小手，叫他坐在椅子上，她發現經國全身始終抖個不停。 　　然而，當經國的弟弟緯國第一次出現在陳潔如面前時，蔣介石卻放下了慣有的威嚴，臉上出現了少見的笑容，他抱起緯國，一邊逗緯國玩，一邊要孩子喊陳潔如“姆媽”。 　　同樣的蔣介石，他卻以兩種截然不同的面貌，面對兩個兒子。人們可以解釋，緯國比經國小6歲，父親當然對老大嚴厲，而厚愛老二。或許是緯國自幼長得乖巧，討人歡喜，讓蔣介石心生憐憫，厚此而薄彼。經國、緯國幼時都住過陳果夫(1892-1951)在上海法租界的家，陳果夫太太曾經告訴緯國，幼年時代，緯國因為體弱多病，蔣介石、姚冶誠(1887-1966蔣介石之妾)老是在陳果夫家樓上的閣樓里，整天抱着緯國，陳太太見狀十分不以為然，指責蔣介石、姚冶誠，“你們到上海究竟是來革命的，還是來抱孩子的？成天就知道躲在閣樓上抱小孩(緯國)。”足證緯國幼時比兄長經國得到更多父愛。 　　或許正是蔣介石對經國的嚴謹教育，才讓這個平凡的農村孩童，終成治國之才。1921年5月23號，蔣介石在寫給蔣經國的信上說，“經兒知之：爾《說文提要》讀完否？記得否？如已讀完記得，可請爾先生依余正月間所開書單，順序讀去，勿求其過速。……” 　　蔣經國見過陳潔如之後半年，在上海念萬竹小學時，又接到父親的來信：“經兒知之：……你的楷字，仍不見佳，總須間日映寫一二百字，以求進步。你校下學期既有英文課，你須用心學習；現在時世，不懂英文，正如啞子一樣，……你每星期有工夫時候，可到商務印書館去買些英文小說雜誌看看；亦可以增長知識並為你弟訂兒童畫報，和兒童世界，各半年。……” 　　1922年10月13日的信上則訓示蔣經國：“……你的字還沒進步，每日早起，須要學草字一百個，楷書五十個，既要學像，又要學快。聞你讀過的孟子，多已忘記，為什麼這樣不當心呢？……” 　　嚮往革命的狂飆青少年 　　15歲那年(1925年)，上海發生了五卅慘案，這場反對帝國主義運動的導火線，起因於日本資本家開槍擊斃工人顧正紅事件。蔣經國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詳述就讀上海浦東中學時期，連續參與了四次反帝示威活動。蔣經國這時開始嶄露頭角，他被同學選為浦東中學示威隊伍的領隊，也當選抵制洋貨小組的領隊。 　　這一年的暑假，蔣經國去廣東探訪父親，反帝運動正風起雲湧，愛國青年紛紛“奔向廣東”。蔣經國說，黃埔的革命精神使他“深受感動”，他頭一次看到黃埔軍校牆頭張貼的巨幅標語：“聯俄”、“聯共”、“工農聯合”，他也看見許多俄國人在黃埔校園內，有人告訴蔣經國，全世界各國當中，俄國是中國唯一的朋友，蘇聯的統治者不是皇帝也不是上帝，而是工農當家。他向父親提出參加國民革命軍的願望，但是，他的請求被擔任黃埔軍校校長的父親拒絕了。 　　蔣介石顯然希望蔣經國多讀幾年書。為使兒子死心，蔣介石索性把蔣經國送往北平，交給吳稚暉創辦的“海外補習學校”。蔣經國在北平讀了幾個月書，經邵力子引介，熟識了李大釗，李氏又援引蔣經國認識了很多在北平的俄國人，他們勸蔣經國不妨去蘇聯留學。莫斯科的中山大學，為鼓勵中國青年前往就讀深造，給予十分優惠的條件。 　　嚮往革命，是蔣經國對外的說法，但是，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動機，是4年前，也就是父親與陳潔如結婚前夕，蔣介石與經國生母毛福梅的離婚。蔣經國憂國憂時，自憐憐人，他既嚮往革命與急切愛國的激情，意欲逃脫父親嚴格管教的壓力，又急於遠離單親家庭(父母離婚)的破碎場面。最後，他選擇離開祖國，希望到一個陌生的遙遠世界，尋求獨立自主的夢想。 　　與蔣經國一同搭乘貨輪前往蘇聯的青少年，一共有90餘人，這條貨輪先前曾經載運過豬只牲口，船艙里濃重的豬屎尿騷味，令人聞之欲嘔。船在上海黃浦江等候出港，足足等了五六個小時，難忍船上臭氣和不習慣船上搖晃，蔣經國說，他差一點動了逃回家的心念，但見許多同伴留在船艙鋪位上，不禁自問：既然大家都能忍受，為什麼我不能？我身為黃埔校長之子，焉能半途開溜？ 　　蔣經國很快融入團體生活，在航向蘇聯的貨輪上，開始溫習布哈林《共產主義ABC》、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等著作。1925年11月底的一個傍晚，蔣經國和一群中國青年抵達莫斯科。一個月後，他加入了共青團。初到蘇聯，蔣經國開始下苦功學俄文，並努力研讀有關政治經濟學的書籍，還發表了兩篇有關中國局勢的文章——《中國的展望》、《中國北伐一定成功》。 　　從國民黨員變成托洛茨基追隨者 　　日後有許多評論家在月旦蔣經國畢生思想時，均將蔣經國歸類為托洛茨基派，儘管歸國後，他極力迴避類似的說法，但他在留俄時期卻毫不掩飾他的托派色彩。 　　他就讀莫斯科中山大學時期的校長是拉迪克，拉氏也是教授蔣經國“中國史”的老師，時常在下課閒時與蔣經國私下討論。拉氏系托洛茨基派領導人物之一。 　　蔣經國當時自承：“碰巧我的觀點與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不謀而合，於是許多人認為我是托洛茨基的同情者。事實上，他們的臆測是正確的。”蔣經國和幾位中國同學秘密研讀托洛茨基學派的著作，“對於托洛茨基要‘以革命的火炬燒掉舊世界’尤感興趣。後來我越來越熱衷托洛茨基學說，終至加入秘密學社。跟隨我的同學日多，並開始視我為托派的領導者。” 　　鄧文儀(1905-1998，曾任蔣介石侍從秘書、“國防部新聞局長”、“內政部次長”)在回憶蘇聯留學經歷時，就把蔣經國、王新衡(1908-1988，曾任職軍統、“立法委員”)等人留俄時的行徑，比喻為“和反對派相呼應，反對俄共中央派”。因為王新衡被共產國際中共代錶王明(陳紹禹)指控為“浙江同學會”領袖之一，中山大學接連舉行三天三夜的清黨大會，決議處分王新衡等人，王氏還因而被蘇聯特務機關監禁4個月。 　　對蔣經國，王明則指控是他組織了“浙江同學會”這一反革命團體，蔣介石則是“給予幕後資助的主使者”。王明查扣了兩封蔣經國寫給蔣介石的家書，建議蘇聯當局逮捕蔣經國。 　　與王新衡相較，蔣經國確實沾了蔣介石兒子的光，真正迫使蘇聯當局對蔣經國採取行動，是在1931年秋天，蘇聯當局把蔣經國從中山大學(當時改名列寧大學)中國學生訪問團的助理團長的職位上，調派他離開莫斯科，被送到莫斯科近郊的謝可夫村。被調職的原因，是他在列寧大學的一次會議上，公開抨擊王明。 　　此前，蘇聯當局數度駁回了蔣經國請求回國的申請，蘇聯當局採納了王明的意見，認為“讓蔣經國回國，他一定會成為蔣介石的得力助手，所以我們要把他留在蘇聯”。各種因素，他成為滯留蘇聯最久的中國留學生。 　　於今回顧蔣經國這段留俄歷程，似乎不得不讓人承認，14年留俄歲月，正是鍛造一個具有鋼鐵意志人物的絕佳環境。 　　蔣經國的得力股肱王升，在日後曾經微妙突顯經國先生這段“蘇武牧羊”式的艱苦歷程，並且把蔣氏的留俄故事，刻意作為新造神運動的絕佳素材。儘管王升講述的故事，旨在完成對蔣經國的“造神”，神格化蔣經國，但我們仍可從中感受到蔣經國那段艱危歲月茹苦含辛的真貌。 　　王升回憶，在一次偶然機緣里，蔣經國脫口而出一句話：“歷史上，很少有像我這麼苦的人！”王升在向台軍發表演講時說，蔣經國一生中，不曉得吃過多少苦，在俄國14年，他做過苦工，從做粗工開始，做翻砂工，用鐵錘把鐵板錘平。蔣經國耕過田，俄國實行集體農場，派他到謝可夫農村，在那裡，沒有床睡，沒有飯吃，還好遇到了沙勿牙老太太，收容他到家裡住，給他麵包、紅糖。蔣經國做過衛生管理員，專門負責掃廁所。斯大林把他充軍到西伯利亞，在烏拉爾地方做礦工，工作強度大，但是卻吃不到足夠的麵包，如果工作沒有做好，還會挨皮鞭。 　　王升講述，蔣經國在俄國身無分文，還討過飯。有一回，蔣經國發覺一家餐館後面的水溝里，漂着一層油水，他餓得頭暈，想辦法把這水溝里的油水刮起來，用一隻罐子裝好，再找東西來燒，就吃煮熱的“油水”填肚子。天下大雪，夜裡冷得不得了，蔣經國找到一個大垃圾桶，在桶子中間挖個洞，他委身蹲縮在桶里，度過寒夜漫漫。蔣經國半路上病倒了，多虧遇到另一個要飯的孩子“小彼得 ”，把每天討來的飯，比較好的東西給他吃，才沒餓死。後來，“小彼得”死了，蔣經國曾寫過一篇文章《永遠不要掛起白旗》，紀念這位患難之交。 　　蔣經國滯留蘇聯，1927年間，他申請加入蘇聯紅軍，被派到駐紮莫斯科的第一師，當過兵，曾進入列寧格勒中央紅軍軍事政治研究院；也當過莫斯科電機工廠學徒工，在烏拉爾金礦場當礦工後，又當過烏拉爾重機械製造廠技師、助理廠長、《重工業日報》的主編。 　　蔣經國腦海中最深刻的記憶，在蘇聯留學、落難12年，特別是最艱困危難的歲月里，“我在烏拉山重機械廠多年，唯一對我友善的就是方良。”“她是個孤女。我們在1933年認識。她當時剛從工人技術學校畢業，在那家工廠中還算是我的部屬”，“1935年3月，我們終於結婚。” 　　30多年後，當他父親把國民黨當局的權柄交接給他，他竟日奔波於台灣、金門、澎湖……山巔海濱，他一身素色夾克外套、鴨舌便帽、舊長褲、布鞋，輕車簡從的裝扮，與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信仰的托派思想，和他流放西伯利亞、當工人、當農夫的形影，似有前後輝映、異曲同工之妙。 　　(二)回國之後的政治生活 　　蔣經國於1937年春天回歸祖國，蔣介石在經國結束在老家閉戶讀書歲月後，正式派遣他到江西曆練，開啟了蔣經國“政治生活淬鍊的時代 　　蔣經國的共產主義天堂 　　江西宜豐籍、畢業於中央政治學校、江西時期曾任蔣經國秘書的漆高儒說，早先，贛南是令江西省主席熊式輝十分頭疼的地方。熊氏委任的贛南各縣長多半上不了任，一上任就要飽嘗地方民團毆辱，像熊式輝派任的安遠縣縣長齊振興，上班第一天差點被地方民團綁赴刑場槍斃，齊太太聽說丈夫要被槍斃，嚇得在地上打滾哀求饒命，備極羞辱。蔣經國的前任，江西第四區行政專員劉己達，才上任，也在贛州遭地方民團毆打羞辱。 　　漆高儒認為，熊式輝任命蔣經國到贛南，起到了震懾地方的作用；縱使地方上的土豪劣紳再蠻橫，諒他們也不敢對蔣經國動粗。熊氏想借着蔣太子的威名，整頓完全不聽命於他的贛南地方。 　　然而，蔣經國也不是完全仰仗着父親尚方寶劍的光環，江西的一片江山，還是靠蔣經國胼手胝足打拼出來的。 　　漆高儒曾講述過兩段故事。江西崇義縣的山區里，有位知名的土匪頭子周盛連，周某住的碉堡石屋，裡邊可以容納匪徒兩三百人，在地方上可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 　　周盛連知道蔣介石的兒子來走馬上任了，便發了請帖邀蔣經國上山喝酒。蔣經國依約赴會，帶了幾個隨員，未帶任何刀槍武器，赤手空拳上山。酒過三巡，周盛連起身告訴蔣經國，你是蔣委員長的兒子，有福不享，跑到這裡向我這壞蛋說好話，我向您保證，只要您在贛南一天，我就一天不做土匪，如果你走了，政治又壞了，我為謀生，說不定賊骨難改云云。 　　蔣經國以單刀赴會的勇氣，無異“招安”了過去兇悍無比的土匪頭。對難纏且不講道理的土匪，蔣經國則是以硬碰硬，像人稱“唐老虎”的土豪劣紳，他就發動拂曉突擊，趁睡夢中，把這隻“唐老虎”綁到專員公署嚴辦。 　　憑着軟硬兼施的法子，蔣經國先把為患贛南最烈的土匪豪門，殺了一次威風，然後再拿出他的政略與治理方案，一步步解決地方上的疑難雜症。蔣經國在贛南使的 “殺威風”方略，流風所及，是否成為爾後治理其他地方的既定模式？在上海“打老虎”，在台灣肅清地下黨組織，蔣經國新官上任，似乎總不脫這種殺威風的模式。 　　經過清鄉、剿清土匪的步驟以後，蔣經國在贛南開始推動“建設新贛南三年計劃”。蔣經國有句口號：“要將贛南建設成為一個人民的勞動生活樂園”，往往令人聯想起蘇聯斯大林時代實行的指令經濟。 　　蔣經國永遠的十字架：章亞若 　　李煥(1917-，湖北漢口人，中央幹部學校研究部第一期畢業，蔣經國大陸時期的嫡系骨幹)是蔣經國最信任的親信之一，據李氏回憶，蔣經國出任“總統” 後，某次李煥向他報告各部會業務，談到“外交部”時，無心帶了一句：“章孝嚴在‘外交部’表現得不錯，大家都對他的評論很好。”(按：章孝嚴、章孝慈系蔣經國與章亞若的雙胞胎兒子，是蔣孝嚴未認祖歸宗前之姓名，時在台灣外交部門任職。) 　　蔣經國聞言只是看着他，並未答腔，李煥趕緊轉移話題，過了好一會，公事談完，蔣經國突然沒頭沒尾冒出一句話：“一個人年輕時的言行要謹慎，否則就會背負一生的十字架。” 　　蔣經國所謂的“背負一生的十字架”究何所指？是指與章亞若的婚外戀？或是指章亞若成謎的死因？ 　　王升生前也曾向友人提起章亞若的種種，王升記得，蔣經國在江西任職“三青團江西支團部青年幹部訓練班”主任時，有一位年齡較大的女同學，總是以全班的“大哥”自居，見到同學，就熱情招呼“老弟”、“小老弟”，表現得和藹可親，這位女同學，就是章亞若。 　　王升記憶中，蔣經國每個禮拜四下午排定的時程，是接見民眾，章亞若就在蔣經國旁邊擔任登記聯絡工作，而且時常陪同蔣經國到處訪視民眾。照王升的說法，“ 她是蔣經國生命中遇見的第一個中國女人，且又長得漂亮能幹，時間一久，彼此便滋長出情苗。過了一段時間之後，章亞若被秘密送往桂林，準備在那裡生產……” 　　為了迴避父親蔣介石、妻子蔣方良的注意，蔣經國以“赴廣西考察縣政”為名，悄悄潛赴廣西桂林。恰巧，章亞若就在蔣經國於1942年農曆春節前往桂林探視團聚時，生下一對雙胞胎男孩，蔣經國為之取名孝嚴、孝慈。 　　關於章亞若的死因，各種說法莫衷一是，王升的說法是“突然逝世”。江西時期做過蔣經國秘書的漆高儒，有段故事：某日，一位戴着墨鏡的黃中美秘書，與徐季元秘書，來到漆高儒的辦公室，黃憤憤然地說，章亞若在桂林太招搖了，本來應該在桂林隱身的，卻頻頻參加外邊的應酬，完全以專員夫人自居，這將影響經國兄的前程，讓委員長知道那還了得。黃中美聲稱，為了專員的政治前途，只有把她幹掉。徐季元不贊同黃的計劃，連聲說，不要，經國兄和她總是夫妻一場，幹掉了她，經國兄會很難過的。黃中美則辯稱，經國兄的政治前途勝過一條女人的命，徐季元要黃三思，黃斬釘截鐵地說：“我會負責。” 　　黃中美放話殺章亞若的3周后，章亞若果然在桂林去世。據漆高儒說，章亞若死後幾天，蔣經國始終戴着一副墨鏡，以掩蓋眼眶中的眼淚。 　　上海打虎 反遭虎噬 　　1948年8月23日，這一天是蔣經國奉蔣介石之命，赴上海從事“經濟管制工作”的首日，所謂“經濟管制”，按當時的大白話來講，就是“打老虎”的意思。 　　蔣經國在當日寫給蔣介石的家書上說：“美援物資如何運用，使其能作為平抑物價之用。請大人命令有關機關，切實研究執行。今後在工作過程中，重大問題向大人請示與報告外，其餘問題皆擬就地解決，以免多煩大人之心也。”蔣經國信中所謂“就地解決”，其實就是“先斬後奏”的意思。 　　問題可能就出在蔣經國的“就地解決”上。譬如，上海素有煤炭大王、火柴大王之稱的劉鴻生，由於畏懼蔣經國的威逼，被迫忍痛交出黃金800條(每條金條重10 兩)，230萬美元、銀元數千枚。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抗戰時期曾到美國為國民政府奔波借款，曾經受到蔣介石嘉許；金圓券發行後，蔣經國與之會面，陳光甫迫不得已交出114萬美金，全部“移存”中央銀行。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惟恐也被蔣經國“召見”，嚇得不敢住在家裡，幾乎每天晚上得換住所睡覺，最後仍被蔣經國手下騷擾，萬不得已，只有託病住進上海虹橋療養院，警察局這時仍窮追不捨，派人直接進入醫院，強迫周作民簽名具結，非經有關部門批准，不准擅離上海。 　　類似這種強兌黃金、強交美鈔外幣的事，不一而足，這些聞所未聞的奇事，傳到上海市長吳國楨(按：吳國楨畢業於北京清華大學，留學美國取得普林斯頓大學哲學博士等學位)耳里，自然令這位受美國教育的市長氣憤不已，在充滿自由主義色彩的吳氏眼中，焉可容忍蔣經國用人為手段，強力壓抑物價，嚴打囤積居奇，強令企業家交出金銀。 　　王升回憶上海打虎，提起會見吳國楨的經歷，猶不免誠惶誠恐。吳市長在與王升的問話中，對上海經管的不滿，溢於言表。以當時吳國楨的身份，當然不是針對“戡建總隊”一位大隊長而發的，真正的發泄對象是對蔣經國。吳國楨與孔宋家族關係至為密切，吳氏與王升的對話，似乎預示着一場風暴的即將登場。 　　各式各樣的傳記著作，均直指蔣經國上海打虎不成，反遭虎噬，系與孔令侃(孔祥熙之女)揚子公司事件有關。諸多史料印證，其時孔令侃本人並未因為“揚子公司事件”而遭致拘捕。但也正因蔣經國在關鍵時刻未下手逮捕孔，才會導致杜月笙“將所能控制之工廠，均以原料缺乏為辭，逐漸停止開工，並促成黑市交易，搶購風潮，藉以報復”。社會輿論眾口鑠金，對蔣經國形成空前強大的精神壓力。沒逮捕孔，成為蔣經國上海經管被批評虎頭蛇尾的根本原因。 　　這也間接使得“蔣太子”上海“打老虎”行動演變成一場鬧劇，蔣經國當年上海打老虎的部屬王章陵曾著《蔣經國上海打虎記》一書，他回憶說：“……有關這一件事情，是是非非的謠言滿天飛，甚至謠傳蔣中正總統赴東北視察後決定在上海停留幾天研究問題，蔣夫人聞訊亦趕到上海，成為蔣經國上海經管時遭受到的種種壓力中具有最大殺傷力的反撲，幾乎令蔣難以招架。……” 1950年，台灣空軍接收美制F-86戰鬥機，蔣經國試穿飛行裝備。 　　(三)台灣時期之威權統治 　　取得信任與特務治國 　　蔣經國上海打虎失敗，以迄徐蚌會戰(淮海戰役)國民黨軍兵敗，蔣介石迫於時勢，1949年元月黯然引退，並以國民黨總裁身份，退居溪口老家，繼續遙控國民黨當局黨政軍。在這段風雨飄搖的歲月中，蔣經國時刻追隨父親左右，凡1年3個月，這段關鍵的艱危歲月，無分晴雨晨昏，亦無分炮火連天，性命交關之際，為父子間之互信奠定了強固根基。 　　時任蔣介石座機駕駛的衣復恩親身經歷了蔣揮別大陸的最後情景：1949年12月10日，成都即將失去控制，下午2時許，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在少數侍衛人員隨扈之下，抄小路快步走到鳳凰山機場。蔣介石搭乘的C-54座機起飛不久，地面留守的憲兵也快速撤退。衣復恩說，我們從此離開大陸，飛向台北，千山萬水，不勝依依，“這一飛，竟成蔣總統與這塊土地的最後一別！”蔣經國在這一天的日記上寫着：“此次身臨虎穴，比西安事變時尤為危險，禍福之間，不容一發。記之，心有餘悸也。” 　　蔣經國終於贏得了父親的完全信賴，蔣介石遂將關係國府統治基礎最核心的特務組織，全部委由經國掌管經營。 　　早在大陸重慶時期，蔣經國就意圖染指情報特務組織。只是，斯時軍統有戴笠強勢領導，中統有CC系統人馬盤踞，對蔣太子的“覬覦”，向來抱持敏銳之提防心，在國民黨核心紮根未固的蔣經國，別說想見縫插針，就算想立足其間的餘地都沒有。直到國民黨一敗塗地，撤守台灣。此前，戴笠早已死於空難，CC系也因為蔣介石對其頗有微詞，而陷分崩離析群龍無首之境。天下大亂，形勢大好，蔣經國遂有趁亂統一殘餘勢力的機會。 　　曾於1959年任職調查局 (中統到台灣之後的繼承單位)第一處副處長的李世傑透露：直到1955年，蔣經國由“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主任”躍升“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而以他手下新成立的“國家安全局”取代“資料組”之後，他對調查局(及各情治機關)的控制，漸由工作領導而及於人事與經費的掌握控制…… 　　這是蔣經國掌控特務機關全盛期的開始，無論軍統、中統，所有大陸時期的舊特務機構的繼承單位，全部牢牢掌握在蔣經國手上了。 　　曾任美國中央情報局駐台灣辦事處主任的克萊恩(Ray S. Cline)，第一次見到蔣經國，克萊恩從下榻的“吳賓館”(台灣省主席吳國楨官邸)拾階而下，見到有一僕役打扮的矮小男子，十分溫和有禮地站在樓梯口，耐心等候克萊恩等人下樓，同赴宴會。等相互介紹，克萊恩才驚覺這位“僕役”竟然就是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 　　這位美國派駐在台灣的最高情報首腦，終於發現蔣經國不僅是特務部門的主其事者，更是蔣介石力圖積極建設台灣，託付以重任的主要執行者。在位於台北市長安東路18號的那幢日式木造寓所，蔣經國曾在客廳里放映一部來台初期拍攝的紀錄片，內容是他帶着工程人員踏勘尚未開通公路的山區，在海拔兩三千米的叢山峻岭之間，冒着性命危險，和一群退役軍人轉業的築路工程人員，披星戴月，翻山越嶺，逢山開路，遇水架橋。克萊恩逐漸從點點滴滴的印象中，積累起對這位國民黨政治新強人的崇敬之意。 　　早期，台灣無法自制治療糖尿病的胰島素，克萊恩透過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管道，定期送胰島素給蔣經國服用。 　　被曲解的白色恐怖 　　今天，當強人已化為頭寮靈寢冰冷棺槨里的朽骨時，島內許多異議人士，特別是一些台獨原教旨主義者，總是把蔣經國比喻作白色恐怖的魔頭。其實，真正研究島內白色恐怖歷史的人會明白，白色恐怖的主要“專政對象”，不是台獨分子，更不是島內百姓，而是中共地下黨，或者說是共諜。甚至國民黨黨內鬥爭的犧牲者，其人數都遠多於籍隸台灣的人士。換言之，大陸籍，尤其被懷疑是共產黨者，幾乎占了白色恐怖犧牲者的9成以上。 　　例如，曾經被蔣介石以“反共作家”名義召見的李世傑，在進入調查局多年、並擔任調查局第一處副處長後，被誣以“匪諜”，而坐穿牢籠20年。 　　與蔣經國稱兄道弟、主持過國民黨對大陸空中偵照情報搜集、當過“空軍總部情報署署長”的衣復恩，1966年7月間收到一紙傳票，要他到軍法處“談一談”，依約前往“一談”，衣復恩就莫名其妙地被關了3年。 　　從恐怖統治到民主之路 　　美式民主與俄式恐怖統治，原本是處在兩個對立面的矛盾事物，是冷戰時期兩個不共戴天的世仇，但是，這兩大仇家卻在台灣“相生相剋”的弔詭規律下，竟成為冰炭共存、共冶一爐的世界奇觀。 　　初來台灣，蔣經國基於清除島內共產黨地下勢力的考慮，全力實施特務恐怖統治。若干年後，民智漸開，蔣經國的左手維持特務政治結構，右手則開始落實美式民主。同樣一個蔣經國，竟然能把兩種敵對事物，巧妙統一起來。是以，在島內某些自由主義者的心目中，與其寧說蔣經國是一個威權時代的強人，不如說蔣經國是一個兼容並包“魔”與“神”的雙重人格型領導人。 　　在建設台灣的思維當中，蔣經國一直難以跳脫青少年時代形成的俄式計劃經濟邏輯。有人甚至不諱言，使台灣經濟進一步飛躍成長的“十大建設”工程，其實都有某種程度的蘇聯風格。此外，蔣的內心世界中有更多的“恐共”成份，這不自覺地成為他執政之路的特色。 　　鑑於1948年上海打虎失利的歷史教訓，蔣經國始終堅信物價穩定是社會安定、國家安全的基礎，所以他無法坐視百姓每天都要食用的黃豆等生活必需品的價格飛漲。曾經在“行政院院長”秘書室服務的葉昌桐將軍(1928-，福建福州人，海軍上將)，寫過一篇題為《李國鼎與蔣經國的爭執》文章。據他回憶，某日，他正送緊急公文到蔣經國辦公室，此時“財政部長”李國鼎前腳剛離開，只見蔣經國氣沖沖地把公文重重往桌上一丟，嘴裡絮絮叨叨自言自語：“‘財政部長’又不是只有你一個人才能幹的！”原來“院長”和李國鼎又為該不該補貼黃豆價格，大吵了一架。吵歸吵，最後蔣經國還是採納了李國鼎的意思，足證蔣經國還是有容人之量。 　　在台灣歷經兩次政黨輪替之後，回顧蔣經國走出來的民主道路，令人有無限感慨與不勝唏噓之感。蔣經國是如何進行民主化改革的？他在進行民主化改革進程中，遭遇過哪些挫敗？他如何辨識台獨與民主之間的分野？……諸如此類的問題，始終縈繞在島內民眾的腦海。 　　依照西方民主政治發展理論的講法，當一個傳統威權國家的總體經濟逐步脫離貧窮，達到小康社會的境界，菁英分子或者社會經濟地位在一定水平以上的公民，會產生一種希望參與公眾政治的自覺。於是，這個威權國家便開始面臨“資源與權力重新分配”的問題。 　　但是，弔詭的是，沒有一個政治學者能夠提得出一套更數據化的論證，比如說，究竟國民人均所得達到多少美元以上，才叫做“小康社會”？社會學家也許可以畫出一條貧窮線，告訴我們，凡低於這條線以下，或者人均所得低於多少美金以下，就可以稱之為“窮人”。可是，政治學者顯然很難畫出一條線，可以名之曰“民主線”，或者“獨裁線”。 　　是故，現代政府設計的社會福利制度，可以對“貧窮線”以下的人民施以法定救濟措施，然而，卻沒有一個傳統型政府有先知先覺的本事，可以預估何時是該讓政治更民主、更開放的時間點。睿智一點的政府，會逐步開放若干權力，逐步擴大人民的政治參與。但是，什麼時間點開放是最佳的選擇？開放的步伐應該走得多快？該先開放哪一個層級的權力？是地方與中央同時開放，還是先開放地方再開放中央？恐怕都沒有既定的答案。這些林林總總、大大小小的問題，都考驗着領導人的智能。 　　蔣介石於1950年7月2日宣布開始實施地方自治，並選擇最偏遠的台灣東部的花蓮縣，首先開放縣議員選舉。 　　蔣介石還率先提攜本土菁英，此一政策，較諸1970年代晚期的“催台青”本土化運動，早了至少20年。他開放大量的本地青年，透過文官考試的途徑，進入國民黨政府團隊。到1972年，蔣經國組閣當“行政院院長”，大量選拔台籍菁英進入內閣隊伍，走的亦復是他父親走過的菁英政治老路。 　　 1972年12月23日，蔣經國開始實施所謂“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換言之，被黨外異議人士詬病的長期不改選的“萬年國會 ”，即將注入台灣本地新血輪。(編者註：現在的台灣“立法院院長”王金平，當時還是台南的工商企業主，就是由此踏上政壇。)這也意味着，原本政治參與局限地方層級的議會，即將擴大到中央層級的議會。 　　發生於1977年底的“五項公職人員選舉”，在台灣北部的桃園縣(桃園亦是蔣介石陵寢)擦出了國民黨撤台以後，最嚴重的一場群眾暴動事件的火花。 　　這樁發生在桃園中壢的暴動，照異議人士日後撰寫的文章，指稱其起因是中壢國小的投開票所發現所謂“作票事件”而引發。失控的暴徒入夜之後燒毀了中壢警察分局，從白天到黑夜，不少軍車、警車被翻倒、砸毀，群眾阻擋了南北縱貫公路。軍警出動，嚴陣以待，但都奉命不得攜帶槍械武器。有不少徒手軍警遭攻擊而掛彩。 　　黨外人士指控國民黨作票，實系子虛烏有，因為，當天開票結果顯示，黨外候選人許信良是以22萬票，贏過國民黨候選人歐憲瑜的13萬票。那場無端引發的暴動騷亂事件，事後證明根本是群眾受到捕風捉影的謠言蠱惑，而闖下大禍。 　　台獨意識的魅影真正飄蕩在台灣上空，是發生於1978年12月10日的高雄事件(當年黨外及以後之民進黨人稱之為“美麗島事件”)。這場暴動事件，儘管暴徒拿着鐵棍、木棒等兇器，攻擊現場圍堵遊行場面的警察、憲兵，由於憲警得到上級指示“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暴徒幾乎沒人遭受憲警的主動反擊，反倒是現場維持秩序的憲警人員，大量受傷送醫。 　　“中壢事件”與“高雄事件”結束後，台灣恢復了短暫的平靜，但很快，群眾滋擾事件又在台灣各地，包括台北市，甚至桃園中正機場，不斷上演。各種街頭暴力事件開始層出不窮。蔣經國始終以懷柔策略待之。 　　當島內經濟成長逐年攀高，百姓生活水平亦同步成長的1970年代，人民爭取參政權，要求民主的呼聲，也逐漸充斥島內。令人憂慮的是，高喊民主的人群當中，有不少人的真正目的，是為了搞台灣獨立。 　　台獨問題的形成 　　如果翻開1950年代的歷史檔案審視，人們很容易就發現，被台獨人士嚴詞批判的“白色恐怖”，在這段期間被槍斃處決的，絕大多數均系外省籍，他們被指控是所謂“匪諜”。不過，白色恐怖卻被台獨人士擴大成專事對付台獨勢力的牢籠與兇器，蔣經國更被視為幕後最大黑手。 　　國際冷戰格局改變，台灣蔣氏政權的利用價值銳減，美國拉攏島內本土人士。左支右絀的蔣經國，竟連逮捕黨外人士陳菊，都遭美國當局以斷絕武器買賣威脅，蔣經國只好被迫下令放人，更遑論做出其它強勢壓制反對勢力之作為。 　　民進黨人士編寫的《綠色年代》一書，上冊第57頁，有一段頗有深意的敘述：“(1978年)10月下旬，美國駐台大使在希爾頓飯店約見陳菊，與當時到台北訪問的國務院中國科科長費浩偉(Harrey Feldman)見面，費浩偉告訴陳菊：‘你能夠獲得釋放，是以武器和國民黨換來的。’”原來當時費浩偉的辦公室桌上，擺了一份國民黨買武器的清單，陳菊被抓後，費浩偉就刻意擱置這項武器採購，國民黨了解後釋放陳菊，費浩偉才批准此公文。 　　到了1984年10月，突發旅美華裔作家江南(劉宜良)遇刺身亡，扯出台灣情報單位涉入此案之內幕，引起美國里根當局之嚴重不滿。此後，蔣經國對黨外異議人士的控管更形鬆手。兩年後，以黨外人士為核心班底的民進黨成立，儘管該黨相當程度上與台獨理念若即若離，蔣經國可能因為投鼠忌器，未加制止。 　　蔣經國心裡對美國暗助台獨運動的蠻橫作風，可能敢怒不敢言，但是，他在處理接班人問題上的疏於算計，恐怕更是台灣走向一條歧途的主因。 　　李登輝問題 　　關於李登輝的政治背景──曾經是台共成員、接近台分子的書面報告，在蔣經國當政的年代，可以從情報單位陰暗的檔案室里，搬出一大摞來。 　　多年以前，筆者訪晤前情報局督察室主任谷正文，谷老曾當面出示若干文件檔案，證明李登輝的身份背景。谷老在他著的《白色恐怖秘密檔案》第241-245頁寫道： 　　“李登輝加入中國共產黨，大約是民國35年前後。……民國43年，警務處逮捕潛逃至嘉義藏匿多時的葉城松，李登輝再度出現在他的供詞之中，他說：‘我參加共產黨，介紹人是李登輝，我進入組織後，接受楊廷椅領導’。……訊問時，牛坤樹坐在辦公桌後面，我坐在桌旁沙發上，李登輝則恭謹地端坐在門邊木椅上。這位農復會技正，長型臉孔，是一個典型戽斗。他剪了一款短而整齊的西裝頭，在應訊中，李登輝以很誠懇的態度坦承了參加中共在台地下活動的經過，他說：‘那是一個青年學生的錯誤，請你們給我機會悔改。’” 　　按在蔣經國最後歲月長年陪伴在側的幺兒蔣孝勇的說法，蔣經國晚年原本的布局，是希望孫運璇繼續再做6年“行政院長”，與蔣經國的6年“總統”任期同時屆滿時，蔣經國即交棒給孫運璇。 　　顯然，蔣經國提名李登輝為“副總統”，不過是備位人選，而非真正的接班人。但蔣經國似乎沒有考慮清楚，李登輝的台共身份只是“顯性”，真正麻煩的是隱藏在他腦子深處的日本皇民化思維，與台獨思想。 　　孫運璇的中風，打亂了蔣經國未來的人事安排，蔣經國的突然亡故，更打亂了國民黨的執政命運。按照國民黨當局奉行的《中華民國憲法》，“副總統”李登輝順理成章接任“總統”。1988年元月13日，蔣經國時代告終，李登輝時代揭開帷幕。 　　總結 　　傳記作者漆高儒認為，蔣經國“是一個勤勞的人”、“是一個親兵親民的人”、“他和百姓群眾很接近”、“他是一個認識時代的人”。 　　蔣經國惟其是一個勤勞簡樸的人，才可以締造台灣經濟奇蹟的成果；惟其是一個親兵親民的人，才有台人對他的感念與肯定；惟其和百姓群眾很接近，所以他的施政作為才能貼近民意；也惟其是一個認識時代的人，他對島內，先是民主開放，解除黨禁、報禁，繼之又解除戒嚴，開放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卸除兩岸近40年的人為藩籬。 　　漆先生可能遺漏掉了點評，蔣經國是一個反台獨、主張大一統的中國人。蔣先生為反台獨，作出的努力有目共睹。當然，蔣經國晚年最大的遺憾，也是他自己最大的創痛，就是得不到部分異議人士的諒解。令人遺憾的是，如果他能延壽若干年，相信兩岸關係可以走得更平順，而不致多跋涉了20 年的漫漫崎嶇路。 　　1987年12月25日上午，蔣經國參加在台北市中山堂舉行的“行憲四十周年紀念”典禮。 　　當天上午 9時，蔣經國坐着輪椅抵達會場，當他開始致詞時，坐在第14排中間的11個民進黨“國大代表”，突然站起來，同聲喊叫“全面改選”(全面改選“國會”)，蔣經國簡單致詞幾句後，因體力不勝負荷，請“國民大會”秘書長代為宣讀書面講詞，當何宜武念稿念到有關充實“中央民意機構”的內容時，那幾個民進黨“國代 ”又起身再次叫嚷“國會全面改選”，還拿出一面書寫着“全面改選”的白布條。 　　據蔣孝勇事後追述，“行憲四十周年紀念”典禮過後，蔣經國顯得抑鬱寡歡，整天不講話，顯然心理受到很大挫折感。1988年1月10日，蔣孝勇陪侍床前，蔣經國忽然開口說話：“我一輩子為他們如此付出，等到我油盡燈枯時，還要給我這種羞辱，真是於心何忍？” 　　3天后，經國先生吐血而卒。 陶涵的《蔣經國傳》早已在大陸出版 　　一個現代的政治踐行者 　　——專訪《蔣經國傳》作者陶涵教授 　　應該說，蔣經國是一個務實、心懷寬廣的政治家，他對公眾福祉的關心是真誠的 　　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蔣氏家族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關於這個家族的書籍也汗牛充棟。在眾多描寫蔣經國傳記的書籍中，最為知名的當屬江南(劉宜良)先生和陶涵教授的著作。 　　根據目前得到的史料，人們普遍認為江南是因為發表了《蔣經國傳》而在美國被台灣派去的特務暗殺。但平心而論，該書的學術價值並不很高，外界對於江南被暗殺的關注也遠遠超過他的著作。 　　陶涵(Jay Taylor)教授系美國資深外交官，上世紀60年代曾在台北為美國提供政治分析和報告，中美建交後，他曾任職美國駐華大使館，此後任美國國務院情報處副處長，是美國資深中國問題專家，現為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員。 　　為完成《蔣經國傳》，陶涵訪問了馬英九、錢復、李煥、王升等160餘名和蔣經國有直接關係的人，並多次專程前往台灣和大陸，到過台北、北京、南京、寧波、奉化、贛州等地，遍訪蔣經國遺蹟和經歷。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陶涵在寫作《蔣經國傳》時，引用了大量莫斯科和美國檔案局尚未公開的材料，還充分運用“資訊自由法案”，要求美國中情局、國防部等提供涉及蔣經國而未解密的文件。 　　因為該書，陶涵被認為是對蔣經國研究最為透徹的學人之一。在台灣紀念蔣經國百年冥誕時，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專門接見陶涵，一起研討蔣經國歷史價值。 　　此外，作為一名外國學者，陶涵對蔣經國的評價也被認為中立而客觀。為此，《南方人物周刊》專訪了這位蔣氏研究者。 　　人物周刊：您是《蔣經國傳》和《蔣介石傳》作者，也在台北和北京都做過外交官，為什麼會花如此多時間去研究兩蔣歷史？ 　　陶涵：20世紀的中國處在一個令人激動的夢幻年代。兩蔣父子為重新評價中國20世紀風雲變幻的歷史提供了重要史料。我們很難想象，在這個世紀的頭10 年，中國還是一個落後的帝國，女人們在裹小腳，男人們還拖着長辮子，外國勢力可以肆無忌憚地侵犯這個古老文明國度的一切權利。 　　在一系列的革命、對內和對外戰爭之後，中國變成了強大而繁榮的國度。儘管現在台灣和大陸仍處分裂當中，但“一個中國”已經成為政策基石，當然兩岸還是需要靈活、耐心、民主的方式來談判。吸引我的是這段波詭雲譎的歷史。 　　人物周刊：您在台北曾擔任過美國外交官，和蔣經國先生有過多次互動，我想知道他當時給您的印象是什麼？在您看來，他和他著名的父親之間有什麼不同？ 　　陶涵：在1960年代，我和很多在台的美國外交官對他印象並不好，他是管“國家安全”的“影子人物”，而且他還要為國民政府來台後的白色恐怖負責。應該說兩蔣都是堅定的愛國者和中國現代化的實踐者，蔣介石是一腳留在歷史、一腳踏進現代的政治人物，更強調的是秩序和控制。 　　評點蔣經國，我們必須要看到他的時代裡，台灣發生了多麼巨大的變化：長期穩定和平的社會、國民健康顯著提升、教育水平飛速發展、工業社會形成、經濟高速增長、金融實力為世界矚目，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均富理念得以體現。 　　人物周刊：蔣經國先生在大陸還是一個耐人尋味的話題，在您看來他的價值是？ 　　陶涵：蔣經國先生逐步意識到，民主價值是台灣與大陸健康發展的核心，這也是未來兩岸達成共識，以及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實現和平共存的基石。 　　蔣經國意識到，在台灣實行民主化進程有很大阻力，他花了20年時間讓這個體制逐步改善，而在他的晚年，民主進程迅速被他加快。 　　1969年他批准選舉中實行演講制度，候選人被允許通過演講申明自己的政策。對於台灣和大陸這樣文化複雜的地方，開放民主要包括演講自由。事實上，不論在政策上，還是在長期實施過程中，這都被證明卓有成效。 　　人物周刊：蔣經國身上有很強的蘇聯元素，您如何看待他早年留蘇經歷對他政治生涯的影響？ 　　陶涵：終其一生，蔣經國先生主張人人平等。他的親民態度，得益於在蘇聯12年的經歷，而他這種觀念形成是自發的，並不是什麼力量強加於他。在蘇聯的時候，他深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但並沒有被斯大林主義洗腦。 　　他一直對蘇聯保有正面評價，直到1939年《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他的態度才發生改變。 　　人物周刊：今天大陸很多學者都在研究蔣經國為何會在晚年選擇解嚴政策，您認為是哪些因素造成了他的這個選擇？ 　　陶涵：應該說是若干因素，驅使他最後作出了加速變革和自由化的決定。首先是他年歲已高，而且健康惡化。這加深了他對國民黨內保守派的恐懼，他很擔心一旦他去世，黨內的保守派會反攻倒算，這其中就包括了蔣宋美齡女士。他很害怕自己的改革會被停止，甚至開歷史倒車。 　　我們還必須考慮到美國的因素，華盛頓已經中斷了與台灣在外交和軍事(除軍售外)的聯繫。(註：根據中美協議，美國與台灣斷交，而且撤軍。)蔣經國認為，台灣如果實現民主，美國國會與公眾輿論就會更加反對大陸對台灣動武，這也會讓台獨勢力不會煽動改變現狀鬧獨立。 　　最後的原因，則可說是在1980年代涌動着民主的時代精神，特別是菲律賓與南韓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更彰顯這一趨勢。 　　他的最後兩年，蘇聯“公開化”浪潮興起，更堅定了其在台灣推行民主的信心，他在1988年1月去世前就已經開始做了。 　　人物周刊：前不久您在台灣與馬英九先生有一個會談，我很想知道，從蔣介石到馬英九，台灣歷經了4任領導人，您對他們分別是如何評價的？ 　　陶涵：蔣介石從不認為他會憑藉武力就能收復大陸，雖然大陸在1960年代爆發的文化大革命給過他一些希望。他在台灣建立了一個威權社會，同時又試圖把傳統的儒家倫理引入其中。1967年時，他說上天讓他失去了大陸，而相對和平穩定的環境給了他在台灣建立一個模範社會的機會，這是他之前多年的夢想，卻沒能在大陸實現。 　　蔣經國進一步鞏固了台灣經濟基礎，實現經濟轉型與騰飛。他的措施是建設大型基礎設施與加大教育投入，鼓勵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以及放鬆威權體制。他的最大挑戰，是1979年美國對台政策的偏移。與此同時，他還開放了對大陸的貿易封鎖，並允許人員交流。 　　李登輝則代表了台灣本土化，他做到了，但又開啟了台獨的大門。 　　陳水扁，一位公然支持獨立的台灣領導人，他的政黨在2008年遭受重挫，原因就是他和他的家人大規模貪腐。(受訪者註：事實上，作為前“總統”他能夠被揭發，他的妻子被調查，反映出了司法獨立在台灣已取得成功。)16年來，儘管台灣的領導人有獨立傾向，但台灣與中國內地的經濟聯繫卻更加緊密。 　　馬英九的目標則是，與大陸關係正常化，尋求共同對話空間，同時無限期推遲海峽兩岸的政治聯繫。他希望北京能減少對台灣的武力威脅，同時，他還要鞏固台灣的國際地位。 　　人物周刊：從美國視角看中國近現代歷史，如何評價一個威權領導人實施民主？ 　　陶涵：這取決於其文化理念和政治價值觀，還包括自身與國際的政治環境。 　　社會變革帶來的成本，包括失去控制，這直接威脅到當權集團，他們要去考慮如何面對失去權力的可能性。對於台灣當權派尤為艱難，他們是少數派(外省人)。 　　人物周刊：在您的書中，參考了大量的美國和蘇聯的獨家史料，在這個過程中，您覺得外人對蔣經國有誤解嗎？是什麼？ 　　陶涵：應該說，蔣經國是一個務實、心懷寬廣的政治家，他對公眾福祉的關心是真誠的。來台初期的蔣經國，長期被島內外觀察家視為其父親政策的執行者。到了1980年代，他逐漸放鬆島內控制，被評價為一個正直的現代政治踐行者和改革家。 　　人物周刊：在大陸，人們對於蔣經國的印象還相當模糊，該如何理解一個真實全面的蔣經國？ 　　陶涵：在政治層面，蔣經國是溫和務實的人。他推崇開放、健康的社會，尊重不同政見。他知道在台灣施行自由民主，將會對外省人的統治地位以及“一個中國”原則構成威脅。 　　但到了1985年，他認為應該冒風險變革，這是台灣發展的最好選擇，而不是儘可能維持國民黨在島內的一黨專政。2008年台灣大選中的馬英九勝選，驗證了他的判斷。 　　人物周刊：您如何評判蔣經國的一生？ 　　陶涵：蔣經國應該堅決反對他的父親實施白色恐怖。他也應該更早地在台灣推進民主化，這也許會遭到軍隊的反對。 　　蔣經國的功績是使得台灣的經濟騰飛，以及在教育、衛生、城市化、科技進步、國民收入提高和消除貧富差距等方面，取得明顯的進步。 　蔣經國和父親蔣介石在重慶的合影，這時他剛好回中國沒多久，正準備在政治上施展長材。圖/秦風 　　台灣強人政治，在政治強人蔣經國手中終結，這是出自歷史的必然，或是偶然，恐怕連蔣經國都難以回答 　　台灣政治強人蔣經國辭世已經21年，在這21年間有關他歷史定位的討論，隨政局起伏變化，有截然不同的評價。 　　“今天不做，明天后悔” 　　比如他晚年啟動的“催台青”政策(大力提拔年輕人特別是本省人士)。與外界認為蔣是“乾綱獨斷”決策者的形象反差甚大的是，蔣雖是位高權重的決策者，但對政務推動仍有力不從心之苦。若非親閱蔣的日記，令人很難置信蔣內心痛苦已到無可宣泄的地步。 　　具體事證如1972年，時逢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台灣退出聯合國、蔣介石臥病在床，各種問題紛沓而來，在此期間，蔣經國的眼睛與腿疾因受糖尿病影響，已越來越嚴重。蔣強忍身心痛楚，積極處理迫在眉睫的危機，結果發現國民黨官僚群仍未意識到問題嚴重性，令蔣不勝感慨。蔣不得不啟用年輕官僚，配合本土化政策來改造國民黨，如晉用毫無行政閱歷的李登輝、宋楚瑜、馬英九等人，均是此時期的產物。結果誰都沒有料到李登輝、宋楚瑜、馬英九等人至今仍活躍於台灣政壇，間接延續國民黨的香火。 　　從這則事例不難看出，蔣自知健康狀況出現問題，他看問題與處理政務都在和時間賽跑，蔣曾說“今天不做，明天后悔”，就是這種心境的反射。蔣經國經常下鄉探訪民情，回台北後必然會告訴侍從人員“腿疾日趨嚴重，腳像針刺一樣”，侍從人員婉勸他減少下鄉行程，蔣則說：“算了，待在辦公室還是一樣痛，以後不要再講了！”從故事中不難發現，蔣是位意志堅定的決策者，也就是靠這股意志，蔣不顧元老、將領、官僚的反對，決心終結強人政治。還政於民。 　　許多人認為蔣經國是政治強人，但很少人能回答下列兩則問題：台灣強人政治為何會終結在政治強人蔣經國手中？為何在蔣主政時代台灣政壇不曾出現“夫人政治”、“侍從政治”、“太子政治”、“黑金政治”、“貪腐政治”？許多學術著作都曾對此問題有所探討，但提出答案總難以令人信服。有幾個事例，或許可供外界參考。 　　如蔣經國開放兩岸政策，許多人認為是因“老兵返鄉”問題而起。然而從許多資料顯示，李光耀絕對是關鍵人物。如李光耀某次訪問中國大陸，後來台拜訪蔣經國，攜帶幾株槭樹樹苗，蔣經國指示部屬將樹苗栽植於官邸、陵寢內，蔣經國的細微動作，引起相關人士的注意，因為該樹苗顯然是來自大陸，蔣指示栽植的用意，表明兩岸關係解凍已指日可待。果不其然，蔣指令馬英九負責處理老兵返鄉政策，為兩岸關係未來發展預留伏筆。 　　再者如處理政務，蔣相當尊重部屬權責，有一次海軍總司令劉和謙簽報軍系人事晉升案，遭參謀總長郝柏村批駁。劉向蔣申訴，蔣找郝柏村當場下達指示，“人事晉升既是總司令權責，你應當尊重總司令權責，不能一個都不批吧！”郝回參謀本部旋即召見劉和謙，與劉溝通簽報人事。爾後郝、劉因政見之爭互不來往，但對蔣經國處理軍系事務的態度，頗表讚佩。 　　至於處理民生問題，為物價上漲蔣經國一度要求俞國華下台，令俞嚇出一身冷汗。蔣當政時代相當重視物價問題，每天必看柴米油鹽糖及麵粉的物價，這些都是與民生相關的民生物資。有一年因石油上漲，俞國華將石油價格向上調兩元，蔣經國看到電視報道立即約見俞國華，指示俞僅能微調一元。雙方為此事發生爭執，俞以政府保本為由，力主不能調回。蔣則說：“一個失去民心的政府還保什麼本！如果你不執行這項政策，回去好了！因為這不是錢的問題，而是人民對政府的信任。” 　　以蔣俞交情，為一二元而爭，爭的是民心，而非錢財，這在政壇的確是少見的現象，若非俞國華親口說出內情，外界實難理解蔣經國的堅持。 　　對於處理最為敏感的“政治問題”，當年台大學生李文忠、劉一德兩名政治異議分子，為向“二二八事件”元兇彭孟緝抗議，於夜暗中在彭家外牆刷紅漆、題字，經情治單位追查，發現是李、劉兩位學生所為，案子送呈蔣經國，蔣僅問一句：“這兩名學生幾歲？”承辦人員具實以報，蔣雙手一攤說：“算了！”此事即從司法單位轉交學校處理。 　　蓋棺論定，為時尚早 　　上述列舉事例，多半發生於蔣經國執政晚期，有人說：“蔣經國愈老愈開明。”這句話僅是皮相之論。在蔣經國執政之初，對軍系與情治系統官員就很開明，蔣認為軍系與情治系統為封閉性團體，統馭起來不宜有“一言堂”現象，否則必會危及政權穩定。所以蔣在選任將領或情治首長前，相當注重他們的家庭生活，尤其是“官夫人”對外活動。蔣常去部屬家中做客，只要看居家擺設及夫人舉止，蔣就明白此人能否重用。 　　如台灣情治首長周中峰、葉翔之等人，均是蔣寵信愛將，有一次蔣出其不意地到周、葉家中做客，發現居家擺設改變，門前車水馬龍，蔣二話不說，旋即將周、葉二人調職，以肅官箴。以周中峰待人謙謹、葉翔之霸氣縱橫，都遭罷官之運，說明蔣經國統馭術有其獨到之處。 　　再者如王升，一生追隨蔣經國，對蔣他言聽計從，只因發言不慎，調職後毫不避諱結交賓客，為剪除王的羽翼，蔣不惜採取釜底抽薪的方式，將王遠謫巴拉圭。事後王雖多次上報要求返台牙頤養天年，蔣不為所動地訓令王不得擅離職守，以免他回台引起政壇騷動。從蔣處置軍情系統首長過程分析，他的個性有其陰狠一面，絕不因舊情私誼而影響政務運作。 　　蔣經國對黨務整頓最為無奈。由於黨務系統元老長年追隨蔣介石，論排班資歷，均較蔣資深，兼以元老們又與蔣宋美齡交誼不錯，喜透過夫人影響政治，搞得蔣經國不勝其擾。如時任秘書長張寶樹自詡擁蔣有功，有意進軍“立法院”擔任“院長”。但蔣不念張寶樹的擁戴之功，將張調任空有虛位的“資政”之職，逼張在“立委”、“資政”間作抉擇。待張辭“立委”，蔣則發布張出任“資政”，改由親信蔣彥士調任秘書長，以此整頓黨務系統。或許是黨務系統樹大根深，蔣多次整頓均未竟其功，成為其腹心之疾，問題延續至馬英九主政時代仍未改善。顯示整頓黨務系統之難，連強人蔣經國都無法解決，遑論馬英九。 　　至於政務系統方面，蔣經國慣用霸氣縱橫的技術官僚擔當大任。當年李國鼎以一句“政府施政應圖利人民”，打動蔣經國。終蔣任內，他雖不喜歡李國鼎，但仍充分授權，使李國鼎得以推動台灣科學園區，及產業加工園區，為爾後台灣經濟發展開創20多年黃金歲月。 　　其實李、蔣之間的關係相當緊張，蔣約見李談經濟議題，蔣聽多講少；而李則堅持己見，為解決彼此的摩擦，李所上呈計劃，蔣會轉交俞國華等人參核，若俞等人認為計劃可行，就交由李國鼎執行。是以李國鼎在其回憶錄指出，他雖對蔣發展經濟構想並不以為然，但蔣能容忍他長達30年，他則充滿感激之情。以蔣李關係說明，蔣的用人絕非是“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就因為一句“政府施政應圖利人民”，K.T。李的英名流傳於外。此番“君臣”際遇，目前在台北政壇已成絕響，令人頗有不勝唏噓之感。 　　台灣強人政治，在政治強人蔣經國手中終結，這是出自歷史的必然，或是偶然，恐怕連蔣經國都難以回答。然而蔣終結強人政治，卻為台灣帶來長達20多年的政治亂象，或許是蔣生前都無法預料的憾事，責任應由誰負？政客、人民或是蔣經國？ 　　回首前塵，蔣經國若仍在世，他怎麼看目前台灣的政治亂象？蔣一定會說，清廉、勤政至多是官員基本素質，官員必須擁有與時間賽跑的智能，因為老病侵尋的蔣經國為改造台灣，每天都與時間競賽直到油盡燈枯，憑藉意志勇度關山，與年輕時代酒色財氣均沾的蔣經國相比，幾乎是判若兩人。若要蓋棺論定，為時尚早，除非史實公布，真實的蔣經國方能由史家做公允評斷。 　2009年4月13日，在蔣經國百年冥誕的紀念會上，馬英九、李登輝、宋楚瑜悉數出席，李宋兩人更是10年來首次同台 　　“你等會” 　　1984年2月15日，台北中山樓。國民黨二中全會正在召開，蔣經國的辦公室離會場不遠，從舞台左邊的小樓梯走上去就可以看到，辦公室備有床鋪，多數時間，蔣經國躺在那裡休息。中常委們都在觀望，究竟是誰從那個小樓梯走上去，誰又走下來，每個人都期待被蔣經國找去，這意味着有機會升遷。其時，蔣經國正為他就任第七任“總統”尋找一位副手，時任台灣省政府主席的李登輝獲得了上樓梯的機會。 　　很多年後，李登輝回憶說，“後來我有機會當上‘總統’，做一些事情，最重要的瞬間，就是二中全會獲得‘副總統’的提名。”從那時起，李登輝在“蔣經國學校”開始了漫長的“潛伏”，他即將全面參與台灣的民主化與本土化之路，並在其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 　　在李被“欽定”後，台北政壇開始流傳一個段子：在那次會議上，蔣經國進洗手間時，黨中央秘書長蔣彥士追至走廊詢問蔣經國屬意人選，蔣經國說“你等會”，結果這句浙江口音濃重的“你等會”，被蔣彥士誤聽為“李登輝”，並且利用這個空檔轉告給了諸位中常委，於是李登輝順利被舉手通過。笑話歸笑話，卻也能夠反映出當時國民黨精英心目中李登輝的分量與形象。 　　李登輝1923年出生於台灣淡水，1940年代，作為受到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的熱血青年，曾兩進兩出共產黨，1950年，在島內大環境的壓力下，他主動辦理了自新手續，從此長期受到政治監控。1971年，受本省及外省友人的強力保薦，加入國民黨。此前，李曾遭警總約談17小時，詢問持續一周，“足證蔣經國曾經企圖澄清一些疑慮”。1972年，蔣經國任“行政院長”，李登輝以政務委員入閣，時年49歲。在此後的十幾年中，李登輝雖歷任台北市長及“台灣省主席”，但一般人對他的印象，仍不過是個受益於“吹台青”政策(1970年代以後，在本土化運動的壓力下，蔣經國拔擢體制內的台灣籍青年才俊)的農經專家。 　　李登輝自己則早有預感，1983年7月，他在國民黨中常會提出工作報告《省政府向下紮根的做法》，就獲得蔣經國很高的評價。李登輝後來回憶說，“後來他為什麼放心讓我去當‘副總統’，我的想法是，第一，他沒有想到自己會這麼早過世；第二項，就我看來，蔣經國多少受到他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他選擇我，可能是認為我和他具有同樣的思想，是真正可以做事情的人……而且當時要求本土化的氣勢很強，他只能加強台灣的本土化，這樣國民黨才能生存。” 　　“寧信白種人的謊言” 　　同樣是1984年，宋楚瑜結束了他“行政院新聞局局長”(兼“政府發言人”)的5年任期，開始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在這一年出任中央黨部副秘書長的還有馬英九，這位34歲的年輕人，三年前獲得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後回到台灣，經人介紹，擔任蔣經國的英文秘書，成為“蔣經國學校”中最年輕的一員。彼時馬英九還是一個胖子，有時候，他在完成翻譯工作起身後竟把椅子也“帶”了起來，不免惹人發笑。要再過十多年，台灣進入真正的電視民主時代，瘦身成功的馬英九才可以在全島颳起持續不斷的“馬旋風”。 　　在蔣經國身邊的日子裡，馬英九始終是一個“沒有聲音的人”，扮演的是技術性官僚的中性角色，雖不顯山露水，卻也避免了捲入不必要的政治鬥爭。和馬英九不同，作為湘潭同鄉的宋楚瑜個性鮮明、喜怒形於色，常常不按理出牌，這一點在選舉時代會看得更加真切。不過在1978年12月，美國正式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建交、與台灣“斷交”前夜，正是宋直奔士林官邸，喚醒已經入睡的蔣經國，告知他美國駐台代表希望次日會見。蔣經國事後大讚其應變能力，一個月後，任命他為“新聞局局長”。 　　作為台灣歷史上最年輕的“新聞局長”，宋楚瑜顯然是盡職盡責的。1979年年底，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次年1月25日，英文流利的宋局長在台北向新聞界公開抨擊美國《新聞周刊》對事件的報道，稱其報道為 Yellow Journalism(黃色新聞，意指其報道風格小報化與譁眾取寵)，“寧信白種人的謊言而不信黃種人的真話；白種人的優越感使其認定黃種人無訴諸司法能力，而先行代為審判”。有意思的是，26年以後，宋楚瑜“搭橋之旅”訪問大陸，在清華大學演講時，他兩次舉起手中最新出版的《新聞周刊》(當期封面為“中國的世紀”)，深情地說：“世界有多大，中國的機會就有多大。” 　　在就任“副總統”前，李登輝曾與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李潔明同游。李潔明後來說，這是因為蔣經國希望日本背景濃厚的李登輝也能“熟悉美國觀點”，通過私下接觸，他評價李登輝“是聰明的政治人物”，對民心頗有了解，公開場合謹守國民黨路線，私底下卻很有主見。 　　李登輝後來說，當時雖然身居國民政府高位，但也經常看黨外雜誌，“這些雜誌很有趣，我可以讓秘書幫我去買，就說我要檢查就好了。”只是，在涉及到政論雜誌的言論問題如何處理時，他仍對蔣經國提出個人看法報告：“希望以刑法為主。” 　　“那時候《動員勘亂時期國家安全法》還沒公布，我的主張是依法處理，不要用行政命令取締，我建議以刑法處理，其實就是建議用《出版法》處理，有明確犯罪事實時，依明文規定以有期徒刑方式處理。”他為自己辯解。 　　1985年3月28日，《中央日報》以本報記者名義刊載李登輝訪問(巴拉圭)歸來一文，主標題“李‘副總統’遠行歸來”，副標題“工作繁忙了無倦容”，文章特別讚譽李登輝“深獲‘蔣總統’倚重”、“深入基層，了解民情”。李登輝說，他當時就覺得報道“殊有不同”，“一看就知是有意寫成。蔣經國只要跟文工會說：寫點東西。他們就會刊出一大堆這樣的文章。” 　　當時擔任國民黨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的正是宋楚瑜，文工會也是戒嚴時代國民黨管制媒體的重要機構，李宋有時需要溝通，以確定如何把握輿論導向。以4月9日為例，李登輝在日記中記載：“下午三時報告‘總統’：‘十信案’後，民眾士氣低落，如何回復？文宣工作如何處理，與宋主任談論事，請示‘總統’裁示。” 　　討論的結果是，“加強文宣”。 　　“情同父子” 　　在“蔣經國學校”，“校長”通常不會把話講得很具體，“他的話都要讓人去猜，最多他只是告訴我，‘我身體不好，有些事請你多幫忙。’”如是，李登輝不僅學習了如何面對民間問題，更修煉了官場的手腕——這一點，未來宋楚瑜會有切身感受。 　　1986年2月7日，農曆前一天，蔣經國特別指示：新年度，與黨外人士之間，設立管道溝通，指示李登輝多參與。“他可能會想：黨外的力量愈大愈好吧？如果是我，也會抱持這種想法。畢竟黨外的力量一旦壯大，國民黨內的人就不好過日子，這樣一來他們就必須改革，否則他們是不可能有所改變。領導者都是用這種方式在思考事情，不是說單單只考慮國民黨要如何發展。”李登輝說。 　　這一年，《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女士訪問台灣，蔣經國認為郵報旗下的《新聞周刊》對台灣不友善而不願見她，宋楚瑜勸他：“你把一些重要的政策向她說明，也許會有好的效果。”9天后，蔣經國接受葛蘭姆獨家專訪，表示台灣即將解除戒嚴、開放組黨，坐在兩人中間擔任翻譯的馬英九回憶說：“當我把經國先生對訪客所說的‘我們即將研究終止緊急命令(解除戒嚴)’”、“開放政治團體合法化(開放組黨)”等關鍵詞彙，逐字、逐句，精準地翻譯傳遞給訪客知悉後，當時強烈地感受到，身體猶如有電流通過任督二脈一般，通體舒暢，有一股參與歷史的強烈使命感，令人振奮不已！”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去世，李登輝任“代總統”，在之後的13天裡，他每天上班前，都會到蔣經國靈前祭拜，以顯示自己不會改變其路線，直到第14天。 　　1月27日上午，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討論李登輝入選代理國民黨主席一事，宋美齡不希望看到本省勢力坐大，故反對李登輝以“總統”身份兼任黨主席，會議陷入僵局。此時，宋楚瑜越次發言，站起來質問中常委，要他們拿出黨心和公心來，以起立鼓掌的方式通過李登輝當選的提案。 　　這“臨門一腳”成為扭轉歷史的關鍵，也成為此後五六年李宋“情同父子”蜜月期的開始。次年5月，李登輝投桃報李，宋楚瑜被推選為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更近權力中樞。 　　“被李登輝騙了” 　　李登輝執政之初，為免引發黨內反彈，尚謹言慎行，但從1990年起，開始以漸進變革的方式瓦解國民黨內的各派力量，並最終大權在握。 　　為了拔除掌握軍權的郝柏村的力量，李登輝在1990年6月出人意料地任命郝柏村為“行政院長”，依法郝柏村必須辭去軍職。李藉助郝柏村的強勢作為，動員軍警力量掃蕩犯罪，贏得了民眾對“治安內閣”的支持。可是在階段性任務完成後，李登輝於1993年以“修憲”完成為理由，要求“內閣”總辭，郝柏村被迫辭職，由李所提名的連戰出任“行政院長”。 　　1992年12月，“立法委員”全面改選，改選後的“立法院”，本省人的比例已達八成以上。此時，李登輝想要換掉郝柏村的意圖極為明顯，台北街頭出現以外省老兵為主的示威遊行，高喊“擁護郝柏村、打倒李登輝”，這個現象進一步凸顯了外省人、本省人的勢力消長——在此之前，只有民進黨等本省人勢力才會採取街頭活動。1994年4月30日，李登輝更發表了與司馬遼太郎的對談《場所的悲哀》，提到了國民黨是外來政權及身為台灣人的悲哀，令不少國民黨人直呼“被李登輝騙了”。 　　但李登輝推動的三次修憲，也進一步終結了威權體制，推動了台灣民主進程。1991年5月1日零時起，台灣終止“動員勘亂時期”，1994年12月3日，台灣省省長與台北高雄兩市市長選舉舉行，地方自治得以落實。 1996年3月23日，台灣舉行首次“總統”直選，李登輝以54%的得票率當選為台灣歷史上首位民選“總統”。 　　政治就是硬球，不知道到底是你玩它還是它玩你。1994年以拿下六成票數當選首任民選省長的宋楚瑜，就被玩了——他的民意支持度一度超過了“總統”李登輝，但在他省長任期剛剛過半時，李登輝喊出“凍省”，宋李關係由此急轉直下。 　　1999年，宋楚瑜自行宣布參加2000年“總統”大選，李登輝為保國民黨候選人連戰，將宋楚瑜開除出黨。同年12月，李拋出“興票案”，指責宋楚瑜之子的“中興票券”賬戶中有來歷不明的1.4億元新台幣。宋楚瑜長期樹立的清廉形象毀於一旦，原本領先的民意支持率一路狂跌，最終以3個百分點之差輸給陳水扁，苦澀地“成就”了台灣歷史上首次政黨輪替，李宋至此徹底反目，再無往來。 　　學界的一種觀點認為，台灣1960年代以來的民主化運動，其動力並非自由主義，而是族群主義，黨外人士經常高呼“台灣人出頭天”的口號就是一個佐證。如果承認這個前提，那麼李登輝在掌權後的一系列舉動便不難理解：因為倉促接位時缺乏權力根基，為了對抗國民黨內的既有勢力，故必須通過民粹的方式，吸納民進黨“族群動員”的資源，同時，為了鬥垮國民黨的非主流派 (1993年分離出去，成立新黨)，必須拉攏財力雄厚的企業集團和地方派系，於是也造成了黑金政治的蔓延。 　　1993年，馬英九任連戰內閣下的“法務部長”，嚴辦地方上的黑金勢力，由於辦案力度過猛，成為黨內箭靶，“總統”李登輝乾脆直言，馬“差點把國民黨搞垮”。在強大壓力下，1996年，馬英九轉任閒職。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1988年以來的台灣，由於報禁的解除，很快步入媒體政治時代，官員的形象以及對民意的回應，迅速成為其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郝柏村的前任李煥在擔任“ 行政院長”期間，有一次在主持“國建會”並向海外學人介紹政府首長時，刻意透露，“英俊瀟灑的馬主委(時任研考會主委)，最近受到許多女性的‘打擾 ’……”此話並非“新聞”，但藉由“行政院長”口中說出，倒確實反映出台灣社會的某種變化。 　　事實上，從政這些年，馬英九一直是媒體寵兒。資深媒體人王銘義說，記者打電話找小馬哥，不管是馬秘書、馬副主委、馬發言人，或者馬“部長”，他都會親自接聽，電話留言也儘可能回電——此外，記者們還贈他一綽號“馬更正”，蓋因他經常來函報社要求更正相關報道。 　　有人說，過去20年的台灣政治史，某種程度上也是台灣政治人物的“變臉史”，馬英九“一路走來，始終如一”，保持了其清新廉潔的形象，殊為不易。 　　1997年，白曉燕命案後，政府形象跌入谷底，除了對治安表示擔憂，民眾對政府處置口蹄疫事件也極為不滿，遊行中一幅標語這樣寫道： 　　豬死了，沒有人下台 　　人死了，沒有豬下台 　　馬英九時任“行政院政務委員”，他拒絕“行政院長”連戰的一再請求，堅決請辭，“治安敗壞，政府難辭其咎，這不是某一個人有責任，我個人感到愧對國人，我要認清自己有共犯的責任。” 　　對於他的辭官，有人質疑他“以退為進”、“維護自我的政治潔癖”，而他激動地回應：“我不能再蒙着眼睛，繼續混下去了！現在當政務官，走在街上都有一種被羞辱的感覺！” 　　一年後的1998年，馬英九在最後一刻宣布參選台北市長，並由李登輝出馬，以“新台灣人”的稱呼為他“刷新”外省人之身份，成功擊敗希望續任的陳水扁，台灣政壇開始響起清晰的“馬”蹄聲。 　　10年後的2008年3月22日，馬英九當選第十二任“總統”，台灣完成第二次政黨輪替，按照亨廷頓“雙翻轉”(two turn-over)理論，民主化的國家或地區若經歷兩次 　南方朔 台灣知名政論家 　　到今年1月13日，他已逝世滿21周年了。猶憶蔣經國活着時的最後歲月，那時台灣民主運動勃興，他這個當權者自然成了廉價的最大箭靶。也被說得一文不值！他的政治是威權政治，他是壓制民主和白色恐怖的元兇，他是外來政權的代表，他的治理靠的是特務統治。但所有這些不堪的負面評價，而今又何在？ 　　在他逝世的21年裡，台灣領導人已三度更替，但無論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有哪一個可堪與蔣經國想比擬的？於是，蔣經國自己無言，但歷史及後來的人有言，在所有的民意調查里，蔣經國都是遙遙領先他人的最優領導人。這不是台灣人對威權時代有鄉愁，而是在經過20多年的歷史淘洗，人們終於驚悟到蔣經國當然不完美，但卻是相對最好的領導人。 　　在他最後的20年裡，蔣經國身體力行，把親切、平凡、不做作、以民為本的樸素政治風格完全體現。他和蔣介石完全不同，老蔣多少都還有一些宮廷封建的身段，而左翼出身的他，卻完全不同。他沒有幾套西裝，住家極其樸素，他經常下鄉，可以隨便在小攤飲食。今天台灣的政商圈都講究排場，他完全沒有這一套，更別說什麼打小白球，家人有喜事就像王子公主一樣搞奢華了。平民化的這種特性，乃是異數，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等沒有一個人學得會，因而那是人格的一部分，它是自然流露，不可能為仿效。 　　李敖 台灣著名作家、政論家 　　今年4月1日(編者註：李敖此文寫於1990年8月1號，節選自《李敖新文集》第一卷，時代文藝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馬英九在所謂“蔣經國先生的思想行誼與事功學術討論會”上發表了一篇所謂“學術論文”，標題是《蔣經國先生與復興基地建設》，裡面說了許多與“學術”無關的肉麻話外，還寫了許多根本不實的馬屁“論文”。 　　例如馬英九奉承蔣經國，說蔣促進“文化建設的推動”。其實三四十年來，扼殺開明進步人士“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憲法第十一條)的，不是別人，正是蔣經國。 　　例如馬英九奉承蔣經國，說蔣“晚年”推動“重大政治改革，如解除戒嚴、開放組黨、開放大陸探親等措施，更為台灣地區的政治發展，奠定了歷史性的里程碑 ”。其實蔣經國在“青年”、“壯年”、“中年”的幾十年時間裡干的是什麼？豈不正是在大力厲行戒嚴四十年嗎？豈不正是在鉗制組黨——扼殺“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主”(憲法第十四條)嗎？豈不正是在禁止大陸探親——扼殺“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憲法第十條)嗎？ 　　諸如此類扼殺憲法上人民權利義務的，始作俑者，固是蔣經國的老子，但是真正執行人，卻是蔣經國自己。蔣經國在台四十年，他有四十年的機會，又有三十年的機會，又有二十年的機會，又有老子死後二十年的機會，他都毫不把握，最後，在四十年的強人統治之後，在死前幾個月裡，在衰病侵尋中，在美國人一再壓力下，只不過虛晃幾着，搞一點開放黨禁、報禁、探親的噱頭，一點換湯不換藥的解嚴戲，就備受馬屁之頌了，這叫什麼比例！又叫什麼公道！ 　　有人說：“看人只看後半截。”蔣經國既然宣布開放這個，解除那個，我們就該與人為善，稱讚稱讚。可是我認為，稱讚任何人都可以，但不能背離事實與真相，蔣經國辣手摧花四十年，最後死前幾個月才來了一點憐香惜玉的噱頭，我們豈可輕予認定？風騷四十年後才宣布(注意：只是宣布而已)老娘洗手不幹了，這種最後幾個月的“從良”，為時也未免太短一點了吧？ 　　胡忠信 台灣知名電視評論員、倒扁四人組成員 　　蔣經國已死了21年，但從各種民調顯示，蔣經國仍高居政治人物聲望的第一名，這位集中國宮廷、俄羅斯共產主義、美國民主價值、台灣本土經驗四種文化於一身的謎樣人物，正如金字塔旁的人面獅身像，永遠是一個難解之謎。 　　蔣經國有中國宮廷的城府計謀，有俄國式的冷酷與豪邁，又有向美國民主認同的學習精神，他的理想在台灣落實，使台灣走向政治民主、市場經濟與公民社會。過世前一年蔣經國自許：“我也是台灣人。”如果沒有蔣經國提拔李登輝，是否有後續的民主化與台獨浪潮，這些“後設歷史學”(what if)的假設，就留待歷史學者去論辯吧。 　　蔣經國有一句名言：“今日不做，何時做？今日不做，明日就後悔。”以蔣經國傳人自居的馬英九，最需要“反思”的地方不正是蔣經國的意志、勇氣與決心？“經國周”很快就過去，紀念活動以後，馬英九必須面對的挑戰與困境，正是領導力、執行力、公信力，這才是避免“神格化”蔣經國，實事求是、往前邁進的精神所在。 　　馬英九 台灣地區現任領導人、曾擔任蔣經國英文秘書 　　從追憶經國先生到思考台灣未來，區分了兩個時代的傳承、演變、差異以及政策基礎所做的思辨。英九追隨經國先生6年的時間中，看見他為政的內斂、沉穩與自省，深刻體會到高瞻遠矚、慎謀能斷、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意義。 　　經國先生生前說過許多話，但關鍵並不在於那些話的字面意思，更不在於誰跟他最近、聽到最多以及“最得到真傳”。重要的是我們如何看待那個時代成功的因素，並在分析過去與現在的異同中，取得再進步的力量。經國先生是人，不是神，我們不必把他神化。我們紀念他，是懷念那一個滿懷希望的時代，那個時代畢竟已經遠去，但是時代的精神卻長存。後繼者應有效法他的雄心，台灣才能更上一層樓。 　　我們可以說經國先生是一位威權時代的開明領袖，他一方面振興經濟、厚植國力，一方面親手啟動終結威權時代的政治工程。我們崇敬他，就因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歷練乃至意識形態的局限，務實對應變局，進而開創新局，在這個意義上，他的身影，不僅不曾褪色，反而歷久彌新。 　　傅國涌 大陸學者 　　蔣經國從默認民進黨到解除“戒嚴”，開放報禁、黨禁，並不完全是被動的、無奈的抉擇，更不是一時心血來潮的想法，而是經過了相當時間的醞釀。蔣經國之所以走到這一步，有國際的背景特別是美國的影響，有島內民間反對運動持續不斷的抗爭，民意不可違，還有種種錯綜複雜的客觀因素，但有一點不能否認，那就是他個人主觀上的誠意和努力，他的胸懷、眼光和氣度，他身上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所給予他的重新創造歷史的勇氣。 　　疾病纏身的他知道自己來日無多，他要向歷史作出交代，給島上留下一個和平轉型的空間。這是他的睿智，也是他的務實，他在生命最後時光的大手筆，成就了一個政治家的美名，成全了那塊飽經患難的土地。有的時候，特別是關鍵時刻，一個處於關鍵位置的政治人物，他的取向、選擇往往能決定歷史的走向。 　　李鐘琴 作家 　　蔣經國的不同凡響之處，在於他敢想敢做，有承擔歷史責任的勇氣，更有定國安民的能力。 　　蔣經國“辣手摧花四十年”固然應該譴責，但他晚年“憐香惜玉”，並由此帶來百花齊放、春色滿園，當然應該予以認定。佛家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其經國先生之謂乎？ 　　蔡英文 民進黨現任主席 　　蔣經國是歷史人物，外界的評價有正面、有負面，國民黨要紀念蔣經國先生，沒什麼意見，但如果拿蔣經國來做政治消費，甚至有人說是造神運動，則是很不應該的事，這是消費歷史人物，也是浪費社會的整體資源。 　　1980年代的台灣社會 　　1980年代是台灣全面起飛的年代，無論是經濟、科技、藝術、出版、電影、流行音樂，都表現出高度的創造力。 　　人民求知若渴，知識性的雜誌、書籍和在職進修皆風行一時，而且受到廣泛的討論。過去“藏富於民”的做法，逐漸形成了“藏智於民”的結果。 　　如此噪動的社會，反映在政治上一樣是生動有力。1977年，因桃園縣長選舉發生了“中壢事件”、1979年非國民黨人士在高雄遊行引發了“美麗島事件 ”，接着反政府的活動越來越多，不受政府管制的雜誌如雨後春筍，內容許多是批評政府或揭露蔣家的秘聞。儘管有些是明顯的胡謅，但在政府公開的打壓下，反而激起人們一睹為快的欲望。許多文化商人冒着被封館關門的危險發了大財。 　　對於異見人士的活躍現狀，大多數的國民黨人士一開始馬上聯想當年在大陸的情形，並主張用強硬的手段對付。起初蔣經國也想嚴厲鎮壓，並且慣性地認定人民會站在他這一邊，然而這一次人民並不必然會站在他這一邊。人民已不像過去那樣，因為生活的改善就對政府感恩戴德，他們變得更富裕的同時，也變得更聰明、理智。 　　這批新興的中產階級，在政府與異見人士之間常常扮演着中立的角色，其是非的評判標準，仍然是根據他們本身的利益。社會變得更多元，湧現了許多類似消費者、環保、婦女、傷殘者等中間組織，社會管理的專業分工也比過去細膩，因此過去那一套由政工人員傳達指示以統一行動的方式，也成了社會進步的阻礙。過去滿懷理想、朝氣蓬勃的政工人員，現在已是中年人了，他們不像過去那樣受到尊重，他們的指示不再被理所當然地接受。 　　事實上，在更多人的眼中，政工人員看來像是無一技之長、只會官場逢迎而且一旦丟了工作就沒地方去的可憐人。他們退出歷史舞台的時機已日漸成熟了。 　　大致上，中產階級要求更開放、更專業的政治和社會管理規範，因此他們會支持異見人士的衝撞。不過同樣的，如果異見人士丟石頭、燒車子，他們也會強烈譴責，並立刻站在政府這一邊，因為社會動盪同樣威脅他們的利益。 　　因此，中產階級要求在維持穩定的社會秩序的基礎上，開放政治民主，這種特性會促成政府持續開放，同時也迫使異見人士在體制內進行和平改革，並接受他們所參與制定的法律的所有規定。 　　本文節摘自《歷史照片的歷史問題》一書，秦風著，文匯出版社2003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