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瑞卿女兒羅點點回憶當年北戴河. 羅點點 北戴河原是渤海邊的一個小漁村，位於北京東300公里處。這裡藍天白雲，海平沙軟。一到夏季，海風習習，涼爽宜人。清末民初，先是一些外國傳教士在這裡留下了足跡。三、四十年代，一些來華做生意的外國人在海邊的松林里建起一兩幢別墅，後來房子造得越來越多，逐漸變成有名的避暑勝地。 新中國成立以後，由於毛澤東酷愛游泳，國務院事務管理局將這裡稍加整頓和修繕，就成了中共中央，尤其是書記處一班人夏季辦公的地方。 中共中央許多重要的會議在這裡召開，許多重要的決定在這裡做出。在大人們為國家大事焦心操勞爭論不休的時候，我們這些孩子在這裡無憂無慮地享受美好的青少年時光。每年夏季七八月份，是全家去北戴河的日子。除了我們，許多人家都去。這些家庭里也有像我們家一樣的要為國家大事操勞的爸爸、溫柔美麗的媽媽和一群吵吵嚷嚷的兒女們。這個季節就成了這些地位相近的家庭之間一年中最愉快的交際季節。50年代沒有那麼多汽車和公路，大家去北戴河都是坐火車。 直到今天，我眼前仍然會出現這樣的情景：一列開向大海的火車，梳着妹妹頭的我坐在車窗邊，風把頭髮吹到我的眼睛、鼻子和嘴巴里。我在打了一個大噴嚏的同時，如痴如狂地感受着穿行在窗外那些陌生的農村風景中的快樂。 在火車上吃飯，不分你我，十幾個大人孩子共坐一桌，熱鬧非凡。長輩們往往由於健康原因不能與我們吃一樣的東西，但見我們這幫孩子對大魚大肉盡情享受，羨慕得不行。羅榮桓伯伯實在耐不住，就趁人不備在我們的盤子裡夾起一筷子往嘴裡送，而林月琴媽媽更會手疾眼快地一把抓住，大喝：不許！ 林媽媽是羅帥的妻子，她出身在安徽金寨的窮苦人家，後來成了著名的女紅軍。這位敬愛的老媽媽一輩子不改勤勞善良的天性。 賀帥的妻子、學生出身的薛明阿姨對同樣被勾起饞蟲的賀龍則完全是另一種戰術，她會柔聲細語、不動聲色地說：賀老總用不着我提醒，他自己知道該吃什麼，不該吃什麼……每當這種時候，兩位老帥，一文一武，都只好偃旗息鼓，不戰自退。我們的心裡則充滿對兩位伯伯深切的同情。媽媽說，去北戴河，和朱老總同行是最舒服的。爹爹（我們所有的小輩都依照四川方言把朱德總司令叫爹爹）德高望重，出行可以坐專車的。晚上從北京出發，第二天凌晨到北戴河站。爹爹總是讓人把專車甩在鐵路的備用線上，讓我們這些睡不夠的大大小小的孩子們睡到日上三竿，再接着往北戴河進發。在北戴河中直管理局屬下的別墅區里，毛澤東的大房子靠近山腰，在一片松林中。林彪的房子在更高處的山窪窪里，因為他既怕風又怕聽到和看到海。 我們家孩子多，住兩所房子，兩個哥哥同住的房子離毛主席的很近，記得媽媽總是囑咐他們不許吵鬧，以免打擾主席。劉少奇、朱德和陳雲等人的家幾乎住在海邊上。我真羨慕他們家的孩子們能從窗戶里就看見大海。 五浴場是中直幾個浴場中最大的，全天開放，可以隨時去游泳。但大人們不能像我們成天泡在海里，他們要開會。所以，他們要到中午前後才會出現。 毛澤東則出現得更晚，他總是下午三、四點鐘才來。在那個樸素的年代，毛澤東的個人生活在很多人看來是很神聖的。五浴場裡有一個游泳排，由游泳技術非常好的解放軍戰士組成，專門陪同首長游泳並保護他們的安全。 五浴場的沙灘上，有幾位女性經常吸引我的目光。 王光美很年輕，高個子，皮膚白皙但略顯粗糙。聽大人們說她是40年代北平的大學生，出身於資本家的家庭，但她堅決地參加了革命，並在革命勝利前夕成為劉少奇的第六任妻子。 另一位是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的寡妻劉松林。她梳着一條黑黑的大辮子，總是穿素淨的連衣裙，常常安靜地出現在沙灘上。有時她和毛澤東一起來，只交換很少的幾句話。更多的時候是自己一個人來，一個人游泳。沒有人陪她，或者是她不喜歡有人陪。她不大和別人打招呼。 她一來，沙灘上就比往日安靜一點。提到她，大人們總是很憐惜的表情。她的憂鬱和孤獨，贏得了許多人的滿意和同情，後來她又嫁了人，北戴河的海灘上再也沒有了她孤獨的身影。 毛澤東的親人們似乎都是單個地和他在一起，如果李訥在，李敏就不一定在，如果女兒在，媳婦就不在。江青更是不和女兒、媳婦甚至毛澤東在一起，她總是單獨出現，不和別人打招呼，從來不下海，只一個人在海邊坐坐就走。到哪裡都有醫生和護士陪着。 還有一個瘦小黎黑的姑娘給我留下深刻記憶，她姓陳，她的叔叔是一位解放軍的高級將領。她老到我們浴場來是因為她當時正和在我們浴場裡出入的某男（姑且叫他楊大哥）談戀愛，我之所以對她印象深刻，似乎是因為她的眼睛裡有一種特殊的神情，那是一種非同尋常的膽怯、自卑和哀怨。 這種神情由於只在她和別人的目光交換的那一刻閃現，才顯得格外神秘和奪人。她和楊大哥在一起的時候往往很歡愉，但每當有人從他們身邊路過，短暫地打破他們的二人世界時，那個要命的眼神就會出現。我自認為她的每個神情都沒有逃過我的眼睛，但我不知道這神情的後面是什麼。多年以後，我終於聽到了這個淒婉的故事，故事是楊大哥親口講述的。原來，陳姑娘的叔叔是個劣跡累累的無恥之徒，侄女在他家不僅受夠了寄人籬下的苦處，竟然還被他很早奪去了貞操。 楊大哥知道真相後，經過痛苦的思想鬥爭，最終沒有和陳姑娘建立家庭，卻一直受到良心譴責。後來不清楚陳姑娘的下落了，只知道那個可惡的老男人並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繼續做荒淫無恥的事，更可恨的是繼續高官穩坐。而楊大哥在以後的生活里一直頗多苦惱，尤其是在家庭生活方面。據說屢受挫折之後，竟變得花天酒地起來。去年突然聽說他大病纏身，掙扎了數月，竟在不到60歲的年齡上早早謝世了。 有一年，又是坐火車去北戴河。記得火車上有鄧小平的妻子卓琳，彭真的妻子張潔清，他們兩家的孩子，還有我們家的孩子和其他幾家記不清了人家的孩子，反正是除了兩位夫人，就是一大幫孩子。中央警衛局的李樹槐帶隊。 走到河北省灤縣，離北戴河已經很近了，也就是在我不着邊際的冥想接近尾聲的時候，火車忽然停下來，就停在荒郊野外，不能再走。李樹槐滿頭大汗地跑來跑去。大家不知出了什麼事。那時火車上沒有空調，車停了，車窗外沒有風吹進來，車廂里悶熱難當。好一會兒，才說是灤河發了大水，把鐵路橋沖斷了，正在搶修。車廂里熱得不能呆，橋也不知道要修到什麼時候，李樹槐當機立斷，把一車人拉到縣城裡去等。 臨下車的時候，不知誰家帶孩子的阿姨發牢騷說：家裡大人都不在，碰上這樣的事情，怎麼辦？卓琳阿姨聽到了說：“怎麼辦？你說怎麼辦，跟着我們還不放心嗎？”這話很對，那時候，這些人家之間的關係樸素而牢靠。這種情況下，雖只有兩家的大人在，但保險誰家的孩子也不會吃虧。 灤縣那時候是個小縣城，因為在鐵路邊上，也還熱鬧。街上很擠，滿是人和東西。道路上的泥濘被太陽曬得像石頭那麼硬。我們一行人在這些被車輛、雨水和太陽共同製造的矮小而堅硬的泥塑上面歪歪倒倒地前進。成小山的西瓜、黃瓜、西紅柿還有裝在籠子裡的雞鴨在如火的太陽下曝曬。因為道路被大水沖斷，這些運不出去的東西只好在市場上廉價出售，空氣里充滿了塵土和垃圾的腐敗氣味。每一堆貨物的後面，都是貨主們愁苦的臉。一個出賣雞雛的人一動不動地守着他的攤子，幾乎讓人家白拿走他的小雞。李樹槐非常在行地說，因為找不到餵它們的水和食物，這些雞賣不出去也是死。還說要是在家裡就好了，可以讓老婆炒一大盤辣子雞了。 我們這一行人的到來，無疑驚動了縣城上下。我們到縣委的招待所落腳，接待我們的不知是縣委的什麼領導，只記得他一迭聲兒地說着四個字：喝水、吃飯，喝水、吃飯。我想他無疑抓到了問題的關鍵，因為大家確實又飢又渴。飯在招待所食堂吃，豬肉大蔥包子加大米粥，其香無比。只是食堂里用來引誘和消滅蒼蠅的鐵絲籠里，擺着一碗一碗的臭魚頭，臭氣熏天。我們在香臭夾攻中進餐。 後來聽說這法子其實很奏效，因為蒼蠅香臭兼喜，食堂憑着這法子，每次滅蒼蠅比賽總能拿第一。飯後，兩位夫人休息，我們一幫孩子在李樹槐的帶領下，上灤河河堤上去看水。 灤河的水並不大，起碼不像我想像的那麼大，但是稠得像糨糊。我們議論，說是這樣的水怎麼就把鐵路橋沖毀了呢？旁邊的人說，大水已經過去了。今天早上的水才大，水裡啥都有，死豬死羊，還有死人呢。我們聽得頭皮發麻，就說上橋上去看看。那邊人聲鼎沸，說是動員了部隊在搶修。李樹槐大概是怕有危險，也許是怕麻煩，板着臉說：不許去。幾個大孩子不敢說什麼，我們幾個小的就更惟李樹槐之命是從了。 被水阻住不能走，大人們都很着急。我聽見幾次卓琳阿姨問和“家裡”聯繫上沒有。縣裡的電話線路被大水沖斷，李樹槐最後跑到車站，用鐵路的專用電話才和“家裡”聯繫上。張潔清媽媽也把李樹槐數次叫來問：大家喝的水有沒有問題，不行的話就自己想法子消毒，都是些小孩子，拉肚子可不行。 我們這些小孩子卻很高興，人人都有一種快樂的冒險感覺。晚上所有的孩子共處一室，逼着李樹槐給我們講故事，否則就不睡覺。李樹槐撇着他的陝西腔都說了些什麼已經記不清了，但是這次經歷和從找吃喝到講故事無所不能的李樹槐卻清楚地留在記憶里。 問題是那年為什麼只有兩位夫人帶着一大幫孩子，各家的爸爸都到哪裡去了。經我們一再回憶，原來，這正是1959年，所有人家的爸爸都沒去北戴河，而在廬山上開會。 1959年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多事的一年。1959年的廬山會議和1958年的北戴河會議緊密相關，並代表中共歷史上重要的兩件事：大躍進和反右傾以及後來揪出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導致大躍進的惡果進一步擴大。1960年，發生了全國性的大饑荒。據正式公布的數字，1960年全國的總人口比上年明顯減少。而實際上，加上以後兩年的持續饑荒，有專家估計，全國被餓死的人會更多。饑荒最嚴重的地區，如河南信陽等地，有整村人餓死的事發生。現在四、五十歲的人提起那次全國性的大饑饉，仍然談虎色變。 說到彭德懷元帥，在我們的記憶里他確實與眾不同。比如說，他好像從不到北戴河來，在我們這些家庭的交際場裡，從來沒有他的影子。 我們能記起北戴河的別墅群里哪一棟樓是誰家住過的，但是沒有人回憶得起彭元帥住過哪一棟。彭元帥不苟言笑，沒有孩子，他的妻子浦安修也總是嚴肅有加，所以我們小孩子都有點怕他們夫婦。彭德懷元帥在“文革”中受到更加慘烈的迫害，沒能活到黨給他恢復名譽的那一天。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一些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被重新允許到北戴河度假，軍委的招待所里大興土木，以接待浦安修、林月琴、汪榮華劉伯承元帥的夫人、薛明和我媽媽的名義先後翻蓋起五幢別墅。浦安修只來住過一次，那時她已經患了癌症，不久就去世了。 [附錄]羅點點回憶父親的忙碌 1977年，像全國各方面的情況一樣，軍隊的工作受到十年浩劫的嚴重破壞，亟待整頓。他接觸到的大量觸目驚心的材料使他感到自己肩上撥亂反正的責任十分重大。 此外，父親對自己七十有一的年齡有十分清醒的認識。他總期望趁着自己的頭腦還清楚，精力還旺盛，多爭取一點時間工作。 為了處理排得滿滿的事務，他每天要工作十幾個小時。他的案頭總是堆積如山的文件。父親坐在那裡讀啊，寫啊，一副老花眼鏡把鼻子兩邊壓出了深深的紫斑。他能在辦公桌前一連坐上五六個小時。 由於腿不方便，長時間保持一種姿勢，使得他常常腰酸腿痛，有時痛得夜裡難以入睡，不得不服用大量的鎮靜劑。但是，他絕不肯減少工作量。為了克服腿給他帶來的不便，他反而在起碼的休息時間中打主意。午睡，往往是假肢不取下就那麼和衣打一會兒盹兒。 為了節省上廁所的時間，他常常一上午不喝水，到了吃午飯的時候早已唇乾舌燥，未曾吃飯，就先喝下滿滿一碗湯。我們很奇怪，父親本來並沒有飯前喝湯的習慣啊，後來還是母親發現了其中的原委。有時吃飯時，他也在考慮工作而一言不發。 晚飯原來是我們一家人最熱鬧的時候，但是現在看到父親定定出神的樣子，我們也不敢大聲喧譁。只有母親有時打打岔，但也收效甚微。吃完飯，我們問父親今天吃的什麼，他想想，10回有9回回答不出。我們實在看不下去了，實在心疼父親的身體。有一回，我們幾個人商量要一起勸勸父親。父親聽完我們的話，大惑不解地對我們說：‘你們總是要我睡覺，要我吃飯，要我休息。你們為什麼不說爸爸你多做點工作呢？’ 面對父親這一條完全不同的思路，我們之中竟一時沒有人能答得上來。還是母親插了一句：‘天啊，誰還敢再勸你工作，再勸，你的命恐怕也要沒了。’ 父親想了想，可能終於明白了我們勸他的意思，就對我們說：‘你們知道嗎？《水滸》裡有個石秀，又叫拼命三郎。我已經70多歲了。我就是這個拼命主義。’ 一個星期日，父親又是從一早起就開始旁若無人地辦公。我們把家裡兩個最小的孩子堅堅和毅毅叫來，想讓父親休息一會兒。看到我們推門進去，父親很奇怪地問我們：‘怎麼回事，你們怎麼都沒上班？’我們說：‘爸爸，今天是星期日呀，你都忙忘了吧？’ 父親看到兩個孫子，笑得臉上開了花。兩個孩子趕緊給爺爺表演已經準備好的節目。堅堅報幕，毅毅唱起了一支關於小青蛙的兒歌。我們都在旁邊站腳助興，希望這輕鬆愉快的時刻能夠多延長一會兒。毅毅還在咿咿呀呀地唱着，我忽然發現爸爸的笑容停滯了，他的目光也離開了孩子們，像是在尋找什麼。 我回過頭去，原來是秘書拿着厚厚的一疊文件站在我們身後。也許秘書同志也想讓父親多休息一會兒，所以進門來卻悄然無聲吧。但是父親已經發現了他，招呼了一聲。秘書只好快步走到他身邊。我們馬上知道我們該退場了。短暫的娛樂活動到此為止。我們牽起茫然的孩子們的手，悄悄退出了辦公室。就這樣，父親度過了他的星期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