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學生不能因“愛國”而踐踏司法zt 核心提示: 梁漱溟在文章中指出，“五四”學生大遊行及火燒趙家樓，痛打賣國賊章宗祥，不論其動機正義與否，其行動本身無疑觸犯了現行法律，是毫無疑問的違法行為。縱然曹汝霖、章宗祥罪大惡極，但在罪名未成立之時，他們仍然有他們的自由和權力，受國家法律的保護。學生縱然是愛國行為，也不能藉此侵犯他人的個人自由，對他人施暴。 1917年，因為一篇哲學論文《究元決疑論》得到了蔡元培校長的激賞，梁漱溟應聘來到北京大學教授印度哲學。這一年他只有24歲，不但比他的許多同事年輕，甚至他的一些學生，如馮友蘭、顧頡剛、傅斯年等也與他年紀相若。儘管性格孤僻，但他還是迅速地融入到北大的氛圍之中，胡適、陳獨秀、李大釗等當時大名鼎鼎的人物也很快成了他的朋友。 梁漱溟的父親巨川先生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他在清末做過內閣中書，主要工作是為皇室抄錄皇家檔案。巨川先生為人忠厚，做事認真，講求實效，厭棄虛文，同時又重俠義，關心大局，崇尚維新。他堅信中國的積弱全是由於讀書人舞文弄墨、脫離實際所致，因此雖然身為清代舊臣，他卻並不要求子女讀四書五經，而將梁漱溟送進了洋學堂。他因為家貧親老，自己很遺憾沒有機會出國看看，因而一再諄諄告誡子弟“務必以出洋當一件正當要緊之事，勿惜費，勿憚勞，即使竭盡大半家資亦不為過”(《桂林梁先生遺書·年譜》)。他少年時很以母親的嚴厲為苦，因此很少責打自己的孩子，對於孩子們的事情，哪怕關係極大，他也僅以表明自己的意見為止，從不橫加干涉。在他那一輩人中，巨川先生這種開明的態度是十分罕見的。梁漱溟以後曾有過這樣的回憶:“吾父是一秉性篤實的人，而不是一天資高明的人。他做學問沒有過人的才思，他做事情更不以才略見長。”“他心裡相當精明，但很少見之於行事。他最不可及處，是意趣超俗，不肯隨俗流轉，而有一腔熱腸，一身俠骨。”(《我的父親梁巨川》)他的這些言傳身教自然予他的後輩以極大的影響，梁漱溟最初的思想與做人，和他的父親幾乎純出一路。 正是由於父親的信任與寬容，梁漱溟很早就養成了自學的習慣，小小年紀就自承“天生德於予”，鄙視只謀求一人一家衣食的平庸生活。這種向上心，促使梁漱溟從就讀於順天中學堂時起，就孜孜於人生和社會問題的探求。十幾歲時，他就“留心時事，向志事功”，埋頭於《新民叢報》、《德育鑒》、《國風報》等書報之中，還寫日記不斷勉勵自己。他讀《三名臣書牘》、《三星使書牘》時，非常仰慕胡文忠和郭筠仙，常常稱道他們。他這種看輕書本學問而有志於事功的行徑很得巨川先生的欣賞， 因此還為他取字“肖吾”(《桂林梁先生遺書·思親記》)，足見愛惜之深。父子倆經常於晚飯後談論時事，評點人物，氣氛十分熱烈。雖然兩人時常因為想法不同而爭執得不可開交，以致聲傳戶外，但誰也不強迫對方接受自己的觀點，反而以此為喜。直至晚年，梁漱溟仍很懷念這種父子相得的氛圍，同時這也埋下了他一生頑強追求平等自由的種子。 但隨着年歲漸長，梁漱溟對人生與社會的態度也有幾次重要的變化，逐步與他的父親拉開了距離。最初他秉承家學，傾向於變法維新。此後不久，他又轉向了革命，並且於中學畢業前參加了同盟會京津支部，積極從事於推翻清朝的秘密活動。這引起了他父親的不滿。辛亥革命爆發之後，梁漱溟就在同盟會的《民國報》任外勤記者，並因此得以目睹當時政壇上的種種醜行，內心非常苦悶。巨川先生對愈演愈烈的黨派醜劇更是深為反感，但梁漱溟為了維護西方政制，事事加以辯護，父子之間經常爆發劇烈的爭吵，而且都言辭尖刻，大傷感情。 正如梁漱溟以後回憶的那樣，他們經常因為爭執，“當午或為之廢食，入夜或致晏寢。既寢矣，或又就榻前語不休”。但在巨川先生辭世後，梁漱溟曾為自己“詞氣暴慢”、“悖逆無人子禮”(《桂林梁先生遺書·思親記》)而痛悔不已。這時梁漱溟又讀到了日本人幸德秋水所著的《社會主義神髓》一書，被書中反對私有制的主張深深吸引，轉而熱心於宣傳社會主義理想。他寫了一本名為《社會主義粹言》的小冊子，大力提倡廢除財產私有制，還把它油印分送給了許多朋友。這些自然都大違他父親的心意，父子之間的裂縫越來越深。 1913年，由於對辛亥革命後的社會現狀深感失望和沮喪，梁漱溟脫離了同盟會，退出了《民國報》。正當其時，中國出現了一個復興和改革佛學的高潮，梁漱溟立即投身其中。他居家潛心研究佛典，由醉心社會主義而轉為傾向出世。 他甚至許願從今以後不吃肉、不飲酒、不娶妻生子，過和尚式的生活。當時他的大哥結婚很久仍沒有孩子，而梁漱溟又不肯成家，巨川先生對此既着急，又無奈，但對於梁漱溟的“越軌行為”依舊沒有加以禁止，這種寬放的態度令梁漱溟本人都很吃驚。他無暇顧及父親的不滿，全身心地投入到他喜愛的事業中。1916年，他在上海《東方雜誌》上發表了《究元決疑論》，文中批評古今中外諸子百家，獨獨推崇佛法。他以此文當面就教於蔡元培先生，遂被先生引入北大任教。 延請一位既沒讀過大學，又未出國深造的年輕人執教北大，固然可以看出蔡先生的胸襟與氣度，由此也可知道，梁漱溟已經建立起了自己的學術領地，進入了學術研究的核心地帶。出乎意料的是，這篇文章的發表不但改變了他的認識道路，而且使他更深地介入了世俗生活。 然而，梁漱溟更不曾想到，1918年，他進入北大的第二年，他的心中會留下永生難忘的傷心記憶。這一年的11月，他的父親梁巨川先生，自沉於北京靜業湖。像他自己所期望的那樣，梁巨川的死對社會造成的影響遠遠超過了他一生的努力。重要的報紙都刊發了他自殺的消息，許多重要人物，包括前清的遺老遺少和陳獨秀這樣的新式知識分子，都對此事發表了各式的看法。 在許多人看來，梁巨川是為清朝和君主制度而死的。只有梁漱溟清楚地知道，父親決不是殉清，也不是反對共和，他是為了個人的純潔理想和正直品質而獻身的，“不惜以一死以寤世人”(《桂林梁先生遺書·思親記》)。梁漱溟被父親的勇敢舉動深深震撼了。他不但深深懺悔以往對父親的誤解與傷害，更下定決心，要像父親一樣，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都要懷抱着堅定的理想，為原則不惜犧牲自己，堅決維護自身思想的獨立與人格的完整。 五四運動爆發的時候，梁漱溟所在的北大立即成為運動的中心，許多相熟的朋友和同事也成了“振臂一呼，應者如雲”的領袖人物。曾和他討論過佛教與科學的學生傅斯年，不但創辦了頗具影響的《新潮》雜誌，而且被推舉為“五四”示威遊行的總指揮。以“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為契機，“五四”得到了各地的響應，迅速擴展為一個全國性的運動。人們憤怒譴責北洋政府，同情支持學生的行動。 唯有梁漱溟不然。作為一個佛教徒，他自覺地與那些激進的同事們保持着適度的距離，對於遊行示威等活動，也只是站在遠處，靜靜地旁觀。然而，趙家樓的大火燒過之後，梁漱溟再也無法保持冷靜了。5月18日，梁漱溟在《每周評論》上公開發表了《論學生事件》一文，對五四運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文章中指出，“五四”學生大遊行及火燒趙家樓，痛打賣國賊章宗祥，不論其動機正義與否，其行動本身無疑觸犯了現行法律，是毫無疑問的違法行為。 因此，對於那些被捕的愛國學生，梁漱溟不主張保釋，而提議將學潮交付法庭進行辦理，由檢察廳提起公訴，審判廳審理判罪，學生遵判服罪。如果審判廳因學生人多檢查得不清楚，不好辦理，那麼，學生盡可以一一自首，情願犧牲，“心甘情願地接受給予他們的任何懲罰”。梁漱溟強調，如果不如此，中國民族的損失將更大。因為從道理上講，縱然曹汝霖、章宗祥罪大惡極，但在罪名未成立之時，他們仍然有他們的自由和權力，受國家法律的保護。 學生縱然是愛國行為，也不能藉此侵犯他人的個人自由，對他人施暴。他雖然同情學生和他們的動機，但他仍反覆強調，如果中國要想獲得永遠的安定，那麼每個人都必須遵守法律，不可以任何理由超越於法律之上。只有起碼的公民權有所保證，方可談進步與發展。 梁漱溟這些令人震驚的言論再一次表現出他與眾不同的思維方式。從總體上而言，他的觀點實際上也反映了他一生的態度:他只贊成和實踐那些與他自己的準則相一致的主張，這樣才是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雖然梁漱溟的看法不乏因不了解具體國情而導致的幼稚與偏激，他的一生也常常因此而犯下各種錯誤，但這種獨立思考的精神和不怕逆流而上的風骨始終貫穿於他的一生，成為他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 五四之後不久，由於深感新思潮對古典學術的無形壓力，梁漱溟開始了東西文化的比較研究，並整理出版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他在書中提出了人類生活的基本方式可分為三大路向的見解，同時在人生的思想上歸結到中國儒家人生，並指出世界未來將是中國文化的復興。這些見解反映到自家身上，便促使他放棄了出家之念，遂於出版此書的1921年宣布結婚。這或許也可以算是五四對梁漱溟的另外一個貢獻了。 （摘自《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 陳平原 夏曉虹/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4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