瀨島進入參謀本部是1939年底，正是日軍在諾門罕大失敗以後。整個參謀本部被一種淒悽慘慘的空氣所籠罩着，從參謀次長中島鐵藏以下一直到稻田正純作戰課長被全部撤換，大家都正在為如何擦乾淨關東軍留下來的屁股而犯愁。

 

諾門罕的失敗，使皇軍們剛剛知道了武器裝備的重要性。大家打起精神來要更換裝備，又發現了沒有錢，錢全部讓在中國大陸的85萬軍隊給用沒了。有人就想出來了減少在大陸的兵力的招數，想把在大陸的兵力在兩年內減少到一半的40萬。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可能嗎？有人就主張乾脆集中兵力直接進攻重慶，但又有人反對，說那樣會“更加擴大事態”，這就是很典型的日式思維：掩住耳朵就可以盜鈴了，只用“支那事變”就不是戰爭，事態也就沒有進一步擴大。但是其實就是主張進攻重慶的人也知道，即使占領了重慶也解決不了問題，就這樣熬到了1940年3月底，日本軍部終於下定了決心，要在1940年內解決中國問題，決定如果1940年內無法解決（就是蔣介石還是不投降的話），日本單方面撤軍，除在上海，內蒙繼續駐留少量兵力外，其餘全部撤出大陸戰場。但是後來由於歐洲的形勢變化，希特勒如火如荼又使得日本人要跟進一把，結果這個決定沒有得到執行。

 

瀨島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進入參本的，瀨島接到的第一個課題就是“在確保戰略政略要地武漢的同時，能夠把武漢方面的兵力減少到什麼程度？”

 

原來的作戰課大概十五人左右，分成三個班：作戰班，航空班和兵站班，隨着戰事的推移，全課人數增加到了二十多人，作戰班也分成了對北方班和對支那班，後來又分出來一個對南方班，，但是這三個班又經常被統起來稱作一個作戰班，瀨島龍三在作戰課的時候換過六任五人課長，岡田重一，土居明夫，服部卓四郎，真田穣一郎，服部卓四郎，天野正一。

 

瀨島龍三大尉一進作戰課就受到重用，作為作戰班長的助理，幫着統管三個作戰班。在辻政信中佐和櫛田正夫中佐手下都幹過。瀨島龍三的主要工作是閱讀各地部隊來電，以參謀總長的名義起草和拍發回電及其協助參謀總長“奏上”，面見天皇報告戰爭情況。

 

“奏上”是怎麼回事呢？從《大日本帝國憲法》上說起來，參謀總長是天皇的幕僚長，得時不時地向天皇報告情況。太平洋戰爭沒開始時，參謀總長每周報告兩三次，開戰以後是每天報告戰況，回答天皇提出來的問題。形式上和回答國會議員的質問差不多，但有一個最根本的不同就是國會議員的質問先提出稿子讓你準備，而天皇則是想到哪兒就問到哪兒，沒法準備，還不能回答不上來，回答不上來弄得龍心震怒可不是開玩笑的。更倒霉還有一點：那年月沒什麼對天皇能報告的好消息，還不能騙，起碼不能亂騙，要知道天皇消息靈通的很，那些反戰的老臣們沒事就在天皇那兒放陸軍的壞水。

 

但瀨島龍三很能處理這些事，他能猜出天皇大概關心什麼，會提些什麼問題，應該怎樣回答才既不算“欺君”還又能鬼混過關。所以從閒院宮載仁親王開始，杉山元，東條英機，梅津美智郎都喜歡帶着瀨島去“奏上”。跟着摻和“奏上”對瀨島龍三也極有好處，雖然跟包參謀只是在邊上屋子裡呆着，見不到天皇，可是天皇沒事會問今天誰跟的包，天長日久可就記下了這個名字。一直到1979年昭和天皇外孫女優子結婚，要找人當媒人的時候昭和天皇把瀨島龍三給想起來了，指明要他來做媒，就這樣一個平民也算給皇室作了一回媒人，很風光了一番。據天皇說是瀨島吃的苦太多，尤其是後來被老毛子關了11年其實是為皇室在頂缸，這點以後會說到，這個媒人的位置就算是皇室對瀨島的報答。

 

瀨島也不是光在辦公室里呆着，也去過現場。戰爭開始之前的1940年7月他和南支那方面軍參謀藤原武大佐化裝成日本遊客在當地開夜總會的日本媽媽桑的協助下到香港去現地偵察，結論是“香港南部沒有適當的地點可供登陸，只有在香港北部強攻登陸”，參與了制定進攻香港的計劃。但是整個地來說瀨島龍三在戰爭中參與制定進攻計劃僅此一例，相反的是大量參與制定撤退和掃尾計劃。比如瓜島大敗以後為不得不從瓜島撤退提供了理論根據，瀨島龍三算了一筆帳：如果再在瓜島耗下去，起碼還會損失62萬噸運輸能力，而沒有了這62萬噸運輸，1943年的鋼鐵產量會只有200萬噸——戰爭無法進行。

 

決定從瓜島撤退以後，瀨島龍三以大本營駐海軍參謀的身份和聯合艦隊一起具體制定並指揮了從瓜島的撤退計劃，在英帕爾大敗以後大本營也是派瀨島龍三去緬甸和現地的河邊正三，田中新一一起處理善後。當時參謀本部對於瀨島的評價很高，說他很有能力，考慮全面，能夠協調關係。

 

但瀨島畢竟是皇軍參謀，皇軍參謀所有的怪毛病照樣有，只不過沒有石原莞爾，辻政信那麼突出罷了，“台灣近海空戰戰果事件”就最能說明問題。

 

1944年十月，參謀次長秦彥三郎和作戰課長服部卓四郎親赴馬尼拉，指示第十四方面軍將防守菲律賓的“捷一號作戰”計劃中原定的呂宋島決戰為萊特島決戰。從而促成了“萊特海戰”。美國參戰的有170艘軍艦，總噸位150萬噸，連同登陸用船隻總共900余艘。日本海軍則是把包括戰列艦“大和”“武藏”號在內的所有能夠出動的軍艦全部押了上去，共77艘，總噸位66萬噸。雙方出動的作戰飛機加起來超過2000架。結果是“武藏號”等26艘日本海軍的軍艦長眠海底。

 

珍珠港，中途島，馬里亞納海戰都是使戰局發生巨大變化的大海戰，但是都沒有這次萊特海戰的意義重大。這次海戰，宣告了一支曾經是很強大的海軍的滅亡，這次海戰以後，所謂“大日本帝國海軍”就成為了歷史名詞。

 

這場海戰和瀨島龍三有直接關係。

 

1944年10月10日，“公牛哈爾西”帶了美國太平洋艦隊第三艦隊，突然對沖繩進行了攻擊，從12日開始對台灣的機場進行集中攻擊，其實這是為了準備在菲律賓的萊特島登陸而進行的佯動作戰，但大本營沒看出來。從12 日到15日，聯合艦隊的航空部隊和第二航空艦隊的轟炸機對哈爾西艦隊進行了反擊，從航空母艦上起飛的六百四十八架和從地面航空基地起飛的二百五十七架飛機參加了對哈爾西艦隊的攻擊。也就是所謂“台灣近海海戰”

 

據大本營19日發表的戰報說，光擊沉擊毀的美軍航空母艦就有19艘，戰列艦4艘，巡洋艦7艘，驅逐艦等15艘。其實呢？哈爾西的損失只是被擊毀了兩艘重型巡洋艦“休斯敦”和“堪培拉”而已。這場海戰在日本十分有名，有名的原因不是僅僅在戰果統計的荒唐，而是在於：有人知道了戰果統計荒唐，向大本營指出來了以後不但沒有人聽，反而被穿上小鞋，發配到前線去了。

 

發現戰果有水分的是參謀本部情報部的參謀堀榮三大尉，他去菲律賓出差正好路過九州的海軍鹿屋航空基地，親眼看到那些菜鳥海軍飛行員是怎麼胡亂判讀戰果,而基地的參謀們又是多麼胡亂統計，所以所謂的戰果根本就是荒唐無稽。堀榮三大尉立即回到新田原基地向參謀本部情報部部長有末精三大佐打電報報告了此事之後再去馬尼拉。一到馬尼拉的克拉克空軍基地，堀榮三大尉立即向十四方面軍的司令官山下奉文和參謀長武藤章報告了此事，這就是山下奉文和武藤章後來拼命反對大本營改變作戰計劃的原因。

 

山下奉文和武藤章相信了堀榮三的話，大本營為什麼就不相信呢？這是因為其本營不知道有這份電報，電報已被瀨島龍三少佐銷毀，因為瀨島不喜歡這份電報。用瀨島論文上的話來說就是他已經具有了“斷然的意志”，正在“迅速地貫徹於軍隊”，而且還捕捉到了“重創美軍哈爾西艦隊”這麼好的“戰機”。這個時候如何容許別的不調和音來干擾呢。所以，瀨島龍三少佐銷毀了那份電報。並且一不做二不休，乾脆把堀榮三就趕到菲律賓去當第14軍的作戰參謀去了。

 

所以當美軍第七艦隊兵臨萊特島時，陸軍參謀總長梅津美智郎和海軍軍令總長及川古志郎一起晉見天皇，說這次美軍的行動目的是“為了從政治上掩蓋台灣近海的失利而企圖儘早占領哪怕是菲律賓的一角”。日本歷史學家秦郁彥教授評論說：“這是陸海軍統帥部第一次如此迅速地同時做出了一致的判斷，只是，那是一次基於完全錯誤的情報的完全錯誤的判斷”。

 

在這種判斷下，1944年10月，日本和美國在菲律賓的萊特島外海進行了一次號稱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海戰，可能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後一次大艦隊決戰。

 

這件事沒人知道。但是在1958年，在被拘留11年以後從西伯利亞回到日本的瀨島龍三還是找到了堀榮三，當面向他承認此事並賠罪。當然這次的賠罪其實可能另外還有原因。

 

1945年6月，離日本投降還有一個月的時候，瀨島龍三接到了一個在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調動：任關東軍作戰參謀。這次調動有兩個原因，首先是敗戰就在眼前，而且蘇聯的參戰也不可避免，但關東軍作戰參謀是天皇的弟弟竹田宮，必須搶在蘇聯人前面把他調回東京，瀨島是去補缺的。再一個原因是瀨島已經被貼上了“敗戰主義者”的標籤，這是由於他和岡田啟介前首相以及迫水久常的親戚關係。是親戚總得走動，瀨島也知道岡田們一直被憲兵監視，把走動的次數減到了最低限度，一個月只走動個次把。但在憲兵和特高警察的眼裡，這就是“陰謀謀反”的嫌疑。確實瀨島在某種程度上為岡田提供了情報。

 

1945年4月的一天，迫水久常突然和瀨島聯繫，要求無論如何見一次面。兩人見面後迫水的第一句話就是：“本土決戰的勝利可能性到底有多少”。

 

瀨島知道這個回答的分量，沉默良久以後一字一句地說：“身為大本營參謀，本不應該回答這個問題，但是事關重大，只說一下個人看法：本土決戰有地利之便，但也就是拖延時日，絕無取勝可能。一旦本土決戰失敗，國家和萬世一體的皇室將不復存在。”

 

迫水下了結論：“就是說一定要在美軍或蘇軍在本土登陸之前結束戰爭。”

 

（1942年左右瀨島龍三在視察播磨石川島重工的軍工生產）

 

 

 

瀨島的這個結論，給了岡田等元老們聯合當時的鈴木貫太郎首相說服天皇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最大理由。迫水在1976年的一次證言中說：“我認為瀨島在結束戰爭的問題上發揮了很大作用”。

 

雖然當時沒有人知道瀨島龍三對迫水透露了本土決戰必敗的信息，但由於瀨島龍三和岡田等人的親戚關係加上瀨島龍三老和“轉進”工作纏不清楚，讓人聽到“瀨島”就想起“失敗”，既恨和尚，殃及袈裟，幾件事加在一塊瀨島龍三這就去了滿洲。

 

（關東軍全體高級軍官在機場為竹田宮（中間座者）送行）

 

 

 

1945年7月10日，瀨島龍三坐飛機離開了已經被美軍炸成了一片焦土的東京，經過漢城到新京（長春）的關東軍總司令部赴任，8月8日，由大約五十個狙擊師，五十二個航空師，三十個坦克旅組成的一百三十萬蘇聯紅軍在五千架作戰飛機，三千輛坦克裝甲車在支援下越過了國境向關東軍發動了全面進攻。

 

關東軍對蘇聯紅軍的攻擊不覺得意外，尤其是瀨島龍三。1945年1月，作為秘密外交信使，瀨島龍三以“瀨越良三”的化名乘坐西伯利亞鐵路去往莫斯科時親眼看到風塵僕僕，硝煙未退的蘇軍西線部隊在大舉東運，其目的當然絕對不是去西伯利亞旅遊。

 

但是關東軍沒有對策，當時關東軍有兵員75萬，24個師團，但大部分是在1944年下半年以後新組建的菜鳥師團。對整個關東軍戰鬥能力的樂觀估計是還相當於太平洋戰爭開戰前的三分之一，悲觀的估計就是最多能堅持一個星期了。

 

蘇軍的進攻在正東面，正北面和正西面同時開展，坦克在飛機和重炮和火箭炮火力掩護下在前面開路，跟在後面的是機械化步兵，在平原地帶進展尤為神速，讓日軍目瞪口呆。過了兩天大本營才醒過神來，發了一道命令把朝鮮軍編入關東軍，說關東軍不但要守住滿洲，還要守住朝鮮。於是關東軍總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將和總參謀長秦彥三郎中將在8月12日帶了關東軍總司令部的人就到了朝鮮邊境的通化，就準備在那兒全體玉碎了。

 

8月15日中午，昭和天皇發表關於接受波茨坦宣言的“玉音放送”，日本無條件投降。雖然少壯派參謀軍官還在繼續慷慨陳詞要“死戰到底”以外，大多數人都知道投降是唯一的出路了。

 

問題是怎麼聯繫上蘇軍還是個問題，蘇軍根本不管什麼投降，還在全線進攻。在東京養病中的關東軍副參謀長松村知勝少將去找大本營要求幫忙和蘇軍聯繫投降事宜。得到的回答是：“關東軍自己和蘇聯軍去聯繫”，也就是說你們自生自滅去吧，沒人管關東軍了。

 

秦彥三郎只好在17日自己去哈爾濱面見蘇聯總領事請求幫忙斡旋。18日早上蘇聯總領事通知日軍哈爾濱特務機關蘇軍將在當天下午派出飛機到哈爾濱來接關東軍代表團。秦彥三郎帶領了野原博起，大前正俞和瀨島龍三這三名中佐參謀從長春立即飛往哈爾濱。等在哈爾濱機場的蘇軍一開口就是：“土居明夫中將來沒有來？”

 

土居明夫是原哈爾濱特務機關機關長，當時已經調任第13軍參謀長，後來和辻政信一起在南京國防部做過顧問的。得知土居已經調走的消息，蘇軍當場就拿下了來機場迎接秦彥三郎的哈爾濱特務機關新任機關長秋草俊少將，給了秦彥三郎一個下馬威。

 

秦參謀長一行在沒有了機關長的哈爾濱特務機關住了一個晚上，又帶了駐哈爾濱總領事宮川舟夫作為顧問，19日一大早坐上蘇軍的美制DC-3型軍用運輸機一直往東飛越牡丹江和綏芬河以後在興凱湖邊上的賈力科沃去見華西里列夫斯基元帥。蘇聯方面一開始是準備只和秦彥三郎一個人談判，後來在秦彥三郎的再三堅持下，答應了帶一名參謀（瀨島龍三）和一名翻譯（宮川舟夫）參加談判。

 

這一場談判就談出了一個千古之謎。之後蘇聯公然違反關於遣返戰俘的波茨坦宣言的第九條和不迫使戰俘服苦役的海牙協定，將60萬被俘的關東軍官兵押往西伯利亞服苦役，其中有一成以上的六萬多人死在了西伯利亞。

 

蘇聯人為什麼要這麼做到現在還是個謎。蘇聯解體以後有關這方面的文件也沒有解密，有關當事人都是忌諱莫深。華西里列夫斯基元帥的回憶錄里詳細說明了對日作戰的經過和日軍投降的經緯，但接下來對投降日軍的處理就一句未提。

 

其實在被蘇聯拘留過的西伯利亞歸還者之中有一種說法，他們是作為國家賠償，被日本送給蘇聯人的，就是說責任在日本而不在蘇聯。這種說法的根據是1945年7月日本外務省起草的《對蘇和平交涉之要綱（案）》。

 

在現在已經知道內容了的這個共分四條的方案中，第三條的“陸海軍軍備”中明確寫道：“海外軍隊就地復員，努力使其回國。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也同意若幹部隊的現地殘留”；第四條的“賠償及其他”中更是寫明了：“同意作為賠償而提供一部分勞動力”。

 

參加投降談判的這三人中，宮川1950年死於西伯利亞拘留所中，秦彥三郎中將在1956年回國後病死於1959年。因此長期以來唯一知道內情的就瀨島龍三一個人，最關鍵的問題就是蘇聯人知不知道這個《對蘇和平交涉之要綱（案）》的問題。日本投降前後是瀨島龍三負責和大本營的聯繫，而參加投降談判的還是瀨島龍三，可是瀨島龍三對這個問題是三緘其口。直到1995年以後才開始否認這種說法。否認的根據是蘇聯人不可能知道這個日本人起草的要綱方案，因此沒有在談判時拿這個要綱迫使日本人就範的道理。但是這種解釋還是有點蒼白無力，本來大家懷疑的就是這個要綱方案是不是已經給了蘇聯人，而不是蘇聯人不知道這個東西的假設前提。

 

1945年9月6日，瀨島龍三和在長春的所有關東軍將官，作戰主任參謀草地貞吾大佐，情報參謀淺田三郎大佐和大本營聯絡參謀朝枝繁春中佐等五十多人關東軍高級軍官一起分乘兩架蘇軍飛機被押往伯力，除了1946年9月中旬到11月中旬這兩個月出席東京國際軍事法庭作證之外，直到1959年被遣返回日本為止，開始了長達11年的拘留生活。

 

（西伯利亞戰俘營）

 

 

 

1949年5月，蘇聯內務省伯力軍事法庭對瀨島龍三前日本陸軍中佐宣布以下判決：“作為帝國主義日本的大本營參謀援助了日本的資本主義政策，根據俄羅斯共和國刑法第58條第四項判處25年苦役。作為外交秘使進入蘇聯收集情報，根據俄羅斯共和國刑法第58條第6項判處25年苦役。”這加起來不就有50年了？那判決書上還有一句：“出於人道主義考慮，最終判決25年苦役”，最後實際在蘇聯西伯利亞服了11年苦役。

 

後來瀨島龍三進入商界，在商戰中獲勝頗多。他的競爭對手經常有一種“瀨島是赤化分子”的說法，這基本上是一種在商場上常見的中傷對手，貶低對手人格的做法，但是瀨島龍三確實也是有幾件事說不清楚。

 

第一件事是作為蘇方證人出席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證，證明日本軍部和關東軍一直在圖謀發動對蘇戰爭。其實瀨島的證詞很曖昧，誰都可以任意解釋，蘇方解釋成由這個陰謀，而被告律師則解釋成其實沒有這個陰謀。考慮到瀨島龍三當時的處境，可以理解他的行動，但是瀨島的反對者們指出同樣是蘇軍戰俘的證人，原大陸鐵道司令官草場辰己中將的選擇是自殺。

 

（瀨島龍三在東京國際軍事法庭上作證）

 

 

 

其實和蘇聯人合作的不止瀨島龍三，日本玉川大學教授若槻泰雄在《西伯利亞捕虜收容所》中指出，從關東軍總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將開始的所有關東軍軍官除了草地貞吾大佐一個人之外，都放棄了“大日本陸軍軍官”的尊嚴，將自己知道的和不知道的一切都告訴了蘇聯人。

 

第二件事是瀨島龍三在西伯利亞的11年中，除了8年是很清楚地知道所在之外，還有三年沒有人知道他到底被關在什麼地方。作家松本清張在《現代官僚論》的“內閣調查室篇”中就指名道姓地說瀨島是被關在第7006捕虜收容所。而這個收容所據說是蘇聯人在日本戰俘中訓練蘇聯間諜的地方。1954年1月27日，蘇聯駐日大使館二等秘書拉斯特波羅夫叛逃美國，就是“拉斯特波羅夫事件”。拉斯特波羅夫是GPU中校，在日本收集情報，據他自己說是已經有了一個很具規模的情報網。這件事在媒體上公布以後，有兩位舊日本軍人去警視廳自首，說自己是拉斯特波羅夫的情報網成員，一位是原關東軍第三方面軍情報參謀志位正二少佐，還有一位是大本營參謀朝枝繁春中佐，這兩位都是第7006捕虜收容所出來的

 

最後就是所謂的“25年苦役”的判決，其實沒有旁證，就是瀨島龍三自己在那樣說。

 

瀨島龍三在蘇聯的11年中，學來了一手泥水匠的手藝。日語中泥水匠叫“左官”，瀨島龍三自嘲說：“原來是‘佐官’，敗戰了，丟掉了個人字邊，現在成了‘左官’了”。

 

1956年8月19日早晨，日本紅十字會租用的“興安丸”號進入了京都的舞鶴港。被釋放的西伯利亞拘留日本戰俘的最後梯隊回到了日本。這裡面就有滿面菜色，體重不滿50公斤，牙只剩下了一半的瀨島龍三。

 

（1956年8月19日，瀨島龍三坐的“興安丸”進入舞鶴港的瞬間）

 

 

 

44歲的瀨島龍三，面臨着人生道路的重新選擇問題。

 

（掉了一半牙齒的瀨島龍三，“大本營精英參謀”的榮光何在？）

 

（竹田宮親自到碼頭來迎接瀨島龍三）

 

 

 

應該說像瀨島龍三這樣不知道社會，只知道軍隊，只會打仗的人，回日本以後應該進自衛隊才對。從自衛隊的前身警察預備隊的時候開始，對於舊軍人的採用有兩條內部規定，一條是在西伯利亞集中營中被洗了腦，赤化了的人不能用，再有就是戰爭中臭名昭著的人不能用。瀨島龍三和這兩條倒沒有牴觸，但是年紀略為大了一點，更重要的是女兒堅決反對他進自衛隊。據瀨島龍三自己回憶，一次和女兒單獨在一起時，女兒對他說：“求你了，怎麼也不要進自衛隊，你在西伯利亞這十幾年，媽媽吃的苦太多了。就是因為爸爸是軍人，所以求爸爸不要進自衛隊”。

 

1958年1月，瀨島龍三進了大阪的一家主要是做纖維生意的中等規模商社“伊藤忠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