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標：新加坡

 

和英美開戰為的是石油，日本當時（1939年）每年石油的使用量是495萬噸，當時日本也產一點石油，不到40萬噸，剩下來的90%以上依靠進口，靠美國人喝油。

 

但是，到了1940年，苦惱着的日本人好像看到了天照大神在顯靈。40年5月，希特勒占領了荷蘭，六月份占領了法國。這樣一來，荷蘭和法國在亞洲的殖民地似乎成了成了沒主人的東西了，誰先出手就是誰的了。特別是荷屬東印度，即所謂“蘭印”。用一句日語來形容這些皇軍參謀就是“恨不能從喉嚨里伸出手去拿”。

 

荷屬東印度有一處瓦倫班油田，當時是亞洲最大的油田，年產石油470萬噸。只要有了這塊油田就夠日本用了。所以機會來了。不就是一個戰敗國嗎？估計嚇唬嚇唬就行了。不，不用嚇唬，把南部法屬印度支那一占，修兩個軍用機場，那幫“西洋鬼畜”還不得嚇得屁滾尿流，乖乖地把石油送過來？誰知荷屬東印度當時的殖民統治當局和本國切斷了聯繫，由英美提供保護了。所以根本就不理日本。

 

所以美國一切斷日本的石油，日本就得出去搶油，最近的油田就是被稱為“蘭印”的荷屬東印度。但是太平洋是英美的天下，人怎麼才能到得了蘭印？油怎麼才能回得來日本？不趕走那些礙事的英美鬼畜不行。所以對美國作戰是海軍襲擊珍珠港，爭取消滅或打殘美國的太平洋艦隊。這邊陸軍從陸路南下，拿下南洋的心臟：新加坡。

 

新加坡。

 

1819年2月29日大英帝國殖民官托馬斯·斯坦福·萊福士爵士在這裡登陸，豎起了米字旗。萊福士花了65萬英鎊從柔佛蘇丹那兒得到了新加坡的永久租借權，為大英帝國建立了一個統治亞細亞的根據地。新加坡和直布羅陀，蘇伊士一起成為了大英帝國海上霸權的象徵。

 

7.7事變以後，為了對抗越來越明顯的日本南進野心，英國在新加坡設立了東亞英軍總司令部，增派了澳大利亞軍和印度軍。

 

到1938年2月，英國用了十年時間，花費了六千三百萬英鎊的號稱為“東方的直布羅陀”的要塞新加坡建成了。俯視着正面海面的是當時世界上最大口徑的18英寸大炮；兩座能夠收容五萬噸級戰列艦的船塢；貯備的燃油達一百二十萬噸，足夠全部大英帝國艦隊使用半年。要塞落成時，英國美國法國的戰艦雲集一堂祝賀，誇耀着他們的實力，向日本示威。

 

能不能攻占新加坡？

 

1941年5月山下奉文訪問德國時和戈林元帥討論過這個問題。當時戈林的估計是攻占新加坡需要五個師團花一年半的時間。這不是白種人之間的互相吹捧，戈林所說的是一般最普通的軍事常識，沒有誇張。

 

1941年11月5日，滿洲防衛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將奉命接任第二十五軍司令官。11月8日趕往東京受命，11月10日出席了陸海軍首腦最終協調會議。會議在東京港區的陸軍大學校舉行，陸軍方面出席的是參謀總長杉山元，南方軍總司令官寺內壽一，進攻馬來的第25軍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將，進攻菲律賓的第14軍司令官本間雅晴中將，進攻爪哇的第16軍司令官今村均中將；海軍方面出席的是軍令總長永野修身和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六。

 

11月14日，山下奉文從羽田機場起飛前往法屬印度支那的西貢赴任。

 

第25軍原來是一支很小的軍，下轄近衛師團和獨立混成第21旅團，司令官飯田祥二郎，司令部在越南西貢（現在的胡志明市）。從進駐印支後一直在各地當農民工，擴建了10個機場，還新修了2個機場。從9月底開始對第25軍進行了改組，增加了第五師團和第十八師團。現在的軍參謀長是鈴木宗作中將，參謀副長馬奈木敬信少將，高級參謀池谷半二郎大佐，作戰主任參謀辻政信中佐，情報主任參謀杉田一次中佐，作戰參謀朝枝繁春少佐。任務就是進攻馬來半島，占領新加坡。

 

辻政信好不容易才重返陸軍中樞，怎麼兩個月不到又到基層去了？這次不一樣，這次變動的高層人事中除了司令官山下奉文之外都是從參本去的，鈴木宗作是參謀本部第三部（運輸部）部長，池谷是參本船舶課課長，辻政信是作戰課兵站班班長。從此可以看出日本陸海軍部對馬來作戰的重視。

 

9月26日，辻政信從東京羽田機場起飛，在台北過了一夜，第二天中午到了河內。一下飛機辻政信就皺起了眉頭：機場守衛隊學來了當地人的習慣在睡午覺。到了西貢一看更是開了眼：高級軍官全部長發飄飄，襯衫短褲，一人一輛小汽車，一棟法國式的洋房，司令部里除了司令官飯田中將以外沒有人，全去喝酒去了。

 

第二天辻政信立即以軍司令官的名義下命令，全體軍官一律剃光頭，交出洋房，私事不准用汽車，參謀軍官全部搬進司令部，在辦公室里舖上涼蓆睡。不嫖不賭但喜歡酒的辻政信還宣布到攻下新加坡為止戒酒。

 

這不是辻政信第一次開展“反腐敗運動”，也不是第一次擅自用上官的名義發布命令。但是人家“政治上正確”，又是中央空降來的，下面軍官們有點小牢騷也不敢發。再說辻政信馬上就要整的他們連發牢騷的力氣都沒有了。

 

作為作戰主任參謀，辻政信的工作是制定攻占新加坡的具體作戰方案。其實在台灣軍研究所的時候，除了研究南洋情報和作戰方法，辻政信已經把作戰目標明確地指向了新加坡，開始研究具體的作戰方法了。可能是剛剛在諾門罕受了教育，辻政信這次沒有犯皇軍參謀們最常見的錯誤。對新加坡作戰研究得相當細緻，做了大量準備工作。

 

既然號稱是“東方的直布羅陀”，也就是說從海上進攻新加坡是幾乎沒有勝算的。唯一可能的是從背後進攻。從泰馬邊界的宋卡（Songkhla）到新加坡大約1100公里,從這一帶開始向新山攻擊，新加坡的背後防守薄弱，有那麼一點可以想象的餘地。

 

為什麼新加坡的背後防守薄弱呢？這裡說的防守薄弱只是相對於裝備了18英寸大炮的面海防禦來說的。英國人不相信有人能夠穿透馬來半島進攻新加坡。因為沿泰馬邊界往南，只有一條公路和平行的鐵路，兩邊是寬度大約一公里的橡膠林，再往兩邊就是無法通過的熱帶雨林了，所以英國人只要卡住這條通道，你日本人就過不來。英國人當時在馬來，新加坡的兵力是陸軍英軍兩個旅，印度軍三個師和兩個旅，澳大利亞軍一個師和一個旅加上馬來共產黨領導的華僑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兩個旅。配備有包括岸防重炮在內的各種火炮1000門，坦克裝甲車250輛，全部加起來大約是十二萬人的作戰兵力和280架飛機。海軍則是擁有大約十艘艦隻的遠東艦隊。

 

英國人對新加坡的防守的估計和德國人一樣，日本人如果動用五個師團從陸地進攻的話至少要用一年半左右的時間。有這麼多時間，英國人足夠可以從本國向新加坡增派軍事力量，所以新加坡的防守是“固若金湯”。

 

英國人還有一句話沒有公開講出來，就是約翰牛根本就看不起這些日本黃妖。在英國人眼裡中國根本就沒有軍力，國民政府軍的實力在業餘以下，可是日本人打這些業餘以下的中國軍隊居然打了四年還沒有打下來，怎麼可能和從十七世紀開始就已經統治這個世界的大英帝國開打呢？這是英國馬來方面軍司令官白思華中將在後來向日本人投降後對山下奉文親口說的。

 

因為有這種觀念，英國人對他們已經掌握的大量有關日本人舉動奇怪的情報根本熟視無睹。英國人知道日本人在上海大量製造登陸艇，日本間諜在馬來半島頻繁出沒，也知道飯田祥二郎的第十五軍在海南島正在成天搞一些莫名其妙的奇怪演習，在研究一些怪裡怪氣的戰術，而這些戰術絕對不是準備用在中國大陸的。

 

當然英國人也還是認真的，比如就派了兩艘戰列艦“威爾斯王子號”和“反擊號”來增強遠東艦隊，在英國人看來這幾乎是不可容忍的：這太給日本黃妖面子了嘛，他們怎麼配大英帝國如此重視呢？

 

傲慢的大英帝國的紳士們就要看到這些黃皮猴子是不是應該重視了。

 

辻政信又是怎麼看的呢？1941年8月底在大本營作戰室陸海軍幕僚聯合兵棋演習的時候，參謀總長杉山元曾經直接了當地提過這個問題：“諸君對南方作戰的時間表怎麼看？”

 

首先回答的還是辻政信：“如果在“明治節”（11月3日，明治天皇的生日，現在是“文化節”）開戰的話，兩星期內能拿下香港，元旦能夠拿下馬尼拉，“紀元節”（2月11日，據說是神武天皇即位的日子，現在是“建國紀念日”）能夠攻下新加坡，“陸軍節”（3月10日，日俄戰爭“奉天會戰”日軍獲勝的日子）能攻占爪哇，“天長節”（天皇生日，當時是4月29日，昭和天皇死後改稱為“植樹節”，2007年開始又改成“昭和節”）能夠攻下仰光”。

 

這就是辻政信好大喜功的性格，他喜歡搞什麼“獻禮”行動，凡事都得連上一個什麼倒霉節日。但這次他還真說對了，實際開戰是12月8日，晚了一個多月，而最後攻占新加坡是2月15日，比辻政信的時間表只晚了4天！

 

從此後這種“獻禮行動”成了皇軍作戰的標準模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牟田口廉也中將指揮的“英帕爾作戰”，也是莫名其妙地在1944年1月要在“天長節”占領印緬邊境的英帕爾以“切斷援蔣通道”，結果投入的8萬6千人到7月10日作戰中止時只回來了1萬2千人，其餘一部戰死，大部餓死戰死病死，鋪成了一條“白骨街道”（也有叫“靖國街道”的），成了“昏戰”的一個代名詞。

 

其實不只皇軍喜歡“獻禮行動”，美國人照樣喜歡。當時任美軍第21轟炸機集團司令的李梅將軍在1945年3月10日對東京進行戰略轟炸時也是挑的日本“陸軍節”。

 

坐在一邊一直沒有說話的陸軍大臣東條英機開了口：“從戰略上看來如果是這樣的話，戰爭的結果又是怎麼看的呢？”

 

戰爭的結果關辻政信個鳥事，他只要能打起來就行了。真要讓他認真想的話，在戰後他是這麼說的：“當時大家都認為美國人是買賣人，凡事追求的僅僅是利益。只要一開始打得順利，占了壓倒優勢的話，美國人會主動求和。”

 

那要是美國人不肯求和，打成了持久戰怎麼辦？“手裡有了資源，船到橋頭自然直吧”。

 

就是抱着這種幼稚的想法，堅信“只要一開始占了上風”就行，所以這次辻政信是十分認真的，沒有犯皇軍參謀經常犯的老毛病。首先他的在紀元節攻下新加坡這句話不是空穴來風，是有根據的。

 

這幾個月辻政信一直在海南島，繞海南島一周是1000公里，幾乎和從泰馬邊境到新加坡的距離一樣。日本陸軍在中國大陸快速移動的工具是戰馬，針對馬來半島有一條直通新加坡的柏油公路，而且左右展開無法超過兩公里的特點，辻政信把移動手段改成了汽車和自行車。之所以使用自行車是因為首先日本人沒有那麼多汽車，但有自行車。

 

日本制自行車是對南洋貿易的主要出口產品，1890年當時原來生產步槍的“宮田制銃所”就生產了日本第一台自行車。1902年“宮田制銃所”改名為“宮田製作所”，停止生產槍支成為了自行車的專門廠商，由於日本制自行車價錢便宜，而且比苗條的歐洲產自行車堅固而且載重量大，大受南洋的歡迎，成為了南洋地方的主要交通工具，到處都能看到“MIYATA”的販賣點和修理店，因此在當地能很方便地找到補充車輛和修理零件。光25軍自己配備的自行車就有六千輛之多，起名為“銀輪部隊”。

 

辻政信就繞着海南島，一公里一公里地計算炸路炸橋，修路修橋，作戰，通行所需要的時間和兵力。最開始參謀本部確實是準備使用五個師團，但是當時中國大陸的戰況使日軍無法抽調五個常備師團出來才不得而為之改為四個師團。但是在辻政信的計算後認為只需要三個師團就可以攻下新加坡，於是山下奉文將原來準備參加馬來戰役的第七師團還給了參謀本部。一般說“兵不厭多”，開戰之前退還一部分兵力這在世界戰史上也是一件罕見的例子。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英國首相丘吉爾的回憶錄第四卷《命運的轉機》一開始就這麼寫道：“（日軍）的猛攻是經過長時間準備的，在經過無法表述的激烈抵抗以後，英美的防線——如果能夠那麼稱呼的話——終於陷落了。”

 

這是文學家所特有的誇大筆法，並不完全是事實。日本人對南洋的垂涎確實由來已久，但是日軍的具體進攻準備倒並沒有準備很長時間，而且英美是不是進行了“激烈的抵抗”更是很值得打個問號的。

 

還有一點值得提起的就是為什麼在東京國際軍事法庭上英美不約而同地忘記了“是經過長時間準備的”這幾個字？在東京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書中居然找不到有關“台灣軍研究所”的記載，筆者無法判斷這到底是說明英美對日本“南進”政策的輕視，還是說明英美的情報缺陷，但起碼可以說明東京審判的草率。

 

從陸路直搗新加坡，從哪兒開始呢？根據朝枝繁春偵察回來的情報，登陸的地點定在泰國的北大年（Pattani）和宋卡（Songkhla），因為朝枝說這兩個地方的海浪雖然有三米左右，但是“大發”（可以乘坐70人的大型發動機登陸艇）可以靠得上去；海岸上只有泰國軍隊的壕溝，沒有鐵絲網和地堡，便於登陸部隊展開。

 

因此首先就確定了在這兩個地方登陸。辻政信沒忘記在諾門罕決定哈拉哈河渡口位置時捅的漏子，這次一定要自己親自去看登陸點。10月19日晚上在西貢對剛從奉天（瀋陽）飛過來的關東軍飛行員池田大尉說：“明天我要去泰馬邊界，能不能飛。”

 

池田毫不猶豫：“能飛”。

 

辻政信很滿意：“那好，先把太陽旗標誌全擦了”。

 

辻政信清楚知道這是侵犯他國領空，違反國際法的行為。如果被發現打了下來沒處講理去，所以要擦掉飛機上的太陽旗，到時候來個死不認賬。第二天兩人除了麵包和水壺外不帶任何東西上了飛機，辻政信命令池田如果被地面防空炮火或者戰鬥機擊中，栽也要栽到海里去，不能落到地面上。

 

他們乘坐的是一百式偵察機，續航力能達到五小時。從西貢出發，一直到燃油所能容許的極限才掉頭。22日又飛了一次，這次飛的更加瘋狂，在西貢着陸之前10分鐘就已經沒有了油料，滑翔着降落了下來。

 

空中目視偵察的結果是朝枝的情報是準確的。但北大年和宋卡的缺點是登陸點附近的機場太小，日軍陸基航空兵無法展開，而泰馬邊境馬來亞一邊東岸的哥打巴魯（Kota Baharu）西岸的亞羅士打（Alor Setar），雙溪大年（Sungai Petani），太平（Taiping）這四處都有巨大的英國軍用機場，用辻政信的話就是“和北大年，宋卡比起來就像大人和小孩一樣”。一旦開戰這四個機場將對日軍登陸兵力形成極大壓力。

 

解決的方法只有一個：在泰馬邊境泰國一側登陸的同時在馬來亞一側的哥打巴魯登陸，乘英軍還沒有清醒過來先拿下哥打巴魯機場為日軍航空兵所用，同時馬不停蹄直插馬來西海岸，力爭拿下其餘三個機場，一時拿不下來也要用從哥打巴魯起飛的飛機炸癱他們。

 

這不僅僅是增加一個登陸點的事情，牽涉到的事情實在太大。當時的泰國和馬來不一樣，泰國是獨立國家，一貫親日，外務省和軍部正在做泰國的工作，看看能不能拉泰國一起上賊船，即使拉不上來，泰國也不會翻什麼臉。所以說在泰國登陸風險不大；而馬來是英國殖民地，十幾萬軍隊正等着日本人呢。在馬來登陸八成得打起來，南遣艦隊中沒有航空母艦，從越南南部起飛的陸基作戰飛機飛不到哥打巴魯，就是說登陸部隊和護航艦隊沒有空中掩護！太危險。

 

不要說山下奉文不敢同意隨便往馬來一側增加登陸地點，就連南方總軍也不敢做聲，10月22日辻政信自己夾着資料上東京去準備吵架去了。一到參本說明來意，作戰課長服部卓四郎一錘定音：“辻參謀冒着生命危險得來的情報，為什麼不用？”，但是海軍是不是肯呢？就又得出了一個特別日軍式的結論：現場的陸海軍司令官看着辦——中央不管了。

 

日本軍隊的海陸軍不和是有名的，但在馬來戰役中則看不到這種不和。一來南遣艦隊司令官小澤治三郎中將為人比較好合作；二來因為本來南進就是海軍的主意，這回要再和陸軍扯皮，回頭陸軍發了火回頭找老毛子對練去了，那才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呢。所以11月15日在西貢的陸海軍協調會議上，小澤治三郎向山下奉文拍了胸脯：“我親自指揮在哥打巴魯登陸的艦隊”。

 

艦隊那只是個叫名，其實最缺的就是船。說起來大家可能不相信，太平洋戰爭時日本最缺的甚至不是航空母艦和作戰飛機，而是運輸船。參本作戰部長田中新一過了一年就是因為沒有船都和東條英機吵了以來，大罵東條英機是“八嘎丫路”。辻政信在海南島做過的演習里就有這麼一項：在密封的船艙里能夠擠五天的最大密度是多少？最後得出結論是一張榻榻米（3.3平方米）上能擠三個人，這麼着才擠下了最起碼的部隊，現在還要增加登陸點，這人怎麼運法？再看這第25軍的參謀長和高級參謀全是搞運輸的就知道船運當時把日本人難到什麼地步了。

 

只好從第14軍進攻菲律賓的船裡面擠幾條出來用。後來本間雅晴進攻菲律賓不順利除了參本的瞎指揮外，運輸力量跟不上也是一個原因。

 

辻政信是陸大畢業生，學過國際法的，而且是軍刀組，這門功課成績不應該太差。可是他就敢藐視國際法，冒天下之大不韙，想了個儘快突破泰馬邊界的方法。

 

當時是個人都知道日軍極有可能越過泰馬邊界攻擊馬來，所以英軍肯定在邊境上嚴密防備。如何儘快地突破邊境，搶在英軍反應過來之前占領霹靂河(Perak River)河上的三座大橋是進攻新加坡的關鍵，如果英國人炸了橋那就不是紀元節能不能拿下新加坡的問題，而是乾脆坐等，準備和歐洲來的援兵大戰吧。

 

辻政信想出來的方法是找來一千套泰軍軍裝，讓第五師團第十一聯隊第三大隊一個營的兵力化裝成泰國軍隊。登陸後立即搶奪泰國軍車，揮舞着泰國英國國旗沖往馬來境內“避難”，乘亂控制國境。山下奉文當然同意這個違法的主意，長期和德國納粹的來往使得山下奉文完全視戰爭道德為無物。但是這個計劃後來由於意外的原因而沒有付諸實施。

 

1941年12月4日早晨，第25軍登陸部隊從海南島三亞啟航了。辻政信在日記里寫道：“這是一場決定將來一百年日本命運的決戰”。這是一句當時在日本軍人中很流行的話，不知出於哪位高人，但是確確實實說中了。未來的一百年內，大和民族必須為自己的輕舉妄動付出代價。

 

12月8日凌晨日本時間2點15分，4點10分，4點30分，日軍分別在馬來的哥打巴魯，泰國的宋卡和北大年強行登陸，開始了太平洋戰爭。而襲擊珍珠港是在日軍登陸哥打巴魯一小時之後的3點25分！

 

英國歷史學家詹姆斯·李薩（Thomas James Leasor）在《SINGAPORE》中是這樣寫的：“在那個夜晚，古老殖民帝國的動脈被切開了——長達數世紀的支配和法律化成了鮮血噴發了出來，那個傷口將永遠不會癒合”，不管怎麼說，大英帝國在亞洲的殖民統治從這個晚上開始告結束了。

 

身穿泰國軍裝的辻政信中佐和鐵道參謀本鄉健中佐，情報主任參謀林忠彥少佐乘坐“小發”（一種乘坐30人的小型機動登陸艇），沖在宋卡登陸部隊的最前面。

 

登陸一看，不對，應該在登陸點迎接他們的駐宋卡日本領事勝野和偽裝成領事館書記官的情報參謀大曾根少佐不見人影。按照約定，他們帶着卡車和投降的泰國軍警來協助他們的偽裝過境作戰。沒辦法只好搶一輛汽車前往宋卡市裡的日本領事館。

 

到了領事館。出來開門的是渾身酒臭的勝野領事，大曾根少佐已經醉得不省人事了。原來這二位弄錯了時間，以為日軍登陸是第二天的9日，正在忙着喝壯行酒呢。根本就沒有和泰國軍警聯繫，密碼本倒是趕着給燒了，這下子連和後面的軍司令部都沒有辦法聯繫了。

 

辻政信口裡“八嘎”不住地罵，讓勝野領事上車帶他去找泰國警察。辻政信隨身帶來了一個大包袱，裡面是十萬泰國銖的現錢，準備用來賄賂泰國軍警的。誰知道剛到警察局門口喊了一聲：“我們是日本軍隊”，裡面就開了火。汽車被打趴下了，好不容易搶回了那個裝錢的大包袱，想去找駐軍商量，誰知道駐軍不但開槍還開炮——駐軍的裝備比警察要好。

 

這時候後面接應的大隊也來了，盜竊不成成了砸明火，登陸日軍和泰國人就打了起來。不過打得時間不長，下午兩點鐘泰國和日本達成了《日本軍隊通過協定》，停火了。

 

辻政信找了輛汽車就直撲邊境，發現了佐伯靜雄中佐帶領的師部搜索隊已經跨過了邊境，正在為是不是要繼續南下而犯愁呢。辻政信也不管自己其實沒有指揮實戰部隊的權限，就開始指揮起這支擁有10輛坦克，裝甲車的500人的搜索隊起來了。

 

佐伯中佐是陸士第25期畢業的。和軍參謀長鈴木宗作中將，參本作戰部長田中新一中將是同期，不知是陸士時的成績不太好，還是沒考上陸大，反正現在成了老中佐，所以見了軍部作戰主任參謀沒脾氣，說什麼聽什麼。

 

辻政信也沒說什麼，就一句話：“不管兩邊，只管向南”。

 

一路上暢通無阻，到了半夜裡才開始有正式的阻擊，但一小時之後英軍就敗退，留給了辻政信一份精密的馬來軍用地圖。

 

由安藤忠雄率領的以第42聯隊為主的安藤支隊在泰國北大年登陸也幾乎沒有遇到什麼像樣的抵抗，在擊退了進入泰國境內的英軍以後開始越過邊境，一星期以後的12月14日，已經前進了一百二十公里，控制了兩個軍用機場。

 

真正陷入苦戰的是在哥打巴魯登陸的佗美支隊。由佗美浩少將指揮的以第56聯隊為主的大約五千三百人遇到了來自空中和地上的真正抵抗，登陸船隊中的“淡路山丸”被擊沉，“綾戶山丸”，“佐倉丸”重傷。但是在付出死三百，傷五百的代價之後還是在12月8日的深夜占領了哥打巴魯機場。接着到19日為止完全控制了馬來亞的北大門。

 

12月9日下午，英國戰列艦“威爾士親王號”和“反擊號”在關丹（Kuantan）附近海域被日本海軍陸基航空兵擊沉，英國遠東艦隊已不復存在。

 

這是辻政信和佐伯部隊正沿着柏油大路朝着霹靂河猛衝。辻政信找了一輛黑色的本特立高級汽車，耀武揚威地開在最前面。由於辻政信生來的個性，他喜歡上戰場，而且喜歡沖在最前面。本來主任參謀的位置是在司令部，掌握全軍的動態以便及時調整，可是辻政信的做法是全軍跟他走。由於辻政信一直在最前線，所以他提出來的方案別人很難反對，因此在像馬來戰役這種順利的單點進攻戰時能夠奏效，而在像以前的諾門罕，以後的瓜達卡納爾島，緬甸之類的大面積防禦戰時，這種做法根本就掌握不了全局動態，不知敵情，不知己況，從而會處處被動挨打。

 

前面是英軍苦心修築的日得拉防線（JITRA LINE），英軍靠沼澤地，鐵絲網和地堡在日得拉準備頑強防守，投入了印軍十七師，準備了大量的彈藥和給養，號稱單單靠日得拉防線就能阻擋日軍三個月。

 

可是英國人沒有想到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這些被他們當作消耗品的殖民地軍隊，會不會給他們賣命？英軍的戰術從理論上沒什麼錯誤：破壞道路橋梁，然後從後方的炮陣地對被破壞地區進行盲目炮擊，阻止日軍工兵修復。但辻政信針對這種戰術採取的對策是：混在已經昏頭昏腦的英印澳軍的南逃敗兵中一起往南前進。

 

就這樣到了日得拉防線。辻政信停止了前進，派出了一名叫大藤的少尉斥候去偵察敵情。午夜時分大藤少尉回來了：“分隊正前方沒有敵人，可以進行夜襲”。其實是少尉去的時候正好遇上一陣熱帶特有的瞬間暴雨（SQUALL），印度兵躲雨去了，所以陣地上只有大炮沒有人。但佐伯支隊一進攻，那些印度兵們又回來了。這一下只有五百人的佐伯支隊就被英印軍的炮火給徹底壓住了。

 

辻政信跳上汽車，在槍林彈雨里往後開，尋找主力。在往北四公里的地方找到了正往這兒趕的近衛師團第九旅團長河村參郎少將帶的一個步兵聯隊和一個炮兵聯隊，拉開了野炮，步兵往道路兩邊的橡膠林里一鑽就開始了全面進攻。

 

在辻政信想象中這應該是一場惡戰，但是奇怪的是當步兵剛開始沖的時候，對面的槍炮聲停息了：印度軍丟掉陣地往後逃了。就這樣佐伯支隊就死了23個人，英國人指望抗三個月的日得拉防線在不到16個小時即告失守。辻政信也覺得這仗打得有悖情理，找了個俘虜軍官來問：“為什麼敗退？”

 

“既然攻擊的部位是防守陣地的核心部分，說明日軍已經做好了強攻的準備。根據日軍的作戰規律，迂迴部隊應該已經到了陣地後方，再不趕快撤退就會被全部消滅”。

 

辻政信又好氣又好笑，一個少尉的糊塗情報，使得一個分隊莽撞進攻，最後的結果是印軍的全面潰敗。日軍得到的戰利品是：50門大炮，50挺重機槍，三百輛坦克裝甲車和卡車。最讓登陸時只帶了兩天的乾糧的日軍開心的是：食品倉庫里有足夠一個師團吃三個月的東西。

 

那可不是皇軍們吃的飯糰子和醃菜，全是白面，肉食品罐頭，威士忌，啤酒，香煙和奶油。發了財的皇軍們管這種戰利品叫“丘吉爾發的工資”，說：“不管怎麼說，丘吉爾在吃的方面沒虧待印度人”。

 

這時馬來北部的各軍用機場全部在幾乎未受破壞的情況下被日軍占領，這些機場也就按照慣例被命名為“丘吉爾一號”，“丘吉爾二號”什麼的。

 

12月4日從三亞港出發，僅僅花了40天不到，1942年1月11日，日軍占領了按慣例又被英軍放棄的吉隆坡。在進攻吉隆坡之前，辻政信和軍司令官山下奉文幹了起來。

 

日軍並不是把全部力量一次登陸用盡了的，這時候還有一支在海上的機動部隊第11聯隊，是為了進攻吉隆坡準備的。辻政信要求第11聯隊上岸進攻金寶（Kampar），山下沒有同意，辻政信一氣之下摔了烏紗帽，不幹了，連着罷了三天工。氣的山下奉文在日記里寫道：“這個人自我意識強，有小才但不能成大事，使用時一定要注意”。

 

但山下奉文只能在日記里發牢騷，不敢拿出軍司令官的威風來處分辻政信，因為他知道辻政信的背後有東條英機。

 

作戰並不是一直如此順利，隨着戰線的越來越南，作戰也越來越難。被英國人當作消耗品的印度，澳大利亞軍隊消耗殆盡以後，日軍的作戰對手是真正的英軍了。其實英軍還好對付，從馬六甲（MELAKA）以後，最讓山下奉文和辻政信發憷的是主要由華僑組成的馬來人民抗日軍。

 

根據丘吉爾的回憶，馬來人民抗日軍有兩個旅，大約4000人。這是由馬來亞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作戰最為勇敢，南洋的華僑們為祖國做了所能做的一切事情。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他們出錢出人支援祖國的抗戰，不管是親共的陳嘉庚先生還是親國的胡文虎先生，他們都是為了祖國不受日寇蹂躪。山下奉文甚至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要不是有華僑的支援，早就解決中國問題了。這就是日後新加坡大屠殺的思想根源。

 

一直在和安藤支隊一起行動的朝枝繁春向軍司令部報告了在金馬士(GEMAS)戰車第一聯隊受到重創，安藤支隊也受到損失的消息。是來自馬來人民抗日軍的打擊。

 

1月31日，日軍前進到了柔佛海峽，離新加坡一水之隔。山下奉文把軍司令部設在了居高臨下一覽新加坡島無餘的柔佛王宮裡。經過一個星期的準備，2月9日開始渡海作戰。2月15日英軍乞降。馬來新加坡戰役以日軍的完全勝利結束。

 

山下奉文進了新加坡，在街頭上看到的是殘垣廢墟和新加坡人充滿仇恨的眼神。

 

新加坡的華人。

 

山下奉文想起了在柔佛王宮軍司令部里看到的占領新加坡制高點武吉知馬山的戰鬥。日本人面對着的是英格蘭人，蘇格蘭人，澳大利亞人和中國人。

 

那裡面最可怕的是馬來亞人民抗日軍。

 

山下奉文準備大屠殺了。

 

在1941年11月13日，東條英機在陸相官邸召見過山下奉文，那是幾乎十年來這兩位原來是一對狐群狗黨，現在是死敵的第一次兩人單獨見面，除了官場上的客套話以外，東條英機特地叮囑山下奉文不要再犯松井石根的錯誤。這是指國際輿論對“南京大屠殺”的強烈譴責。

 

在作戰時期第25軍的戰爭犯罪還不是很多。一來是時間緊張，沒時間去為非作歹，二來是“丘吉爾的工資”甚至把皇軍慣行的搶劫都減少了不少。那麼“新加坡大屠殺”又是怎麼回事？

 

所謂“新加坡大屠殺”是指日軍占領新加坡五天后的2月19日，日本占領軍出示了一份布告，要求所有新加坡18歲至50歲華人男子到四個地方集中以領取“良民證”，但是到了集中地點等待着華人的是蒙着面罩的原英國警察，印度警察和馬來亞共產黨的變節分子的對所謂“反日分子”的指認。被指認出來的華人未經任何審判程序就被被綁赴海邊，慘遭重機槍掃射。到後來為了節約子彈，乾脆把人綁成一串裝上船，到離海岸十公里左右的地方將人推到海里。

 

有多少華人慘遭殺害？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新加坡法庭的判決書上是5000人，但新加坡華人方面主張的的數字是10萬人！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差異？新加坡法庭是英國人的法庭，死了多少華人也與他們沒有關係，他們關心的只是戰爭期間日本軍隊對於英國人和澳大利亞人的戰爭罪行，至於幾萬名華人的生命根本不在他們心上，這個五千人的數字出於當時的“昭南市”（日軍占領新加坡以後立即在2月17日將其改名為“昭南市”）警備司令官河本參郎的自供，沒有人做過任何調查。

 

日本軍隊在上次大戰中犯下的一次10萬人以上的大屠殺罪行有三次：南京大屠殺，新加坡大屠殺和菲律賓大屠殺。這三次大屠殺中唯有新加坡大屠殺是在十分清晰的命令和指揮下進行的。有發令者，指揮者和執行者，有鐵一般的證據！

 

發令者是第25軍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將，指揮者是第25軍參謀長鈴木宗作中將，執行者是第九旅團團長河村參郎少將。

 

2月18日早晨，山下奉文找來了河村參郎，對他說：“我軍有新的作戰任務，兵力要專用到別處。但是你也知道，這裡到處都是敵性華僑，在妨礙我們作戰，一定要把他們連根拔去，剔出處斷，其餘的具體行動指示參謀長會對你說明。”

 

當時鈴木參謀長就在走廊里等着他，見到河村出了山下的辦公室就立即招手讓河村進了自己的辦公室。

 

門一關上，河村劈頭就問：“‘剔出處斷’到底是什麼意思？”

 

鈴木回答說：“昭南島的所有華僑成年男子全部查問，發現敵性分子即時嚴重處分”。

 

河村想確認：“就是說不經審判直接殺人”。

 

鈴木的回答是：“審得過來嗎？”

 

河村再次確認：“這是軍司令官的原意？”。

 

鈴木參謀長給了他很確定的回答：“當然”。

 

以上摘自河村參郎中將的供詞

 

曾經作為武官，長期駐在德國奧地利這些歐洲國家的山下奉文，很清楚他在幹什麼。這就是他找河村參郎的原因。近衛師團的軍官基本上都是“統制派”，而近衛師團長西村琢磨中將和這個河村參郎都是處理“2.26事件”的軍事法庭法官。山下奉文覺得是他們把皇道派的年輕軍官判了死刑，總想報仇。西村琢磨是近衛師團長，御林軍總管，有天皇罩着，山下無可奈何。但對於河村就不必顧慮了，這種最喪心病狂，傷天害理的事情，讓河村去干！

 

在這個大屠殺事件里，辻政信又扮演了一個什麼角色呢？請看憲兵隊的大西覺中尉在法庭上的證詞：

 

“八嘎，又在睡午覺？”，辻政信走了進來，手裡拿着根馬鞭在胡亂揮。“你們磨磨蹭蹭地在幹嗎？讓你們抓華僑，抓了幾個？”。

 

大西回答說：“到現在70名”，接着想跟他解釋什麼人手不夠的理由，辻政信根本聽不進去：“我不管你們的理由，別磨洋工，告訴你們，我要新加坡華人減半！”

 

“讓新加坡華人減半”，辻政信想做的是殺光所有新加坡華人男子。

 

這種瘋狂到了什麼地步？到了連松井石根都嚇壞了的地步。

 

三月下旬軍事參議官松井石根大將到新加坡視察，一天晚上偷偷地把原駐新加坡領事館員篠崎護喊到住處，詳細地問明了大屠殺的詳細經過。在聽完篠崎護兩個多小時的敘說後，松井石根隔了好長時間才吐出一句：“這該怎麼辦？”

 

可是在戰後國際軍事法庭上，如此規模的種族清洗行為，卻只有兩個人被判處死刑：警備司令官河村參郎和第二野戰憲兵隊長大石元！想知道同一個法庭的審判結果嗎？因為在新加坡監獄裡拷打英國人和澳大利亞人15名致死事件，法庭起訴21人，判處角田春中佐以下8名死刑。

 

英國殖民者沒有把華人當人看，這點能夠理解。但是南京軍事法庭對於南京大屠殺又是怎樣審理的呢？包括在東京被送上絞架的松井石根，也就只有五個人抵了命。

 

我們無奈而又寬厚的民族。

 

1943年3月，第65旅團本部高級參謀松永梅一中佐向所屬各聯隊長電話通知:“大本營命令，美菲軍雖已向日軍乞降，但日軍並沒有接受美菲軍的投降，因此被俘美非軍不屬於戰俘，命令各聯隊將手的美菲軍投降者一律射殺。”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原來這又是辻政信膽大包天，在以大本營名義下達殺俘命令。新加坡作戰以後，辻政信榮升參謀本部作戰課作戰班長。就在赴任的途中，辻政信在台灣聽到了要在菲律賓進行巴丹作戰，就推遲了去東京赴任，以大本營參謀的身份去本間雅晴的十四軍協助指揮。這道命令後來查明是他發的。

 

辻政信知道投降也是歐美軍隊的一種戰術，打不過了就投降，然後乘你不注意再逃跑。實在逃不掉就安下心來坐在戰俘營里吃你，反正你得養俘虜。總之一句話，繳了槍也要成為你的負擔。所以歐美軍隊在戰爭中經常有大批投降的，有時這種投降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這次英國人打錯了算盤。他們這次的對手不是歐洲的騎士們，而是大日本帝國的武士。如果他們知道南京陷落後日本皇軍對中國戰俘所犯下的那些罪行，恐怕他們要拼死抵抗而絕不投降的吧。

 

大本營命令，誰敢不從？後來因為這道假命令而上絞架的日本陸軍高級軍官（大佐以上）不計其數。但也有頭腦清醒的，辻政信在南京時的頂頭上司，當時任第141聯隊聯隊長的今井武夫大佐在接到電話後就覺得不對，想想大本營還不至於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韙，立即表示：“這麼重大的問題，一定要書面命令”，放下話筒就釋放了全部戰俘。結果書面命令也沒有來，而今井武夫也就逃脫了上絞架的命運。

 

菲島戰役時，菲律賓最高法官桑托斯一家老小落到了第35旅團長川口清介少將手裡，辻政信得知後通過他在台灣軍研究所的上司，時任第14軍參謀長的林義秀少將下達了將桑托斯一家全部滅門的命令。但川口少將還是違抗了命令，留下了桑托斯的長子沒殺，這總算從絞刑架下逃了一條命，從而只被盟軍判處六年有期徒刑，而第53師團長林義秀中將則被判處無期徒刑。

 

而辻政信最後安然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