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天华大队的调查，也遇到了一些矛盾斗争。这就是发生在大队总支书记彭梅秀和刘少奇之间的冲突。文革后的官方文献中，趋向于将此事件轻描淡写，可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刘少奇和当时长沙县委在此问题上的矛盾，比如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和长沙县委就对彭梅秀的褒贬程度不一。有关文献记载，刘少奇发现天华大队的一些问题并着手解决时，大队总支书记彭梅秀和刘少奇产生了对立情绪。刘少奇的调查显示彭梅秀有讲大话、搞浮夸、欺上瞒下、压制民主的错误。而彭梅秀则公开对国家主席发表不敬的言论，说：“刘胡子不是来抓生产的，是来找岔子的。”一次刘少奇正在同工作队谈话，彭梅秀在外面大声叫骂，刘少奇只是微微一笑，若无其事地继续谈话。在离开天华大队那天，刘少奇找彭梅秀作了最有一次谈话，说：“我作为国家主席，是领导；作为共产党员，我们都是同志。我这次到这里来，群众都说过去大队工作有成绩，有一些好的经验，同时也给上面，给你们大队总支，包括给你提了很多批评。我看这些批评很正确。”据记载：“彭梅秀同志坐在慈祥的刘主席身边，又激动、又愧悔。她诚恳地作了
自我批评，衷心感谢党组织，感谢刘主席对她的教育和帮助。”“后来，彭梅秀同志愉快地服从党组织决定，调到黄花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她仍然积极地为党工作，一年后被可恶的病魔（淋巴癌）夺去了生命。”

这件事，刘少奇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反复提到（如：《在河北地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7月2日）、《在华东局、上海市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7月1、23日）、《在湖南省直属机关及地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8月10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1964年8月1日）），内容大同小异，我们从中可知：虽然刘少奇这次调查活动号称不要领导人陪同，但实际上湖南省公安厅派了几十个人的武装队执行保卫工作，带着枪，用刘少奇的话讲，“声势浩大”⑨。说刘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这次蹲点调查兴师动众不为过，除了刘少奇叫县长带一个工作组去扎根串连之外，中南局、湖南省的主要头面人物陶铸、王任重、张平化以及胡乔木都专程前往天华大队。⑩作为一个小小的大队总支书记的彭梅秀，也真是长了反骨，不仅当面和国家主席发生冲突，（刘少奇在讲话中愤愤地说：“我是国家主席，带着武装队去，都要赶我。”[11]）而且在阵容强大的官僚的压力面前也没有屈服，刘少奇派省委一位处长找她商谈，她避而不见。事后，刘少奇派了省妇联主任易湘苏去做彭梅秀的思想工作。

有关彭梅秀被调动工作，以及后来病逝的情况，官方文献没有详述，这里参考文革运动时期发表在群众组织报刊上的一篇调查报告所提供的信息。根据这篇彭梅秀的爱人万国华口述的报告，彭梅秀被调动工作是出于刘少奇对彭进行打击迫害，而彭梅秀的病逝，省、县的领导人负有一定责任。

这篇题为《血泪的控诉－－刘少奇是怎样害死优秀的共产党员彭梅秀的》的调查报告说[13]，自从刘少奇认定彭梅秀是坏干部之后，就下了一道命令，责成省、市、县委派来一百多人的工作队，刘少奇自己任分队长。省委张平化、王延春带着三个厅局长级干部、十多个处级干部、几十个一般干部也闻讯赶到，长沙市委农村办公室副主任汪季云，长沙市委副书记，县长李满城也带着大批干部报到，一场以“整风整社”之名来打击、陷害彭梅秀等人的运动开始了。彭梅秀听说刘少奇决定开大会斗争她，就气冲冲地跑到王家塘找刘少奇讲理。他责问刘少奇：“我犯了什么法，有什么错误，包庇了什么坏人，你就指出，你不指出，不搞清我就不走。”这时胡绩伟（应该是和刘少奇一齐来的）跑出来叫人捆彭梅秀，说：“彭梅秀反对刘主席”，并骂彭梅秀是混入党内的坏家伙。而彭梅秀板着脸说：“你捆吧，我没犯法，我没有错误，你吓不了我，你不敢捆，你以为我会怕刘胡子呀，不怕哩！”当时很多社员在田里做活，听说要捆彭梅秀就都跑过来了，将她劝着拖走了，并对她说：“彭书记，好汉不吃眼前亏，你斗得过他呀？他是国家主席哩！”彭梅秀仍大声说：“怕什么，国家主席吃不了人，我不怕，捆就捆呗，我没犯法，他不敢捆。”

从此，刘少奇就将彭梅秀一脚踢开，大小会不让她参加，而彭梅秀有两次硬要冲进去参加，一进去就质问他们：“你们要开什么会？为什么不通知我？谁决定的？现在我还没有被撤职，就是撤了我大队书记的职务，我还是公社副书记，还有权力参加哩！”

刘少奇想打击彭梅秀，又抓不到她的小辫子，就决定把她调到金山桥大队去，但彭梅秀决定抵制，她说：“我的问题是在天华大队出的，应该在天华大队搞清楚，刘胡子不搞清我的问题，我就不去。”最後，刘少奇将彭梅秀调离反省，还派两个干部长期监视她，连吃饭、大小便、睡觉都派人跟上。住在彭梅秀家监视她的人，或躲在窗户下，或溜进屋内放下蚊帐睡在床铺上，偷听彭梅秀和家里人的谈话，监视半年之久，不准和社员谈话见面，连住一个屋的亲兄弟也不能见面谈话，后来又借口保护她，调到县里反省几个月，她仍坚持不写半个字的检查。那时，彭的爱人患重病住院，彭梅秀在县反省，抽空去看她爱人，也有人偷偷跟上，躲在外面花台树下偷听。面对打击，彭梅秀说：“刘胡子来，我不怕哩！我没贪污弄弊，没做坏事，你把我们大队班子解散，把我搞走，我不同意。”

刘少奇在讲话中曾提到“一个地主的儿子当彭梅秀的秘书”，根据万国华的口述，这是指天华大队的秘书彭登奎，被刘少奇认定为漏划破落地主，并把一大批干部划入“彭登奎集团”加以排斥，一概打倒，成立工作队把权接了过去，整理了彭梅秀等人的黑材料，并让“有问题”的干部调公社反省，把彭梅秀当“石头”搬开。

后来，彭梅秀被调到黄花公社不久，即含冤患瘤病而死去。万国华的口述说：“在她患病治疗中，省卫生厅和长沙县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搞了不少阴谋诡计。当时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说要立即转武汉，但是省、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同意，同时还将患者放在妇产科住了一个月之久，使患者病情越来越重了，才转入内科治疗。后来内科又要转北京协和医院，经县打电报请示刘少奇，刘少奇这个坏家伙回电不同意，彭梅秀就是这样活活地拖死了。刘少奇的魔爪就这样恶狠狠地夺走了彭梅秀年青的生命，她死时仅三十一岁。”

天华大队贫下中农对彭梅秀调走非常惋惜，对她的死非常难过。彭梅秀死后，晚上十一点钟尸体才能送回去，贫下中农一千多人站在公路上等候。第二天追悼会又是一千多人，很多人痛哭流涕。

以上叙述，和文革后的官方文献出入较大，但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讲话所透露的信息基本吻合。综合所有的材料，我们可以大致作出一些观察：

　　首先，天华大队的食堂并不是最差的，而刘少奇下令立即解散食堂，倒是给生产和群众生活带来很多困难。在第一次座谈会上，彭梅秀说：“马上散食堂，社员炊具有困难，锅碗什么都没有，这样一来会搞糟的。”但刘少奇不听，说：“我说你不要谈了，你不老实，不讲真话，为什么群众要散，你不要散哪？”不出所料，很多地方解散食堂后，社员家里吃小锅饭的炊具都没有，问题严重。解散食堂，本来是纠正政策一刀切的错误的措施，但解散食堂本身，也采用了粗暴专制、不顾地方实际情况的一刀切。

　　其次，彭梅秀基本上是一个好干部，没有贪污，这是连官方文献都承认的；对这样一位年轻干部，动用上百人的工作队、几十人的武装队，长期地监视、迫害，这就是国家主席、人民的大清官所干出来的。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刘少奇的另一面，那就是历次政治运动的老运动员，善于搞斗争、善于整人，敢于动用“大兵团作战”来对付反对他的人。

　　彭梅秀事件展示给我们：在政治运动的残酷打击迫害下不幸死亡的刘少奇，本人也是在政治运动中打击人、迫害人的内行里手。如果说，刘少奇死亡的原因，是文革运动对他的打击迫害，那么，根据同样的逻辑，刘少奇亦应该为彭梅秀的死负一定的责任。

在毛泽东晚年有关群众运动的论述中，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是群众运动的主要形式。这就显示出和刘少奇心目中群众运动如何搞法的差别：毛泽东主张群众自己起来展开不同意见之间的辩论，这就是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所开创的先例，而刘少奇则惯于依靠党的官僚机器来展开运动，即向基层派遣工作组、工作队，它们在基层就代表党，可以以党的名义、以运动的名义打击一切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人。群众只是为他们壮大声势的侍从。本文下面将要论述的刘少奇领导四清运动的情况，将更进一步证实这一论点。

　　当然，这里也不是把历次运动所造成的打击迫害的罪过都推到刘少奇身上，在基层用打击迫害的方式搞运动的，是许许多多的党的驯服工具，和一些机会主义者。比如：象胡绩伟这样的党员，仅仅因为别人顶撞了刘少奇，就要把人捆起来，他们是刘少奇式的政治运动的积极推行者。而讽刺的是，几十年后诅咒群众运动残忍暴虐的，正是同样他们这批人。

在刘少奇蹲点的地方，也有类似这样一个人物，这就是王升平。50年代，他在刘少奇的故乡炭子冲任过村长、农业社长，人民公社化时任党总支书记。1952年起曾多次写信给刘少奇，反映家乡的情况，被称为是刘少奇的“农民通讯员”。刘少奇在国事繁忙的情况下，还给他写过三封回信。在大跃进中，王升平犯了“五风”错误，被上级宣布撤销职务，停职反省。但他不服气，认为当时一切要大办、大跃进都是上面号召的；鼓干劲“放卫星”、“一天等于二十年”动机是好的。刘少奇在家乡考察期间，请来王升平，向他询问对公共食堂的意见。在刘少奇的启发下，王升平说：“实话讲给刘主席听，大锅饭再吃下去，就会人路死绝，国破人亡。”[14]请看，正是王升平这种不顾群众利益和声音的干部，大搞“五风”，大搞“极左”，才造成了公共食堂的失败，而这些人很容易从“极左”变到极右，成为群众新生事物的最恶毒的诋毁者。文革后的许多官方文件，用偷梁换柱、张冠李戴的手法，把“人路死绝，国破人亡”这一惊世骇俗之语
，本来出自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大队前“五风”干部，却普遍地塞进湖南群众口中，特别是强加给食堂搞得没那么糟的天华大队，这一伎俩实在不高明。讽刺的是，刘少奇在迫害彭梅秀的同时，却在为这位搞“五风”的干部平反，从而成为刘少奇落实党的政策的一项功劳。

胡绩伟、王升平的共同点就在于：积极参与刘少奇式的政治运动，用“极左”的方式把运动推向荒唐的极端，造成普遍的恶果和群众的厌恶之后，再调过头来攻击毛泽东发动运动的初衷，把群众运动的形象彻底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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