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尔街日报》记者：中国市场上廉价必需品之丰富令人吃惊[1971年]

生活水平缓慢地上升
　　
美《华尔街日报》外事记者罗拔.基特利

　　
　　看来中国一切恢复正常了。经过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过分的行动之后，秩序已恢复——有些过分行动，是西方过分夸大的。
　　
　　工厂和人民公社，正在创出新的生产纪录。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进行着基本建设。食品和基本消费品，看来供应充裕，绝大多数家庭，都有充裕能力，购买生活必需品。
　　
　　最近数周，一连串的外国贵宾，来到中国访问。
　　
　　所有这些，构成一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家的形象。中国政府表现出，它能够很有分寸地管理国内的事务，和承担在世界社会中的责任。
　　
　　这并不意味着基本政策已经改变。华盛顿方面尤其感兴趣的，是中国有可能更多地参加解决世界问题。
　　
　　进展是很大的，部分原因，是文化大革命的成功，证明比很多外国专家所相信的要大。
　　
　　毛主席显然觉得，中国照过去的做法，可能走上苏联的道路，培养出一大批官僚上层，他们关心自己的特权，尤甚于关心实现他的一个最大理想——“为人民服务”。这些私心重的官员，不仅会把中国引导到错误的方向，而且搞出大套“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妨碍中国物质进步。
　　
　　刘少奇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结果被革掉了。
　　
　　毛主席改变了国家事务的管理方法。在北京确定的基本原则范围内，消除了过分集中的情况，并打破了许多框框。这样一来，地方生产单位就可以发挥充分积极性，管理自己的事务。
　　
　　一个例子是上海建筑机械厂，该厂原系一家简陋的工厂，机器设备也是自制的，现在正在生产出矿山和钢铁厂的设备。它可以尽力发展生产，正如其他中国工厂一样。
　　
　　据革委会主任李福玲（译音）说，该厂的生产指标系由全厂职工大会决定的。这些决定随后送去上海的主管机构审核，一般只作轻微调整。
　　
　　正因为如此，如何完成工厂的周年计划，也主要由工厂负责。工厂可以组织它认为适当的力量——包括动用四万元（人民币）的技术革新开支在内。这意味着添置更多自制的新设备，和改革的设备。工厂内一个金属切削设备，由好几个小设备合并而成，看来很陈旧，但工作起来，效率很高。这些自制的小机器叫“蚂蚁”，而加工的大钢件叫做“骨头”，整个办法叫“蚂蚁啃骨头”。这样，就把一部大型矿石压碎机制造出来了。
　　
　　这个制度，也许不是完全民主，因为它还要接受上头的指导。但总的来说，国家的计划系根据全国各单位的实际情况编制的，而不是由北京制定一个详细的蓝图，下令要各地执行。分析家们说，这个制度可避免苏联制度的“瓶颈状态”。
　　
　　这家工厂的效率，有部分是新提高的。革委会主任李先生说，他现在只有三十五个办事人员，比文化大革命前少了二十五个。很多不必要的文牍工作，已废除了。此外，一些例常的决定，也不再向上级请示，而由厂内自己作出来。
　　
　　我访问了中国辽阔地区的七个城市。在市内、市郊的工厂、公社，所见所闻，都显示出一种全国一致性。山西省领导人甚至说，他们已消除了省级政府中七分之六的高级职位。“精兵简政”，是当前一个口号。
　　
　　不管什么原因都好，有一点可以明显看到，即中国今天的事情，是行得通的。西方人士也承认，中国工业和农业生产，去年创了新纪录。
　　
　　驻在北京的很多外交家，预料中国今年的生产将再创纪录，而且以后将逐年增长。
　　
　　在这些日子里，再没有扰乱性的争执。很多执行错误政策的地方干部，经过检讨之后，继续担任着原来的工作。在山西省，只有百分之〇点七的党员由于腐化、蜕变，而被清除或劝退——很难说是一个大规模的整肃。
　　
　　一位对北京友好的外交家说：“文化大革命已加强了团结，使全党遵循着一个路线前进。”
　　
　　结果是国内的气氛缓和了。
　　
　　在上海，白恤衫和蓝裤，依然是妇女们（也是男子们）最流行服装，但女孩子也开始穿上颜色鲜艳的衬衣。军人从事政治鼓动，多于指挥行动。作为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在今天是不会有什么不妥的。
　　
　　在局面保持宁静的同时，生活水平也在慢慢提高。棉布、食油和粮食还要配给，但配给份量看来是够的。上海一个码头工人，每月可买大米五十五磅（原文如此），不包括他家人的配给在内。市场里有大量鲜鱼、肉类和蔬菜供应。在北京商场，黄芽白菜每磅只售约二分钱（按为美元，即相当于港币一角多一点），鲜鱼每磅也只售一角四分。工厂工人平均每月工资为二十五美元，但每月房租只需三元，伙食也只六元。而大多数家庭至少有两个人工作。
　　
　　有一位最近到过北京和莫斯科的访客说：“同莫斯科比较起来，北京的食品市场简直是购物者天堂。”若同其他自称为社会主义的首都——如新德里等比较，中国市场上廉价必需品之丰富和充裕，更是令人吃惊。奢侈品较少，即使有，也故意提高售价，以抑制需求。
　　
　　但旅客们发觉，中国人够吃、够穿，即使是朴素些。而且个个健康结实。没有乞丐、没有人露宿街头，也没有人饿得皮黄骨瘦，而这些人，在某些其他国家是举目可见的。对于在四十年代到过中国的旅客来说，这些变化尤其强烈，因为在四十年代，无能的政府使大多数中国人过着悲惨的生活。
　　
　　由于至少有八亿人口，中国生活水平将缓慢地上升，而农村的生活水平将紧凑地追赶着城市，上升起来。自行车很普遍，但没有任何私家汽车；电冰箱和现代化的电炉，也没有在市面上出售。中国要把钢铁拿来轧制铁轨等，而不能拿来制造这些东西。
　　
　　每周工作四十八小时，是全国的标准。此外，另有六小时用于集体学习毛主席著作。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今天的生活至少是过得去的。若同过去比较，那更是大大地改善了。
　　
　　每个人都有工作，有房子住，有饭吃，有衣服穿，和享受几乎是免费的医药照顾。根据全国性的福利制度，收入低于规定水平的家庭，可获得援助。这样一来，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就有保障，就有一种安全感，这是他们过去从来未享受过的。对于中国人，每天的生活，不再是仅仅为了生存而挣扎。
　　
　　也许有人对于今天情况的某些方面感到不愉快——外来的人不能真正感受到这点。但相信，大多数中国人经过多年的屈辱后，感谢政府给他们带来个人和民族的尊严。
　　
　　一位通常抱着怀疑心理的西欧人，在北京的时候说：“你至少得承认，这个政府已在很多方面做了极其了不起的工作。”
　　
　　原载中国印象
　　作者：[法]罗拔.纪兰　等著
　　出版：七十年代杂志社（香港）
　　1972年1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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