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与郑成功

真正的民族英雄，得看他们的动机和后果

首先吴三桂的动机是为了报君父之仇,消灭贼寇,因此是正义的,致于清兵的入侵也不是吴三桂所能料到的,完全是明各路将领自私自利,才给各个击败,吴三桂为了明室已作最大努力,后来为此不惜起义, 而郑成功的动机其实无非是走投无路,才窃据台湾,根本没有正义可言,,明灭亡后郑成功就拥兵自重,根本没有恢复明室的打算

后果，吴三桂使得现在的中国多了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地方, 郑成功呢，是不是狭隘分子,他们抗拒清朝统一中国!郑经是不是台独分子?施琅是不是维护国家统一的英雄?

成王败寇一壶酒，多少英雄笑谈中――简评明末清初的两位时势造英雄吴三桂和郑成功

     在历史上，吴三桂也算得上一位枭雄，留下了传奇，“冲冠一怒为红颜”，率三万关宁铁骑，引多尔衮大军入关，横扫关内，拜平西王，实拥半壁江山，然而史书上其人评价不高，或为汉奸，或为反贼。同时代的另一位枭雄郑成功则被誉为民族英雄。然而其实二人在当时皆为顺势而行，逆时而立，但是功过是非在后人却大相径庭。

    要评价这两个人，首先必须看当时的大时代。当时正是明末清初，天下大乱的时候。明朝的灭亡看似由于大顺朝李自成的军队攻破京城，其实完全是明朝自己的昏庸无能。明朝的后期没有一个专业的皇帝，神宗懒惰好财，光宗在位极短，熹宗精于木匠，与洪武、永乐大帝比起来，简直可以把他们活活气死，如此雄才大略、精明奸滑的祖先如何只能生出如此窝囊愚蠢、不思进取的后代？！正所谓“才到中天万国明，伴着难凉一夜秋”。确实让人匪夷所思。但是翻翻二十四史，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却大体如此，雄才大略的君主并没有几位，基本都是开国之君，才能平庸但还能用几个贤臣的守土之君也是区区之数，大多数全是贪婪愚蠢、重用奸佞的败家之徒，确实是君子之世，五世而折。

     明朝最末一位皇帝崇祯，倒不是一个全然无能的笨蛋。

     天启七年（一六二七年）八月，熹宗朱由校病故，其弟信王朱由检继位，次年改元，是为崇祯。弟代兄位，承接下的是一个烂摊子，朝廷内外都被阉宦魏忠贤及其党羽所控制。崇祯不露声色，即位未久便粉碎了阉党，臣民赞颂不已，誉为“神明自运，宗社再安”。既而又下诏，撤罢各镇内臣，以杜绝宦官乱政之门。在位十七年，他一直勤政理事，节俭自律，不近女色，史志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讲励精图治，他也是朱元璋以后明代十六位君主中最突出、最言行一致的一个。他继位没多久，十七岁时，能够以相当的老练和果断铲除魏忠贤及其党羽，十分的不容易，丝毫不比康熙铲除鳌拜逊色。

     崇祯的勤勉是中国几千年皇帝史上罕见的，虽然皇帝不是只靠勤勉就能当好的。他的治国才干一般，如果是在顺世，应该可以守土定邦，即便不能开疆扩土，至少不会败家亡国。但是偏偏他即位的时候是明朝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时候，没有过人胆识、超凡能力的英主，再勤勉的皇帝也只能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写一段悲剧。

     他首先是不能用人。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和20世纪90年代日本换首相一样频繁，十四个兵部尚书（是正式的，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著名的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面对局势严重时，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天下发“罪己诏”，反省错误，招纳贤才，哀叹“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最后自杀殉国似的遗书写道：“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以一人。”他责备“臣皆亡国之臣”，难道真的是手下没有忠君爱国的人才吗？事实上我们知道的明朝可用之才还是有很多的。军事才能极高的有袁崇焕、孙承宗、洪承畴、乃至后期的吴三桂，这些都是难得的将才，如果能够给他们必要的信任和权力，足以抵挡住满清的进攻。政治上更不用说，大批的明朝降臣为满清效力时，能够提出正确的国策。尤其是洪承畴，他的政治才能很高，满清的进驻中原，稳定江山和他的战略有很大的关系。

    其次是吝舎，明朝实行军事屯田制度，军队的确是自力更生，不花国家的钱。但是在战争时期是行不通的，如果皇帝以可以屯田为借口克扣军饷，很容易导致兵变，军人生活已经困苦不堪，还要克扣正常开销，只会使得军队缺乏训练，战斗力低下，并且毫无斗志。战争时期军饷是极其严重的问题。神宗天性贪财，熹宗宠用的魏忠贤贪财，那些权位极高的太监也贪财，要发达的人只能以钱来谋升官，升官后自然要千百倍的剥削回来。军队的管理这也是这样，军官大肆贪污，虚报兵数。于是军费开销越来越大，户部这儿越来越没钱，只有加重老百姓的赋税。就这样矛盾越来越激烈，军事问题却没有解决。当时为了军饷问题已经发生了多次军变。宁远这样的国防第一要地，欠饷达四个月之久。袁崇焕杀了几个为首的军官，暂时平息了局势。可是军饷迟迟不到，兵士又哗变。朝廷一次又一次的欠饷，袁崇焕提出了发“内帑”，“内帑”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崇祯为此很不高兴，不愿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最后才很不得已的拿出钱来。而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府库清单所列，府库存银三千七百万两，金数千万两，而户部仅银四十万两、捐银二十万两。可见国库之虚，而皇帝的私家库房还是很充足。仗是为皇帝打的，皇帝却不愿意出钱。天下都是皇帝的，皇帝为什么还要囤积财产呢？他要什么就有什么，钱能做什么用呢。天下丢了，皇帝自然做不成了，性命一般都保不住，真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想的。

     明朝末年军事上的对手无非两个，一是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二是关外的满清，若纯粹论军事实力，两者都不是明朝的对手，因为明朝的军事力量一直保持着120万左右的兵力，同时装备应该非常“现代化”和“机械化”：每一营（五千人）其用霹雳炮三千六百杆，合用药九千斤，重八钱铅子九十万个；步枪、大连珠炮两百杆，合用药六百七十五斤；盏口将军一百六十位（盏口将军是明代对野战重型炮的称呼），另外有一千人为骑兵。这些是农民军和满清军完全不能比拟的。但是明朝所谓的超级装备，在某些条件下就变成了不利因素。火炮是从外国传来的，制造这些装备需要大笔的开销，为了避免损耗和外流，一般这些装备都保存起来。可是到了战争的时候，士兵不会使用这些火炮，经常发生击中自己人的事情，更可笑的事，府库管理由太监把持，要使用火炮抗敌，还要向太监们行贿才行，于是军事技术上的进步完全被政治腐败抵消了。

      李自成在军事上比崇祯高明，但是在政治上却也是半斤八两，开始流寇主义严重，每破一城，每占一地，竟然如攻取异族他邦一样。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说：起初，张献忠和李自成每攻陷一城，就要大肆抢掠一场。到壬午（一六四二年）夏秋，李自成和罗汝才每得一城，则改为派“贼”防守，并且严禁抢掠，以笼络民心。和崇祯帝一样，他在用人和理财方面太差。他在人才的录用上是很有问题的，他的文官除牛金星、顾君恩外，其他多是明朝降官。大顺政权后期缺少的是了解情况、统筹全局、能够制定战略方针的人才。投降大顺政权的明朝官员中，并不缺少有才能的人，其中有的后来被清廷选拔为六部首脑甚至大学士。可是大顺政权规定的是文官受武将节制制度，要求的是起义将领居于支配地位，对降官不能重用，这就是战略上的最大错误。然后，他先杀了自己最有才干的将领李岩，后激怒了明末优秀将领吴三桂，彻底失去了精英人才的人心。在这一点上，他远不及明朝的开国君主朱元璋，也不及被称为蛮族异类的后金政权。以祖大寿为例，对后金两降两叛，却最终还是颐养天年。

    理财方面，他的军饷主要来自追赃助饷，这样能够做到不扰民而补给充足，但是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军队庞大需要大笔的开销，树敌多，没有开展农业生产，缺乏合适的政策在占领地上实行，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看上去占领大片领土，其实并没有良好的治理，而这些政治上的政策不是武将能够了解的。一旦兵败，马上就不可收拾，号称百万大军的大顺军之所以到后期毫无抵抗力，一败涂地，也就是这个原因。

大顺政权坚持“三年免征”赋税政策，通过没收明内帑、宗室、勋戚、太监的家产和对明朝官员实行追赃助饷的办法，来解决财政问题。攻克北京后，缴获属于皇帝的私财（即内帑）。就战略而言，大顺军在进入北京以后，大规模地实行追赃助饷是不合时宜的。当时仅没收的明廷内帑，就足够大顺政权两年以上的全部支出，不存在财政上的紧迫性。并且，李自成没有考虑到进入北京后客观形势的变化，政策上没有作出相应调整。在大顺政权统治地区地区内普遍地推行追赃助饷，使各地官绅人人自危，造成树敌过多的局面。

     而反观后金满清政权，在这两个方面却做得相当好。当时，努尔哈赤新死，满洲内部人心动荡。皇太极的权位还不巩固。在经济上，因为与明朝开战，人参、貂皮等特产失去了市场。满洲当时是奴隶制，掳掠汉人农耕，生产力低。但军队大加扩充，这时已达十五万人，军需补给发生很大问题，偏偏又遇上严重的天灾，辽东发生饥荒。向关内侵略，又打不破袁崇焕这一关。在这时候，皇太极定下了正确的战略：侵略朝鲜。朝鲜物产丰富而兵力薄弱，明清交战时，朝鲜出兵助明，又供给明军粮食，成为满清后方的一个牵制。皇太极进攻朝鲜，可以解决经济上、战略上的双重困难，同时凭借军事胜利树立威望，巩固权位。（不久满清进攻朝鲜胜利，朝鲜投降，订立了对满清十分有利的和约）。

     皇太极总有统一天下的野心，但是在他那个形势下看来，几乎是完全没有指望的。明朝的实力，包括土地、生产力、人口、人才、兵力、军事力量，是满清的百倍。皇太极有相当的自知之明，用辞十分谦卑。《天聪实录稿》六年六月，清太宗致崇祯皇帝信：“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其下有识之士也是如此看待，《天聪实录稿》元年三月初二日，“秀才岳起鸾曰：我国宜与明朝讲和。若不讲和，则我国人民死散殆尽。”《明清史料》甲编，天聪二年八月“事局未定”奏疏：“南朝虽师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 太宗实录稿》：天聪七年十月，皇太极责骂主张出兵南攻之人：“天予我有数之兵，若稍亏损，何以前图？”皇太极对明朝极其客气，甚至给袁崇焕的信中称呼“汗致书袁老先生大人”。皇太极所求者，只是明朝对满清在辽东地位的承认，和给予一定的钱粮。当然满清有乘机占明朝便宜的心理，但是顾忌也很多，一个袁崇焕的几千兵力就可以几次击败满清，逼迫满清绕道而走。但是明朝皇帝崇祯毫不理会，对满清始终坚持“不承认政策”，不承认他有独立自主的资格，决不与他打任何交道。既不了解形势，又妄自尊大，并且还激怒了皇太极。满清就这样，在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三代人的小心经营下渐渐壮大起来，把握住了明朝内溃的战机，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战略：统一中国。

     征战天下的战略可以说就是重用人才的战略。祖大寿是满清的强敌，有杀害无数清兵、背信弃义的事实，但是皇太极就是能够容忍下来，接纳下来，并且让他一直平平安安活到老。这样的器量，也难怪满清能够使无数的人才死心塌地为之效忠。试问汉人皇帝之中，上千年来几个君王能有这样的器量呢？这样的君王能够做到人尽其才，善待人才，又怎能使人才不趋之若鹜。明朝的皇帝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有了以上的史情分析，不难看出吴三桂当时开关迎清，不过是顺势而行，无可厚非。在他之前，祖大寿、洪承畴、范文程等汉族人才早已纳入满清囊中，吴三桂不降，也不过是象史可法一样做明朝的殉葬品罢了。谓之吴三桂“汉奸”“卖国”，实在太苛。其时，吴三桂已经没有选择。何况明朝亡于李自成，而非满清。中国又岂是吴三桂一人可以卖得了的？这种说法也太抬高吴三桂了。

     吴三桂驻守山海关的时候，局面之艰难、承受的压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其时满清已经征服了蒙古和朝鲜，没有后患和牵制，并且可以不经山海关进攻北京城。洪承畴失败投降，松山、锦州的占领，满清战略位置极佳，实力也是空前强大。并且自己也有了大炮等装备。宁远方面，袁崇焕被杀影响深远，明朝军心早已涣散，军饷问题达到最严重的地步。而且自己一方的战略防守位置已经不成形了，只是独立支撑。明朝局势已糜烂不可收拾，李自成大军直逼北京城。这个时候崇祯要吴三桂放弃山海关，全力救北京城。此时，大明朝已经处于崩溃边缘。李自成的军队连战连捷，士气正旺。吴三桂的三万关宁铁骑能挡得住李自成的百万大顺军吗？按照封建礼教，吴三桂应该与大明朝共存亡。但是就算是送死，也该兴冲冲地赶着去吗？

      吴三桂很犹豫，但是圣旨不可不停，于是他带兵慢慢的走向北京城。然而，李自成出乎意料地很快攻下了北京城（多少也是吴三桂期待的）。崇祯自杀，国都易主。此时，吴三桂该向谁效忠呢？吴三桂的军力，不过数万而已。当时他可以有三个选择：一是领兵杀回北京，争取夺回明朝皇帝后裔，然后以他的军事才能，保住一方领土，然后手握重兵，权倾一时，达到个人政治的最高峰。可是首先的问题是：他打得过李自成吗？军力相差太多了。而且，满清在关外虎视眈眈，他吴三桂腹背受敌，可能吗？要想活下来，则必须连大顺抗清，或连清抗大顺。否则必死无疑。二是投降满清。马上开关，与满清合兵攻打李自成。吴三桂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吴三桂背不起汉奸之名，何况明朝溃烂，吴三桂早已知晓，李自成军纪严明，而且有招降之意。三是投降李自成。说实话，要作到这点很不容易。吴三桂是大明提督，而且大明刚刚被灭亡，不思报国犹自可，马上投奔“反贼”，只怕招致很多人非议。可是从战略眼光看，不可能选择腹背受敌的做法，也不可能面对国内这样大的变化不做反应，既然排除了投降满清的选择，自然倒向李自成。毕竟大家都是汉人，这样能保证国家不受到外敌的入侵，对自己和士兵的北京家属问题也是一个交待。吴三桂是个一代名将，他看到这样的局势下，投诚李自成是最好的选择。于是吴三桂把山海关交给了大顺军，带领部队到北京来见李自成。然而李自成却让吴三桂失望了。在回京路上，吴三桂听到了李自成手下冲进他的私宅、查封他的家产、抓走他的家人、抢走他的爱妾陈园园的消息。吴三桂勃然大怒。就这个消息看，吴三桂可以理解为李自成对吴三桂的示好置若罔闻，这种不友好的态度令吴三桂无法信任李自成了。试想自己身为边防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后面的统治者却玩花样，抢走财产、打击家人、甚至把老婆也夺去，简直是对吴三桂及其辽东军队的奇耻大辱，而且连吴三桂都保不住自己的家人，那些边防士兵的家属想必更不用说。一下子，国仇家恨集于一身。吴三桂当即退回山海关，并且开始联络满清多尔衮，意图借兵复国。不久，李自成大军进攻山海关，满清奇袭李自成，并且击溃了李自成，清兵顺理成章的进驻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借清兵打击李自成这个战略在当时是认为正确的。政治上，南明朝廷为这个举动很是夸奖了吴三桂，并且认为满清是友军，希望能够联合清兵征讨李自成。在军事上，既然已经和李自成撕破脸皮，当然要考虑下一步的李自成大军进攻山海关问题。山海关固然可以防守清兵，但是这次李自成是从关内来的，对内的防御肯定不足。此之为不借兵不行。至于引清兵入关，其实明朝崩溃，对清兵的防御早已实行同虚设，只有山海关的吴三桂有战斗力。满清数次进攻北京都是绕道过来，不存在需要吴三桂开关引清兵。此之为不开关清兵也能入关。

     那么，吴三桂能否效忠南明朝廷呢？事实上也不存在可能，他开关降清之前，处于满清和大顺的夹击之下，无论如何不可能率全军南下。他开关引清兵入主中原之时，南明小朝廷还曾经赞赏过他，但是南明小朝廷更是不可取，将明朝的弱点发挥得淋漓尽致。甲申年（一六四四年）四月，李自成率军攻克北京，崇祯吊死煤山，南京明朝大臣们面临解决王朝继统问题，崇祯的三个儿子都没有逃出北京，只有从藩王中挑选，而当时藩王中尚存的神宗直系子孙，有福王、惠王、瑞王、桂王四人，后面三者分别在广西、四川，地处僻远，离南京近的只有从河南逃来的福王朱由崧和旁系的侄儿路王朱常芳（在鹿鼎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为自己拥护的皇位继承正统，这些爱国志士内斗不断）。阉党阮大铖与凤阳总督马士英密谋此事，阮大铖建议立福王朱由崧。其时福王有昏庸之名，但是阮大铖、马士英认为这样的皇帝容易控制，于是就联络总兵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等实力派，宣布拥立福王。兵部尚书史可法认为立福王有“七不可”，即贪、淫、酗酒、不孝、虞下、不读书、干预有司（和圣经里所说的七宗罪何其相似），这种五毒俱全的人作了皇帝定会误国误民。然而，福王朱由崧被马士英等人早早迎入南京，史可法与高弘图无奈，也只得加入了奉迎的行列。南明控制的区域，东自黄河下游以南，西迄武昌长江以南，其物力、财赋、人力也比清廷所控制地区雄厚。当时南明设江北四镇，共拥兵三十万。武昌的宁甫侯左良玉，拥兵二十万。

     福王继位后，组成了东林党和阉党混合的内阁，阉党因为拥戴有功，掌握朝廷权力，竭力排挤，打击东林党人，史可法受排挤，离开南京，督师扬州，高弘图被迫辞职。阮大铖入朝后，任兵部尚书，借作“顺案”之名，恢复了特务机构东厂，处死了东林党和复社人士。史可法曾上书要求给士兵加饷，然而马士英却将奏折扣下，将史可法的士兵的薪水全扣了下来。当时众将怂恿史可法反南京，以“清君侧”为名，将马士英杀掉，但史可法以大局着想，没有同意。朱由崧在政治上毫无作为，生活上荒淫透顶，政事全委托给马士英处理。皇帝如此，大臣们也不逊色。将领们一样只知道吃喝玩乐，对目前的现状毫无了解。

江北四镇中，二刘之兵皆“虚夸不中用”，惟高杰兵战斗力强。高杰凶悍桀骜，却毅然拒绝清肃王“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诱降，疏请以己重兵驻归德，冒大雪，沿黄河筑墙，专力防御清兵，并联络河南睢州总兵许定国“以奠中原”。不料许定国暗通清兵，设计于酒后谋害了高杰，渡河降清，并引清兵至仪封。就在清兵迅速南下，形势危急之际，拥有数十万重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发兵南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却公然提出：“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当时有人抗言：“淮扬最急，应亟防御。”马士英命令“有议守淮者斩”，朝议之后，竟诏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史可法扼守扬州，以身殉国。他的顽强抵抗招致满清的“扬州十日”大屠杀。孙可望后期的飞扬跋扈，最终导致众叛亲离，卖身投靠。郑成功有大志、有军事才能，却私心自用，断送华南抗清大业。之后退守台湾，一心守护自己郑家的地盘。明清之际优秀军事家李定国也是悲剧，出滇抗清前期遭孙可望妒恨，无法在两湖、江西战场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望于郑成功连兵粤、闽，会师北上，得到的却是郑的虚应，结果导致丧师失地，南明中兴从此无望，最后只好死而后已。个南明前期是建立在错误估计形势上的，朝廷加上继承了昏庸腐朽的传统，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后期南明团结了几十万大顺军、张献忠的战败部队，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共同对付清兵。但是大势已去，各个将领各自为政，没有任何政改吏治，既不得民心，又没有军心，被吴三桂各个击破。

      南明前期的战略很重要，当时满清刚进入北京，政权不稳，而且准备也不足，南明有足够的实力收复北京。但是南明面临满清这样的强敌无动于衷，认知上出现方向性错误。一直以李自成为敌人，认为吴三桂携清兵入关是救了明朝的江山，以满清为友，打如意算盘，想和满清共同讨贼，图谋划江而治的天真战略。后来清兵兵临城下，满清早已稳定北方，只要不出现战略的重大错误，南明的灭亡已经是无可避免，更何况南明一直应对失策，回天乏术。此长彼消之下，南明之亡毫无悬念了。为什么南明前期会出现战略上的重大失误呢？当时亡明者，李自成也。明朝的国都是李自成攻克下来，皇帝也是被李自成逼死的，明朝的天敌是李自成，而没有把满清当成敌人。

      所以吴三桂降清之后，一心一意遵守白马盟誓，做他的平西王，横扫半壁江山，用弓弦勒死明朝藩王朱由榔。但是，吴三桂为何最终反清呢，这就是他的逆时而立了。其实吴三桂反清也有苦衷，差不多算是被逼无奈。因为吴三桂若早有异心，应该在鳌拜专权的时候，以清君侧或者反清复明的名义发兵，而不用等到康熙杀了鳌拜，整顿吏治，国力强盛之时。吴三桂降清之后，最大的愿望不过是世袭罔替，做个有实权的平西王，以保子孙的荣华富贵，虽然说后来势大，“西选官”强过朝廷命官，其实也不过是想权倾朝野，并未有僭越的想法。否则一个人何必到暮年才贸然兴兵？人之常情，雄心壮志应该是盛年之时到达顶峰。吴三桂毕竟是知书达理的人，并非一介莽夫，知道二主之臣，再生异心，得到的民众支持也不会太多，所以基本上是夹着尾巴做人，每年还不忘给当时的辅政大臣送礼，以求平安，同时让世子吴应熊进京成为驸马，一是寻求富贵，二是表示效忠。

     但是满清统治阶层是满州贵族，任何时代，任何统治阶层都有一个认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尤其是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的朝代。除了“三藩”之外，大清朝中汉人直到咸丰帝太平天国起义之时，未曾有实掌军权的人物。所以吴三桂注定不能美梦成真，而且他偏偏碰上了一代英主康熙大帝，“怀璧其罪”，纵然你并无反心，但是拥兵数十万，把个云南治成吴家天下，这就让皇帝如芒在背。吴三桂的结局从我们这些马后炮看来，最好有两个，一是趁天下还未收拾好时，乱世再起，一统江山，再造汉家天下，虽然他人望已失，但是满清入关初年并非一切政令都顺乎民意，先有多尔衮的剃发令，后有鳌拜专权圈地，都是民怨沸腾之时，所以机会还是有的。另一种结局就是甘作顺民，江山一统之后，交出兵权，专心致志地做一个无权无势的平西王，自己必能善终，子孙虽未必能世袭罔替，也一定不会三世而折。而吴三桂虽然在明亡清立的时候，把握了时代的脉搏，但是在这之后的几十年却没有顺应时代的潮流，不过他的所作所为却也无可厚非，在权力的诱惑面前，只有白痴或者圣人才能无动于衷。

     说完了吴三桂，再说郑成功。

      郑成功（1624年-1662年），福建南安人。原名郑森，字明俨，号大木。后由南明唐王隆武帝赐国姓朱，名成功，并封忠孝伯，这也就是他俗称国姓爷的由来。他是明朝最后一个强调反清复明的官员，并驱走当时占领台湾的荷兰人，并且流传下极富传说色彩的古迹和故事。“Koxinga”一词是外国人对他的习称，即源自“国姓爷”。

     郑成功的父亲为郑芝龙，受明朝朝廷招安前为一海盗首领。母亲是日本女子田川松，明天启四年（1624年，日本宽永元年）农历七月十四日（8月27日），在日本平户海滨产下郑成功，因此郑成功是中日混血儿。七岁之前跟随母亲住在平户，之后在福建省晋江县安平镇（现安海镇）住了十余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自缢，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在这样的乱世里郑成功入南京国子监太学读书，拜当时南京礼部尚书钱谦益为师。

郑成功有四弟。唯一同母的是终身未曾离开日本的七左卫门（又名田川次郎左卫门），目前还有后人在日本。

     郑成功22岁任南明隆武帝御营中军都督。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清军攻克福建，唐王隆武皇帝遇害，在清大学士洪承畴的招抚下，郑成功的父亲认为明朝气数已尽，不顾郑成功的反对，只身北上向清朝朝廷投降。清军在这时掠劫郑家，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为免受辱于清兵，因此上吊身亡。“国仇家恨”之下，隆武二年十二月（1647年1月）郑成功在烈屿（小金门）起兵，旗帜上的称号是“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朱成功”。永历三年（1649年）改奉南明永历年号，永历帝封他为延平郡王，故亦有称其为郑延平者。1651年到1652年在闽南小盈岭、海澄（今龙海）等地取得3次重大胜利，歼灭驻闽清军主力。后挥师北取浙江舟山，南破广东揭阳。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定远大将军济度率兵约3万入闽，会同驻闽清军，进攻郑军。郑成功利用清军不善水战的弱点，诱其出海作战，次年四月将其水师歼灭于厦门围头海域。在起义后的16年间，郑成功据地在现今小金门和厦门（当时为一小岛，并没有和大陆连在一起）一带的小岛，完全控制了海权，以和外国人做生意收集资金，筹备军力，并且深入内陆广设商业据点，收集许多有关清军与朝廷的情报，曾经几次起兵，也和清朝廷议和以争取时间恢复兵力。期间，降清的郑芝龙在清庭的要求下多次写信给郑成功招降，清帝亦曾下诏册封郑成功为靖海将军海澄公，郑成功坚辞不受；顺治十四年（1657年），郑芝龙与郑成功私信被清廷截获，以通敌罪流徙郑芝龙于宁古塔。

       顺治十五年（1658年），郑成功统率水陆军17万北伐，次年入长江，克镇江，围南京，后因中清军缓兵之计，损兵折将，败退厦门。十七年，在福建海门港（今龙海东）歼灭清将达素所率水师4万余人，军威复振。

      1661年康熙皇帝初即位，之前的郑氏降将黄梧陈灭贼五策，包括长达20年的迁界令，自山东至广东沿海廿里，断绝郑成功的经济支援；毁沿海船只，寸板不许下水；同时杀成功之父郑芝龙于宁古塔流徙处，（一说斩于北京柴市口，即今府学胡同西口，元代刑场）；挖郑氏祖坟；移驻投诚官兵，分垦荒地。由于清政府的新策略，郑成功和他的军队断绝了经济来源，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不得不放弃以近岸离岛为基地，骚扰东南沿海的军事策略，转而进攻已久为大航海时代以来远渡重洋来到亚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国人、荷兰人所分别殖民割据的台湾，作为新的基地，这一年三月二十三，郑成功亲率将士2.5万、战船数百艘，自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出敌不意地在鹿耳门及禾寮港登陆。先以优势兵力夺取荷军防守薄弱的赤嵌城（今台南市内），继又对防御坚固的首府台湾城（今台南市安平区）长期围困。经过九个月的苦战，在早年由其父协助渡海的汉人移民的支持下于1662年打败荷兰人，迫使殖民总督揆一于同年十二月十三日（1662年2月1日）签字投降，撤离台湾。于是祭告山川，颁屯垦令，开东宁王国，立郑家天下，拥有现在台湾南部以及一部份东部的土地，设“承天府”，改台南为“东都”，以示候明永历帝东来之意，争取明朝遗臣效忠。另辟海外干坤、抗清朝于海外。同年4月间传来桂王朱由榔死于缅甸的消息。虽然仍有其他明朝宗室在台，但成功已决定不再拥立新帝，自为台湾之主。郑成功在台成立第一个汉人政权，然而，因为当时热带地方卫生条件不好，郑成功感染时疫，终于病倒，同年5月病逝，享年39岁。原葬台南洲仔尾，1699年迁葬南安祖墓。

郑成功的儿子郑经继续经营台湾，改东都为东宁。依陈永华之议，移植明朝中央官制，对内虽仍奉已死的明永历帝之正朔，与中国内陆清王朝之顺治、康熙各朝互不统属，对外则自称〈东宁国王〉，始有开国长治之想，经营成效斐然。后因降将施琅师法郑成功当年进攻荷兰人故技，攻克澎湖岛，因此孙子郑克塽于1683年降清，为免台湾民众起反抗之心，郑氏在台诸坟悉数遭清王朝掘起迁葬中国内陆。1684年4月，台湾（时为台湾府）正式纳入大清帝国版图，隶属福建省，下设台湾县，凤山县与诸罗县，总计郑氏政权在台湾只有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而已，但是因为其特殊背景，因此不只是台湾的历史学家重视，还广受中国以及日本的史界注目，提出各种不同的有趣观点。

     郑成功接收父亲的兵力，成员多是盗贼出身，于是郑成功一直是“强人统治”，“严刑峻法”，极少接受属下的意见。然而他的文人背景却也能让他以德服众，同时也有助于他对商业方面的经营，创造出胜过他父亲的局面。因郑成功为汉和混血，日本人亦视之为大和英雄，如今日本平户（今长崎县平户市）海滨尚有“儿诞石”，相传郑成功即在此出生。日本作家近松门左卫门曾写了一部名为《国姓爷合战》的净琉璃剧，风靡一时。台湾日治时期，日人拆除为数不少的汉人庙宇。但位于台南，清代设立祭拜郑成功的延平郡王祠所幸被保存。并另在旁兴建和风建筑“开山神社”，亦供奉郑氏，形成双庙格局。直至战后，开山神社遭拆除，延平郡王祠则将原先闽式建筑整修为北方朝廷式。

      中国把郑成功看作从荷兰人手上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日本则把郑成功看成第一个日裔子孙经营台湾的例子，而台湾则把郑成功看成汉人脱离中国统治，移民台湾，建立新天地的典范。

     吴三桂与郑成功都是同时代的枭雄，但是后世评价截然不同，吴三桂留下骂名，郑成功却为三方所称赞，其实二人共同特点都是顺势而行，逆时而立。吴三桂看清了明朝的腐败，知其不可救，欲全民族气节，又被李自成的政策所伤害，投降清朝，却因为满清统治政策与自己的权力欲望相抵触，错过了最好时机，不得以造反，最终彻底断送了富贵和名声。郑成功虽然外表忠于南明朝廷，其实也已经看清楚了南明的腐败，所以留了心眼，不像史可法一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身殉国。当李定国邀其会师北上的时候，虚与委蛇，之后退守台湾，虽奉明朝正朔，没有自行称帝，实际却是经营自己的家产。而且留下了忠君气节，赶走荷兰人，赢得民族英雄的称号。不过以其所立的台湾郑氏统治，继续对抗清朝的统一大业，的确是逆时而立。当大清朝在康熙大帝的英明统治之下，国力蒸蒸日上之时，即使郑成功天假时年，最后也必然逃不脱国家统一的大趋势，否则他也只会权灭家破，杀身成仁了。

      斯人已矣，历史上的豪杰故事，在我们后人而言，正是“成王败寇一壶酒，多少英雄谈笑中”。权作茶余饭后感叹之资。但是历史的车轮如长江之水滚滚东流，不可阻挡，中华民族的统一大趋势也正如此。

1 吴三桂比郑成功更伟大、更难得 

真正的英雄，是高瞻远瞩的人

如果不能看清历史潮流

就会被历史淘汰

反清复明又能怎样？

清朝是新兴的朝代

政治清明 

爱民如子

死抱着明朝有什么好？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不能让一个民族独大，而且满人在南下之前所生活的地方也是明朝统治的地方，能说他们不是中国人吗？投靠本国人建立的新政权，算是背叛吗？那明朝无道，自然要失天下，从明到清，也是一个历史前进的过程，民国的国旗是红黄蓝白黑，代表什么？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从那开始中国就不是封建社会，而是共和社会，可为什么现在你们还在用封建思想武装头脑？除了汉族的其他民族，以前也曾经是独立的国家和政权，后被汉人吞并的，是否他们也是亡国奴和蒙奸、回奸、满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