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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革是群眾運動反對官僚主義的大民主實驗？

關於這個問題，王/力/雄在《毛澤東主義和人間天堂》已經說的很清楚了，但總有些人視而不見，還有必要再囉嗦幾句。

（一）

乍一看，文革中間確實將群眾運動發揚到登峰造極的程度，對官僚體系的衝擊也確實是毛澤東發動群眾運動的題內之義，大鳴、大放，大字報，大批判（這四大權利一度寫入憲法，後來八十年代修憲予以廢除。），遊行示威，集會結社，直至文攻武衛種種所謂的“大民主”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群眾運動天然具有合理和正義性，反官僚主義今天仍然具有普遍的世界性魅力，“大民主”的做法被用來凸現實現工農群眾普遍的權利弱勢地位，更為許多人懷念。然而撥開這些表面的迷霧，分析它們深層次的內在聯繫和邏輯，不難發現，文革號稱群眾運動，其實是運動群眾；反官僚主義非但沒有削弱一黨專政一人**反而更加強化之；“大民主”不但沒有確立人民的公民地位，反而導致政府公權更加肆意擴張，公民私權更加弱化。這一切是不容置疑的事實，問題的關鍵在於，這一切，群眾運動，反官僚系統，“大民主”都是“偉大導師”玩弄於股掌中的棋子而已，不但不是什麼民主，相反，是對民主的最大嘲弄。

毛澤東善於發動群眾：發動人類歷史上空前的群眾運動，是共產黨也是毛澤東能夠成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主要靠土地政策的吸引發動農民進了中南海。建國後從批胡風開始，到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躍進，1964年四清，毛澤東攻無不勝，戰無不克，運用自如的最有效武器還是發動群眾。今天很多論者把文革區分為毛的文革和人民的文革，指出人民群眾在文革中其實是作為符號和工具被毛利用，駕馭了，但卻相對忽視了人民群眾也有主動迎合，參與的動力。整個運動中自上而下者有運籌帷幄，也有因勢利導；自下而上者有投上所好，也另有所圖。但前者，始終處於主導地位是無疑的，毛澤東能駕馭數億群眾得心應手，隨心所欲，主要得力於以下三點，其一是毛澤東近乎神跡的巨大功績，浪漫主義詩人的傳奇魅力自然而然成為全體國人的超級圖騰。皇權主義根深蒂固，聖人出，河水清的傳統思想仍有豐厚土壤情況下，人民忘記《國際歌》，高唱《東方紅》，痛斥封建帝王，卻又異口同聲高呼毛主席萬歲。毛澤東自己多次說“還是要有點個人崇拜，個人崇拜分兩種，正確的和錯誤的，正確就要崇拜。一個班的戰士就要崇拜班長，革命就要來點崇拜”。其二，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青年學生對僵硬體制的反叛渴望。這部分人青春的躁動，理想主義的熱情，反抗一切束縛的心理渴望一旦和毛澤東“打破一切，踢開黨委鬧革命”的詩人浪漫結合，自然上演了空前了群眾運動。其三少不了康生，江青，姚文元一干打手弄臣的見風使舵，推波助瀾。

脫離了具體個人價值的群眾是盲眾：文革中群眾運動釋放的力量是巨大的，但卻是歷史的破壞力量，而不是建設力量。群眾並不具有天然的正義性和合理性，正如多數並不一定正確一樣毋庸諱言。群眾運動很容易淪為集體無意識，成為貫徹個人專政目的的工具。文革中的群眾運動，特別是早期的群眾運動，很遺憾的是，不是善的噴涌，而是惡的爆發——是類似義和拳，太平軍流的人性惡的爆發（這一點可能會引起新的謾罵），根本不是馬克思所說那種“人民在自己的運動中創造歷史”，而是淪為毛澤東排斥異己，推行他空想主義試驗的犧牲品。今天有人借群眾積極參加了文革來為文革尋找合理依據和正義性，實在是偷梁換柱。群眾是一個高度集合高度抽象的概念，毛澤東對此瞭然於胸，他永遠和群眾站在一起，就永遠具有天然的正義性，他不止一次對對彭德懷，劉少奇說：“軍長，師長，政府都跟你走，我和群眾在一起”，面對領袖，你也許可以質疑，但面對群眾化身的領袖，你能表示懷疑？但群眾是誰？誰見過群眾？脫離了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一個個活生生的個性，群眾成了一個隨時可以架空，隨時可以利用的政治符號。很多具體的人幾乎都曾經在內心深處質疑過文革，也不乏個別的小型群眾組織提出過和文革不同的聲音，可是，這些質疑和聲音淹沒在群眾的汪洋大海中，顯得那麼的不“群眾”，顯得那麼的不和諧。一句話，真正的群眾是由一個個有獨立價值，獨立頭腦的人組成，脫離了這一點，一群人集合成的“眾”，哪怕他們是十億人，也是偉大導師的祭品而已。不是群眾運動，而是運動群眾。真正的群眾運動應該是建立在個人獨立意識覺醒基礎上，應該有一個由自發內在思考到自覺的政治訴求的邏輯過程。上個世紀一百年，無數次人山人海的“群眾”聚集在***，顯示出他們巨大的力量，但，能真正稱為推動歷史的群眾運動者，可謂少之又少，1919年五四運動，1976 年四五運動，兩次而已。獨這兩次，無導師號召，無組織發動，無事先彩排，群眾自發也。然而，共同處，當時皆被鎮壓，事後都被平反。

（二）

毛澤東理想中的統治模式是他一個人高高在上，繞過龐大的官僚系統直接領導廣大群眾進行偉大的社會主義試驗。他極為憎惡享有特權的官僚體系，因此發動群眾起來摧毀這個把自己和群眾隔離開來的僵硬制度，創造出一個“人民國家人民管”的理想社會。有論者認為這是文革最豐厚的歷史遺產。

官僚主義是一種歷史性世界性的普遍現象，反對官僚集團成為一個凌駕於人民之上，與民爭利的特權和利益集團，這無疑是很多人懷念文革的重要出發點。表面上看來，人類歷史還從來沒有過一個政權的最高領袖發動人民起來反對自己一手締造的官僚系統的先例，這確實是一場巨大的試驗。毛澤東沿襲的蘇聯黨國的政治體制，黨事無巨細，無所不管，管經濟發展，管意識形態，管文學藝術，管思想改造，包括老百姓的遷徙，居住，死亡等，既要當裁判員，更要當運動員，從中央到地方，從企業到事業，都有龐大重疊的黨團工青少婦組織。這個官僚體系形成的根源在於政府要對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進行嚴密的控制，沒有一個龐大的官僚體系是無法實現這個社會體系的正常運轉，因此導致公共權力和公共機構不斷擴張，（你聽說過國外有輕工業局麼？有紡織工業局麼？現在好多腐敗問題都根源於政府公共權力的擴張。）結果控製成本不斷上漲，顯然會導致它自身的膨脹和特權化。文革中各級黨委陷於癱瘓，人們獲得了對各級官僚無限自由的監督權，甚至可以直接推到重來，然而帶來的代價是社會運轉的癱瘓，在毛澤東體制下不可能解決既要保證社會體系正常運作，又要防止官僚系統特權化的兩難困境。毛澤東屢次出面制止文革衝擊軍隊，衝擊高級黨委，包括屢次讓小平恢復工作，其內在矛盾正源於此。

要防止官僚系統集團化，特權化，只有將公共權力的來源交給人民，按照法制來產生、更換、制約和監督公共權力運作的各個環節，政府運做思路要從當運動員退後到只當裁判。要靠轟轟烈烈，沒有法制制約的群眾運動來防止腐敗，其思路是緣木求魚，其結果是聾子治成啞巴。毛澤東本人天縱英才，知識淵博，但一生最大的缺陷就是沒有親身考察體驗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的合理因素，因此他反官僚主義的思想武器是巴黎公社式的大民主，是無政府主義思想的一次實踐，毛澤東這一點試驗無疑不可能解決官僚系統特權化，利益集團化的痼疾。

（三）

是大民主還是大專制？。既然群眾運動脫離了個體的真正自覺意識，大民主也與真正的民主背道而馳。判斷文革中的“大民主”是不是真正的民主，要對民主有起碼的了解。民主不僅是一種政治運作規範的工具理性，更是一種應該追求的價值理性，它不僅僅是保證全體公民權利（不管是少數還是多數。）的一套遊戲規則，更是人們追求的一種生活方式，價值理念。它不僅僅是手段，更應該是目的。民主是為了保證全體公民最大限度自由的實現，它的實現形式必須靠法制來落實，所以衡量民主的一個基本標準公共權力的運作是靠人治還是靠法治。民主制度下人民的權利是天然擁有並得到法律保護的，而不是什麼聖人和領袖恩賜的。民主並不消滅異端，而是容納異端。民主當然反對少數人靠資本或者權力對多數人的壓榨剝削，但也反對多數人藉口“公意”對少數人的暴政（因為多數人的暴政說穿了還是少數人的暴政，綜觀人類歷史，從來也未曾出現過多數人的暴政，只有少數人甚至是一個人的暴政，歷來所有專制者都把自己裝扮成人民利益多數利益的守護者，比如希特勒，薩達姆，斯大林。）。

反觀文革“大民主”的實驗，與民主精神的實質相去何止里記！表面上看人民似乎用有空前的自由，比如鳴放，比如批判，比如監督各級官僚，比如串聯。但仔細分析一下看：從來源看這些“民主自由”無一例外是文革領導小組和毛澤東賦予的，號召則有，禁止則無。是我替做主，而不是由你自己做主。是外在權力的允許，而不是內在自發自覺的民主。

從享有這些恩賜的“民主自由”的主體看來，只有根正苗紅，出身好的革命階級才享有這些所謂的民主權利，而近百萬被打倒的知識分子，上千萬的“地，富，反，右，壞”及其家屬，近億人因為各種原因被波及社會人群（葉劍英說“整了一億人。”）都被打成了賤民，不要說擁有這些權力了，連依據法律為自己申訴和辯護的權利也被完全剝奪。而真正的民主是針對社會全體成員的。

從這些“民主權利”運作的範圍看，是十分狹隘的，根本不能逾越階級鬥爭的範圍，除了擁有持續“造反革命”的自由外，正常安排自己工作、學習、生活、思想、言論的權利被剝奪的一乾二淨。除了跟着領袖革命，其他自由一概剝奪。根本不是讓人民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的民主真諦，而是由聖上安排的只能遵循的一套殘酷枷鎖。

從這些“民主權利”實施途徑看，民主體現必須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活動，文革時期則是對社會主義法制的極大破壞和踐踏，法紀廢馳，整個社會秩序失控。國家主席劉少奇手拿憲法為自己辯護，卻遭到紅衛兵語錄本雨點般的敲打，失去法律規範的“民主”只能是殘酷的暴力專政。

從文革時候這些“民主自由”落實的細節看，以所謂大批判為主要形式的言論自由也要十分注意用詞造句，一個用詞不准不當就可能由革命積極分子迅速淪為破壞文化大革命，惡毒攻擊偉大領袖的現行反革命——因為喊錯口號，舉錯手等而鋃鐺入獄的例子舉不勝舉，可參看馮驥才《一百個人的十年》。

民主自由的起碼立意是保護人們自由發表言論的權利——我堅決不同意你的觀點，但誓死包圍你發言的權利——伏爾泰這局名言迄今為止仍然是言論自由的最完美詮釋。但，反觀文革時期的言論自由，其實只是機械背誦社論和領袖語錄的自由，哪裡能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一個民族連說真話的權利也剝奪了，連自由思考的權利也被剝奪了——今天竟然還有人說這是民主的偉大實踐！

因為私人通信被好友、戀人甚至丈夫揭發慘死的也絕不僅僅是黎蓮、李九蓮幾人，實際上自胡風私人信件作為他反黨集團證據以來，憲法規定的私人通信秘密不受侵犯的條款早已經蕩然無存。總之，文革期間這些鳴放、批判、監督根本不是什麼公民享有的自由權利的實現形式，而是“偉大領袖”為了消滅“階級敵人”，改造全民思想，鼓勵全民互相揭發，互相告密，互相控制的超級殘酷的專制主義手段而已。

中國共產黨在對手國民黨統治區內開辦的《新華日報》，曾經大力抨擊國民黨**專政，呼籲民主自由。當時刊發的文章和社論很有戰鬥力，今天讀來仍然滾燙。僅列舉幾篇社論標題為證：《要真民主才能解決問題》、《有人民自由才有國家自由》、《報紙應革除不讓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的歪風》、《平民人身自由是政治民主的標尺》、《新聞自由——民主的基礎》。然而再讀讀毛澤東建國後的講話：“民主也是手段，集中也是手段，不經過民主，就難以正確的集中。”無疑，毛澤東始終以民主為加強集中即集權的手段，建國前用民主自由推翻了蔣介石，團結了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1957年“引蛇出洞，誘敵深入”的“陽謀”用的也是“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民主”，結果再次大獲全勝，文革中再次拋出“大鳴，大放，大字報，大民主”的手段，資產階級司令部應聲而倒，偉大領袖戰略之高超，戰術之巧妙，足令人嘆為觀止。只是到1976年四月初，***廣場上人如潮，淚如雨，花圈如山，怨氣衝天的時候，毛澤東如果不是困在病床，能親自走到群眾中去，看到人民對文革的真實想法的時候，不知會不會對他畢生運用自如的“民主”手段有新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