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三、文革是群众运动反对官僚主义的大民主实验？

关于这个问题，王/力/雄在《毛泽东主义和人间天堂》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但总有些人视而不见，还有必要再啰嗦几句。

（一）

乍一看，文革中间确实将群众运动发扬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对官僚体系的冲击也确实是毛泽东发动群众运动的题内之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这四大权利一度写入宪法，后来八十年代修宪予以废除。），游行示威，集会结社，直至文攻武卫种种所谓的“大民主”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群众运动天然具有合理和正义性，反官僚主义今天仍然具有普遍的世界性魅力，“大民主”的做法被用来凸现实现工农群众普遍的权利弱势地位，更为许多人怀念。然而拨开这些表面的迷雾，分析它们深层次的内在联系和逻辑，不难发现，文革号称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反官僚主义非但没有削弱一党专政一人**反而更加强化之；“大民主”不但没有确立人民的公民地位，反而导致政府公权更加肆意扩张，公民私权更加弱化。这一切是不容置疑的事实，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切，群众运动，反官僚系统，“大民主”都是“伟大导师”玩弄于股掌中的棋子而已，不但不是什么民主，相反，是对民主的最大嘲弄。

毛泽东善于发动群众：发动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群众运动，是共产党也是毛泽东能够成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主要靠土地政策的吸引发动农民进了中南海。建国后从批胡风开始，到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1964年四清，毛泽东攻无不胜，战无不克，运用自如的最有效武器还是发动群众。今天很多论者把文革区分为毛的文革和人民的文革，指出人民群众在文革中其实是作为符号和工具被毛利用，驾驭了，但却相对忽视了人民群众也有主动迎合，参与的动力。整个运动中自上而下者有运筹帷幄，也有因势利导；自下而上者有投上所好，也另有所图。但前者，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是无疑的，毛泽东能驾驭数亿群众得心应手，随心所欲，主要得力于以下三点，其一是毛泽东近乎神迹的巨大功绩，浪漫主义诗人的传奇魅力自然而然成为全体国人的超级图腾。皇权主义根深蒂固，圣人出，河水清的传统思想仍有丰厚土壤情况下，人民忘记《国际歌》，高唱《东方红》，痛斥封建帝王，却又异口同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自己多次说“还是要有点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分两种，正确的和错误的，正确就要崇拜。一个班的战士就要崇拜班长，革命就要来点崇拜”。其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对僵硬体制的反叛渴望。这部分人青春的躁动，理想主义的热情，反抗一切束缚的心理渴望一旦和毛泽东“打破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的诗人浪漫结合，自然上演了空前了群众运动。其三少不了康生，江青，姚文元一干打手弄臣的见风使舵，推波助澜。

脱离了具体个人价值的群众是盲众：文革中群众运动释放的力量是巨大的，但却是历史的破坏力量，而不是建设力量。群众并不具有天然的正义性和合理性，正如多数并不一定正确一样毋庸讳言。群众运动很容易沦为集体无意识，成为贯彻个人专政目的的工具。文革中的群众运动，特别是早期的群众运动，很遗憾的是，不是善的喷涌，而是恶的爆发——是类似义和拳，太平军流的人性恶的爆发（这一点可能会引起新的谩骂），根本不是马克思所说那种“人民在自己的运动中创造历史”，而是沦为毛泽东排斥异己，推行他空想主义试验的牺牲品。今天有人借群众积极参加了文革来为文革寻找合理依据和正义性，实在是偷梁换柱。群众是一个高度集合高度抽象的概念，毛泽东对此了然于胸，他永远和群众站在一起，就永远具有天然的正义性，他不止一次对对彭德怀，刘少奇说：“军长，师长，政府都跟你走，我和群众在一起”，面对领袖，你也许可以质疑，但面对群众化身的领袖，你能表示怀疑？但群众是谁？谁见过群众？脱离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个活生生的个性，群众成了一个随时可以架空，随时可以利用的政治符号。很多具体的人几乎都曾经在内心深处质疑过文革，也不乏个别的小型群众组织提出过和文革不同的声音，可是，这些质疑和声音淹没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显得那么的不“群众”，显得那么的不和谐。一句话，真正的群众是由一个个有独立价值，独立头脑的人组成，脱离了这一点，一群人集合成的“众”，哪怕他们是十亿人，也是伟大导师的祭品而已。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真正的群众运动应该是建立在个人独立意识觉醒基础上，应该有一个由自发内在思考到自觉的政治诉求的逻辑过程。上个世纪一百年，无数次人山人海的“群众”聚集在***，显示出他们巨大的力量，但，能真正称为推动历史的群众运动者，可谓少之又少，1919年五四运动，1976 年四五运动，两次而已。独这两次，无导师号召，无组织发动，无事先彩排，群众自发也。然而，共同处，当时皆被镇压，事后都被平反。

（二）

毛泽东理想中的统治模式是他一个人高高在上，绕过庞大的官僚系统直接领导广大群众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试验。他极为憎恶享有特权的官僚体系，因此发动群众起来摧毁这个把自己和群众隔离开来的僵硬制度，创造出一个“人民国家人民管”的理想社会。有论者认为这是文革最丰厚的历史遗产。

官僚主义是一种历史性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反对官僚集团成为一个凌驾于人民之上，与民争利的特权和利益集团，这无疑是很多人怀念文革的重要出发点。表面上看来，人类历史还从来没有过一个政权的最高领袖发动人民起来反对自己一手缔造的官僚系统的先例，这确实是一场巨大的试验。毛泽东沿袭的苏联党国的政治体制，党事无巨细，无所不管，管经济发展，管意识形态，管文学艺术，管思想改造，包括老百姓的迁徙，居住，死亡等，既要当裁判员，更要当运动员，从中央到地方，从企业到事业，都有庞大重叠的党团工青少妇组织。这个官僚体系形成的根源在于政府要对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严密的控制，没有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是无法实现这个社会体系的正常运转，因此导致公共权力和公共机构不断扩张，（你听说过国外有轻工业局么？有纺织工业局么？现在好多腐败问题都根源于政府公共权力的扩张。）结果控制成本不断上涨，显然会导致它自身的膨胀和特权化。文革中各级党委陷于瘫痪，人们获得了对各级官僚无限自由的监督权，甚至可以直接推到重来，然而带来的代价是社会运转的瘫痪，在毛泽东体制下不可能解决既要保证社会体系正常运作，又要防止官僚系统特权化的两难困境。毛泽东屡次出面制止文革冲击军队，冲击高级党委，包括屡次让小平恢复工作，其内在矛盾正源于此。

要防止官僚系统集团化，特权化，只有将公共权力的来源交给人民，按照法制来产生、更换、制约和监督公共权力运作的各个环节，政府运做思路要从当运动员退后到只当裁判。要靠轰轰烈烈，没有法制制约的群众运动来防止腐败，其思路是缘木求鱼，其结果是聋子治成哑巴。毛泽东本人天纵英才，知识渊博，但一生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亲身考察体验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合理因素，因此他反官僚主义的思想武器是巴黎公社式的大民主，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一次实践，毛泽东这一点试验无疑不可能解决官僚系统特权化，利益集团化的痼疾。

（三）

是大民主还是大专制？。既然群众运动脱离了个体的真正自觉意识，大民主也与真正的民主背道而驰。判断文革中的“大民主”是不是真正的民主，要对民主有起码的了解。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运作规范的工具理性，更是一种应该追求的价值理性，它不仅仅是保证全体公民权利（不管是少数还是多数。）的一套游戏规则，更是人们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价值理念。它不仅仅是手段，更应该是目的。民主是为了保证全体公民最大限度自由的实现，它的实现形式必须靠法制来落实，所以衡量民主的一个基本标准公共权力的运作是靠人治还是靠法治。民主制度下人民的权利是天然拥有并得到法律保护的，而不是什么圣人和领袖恩赐的。民主并不消灭异端，而是容纳异端。民主当然反对少数人靠资本或者权力对多数人的压榨剥削，但也反对多数人借口“公意”对少数人的暴政（因为多数人的暴政说穿了还是少数人的暴政，综观人类历史，从来也未曾出现过多数人的暴政，只有少数人甚至是一个人的暴政，历来所有专制者都把自己装扮成人民利益多数利益的守护者，比如希特勒，萨达姆，斯大林。）。

反观文革“大民主”的实验，与民主精神的实质相去何止里记！表面上看人民似乎用有空前的自由，比如鸣放，比如批判，比如监督各级官僚，比如串联。但仔细分析一下看：从来源看这些“民主自由”无一例外是文革领导小组和毛泽东赋予的，号召则有，禁止则无。是我替做主，而不是由你自己做主。是外在权力的允许，而不是内在自发自觉的民主。

从享有这些恩赐的“民主自由”的主体看来，只有根正苗红，出身好的革命阶级才享有这些所谓的民主权利，而近百万被打倒的知识分子，上千万的“地，富，反，右，坏”及其家属，近亿人因为各种原因被波及社会人群（叶剑英说“整了一亿人。”）都被打成了贱民，不要说拥有这些权力了，连依据法律为自己申诉和辩护的权利也被完全剥夺。而真正的民主是针对社会全体成员的。

从这些“民主权利”运作的范围看，是十分狭隘的，根本不能逾越阶级斗争的范围，除了拥有持续“造反革命”的自由外，正常安排自己工作、学习、生活、思想、言论的权利被剥夺的一干二净。除了跟着领袖革命，其他自由一概剥夺。根本不是让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民主真谛，而是由圣上安排的只能遵循的一套残酷枷锁。

从这些“民主权利”实施途径看，民主体现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活动，文革时期则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极大破坏和践踏，法纪废驰，整个社会秩序失控。国家主席刘少奇手拿宪法为自己辩护，却遭到红卫兵语录本雨点般的敲打，失去法律规范的“民主”只能是残酷的暴力专政。

从文革时候这些“民主自由”落实的细节看，以所谓大批判为主要形式的言论自由也要十分注意用词造句，一个用词不准不当就可能由革命积极分子迅速沦为破坏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现行反革命——因为喊错口号，举错手等而锒铛入狱的例子举不胜举，可参看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

民主自由的起码立意是保护人们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我坚决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包围你发言的权利——伏尔泰这局名言迄今为止仍然是言论自由的最完美诠释。但，反观文革时期的言论自由，其实只是机械背诵社论和领袖语录的自由，哪里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一个民族连说真话的权利也剥夺了，连自由思考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今天竟然还有人说这是民主的伟大实践！

因为私人通信被好友、恋人甚至丈夫揭发惨死的也绝不仅仅是黎莲、李九莲几人，实际上自胡风私人信件作为他反党集团证据以来，宪法规定的私人通信秘密不受侵犯的条款早已经荡然无存。总之，文革期间这些鸣放、批判、监督根本不是什么公民享有的自由权利的实现形式，而是“伟大领袖”为了消灭“阶级敌人”，改造全民思想，鼓励全民互相揭发，互相告密，互相控制的超级残酷的专制主义手段而已。

中国共产党在对手国民党统治区内开办的《新华日报》，曾经大力抨击国民党**专政，呼吁民主自由。当时刊发的文章和社论很有战斗力，今天读来仍然滚烫。仅列举几篇社论标题为证：《要真民主才能解决问题》、《有人民自由才有国家自由》、《报纸应革除不让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平民人身自由是政治民主的标尺》、《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然而再读读毛泽东建国后的讲话：“民主也是手段，集中也是手段，不经过民主，就难以正确的集中。”无疑，毛泽东始终以民主为加强集中即集权的手段，建国前用民主自由推翻了蒋介石，团结了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1957年“引蛇出洞，诱敌深入”的“阳谋”用的也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民主”，结果再次大获全胜，文革中再次抛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民主”的手段，资产阶级司令部应声而倒，伟大领袖战略之高超，战术之巧妙，足令人叹为观止。只是到1976年四月初，***广场上人如潮，泪如雨，花圈如山，怨气冲天的时候，毛泽东如果不是困在病床，能亲自走到群众中去，看到人民对文革的真实想法的时候，不知会不会对他毕生运用自如的“民主”手段有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