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理想和現實：烏托邦、社會主義和挑戰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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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談論這個問題已經遠遠超出了文革的範疇。

　　建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沒有眼淚的理想社會幾乎是人類永恆的理想，這種衝動導致許多次建立烏托邦理想國的實驗，太平天國是一次，毛澤東從1957年到1976年的實驗無疑是最後一次，也是最荒誕最悲慘的一次。也從根本上宣告了人類烏托邦實驗的完全破產。

　　1973年，在烏托邦的實驗仍如火如荼時，顧准寫道：“革命家本身都曾經是民主主義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樹立了一個終極目的，而且內心堅信這個終極目的，那麼，他就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不惜犧牲民主，實行專政。斯大林之殘暴，也許並不完全為了個人權力，而是有相信這個最終價值，是為了善而作惡，這是可悲的……，我的結論是，地上絕不可能建立天國，天國是徹底的幻想；矛盾是永恆存在的，所以沒有什麼終極目的，有的，只是進步。”　人類社會沒有了建立理想社會的衝動，也就失去了前進的基本動力，但充滿激情的理想主義衝動是一回事，歷史運動的客觀規律又是另一回事。歷史的實踐已經證明：沒有什麼理想完美的社會，只有不斷改進的社會。理想社會只是一個可以不斷追求的漫長過程，而不可能一蹴而就人為建造出一個地上的天國。烏托邦衝動能為批判現存制度缺陷提供有力武器，但卻不能創造出理想社會的藍圖。凡是要給人們建立地上天國的，卻往往是給人們建立了悲慘的人間地獄。試圖“一天等於二十年，”“畢其功於一役”的空想主義可以休矣！

　　人類很早就有建立理想社會的構思，古希臘思想界柏拉圖寫過由哲學王統治的《理想國》，是西方世界較早對理想社會的設想。東晉詩人陶淵明所寫《桃花源記》無疑更符合東方人的價值觀。儒家思想對大同世界也頗多描述，例如康有為的《大同書》，毛澤東對康有為描述的消滅家庭，私有制的大同景象十分嚮往，指出：“《大同書》所寫就是我們共產主義者要建立的理想社會”，並把《大同書》發給中央委員們閱讀（給高級幹部開書目也是毛一個愛好。）。他多次提到《三國志》東漢農民起義領袖張魯設“義舍，置義米義肉”，並在中共中央八屆八中全會上，親自為《三國志&＃8226；張魯傳》作注，發給與會者。1958年12月7日，毛澤東寫道，“張魯的道路上飯鋪吃飯不要錢，是開了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毛澤東在1958年9月視察一個公社的談話可作進一步印證，他說：“吃飯不要錢，既然在一個公社可以辦到，其他有條件的社也可以辦到。既然吃飯不要錢，將來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錢了”。一個社會主義黨和國家的最高領袖，想到理想社會時，自然而然地從封建時代農民絕對平均主義中尋找依據，不能不說已經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軌道。因此，他後來在文革中挑戰人性，改造靈魂世界，以唯意志論改造人性的逆行手段來改造世界，追求大同境界的實驗，也頗符合這樣的歷史發展邏輯：自以為反傳統其實傳統就在自身，自以為繼承傳統，也許是對傳統的誤讀。

　　（二） 　

　　可以說，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馬克思主義學說也延續這一充滿激情的烏托邦傳統。如前文所述，馬克思恩格斯對理想社會的描述也頗多空想成分。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把空想社會主義轉變為科學社會主義，用恩格斯的話說“因為發現了剩餘價值的秘密”，所以發現了資本主義社會不可克服的矛盾，所以資本主義滅亡，社會主義建立就成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實現這一偉大社會的途徑就是階級鬥爭。怎麼理解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從來就不單指暴力鬥爭，但從恩格斯到列寧，特別是列寧，把階級鬥爭的途徑簡化為通過暴力革命的唯一手段，強調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不共戴天，勢同水火（參看列寧《國家與革命》，這一思想對後來的社會主義運動影響十分巨大。說到根上，文化大革命的實驗和這一理論偏差有內在淵源。其實，馬克思主義不是不可修正的教條，恩格斯晚年集中力量批判試圖“修正”馬克思主義的伯恩斯坦，列寧批判第二國際，指出他們走和平道路，議會道路，選舉道路追求社會主義是背叛馬克思主義，是倒向了資產階級立場。但在20世紀初的歐美工人運動中和工人政黨中，修正主義的影響占據上風，這些議會鬥爭，選舉鬥爭的手段推動歐美資本主義國家被迫採取普選制度，福利制度等，甚至借鑑社會主義某些做法採取對國民經濟的干預調整。過去我們一直諷刺這些舉措是壟斷資產階級收買腐化工人階級的小恩小惠，但今天看來，可不可以說是社會主義因素在舊社會制度中的一種滋生呢？過去我們一味強調階級鬥爭就是要和資本主義不共戴天，階級鬥爭就是要建立暴力革命道路，今天看來，議會道路，選舉鬥爭不妨也是階級鬥爭，追求社會主義的手段。

　　傳統馬克思主義設想的社會主義社會必須是推翻舊政權國家機器，然後才能建立新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因為資產階級是不會容忍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政治因素在資本主義社會母體中成長的，但縱觀人類歷史，任何新社會的發育都孕育於舊社會的母體中，直到壯大一定程度才破舊立新上升為新的社會制度。封建社會取代奴隸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取代封建社會，無不如此，而且在這種新舊交替的過渡中，真正完全由暴力推翻的占少數，統治者和平過渡，主動轉型的占多數（例子太多，如俄國，日本，英國），為什麼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就非得只有一條暴力革命的途徑呢？現在看來，勞動保護，福利制度，全民普選，股權社會化，公有企業，國家調節，高額累進稅不正是社會主義因素在資本主義母體中日益發展麼？暴力革命確實粉碎了舊制度，而且也人為構建了新制度，但人為構建的新制度卻並沒有如設計所設計的那樣“極大的推動社會的發展”。最終花費極大成本建立的新制度崩潰，不得不退回到舊制度中（前蘇聯，東歐和我國的經濟改革）。新制度的構建還是從舊社會的母體中自然生長出來為好，這種發展模式和制度變遷的成本較小，這已經是無可爭議的事實。

　　馬克思在參觀倫敦世界博覽會後感言：“不列顛創造的生產力達到了神話般的規模，資本主義在一百年內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所有世紀加起來的總和還要大”。如果一百多年後馬克思仍然在世，看到資本主義仍生機盎然，社會主義和自己構思大相徑庭，不知作何感想，不知會不會重新對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有新的思考。馬克思設想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建立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國度，途徑是世界性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總爆發，世界性的工人階級總暴動，結果社會主義建立了。馬克思的這個構想基本上屬於空想，所以，列寧的一國革命論事實上也是對馬克思傳統理論的突破。因此，重新看馬克思主義，西方和東方究竟是誰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精神還需要研究。究竟什麼才是高舉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要不要批判的繼承？馬克思某些當初的構思是否符合不斷發展變化的歷史實踐？馬克思主義是不是永遠適用的真理？——這些問題本來在西方不成問題，可是到了我們這裡就成了緊箍咒，成了思想禁區。判斷馬克思主義的標準是實踐——這在1978年關於真理標準討論中就已經明確了，但今天卻仍有人要用一百多年前的理論裁剪豐富的現實。從中國的歷史看，毛澤東，鄧小平的成功與其說是執行了馬克思主義，不如說是突破了馬克思主義。只有用不斷發展豐富“主義”而不是用靜止不變的主義才能適應歷史發展的需要。這應該成為新的歷史條件下人們的一個共識。

　　今天看來，歷史上演着怪圈，列寧的理論突破了馬克思的設想，卻成為毛澤東的桎梏（中共民主革命早期主要挫折實際來自於對列寧主義照搬。），毛澤東思想突破了列寧主義，取得了革命成功，晚年的思想又成了鄧小平要衝破的教條。於是，思想解放的結晶卻成為後來人思想的枷鎖。嗚呼，真理具有時代性，真理具有局限性，放之四海，推之萬代的真理何曾存在過！

　　（三）
對於毛澤東來說，“一萬年太久 ，只爭朝夕。” 要他按部就班，遵循客觀規律建設社會主義，從來不符合他創造世界創造歷史的浪漫主義性格。 1957年，反右“陽謀”大獲全勝，接着他赴蘇聯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典，各國共產黨領袖群賢畢至，赫魯曉夫提出蘇聯經濟指標要在15年內“超美”，一時人心振奮。毛澤東當即表態：老大哥要“超美”，我們中國也不能落後，要“趕英”。歸得國來，一個“大干快上，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大躍進”呼之而出。毛說發明“躍進”一詞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創造一個理想的天國已經不能等到“物質極大豐富” 的遙遠時候了，在談到康有為《大同書》時他說“康有為沒有辦法實現的理想，我們今天已經找到了實現的辦法”。1958年，他高瞻遠矚：“現在看來，共產主義也不是什麼遙遠的事情了”，現在開始，必須創造性地探索 “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有效形式和途徑” 。他的這個辦法和途徑就是一方面通過改造生產關係來發展生產力，另一方面通過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迸發出驚人的力量，即通過強調改造主觀世界來改造客觀世界。當改造生產關係的大躍進失敗後，他進一步發現失敗的根源不在於生產關係不合理，而在於人的自私天性阻礙了這一生產關係積極性的發揚，於是，順理成章，下一步就是要改造人的自私天性，通過思想領域內的階級鬥爭，向人類自私的天性挑戰，改造人們的靈魂世界，“狠斗私字一閃念，靈魂深處鬧革命”，創造出一種大公無私的社會主義“新人”，有了這樣的新人，“一大二公”生產關係就能極大推動生產力的發展，“什麼樣的人間奇蹟都可以創造出來！”　（然而，他忽視了一個最基本的常識：從來的生產關係變革，從來的社會制度更替，從來的人類歷史進步，不但不是挑戰人性的結果，反而是尊重人性的結果。）因此，他要一往直前，一意孤行，不擇手段向一切阻礙他進行這一偉大實驗的制度、傳統、文化和人性挑戰！破四舊，鬥批改，文攻武衛，大鳴，大放，大批判，大串連，幹部下幹校，知青下農村，知識分子接受勞動改造，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都只是他偉大實驗的具體手段而已。為此，不能害怕犧牲，“死人的事情是經常發生的……，要革命，就會有人犧牲，”，不管是多年出生入死的老戰友，還是身邊朝夕與共的小秘書，無論是歷史上前人鐵一般的歷史教訓，還是現實中天下蒼生的疾苦，都不能阻止他實現這一宏大戰略的堅定步伐。
“我們的目標一定要實現，我們的目標也一定會實現！”是，他確實有能力推行這一反人性的偉大試驗，他有四個偉大的封號，擁有古往今來最高程度的專制權力——既掌握着世界最大政黨和官僚機器的組織資源，又有誓死捍衛毛澤東思想的人民軍隊的暴力機器，還有匍匐在地高呼毛主席萬歲的億萬群眾。就能夠集中政治專制力，經濟調度力，思想控制力的廣度，深度來說，他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集宗教的神，救世的聖人，黨國的領袖，人民的導師於一身，是權力的化身，是真理的源泉，是是非的標準。他的形象，語錄通過現代宣傳手段和傳統巫術手段相結合，既左右國家民族的命運，又規範着每一個人的身心存在方式。膽敢冒犯天威者，質疑天條者，不管是國家主席劉少奇，還是一般幹部張志新，還是青年學生李九蓮，都遭到肉體和靈魂令人髮指的摧殘。也許他會後退，但那只是迂迴包抄，也許他會妥協，但那只是誘敵深入，如果說民主革命時期，他是時勢造的英雄，那1957年後的毛澤東，要做的就是英雄造時勢了，無論如何，這位擁有鋼鐵意志的巨人有足夠的資源、天才和打手來推行他史無前例挑戰人性的大實驗。
結果又如何呢？　“有些地方有些亂，但亂了敵人，鍛煉了我們自己”，實際上躲在台灣小島上的國民黨，包圍我們的蘇修美帝不但沒亂，沒有 “一天天爛下去”，反而是我們自己亂了自己，也沒有“一天天好起來”。 “要算經濟賬，更要算政治帳”，實際是只算政治帳，不算經濟賬。只要“群眾得到了鍛煉，思想得到了改造”，為了實現天下大同，這一點犧牲是值得的。儘管現在看來“天下大亂”，但總有一天會達到“天下大治”的理想境界，也許他曾經以為“天下大治”的大同局面會在有生之年看到，但在他最後十年，直到他憂心忡忡地去世，這個既定目標不是越來越近，反而是越來越遠，天下大治遙不可期，天下大亂貨真價實。最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其言也哀：“文革，贊成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筆遺產交給中央，交得不好就是血雨腥風。”，他臨終仍高估了支持文革的力量，仍沒有完全勇氣否認自己一手發動的文革，但這對於一生只要別人自我批評，從來不自我檢討的毛澤東來說，其實也是委婉表達了承認錯誤的態度。
嗚呼，挑戰人性者，靈魂革命者，可以休矣。人性有善惡，只能以法律約束，以道德教化，以文化薰陶，權力之手深入人性，其實就是摧殘人性，通過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改造人性，結果是人性惡的大爆發，歷史的經驗確實慘痛！為實現烏托邦建立人間天國，不惜代價向人性開展，摧毀了幾乎一切優秀文化和道德遺產，建立了人類歷史空前荒誕的人間地獄。烏托邦，正如其名，可以休矣。　　

七、總結及其他：還是要固守一些底線
這場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以空前的深度和廣度摧殘了文化，蹂躪了道德，踐踏了信仰，留下的是政治的名利場，經濟的爛攤子，思想的垃圾桶，道德的真空，法律的荒野，一片肆意滋生醜陋的廢墟。
進步無疑是壓倒一切的，革命無疑是義正詞嚴的，理想無疑是純潔美好的，人民無疑是天然正義的，英雄無疑是英明偉大的，然而，這一切竟然都走向了他們的反面。它以追求解放全人類，實現理想社會的美好目標開始，以建立世界最大集中營，人類歷史空前悲劇告終。歷史嘲弄了自以為是的人類。痛定思痛，文革的悲劇絕不能重演，社會的進步固然是人人所欲，但不管為了追求多么正義宏大高尚的目標，還是要固守一些起碼的底線，講價值正義，更要講程序正義。否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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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突破底線，不擇手段，不講程序，只會是背離正義和目標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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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革命是目的還是手段？革命，是人類社會最理直氣壯的話語之一，特別是對於近代以來飽受民族欺辱的中國人來說，更是如此。雨果說：“只要為了麵包，逼迫男人冒險，女人賣身，兒童乞討，那革命永遠不會過時。”革命是為了反抗壓迫，推翻不平等的特權制度，建立人人平等，自由的理想國。但，迄今為止，所有的革命只是更換了一副新的枷鎖，共產主義革命之所以宣布和以往所有革命都不同，就是宣稱要徹底實現人類解放，消除人的異化，再不會以枷鎖更替枷鎖，現在看來，這一實踐不能說成功。革命只是手段，把手段當成目的，為革命而革命已經走向了革命的反面，法國大革命的第三個階段，即雅各賓派專政時期，以前多被我們高度評價的大革命高潮，但就是這個高潮，也走入了為革命而革命的誤區。羅伯斯皮爾頒布的《懲治嫌疑犯條例》背離了革命的本意，該條例中一條劃定反革命嫌疑分子的一項標準是：“不能持續表現出對革命的熱情”。該款可謂開了政治表態的先河，不積極擁護革命，不主動投身革命，就有反革命的嫌疑！這種邏輯在文革期間更被推倒登峰造極程度——你敢聲稱自己對革命是旁觀者麼？要麼是投身所謂革命大洪流，要麼是被洪流所淹沒——革命面前，沒有旁觀的權利，沒有沉默的自由！所以，去世不久的思想家柏林區別了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革命固然是積極自由，但積極自由不能侵犯消極自由，我可以有不做什麼的積極自由——例如或者革命或者反革命的自由，但我更有不作什麼的消極自由——例如不革命或不反革命的自由。消極自由是保護自身權利不被侵犯的根本所在。反革命是罪，不革命也是罪！

革命已經完全走到了反面，革命的目的是人的解放，不是抽象意義的人民解放，而是每一個具體個人政治權利，經濟權利，思想自由等權利的解放，如果打着革命的旗號，肆意剝奪具體個人的上述權利（包括不革命的權利。），那就和革命的實質背道而馳。衡量真革命和假革命的界限應該是個人權利是否得到了改善——不僅是口頭上的，更要看實際上的。所以，文革是否是革命就不難判斷了。革命在道義上是高尚的，但要是革命要你出賣正義呢？革命要你出賣感情呢？革命要你出賣良心呢？文革期間，出賣正義，感情，良心的何止萬千！革命由實現進步的手段變為踐踏善良的重錘。“革命”面前，親情被疏遠，子女和父母劃清界限者多也！劉少奇女兒劉濤書寫《看劉少奇的醜惡靈魂》的大字報給父親慘痛一擊，如此人倫悲劇何止一例！“革命”面前，愛情被出賣，李九蓮寫的情書也成為情人揭發立功的籌碼！“革命”面前，友情被利用，自胡風冤案中，知識分子們紛紛落井下石，最終一起落井。雨果晚年所寫的《九三年》就以尖銳的聲音發出了質疑：當革命和人道主義對峙,怎麼辦？雨果讓良心戰勝了革命。
（二）
人是目的還是手段？中國社會沒有經過真正啟蒙運動的洗禮，所以也缺乏真正個人主體意識的覺醒。有些耳熟能詳的主流話語，乍一聽理直氣壯，深究一下卻十分荒誕。比如文革時期“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看起來義正詞嚴，實際卻本末倒置，在這裡，形式大於內容，外在標籤高於內在本質。比如，個人利益無條件服從集體利益，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體的事再小也是大事。這種說法籠統看來，似乎十分高尚美好，但實際是簡單粗暴的形而上學，集體並不天然高於個人，個人對集體的犧牲與其說是無條件，毋寧是有條件的——條件就是集體必須是保障個人成員的合法利益，而不是打着集體利益的口號掠奪個人成員的利益。應該合理劃分集體和個人利益的範疇，該是個人的合法利益就要保護，該是集體的利益就依法維護。如果人們組成集體不是為了無條件犧牲個人利益人的價值、尊嚴、自由，恰恰相反，是為了最大限度維護個人的價值、尊嚴和自由。個人價值不可化約，人不是歷史發展的手段，而是歷史發展的目的。那種憑藉所謂公共意志，集體利益，全局發展等字眼，無原則、無條件、無代價要個人犧牲一切，包括情感，生命，靈魂，良心，值得警惕。如果犧牲是一種個人選擇，值得尊重，如果是自上而下的發動，值得懷疑。高爾基在十月革命後，看到蘇聯普遍存在的侵犯個人自由和尊嚴的現象，十分壓抑和懷疑，他憑藉着作家的良心人道主義立場寫道：“不能總是要講政治，還應當保留少許良心，人性和感情。”甚至索性說：“政治永遠是令人厭惡的，不管是誰搞的政治。”歸根結底，不把人當人，把人當作一種隨時可以犧牲，可以拋棄，可以踐踏的，可以利用的手段，即時許諾的宏大目標實現了，這樣靠無數代人犧牲和奴役而實現的宏大目標真能帶來人的全面解放？這個宏大目標還有什麼意義呢？因為要解放你，所以要先奴役你！嗚呼，如此的被“解放”，不要也罷。
（三）
國家的強大和發展是否無條件高於一切？由上述個人和集體的關係再探討開來，就是個人和國家的關係。長久以來，統治我們主流意識形態和主流價值觀的就是國家至上論，在這裡我們暫且不談國家、政府、政黨、領袖的關係（這四者是有本質區別，但卻往往被主流宣傳有意無意等同起來，所以在文革時期，才會出現質疑領袖者，就是反黨，因此也就是反革命，因此也就是叛國。），國家的強大和發展是時代最強大的邏輯，因此國民必須無條件犧牲一切，隨時準備奉獻自己的一切，讓渡自己的一切，否則就有一頂“不愛國”“漢奸”的大帽子橫空飛來。國家執掌的公共權力是公民通過社會契約賦予的，在洛克的社會契約論里，公民通過契約賦予國家的權力僅僅是公共權力，即洛克所認為的行政權和外交權，後來孟德斯鳩發展為行政權。公民的私權，包括財產，自由，反抗壓迫的權力神聖不可侵犯。洛克明確劃分了公共權力和私有權力等範疇，指出，公共權力正是為了保護私有權力而存在，私有權力在邏輯上優於公共權力，在法律上兩者處於平等的交易地位。人們與其是無條件擁護國家，不如說是提高警惕提防和限制國家，時刻防止公共權力對私人權力的侵犯，文革時期公共權力肆意侵入私人思想領域，現在公共權力強制拆遷，強制進行所謂企業改制等實際也是公共權力對私人權力的侵犯。這正是長期以來，我國公私權力的範疇沒有得到合理劃分，主流宣傳片面強調所謂國家利益，忽視私人權力的依法保護。實際很多情況表面宣稱是國家利益，實際是部門利益，甚至是個別特權人物和集團的私人利益，例如最近的湖南嘉禾強制拆遷，打着所謂發展國家定點商業網點的假旗號，使和政府關係密切的房地產公司以30元一畝徵到了原本880元一畝的土地，而失去原有合法財產的市民反而因所謂影響嘉禾發展大局，或失去工作，或強迫調動。這種局面正是公權和私權劃分不清造成的，現實的法律體系多公法，少私法，私法多協調法，少權利法，正是這種政治體制的外在表現。

（四）
公共意志是誰的意志？革命，國家，發展，強大等宏大敘事能夠無條件凌駕於一切個人權利之上，很多情況下都是打着人民意志公共意志的旗號——它們代表了人民的全局和長遠利益，因此需要部分成員或者大多成員暫時犧牲局部利益，這種犧牲將來會加倍返還給你，所以需要你們奉獻一點，看長遠一點，要有覺悟，吃眼前小虧，占將來大便宜。然而公共意志是誰的意志？所謂長遠的根本全局利益又如何具體體現呢？公共意志其實是一個很抽象的詞彙，始作俑者是盧梭。著名學者王元化在談到盧梭的公共意志時是這樣說的：“我們都能夠明白，公意是被宣布為更充分更全面地代表全體社會成員的根本利益與要求的。它被解釋作比每個社會成員本身更準確無誤地體現了他們應有卻並未認識到的權利，公意需要化身，需要權威，需要造就出一個在政治道德上完滿無缺的奇里斯瑪式的人物。不幸的事實是，這種比人民更懂得人民自己需求的公意，只是一個假象，一場虛幻。其實質只不過是悍然剝奪了個體性與特殊性的抽象普遍性。以公意這一堂皇名義出現的國家機器，可以肆意擴大自己的職權範圍，對每個社會成員進行無孔不入的干預。一旦泯滅了個體性，抽象了有血有肉的社會，每個社會成員就得為它付出自己的全部自由作為代價。民間社會沒有了獨立的空間，一切生命活力也就被窒息了。”我們可以對照1957年到1977年的歷史，可以發現王元化這段話是驚人的深刻。為了這個所謂的公共意志和利益，每一個活生生具體個人人的情感，尊嚴，價值都被粗暴地踐踏，廉價地犧牲，當這一代人都為這個宏大價值犧牲了自身價值後，作為公共意志抽象代言的國家卻面臨着經濟崩潰，道德淪喪的亂象，距離那個許諾的美好未來越來越遠。今天看來，所謂的公共意志已經完全淪為個人專制的玩物而已。
（五）
自由思想、言論是否屬於犯罪？病從口入是大自然的基本規律，禍從口出是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人類五千年文明史，因為說真話而招致慘禍者也是一個天文數字。殷紂之比干，漢武之司馬，布魯諾燒死於鮮花廣場，伏爾泰流亡於祖國之外，皆以言獲罪者。較為開明者趙宋統治者，太祖立“言者無罪，不殺文人”遺訓，但也並非完全做到，如蘇軾“烏台詩案”者。以言定罪，以文字構陷，於清為盛，所謂“康雍乾盛”恰恰是思想自由的末世。但要比之於文革，可謂小巫見大巫，偉大領袖發明了以思想定階級定反革命的做法，十年期間，以言論獲罪，鋃鐺入獄不計其數，慘遭割喉者又豈止張志新一人！（據披露，僅遼寧一地槍斃前被割喉着九多達數十人。）言論自由，包括錯誤的言論都不是犯罪，消滅了所謂錯誤言論，“正確”言論又從何而來呢？自以為是消滅了謬誤，其實是毀滅了真理。沒有思想自由，沒有言論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將是空談。綜觀中國歷史，凡是大一統時期，輿論定於一尊，不允許異端存在，結果往往是思想的荒野，相反，思想解放，大師迭出的卻是群雄逐鹿的春秋戰國，軍閥割據的民國初年。然而，最號召思想解放和人類解放的社會主義國家，卻出現人類歷史上空前的言論不自由，思想不自由，這更讓人深思，除了封建主義的影響外，一個認識的根源是真理一元論惡性膨脹的後果。人類社會總是要有一個普遍適應的歷史規律，因此相應地人類社會也必然有一套普遍適用的最高真理，這種典型的真理一元論，尤其是社會科學領域的真理一元論是導致人類幾乎所有重大悲劇的認識根源，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希特勒德國的種族滅絕，甚至蘇聯的大清洗和文革的大悲劇之思想源頭無不是源於此。絕對真理導致絕對悲劇，導致絕對荒謬，既然毛澤東思想已經是人類最高的真理，所以用毛澤送思想武裝人民頭腦就是最大的思想解放！其他任何和毛澤東思想（其實更多情況下不是完整的毛澤東思想，而是支離破碎，斷章取義的毛澤東語錄和指示。），不管是性胡風的胡，還是姓相胡適的胡，不管是姓封，姓資，還是姓社，不管是姓王道，霸道，天道還是人道，一律是需要批倒，批臭的毒草！結果八億人民八個樣板戲，兩個小說家一本紅寶書，就幾乎是我們全部的精神食糧。到底是文化的大革命還是大革文化的命，不難得出結論。文革的悲劇，說到底在思想認識上就是要貫徹真理一元論，要輿論一律，不允許異端的存在。從這個意義上看，文革的悲劇和中世紀宗教裁判所，法西斯的種族滅絕有一脈相承的關係。其實，偉大導師本人倒是高舉思想多元的旗幟的，馬克思說“大自然的花朵是五顏六色的，普魯士的檢察官卻要思想保持同一個顏色”，馬克思絕對沒想到後來的所謂馬克思主義者們把自己自由思考得結晶變作了自由思考的桎梏。絕對真理，終極目標可以休矣，多元價值，思想寬容才能最大程度保持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從而才能最大程度接近真理，才能最大程度上保持進步。

（六）
只有法律才有定罪的權力。1215年英國貴族們為了限制國王對領主權利的無原則侵犯，通過武力迫使國王同意遵守《大憲章》，奠定了後代憲政政治的源頭。其中一款是：“未經合法裁決和法律審判，不得將任何自由人（當時不包括農奴，後來逐漸擴展至社會全體成員）逮捕囚禁，不得剝奪其財產，不得宣布其不受法律保護，不得處死，不得施加任何折磨，也不得令我等對其群起攻之，肆行討伐。”已法律治國，以法律約束政治權力的憲政傳統由此發韌。文革期間，法紀蕩然無存，未經法律審判而長期失去人身自由，慘遭非人之折磨者何止萬千！以專案組形式的專政工具，繞過法律肆意剝奪公民財產權，人身權和生命權者，又何止千萬！1954年新中國通過第一部憲法，劉少奇在做關於憲法報告時說：“制訂憲法是我國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但這並不是說，憲法公布以後，憲法所規定的任何條文就都會自然而然地實現起來，不是的，在憲法頒布以後，違反憲法規定的現象並不會自動消滅，但是憲法給了我們一個有力的武器，使我們能夠有效地為消滅這些現象而鬥爭。”歷史不幸言中，當劉少奇後來果然被非法剝奪憲法所規定的言論、人身自由時，他果然拿出了憲法為自己辯護，結果卻被紅寶書敲打的鼻青臉腫，憲法條文怎能抵擋大字報和紅語錄的威力！以法治國，任重道遠，法治戰勝人治，路漫漫其修遠兮。欲以法治國，先以法治黨，問題之根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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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後 記：引幾句名人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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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善於以階級鬥爭觀點來闡釋世界，改造世界，“馬克思主義千頭萬緒，一言蔽之，曰造反有理。”“馬克思主義千言萬語，一句話，階級鬥爭。”因此，革命成功以後要繼續革命，將黨內建設社會主義的路線之爭按階級鬥爭處理，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也就不十分奇怪了。階級鬥爭，無處不在，網上更不例外，“凡有人群地方，必有左中右派，”今天，仍然按照階級鬥爭的話語來圖解世界者，仍大有人在。君不見，網上“左派”“右派”“真假左派”“真假右派”“新老左派”“新老右派”之帽子滿天飛，雙方口水四溢，板磚橫飛，如無意外，本文同樣將招致相當數量板磚和口水。以本文大量引用自由主義理論看來，一頂“右派”帽子也許會飛來。凡是說本國月亮不不如外國圓者，小心了，“漢奸”大帽子也是要給戴上的。曾經不少人罵魯迅是“漢奸”，以我看，除了真真假假的材料外，魯迅有一句話是很給某些人口實的，在論某些人所謂的愛國時，魯迅說這些人的“愛國”主張大抵說來說去還是這麼一句話：“做自己人的奴隸比作外人的奴隸好。”因此，魯迅主張國人做外人的奴隸——也即漢奸，終於是鐵證如山了。
魯迅先生說面子是中國人的精神綱領，是也，老百姓說是“家醜不可外揚”，孔子云，“君子隱惡揚善”，主流宣傳說是要“維護團結穩定大局”，因此，別人家的家醜可以大力揭露，唯獨自家是一團和氣，別人的光榮隱去不提，自己的成績則大加宣揚。因此，自家歷史是光榮偉大走向偉大光榮，別人家的歷史是虛偽欺騙走向欺騙虛偽；所以，雷鋒，焦裕祿，孔繁森，如雷貫耳，而林昭、張志新、遇羅克默默無聞；結果，歷史只見歡歌、笑語、慶典、盛世、英雄、正劇和喜劇，歷史不見眼淚、哀傷、災難、亂世、叛徒、鬧劇和悲劇。所以，國人的健忘就奇怪了，魯迅先生說“中國人沒記性，因為沒記性，所以昨天聽過的話，今天忘記了，明天再聽到，還是覺得很新鮮。做事也是如此，昨天做壞了的事，今天忘記了，明天做起來，也還不覺是老調子”。有一部分國人為文革唱讚歌大約是出於健忘，但也不一定，或許是真懷念，對於這些懷念的人，魯迅先生也早有說明：“什麼革命？曾經闊氣的要復古，未曾闊氣的要革命，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於是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本文作者過去，現在，未來都和“闊氣”無緣，但似乎還曾經有過一點理想，現在誰提理想和誰急！對於以天下為己任的所謂理想家們，魯迅是這樣說的“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懷念『過去』，就是『希望將來』，而對於『現在』這一個題目，都繳了白卷，因為誰也開不出藥方。”藥方何在？看來還是一個空頭的“希望將來”。
又是魯迅先生的話，國人的歷史不外乎“一、想做奴隸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若做了奴隸也還罷了，還要從奴隸生活中尋出些美來，就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文革者，歷史的大潰瘍，今天竟仍有人稱“紅腫之處，艷若桃花；潰爛之時，美如乳酪”，大約是做奴才久了，從中尋找出來的 “美”吧。
最後引一句魯迅的話：“墨寫的謊言，總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本文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央文獻出版社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同上
3、《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朱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4、牛漢，鄧九平主編《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
5、金沖主編《周恩來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
6、黃崢主編《劉少奇冤案始末〉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7、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
8、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9、魯迅，《魯迅文集》，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