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開始之前，博古和李德曾經考慮讓毛澤東留在江西老根據地，哪兒也不准去，使中央從此甩掉這個“包袱”。

    當年在贛南中央蘇區的博古和李德，一個是中共中央“一把手”，一個是國際欽差“太上皇”，不僅處於中國革命和黨政軍權力的頂峰，也是他們個人歷史上最為顯赫輝煌的時期。與此恰成反比的是毛澤東，他艱苦創建了中國第一塊最大的革命根據地，帶出了第一支最強的工農紅軍，又為中央領導機關提供了安身地和保護神，得到的回報卻是正過着自己一生中挨批最狠、受壓最重因而最倒霉、最憋氣的日子。他作為“右傾機會主義”、“游擊主義”、“富農路線”等的總頭頭，早已成為“控制使用”的“靠邊站”幹部，至多是個黨內的“統戰對象”。僅僅由於蘇區軍民還他這個“黨代表”、“總政委”和“毛主席”，國民黨又特恨最怕他這個“匪首”、“賊酋”，才給了他一個“加里寧”式的蘇維埃主席空職，保留着黨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的虛銜。在博古、李德當權執政時，他只能掛在一邊呆着，即使偶爾被通知來參加中央的某個會議，也常常是陪坐末位看人家“唱戲”。但是他並未真的完全沉默，李德回憶說當時“博古已經聽到一引起謠傳，說毛澤東向他（在）軍隊裡的追隨者提出的口號是'口頭上服從，行動上反對'”。認為毛澤東正在行使韜晦之計。結果毛澤東越是不動聲色，博古等卻越是不敢大意。因此博古等人見到毛澤東就有點發憷，總不願他在自己近旁身後呆着，還一度想使其“調虎離山”。

    共產國際不是不同意毛澤東離開根據地嗎？現在正好，遵照國院指示，就不讓他走。讓毛澤東和瞿秋白、何叔衡他們一起留下來，蹲在老蘇區，哪兒也不准去，使中央從此甩掉這個“包袱”。博古和李德的這個意圖及其“另冊”上的人員名單，當然是絕對機密，當時毛澤東本人又在於都等地布置和檢查地方機關的轉移工作，竟不知道自己並無轉移“資格”。他回瑞金時曾經為瞿秋白和王稼祥能夠隨軍轉移，特地去找過甚至求過博古，並且為王稼祥爭取成功，竟沒想到自己會如何。直到轉移出發前不久，毛澤東的警衛員見別人都去供給處領取行軍所需的布鞋、草鞋、綁腿、背包帶和馬袋子以及過冬的棉軍衣等各種裝備物資，他也去為自己的首長及自己照領一份。哪知供給處的同志在應發以上物品的隨軍轉移人員名單上，怎麼也找不到毛澤東的名字，這才發現這位中華蘇維埃主席和中央蘇區、中央紅軍的創建者，已經和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殘”者一樣，被博古、李德列入將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此事一經暴露，從警衛員與供給處的人到中央和軍委機關的幹部們，都議論紛紛和批評反對這種做法，一致認為毛澤東應該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一起隨軍轉移。有的負責幹部和領導同志也正式提出意見為毛澤東說情，提出如將毛澤東留下，由於他的名望和影響，萬一發生什麼意外情況，對內對外對上對下都將不好交代。面對這些意見和呼聲，博古倒並不怎麼動心，有一點卻觸動和提醒了他。人們認為毛澤東應走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央蘇區和中央紅軍實際是他白手起家一手創建的，現在把他丟下未免有點太不“仗義”了。博古忽然從中悟到，毛澤東既然過去能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拉起一支軍隊，打出一塊天地，現在他經驗更豐富了，黨羽也更豐滿了，不是更可以再創大業重振威風嗎？把毛澤東留在他“起家”和“發家”的地方，不等於是“放虎歸山”，為他提供了“東山再起”的大好機會了嗎？與其如此，不如還是將毛澤東管束起來，留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就讓他還跟在中央機關里，以切斷其“後路”。

    他把自己的新想法對李德說了，李德連聲說好，認為他有戰略眼光。他們以虛心接受意見為名取得了周恩來、洛甫的支持，毅然決定收回成命，將毛澤東的名字從“另冊”上提拔到“正冊”上，批准他隨軍轉移。因為毛澤東當時正發瘧疾，“擺子”一來就得躺倒，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傷員王稼祥同樣待遇，讓他發病時可以躺在擔架上作業病號隨隊行軍。當人們為博古終於高抬貴手深感中央領導“聖明”時，作也為自己和李德活學活用了斯大林引用過的外國典敵，從而斷了毛澤東的後路而暗自慶不已。

    不過毛澤東並非安分安靜之人，他一獲准參加轉移，卻給博古等的決策方案提出修改意見，並使博古、李德只得又採納改變，按照他們原來的計劃，中央機關的一些老同志和王稼祥這樣的傷員病號，加上一些體弱甚至有孕的女同志以及後補的毛澤東等人，全部“下放插隊“分散到各個軍團去隨軍行動，以免拖累中央機關。毛澤東認為此議不妥，說各個軍團都是作戰部隊，必須格外機動靈活地輕裝前進，如果隊伍中帶了些老弱殘兵，必將影響大軍行動，到時候既要衝鋒打仗，又要照顧老弱，就不能兩全了。他提出既然隨中央轉移的還有大量物資輜重運輸大隊，不如也讓這些老同志和傷病號仍跟中央一起走，他們集中在一起也更便於照應可保安全。博古他們正想將毛澤東放在自己直接監管的視線之內，加之周恩來對將老同志們“下放插隊”很不放心，博古他們也就順水推舟地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再次收回成命，改變原有決定，成立了一個全部由老弱病婦等組成的號稱“特殊連隊”的休養連，跟在中央機關後面行動。又讓毛澤東和王稼祥等一起隨中央與軍委的二隊（博古、李德在一隊）行軍，真的放在他們能“照應”到的視線之內。只是明確規定毛澤東等不得干預中央軍政大事和干擾博古、李德的工作，並且讓他和妻子賀子珍各在一隊，分別行動，正懷孕的賀子珍參加“特殊連隊”行軍，毛澤東則坐擔架跟着中央。

    此事說來挺懸，如果當時博古執意不帶毛澤東走，或者雖讓他跟着走，但卻將他限定在一支，使其接觸範圍和活動天地很小，能量也無從發揮，能否有他後來在長征途中造成的“偉大的歷史轉折”，看來就很難說了。如今許多關於長征和毛澤東的史書及著作中，都曾引用當年給李德做翻譯的伍修權幾十年後的話說：

    “如果他（指毛澤東）當時也被留下，結果就難以預料了，我們黨的歷史也可成了另一個樣子。”

    這的確很值得人們深思：若是毛澤東真的落得瞿秋白、何波衡同樣的命運，還會有後來的遵義會議及長征勝利嗎？再若被留在蘇區的毛澤東後來果然東山再起了，歷史又將如何呢？似乎可以說博古那次改變決定，實際上也是一個有深遠歷史意義的重大抉擇，應該被認為是為中國革命以及毛澤東本人做了件大好事。

    為了這次空前規模的“戰略轉移，在他們那並不粗壯厚實的肩膀上壓的重擔早已竟盡全力和超負荷了，才20多歲的博古和30多歲的李德，似乎全都變成了“老頭子”。他們在反覆考慮多方論證後將中央機關和紅軍部隊進行了改編整頓和組合，中央及軍委領導機構和機關後勤人員等等，編成了兩個行動縱隊，一個代號為“紅星縱隊”由接替劉伯承任總參謀長的葉劍英任司令；另一個代號為“紅章縱隊”，由中央組織部長兼中央黨務委員會主任羅邁（李維漢）任司令。毛澤東奉命編進“紅星縱隊”的二隊，其妻賀子珍則分在“紅章縱隊”的休養連里，使夫婦二人兩“隊”分居了。李德的妻子蕭月華也隨休養連行軍，看起來是李德“以身作則”不搞特殊化，其實是蕭月華同他的矛盾日益加深，巴不得離他遠遠的。當時其他不少領導人也都夫婦分開，各跟各隊分別行軍，女同志們大都在休養連里。

    按照李德的運籌策劃，他將戰鬥力量最強的第一、第三兩個軍團分別擔任為轉移大軍闖關開路的左、右前鋒，第八、第九兩個軍團則分列其後以護衛兩翼。又命令實力僅次於一、三軍團的五軍團殿後壓陣，以掩護前行的各個機關與部隊。所有這些部隊組了人牆式的甬道，中間走着的是號稱“紅星”、“紅章”的兩個中央縱隊，他們前後左右都有紅軍作戰部隊防衛護送，當時在五軍團的劉伯承將這種轉移方式比喻為“坐轎子”和“抬轎子”，中央縱隊是“坐”的，各路紅軍是“抬”的。李德後來說，轉移初期的全部人馬，“出於明顯的宣傳目的，紅軍號稱有十萬戰士，這個數字無疑是不準確的，差不多應該打個對摺，因為長征參加者的總數大約只有八萬人，另外，戰鬥部隊（不包括隨軍人員）和收容縱隊（包括警衛部隊和內勤部隊）的非戰鬥人員的比例，大約是三比一。”

    對於轉移時機和出發日期的確定，也曾頗費苦心。李德回述說：

    8月計劃預定突圍日期是10月底11日初，因為根據我們獲得的情報，蔣介石企圖在這期間集中力量發動新的進攻，突圍的日期選擇在這時，必然會使敵人撲個空。

    根據各種情報消息，李德判斷蔣介石很可能發現了紅軍的突圍意圖，又因第七軍團的北上先遣抗日和第六軍團的突圍西進與賀龍部隊會合，敵人已經有所察覺並提高了警惕，正在一些地段增加了兵力堡壘，加強了封鎖包圍和防衛，並且可能提前向蘇區發動又一次大規模進攻。據李德記述：

    在九月的最後幾天，蔣介石的主攻部隊的確同時行動起來了。由於我們的偵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黨和軍隊的領導才能及時對計劃做出相應的修改。

    也就在這時，紅軍在南線與陳濟棠的粵軍秘密協議停戰借路，對方可以為紅軍轉移讓出一條大道。於是李德和博古等就將轉移出發的日期基本確定在10月中上旬內。

    李德、博古策劃和決定這麼重大的軍事行動，不僅沒有如今專門的軍事會議進行研究，連中央政治局都沒討論過，更沒有按照黨和紅軍的傳統做法，每次重大行動之前，必先向幹部群眾尤其是紅軍指戰員進行充分的政治動員和解釋說明。直到就要發了轉移了，上上下下許多人包括大批黨和軍隊的高級幹部，還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和將要怎麼着。連身為中央書記之一的洛甫“當時覺得我已經處於無權的地位，我心裡很不滿意”。一切都由博古、李德秘密議定再經周恩來去補充細節和布置落實。為此，李德說：“毛澤東後來利用這種情況誹謗黨的領導，他特別責怪博古和周恩來沒有為長征做好充分的政治上的準備。”

    這裡，李德故意沒提自己，把明明是他的“功勞”全推到別人身上。不過這也客觀地反映了當時中央最高“三人團”缺一不可的作用與分量。

    那些日子裡，博古和周恩來更頻繁地來到“獨立房子”，不斷緊張地計議討論着各項事宜。他們三人不必通過翻譯，李德讓伍修權連續催問總參的各種報告，特別是負責作戰的一局的戰況戰報、敵我兵力部署和調動情況，專管情報偵察的二局報送的最新敵情動態之類，還有後勤系統供給部、衛生部等在物資供應和醫療救護諸方面的情況簡報，各個運輸支隊的編組情況和統計報表，都得迅速一一報來。所有報告都得先經過伍修權，由他一件件向李德口頭報告，其中重要的還得馬上譯成俄文供他隨時查閱參考。李德還不時指定某個部隊或某個機關負責人向單獨匯報，他也分別向他們做出指示答覆。每天李德休息了，伍修權還得守着電話，一有新的情況或來了電報，只要蕭月華不在他就隨時敲門進屋，向李德及時報告請示。

    進入10月上旬，蘇區南線不斷送來緊急報告，紅軍的突圍轉移已是“箭在弦上，一觸即發”了。眼看着到了已成“中華民國”國慶的辛亥革命23周年紀念日“雙十節”時，“紅都”，中央機關各個單位正在拆電話收電線和打背包，有的部隊已經開始行動了，項英獨自一人來到了“獨立房子”，要與李德作一次極其重要的個別談心。

    這次談話的內容是相當重要極其機密的，李德對此也永記不忘，幾十年後他回憶說：“同項英的談話幾乎進行了一整夜，伍修權擔任我們的翻譯，留守部隊的指揮員陳毅沒有參加，除了我們三人以外沒有其他人在場。那天晚上，項英在談話中對老蘇區的鬥爭的前途是多麼樂觀，可是對共產黨和紅軍的命運又是多麼憂慮。”

    項英“憂慮”什麼呢？李德特地寫道：

    像以前一樣，他警告說，不能忽視毛為反對黨的最高領導而進行的派別鬥爭，毛暫時的克制不過是出自於策略上的考慮。他說，毛可能依靠很有影響的、特別是軍隊中的領導幹部，抓住時機在他們的幫助下把軍隊和黨的領導權奪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項英的疑慮。

    儘管他們那一夜交談了許多問題，其實只有這部分內容才是項英對李德以及博古“臨別贈言”的核心問題。

    　  “太上皇”再高明終究是“外來戶”，“一把手”權雖大卻是個“兒童團”，項英不僅在年齡、資歷上都超過他們，更一直在國內階級鬥爭尤其是黨內路線鬥爭第一線上左打右防縱橫捭闔久經磨練，特別是曾同毛澤東直接打了多年交道，所以他才在這最後時刻提醒和警告這兩位賞識並重用自己的最高領導，以示自己對他們的最大忠誠。並且這樣的“暗示”或“警告”早已不止一次，連李德也說項英這次所言有的“像以前一樣”，可見他們在背後這樣議論商討怎樣對付毛澤東，已是“保留節目”中的“永恆主題”了。可是，博古對項英和李德的疑慮竟不以為然。李德回憶說：“我在幾天以後向博古講述這次談話時，他顯得很有信心。他說，關於黨的政治總路線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於以前在軍事問題上的不同意見，由於各地的紅軍都轉入了運動戰、轉入了反攻，現在也都消除了。他還說，毛澤東同他談過，毛並不想人為地製造一場會把中央紅軍的命運推向危險境地的領導危機。事實將證明，這是一個後果嚴重的錯誤。”

    雖然直到幾十年後李德也堅決否認這次大轉移是一種“驚惶失措的逃跑”，甚至是“整個國家的遷移”，還堅持說“這次行動決不是什麼'移民'，或者像埃德加·斯諾在《紅星照耀下的中國》（即《西行漫記》）一書中所寫的那樣--'整個國家的遷移'，也不像毛澤東後來所說的那樣，是一種驚惶失措的逃跑'。這次行動，是一次經過長期周密的軍事行動。”

    可惜當時的情況和後來的事實卻不是他說的這樣。一直同他們“對着幹”的毛澤東一直認為，長征並不是紅軍主動的轉移，而是被迫的撒退。他說第五次反“圍剿”的“領導者們畏敵如虎，處處設防，節節抵禦，不敢舉行本來有利的向敵人後方打去的進攻，也不敢大膽放手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結果喪失了整個根據地，使紅軍進行了二萬五千里的長征。”“不願意喪失一部分土地，結果喪失了全部土地”，“最後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據地。”“反對所謂'游擊主義'……的同志們要裝作一個大國家的統治者來辦事，結果得到了個異乎尋常的大流動--二萬五千里的長征。”他們所採取的一系列方針“實際上是幫助敵人達到了他們的目的。”

    所有親歷過偉大長征即李德所謂的戰略轉移的老戰士更永世難忘，他們最初是怎麼被迫撤離自己參加艱苦創業和多年浴血奮戰過的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呢？當時任一軍團政委的聶榮臻元帥，曾這樣記述自己告別蘇區初上長征路時的所見所思：

    一軍團的部隊，是10月16日以後，先後離開瑞金以西的寬田、嶺背等地，告別了根據地群眾，跨過於都河走向了長征之途。過於都河，正當夕陽西下，我像許多紅軍指戰員一樣，心情非常激動，不斷地回頭，凝望中央根據地的山山水水、告別河邊送別的戰友和鄉親們。這是我戰鬥了兩年十個月的地方，親眼看到中央根據地人民為中國幫出了重大的犧牲和貢獻。他們向紅軍輸送了大批優秀兒女，紅軍戰士大多來自江西和福建，根據地人民給了紅軍最大限度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鼓勵和支持。想到這些，我不勝留戀。主力紅軍離開了，根據地人民和留下來的同志，一定會遭受敵人鎮壓和蹂躪，我又為他們的前途擔憂。依依惜別，使我放慢了腳步，但“緊跟上！緊跟上！”由前面傳來的這些低聲呼喚，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身為紅軍高級將領的聶帥，當時的心情並不像李德所說的項英那樣“非常樂觀”，儘管他正率領着比項英手下那些地方武裝更強大的“一對完整的軍隊”，當時心情卻如此沉重淒切。普通幹部戰士和蘇區鄉親群眾會如何呢？有“詩”為證。

    有一首著名革命民歌《十送紅軍》真切地反映了當時的悲涼情景：

    一送紅軍下了山，秋風細雨纏綿綿，山里野貓哀號叫，樹上梧桐葉落完。紅軍啊！幾時人馬再回山？

    ……

    三送紅軍上大道，鑼兒無聲鼓不敲，雙雙拉着長繭手，心像黃連臉在笑。紅軍啊，萬般居悉自動能消？

    在這些歌聲中，多少骨肉親人連心母子和恩愛夫妻，經受着生離死別的傷痛摧殘，今日分手後，走了的一路艱險誰知能否生還？留下的眼看變天命運更是難測！

    博古和李德是不會也不願聽到、看到和想到這些的，但是這一切恰恰是他們造成的。在他們筆下、口中十分簡單甚至輕鬆的“轉移”兩個字，帶來的將是千萬人頭落地，到處血流成河，包含着多少人間悲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