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崇拜與1959年廬山會議毛彭衝突

何雲峰

       摘要：1956 年蘇共二十大反個人崇拜引起毛澤東的警覺，反冒進事件進一步加深了毛澤東對於反個人崇拜的擔心和反感。1958年初，毛澤東公開提倡所謂“正確的個人崇拜 ”，黨內高層開始合力為個人崇拜造勢。但彭德懷在個人崇拜問題上堅持不跟風。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他將批評的矛頭直指毛澤東本人，給個人崇拜潑了冷水。 毛彭衝突由此引發。廬山會議對彭德懷的批判，直接導致個人崇拜進一步升溫，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

　　對於1959年廬山 會議上發生的毛彭衝突，史家們歷來是眾說紛紜。有人認為毛彭衝突源於對形勢的不同估計及對問題產生根源的不同認識，有人認為個性衝突與歷史積怨是毛彭衝突 的深層根源，也有人認為少數別有用心者的推波助瀾是毛彭衝突的催化劑。但從個人崇拜的視角專題研究毛彭衝突的卻不多見。本文嘗試從這一角度進行探討，以求 更為深入地揭示個人崇拜與毛彭衝突的內在關聯。

　　一、1956年毛澤東低調反對個人崇拜

　　在中共黨內，個人崇拜問題受到關注，主要是由1956年2 月召開的蘇共二十大引發的。斯大林去世後不久，蘇聯就開始批判個人崇拜。蘇共二十大公開揭露斯大林的錯誤，批判個人崇拜的活動猛然達到高潮。鑑於蘇共當時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地位和影響，其反對個人崇拜的做法在中國和 中國共產黨內引起的反響是可以想見的。新華社編輯的內部參考，大量登載了中國社會各界的種種議論。天津市幹部提出，“今後歌頌領袖時應恰如其分，如有些歌 曲中有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等詞句，應考慮改變一下”。廣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說，“蘇共能夠這樣暴露缺點，才是發揮民主精神。”“我們過去有時說'祝毛主 席萬壽無疆！’這是不夠恰當的，帶有封建色彩，也是個人崇拜，忘記了黨的集體領導的力量。 ”長春市幹部中也有些人認為，中共也有個人崇拜的現象，如開會時只給毛主席致敬電，不給黨中央致敬電，電影裡只提毛澤東軍事思想，不提黨的軍事思想，農業 發展綱要中只說毛主席的指示，不提中央的指示等。更有的人提議：“我們國家對黨的領袖也應注意”，“不應強調喊毛主席萬歲”。 [1]

　 　對於蘇共二十大批評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最初是支持的。在由毛澤東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於1956年4月5日發表的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以下簡稱《一論》）中指出：“個人崇拜是過去人類長時期歷史所留下的一種腐朽的遺產。”[2](P230) “中國共產黨慶祝蘇聯共產黨在反對個人崇拜這一個有歷史意義的鬥爭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2](P233) “反對個人崇拜，是應該經常加以注意的問題。” [2](P233)

　　但實際上，毛澤東對待反個人崇拜的心態則是複雜而微妙的，可以說 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一方面，毛澤東樂於看到破除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因為由此解除了套在中共頭上的緊箍咒，毛澤東將不再受到斯大林的壓制和束縛， 可以毫無顧忌地獨立行事。另一方面，毛澤東並不希望將反對個人崇拜的活動延伸到自身，相反，他要在斯大林的禁錮解除之後進一步強化鞏固他的政治權威和精神 權威，並且要擴大自己對於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影響力。

　　1956年發生的反冒進事件進一步加深了毛澤東對於反對個人崇拜的擔心和反感。

　　1955年下半年，毛澤東設想要加快經濟建設的速度。但周恩來、陳雲等人不贊同毛澤東的冒進傾向，主張慢一點、穩一點，制定計劃要實事求是。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當年的基本建設增加20個億的意見，遭到否決。據鄧力群回憶說：

　 　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執行過程中發現，基本建設搞得太多了。周總理搞了一些調查，提出1956年的計劃要調整，過多的基本建設項目要壓下來。這是 一個方面的意見。但是毛主席持相反意見，認為不但不能壓，還要增加。在1956年4月下旬的頤年堂政治局會議上，爭論相當激烈。

　　據我 後來所知，少奇是支持總理意見的。毛主席要增加基本建設的意見，在大多數人中間通不過。這種情況，作為黨內生活來講，本來是很正常的現象。但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建國以後，毛主席的意見成為少數一方的意見，在多數人中間通不過，這是罕見的。這對個性特別強的毛澤東來說，不僅因為認為自己的意見是對的，要引起不 快，而且對這種場面的出現要受不了。這樣毛主席生氣了，宣布散會。散會以後，一轉頭就到南方去了。[3]

　　胡喬木也有類似回憶，並且說：

　 　會上尤以恩來同志發言最多，認為追加預算將造成物資供應緊張，增加城市人口，更會帶來一系列困難等等。毛澤東最後仍堅持自己的意見，就宣布散會。會後， 恩來同志又親自去找毛主席，說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這句話使毛主席非常生氣。不久，毛主席就離開了北京。[4]

　　6 月，由劉少奇主持的中央會議確定了既反保守又冒進的方針。劉少奇還讓中宣部起草了《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人民日報》社論，經他和陸定 一、胡喬木審定後於6月20日發表，結果引起了毛澤東的不滿。毛澤東在收到劉少奇送來的社論稿後，認為是針對他的，只批了三個字：“不看了”。後來在南寧 會議上尖銳地批評說：這篇社論，既要反右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進，好像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實際重點是反冒進的。他認為社論中引用《中國農村社會主義 高潮》序言的幾句話來說明反冒進，“是用毛澤東來反對毛澤東”。還在這篇社論上批註：“庸俗辯證法”，“庸俗馬克思主義”，“尖銳地針對我”。 [5](P661)

　　反冒進事件使毛澤東深深感到他的意見、主張在黨內不能得到順利貫徹，存在很大的阻力。在即將進入社會主義全面建設 時期，經濟建設即將成為中心任務的情況下，出現這樣的事件是意味深長的。毛澤東把反冒進事件看作是一個信號，一個熟悉經濟事務的官僚集團企圖架空他的信 號。毛澤東越來越感到，他似乎成了一個只會畫圈圈的傀儡。1958年1月，毛澤東為此在南寧會議上以批分散主義為由發泄了滿腔的怨氣，用他自己的話說是“ 大鬧了一頓” [6](P462)。毛澤東說：“國務院向全國人大的報告，我有兩年沒看了。只給成品，不給原料，不行。”[7](P768) “我對付分散主義的辦法是消極抵抗，還要小會批評，當着眾人批評。事先要通一點情報，總是說沒有搞好，實際上是封鎖。開會前十分鐘把文件拿出來，要人家通 過，不考慮別人的心理狀態”。毛澤東特別點明：“我不是攻擊所有的人，是攻擊部長以上的幹部，攻擊下傾盆大雨的人”。 [7](P770) 1959年4月初，毛澤東又在八屆七中全會上專門講了解除封鎖問題。他：封鎖得厲害，片紙隻字都不讓你知道。杜勒斯的封鎖政策，我們共產黨裡邊也有。他就 是不給你反映情況，不匯報，不請示，就是不讓你知道。開會前一天不知道，第二天聽訓。名曰主席、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實際是跑龍套而已。[6] (P462-463)

　　除了反冒進事件之外，毛澤東對於貫徹他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精神在黨內遭遇阻力也耿耿於 懷。在南寧會議上毛澤東發牢騷說：《人民日報》革命黨不革命。我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民主黨派拿我的文章各取所需，《人民日報》 聞風不動，寫一篇社論，從恩格斯講起。二月開始談判，我給他們講：你們又不執行，為什麼又不辭職？十一月二中全會，一月省委書記會議，三月宣傳會議，還有 頤年堂會議，都說了人民內部矛盾，不必憂慮，是可以解決的，可是打不動有的同志的心。我說十個幹部中有一個擁護我就好了。他也不說不對，就是不執行。地委 副書記以上一萬人，有一千人擁護我就好了。[8](P213-214)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認為，只有強化個人崇拜，才能鞏固他在黨內外的地位和權威，遏制黨內外的大批反對派，防止國內出現“赫魯曉夫”。

　 　在毛澤東的操控之下，中共八大對於反個人崇拜問題的處理方式是相當低調的。與半年前蘇共二十大的情況不同，反對個人崇拜並沒有成為八大的主要話題，眾多 大會發言對此都沒有涉及。鄧小平的報告雖然以研究執政黨建設為重點，但只是附帶提及個人崇拜問題，而且並不承認中國黨內也存在突出的個人崇拜。“鄧小平報 告的基本口徑是：反對個人崇拜是正確的，是必須堅持的原則；但中共很早就注意了這個問題，而且正是毛澤東自己反對對個人的歌功頌德；領袖是需要熱愛的，這 不是個人崇拜。這樣，既接過了反對個人崇拜的口號，又維護了毛澤東的威信，並間接地回答了人們對中國是否也存在個人崇拜現象的質疑。”[1]正因為如此， 麥克法夸爾教授在讀了鄧小平的報告後得出這樣的結論：“鄧小平在他的報告中談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反對個人崇拜的鬥爭時，卻捍衛了毛澤東的地位。”[9]

　 　到了1956年12月29日發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以下簡稱《再論》）時，就乾脆不再提反對個人崇拜問題了。1957年3月1日，負責起 草《再論》的康生在介紹《再論》時說：《再論》和《一論》基本相同，但有一點不同，《一論》中有反對個人崇拜問題，《再論》中就不再提這個問題了。[8] (P402)可以說，從1956年底開始，毛澤東就不再主張籠統地反個人崇拜了。

　　二、1958年黨內高層合力為個人崇拜造勢

　　八屆三中全會以後，尤其是1958 年上半年，毛澤東開始對參與反冒進的同志進行反擊。他不僅嚴厲批評了對他不搞個人崇拜，反而針對他搞“反冒進”的周恩來、陳雲等人，迫使其作出檢討，並且為強化對他的個人崇拜大造輿論。

　 　1958年1月，在南寧會議上，毛澤東嚴厲批評了周恩來主管下的國務院經濟部門搞分散主義，並為此編了一個口訣：“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 去辦；辦也有決，不離原則；工作檢查，黨委有責。”毛澤東特別強調：“集中，只能集中於黨委、政治局、書記處、常委，只能有一個核心。”[7] (P768)顯然，毛澤東的潛台詞是：只能以他本人為核心，不能有別的核心。不經過他的許可就擅自行事就是搞分散主義。

　　3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明確提出：“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裡，為什麼不崇拜呢？……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 [7](P793)毛澤東之所以要區分“正確的崇拜”和“不正確的崇拜”，真實意圖是要鼓勵對他本人的崇拜。因為真理在他手裡，為什麼不崇拜呢？既然毛澤東已經成為真理的化身，合乎邏輯的結論就必然是：對毛澤東“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

　 　事實上，毛澤東對他認為需要個人崇拜一事，並不諱言。在成都會議上，陳伯達有個長篇發言，其中講到王明說延安整風，搞出了兩個東西：一個民族主義，一個 個人崇拜。毛澤東插話說：“說個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點。”[10](P212)陳伯達說到我們是國際主義者，馬克思主 義者，我們有權威，有代表人，有中心人物，中心思想，但並不是個人崇拜。毛澤東接過話茬說：“怎麼不是個人崇拜？你沒有個人崇拜怎麼行？你又承認恩格斯， 你又反對個人崇拜。我是主張個人崇拜的。”[10](P215)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的講話中還說：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鳴，有個人目 的，就是為了想讓別人崇拜自己。列寧在世時，許多人批評他獨裁。說：政治局只五個委員，有時還不開會。列寧回答很乾脆：與其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因此， 只要正確，不要推，不如我獨裁；也開點會，不全獨裁就是。不要信這個邪，你反對個人崇拜，反到天上去，無非想自己獨裁。[10](P188)反個人崇拜， 是因為“有個人目的，就是為了想讓別人崇拜自己”，此言一出，實際上給反對個人崇拜的人扣上了一頂大帽子，封住了別人的嘴。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有對反冒進的嚴厲批評在前，又有對“正確的崇拜”的提倡在後，毛澤東的真實意圖已經是明明白白。所以，伴隨着大躍進熱潮的臨近，黨內高層開始合力為個人崇拜升溫造勢。

　 　在成都會議上，對於毛澤東的頌揚不絕於耳。有的說：我們的水平與主席差一截，應當相信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覺的基礎上跟上。作為一個高級幹部 來說，不只是跟上的問題，而是要有創造精神的問題。主席的作用不是當不當主席的問題，不是法律上名譽上的問題，而是實際上的領袖。有的說：主席比我們高明 得多，我們的任務是認真學習。主席的許多優點是不是可以學到呢?應當說，是可以學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但是主席有些地方我們是難以趕上的，像他那樣豐 富的歷史知識、那樣豐富的理論知識、那樣豐富的革命經驗，記憶力那樣強，這些不是什麼人都可以學到的。有的提出：要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宣傳和學習毛主 席的思想。高級幹部要三好：跟好、學好、做好。有的說：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國際普遍真理的意義。[7](P802)有些人調子更高，竟然公開聲稱：“對主席 就是要迷信”， “我們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主席要服從到盲目的程度。”[5](P1332)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對此評論說：“黨中央的一些最重要的領導人如此集中地頌揚毛澤東個人，這是在新中國成立以來從未有過的。”[7](P802)

　 　在八大二次會議上，對於毛澤東的稱頌更加突出。周恩來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發言檢討反冒進“錯誤”時，專門講了一段“向毛主席學習”的話。他說：中國幾十年 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證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離開或者違背他的領導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發生錯誤，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錯誤就足以證 明這一點；反過來，做對了的時候和做對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和領導思想分不開的。[10](P370)還有些中央領導人說：“擁護和相信毛 主席就是擁護和相信真理”。 [7](P821)中央宣傳部門的負責人還提出，由毛澤東倡導，在全國各地開展的聲勢浩大的大規模收集民歌的運動，開拓了民歌發展的新世紀。在會議發言 中，對毛澤東的讚頌還有很多，比如說，中國出現毛澤東，如同“德國出馬克思、俄國出列寧一樣”； 毛澤東“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毛澤東思想“是活的馬克思主義”，學馬列要以“學毛著為主”等。不難從中看出，林彪六十年代所唱的高調，已經初露端倪。

　　隨後，1958年夏，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理論小組負責人康生又提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 [11](P32)諸如此類的頌詞反覆出現，調子一次比一次提高，這就表明，個人崇拜的氛圍已經在黨內高層形成並且日漸濃厚。

　　三、彭德懷反個人崇拜引發毛彭衝突

　 　在個人崇拜問題上，堅持不跟風的是彭德懷。蘇共二十大後，彭德懷在中南海西樓開會時曾經幾次提議不要唱《東方紅》，不贊成喊“毛主席萬歲”。這引起了毛 澤東的高度警覺。1958年，他在成都會議上講到黨內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這“有些人”是有所指的，其中就包括彭德懷在內。不僅如此，毛澤東還 在許多會議上談到要準備黨的分裂問題。5 月17 日，他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講話的最後一個問題是“準備最後災難”。所謂最後災難，其一是世界大戰，其二是黨搞得不好，要分裂。他說：不能說不會分裂，蘇 聯還不是分裂了嗎？在5 月20 日的會上，他又說：新的分裂是可能的，只要有黨，就可能分裂，一百年後還會有。我們是樂觀主義者，不怕分裂，分裂是自然現象。5 月23 日，他說：有分裂的可能，這是階級鬥爭的正常現象。預料到了，就不要緊。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他指出：黨有兩種可能性，一是鞏固，一是分裂。部分的分裂 是經常的，去年以來，全國有一半的省分（份）在領導集團內部發生了分裂。不希望分裂，但是準備分裂。沒有準備，就要分裂。有準備，就可以避免分裂。 [8](P212)

　　毛澤東一再講黨內可能會分裂。他主要是在懷疑誰呢？在當時，他沒有明言。第二年，在廬山會議上，他在批判彭德懷時 說出了答案：“去年八大二次黨代會講過，準備對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12](P197)可見，毛澤東對於彭德懷反個人崇拜的舉動是早有戒心的。

　　實際上，毛澤東不僅對彭德懷心懷戒備，而且點名批評了彭 德懷。在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講：我這個人是許多人恨的，特別是彭德懷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是不是這樣呢？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他還講：我跟彭 德懷同志的政策是這樣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你使我下不去，我也使你下不去。在會上，毛澤東還歷數了他與彭德懷過去發生的 衝突。[6](P467-470)

　　毛澤東對彭德懷的警告和批評並沒有讓彭德懷從此緘口。在1959的廬山會議上，他激越鏗鏘、擲地有 聲的言辭令在座的人頗感緊張。他在小組會上幾乎每天都發言，有些發言是很有刺激性的。他直言不諱地講:“人人有責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澤東同志在內。 '1070’是毛主席決定的，難道他沒有責任！” [13] (P199) “毛主席與黨在中國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濫用這種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亂傳主席的意見，問題不少。”[13] (P200)“現在是不管黨委的集體領導的決定，而是個人決定，第一書記決定的算，第二書記決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體威信，只建立個人威信，是很不正常 的，是危險的。”[13] (P200)“'浮誇風’、'小高爐’等等，都不過是表面現象，缺乏民主、個人崇拜才是這一切弊病的根源。” [14]

　 　彭德懷給毛澤東的信中也有一些刺激性的語句。比如他說：“現時我們在建設中所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的緊張。就其性質看，這種情況 的發展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的關係，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 “我們在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時，總還沒有像處理炮擊金門、平定西藏叛亂等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 “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 “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這是我們黨的歷史經驗所證明了的。”[15](P980-981)

　　7月14日，信送出去以後，彭德懷對身邊工作人員說，信中有些問題講得過火一點，如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就可以不寫，不過講得重一點，刺一下主席有好處。[15](P979)

　 　彭德懷為什麼會產生“刺一下主席”的想法呢？直接原因是彭德懷痛感於當時無人敢於站出來說實話的沉悶局面。“南寧會議以後，毛澤東就不經常參加中央政治 局會議，往往是他在會前提出一些問題讓大家討論，會後向他匯報，他同意了才算數。否則，或者是重議，或者是按他的意見辦。毛澤東同中央政治局之間，實際上 成了上下級關係。”[11](P35)鑑於“中央常委之間有些問題不能很好展開討論，有的是不便說話，有的是不能說話，有的是不多說話” [12](P100)， 在幾乎無人敢於正面與毛澤東抗爭的情況下，彭德懷覺得他有責任站出來“為人民鼓嚨呼”。 他以發言和上書的形式，對黨內開始滋長蔓延的個人崇拜之風進行了批評。彭德懷這樣做，顯然是冒了很大風險，需要很大勇氣的。但既然毛澤東號召大家做“海瑞 ”，彭德懷也從中受到了鼓舞，希望通過上書促使領袖痛下決心，糾正錯誤。

　　但令彭德懷沒有想到的是，在毛澤東的政治詞典里，海瑞有“左 派海瑞”和“右派海瑞”之分，彭德懷恰恰屬於後者。毛澤東從彭德懷的信中感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壓力。毛澤東感到這是反冒進之後黨內阻力的繼續，是對他個人 權威的一種挑戰，是公然與他唱反調。由此，毛澤東把彭德懷的信視為“挑戰書”，對他寫信的動機作出了這樣的判斷：“我們這裡鬧分裂的人要鞭我的活屍。” [12](P282)

　　7月22日，毛澤東找幾個人談話。柯慶施、李井泉對彭德懷的信非常不滿。柯慶施說，現在很需要毛主席出來講話， 頂住這股風，不然隊伍就散了。他認為，彭德懷的信是對着總路線，對着毛主席的。聽了柯慶施等人的進言，毛澤東一夜沒有合眼。次日，毛澤東發表講話，矛頭直 指彭德懷等人，認為他們將形勢講得一團漆黑，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表現了“資產階級動搖性”，“是右的性質”，甚至說“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 軍去，我就另外組織解放軍”。 [12](P136)廬山頓時風雲突變，糾“左”從此變為反右。

　　非常發人深思的一個事實是：雖然在毛 澤東講話之前，不少人基本上同意彭德懷的信，甚至明確說“我們目前需要彭總這樣的精神” [12](P107)，但是，“毛澤東7月23日講話後，會議'一呼百應’，對毛主席發動批判彭德懷等同志這一不正常、不正確的行動，卻沒有一個人站出來 說句公道話，或者從中緩解一下。”[5](P910)

　　對於彭德懷反個人崇拜的舉動，與會人員幾乎無一例外地站在了批判的立場上。劉少 奇指責彭德懷“反對唱《東方紅》。認為中國也有個人崇拜，中國很需要反對個人崇拜”，起草七大黨章時“不贊成寫毛澤東思想領導那一條”。 [12](P207) 周恩來指責彭德懷“要把舊社會的骨氣帶到黨內，犯上作亂”，“沒有領袖觀點”。 [12](P221-222)有些老帥批評彭德懷“桀驁不馴”。“劍英同志說：毛澤東同志健在時，你就這樣，將來黨內誰管得了你。劍英同志說時，都激動得 掉淚了。”[12](P172)還有人大批彭德懷有“魏延的反骨” [12](P282)。尤其是康生、林彪等人，出語驚人，上綱上線，必欲置彭死地而後快。康生指責彭德懷“以反毛澤東同志為榮”。 [12](P245)林彪說：彭德懷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馮玉祥。中國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誰也不要想當英雄。 [12](P189)他說彭德懷“在黨內也有藐視一切的思想，好犯上” [12](P204) ；“他是打着反對'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的旗幟，來向党進攻，向毛主席進攻” [12](P215) ；“他野心很大，想大幹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權，居大位，聲名顯赫。死後流芳百世。他非常囂張，頭昂得很高，想當英雄，總想做一個大英雄。……自古 兩雄不能並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這是事情的規律。” [12](P217)

　　在中共黨內個人崇拜之風已經日漸顯露的形勢下，彭德懷挺 身而出，勇敢地向個人崇拜之風進行了悲壯的抗爭。無奈黨內個人崇拜土壤深厚，彭德懷反對個人崇拜的抗爭孤掌難鳴，最終以悲劇收場。在講“黨性”、講“大局 ”和講“團結”的名義下，“天無二日，國無二主”的帝王思想和忠君觀念悄悄登場並且占據了統治地位。廬山會議最終成了全黨動員、維護和樹立毛澤東個人“絕 對權威”的會議。歷史無情地宣告，個人崇拜的惡性膨脹已成定局。

　　四、毛彭衝突導致個人崇拜再度升溫

　 　1959年廬山會議上的毛彭衝突是中國共產黨政治生態的重要轉折點。羅斯·特里爾指出：“廬山上失掉的是黨的集體權威。從那以後，黨成了一台受控的機 器，不復是一個超出任何人之上的充滿戰鬥力的集體。” [16]自延安整風以來，中共高層基本是團結的，儘管1949年後毛澤東的個人專斷傾向有所滋長，尤其是1958年上半年的反反冒進使得黨內政治生活出現 嚴重不正常，但像彭德懷事件這樣殘酷的黨內鬥爭卻是第一次發生。以彭德懷事件為標誌，毛澤東的個人權威日益凌駕於黨的集體權威之上，黨內民主生活遭到嚴重 損害，“所謂民主集中制，剩下的只是集中，集中於一個人的意志。廬山會議的形勢，說到底，就是對毛澤東批評不得，尤其是有過'舊怨’的人批評不得。那時就 已經感到'全黨共誅之’的氣勢了。” [12](P369)毛澤東對彭德懷出人意料的發難其實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從此黨內形成一種不正常的“讓步”習慣：毛澤東總是對的，即使在批評工作 中失誤的時候，也要首先肯定毛澤東“革命路線”的正確性，寧可讓黨、讓中央集體來承擔責任，也不敢說他負主要領導責任。

　　毛彭衝突導致 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再度升溫。廬山會議毛彭衝突的結局表明，毛澤東與他的同事們在權威上的距離有天壤之別。毛澤東就是毛澤東，其他人功勞再大，地位再 高，也和一般平民百姓一樣，是毛澤東又敬又怕的崇拜者。從此，反對個人崇拜成為政治禁區，提倡個人崇拜被視為政治忠誠的標誌。

　　作為毛 澤東的接班人，劉少奇首先表現出堅定擁護個人崇拜的姿態。1959年8月17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長篇講話，進一步讚揚毛澤東，鼓吹個人崇拜。“理 論權威”康生不甘落後。1959年底，他公開提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最高標準，最後標準。”[11](P32)

　　鼓吹個人崇拜 最力的當屬林彪。他從毛彭衝突中認清了毛澤東晚年的致命弱點，意識到搞個人崇拜是“得一人者得天下”、謀取個人權位的捷徑。“大躍進”受挫後，黨內一線領 導人都在致力於糾正工作中的失誤，林彪卻獨樹一幟，在軍隊內部首先不遺餘力地搞起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竭力塑造自己毛澤東思想捍衛者的形象。1959 年9 月至10 月，林彪在全軍高級幹部會議上大講頂峰論。在1960 年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宣稱毛澤東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林彪主持搞的《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 想工作的決議》提出了一個響亮口號：“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這句口號後來在“文革”中大行其道。 1961年1月，林彪提出了後來影響巨大、流傳甚廣的學毛著“21字方針”：“帶着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背警句”也是林 彪在此時的發明創造。他要《解放軍報》在報眼的位置刊登毛主席語錄。他提出，對毛主席著作中最重要的篇章，要反覆學，反覆用，對於其中的許多警句，要熟 讀、熟記，能夠背誦出來。1966年，林彪發表了著名的“5·18”講話，極力頌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大講天才，聲稱“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 過我們一萬句。” [8](P410)同年9 月18 日，他又講：“毛主席這樣的天才，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他提出，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中，我們要百分之 九十九地學習毛主席著作。[8](P411)

　　在林彪的帶動下，整個中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造神運動。人們手舉“紅寶書” ，早請示，晚匯報，天天讀，唱語錄歌，做語錄操，跳忠字舞，形成了一道獨特的文化景觀。個人崇拜由此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

　 　個人崇拜政治生態的不斷強化，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毛澤東成了籠罩着神聖光環的最高權威，凌駕於人民群眾和黨中央領導集體之上，儼然成為真理的化身， 人民的代言人，具有主宰一切，決定一切的大權。毛澤東的話成了衡量人們言論、行動的唯一準則，任何與毛澤東言論相左的思想、言論都被視為謬論、修正主義， 甚至說成是反毛澤東思想、反革命。在這樣的條件下，黨已經喪失了有效約束毛澤東的權力、糾正毛澤東的錯誤的任何可能性。“大躍進”運動在出現明顯失誤之後 仍然能得以“繼續躍進”,“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失誤竟能持續10年之久,是最有說服力的例證。個人崇拜政治生態的強化，讓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為之 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結 語

　　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人民民 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這是深刻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至理名言。個人崇拜作為個人專斷的伴生物，是同人民民主格格不入的。事實證明，無論出於任何動機，遷就、 縱容乃至於提倡個人崇拜，為個人崇拜推波助瀾，都是要不得的，這種態度和行為對於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貽害無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在改革開放的今天，我 們要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順利推向前進，並使之充滿生機與活力，就必須堅定不移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立完善的權力監督和制衡機 制，讓個人崇拜從歷史舞台上永遠消失。

　 （發表於《武漢理工大學學報》2007年第6期，稍有改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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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李銳.廬山會議實錄[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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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余廣人.廬山會議四十周年感言[J].炎黃春秋，1999，（8）：32—38.

　　[15]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16] [美] 羅斯·特里爾.毛澤東傳[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