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8日至1954年9月5日彭德懷任志願軍司令兼政委,經歷朝鮮戰爭全過程。1952年4月彭德懷回國治病並於7月初接替周恩來主持軍委工作,在朝鮮前線另由陳賡(1952年4月12日至6月11日)、鄧華(1952年6月11日至1954年9月5日)代理其職務,此種形式的代理體制下代理者的作用估計非常有限。當然,也應考慮到1952年4月後朝鮮半島的軍事行動規模已小得多了。志願軍司令兼政委一職按通常理解即戰地統帥,各國軍事制度不同,戰地統帥作用也大有區別。本文分析在當時指揮體制中彭德懷作為戰地統帥的作用,由此探討指揮體制的特點。對指揮體制的研究須有核心檔案資料的支持,在現有條件下,本文研究所涉重要事實僅限於徵引幾項官方資料。
一、彭德懷並非全權負責戰場作戰指揮
毛澤東是軍委主席、軍隊最高統帥,如果中國有幾個作戰戰場,毛要在幾個戰場間調度兵力、調整作戰目標,因而須對各戰場進行較具體的指導、指揮。在有限戰爭且只有一個戰場的情況下,或由毛在北京指揮、彭在朝鮮執行,或毛只定原則由彭全權指揮。但現實的指揮方式似乎是不明晰的。毛澤東的指揮不限於戰略決策與戰役部署方面,大量文電內容是對戰場作戰的指揮,不少命令文電涉及軍級、師級部隊行動,甚至還有詳細的敵情通報,茲列舉戰爭初期文電如下:
1950年10月22日7時毛澤東致電彭德懷鄧華通報韓國第2軍團及第6、8師有關動向,指示圍殲第6、8師;1
10月23日7時毛澤東致電彭德懷鄧華並告高崗部署全殲韓軍第6、8師,令派第42軍一個師附一個炮團去長津湖;14時毛澤東致電彭德懷鄧華並告高崗指示第38、39、40軍行動;2
10月25日晨志願軍首次接敵,當日6、6、6時半、17時,次日2、4、5、14、16、23時毛澤東(或以軍委名義)致電彭德懷鄧華高崗等詳述戰場態勢、指示作戰行動;3
11月1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鄧華並告高崗指示東線第42軍調度;4
11月2日19時毛澤東致電彭德懷鄧華並告高崗關於第27軍渡江點安排及西線作戰部署,22時毛澤東致電彭德懷、鄧華並告高崗指示應殲滅北進的美軍第2師;5
11月4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鄧華並告高崗關於西線德川作戰情況;6
11月5日1時毛澤東致電彭德懷並告高崗指示關於德川作戰方針,3時毛澤東致電彭德懷鄧華並告高崗令第38軍尋機殲滅韓軍第7師一兩個團;7
11月24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鄧華朴一禹洪學智並告高崗賀晉年(東北軍區副司令)要求準備隨時撲滅空降之敵;8
12月2日5時毛澤東以軍委名義致電彭德懷鄧華朴一禹洪學智解方並告高崗賀晉年關於西線肅川、順川、安州地區作戰安排,令第42軍應待殲滅新倉里之敵後再行停止;同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鄧華朴一禹洪學智並告高崗內容大致同上;9
12月4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鄧華朴一禹洪學智並告高崗賀晉年指示派一個師進占平壤。10
彭德懷的請示文電也總是既有作戰方針、部署又包含戰場細節,如1951年2月4日彭德懷致電毛澤東並高崗因第50、38軍傷亡過大擬撤回漢江北岸,請示放棄洪川、春川地區,當日軍委回覆同意。11這應當表明彭德懷對本人指揮許可權有所理解。
當然,從另一方面說,即在上述時間內瞬息萬變的戰場需要決斷的事情也絕對不會只有這麼幾件,凡是毛澤東沒有具體指示的事項當然由彭德懷直接處理。從所列舉的文電內容看,不能判斷指揮許可權的分割方式。至於毛澤東的具體指示在前線是否得以執行,這需要另文研究,但可以肯定並非全部執行。例如前述11月5日3時毛澤東致電彭德懷鄧華並告高崗令第38軍尋機殲滅韓軍第7師一兩個團,事實上志願軍司令部已於當日結束第一次戰役。
第二次戰役前後毛澤東對第9兵團及東線之直接指揮見於以下第五節。
二、未發布明確命令規定志願軍司令部的編成與統轄部隊
在入朝前與入朝初期就沒有明確志願軍司令部的編成與統轄的作戰部隊,1950年10月8日關於志願軍組成命令只說「志願軍轄第13兵團及下屬之第38軍、第39軍、第40軍、第42軍,及邊防炮兵司令部與所屬之炮兵第1師、第2師、第8師」,而不是稱所有在朝的中國軍隊均受志願軍指揮,並未明確後續入朝或在邊境地區執行任務未入朝部隊是否立即編入志願軍序列。
從實際情況分析,有關限權與統轄部隊的問題並非無意疏忽。第66軍於1950年10月26日之前到達朝鮮,26日4時毛澤東以軍委名義致電彭德懷、鄧華並高崗等稱:「請直接指揮第66軍,給以任務和領導,迅速溝通電台聯繫……」,12乃以個案方式授予對新入朝部隊的指揮權。對於稍晚入朝的第50軍沒有類似的隸屬關係轉移的命令,原因可能是第50軍原屬第4野戰軍。
第9兵團入朝前的1950年10月31日毛澤東致電宋時輪(兵團司令兼政委)、陶勇(兵團副司令)「該兵團到後受志司指揮」,13但在第9兵團過江前兩日的11月5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鄧華並告宋時輪陶勇「江界、長津方面應確立由宋兵團全力擔任,以誘敵深入尋機各個殲敵為方針。爾後該兵團即由你處直接指揮,我們不遙制」。14「爾後」當指該次(第二次)戰役以後,因為第二次戰役期間毛澤東及北京方面文電通常發給彭德懷並第9兵團(如11月3日、11月28日5時半與24時、11月30日、12月3日1時、12月5日、11日),有的文電則只發第9兵團(如1950年12月7日)。顯然這裡的用語:「請直接指揮」、「爾後…我們不遙制」與確鑿的命令「着將某部隊調歸志願軍司令部指揮」有很大的區別。
互為印證的是彭德懷發給毛澤東的請示電也有「提議26軍〔該軍隸屬第9兵團〕……」字樣(1950年11月24日)。1511月12日毛致電彭德懷鄧華朴一禹「請不斷指導宋、陶完成任務」,16在軍事用語上「指導」與「指揮」有層次上的嚴格差別。儘管有北京方面對第9兵團的直接指揮,在該部遭遇困難時12月9日彭德懷覆電宋時輪緊急處置並報毛澤東:「東線志願軍第79師〔該師隸屬第9兵團第27軍〕已處極端嚴重困難,十分懸念。除用一切辦法加強運輸接濟外,望迅速撤出當前戰鬥。越過黃草嶺向南數十里較黃草嶺溫和得多。圍敵打援計劃應即停止進行」,17注意到彭德懷的該文電亦須同時報告毛澤東。
志願軍序列不明確的主因繫於當時的軍事組織制度,而戰爭期間中、朝邊境處於開放狀態、部隊隸屬關係不易明確也是重要原因,例如空軍曾請示北京哪些部隊算作志願軍──1952年1月19日周恩來批示:「我意凡在鴨綠江邊參戰的空軍,均應算作志願軍」。18
三、軍隊的既有行政系統通常不因作戰需要而變更
投入朝鮮戰場的部隊系從各軍區、野戰軍抽調組成,包括中南軍區(四野)第13兵團在內恰好是每個軍區(野戰軍)一個兵團:西北軍區(一野)第19兵團,西南軍區(二野)第3兵團,華東軍區(三野)第9兵團,華北軍區第20兵團(其時東北軍區無兵團級部隊),值得研究的是部隊原有行政系統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有效。戰爭期間有很多部隊主官不到位的情況,在戰場上發生這種事情表明行政指揮系統與作戰指揮系統有較複雜的關係,致使一些部隊在主官不到位(特別是軍事主官不到位)的情況下投入作戰行動,尤以第3兵團為甚。
1951年3月12日周恩來約見陳賡後第3兵團指揮機關於16日組建,陳賡任司令兼政委(陳賡早於1950年2月任西南軍區副司令,這個安排顯然有所不當)。17日第3兵團部隊入朝但陳賡在北京養病,第3兵團在無司令、政委狀況下投入了第五次戰役。5月27日毛澤東召見陳賡,6月1日陳賡被任命為志願軍第二副司令(文獻記載當時並無志願軍第一副司令的職位,最早入朝的鄧華是副書記、副司令,只能認為暗指鄧華就是第一副司令,而鄧華資歷遠在陳賡之下,此安排仍然不當)。過了兩月陳賡才首次到達朝鮮,又於1952年3月初回國,月底再入朝代理彭德懷職務至6月11日回國調任他職,第3兵團無司令、政委的情況再持續到次年4月,此時由許世友輪換了始終以副司令代行司令職責的王近山,而兵團政委一職直到終戰卻都是空缺。
還有第20兵團曾以副司令梁興初代行司令職責、之後又由代司令鄭維山指揮,西海岸防禦指揮所以副司令梁興初代行司令職責、第9兵團兼東海岸防禦指揮所以副司令陶勇代行司令職責。至於代理軍長、無兵團政委、無軍政委情形更多,代軍長即有第12軍蕭永銀、第15軍李成芳、第24軍張震、第38軍江擁輝、第39軍張竭誠、第47軍張天雲、第67軍李湘七例。還有第50軍曾澤生軍長回國治病由副軍長蔡正國代行職責。1950年10月下旬第9兵團在山東曲阜集結時,華東軍區下令調第27軍第80師師長張銍秀任第26軍副軍長,因為具體的交接問題未即時執行,張銍秀於入朝後的11月24日奉兵團令到第26軍上任,可見大軍區即有權任免軍級負責人,則理論上志願軍亦應有此許可權。難以設想彭德懷有權任免軍級負責人卻能容忍作戰部隊屢次出現主官缺位或代理職務,即便人選再有困難,作戰行動的組織保障畢竟是壓倒一切的事。據第60軍第180師政治部主任吳成德回憶,該師入朝前軍政委說你們師沒有政委,你(吳)負起這個責來,但直至第五次戰役結束吳成德被俘都沒有正式解決第180師政委的缺位(諸多文獻包括親歷記都稱吳成德是師政治部主任,稱吳成德是師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者可能是孤證19)。若說彭德懷不具有師一級的行政指揮權恐不能成立,但為甚麼沒有指令第3兵團及時配齊師級主官,實際的原因還應歸於原有行政系統未因部隊投入戰場而改變,入朝前第60軍與第3兵團並無淵源關係,加之第3兵團本身也缺主官。
第9兵團各軍原為四師制,1951年2月中旬第9兵團奉命撤銷第88、89、94師3個師(據張銍秀:「2月5日兵團宣布對幾個幹部的處罰」,20「28日……下午在88師師直科以上幹部會宣布撤銷番號整編」21)。撤銷3個師的命令應當不是志願軍司令部所出:第二次戰役後第9兵團在咸興地區休整,2月初第26軍奉命結束休整投入第四次戰役開赴西線抱川地區組織縱深防禦,若戰地統帥有師級部隊編組權,應當會在兩個月的休整期間解決此問題。
戰爭期間較早回國的作戰部隊大抵歸建於原所屬軍區,如第66軍1951年4月回國仍隸屬華北軍區,第36、37軍11月回國仍隸屬華北軍區,第26軍1952年6月回國駐山東淄博仍隸屬華東軍區(30日軍首長即赴南京向軍區報到),第20、27軍1952年10月回國駐浙江、江蘇仍隸屬華東軍區。戰爭後期原有行政指揮系統作用有所淡化,回國部隊駐防地可能重新安排,在朝鮮前線的兵團架構也衍變為指揮機構而不再有固定的統轄部隊。
四、高崗:介於最高統帥與戰場統帥之間
筆者曾研究認為戰爭期間在處理與戰爭直接相關事務方面,居於決策與指揮體系最高層的是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與高崗。22林彪自1951年10月主持軍委僅有三個多月就因病去職,加以其行事一向低調,正式出版文獻上確也找不到此期間林彪指揮朝鮮戰爭的記載。中央書記處顯然不直接參與戰爭與軍事事務。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有關朝鮮戰爭且涉及書記處的內容,僅有1952年3月22日毛澤東對代總參謀長聶榮臻〈關於彭德懷回國治病志願軍前方指揮由陳賡代理的報告〉批語:「同意,請即派陳賡去朝,彭來京治療。劉朱周陳閱,退聶辦」,23也就是僅涉及到高層人事任免才有書記處參與。高崗的作用體現於:1950年6月25日至10月9日高崗是入朝準備階段參戰部隊的直接指揮者;1950年10月9日至1951年8月31日高崗參與戰略決策與戰場指揮;同時期高崗還以「中央代表」身份處理北京與前線之間的重要事務;一些冠以志願軍名義的部隊實由高崗指揮。此處只論及與彭德懷有直接關聯的事項。
彭德懷並非指揮所有志願軍部隊,一些部隊由高崗指揮或節制,當然也有的志願軍部隊由軍委直接指揮。第50、66軍初抵達邊境地區時部隊調動及作戰行動曾由高崗直接指揮,這從10月24日8時毛澤東致高崗並告彭德懷鄧華電報可以看出:「66軍先頭師到安東後,請即令其……,在該軍未與彭鄧溝通電台通訊以前請你予以指揮」;2426日14時毛澤東致電彭德懷並告高崗稱「請高令50軍注意,從輯安及長甸河口兩處對岸陣地向楚山(朝境)迫近警戒……」。25進一步可推測以下部隊並非由彭德懷指揮或事實上不歸彭德懷指揮,而最有可能的指揮者就是高崗。
──1951年3月15日誌願軍空軍司令部在安東成立,當時規定其受志願軍總部與軍委空軍雙重領導。但空軍基地在中國境內,朝鮮雖有多處機場由於遭美軍反覆轟炸從未使用過,而作戰模式又是擔負後方及交通線空中防禦而非戰場支援、前敵攻擊。志願軍空軍司令在正式資料中先後是劉震、聶鳳智,但實際上戰爭前期的一年多時間裡軍委空軍司令劉亞樓、副司令兼參謀長王秉璋都在安東指揮所直接指揮,多項作戰計劃出自王秉璋之手(據吳法憲、王秉璋回憶),由此推斷空軍部隊及作戰行動實際不歸志願軍總部指揮;
──志願軍安東防空司令部及其前身志願軍高炮指揮所(全軍防空司令部作為獨立兵種於1950年9月組建,1955年升格為防空軍,1957年與空軍合併);
──志願軍鐵道運輸司令部;
──某些沒有參與作戰的野戰部隊如擔負機場修建的第23兵團;
──1951年6月以東北軍區後勤部前方後勤指揮所為基礎成立的志願軍後方勤務司令部,志願軍後勤會議通常由北京或瀋陽方面主持(1951年1月22日誌願軍第一屆後勤工作會議由東北軍區副政委李富春主持,周恩來、聶榮臻、楊立三等參加);26
其他駐地及活動範圍就在中國境內的志願軍部隊。
除參與作戰指揮、指揮或節制某些部隊外,高崗還直接參與朝鮮戰場如下重要活動:
1950年11月14日北京方面特派高崗赴志願軍司令部與朝、蘇方商談聯合作戰指揮及第二次戰役方針問題,次日金日成、史蒂科夫來大榆洞志願軍司令部與高、彭會談,首次提出成立彭德懷、金日成、史蒂科夫三人小組及中、朝軍統一指揮的動議;27
12月6日彭德懷急電毛澤東報告金日成將於次日到達志願軍總部,11時請示待東線戰役結束後請高崗再來前方商談成立中朝聯合司令部之組成28(12月7日金日成到志願軍總部大榆洞商談聯合司令部事項,但《抗美援朝戰爭記事》未說高崗是否參與,足見高崗的有關活動在官方資料中可能被縮小或略去);
1951年1月25日高崗出席首次中朝高幹聯席會議並在會上報告國內外形勢,27日聯席會議向毛澤東請示可否擁護聯合國限期停戰決議、北撤整訓,該電文由彭德懷與金日成、朴憲永、高崗、鄧華署名;29
2月5日彭德懷致電毛澤東並高崗告知日前金日成來志願軍總部商談內容30(電報副本由毛澤東轉發斯大林);
5月26日彭德懷以志願軍黨委名義致電中共中央並高崗談目前前線存在的困難與問題(「有些幹部情緒消沉」、「埋怨飛機不出動,炮坦不配合」、「顧慮今後作戰會更困難」、「某些幹部則產生嚴重的右傾情緒,不執行命令或違抗命令」),擬於6月中旬召開中朝高幹聯席會議希中央派人(當指高崗)指導;31
6月中旬在毛澤東與斯大林安排下,高崗、金日成赴莫斯科向斯大林報告戰場情況,主要內容是對和談的基本立場、要求蘇聯提供60個師的武器裝備及派蘇軍顧問駐志願軍;
8月31日彭德懷致電毛澤東並高崗再次提出成立彭德懷、金日成、蘇聯大使三人小組的問題。32
對於戰場統帥彭德懷而言,高崗身份相當於最高統帥代表。戰爭期間高崗必有與其地位相稱的貢獻,但在本文所徵引文獻中全無有關記述,因而也無助於對彭德懷統帥作用的分析。
五、最高統帥、戰場統帥與軍委作戰室
體現最高統帥與戰場統帥複雜關係之一例是第9兵團入朝初期及東線戰場由毛澤東直接指揮而並非由彭德懷指揮,茲以如下電文說明:
10月23日毛澤東致電陳毅、張震(華東軍區參謀長)令宋時輪來京受命、第9兵團準備開進;33
10月31日毛澤東致電宋時輪陶勇並告陳毅饒漱石張震、彭德懷鄧華、高崗賀晉年令第9兵團11月1日入朝;34
11月3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高崗並告宋時輪陶勇指示將第9兵團第27軍用於新義州方向,第20、26軍在瀋陽休整待機;35
11月5日毛澤東對李濤(軍委作戰部長)指示「即以20軍開輯安江界待命。宋時輪應去江界指揮。27軍暫在現地待命(南市洞、安東一帶)。26軍及兵團部在撫順一帶休整」。36結果是第27軍先於4日從安東進入朝鮮南市洞(安東東南約50公里)待命,9日又返回安東轉運臨江於14日再入朝參加東線作戰;
11月28日24時毛澤東致電彭德懷鄧華朴一禹洪學智並告高崗賀晉年、宋時輪陶勇指示在東線爭取殲滅美軍2個師及韓軍1個師;37
12月1日致電彭德懷鄧華朴一禹洪學智並宋時輪覃健(第9兵團參謀長)指示東線第42軍部署,以及「請宋覃令在厚昌之一個師向東迎阻(美7師西犯)」;38
12月2日24時毛澤東以軍委名義致電彭德懷鄧華、並宋時輪覃健祝賀第9兵團兩次大勝;39
12月3日1時毛澤東致電彭德懷鄧華朴一禹、宋時輪陶勇覃健並告高崗賀晉年指示長津湖地區柳潭裡作戰行動;40
12月4日13時毛澤東致電彭德懷鄧華朴一禹、宋時輪陶勇覃健指示長津湖地區柳潭裡下碣隅里作戰行動;41
12月7日毛澤東以軍委名義致電宋時輪陶勇覃健指示兵團指揮所防空隱蔽,要求電告防空情況;42
12月17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並告高崗及宋時輪陶勇令第9兵團開回東北休整(後未執行);43
12月31日毛以軍委名義致電彭德懷鄧華朴一禹洪學智並告第9兵團查告傷亡失蹤人數,同日再以軍委名義致電宋時輪並告彭德懷詢問第9兵團吃飯、衣服鞋子、傷病員、減員等情況;44
1951年1月4日毛以軍委名義致電各大軍區並告志司及9兵團指示徵調老兵以補充志願軍;45
1月10日毛在宋時輪給彭德懷鄧華並報軍委關於部隊情況作批示:「9兵團關於裝備、兵員補充請周、聶考慮解決」46(表明第9兵團可以直接報告軍委)。
此期間毛澤東致彭德懷關於西線及全局作戰的命令文電也發給第9兵團,例如:
11月5日22時毛澤東致電彭德懷鄧華並告宋時輪陶勇及高崗判斷東線敵軍可能威脅西線我軍作戰,最終決定第42軍轉調西線,將第9兵團投入東線及作戰方針;47
11月28日5時半毛澤東致電彭德懷鄧華朴一禹洪學智並告高崗賀晉年、宋時輪陶勇指示在西線集中4個軍殲滅美軍3個師的主力;48
11月30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鄧華朴一禹洪學智並告高崗賀晉年、宋時輪陶勇指示利用兩次戰役之間作必要休整但不要提過冬休息;49
12月5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宋時輪並告高崗同意彭德懷4日電所述西線戰役部署;50
12月11日毛致電彭德懷、高崗、宋時輪通報美軍準備撤出朝鮮;51
12月21日毛致電彭德懷並告高崗及宋時輪陶勇關於戰場形勢與志願軍作戰部署。52
戰爭期間軍委辦公廳和總參謀部作戰部設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身兼代總參謀長、華北局第三書記、華北軍區司令的聶榮臻每日在此辦公(1952年9月聶榮臻因病離職休養治療,總參工作由粟裕接替)。毛澤東居所常在中南海或西山,而軍委、總參作戰室之外並無毛的專門作戰室,重大軍情由聶榮臻在作戰室與毛澤東之間傳遞,相對於瞬息萬變的戰場而言此種格局可能造成脫節。
1950年12月3日1時毛澤東致電彭德懷鄧華朴一禹、宋時輪陶勇覃健並告高崗賀晉年關於東線作戰「對柳潭裡地區之敵,除殲滅其一部外,暫時保留一大部,圍而不殲,讓其日夜呼援,這樣便吸引援敵一定到來,使我有援可打」;534日13時毛澤東致電彭德懷鄧華朴一禹、宋時輪陶勇覃健「9兵團迅速控制下碣隅里飛機場不使被圍美軍撤走,並對美軍第5、第7兩團之南退部隊予以殲滅,只留下其在柳潭裡地區之固守部隊圍而不殲,以利釣魚」。54這似乎體現了毛澤東與戰地指揮官心態大不相同的浪漫色彩以及不明情況,實際上當時並無美軍支援柳潭裡,柳潭裡地區被圍美軍早已於12月1日8時開始南退並於當日全部撤出(美軍撤出時打光所有155毫米炮彈、焚燒不能帶走的物資,根據這些跡象前線當可做出美軍已決定放棄柳潭裡的判斷;西線美軍的全線後撤11月28日即已開始,這也是統帥部對東線做出相同判斷的重要依據),4日14時其後衛已進入下碣隅里防禦圈。下碣隅里的機場是設在防禦圈內的簡易野戰機場,這與北京郊區的大型機場是不同的概念,若不能攻入防禦圈當然也不能控制機場。這些情況軍委作戰室理應清楚,何況當時東線打得異常艱苦,不是想不想殲滅的問題而是不具備殲敵的基本條件。從軍事上說包圍了並不意味就可以隨時殲滅,而且對美軍的意圖當已搞清,即是全部撤退而不是固守待援。
第二次戰役期間東、西線戰場有狼林山、妙香山脈阻隔聯繫困難,這可能是第9兵團自入朝準備到參加第二次戰役均受毛澤東直接指揮的客觀原因,由於指揮機制的缺陷而造成諸多失誤(誤判敵情、不明了戰場天氣、地形環境、不考慮兵員輸送後勤補給等技術因素),第9兵團遭受重大損失。如本文第二節所引,彭德懷12月9日令第9兵團部隊取消原定計劃、撤出戰鬥立即向氣候溫和地區轉移,是在萬分緊急情況下的非常之舉。
1951年4月17日毛致電彭德懷並告高崗「50軍現在何處休整,是否可用於這一地區〔指熙川、球場、德川〕的防衛?」55實際上第50軍因擔任漢江南岸阻擊任務時傷亡很大已於4月12日撤出戰場回國,休整三個月後再入朝。自1951年2月中旬第9兵團奉命撤銷第88、89、94師後志願軍各軍均為三師制,2月18日軍委致電彭德懷等即已稱「9兵團……共計9個軍27個師」,56但3月1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仍稱「9個軍30個師」。57可以推測毛澤東的命令文電甚至不經過軍委作戰室,因為軍委作戰室肯定明了第50軍的去向及第9兵團編制的變更情況。反之,彭德懷給毛澤東的請示文電軍委作戰室按理無權收受,更無權處置。
順便提及,彭德懷1951年2月24日回國面見毛澤東是兩人僅有的會面(至1952年4月彭回國治病前),在不具備便捷的空中交通條件下最高統帥與戰場統帥難以會面,則兩人同時實施對戰場的指揮顯然是不恰當的。
1951年1月28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令立即發起第四次戰役,並要求原在東海岸咸興地區休整的「9兵團應即移至(西線)平壤、漢城、仁川、水原區域休整,並擔任該區域的警戒任務」,58但第9兵團部隊的實際狀況是尚不能結束休整,據張銍秀記載僅以第26軍於1月30日出動。59由於第9兵團不能遵令出動,2月7日毛澤東又決定「第9兵團全部則回華東任守備」60(致周恩來、聶榮臻信),於是2月11日軍委致電第9兵團令其將所有物資移交其他部隊,61而此時第26軍還在開進西線途中,15日剛到達抱川、議政府一線。一周后軍委致電第9兵團撤銷前令,決定其繼續留朝作戰。62戰局中某項任務應調哪支部隊執行這本可交作戰室籌劃,毛澤東的直接指揮調度讓執行者無以適從,其結果與預期目標肯定也會相去甚遠。
1951年上半年毛澤東有一次休養,時間推測為自2月上旬至5月下旬。此期間關於朝鮮前線事項的文電有七件,即2月7日毛澤東致信周恩來關於參加朝鮮戰場輪番作戰部隊安排、633月1日致電斯大林關於朝鮮戰局與輪番作戰方針、644月9日致電彭德懷指示第13兵團部署,語及「我尚在休養」、654月13日致電彭德懷指示以第42軍駐元山防敵登陸、664月17日致電彭德懷並告高崗關於防敵空降行動、674月28日在軍委關於第五次戰役作戰方針電報稿加寫「……對偽1師美3師25師土耳其旅及英28旅給以儘可能大的打擊……」、685月22日致電彭德懷並高崗同意收兵休整。695月22日之後發給朝鮮前線文電漸多。
但2月7日至5月22日期間《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收有123件非涉朝鮮前線事項的文電,即毛澤東仍處理國內事務而極少涉及朝鮮前線事務。在最高統帥缺位的情況下北京方面的統帥與指揮權如何落實?查此期間北京致彭德懷電報為周恩來或周恩來、聶榮臻連署並報毛澤東,內容有機場修建及即將參戰的第3兵團、空軍、特種兵情況通報,幾乎沒有涉及作戰指揮,這與毛澤東在位時的直接指揮大不相同,說明戰爭期間所實行特殊指揮體制與最高統帥、戰場統帥個人特點大有關係而非制度性架構。
斯大林早在1950年7月5日即同意派空軍參戰,到10月中旬時此事卻因故擱淺,志願軍在沒有空中支援與保護的條件下作戰數月(1951年1月10日起蘇聯空軍提供鴨綠江沿線空中掩護但僅限於此),最高統帥部方面為何沒有繼續要求蘇聯出動空軍參戰?1951年2月24日在北京彭德懷會同周恩來與蘇軍總顧問扎哈羅夫大將會談再次要求蘇履行承諾出動空軍,遭扎哈羅夫拒絕。2月26日、28日彭德懷、周恩來當面向毛澤東報告與扎哈羅夫會談結果,請求毛直接干預此事。3月3日周致電彭告之毛致斯大林(要求蘇出動空軍)電已發出,斯大林當日覆電下令派遣蘇軍第15、324兩個驅逐機師進入朝鮮境內作戰。70此事亦促成志願軍空軍於3月15日組建,可見毛澤東交涉與不交涉結果大不一樣。
1950年10月8日根據軍委命令彭德懷就任志願軍司令兼政委,19日誌願軍部隊進入朝鮮,但志願軍領率機關尚未正式組建,北京有的文電直接指揮第13兵團:
10月18日毛澤東致電鄧華(兵團司令兼政委)洪學智韓先楚(兵團副司令)解方(兵團參謀長)並告賀晉年令第13兵團19日進入朝鮮;71
22日9時毛澤東致電鄧華洪學智韓先楚解方並告彭德懷、高崗令第13兵團「照彭電」派兵占領妙香山、杏川洞,派兵固守鐵山、宣川地區。72
軍情緊迫,領率機關怎樣組建雖然是頭等大事卻仍在拖遝之中:
21日2時半毛澤東致電倪志亮柴軍武即轉彭德懷並告鄧華洪學智韓先楚解方及高崗賀晉年詳述敵情,指示殲滅偽軍三幾個師且「彭鄧要住在一起不要分散」;73
21日3時半毛澤東致電鄧華並告彭德懷及高崗:「我意13兵團部應即去彭德懷同志所在之地點和彭住在一起並改組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74
23日17時毛澤東致電鄧華洪學智韓先楚並告彭德懷:「敵進甚急……此時如我尚無統一全軍的動作的處置,即將喪失戰機。因此,你們應迅速乘車至彭處,與彭會合,在彭領導下決定戰役計劃,並指揮作戰。何日動身。何日可到。望即告」。75
在沒有下達中共中央正式命令之前,毛澤東的這三件文電並未能達成志願軍領率機關的組建,直至10月25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名義致電第13兵團黨委並轉各級黨委並告東北局,才明確命令「13兵團司令部政治部及其他機構,應即改組為人民志願軍司令部政治部及其他機構」,76指定彭德懷任志願軍黨委書記以及鄧華、朴一禹(朝鮮人)、洪學智、韓先楚、解方等在志願軍領率機關的任職,至此鄧華等人的第13兵團職務才正式(自然)免除。
此亦引出指揮體制中的另一值得研究的問題:最高統帥的命令與中共中央、軍委的命令顯然有區別,而當時指揮體制並未從制度上對此予以明確。
六、彭德懷對重大戰略決策的見解與貢獻
(一)、1950年9月15日美軍仁川登陸後朝鮮陷入困境,10月1日金日成緊急請求中國出兵援助,而蘇聯方面因斯大林未批准出動空軍支援甚至同意朝鮮政府、軍隊出境避難。7月初中、蘇商定的援朝預案之不能實現責任全在蘇方。既然與美軍作戰的條件尚不具備,順理成章的考慮是,依國際慣例非交戰國可在邊境地區採取預防性軍事措施,即公開陳兵於半島北部以嚇阻美軍並提出維持戰前狀態的政治解決主張,既是中國國家安全的需要又符合國際社會的和平願望。事實上,彭德懷曾經有過類似的想法。1950年10月14日毛致電周恩來告之彭德懷認為志願軍進入北朝鮮北部地方後「可能使美軍和南朝鮮軍有所顧慮而停止繼續前進,保持平壤元山線以北地區至少是山嶽地區不被敵占。如此,則我軍可以不打仗,而爭取時間裝備訓練」。77彭的這一傑出想法可以說是軍事服從政治的典範,身為軍人而不囿於廝殺。那麼彭的提議在中國高層有何反應、為何沒有被採納?反而是中國志願軍以秘密方式介入,11月7日即第一次戰役結束後才對外公布中國志願軍參戰,且有意不說明參戰規模與企圖,以造成美軍冒進的態勢便於圍而殲之。這裡有必要研究中國方面的軍事目標究竟是甚麼,如果說9月前中國的軍事作戰目標是幫助朝鮮占領南方,那麼到了10月軍事作戰目標應當現實地修改為幫助朝鮮恢復到戰前的態勢,保有半島北部領土。考慮到中國軍隊的龐大數量與足夠的後方依託再配以靈活有效的外交活動,此項軍事目標即已規定並不需要很多作戰行動。
為甚麼沒有採納彭德懷陳兵嚇阻的戰略?有的研究認為毛澤東企求與美帝決戰、徹底消滅美帝的心態是重要因素。如「中共中央研究了周邊環境,設想同美國可能進行武裝較量的戰場有三處:台灣、朝鮮和越南,其中對中國最為有利的作戰地點是在朝鮮」,78作者未能指出這一說法的出處──獨自迎戰美國、為社會主義陣營出此大力理當慎重考慮,何況中國還不具備相應的條件。即以常識論,遠隔重洋的美帝國主義絕不止在日本、朝鮮的幾十萬人馬,那麼「在台灣、朝鮮和越南同美國進行武裝較量」究竟意味着甚麼?「打敗美帝國主義」顯然不是一個現實的政治、軍事目標,而屬於宣傳、動員性質的口號。
至於第三次戰役後毛澤東確有全殲美軍、徹底解決朝鮮問題的意圖,但這與1950年10月間的形勢判斷不可同日而語,古今戰爭史實也表明一旦開戰,要想停止就極不容易了。
(二)、進入朝鮮後彭德懷對戰爭有全局性思考:「曾計劃入朝後先在平壤、元山鐵路線以北,德川、寧遠公路線以南地區構築陣地,組織一個時期的防禦,站穩腳跟,抓緊時間加固工事,改善裝備,積蓄力量,6個月以後待對敵形成壓倒優勢後再實施反攻」,7910月22日致毛澤東並高崗電:「……爭取擴大鞏固平壤、元山鐵路線以北山區,發展南朝鮮游擊戰爭」,80作戰目標依然是阻攔美軍北進、占有北方部分地區,尋機反攻或政治解決,作戰形式則是防禦戰。這顯然大異於毛澤東先前的意圖:「現在是爭取戰機問題,是在幾天之內完成戰役部署,以便幾天之後開始作戰的問題,而不是先有一個時期部署防禦,然後再談攻擊的問題」(21日毛澤東致電鄧華並告彭及高)。8123日毛澤東回覆彭德懷「你的方針是穩當的,我們應當從穩當的基點出發,不做辦不到的事」,82但以後的形勢發展卻是「誘敵、全殲」式的宏大作戰規模,作戰目標發生很大變化。敵方的錯誤決策可能是影響毛澤東作戰目標變化的重要原因:首先麥克亞瑟固執地認為中國已錯失最好的出兵機會而不可能出兵,其次因第一次戰役的遭遇戰形式以及中國軍隊的隱蔽行動誤使美軍情報部門判斷與之交戰的只是中國的小股、非正規部隊,進而第二次戰役遭受中國數十萬野戰部隊打擊後美軍又立即全線撤退。
(三)、毛澤東以最高統帥而兼國家元首,理當對戰爭的政治解決更加關注並將軍事行動納入政治框架。本文前已述及毛澤東對前線作戰行動的直接指揮,後果之一可能是沖淡對政治目標的追求。第三次戰役後彭德懷反映志願軍「傷亡很大……兵員不足,供應極差,體力削弱」,1951年1月11日毛致電彭同意「撤至仁川及漢江以北休整兩三個月」。83彭德懷考慮到聯合國軍攻勢很猛而己方困難極多,再於1月27日與金日成朴憲永高崗鄧華聯名致電毛澤東建議擁護聯合國1月13日限期停戰決議、北撤15至30公里。84同日軍委和聯司確定「西線組織防禦,箝制敵主要進攻集團,在東線則讓敵深入,爾後集中主力實施反擊,爭取殲滅偽軍一兩個師並向敵縱深發展,威脅西線敵軍翼側,迫其停止進攻」。851月28日毛澤東突然改變先前態度致電彭德懷,以嚴厲武斷的措辭指示「必須立即發起第四次戰役,以殲滅2萬至3萬美、李軍,占領大田、安東之線以北地區為目標,……戰役之後,敵人可能和我方進行解決朝鮮問題的和平談判(即先談判後停火方案,事實上行不通)」86(值得指出的是,此電見於《抗美援朝戰爭記事》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未收錄,實情待考)。毛澤東此電與實際情況相差甚遠:第四次戰役實為對聯合國軍進攻之防禦戰(防禦中有局部反擊),目的是「迫其停止進攻」,當然不可避免有戰線的後移,但可以奠定第五次戰役的發起前提,以後戰局的發展亦大致如是;毛澤東要求到達的大田、安東之線在38度線南150至180公里,即使規模宏大的第五次戰役也沒有將此列入進攻目標。
1951年1月31日彭德懷致電毛澤東、高崗並抄送金日成,再次委婉說明第四次戰役的一些不利情況:「消滅敵兩三萬後,敵利用技術優勢,我亦不能取得兩三個月的休整。第三次戰役即帶着若干勉強性〔疲勞〕,此〔第四〕次戰役則帶着更大的勉強性。如主力出擊受阻,朝鮮戰局有暫時轉入被動的可能」。87鑑於戰場的嚴峻情況,2月下旬彭德懷回國緊急晉見毛澤東勸說毛對戰爭指導方針作重大調整,方才形成「戰爭準備長期,儘量爭取短期」、「能速勝則速勝,不能速勝則緩勝」的策略,並決定漢江南岸防禦作戰的第50軍撤回北岸。但3月1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朝鮮戰爭有長期化的可能」,卻仍沒有談及政治目標與軍事目標的調整。88
(四)、1950年10月19日由彭德懷率領入朝的4個步兵軍3個炮兵師2個工兵團均為作戰部隊,另以東北軍區後勤部組建前方指揮所編入志願軍序列。經過三次戰役的實踐,後勤中運輸、補給等基本問題由於不能就地籌措而難以解決,彭德懷認為後勤系統設置須有新思路。1951年1月5日彭德懷、洪學智、周純全即建議「志願軍後勤部與東後統一組織,改稱後勤司令部,前方設精幹的指揮部」(致軍委並高崗、李富春、賀晉年電89)。「後勤司令部」不僅是名稱的改變,更是戰爭後勤思想的進步──後勤不是機關而應當是部隊。但北京方面反應很慢,2月4日周恩來提出組成以周純全為部長,李聚奎、張明遠為第一、二政委的東北軍區後勤部領導機構,周純全等駐前方,李聚奎等駐後方,張明遠往來前後方的方案,就此徵詢彭德懷意見,並請彭考慮在前方是否需要成立志願軍後勤司令部?9022日才有軍委致電彭德懷高崗任命周純全為東北軍區後勤部部長李聚奎、張明遠為第一、二政委,張明遠等在前方組成後勤指揮部91(此時彭德懷就在北京,當有積極推動)。25日彭德懷在周恩來召開的軍委各總部負責人會議上痛陳前線將士之艱難、指斥後方勤務之遲緩無力時情緒激動,致使會議無結果而散,嗣由周恩來再主持軍委會議研究後勤支援問題。彭德懷28日返回前線後3月11日再急電周恩來:「現運輸條件未改善,部隊仍經常吃不上飯,就地籌糧亦不可能」。92又遲至5月19日軍委才下令「着即成立志願軍後方勤務司令部」93並規定相關體制與隸屬關係,6月以東北軍區後勤部前方後勤指揮所為基礎正式組建志願軍後方勤務司令部,以志願軍副司令洪學智兼司令、周純全任政委,初步形成戰鬥部隊、戰鬥支援部隊(炮兵、工程兵等)、後勤支援部隊的三層次構架。
注釋
1中國軍事博物館:《抗美援朝戰爭記事》(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0),頁17。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頁591-592。
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頁601-614。
4《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23。
5《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24。
6《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25。
7《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26-27。
8《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33。
9《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39。
10《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42。
11《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80。
12《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19。
13《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23。
14《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27。
15《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33。
16《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30。
17《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47。
18《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215。
19譚錚:《中國人民志願軍人物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頁288。
20張銍秀:《陣中實錄》(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頁171。
21張銍秀,頁177。
22黃力民:〈高崗在朝鮮戰爭中的活動與作用初探〉(2007.07.27),學術中華網站,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0116。
23《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240。
2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頁598。
2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頁610。
26《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71。
27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頁449。
28《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44。
29《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74-75。
30《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82。
31王焰,頁498。
32王焰,頁516。
3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頁597。
34《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23。
35《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25。
3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頁651。
37《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36。
38《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38。
39《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39。
40《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40。
41《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41-42。
42《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44。
43《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51-52。
4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頁761-762。
45《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63。
46《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65。
47《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27。
48《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35。
49《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37。
50《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43。
51《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47。
52《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53-54。
53《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40。
54《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41-42。
5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頁248。
56《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89。
57《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93。
58《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76。
59張銍秀,頁170。
60《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82。
61《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85。
62《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89。
63《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82。
64《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92。
65《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105。
6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頁239。
67《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108。
68《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112。
69《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頁322。
70《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94。
71《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14。
7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頁584。
7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頁575-576。
74《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15。
7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頁596。
76《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18。
77《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12。
78徐焰、吳少京:《抗美援朝戰爭畫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10。
79軍事科學院軍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戰爭運動戰若干問題研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4),頁3。
80王焰,頁445。
81《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15。
8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頁588-589。
83《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66。
84《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75。
85國防大學編寫組:《中國人民志願軍戰史簡編》(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頁45-46。
86《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76。
87《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77。
88《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92-93。
89《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63。
90《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81。
91《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92。
92王焰,頁483。
93《抗美援朝戰爭記事》,頁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