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夏秀才的文化轉型 |
| 送交者: zaihanhuaren 2009年09月09日04:50:26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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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秀才的文化轉型 摩羅 在描述五四一代精神崩潰的悲劇之前,如果不對那一代精英人物拯救國家、振興民族的偉大激情和良苦用心表示尊敬和理解,那就未免有失恭敬。實際上,像戊戌維新一代精英人物一樣,五四一代精英人物也有自己的戰略思想,他們顯然是企圖用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方法,激發國人拋棄自己的文化,以求在西方化的道路上起死回生。就此而言,陳獨秀、蔡元培、胡適、魯迅等五四文化領袖,就是引領中華民族死裡逃生的偉大民族英雄,他們跟那些為了捍衛民族生存權而血戰沙場、英勇獻身的關天培、鄧世昌、張自忠等等民族英雄一樣偉大,一樣可歌可泣。 而且,他們在輸入西方優秀文化方面,也確實大有功勳。他們引進西方精英群體所建構的“社會圖式”,以此作為重建中國社會的模範,讓民主、平等、自由、人權的“現代性”理念,全面進入中國的話語體系。這些文化財富,為日後中西融合的文化發展提供了基本元素。這都是五四一代精英人物的歷史性貢獻。 (圖片轉自方心田先生的新浪博客)在描述五四一代精神崩潰的悲劇之前,如果不對那一代精英人物拯救國家、振興民族的偉大激情和良苦用心表示尊敬和理解,那就未免有失恭敬。實際上,像戊戌維新一代精英人物一樣,五四一代精英人物也有自己的戰略思想,他們顯然是企圖用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方法,激發國人拋棄自己的文化,以求在西方化的道路上起死回生。就此而言,陳獨秀、蔡元培、胡適、魯迅等五四文化領袖,就是引領中華民族死裡逃生的偉大民族英雄,他們跟那些為了捍衛民族生存權而血戰沙場、英勇獻身的關天培、鄧世昌、張自忠等等民族英雄一樣偉大,一樣可歌可泣。而且,他們在輸入西方優秀文化方面,也確實大有功勳。他們引進西方精英群體所建構的“社會圖式”,以此作為重建中國社會的模範,讓民主、平等、自由、人權的“現代性”理念,全面進入中國的話語體系。這些文化財富,為日後中西融合的文化發展提供了基本元素。這都是五四一代精英人物的歷史性貢獻。但是,五四精英群體當年文化選擇的姿態,以及盡棄傳統、全盤西化的理由,值得反思之處甚多。事實上,他們的選擇所起的歷史作用,很難說全是正面的。當時以為這種激越的、激進的姿態有利於民族死裡逃生,細考五四以來中國精神文化發展的歷程,也許可以說,中國在擺脫殖民統治的過程中,一面努力掙脫了奴隸身份,一面則主動地鑽進了精神奴隸的牢籠。五四新文化運動並沒有創造新文化,只是簡單地以西方文化為新文化。這場運動的結果就是,用西方文化給這個民族洗腦,最後終於引領這個民族意氣風發地奔向西方文化之精神奴隸的牢籠。五四精英群體之所以犯下這樣的錯誤,跟他們的精神崩潰密切相關。他們本不是以融會中西的從容心態發起這場運動的。在他們登上歷史舞台之前,戊戌變法失敗了,甲午海戰失敗了,君主立憲不過是一場騙局,辛亥革命也沒革出個好結果,還有袁世凱稱帝,還有張勳復辟。作為對民族前途富有責任感的一代精英人物,面對中華民族如此密集的失敗,內心的焦慮與緊張正在日積月累。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引發精神的爆炸和崩潰是不足為奇的。他們在這樣緊張的心態中為苦難的民族尋找出路、制定起死回生的方案,那思路難免溢出常軌、違背常情,難免使出一些險招、歪招。那個以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為旗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是一代精英在精神崩潰之後,使出的一些溢出常軌、違背常情的險招和歪招。 他們的精神崩潰,跟他們心中中國文化的崩潰,是互為表里的最簡明、最準確地指出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背景的,是魯迅的一句話。1925年盛夏,魯迅在《忽然想到》第十一節第八條寫道:“中國的精神文明,早被槍炮打敗了,經過了許多經驗,已經要證明所有的還是一無所有。”(魯迅《華蓋集·忽然想到》,《魯迅全集》第三卷96頁,人民文化出版社1981年出版) 魯迅的意思是,五四之所以那麼激烈地鄙棄傳統文化,就因為我們被殖民者的槍炮打敗了。這種文化無法組織我們進行自救,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這種古老文明儘是糟粕,唯應棄之如敝屣。魯迅的判斷是否有依據,這種思路是否具有正常的邏輯、正常的判斷?這就好比一個秀才被強盜打劫,秀才劫後餘生,卻將自己被打劫的原因描述為自己所學過的詩書文章。實際上,那幫強盜打劫過所有的人,有文化的沒文化的,俗文化的雅文化的,甲文化的乙文化的,只要有人動手打劫,無論你持有什麼文化都只能有一個相同的結果:失敗。猶太民族是創立基督教的民族,可是他們在基督教國家的圍剿中,接近種族滅絕。德國跟英美聯盟不是同一個文化體系嗎?可是德國在英美聯盟的共同打劫中,一次又一次失敗。將中國的失敗歸結為文化,跟那位秀才的看法一樣,沒有起碼的依據。 在精神崩潰之中,那一代人就中西文化關系所作出的判斷,就中國文化前途及民族前途所作出的設計,都是不符合正常邏輯的。他們拋棄了維新一代中西融匯、兼收並蓄的文化思想,而是將中西文化完全對立起來,極其極端地排斥一種、膜拜另一種。陳獨秀認為:“無論政治學術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國的法子,絕對是兩樣,斷斷不可調和牽就的。這兩樣孰好孰歹,是另外一個問題,現在不必議論;但或是仍舊用中國的老法子,或是改用西洋的新法子,這個國是,不可不首先決定。若是決計守舊,一切都應該採用中國的老法子,不必白費金錢派什麼留學生,辦什麼學校,來研究西洋學問。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採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麼國粹,什麼國情的鬼話來搗亂。……我敢說:守舊或革新的國是,倘不早早決定,政治上社會上的矛盾,紊亂,退化,終久不可挽回!”(陳獨秀《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獨秀文存選》91頁,貴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陳獨秀的想法, 但是,五四精英群體當年文化選擇的姿態,以及盡棄傳統、全盤西化的理由,值得反思之處甚多。事實上,他們的選擇所起的歷史作用,很難說全是正面的。當時以為這種激越的、激進的姿態有利於民族死裡逃生,細考五四以來中國精神文化發展的歷程,也許可以說,中國在擺脫殖民統治的過程中,一面努力掙脫了奴隸身份,一面則主動地鑽進了精神奴隸的牢籠。 堵住了中西兼容的發展之路,將中華民族的文化選擇逼到了一個非此即彼的境地。他的真實意思,實際上並沒有兩種選擇,而只有一種選擇,那就是對於“西洋”的選擇。像陳獨秀一樣,胡適也是把是否能夠複製西方的道路,看作關繫到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決定性因素。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退潮以後,胡適雖然在學術上很重視中國文化的資源,甚至曾經致力於整理國故的學術工程。但在文化價值的選擇上,他依然是着力強調必須揚棄本土文化,義無反顧地實行西化。他說:“我們如果還想把這個國家整頓起來,如果還希望這個民族在世界上占一個地位,——只有一條生路,就是我們自己要認錯。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文存·四》459頁,黃山書社1996年出版) 無論是陳獨秀、胡適,還是魯迅,他們在主張西化的時候,顯然已經全盤接受了西方人建構的世界圖式,而且把自己和自己的民族牢牢地安置在那個世界圖式中愚昧、卑賤的位置上。他們接受這種思想當然極不樂意,甚至充滿了屈辱感,但是他們大多數時候,是以強烈的自虐傾向來發泄那種屈辱感的。“百事不如人”的判斷昭示了自虐的程度有多深,當然,也昭示了屈辱的程度有多深。此後魯迅一輩子堅持不懈地進行國民性批判,實際上就是自虐心理的持久的表現和發泄。 精神崩潰是危機導致的創傷,崩潰之後以漫長的、持久的精神自虐來修復創傷,無法起到療救作用,只會讓自己的精神病症狀日益加深,最終病入膏肓。這種病的名字,叫做洋奴比較合適。以這樣的病狀引領一個民族前行,一定會走出一些本來不該出現的悲慘結局。還拿那個秀才遭劫的故事打個比方。 那個姓華夏的秀才,在村里辦私塾辦了半輩子。一天他正坐在家裡吃飯,忽然一夥隆鼻深目的強盜衝進來,一頓猛打,全家人都受傷趴下了。強盜從容地把他家的飯吃個精光,一邊吃一邊數落他們的道德缺陷和孔孟之道的虛偽,也就是進行國民性批判,臨走還把他們家洗劫一空。強盜走後,秀才痛定思痛,將他們挨打、受劫掠的原因歸結為自己滿腹詩書,歸結為融進生命的孔孟之道。為了洗雪此等恥辱,遠離此等厄運,他從此不讀書,不教書,社會行為也故意與孔孟之道相背離。秀才的思路有道理嗎?他被劫掠是因為他滿腹詩書嗎?是因為他知書識禮嗎?難道他如果是個不識字的農夫就不會遭搶劫嗎?我真想有機會告訴魯迅先生,美洲大陸的印第安人、澳洲大陸的全部原住民,他們不但不識字,這些民族根本還沒有文字。可是他們所遭遇的劫掠比我們嚴重萬倍。他們基本上種族滅絕,他們的家園全部變成了殖民者的樂園。我們再接着講那個華夏秀才的故事。他關閉私塾之後,改行了,全家人勤勤懇懇種地,兼營手工業製造,諸如織布、編竹籃等等。二十年間果然發家致富,成為一方富豪。 這時候,那幫強盜也不再上門打劫了,他們坐在家裡製造全球化的意識形態,告訴全世界的居民,手工布不好,現在的時尚是機織布,竹籃不好,現在的時尚是塑料桶。不發達國家的國王和政府都不好,現在的時尚是服從全球化球長的領導。全世界的人都接受了全球化的意識形態,華夏秀才的竹籃子、手工布全都賣不出去,他只留下一點自家使用,其他全都一把火燒了。 這時他原先的學生全都留洋回國,一看昔日的老師還穿着土布衣服,師母還提着竹籃子去池塘邊洗菜,他們說這也太落後了。我們現在進步了,不能讓老師這麼跟不上時代。他們給老師送來洋布衣服和塑料桶。華夏秀才對這些東西喜歡得不得了,高興地說:“到底是高級種族,造出的東西就是不一樣。” 華夏秀才為了趕上時尚,乾脆把留作家用的土布和竹籃子也一把火燒了,自家也全都穿上了洋布、用上了塑料桶。 至於那囤積的糧食,學生告訴他,現在都全球化了,那伙強盜已經改邪歸正,正在做全球化的球長,他們說糧食根本不值錢,還占用倉庫空間。華夏秀才說,那就讓它們去占用外國人的倉庫吧,說完狡黠地笑了起來。他的學生幫他將糧食裝上萬噸輪,全部送給了全球化的球長。球長說,那個死鄉巴佬,給他支票也沒用,我給他實物吧,這個老朽逼得我倒退一千年,做起實物貿易了。 球長遞過來一隻白熾燈泡,說:“節能燈,高科技產品!” 然後拿出十隻白熾燈交給那幾個說洋語的送糧人。 華夏秀才用上了白熾燈泡,激動不已。他說,要是當年他們沒來我家搶劫,他怎會知道我還用着菜油燈,他要是不知道我還用着菜油燈,他怎會給我送來白熾燈?搶劫有功,搶劫有功。從此以後,老秀才家裡每年召開一次遭遇搶劫慶祝會,許多跟老秀才觀點一致的人,紛紛在白熾燈的光輝里發表演講,感謝搶劫者 五四新文化運動並沒有創造新文化,只是簡單地以西方文化為新文化。這場運動的結果就是,用西方文化給這個民族洗腦,最後終於引領這個民族意氣風發地奔向西方文化之精神奴隸的牢籠。 給我們送來了光明。 有一個秀才說,昨天晚上,我在白熾燈下看一個美國傳教士寫的殺義和團的故事,真是殺得過癮!並且感慨道:“在美國人的燈泡下,讀着美國人寫的書,沒想到老夫也能過上這樣的美滿生活。” 學生們告訴秀才,這個白熾燈的使用壽命只有一年,你要想明年還能用上白熾燈,就還得種糧跟他們換。於是華夏秀才組織全家拼命種糧,第二年,他的留學歸國的學生又將他的糧食裝船運走,又換來一隻白熾燈泡。除此之外,還附帶奉送了一張報紙。華夏秀才安裝好那隻白熾燈泡之後,就迫不及待地學習那張報紙。 報紙的頭版說:“歐洲人是上帝優選的種族,他們信仰上帝又從上帝那裡獲得更多的恩寵。” 華夏秀才一拍大腿,喃喃有聲:“難怪是他們搶劫我們,而不是我們搶劫他們,終於恍然大悟了!” 報紙的二版說:“上帝創造了劣等的民族,他們不僅無能,而且無恥。他們智力與體力上都有缺陷與疾病,道德政治上也墮落混亂。” 華夏秀才拍着大腿說:“就是就是,要不然怎麼高科技產品都是西方人做出來的。” 報紙的三版說:“非洲人乃是像動物一樣的野蠻人,中國和印度雖然有自己那種病態的、邪惡的文明,但早已喪失了生命力。他們停滯在黑暗的泥濘中,與非洲的原始部落一樣,等待歐洲文明的救贖。” 華夏秀才拍着大腿,若有所思地說:“難怪我們的私有製發展這麼慢!” 報紙的四版說:“中國是專制下的貧困與混亂,印度是民主下的貧困與混亂。中國是無信仰的邪惡,中東是有信仰的邪惡。” 華夏秀才激動得站立起來,極其嚴肅地說:“高屋建瓴哪!我再也坐不住了,跟着那個偉大種族邁入全球化,這才是唯一的康莊大道!” 華夏秀才收好報紙,激動地對昔日的學生說:“多麼偉大的種族,多麼偉大的文化,我當年毅然決然拋開四書五經是對的,我讓你們全盤西化是對的。今天,我們的民族不但也能用上白熾燈這種高科技產品,還能跟他們高貴的種族一起進入全球化,這是多麼翻天覆地的變化啊!明年不是哥倫布到美洲傳播文明五百一十八周年、喬治到咱們家傳播文明一百五十周年?這可是促進全球化的重大歷史事件,咱們一定要殺豬宰羊隆重慶祝。你們跟他們聯繫多,能不能幫我請來喬治的後代給慶祝會剪彩?” 華夏秀才就這樣按照西方人建構的“世界圖式”進行了文化轉型,至於按照西方人建構的“社會圖式”進行轉型,雖然一直在努力,卻無明顯效果。 一個孔孟之途,就這樣被一群留學生及其背後的殖民文化改造為洋奴。我們都認為洋奴一定比孔孟之徒好,因為我們認為洋種族比孔孟種族高貴。 五四精英群體之所以犯下這樣的錯誤,跟他們的精神崩潰密切相關。他們本不是以融會中西的從容心態發起這場運動的。在他們登上歷史舞台之前,戊戌變法失敗了,甲午海戰失敗了,君主立憲不過是一場騙局,辛亥革命也沒革出個好結果,還有袁世凱稱帝,還有張勳復辟。 給我們送來了光明。 有一個秀才說,昨天晚上,我在白熾燈下看一個美國傳教士寫的殺義和團的故事,真是殺得過癮!並且感慨道:“在美國人的燈泡下,讀着美國人寫的書,沒想到老夫也能過上這樣的美滿生活。” 學生們告訴秀才,這個白熾燈的使用壽命只有一年,你要想明年還能用上白熾燈,就還得種糧跟他們換。於是華夏秀才組織全家拼命種糧,第二年,他的留學歸國的學生又將他的糧食裝船運走,又換來一隻白熾燈泡。除此之外,還附帶奉送了一張報紙。華夏秀才安裝好那隻白熾燈泡之後,就迫不及待地學習那張報紙。 報紙的頭版說:“歐洲人是上帝優選的種族,他們信仰上帝又從上帝那裡獲得更多的恩寵。” 華夏秀才一拍大腿,喃喃有聲:“難怪是他們搶劫我們,而不是我們搶劫他們,終於恍然大悟了!” 報紙的二版說:“上帝創造了劣等的民族,他們不僅無能,而且無恥。他們智力與體力上都有缺陷與疾病,道德政治上也墮落混亂。” 華夏秀才拍着大腿說:“就是就是,要不然怎麼高科技產品都是西方人做出來的。” 報紙的三版說:“非洲人乃是像動物一樣的野蠻人,中國和印度雖然有自己那種病態的、邪惡的文明,但早已喪失了生命力。他們停滯在黑暗的泥濘中,與非洲的原始部落一樣,等待歐洲文明的救贖。” 華夏秀才拍着大腿,若有所思地說:“難怪我們的私有製發展這麼慢!” 報紙的四版說:“中國是專制下的貧困與混亂,印度是民主下的貧困與混亂。中國是無信仰的邪惡,中東是有信仰的邪惡。” 華夏秀才激動得站立起來,極其嚴肅地說:“高屋建瓴哪!我再也坐不住了,跟着那個偉大種族邁入全球化,這才是唯一的康莊大道!” 華夏秀才收好報紙,激動地對昔日的學生說:“多麼偉大的種族,多麼偉大的文化,我當年毅然決然拋開四書五經是對的,我讓你們全盤西化是對的。今天,我們的民族不但也能用上白熾燈這種高科技產品,還能跟他們高貴的種族一起進入全球化,這是多麼翻天覆地的變化啊!明年不是哥倫布到美洲傳播文明五百一十八周年、喬治到咱們家傳播文明一百五十周年?這可是促進全球化的重大歷史事件,咱們一定要殺豬宰羊隆重慶祝。你們跟他們聯繫多,能不能幫我請來喬治的後代給慶祝會剪彩?” 華夏秀才就這樣按照西方人建構的“世界圖式”進行了文化轉型,至於按照西方人建構的“社會圖式”進行轉型,雖然一直在努力,卻無明顯效果。 一個孔孟之途,就這樣被一群留學生及其背後的殖民文化改造為洋奴。我們都認為洋奴一定比孔孟之徒好,因為我們認為洋種族比孔孟種族高貴。 作為對民族前途富有責任感的一代精英人物,面對中華民族如此密集的失敗,內心的焦慮與緊張正在日積月累。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引發精神的爆炸和崩潰是不足為奇的。他們在這樣緊張的心態中為苦難的民族尋找出路、制定起死回生的方案,那思路難免溢出常軌、違背常情,難免使出一些險招、歪招。 (圖片轉自方心田先生的新浪博客)在描述五四一代精神崩潰的悲劇之前,如果不對那一代精英人物拯救國家、振興民族的偉大激情和良苦用心表示尊敬和理解,那就未免有失恭敬。實際上,像戊戌維新一代精英人物一樣,五四一代精英人物也有自己的戰略思想,他們顯然是企圖用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方法,激發國人拋棄自己的文化,以求在西方化的道路上起死回生。就此而言,陳獨秀、蔡元培、胡適、魯迅等五四文化領袖,就是引領中華民族死裡逃生的偉大民族英雄,他們跟那些為了捍衛民族生存權而血戰沙場、英勇獻身的關天培、鄧世昌、張自忠等等民族英雄一樣偉大,一樣可歌可泣。而且,他們在輸入西方優秀文化方面,也確實大有功勳。他們引進西方精英群體所建構的“社會圖式”,以此作為重建中國社會的模範,讓民主、平等、自由、人權的“現代性”理念,全面進入中國的話語體系。這些文化財富,為日後中西融合的文化發展提供了基本元素。這都是五四一代精英人物的歷史性貢獻。但是,五四精英群體當年文化選擇的姿態,以及盡棄傳統、全盤西化的理由,值得反思之處甚多。事實上,他們的選擇所起的歷史作用,很難說全是正面的。當時以為這種激越的、激進的姿態有利於民族死裡逃生,細考五四以來中國精神文化發展的歷程,也許可以說,中國在擺脫殖民統治的過程中,一面努力掙脫了奴隸身份,一面則主動地鑽進了精神奴隸的牢籠。五四新文化運動並沒有創造新文化,只是簡單地以西方文化為新文化。這場運動的結果就是,用西方文化給這個民族洗腦,最後終於引領這個民族意氣風發地奔向西方文化之精神奴隸的牢籠。五四精英群體之所以犯下這樣的錯誤,跟他們的精神崩潰密切相關。他們本不是以融會中西的從容心態發起這場運動的。在他們登上歷史舞台之前,戊戌變法失敗了,甲午海戰失敗了,君主立憲不過是一場騙局,辛亥革命也沒革出個好結果,還有袁世凱稱帝,還有張勳復辟。作為對民族前途富有責任感的一代精英人物,面對中華民族如此密集的失敗,內心的焦慮與緊張正在日積月累。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引發精神的爆炸和崩潰是不足為奇的。他們在這樣緊張的心態中為苦難的民族尋找出路、制定起死回生的方案,那思路難免溢出常軌、違背常情,難免使出一些險招、歪招。那個以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為旗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是一代精英在精神崩潰之後,使出的一些溢出常軌、違背常情的險招和歪招。 他們的精神崩潰,跟他們心中中國文化的崩潰,是互為表里的最簡明、最準確地指出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背景的,是魯迅的一句話。1925年盛夏,魯迅在《忽然想到》第十一節第八條寫道:“中國的精神文明,早被槍炮打敗了,經過了許多經驗,已經要證明所有的還是一無所有。”(魯迅《華蓋集·忽然想到》,《魯迅全集》第三卷96頁,人民文化出版社1981年出版) 魯迅的意思是,五四之所以那麼激烈地鄙棄傳統文化,就因為我們被殖民者的槍炮打敗了。這種文化無法組織我們進行自救,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這種古老文明儘是糟粕,唯應棄之如敝屣。魯迅的判斷是否有依據,這種思路是否具有正常的邏輯、正常的判斷?這就好比一個秀才被強盜打劫,秀才劫後餘生,卻將自己被打劫的原因描述為自己所學過的詩書文章。實際上,那幫強盜打劫過所有的人,有文化的沒文化的,俗文化的雅文化的,甲文化的乙文化的,只要有人動手打劫,無論你持有什麼文化都只能有一個相同的結果:失敗。猶太民族是創立基督教的民族,可是他們在基督教國家的圍剿中,接近種族滅絕。德國跟英美聯盟不是同一個文化體系嗎?可是德國在英美聯盟的共同打劫中,一次又一次失敗。將中國的失敗歸結為文化,跟那位秀才的看法一樣,沒有起碼的依據。 在精神崩潰之中,那一代人就中西文化關系所作出的判斷,就中國文化前途及民族前途所作出的設計,都是不符合正常邏輯的。他們拋棄了維新一代中西融匯、兼收並蓄的文化思想,而是將中西文化完全對立起來,極其極端地排斥一種、膜拜另一種。陳獨秀認為:“無論政治學術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國的法子,絕對是兩樣,斷斷不可調和牽就的。這兩樣孰好孰歹,是另外一個問題,現在不必議論;但或是仍舊用中國的老法子,或是改用西洋的新法子,這個國是,不可不首先決定。若是決計守舊,一切都應該採用中國的老法子,不必白費金錢派什麼留學生,辦什麼學校,來研究西洋學問。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採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麼國粹,什麼國情的鬼話來搗亂。……我敢說:守舊或革新的國是,倘不早早決定,政治上社會上的矛盾,紊亂,退化,終久不可挽回!”(陳獨秀《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獨秀文存選》91頁,貴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陳獨秀的想法, 那個以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為旗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是一代精英在精神崩潰之後,使出的一些溢出常軌、違背常情的險招和歪招。 他們的精神崩潰,跟他們心中中國文化的崩潰,是互為表里的 最簡明、最準確地指出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背景的,是魯迅的一句話。堵住了中西兼容的發展之路,將中華民族的文化選擇逼到了一個非此即彼的境地。他的真實意思,實際上並沒有兩種選擇,而只有一種選擇,那就是對於“西洋”的選擇。像陳獨秀一樣,胡適也是把是否能夠複製西方的道路,看作關繫到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決定性因素。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退潮以後,胡適雖然在學術上很重視中國文化的資源,甚至曾經致力於整理國故的學術工程。但在文化價值的選擇上,他依然是着力強調必須揚棄本土文化,義無反顧地實行西化。他說:“我們如果還想把這個國家整頓起來,如果還希望這個民族在世界上占一個地位,——只有一條生路,就是我們自己要認錯。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文存·四》459頁,黃山書社1996年出版) 無論是陳獨秀、胡適,還是魯迅,他們在主張西化的時候,顯然已經全盤接受了西方人建構的世界圖式,而且把自己和自己的民族牢牢地安置在那個世界圖式中愚昧、卑賤的位置上。他們接受這種思想當然極不樂意,甚至充滿了屈辱感,但是他們大多數時候,是以強烈的自虐傾向來發泄那種屈辱感的。“百事不如人”的判斷昭示了自虐的程度有多深,當然,也昭示了屈辱的程度有多深。此後魯迅一輩子堅持不懈地進行國民性批判,實際上就是自虐心理的持久的表現和發泄。 精神崩潰是危機導致的創傷,崩潰之後以漫長的、持久的精神自虐來修復創傷,無法起到療救作用,只會讓自己的精神病症狀日益加深,最終病入膏肓。這種病的名字,叫做洋奴比較合適。以這樣的病狀引領一個民族前行,一定會走出一些本來不該出現的悲慘結局。還拿那個秀才遭劫的故事打個比方。 那個姓華夏的秀才,在村里辦私塾辦了半輩子。一天他正坐在家裡吃飯,忽然一夥隆鼻深目的強盜衝進來,一頓猛打,全家人都受傷趴下了。強盜從容地把他家的飯吃個精光,一邊吃一邊數落他們的道德缺陷和孔孟之道的虛偽,也就是進行國民性批判,臨走還把他們家洗劫一空。強盜走後,秀才痛定思痛,將他們挨打、受劫掠的原因歸結為自己滿腹詩書,歸結為融進生命的孔孟之道。為了洗雪此等恥辱,遠離此等厄運,他從此不讀書,不教書,社會行為也故意與孔孟之道相背離。秀才的思路有道理嗎?他被劫掠是因為他滿腹詩書嗎?是因為他知書識禮嗎?難道他如果是個不識字的農夫就不會遭搶劫嗎?我真想有機會告訴魯迅先生,美洲大陸的印第安人、澳洲大陸的全部原住民,他們不但不識字,這些民族根本還沒有文字。可是他們所遭遇的劫掠比我們嚴重萬倍。他們基本上種族滅絕,他們的家園全部變成了殖民者的樂園。我們再接着講那個華夏秀才的故事。他關閉私塾之後,改行了,全家人勤勤懇懇種地,兼營手工業製造,諸如織布、編竹籃等等。二十年間果然發家致富,成為一方富豪。 這時候,那幫強盜也不再上門打劫了,他們坐在家裡製造全球化的意識形態,告訴全世界的居民,手工布不好,現在的時尚是機織布,竹籃不好,現在的時尚是塑料桶。不發達國家的國王和政府都不好,現在的時尚是服從全球化球長的領導。全世界的人都接受了全球化的意識形態,華夏秀才的竹籃子、手工布全都賣不出去,他只留下一點自家使用,其他全都一把火燒了。 這時他原先的學生全都留洋回國,一看昔日的老師還穿着土布衣服,師母還提着竹籃子去池塘邊洗菜,他們說這也太落後了。我們現在進步了,不能讓老師這麼跟不上時代。他們給老師送來洋布衣服和塑料桶。華夏秀才對這些東西喜歡得不得了,高興地說:“到底是高級種族,造出的東西就是不一樣。” 華夏秀才為了趕上時尚,乾脆把留作家用的土布和竹籃子也一把火燒了,自家也全都穿上了洋布、用上了塑料桶。 至於那囤積的糧食,學生告訴他,現在都全球化了,那伙強盜已經改邪歸正,正在做全球化的球長,他們說糧食根本不值錢,還占用倉庫空間。華夏秀才說,那就讓它們去占用外國人的倉庫吧,說完狡黠地笑了起來。他的學生幫他將糧食裝上萬噸輪,全部送給了全球化的球長。球長說,那個死鄉巴佬,給他支票也沒用,我給他實物吧,這個老朽逼得我倒退一千年,做起實物貿易了。 球長遞過來一隻白熾燈泡,說:“節能燈,高科技產品!” 然後拿出十隻白熾燈交給那幾個說洋語的送糧人。 華夏秀才用上了白熾燈泡,激動不已。他說,要是當年他們沒來我家搶劫,他怎會知道我還用着菜油燈,他要是不知道我還用着菜油燈,他怎會給我送來白熾燈?搶劫有功,搶劫有功。從此以後,老秀才家裡每年召開一次遭遇搶劫慶祝會,許多跟老秀才觀點一致的人,紛紛在白熾燈的光輝里發表演講,感謝搶劫者1925年盛夏,魯迅在《忽然想到》第十一節第八條寫道:“中國的精神文明,早被槍炮打敗了,經過了許多經驗,已經要證明所有的還是一無所有。”(魯迅《華蓋集·忽然想到》,《魯迅全集》第三卷96堵住了中西兼容的發展之路,將中華民族的文化選擇逼到了一個非此即彼的境地。他的真實意思,實際上並沒有兩種選擇,而只有一種選擇,那就是對於“西洋”的選擇。像陳獨秀一樣,胡適也是把是否能夠複製西方的道路,看作關繫到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決定性因素。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退潮以後,胡適雖然在學術上很重視中國文化的資源,甚至曾經致力於整理國故的學術工程。但在文化價值的選擇上,他依然是着力強調必須揚棄本土文化,義無反顧地實行西化。他說:“我們如果還想把這個國家整頓起來,如果還希望這個民族在世界上占一個地位,——只有一條生路,就是我們自己要認錯。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文存·四》459頁,黃山書社1996年出版) 無論是陳獨秀、胡適,還是魯迅,他們在主張西化的時候,顯然已經全盤接受了西方人建構的世界圖式,而且把自己和自己的民族牢牢地安置在那個世界圖式中愚昧、卑賤的位置上。他們接受這種思想當然極不樂意,甚至充滿了屈辱感,但是他們大多數時候,是以強烈的自虐傾向來發泄那種屈辱感的。“百事不如人”的判斷昭示了自虐的程度有多深,當然,也昭示了屈辱的程度有多深。此後魯迅一輩子堅持不懈地進行國民性批判,實際上就是自虐心理的持久的表現和發泄。 精神崩潰是危機導致的創傷,崩潰之後以漫長的、持久的精神自虐來修復創傷,無法起到療救作用,只會讓自己的精神病症狀日益加深,最終病入膏肓。這種病的名字,叫做洋奴比較合適。以這樣的病狀引領一個民族前行,一定會走出一些本來不該出現的悲慘結局。還拿那個秀才遭劫的故事打個比方。 那個姓華夏的秀才,在村里辦私塾辦了半輩子。一天他正坐在家裡吃飯,忽然一夥隆鼻深目的強盜衝進來,一頓猛打,全家人都受傷趴下了。強盜從容地把他家的飯吃個精光,一邊吃一邊數落他們的道德缺陷和孔孟之道的虛偽,也就是進行國民性批判,臨走還把他們家洗劫一空。強盜走後,秀才痛定思痛,將他們挨打、受劫掠的原因歸結為自己滿腹詩書,歸結為融進生命的孔孟之道。為了洗雪此等恥辱,遠離此等厄運,他從此不讀書,不教書,社會行為也故意與孔孟之道相背離。秀才的思路有道理嗎?他被劫掠是因為他滿腹詩書嗎?是因為他知書識禮嗎?難道他如果是個不識字的農夫就不會遭搶劫嗎?我真想有機會告訴魯迅先生,美洲大陸的印第安人、澳洲大陸的全部原住民,他們不但不識字,這些民族根本還沒有文字。可是他們所遭遇的劫掠比我們嚴重萬倍。他們基本上種族滅絕,他們的家園全部變成了殖民者的樂園。我們再接着講那個華夏秀才的故事。他關閉私塾之後,改行了,全家人勤勤懇懇種地,兼營手工業製造,諸如織布、編竹籃等等。二十年間果然發家致富,成為一方富豪。 這時候,那幫強盜也不再上門打劫了,他們坐在家裡製造全球化的意識形態,告訴全世界的居民,手工布不好,現在的時尚是機織布,竹籃不好,現在的時尚是塑料桶。不發達國家的國王和政府都不好,現在的時尚是服從全球化球長的領導。全世界的人都接受了全球化的意識形態,華夏秀才的竹籃子、手工布全都賣不出去,他只留下一點自家使用,其他全都一把火燒了。 這時他原先的學生全都留洋回國,一看昔日的老師還穿着土布衣服,師母還提着竹籃子去池塘邊洗菜,他們說這也太落後了。我們現在進步了,不能讓老師這麼跟不上時代。他們給老師送來洋布衣服和塑料桶。華夏秀才對這些東西喜歡得不得了,高興地說:“到底是高級種族,造出的東西就是不一樣。” 華夏秀才為了趕上時尚,乾脆把留作家用的土布和竹籃子也一把火燒了,自家也全都穿上了洋布、用上了塑料桶。 至於那囤積的糧食,學生告訴他,現在都全球化了,那伙強盜已經改邪歸正,正在做全球化的球長,他們說糧食根本不值錢,還占用倉庫空間。華夏秀才說,那就讓它們去占用外國人的倉庫吧,說完狡黠地笑了起來。他的學生幫他將糧食裝上萬噸輪,全部送給了全球化的球長。球長說,那個死鄉巴佬,給他支票也沒用,我給他實物吧,這個老朽逼得我倒退一千年,做起實物貿易了。 球長遞過來一隻白熾燈泡,說:“節能燈,高科技產品!” 然後拿出十隻白熾燈交給那幾個說洋語的送糧人。 華夏秀才用上了白熾燈泡,激動不已。他說,要是當年他們沒來我家搶劫,他怎會知道我還用着菜油燈,他要是不知道我還用着菜油燈,他怎會給我送來白熾燈?搶劫有功,搶劫有功。從此以後,老秀才家裡每年召開一次遭遇搶劫慶祝會,許多跟老秀才觀點一致的人,紛紛在白熾燈的光輝里發表演講,感謝搶劫者頁,人民文化出版社1981年出版) 魯迅的意思是,五四之所以那麼激烈地鄙棄傳統文化,就因為我們被殖民者的槍炮打敗了。這種文化無法組織我們進行自救,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這種古老文明儘是糟粕,唯應棄之如敝屣。 魯迅的判斷是否有依據,這種思路是否具有正常的邏輯、正常的判斷?這就好比一個秀才被強盜打劫,秀才劫後餘生,卻將自己被打劫的原因描述為自己所學過的詩書文章。實際上,那幫強盜打劫過所有的人,有文化的沒文化的,俗文化的雅文化的,甲文化的乙文化的,只要有人動手打劫,無論你持有什麼文化都只能有一個相同的結果:失敗。猶太民族是創立基督教的民族,可是他們在基督教國家的圍剿中,接近種族滅絕。德國跟英美聯盟不是同一個文化體系嗎?可是德國在英美聯盟的共同打劫中,一次又一次失敗。 將中國的失敗歸結為文化,跟那位秀才的看法一樣,沒有起碼的依據。 給我們送來了光明。 有一個秀才說,昨天晚上,我在白熾燈下看一個美國傳教士寫的殺義和團的故事,真是殺得過癮!並且感慨道:“在美國人的燈泡下,讀着美國人寫的書,沒想到老夫也能過上這樣的美滿生活。” 學生們告訴秀才,這個白熾燈的使用壽命只有一年,你要想明年還能用上白熾燈,就還得種糧跟他們換。於是華夏秀才組織全家拼命種糧,第二年,他的留學歸國的學生又將他的糧食裝船運走,又換來一隻白熾燈泡。除此之外,還附帶奉送了一張報紙。華夏秀才安裝好那隻白熾燈泡之後,就迫不及待地學習那張報紙。 報紙的頭版說:“歐洲人是上帝優選的種族,他們信仰上帝又從上帝那裡獲得更多的恩寵。” 華夏秀才一拍大腿,喃喃有聲:“難怪是他們搶劫我們,而不是我們搶劫他們,終於恍然大悟了!” 報紙的二版說:“上帝創造了劣等的民族,他們不僅無能,而且無恥。他們智力與體力上都有缺陷與疾病,道德政治上也墮落混亂。” 華夏秀才拍着大腿說:“就是就是,要不然怎麼高科技產品都是西方人做出來的。” 報紙的三版說:“非洲人乃是像動物一樣的野蠻人,中國和印度雖然有自己那種病態的、邪惡的文明,但早已喪失了生命力。他們停滯在黑暗的泥濘中,與非洲的原始部落一樣,等待歐洲文明的救贖。” 華夏秀才拍着大腿,若有所思地說:“難怪我們的私有製發展這麼慢!” 報紙的四版說:“中國是專制下的貧困與混亂,印度是民主下的貧困與混亂。中國是無信仰的邪惡,中東是有信仰的邪惡。” 華夏秀才激動得站立起來,極其嚴肅地說:“高屋建瓴哪!我再也坐不住了,跟着那個偉大種族邁入全球化,這才是唯一的康莊大道!” 華夏秀才收好報紙,激動地對昔日的學生說:“多麼偉大的種族,多麼偉大的文化,我當年毅然決然拋開四書五經是對的,我讓你們全盤西化是對的。今天,我們的民族不但也能用上白熾燈這種高科技產品,還能跟他們高貴的種族一起進入全球化,這是多麼翻天覆地的變化啊!明年不是哥倫布到美洲傳播文明五百一十八周年、喬治到咱們家傳播文明一百五十周年?這可是促進全球化的重大歷史事件,咱們一定要殺豬宰羊隆重慶祝。你們跟他們聯繫多,能不能幫我請來喬治的後代給慶祝會剪彩?” 華夏秀才就這樣按照西方人建構的“世界圖式”進行了文化轉型,至於按照西方人建構的“社會圖式”進行轉型,雖然一直在努力,卻無明顯效果。 一個孔孟之途,就這樣被一群留學生及其背後的殖民文化改造為洋奴。我們都認為洋奴一定比孔孟之徒好,因為我們認為洋種族比孔孟種族高貴。 在精神崩潰之中,那一代人就中西文化關系所作出的判斷,就中國文化前途及民族前途所作出的設計,都是不符合正常邏輯的。 (圖片轉自方心田先生的新浪博客)在描述五四一代精神崩潰的悲劇之前,如果不對那一代精英人物拯救國家、振興民族的偉大激情和良苦用心表示尊敬和理解,那就未免有失恭敬。實際上,像戊戌維新一代精英人物一樣,五四一代精英人物也有自己的戰略思想,他們顯然是企圖用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方法,激發國人拋棄自己的文化,以求在西方化的道路上起死回生。就此而言,陳獨秀、蔡元培、胡適、魯迅等五四文化領袖,就是引領中華民族死裡逃生的偉大民族英雄,他們跟那些為了捍衛民族生存權而血戰沙場、英勇獻身的關天培、鄧世昌、張自忠等等民族英雄一樣偉大,一樣可歌可泣。而且,他們在輸入西方優秀文化方面,也確實大有功勳。他們引進西方精英群體所建構的“社會圖式”,以此作為重建中國社會的模範,讓民主、平等、自由、人權的“現代性”理念,全面進入中國的話語體系。這些文化財富,為日後中西融合的文化發展提供了基本元素。這都是五四一代精英人物的歷史性貢獻。但是,五四精英群體當年文化選擇的姿態,以及盡棄傳統、全盤西化的理由,值得反思之處甚多。事實上,他們的選擇所起的歷史作用,很難說全是正面的。當時以為這種激越的、激進的姿態有利於民族死裡逃生,細考五四以來中國精神文化發展的歷程,也許可以說,中國在擺脫殖民統治的過程中,一面努力掙脫了奴隸身份,一面則主動地鑽進了精神奴隸的牢籠。五四新文化運動並沒有創造新文化,只是簡單地以西方文化為新文化。這場運動的結果就是,用西方文化給這個民族洗腦,最後終於引領這個民族意氣風發地奔向西方文化之精神奴隸的牢籠。五四精英群體之所以犯下這樣的錯誤,跟他們的精神崩潰密切相關。他們本不是以融會中西的從容心態發起這場運動的。在他們登上歷史舞台之前,戊戌變法失敗了,甲午海戰失敗了,君主立憲不過是一場騙局,辛亥革命也沒革出個好結果,還有袁世凱稱帝,還有張勳復辟。作為對民族前途富有責任感的一代精英人物,面對中華民族如此密集的失敗,內心的焦慮與緊張正在日積月累。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引發精神的爆炸和崩潰是不足為奇的。他們在這樣緊張的心態中為苦難的民族尋找出路、制定起死回生的方案,那思路難免溢出常軌、違背常情,難免使出一些險招、歪招。那個以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為旗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是一代精英在精神崩潰之後,使出的一些溢出常軌、違背常情的險招和歪招。 他們的精神崩潰,跟他們心中中國文化的崩潰,是互為表里的最簡明、最準確地指出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背景的,是魯迅的一句話。1925年盛夏,魯迅在《忽然想到》第十一節第八條寫道:“中國的精神文明,早被槍炮打敗了,經過了許多經驗,已經要證明所有的還是一無所有。”(魯迅《華蓋集·忽然想到》,《魯迅全集》第三卷96頁,人民文化出版社1981年出版) 魯迅的意思是,五四之所以那麼激烈地鄙棄傳統文化,就因為我們被殖民者的槍炮打敗了。這種文化無法組織我們進行自救,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這種古老文明儘是糟粕,唯應棄之如敝屣。魯迅的判斷是否有依據,這種思路是否具有正常的邏輯、正常的判斷?這就好比一個秀才被強盜打劫,秀才劫後餘生,卻將自己被打劫的原因描述為自己所學過的詩書文章。實際上,那幫強盜打劫過所有的人,有文化的沒文化的,俗文化的雅文化的,甲文化的乙文化的,只要有人動手打劫,無論你持有什麼文化都只能有一個相同的結果:失敗。猶太民族是創立基督教的民族,可是他們在基督教國家的圍剿中,接近種族滅絕。德國跟英美聯盟不是同一個文化體系嗎?可是德國在英美聯盟的共同打劫中,一次又一次失敗。將中國的失敗歸結為文化,跟那位秀才的看法一樣,沒有起碼的依據。 在精神崩潰之中,那一代人就中西文化關系所作出的判斷,就中國文化前途及民族前途所作出的設計,都是不符合正常邏輯的。他們拋棄了維新一代中西融匯、兼收並蓄的文化思想,而是將中西文化完全對立起來,極其極端地排斥一種、膜拜另一種。陳獨秀認為:“無論政治學術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國的法子,絕對是兩樣,斷斷不可調和牽就的。這兩樣孰好孰歹,是另外一個問題,現在不必議論;但或是仍舊用中國的老法子,或是改用西洋的新法子,這個國是,不可不首先決定。若是決計守舊,一切都應該採用中國的老法子,不必白費金錢派什麼留學生,辦什麼學校,來研究西洋學問。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採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麼國粹,什麼國情的鬼話來搗亂。……我敢說:守舊或革新的國是,倘不早早決定,政治上社會上的矛盾,紊亂,退化,終久不可挽回!”(陳獨秀《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獨秀文存選》91頁,貴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陳獨秀的想法, 他們拋棄了維新一代中西融匯、兼收並蓄的文化思想,而是將中西文化完全對立起來,極其極端地排斥一種、膜拜另一種。陳獨秀認為:“無論政治學術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國的法子,絕對是兩樣,斷斷不可調和牽就的。這兩樣孰好孰歹,是另外一個問題,現在不必議論;但或是仍舊用中國的老法子,或是改用西洋的新法子,這個國是,不可不首先決定。若是決計守舊,一切都應該採用中國的老法子,不必白費金錢派什麼留學生,辦什麼學校,來研究西洋學問。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採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麼國粹,什麼國情的鬼話來搗亂。……我敢說:守舊或革新的國是,倘不早早決定,政治上社會上的矛盾,紊亂,退化,終久不可挽回!”(陳獨秀《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獨秀文存選》91頁,貴州教育出版社 (圖片轉自方心田先生的新浪博客) 在描述五四一代精神崩潰的悲劇之前,如果不對那一代精英人物拯救國家、振興民族的偉大激情和良苦用心表示尊敬和理解,那就未免有失恭敬。實際上,像戊戌維新一代精英人物一樣,五四一代精英人物也有自己的戰略思想,他們顯然是企圖用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方法,激發國人拋棄自己的文化,以求在西方化的道路上起死回生。就此而言,陳獨秀、蔡元培、胡適、魯迅等五四文化領袖,就是引領中華民族死裡逃生的偉大民族英雄,他們跟那些為了捍衛民族生存權而血戰沙場、英勇獻身的關天培、鄧世昌、張自忠等等民族英雄一樣偉大,一樣可歌可泣。而且,他們在輸入西方優秀文化方面,也確實大有功勳。他們引進西方精英群體所建構的“社會圖式”,以此作為重建中國社會的模範,讓民主、平等、自由、人權的“現代性”理念,全面進入中國的話語體系。這些文化財富,為日後中西融合的文化發展提供了基本元素。這都是五四一代精英人物的歷史性貢獻。但是,五四精英群體當年文化選擇的姿態,以及盡棄傳統、全盤西化的理由,值得反思之處甚多。事實上,他們的選擇所起的歷史作用,很難說全是正面的。當時以為這種激越的、激進的姿態有利於民族死裡逃生,細考五四以來中國精神文化發展的歷程,也許可以說,中國在擺脫殖民統治的過程中,一面努力掙脫了奴隸身份,一面則主動地鑽進了精神奴隸的牢籠。五四新文化運動並沒有創造新文化,只是簡單地以西方文化為新文化。這場運動的結果就是,用西方文化給這個民族洗腦,最後終於引領這個民族意氣風發地奔向西方文化之精神奴隸的牢籠。五四精英群體之所以犯下這樣的錯誤,跟他們的精神崩潰密切相關。他們本不是以融會中西的從容心態發起這場運動的。在他們登上歷史舞台之前,戊戌變法失敗了,甲午海戰失敗了,君主立憲不過是一場騙局,辛亥革命也沒革出個好結果,還有袁世凱稱帝,還有張勳復辟。作為對民族前途富有責任感的一代精英人物,面對中華民族如此密集的失敗,內心的焦慮與緊張正在日積月累。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引發精神的爆炸和崩潰是不足為奇的。他們在這樣緊張的心態中為苦難的民族尋找出路、制定起死回生的方案,那思路難免溢出常軌、違背常情,難免使出一些險招、歪招。那個以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為旗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是一代精英在精神崩潰之後,使出的一些溢出常軌、違背常情的險招和歪招。 他們的精神崩潰,跟他們心中中國文化的崩潰,是互為表里的最簡明、最準確地指出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背景的,是魯迅的一句話。1925年盛夏,魯迅在《忽然想到》第十一節第八條寫道:“中國的精神文明,早被槍炮打敗了,經過了許多經驗,已經要證明所有的還是一無所有。”(魯迅《華蓋集·忽然想到》,《魯迅全集》第三卷96頁,人民文化出版社1981年出版) 魯迅的意思是,五四之所以那麼激烈地鄙棄傳統文化,就因為我們被殖民者的槍炮打敗了。這種文化無法組織我們進行自救,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這種古老文明儘是糟粕,唯應棄之如敝屣。魯迅的判斷是否有依據,這種思路是否具有正常的邏輯、正常的判斷?這就好比一個秀才被強盜打劫,秀才劫後餘生,卻將自己被打劫的原因描述為自己所學過的詩書文章。實際上,那幫強盜打劫過所有的人,有文化的沒文化的,俗文化的雅文化的,甲文化的乙文化的,只要有人動手打劫,無論你持有什麼文化都只能有一個相同的結果:失敗。猶太民族是創立基督教的民族,可是他們在基督教國家的圍剿中,接近種族滅絕。德國跟英美聯盟不是同一個文化體系嗎?可是德國在英美聯盟的共同打劫中,一次又一次失敗。將中國的失敗歸結為文化,跟那位秀才的看法一樣,沒有起碼的依據。 在精神崩潰之中,那一代人就中西文化關系所作出的判斷,就中國文化前途及民族前途所作出的設計,都是不符合正常邏輯的。他們拋棄了維新一代中西融匯、兼收並蓄的文化思想,而是將中西文化完全對立起來,極其極端地排斥一種、膜拜另一種。陳獨秀認為:“無論政治學術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國的法子,絕對是兩樣,斷斷不可調和牽就的。這兩樣孰好孰歹,是另外一個問題,現在不必議論;但或是仍舊用中國的老法子,或是改用西洋的新法子,這個國是,不可不首先決定。若是決計守舊,一切都應該採用中國的老法子,不必白費金錢派什麼留學生,辦什麼學校,來研究西洋學問。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採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麼國粹,什麼國情的鬼話來搗亂。……我敢說:守舊或革新的國是,倘不早早決定,政治上社會上的矛盾,紊亂,退化,終久不可挽回!”(陳獨秀《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獨秀文存選》91頁,貴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陳獨秀的想法,2005年出版) (圖片轉自方心田先生的新浪博客)在描述五四一代精神崩潰的悲劇之前,如果不對那一代精英人物拯救國家、振興民族的偉大激情和良苦用心表示尊敬和理解,那就未免有失恭敬。實際上,像戊戌維新一代精英人物一樣,五四一代精英人物也有自己的戰略思想,他們顯然是企圖用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方法,激發國人拋棄自己的文化,以求在西方化的道路上起死回生。就此而言,陳獨秀、蔡元培、胡適、魯迅等五四文化領袖,就是引領中華民族死裡逃生的偉大民族英雄,他們跟那些為了捍衛民族生存權而血戰沙場、英勇獻身的關天培、鄧世昌、張自忠等等民族英雄一樣偉大,一樣可歌可泣。而且,他們在輸入西方優秀文化方面,也確實大有功勳。他們引進西方精英群體所建構的“社會圖式”,以此作為重建中國社會的模範,讓民主、平等、自由、人權的“現代性”理念,全面進入中國的話語體系。這些文化財富,為日後中西融合的文化發展提供了基本元素。這都是五四一代精英人物的歷史性貢獻。但是,五四精英群體當年文化選擇的姿態,以及盡棄傳統、全盤西化的理由,值得反思之處甚多。事實上,他們的選擇所起的歷史作用,很難說全是正面的。當時以為這種激越的、激進的姿態有利於民族死裡逃生,細考五四以來中國精神文化發展的歷程,也許可以說,中國在擺脫殖民統治的過程中,一面努力掙脫了奴隸身份,一面則主動地鑽進了精神奴隸的牢籠。五四新文化運動並沒有創造新文化,只是簡單地以西方文化為新文化。這場運動的結果就是,用西方文化給這個民族洗腦,最後終於引領這個民族意氣風發地奔向西方文化之精神奴隸的牢籠。五四精英群體之所以犯下這樣的錯誤,跟他們的精神崩潰密切相關。他們本不是以融會中西的從容心態發起這場運動的。在他們登上歷史舞台之前,戊戌變法失敗了,甲午海戰失敗了,君主立憲不過是一場騙局,辛亥革命也沒革出個好結果,還有袁世凱稱帝,還有張勳復辟。作為對民族前途富有責任感的一代精英人物,面對中華民族如此密集的失敗,內心的焦慮與緊張正在日積月累。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引發精神的爆炸和崩潰是不足為奇的。他們在這樣緊張的心態中為苦難的民族尋找出路、制定起死回生的方案,那思路難免溢出常軌、違背常情,難免使出一些險招、歪招。那個以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為旗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是一代精英在精神崩潰之後,使出的一些溢出常軌、違背常情的險招和歪招。 他們的精神崩潰,跟他們心中中國文化的崩潰,是互為表里的最簡明、最準確地指出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背景的,是魯迅的一句話。1925年盛夏,魯迅在《忽然想到》第十一節第八條寫道:“中國的精神文明,早被槍炮打敗了,經過了許多經驗,已經要證明所有的還是一無所有。”(魯迅《華蓋集·忽然想到》,《魯迅全集》第三卷96頁,人民文化出版社1981年出版) 魯迅的意思是,五四之所以那麼激烈地鄙棄傳統文化,就因為我們被殖民者的槍炮打敗了。這種文化無法組織我們進行自救,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這種古老文明儘是糟粕,唯應棄之如敝屣。魯迅的判斷是否有依據,這種思路是否具有正常的邏輯、正常的判斷?這就好比一個秀才被強盜打劫,秀才劫後餘生,卻將自己被打劫的原因描述為自己所學過的詩書文章。實際上,那幫強盜打劫過所有的人,有文化的沒文化的,俗文化的雅文化的,甲文化的乙文化的,只要有人動手打劫,無論你持有什麼文化都只能有一個相同的結果:失敗。猶太民族是創立基督教的民族,可是他們在基督教國家的圍剿中,接近種族滅絕。德國跟英美聯盟不是同一個文化體系嗎?可是德國在英美聯盟的共同打劫中,一次又一次失敗。將中國的失敗歸結為文化,跟那位秀才的看法一樣,沒有起碼的依據。 在精神崩潰之中,那一代人就中西文化關系所作出的判斷,就中國文化前途及民族前途所作出的設計,都是不符合正常邏輯的。他們拋棄了維新一代中西融匯、兼收並蓄的文化思想,而是將中西文化完全對立起來,極其極端地排斥一種、膜拜另一種。陳獨秀認為:“無論政治學術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國的法子,絕對是兩樣,斷斷不可調和牽就的。這兩樣孰好孰歹,是另外一個問題,現在不必議論;但或是仍舊用中國的老法子,或是改用西洋的新法子,這個國是,不可不首先決定。若是決計守舊,一切都應該採用中國的老法子,不必白費金錢派什麼留學生,辦什麼學校,來研究西洋學問。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採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麼國粹,什麼國情的鬼話來搗亂。……我敢說:守舊或革新的國是,倘不早早決定,政治上社會上的矛盾,紊亂,退化,終久不可挽回!”(陳獨秀《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獨秀文存選》91頁,貴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陳獨秀的想法, 陳獨秀的想法,堵住了中西兼容的發展之路,將中華民族的文化選擇逼到了一個非此即彼的境地。他的真實意思,實際上並沒有兩種選擇,而只有一種選擇,那就是對於“西洋”的選擇。 像陳獨秀一樣,胡適也是把是否能夠複製西方的道路,看作關繫到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決定性因素。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退潮以後,胡適雖然在學術上很重視中國文化的資源,甚至曾經致力於整理國故的學術工程。但在文化價值的選擇上,他依然是着力強調必須揚棄本土文化,義無反顧地實行西化。他說:“我們如果還想把這個國家整頓起來,如果還希望這個民族在世界上占一個地位,——只有一條生路,就是我們自己要認錯。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文存·四》459頁,黃山書社1996年出版) 堵住了中西兼容的發展之路,將中華民族的文化選擇逼到了一個非此即彼的境地。他的真實意思,實際上並沒有兩種選擇,而只有一種選擇,那就是對於“西洋”的選擇。像陳獨秀一樣,胡適也是把是否能夠複製西方的道路,看作關繫到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決定性因素。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退潮以後,胡適雖然在學術上很重視中國文化的資源,甚至曾經致力於整理國故的學術工程。但在文化價值的選擇上,他依然是着力強調必須揚棄本土文化,義無反顧地實行西化。他說:“我們如果還想把這個國家整頓起來,如果還希望這個民族在世界上占一個地位,——只有一條生路,就是我們自己要認錯。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文存·四》459頁,黃山書社1996年出版) 無論是陳獨秀、胡適,還是魯迅,他們在主張西化的時候,顯然已經全盤接受了西方人建構的世界圖式,而且把自己和自己的民族牢牢地安置在那個世界圖式中愚昧、卑賤的位置上。他們接受這種思想當然極不樂意,甚至充滿了屈辱感,但是他們大多數時候,是以強烈的自虐傾向來發泄那種屈辱感的。“百事不如人”的判斷昭示了自虐的程度有多深,當然,也昭示了屈辱的程度有多深。此後魯迅一輩子堅持不懈地進行國民性批判,實際上就是自虐心理的持久的表現和發泄。 精神崩潰是危機導致的創傷,崩潰之後以漫長的、持久的精神自虐來修復創傷,無法起到療救作用,只會讓自己的精神病症狀日益加深,最終病入膏肓。這種病的名字,叫做洋奴比較合適。以這樣的病狀引領一個民族前行,一定會走出一些本來不該出現的悲慘結局。還拿那個秀才遭劫的故事打個比方。 那個姓華夏的秀才,在村里辦私塾辦了半輩子。一天他正坐在家裡吃飯,忽然一夥隆鼻深目的強盜衝進來,一頓猛打,全家人都受傷趴下了。強盜從容地把他家的飯吃個精光,一邊吃一邊數落他們的道德缺陷和孔孟之道的虛偽,也就是進行國民性批判,臨走還把他們家洗劫一空。強盜走後,秀才痛定思痛,將他們挨打、受劫掠的原因歸結為自己滿腹詩書,歸結為融進生命的孔孟之道。為了洗雪此等恥辱,遠離此等厄運,他從此不讀書,不教書,社會行為也故意與孔孟之道相背離。秀才的思路有道理嗎?他被劫掠是因為他滿腹詩書嗎?是因為他知書識禮嗎?難道他如果是個不識字的農夫就不會遭搶劫嗎?我真想有機會告訴魯迅先生,美洲大陸的印第安人、澳洲大陸的全部原住民,他們不但不識字,這些民族根本還沒有文字。可是他們所遭遇的劫掠比我們嚴重萬倍。他們基本上種族滅絕,他們的家園全部變成了殖民者的樂園。我們再接着講那個華夏秀才的故事。他關閉私塾之後,改行了,全家人勤勤懇懇種地,兼營手工業製造,諸如織布、編竹籃等等。二十年間果然發家致富,成為一方富豪。 這時候,那幫強盜也不再上門打劫了,他們坐在家裡製造全球化的意識形態,告訴全世界的居民,手工布不好,現在的時尚是機織布,竹籃不好,現在的時尚是塑料桶。不發達國家的國王和政府都不好,現在的時尚是服從全球化球長的領導。全世界的人都接受了全球化的意識形態,華夏秀才的竹籃子、手工布全都賣不出去,他只留下一點自家使用,其他全都一把火燒了。 這時他原先的學生全都留洋回國,一看昔日的老師還穿着土布衣服,師母還提着竹籃子去池塘邊洗菜,他們說這也太落後了。我們現在進步了,不能讓老師這麼跟不上時代。他們給老師送來洋布衣服和塑料桶。華夏秀才對這些東西喜歡得不得了,高興地說:“到底是高級種族,造出的東西就是不一樣。” 華夏秀才為了趕上時尚,乾脆把留作家用的土布和竹籃子也一把火燒了,自家也全都穿上了洋布、用上了塑料桶。 至於那囤積的糧食,學生告訴他,現在都全球化了,那伙強盜已經改邪歸正,正在做全球化的球長,他們說糧食根本不值錢,還占用倉庫空間。華夏秀才說,那就讓它們去占用外國人的倉庫吧,說完狡黠地笑了起來。他的學生幫他將糧食裝上萬噸輪,全部送給了全球化的球長。球長說,那個死鄉巴佬,給他支票也沒用,我給他實物吧,這個老朽逼得我倒退一千年,做起實物貿易了。 球長遞過來一隻白熾燈泡,說:“節能燈,高科技產品!” 然後拿出十隻白熾燈交給那幾個說洋語的送糧人。 華夏秀才用上了白熾燈泡,激動不已。他說,要是當年他們沒來我家搶劫,他怎會知道我還用着菜油燈,他要是不知道我還用着菜油燈,他怎會給我送來白熾燈?搶劫有功,搶劫有功。從此以後,老秀才家裡每年召開一次遭遇搶劫慶祝會,許多跟老秀才觀點一致的人,紛紛在白熾燈的光輝里發表演講,感謝搶劫者 無論是陳獨秀、胡適,還是魯迅,他們在主張西化的時候,顯然已經全盤接受了西方人建構的世界圖式,而且把自己和自己的民族牢牢地安置在那個世界圖式中愚昧、卑賤的位置上。他們接受這種思想當然極不樂意,甚至充滿了屈辱感,但是他們大多數時候,是以強烈的自虐傾向來發泄那種屈辱感的。“百事不如人”的判斷昭示了自虐的程度有多深,當然,也昭示了屈辱的程度有多深。 給我們送來了光明。 有一個秀才說,昨天晚上,我在白熾燈下看一個美國傳教士寫的殺義和團的故事,真是殺得過癮!並且感慨道:“在美國人的燈泡下,讀着美國人寫的書,沒想到老夫也能過上這樣的美滿生活。” 學生們告訴秀才,這個白熾燈的使用壽命只有一年,你要想明年還能用上白熾燈,就還得種糧跟他們換。於是華夏秀才組織全家拼命種糧,第二年,他的留學歸國的學生又將他的糧食裝船運走,又換來一隻白熾燈泡。除此之外,還附帶奉送了一張報紙。華夏秀才安裝好那隻白熾燈泡之後,就迫不及待地學習那張報紙。 報紙的頭版說:“歐洲人是上帝優選的種族,他們信仰上帝又從上帝那裡獲得更多的恩寵。” 華夏秀才一拍大腿,喃喃有聲:“難怪是他們搶劫我們,而不是我們搶劫他們,終於恍然大悟了!” 報紙的二版說:“上帝創造了劣等的民族,他們不僅無能,而且無恥。他們智力與體力上都有缺陷與疾病,道德政治上也墮落混亂。” 華夏秀才拍着大腿說:“就是就是,要不然怎麼高科技產品都是西方人做出來的。” 報紙的三版說:“非洲人乃是像動物一樣的野蠻人,中國和印度雖然有自己那種病態的、邪惡的文明,但早已喪失了生命力。他們停滯在黑暗的泥濘中,與非洲的原始部落一樣,等待歐洲文明的救贖。” 華夏秀才拍着大腿,若有所思地說:“難怪我們的私有製發展這麼慢!” 報紙的四版說:“中國是專制下的貧困與混亂,印度是民主下的貧困與混亂。中國是無信仰的邪惡,中東是有信仰的邪惡。” 華夏秀才激動得站立起來,極其嚴肅地說:“高屋建瓴哪!我再也坐不住了,跟着那個偉大種族邁入全球化,這才是唯一的康莊大道!” 華夏秀才收好報紙,激動地對昔日的學生說:“多麼偉大的種族,多麼偉大的文化,我當年毅然決然拋開四書五經是對的,我讓你們全盤西化是對的。今天,我們的民族不但也能用上白熾燈這種高科技產品,還能跟他們高貴的種族一起進入全球化,這是多麼翻天覆地的變化啊!明年不是哥倫布到美洲傳播文明五百一十八周年、喬治到咱們家傳播文明一百五十周年?這可是促進全球化的重大歷史事件,咱們一定要殺豬宰羊隆重慶祝。你們跟他們聯繫多,能不能幫我請來喬治的後代給慶祝會剪彩?” 華夏秀才就這樣按照西方人建構的“世界圖式”進行了文化轉型,至於按照西方人建構的“社會圖式”進行轉型,雖然一直在努力,卻無明顯效果。 一個孔孟之途,就這樣被一群留學生及其背後的殖民文化改造為洋奴。我們都認為洋奴一定比孔孟之徒好,因為我們認為洋種族比孔孟種族高貴。 此後魯迅一輩子堅持不懈地進行國民性批判,實際上就是自虐心理的持久的表現和發泄。 給我們送來了光明。 有一個秀才說,昨天晚上,我在白熾燈下看一個美國傳教士寫的殺義和團的故事,真是殺得過癮!並且感慨道:“在美國人的燈泡下,讀着美國人寫的書,沒想到老夫也能過上這樣的美滿生活。” 學生們告訴秀才,這個白熾燈的使用壽命只有一年,你要想明年還能用上白熾燈,就還得種糧跟他們換。於是華夏秀才組織全家拼命種糧,第二年,他的留學歸國的學生又將他的糧食裝船運走,又換來一隻白熾燈泡。除此之外,還附帶奉送了一張報紙。華夏秀才安裝好那隻白熾燈泡之後,就迫不及待地學習那張報紙。 報紙的頭版說:“歐洲人是上帝優選的種族,他們信仰上帝又從上帝那裡獲得更多的恩寵。” 華夏秀才一拍大腿,喃喃有聲:“難怪是他們搶劫我們,而不是我們搶劫他們,終於恍然大悟了!” 報紙的二版說:“上帝創造了劣等的民族,他們不僅無能,而且無恥。他們智力與體力上都有缺陷與疾病,道德政治上也墮落混亂。” 華夏秀才拍着大腿說:“就是就是,要不然怎麼高科技產品都是西方人做出來的。” 報紙的三版說:“非洲人乃是像動物一樣的野蠻人,中國和印度雖然有自己那種病態的、邪惡的文明,但早已喪失了生命力。他們停滯在黑暗的泥濘中,與非洲的原始部落一樣,等待歐洲文明的救贖。” 華夏秀才拍着大腿,若有所思地說:“難怪我們的私有製發展這麼慢!” 報紙的四版說:“中國是專制下的貧困與混亂,印度是民主下的貧困與混亂。中國是無信仰的邪惡,中東是有信仰的邪惡。” 華夏秀才激動得站立起來,極其嚴肅地說:“高屋建瓴哪!我再也坐不住了,跟着那個偉大種族邁入全球化,這才是唯一的康莊大道!” 華夏秀才收好報紙,激動地對昔日的學生說:“多麼偉大的種族,多麼偉大的文化,我當年毅然決然拋開四書五經是對的,我讓你們全盤西化是對的。今天,我們的民族不但也能用上白熾燈這種高科技產品,還能跟他們高貴的種族一起進入全球化,這是多麼翻天覆地的變化啊!明年不是哥倫布到美洲傳播文明五百一十八周年、喬治到咱們家傳播文明一百五十周年?這可是促進全球化的重大歷史事件,咱們一定要殺豬宰羊隆重慶祝。你們跟他們聯繫多,能不能幫我請來喬治的後代給慶祝會剪彩?” 華夏秀才就這樣按照西方人建構的“世界圖式”進行了文化轉型,至於按照西方人建構的“社會圖式”進行轉型,雖然一直在努力,卻無明顯效果。 一個孔孟之途,就這樣被一群留學生及其背後的殖民文化改造為洋奴。我們都認為洋奴一定比孔孟之徒好,因為我們認為洋種族比孔孟種族高貴。 精神崩潰是危機導致的創傷,崩潰之後以漫長的、持久的精神自虐來修復創傷,無法起到療救作用,只會讓自己的精神病症狀日益加深,最終病入膏肓。這種病的名字,叫做洋奴比較合適。 以這樣的病狀引領一個民族前行,一定會走出一些本來不該出現的悲慘結局。還拿那個秀才遭劫的故事打個比方。 那個姓華夏的秀才,在村里辦私塾辦了半輩子。一天他正坐在家裡吃飯,忽然一夥隆鼻深目的強盜衝進來,一頓猛打,全家人都受傷趴下了。強盜從容地把他家的飯吃個精光,一邊吃一邊數落他們的道德缺陷和孔孟之道的虛偽,也就是進行國民性批判,臨走還把他們家洗劫一空。強盜走後,秀才痛定思痛,將他們挨打、受劫掠的原因歸結為自己滿腹詩書,歸結為融進生命的孔孟之道。為了洗雪此等恥辱,遠離此等厄運,他從此不讀書,不教書,社會行為也故意與孔孟之道相背離。 給我們送來了光明。 有一個秀才說,昨天晚上,我在白熾燈下看一個美國傳教士寫的殺義和團的故事,真是殺得過癮!並且感慨道:“在美國人的燈泡下,讀着美國人寫的書,沒想到老夫也能過上這樣的美滿生活。” 學生們告訴秀才,這個白熾燈的使用壽命只有一年,你要想明年還能用上白熾燈,就還得種糧跟他們換。於是華夏秀才組織全家拼命種糧,第二年,他的留學歸國的學生又將他的糧食裝船運走,又換來一隻白熾燈泡。除此之外,還附帶奉送了一張報紙。華夏秀才安裝好那隻白熾燈泡之後,就迫不及待地學習那張報紙。 報紙的頭版說:“歐洲人是上帝優選的種族,他們信仰上帝又從上帝那裡獲得更多的恩寵。” 華夏秀才一拍大腿,喃喃有聲:“難怪是他們搶劫我們,而不是我們搶劫他們,終於恍然大悟了!” 報紙的二版說:“上帝創造了劣等的民族,他們不僅無能,而且無恥。他們智力與體力上都有缺陷與疾病,道德政治上也墮落混亂。” 華夏秀才拍着大腿說:“就是就是,要不然怎麼高科技產品都是西方人做出來的。” 報紙的三版說:“非洲人乃是像動物一樣的野蠻人,中國和印度雖然有自己那種病態的、邪惡的文明,但早已喪失了生命力。他們停滯在黑暗的泥濘中,與非洲的原始部落一樣,等待歐洲文明的救贖。” 華夏秀才拍着大腿,若有所思地說:“難怪我們的私有製發展這麼慢!” 報紙的四版說:“中國是專制下的貧困與混亂,印度是民主下的貧困與混亂。中國是無信仰的邪惡,中東是有信仰的邪惡。” 華夏秀才激動得站立起來,極其嚴肅地說:“高屋建瓴哪!我再也坐不住了,跟着那個偉大種族邁入全球化,這才是唯一的康莊大道!” 華夏秀才收好報紙,激動地對昔日的學生說:“多麼偉大的種族,多麼偉大的文化,我當年毅然決然拋開四書五經是對的,我讓你們全盤西化是對的。今天,我們的民族不但也能用上白熾燈這種高科技產品,還能跟他們高貴的種族一起進入全球化,這是多麼翻天覆地的變化啊!明年不是哥倫布到美洲傳播文明五百一十八周年、喬治到咱們家傳播文明一百五十周年?這可是促進全球化的重大歷史事件,咱們一定要殺豬宰羊隆重慶祝。你們跟他們聯繫多,能不能幫我請來喬治的後代給慶祝會剪彩?” 華夏秀才就這樣按照西方人建構的“世界圖式”進行了文化轉型,至於按照西方人建構的“社會圖式”進行轉型,雖然一直在努力,卻無明顯效果。 一個孔孟之途,就這樣被一群留學生及其背後的殖民文化改造為洋奴。我們都認為洋奴一定比孔孟之徒好,因為我們認為洋種族比孔孟種族高貴。 秀才的思路有道理嗎?他被劫掠是因為他滿腹詩書嗎?是因為他知書識禮嗎?難道他如果是個不識字的農夫就不會遭搶劫嗎?我真想有機會告訴魯迅先生,美洲大陸的印第安人、澳洲大陸的全部原住民,他們不但不識字,這些民族根本還沒有文字。可是他們所遭遇的劫掠比我們嚴重萬倍。他們基本上種族滅絕,他們的家園全部變成了殖民者的樂園。 堵住了中西兼容的發展之路,將中華民族的文化選擇逼到了一個非此即彼的境地。他的真實意思,實際上並沒有兩種選擇,而只有一種選擇,那就是對於“西洋”的選擇。像陳獨秀一樣,胡適也是把是否能夠複製西方的道路,看作關繫到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決定性因素。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退潮以後,胡適雖然在學術上很重視中國文化的資源,甚至曾經致力於整理國故的學術工程。但在文化價值的選擇上,他依然是着力強調必須揚棄本土文化,義無反顧地實行西化。他說:“我們如果還想把這個國家整頓起來,如果還希望這個民族在世界上占一個地位,——只有一條生路,就是我們自己要認錯。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文存·四》459頁,黃山書社1996年出版) 無論是陳獨秀、胡適,還是魯迅,他們在主張西化的時候,顯然已經全盤接受了西方人建構的世界圖式,而且把自己和自己的民族牢牢地安置在那個世界圖式中愚昧、卑賤的位置上。他們接受這種思想當然極不樂意,甚至充滿了屈辱感,但是他們大多數時候,是以強烈的自虐傾向來發泄那種屈辱感的。“百事不如人”的判斷昭示了自虐的程度有多深,當然,也昭示了屈辱的程度有多深。此後魯迅一輩子堅持不懈地進行國民性批判,實際上就是自虐心理的持久的表現和發泄。 精神崩潰是危機導致的創傷,崩潰之後以漫長的、持久的精神自虐來修復創傷,無法起到療救作用,只會讓自己的精神病症狀日益加深,最終病入膏肓。這種病的名字,叫做洋奴比較合適。以這樣的病狀引領一個民族前行,一定會走出一些本來不該出現的悲慘結局。還拿那個秀才遭劫的故事打個比方。 那個姓華夏的秀才,在村里辦私塾辦了半輩子。一天他正坐在家裡吃飯,忽然一夥隆鼻深目的強盜衝進來,一頓猛打,全家人都受傷趴下了。強盜從容地把他家的飯吃個精光,一邊吃一邊數落他們的道德缺陷和孔孟之道的虛偽,也就是進行國民性批判,臨走還把他們家洗劫一空。強盜走後,秀才痛定思痛,將他們挨打、受劫掠的原因歸結為自己滿腹詩書,歸結為融進生命的孔孟之道。為了洗雪此等恥辱,遠離此等厄運,他從此不讀書,不教書,社會行為也故意與孔孟之道相背離。秀才的思路有道理嗎?他被劫掠是因為他滿腹詩書嗎?是因為他知書識禮嗎?難道他如果是個不識字的農夫就不會遭搶劫嗎?我真想有機會告訴魯迅先生,美洲大陸的印第安人、澳洲大陸的全部原住民,他們不但不識字,這些民族根本還沒有文字。可是他們所遭遇的劫掠比我們嚴重萬倍。他們基本上種族滅絕,他們的家園全部變成了殖民者的樂園。我們再接着講那個華夏秀才的故事。他關閉私塾之後,改行了,全家人勤勤懇懇種地,兼營手工業製造,諸如織布、編竹籃等等。二十年間果然發家致富,成為一方富豪。 這時候,那幫強盜也不再上門打劫了,他們坐在家裡製造全球化的意識形態,告訴全世界的居民,手工布不好,現在的時尚是機織布,竹籃不好,現在的時尚是塑料桶。不發達國家的國王和政府都不好,現在的時尚是服從全球化球長的領導。全世界的人都接受了全球化的意識形態,華夏秀才的竹籃子、手工布全都賣不出去,他只留下一點自家使用,其他全都一把火燒了。 這時他原先的學生全都留洋回國,一看昔日的老師還穿着土布衣服,師母還提着竹籃子去池塘邊洗菜,他們說這也太落後了。我們現在進步了,不能讓老師這麼跟不上時代。他們給老師送來洋布衣服和塑料桶。華夏秀才對這些東西喜歡得不得了,高興地說:“到底是高級種族,造出的東西就是不一樣。” 華夏秀才為了趕上時尚,乾脆把留作家用的土布和竹籃子也一把火燒了,自家也全都穿上了洋布、用上了塑料桶。 至於那囤積的糧食,學生告訴他,現在都全球化了,那伙強盜已經改邪歸正,正在做全球化的球長,他們說糧食根本不值錢,還占用倉庫空間。華夏秀才說,那就讓它們去占用外國人的倉庫吧,說完狡黠地笑了起來。他的學生幫他將糧食裝上萬噸輪,全部送給了全球化的球長。球長說,那個死鄉巴佬,給他支票也沒用,我給他實物吧,這個老朽逼得我倒退一千年,做起實物貿易了。 球長遞過來一隻白熾燈泡,說:“節能燈,高科技產品!” 然後拿出十隻白熾燈交給那幾個說洋語的送糧人。 華夏秀才用上了白熾燈泡,激動不已。他說,要是當年他們沒來我家搶劫,他怎會知道我還用着菜油燈,他要是不知道我還用着菜油燈,他怎會給我送來白熾燈?搶劫有功,搶劫有功。從此以後,老秀才家裡每年召開一次遭遇搶劫慶祝會,許多跟老秀才觀點一致的人,紛紛在白熾燈的光輝里發表演講,感謝搶劫者 我們再接着講那個華夏秀才的故事。他關閉私塾之後,改行了,全家人勤勤懇懇種地,兼營手工業製造,諸如織布、編竹籃等等。二十年間果然發家致富,成為一方富豪。 這時候,那幫強盜也不再上門打劫了,他們坐在家裡製造全球化的意識形態,告訴全世界的居民,手工布不好,現在的時尚是機織布,竹籃不好,現在的時尚是塑料桶。不發達國家的國王和政府都不好,現在的時尚是服從全球化球長的領導。 (圖片轉自方心田先生的新浪博客) 在描述五四一代精神崩潰的悲劇之前,如果不對那一代精英人物拯救國家、振興民族的偉大激情和良苦用心表示尊敬和理解,那就未免有失恭敬。實際上,像戊戌維新一代精英人物一樣,五四一代精英人物也有自己的戰略思想,他們顯然是企圖用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方法,激發國人拋棄自己的文化,以求在西方化的道路上起死回生。就此而言,陳獨秀、蔡元培、胡適、魯迅等五四文化領袖,就是引領中華民族死裡逃生的偉大民族英雄,他們跟那些為了捍衛民族生存權而血戰沙場、英勇獻身的關天培、鄧世昌、張自忠等等民族英雄一樣偉大,一樣可歌可泣。而且,他們在輸入西方優秀文化方面,也確實大有功勳。他們引進西方精英群體所建構的“社會圖式”,以此作為重建中國社會的模範,讓民主、平等、自由、人權的“現代性”理念,全面進入中國的話語體系。這些文化財富,為日後中西融合的文化發展提供了基本元素。這都是五四一代精英人物的歷史性貢獻。但是,五四精英群體當年文化選擇的姿態,以及盡棄傳統、全盤西化的理由,值得反思之處甚多。事實上,他們的選擇所起的歷史作用,很難說全是正面的。當時以為這種激越的、激進的姿態有利於民族死裡逃生,細考五四以來中國精神文化發展的歷程,也許可以說,中國在擺脫殖民統治的過程中,一面努力掙脫了奴隸身份,一面則主動地鑽進了精神奴隸的牢籠。五四新文化運動並沒有創造新文化,只是簡單地以西方文化為新文化。這場運動的結果就是,用西方文化給這個民族洗腦,最後終於引領這個民族意氣風發地奔向西方文化之精神奴隸的牢籠。五四精英群體之所以犯下這樣的錯誤,跟他們的精神崩潰密切相關。他們本不是以融會中西的從容心態發起這場運動的。在他們登上歷史舞台之前,戊戌變法失敗了,甲午海戰失敗了,君主立憲不過是一場騙局,辛亥革命也沒革出個好結果,還有袁世凱稱帝,還有張勳復辟。作為對民族前途富有責任感的一代精英人物,面對中華民族如此密集的失敗,內心的焦慮與緊張正在日積月累。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引發精神的爆炸和崩潰是不足為奇的。他們在這樣緊張的心態中為苦難的民族尋找出路、制定起死回生的方案,那思路難免溢出常軌、違背常情,難免使出一些險招、歪招。那個以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為旗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是一代精英在精神崩潰之後,使出的一些溢出常軌、違背常情的險招和歪招。 他們的精神崩潰,跟他們心中中國文化的崩潰,是互為表里的最簡明、最準確地指出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背景的,是魯迅的一句話。1925年盛夏,魯迅在《忽然想到》第十一節第八條寫道:“中國的精神文明,早被槍炮打敗了,經過了許多經驗,已經要證明所有的還是一無所有。”(魯迅《華蓋集·忽然想到》,《魯迅全集》第三卷96頁,人民文化出版社1981年出版) 魯迅的意思是,五四之所以那麼激烈地鄙棄傳統文化,就因為我們被殖民者的槍炮打敗了。這種文化無法組織我們進行自救,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這種古老文明儘是糟粕,唯應棄之如敝屣。魯迅的判斷是否有依據,這種思路是否具有正常的邏輯、正常的判斷?這就好比一個秀才被強盜打劫,秀才劫後餘生,卻將自己被打劫的原因描述為自己所學過的詩書文章。實際上,那幫強盜打劫過所有的人,有文化的沒文化的,俗文化的雅文化的,甲文化的乙文化的,只要有人動手打劫,無論你持有什麼文化都只能有一個相同的結果:失敗。猶太民族是創立基督教的民族,可是他們在基督教國家的圍剿中,接近種族滅絕。德國跟英美聯盟不是同一個文化體系嗎?可是德國在英美聯盟的共同打劫中,一次又一次失敗。將中國的失敗歸結為文化,跟那位秀才的看法一樣,沒有起碼的依據。 在精神崩潰之中,那一代人就中西文化關系所作出的判斷,就中國文化前途及民族前途所作出的設計,都是不符合正常邏輯的。他們拋棄了維新一代中西融匯、兼收並蓄的文化思想,而是將中西文化完全對立起來,極其極端地排斥一種、膜拜另一種。陳獨秀認為:“無論政治學術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國的法子,絕對是兩樣,斷斷不可調和牽就的。這兩樣孰好孰歹,是另外一個問題,現在不必議論;但或是仍舊用中國的老法子,或是改用西洋的新法子,這個國是,不可不首先決定。若是決計守舊,一切都應該採用中國的老法子,不必白費金錢派什麼留學生,辦什麼學校,來研究西洋學問。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採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麼國粹,什麼國情的鬼話來搗亂。……我敢說:守舊或革新的國是,倘不早早決定,政治上社會上的矛盾,紊亂,退化,終久不可挽回!”(陳獨秀《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獨秀文存選》91頁,貴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陳獨秀的想法, 全世界的人都接受了全球化的意識形態,華夏秀才的竹籃子、手工布全都賣不出去,他只留下一點自家使用,其他全都一把火燒了。 堵住了中西兼容的發展之路,將中華民族的文化選擇逼到了一個非此即彼的境地。他的真實意思,實際上並沒有兩種選擇,而只有一種選擇,那就是對於“西洋”的選擇。像陳獨秀一樣,胡適也是把是否能夠複製西方的道路,看作關繫到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決定性因素。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退潮以後,胡適雖然在學術上很重視中國文化的資源,甚至曾經致力於整理國故的學術工程。但在文化價值的選擇上,他依然是着力強調必須揚棄本土文化,義無反顧地實行西化。他說:“我們如果還想把這個國家整頓起來,如果還希望這個民族在世界上占一個地位,——只有一條生路,就是我們自己要認錯。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文存·四》459頁,黃山書社1996年出版) 無論是陳獨秀、胡適,還是魯迅,他們在主張西化的時候,顯然已經全盤接受了西方人建構的世界圖式,而且把自己和自己的民族牢牢地安置在那個世界圖式中愚昧、卑賤的位置上。他們接受這種思想當然極不樂意,甚至充滿了屈辱感,但是他們大多數時候,是以強烈的自虐傾向來發泄那種屈辱感的。“百事不如人”的判斷昭示了自虐的程度有多深,當然,也昭示了屈辱的程度有多深。此後魯迅一輩子堅持不懈地進行國民性批判,實際上就是自虐心理的持久的表現和發泄。 精神崩潰是危機導致的創傷,崩潰之後以漫長的、持久的精神自虐來修復創傷,無法起到療救作用,只會讓自己的精神病症狀日益加深,最終病入膏肓。這種病的名字,叫做洋奴比較合適。以這樣的病狀引領一個民族前行,一定會走出一些本來不該出現的悲慘結局。還拿那個秀才遭劫的故事打個比方。 那個姓華夏的秀才,在村里辦私塾辦了半輩子。一天他正坐在家裡吃飯,忽然一夥隆鼻深目的強盜衝進來,一頓猛打,全家人都受傷趴下了。強盜從容地把他家的飯吃個精光,一邊吃一邊數落他們的道德缺陷和孔孟之道的虛偽,也就是進行國民性批判,臨走還把他們家洗劫一空。強盜走後,秀才痛定思痛,將他們挨打、受劫掠的原因歸結為自己滿腹詩書,歸結為融進生命的孔孟之道。為了洗雪此等恥辱,遠離此等厄運,他從此不讀書,不教書,社會行為也故意與孔孟之道相背離。秀才的思路有道理嗎?他被劫掠是因為他滿腹詩書嗎?是因為他知書識禮嗎?難道他如果是個不識字的農夫就不會遭搶劫嗎?我真想有機會告訴魯迅先生,美洲大陸的印第安人、澳洲大陸的全部原住民,他們不但不識字,這些民族根本還沒有文字。可是他們所遭遇的劫掠比我們嚴重萬倍。他們基本上種族滅絕,他們的家園全部變成了殖民者的樂園。我們再接着講那個華夏秀才的故事。他關閉私塾之後,改行了,全家人勤勤懇懇種地,兼營手工業製造,諸如織布、編竹籃等等。二十年間果然發家致富,成為一方富豪。 這時候,那幫強盜也不再上門打劫了,他們坐在家裡製造全球化的意識形態,告訴全世界的居民,手工布不好,現在的時尚是機織布,竹籃不好,現在的時尚是塑料桶。不發達國家的國王和政府都不好,現在的時尚是服從全球化球長的領導。全世界的人都接受了全球化的意識形態,華夏秀才的竹籃子、手工布全都賣不出去,他只留下一點自家使用,其他全都一把火燒了。 這時他原先的學生全都留洋回國,一看昔日的老師還穿着土布衣服,師母還提着竹籃子去池塘邊洗菜,他們說這也太落後了。我們現在進步了,不能讓老師這麼跟不上時代。他們給老師送來洋布衣服和塑料桶。華夏秀才對這些東西喜歡得不得了,高興地說:“到底是高級種族,造出的東西就是不一樣。” 華夏秀才為了趕上時尚,乾脆把留作家用的土布和竹籃子也一把火燒了,自家也全都穿上了洋布、用上了塑料桶。 至於那囤積的糧食,學生告訴他,現在都全球化了,那伙強盜已經改邪歸正,正在做全球化的球長,他們說糧食根本不值錢,還占用倉庫空間。華夏秀才說,那就讓它們去占用外國人的倉庫吧,說完狡黠地笑了起來。他的學生幫他將糧食裝上萬噸輪,全部送給了全球化的球長。球長說,那個死鄉巴佬,給他支票也沒用,我給他實物吧,這個老朽逼得我倒退一千年,做起實物貿易了。 球長遞過來一隻白熾燈泡,說:“節能燈,高科技產品!” 然後拿出十隻白熾燈交給那幾個說洋語的送糧人。 華夏秀才用上了白熾燈泡,激動不已。他說,要是當年他們沒來我家搶劫,他怎會知道我還用着菜油燈,他要是不知道我還用着菜油燈,他怎會給我送來白熾燈?搶劫有功,搶劫有功。從此以後,老秀才家裡每年召開一次遭遇搶劫慶祝會,許多跟老秀才觀點一致的人,紛紛在白熾燈的光輝里發表演講,感謝搶劫者 這時他原先的學生全都留洋回國,一看昔日的老師還穿着土布衣服,師母還提着竹籃子去池塘邊洗菜,他們說這也太落後了。我們現在進步了,不能讓老師這麼跟不上時代。他們給老師送來洋布衣服和塑料桶。華夏秀才對這些東西喜歡得不得了,高興地說:“到底是高級種族,造出的東西就是不一樣。” 華夏秀才為了趕上時尚,乾脆把留作家用的土布和竹籃子也一把火燒了,自家也全都穿上了洋布、用上了塑料桶。 至於那囤積的糧食,學生告訴他,現在都全球化了,那伙強盜已經改邪歸正,正在做全球化的球長,他們說糧食根本不值錢,還占用倉庫空間。華夏秀才說,那就讓它們去占用外國人的倉庫吧,說完狡黠地笑了起來。 他的學生幫他將糧食裝上萬噸輪,全部送給了全球化的球長。球長說,那個死鄉巴佬,給他支票也沒用,我給他實物吧,這個老朽逼得我倒退一千年,做起實物貿易了。 球長遞過來一隻白熾燈泡,說:“節能燈,高科技產品!” (圖片轉自方心田先生的新浪博客) 在描述五四一代精神崩潰的悲劇之前,如果不對那一代精英人物拯救國家、振興民族的偉大激情和良苦用心表示尊敬和理解,那就未免有失恭敬。實際上,像戊戌維新一代精英人物一樣,五四一代精英人物也有自己的戰略思想,他們顯然是企圖用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方法,激發國人拋棄自己的文化,以求在西方化的道路上起死回生。就此而言,陳獨秀、蔡元培、胡適、魯迅等五四文化領袖,就是引領中華民族死裡逃生的偉大民族英雄,他們跟那些為了捍衛民族生存權而血戰沙場、英勇獻身的關天培、鄧世昌、張自忠等等民族英雄一樣偉大,一樣可歌可泣。而且,他們在輸入西方優秀文化方面,也確實大有功勳。他們引進西方精英群體所建構的“社會圖式”,以此作為重建中國社會的模範,讓民主、平等、自由、人權的“現代性”理念,全面進入中國的話語體系。這些文化財富,為日後中西融合的文化發展提供了基本元素。這都是五四一代精英人物的歷史性貢獻。但是,五四精英群體當年文化選擇的姿態,以及盡棄傳統、全盤西化的理由,值得反思之處甚多。事實上,他們的選擇所起的歷史作用,很難說全是正面的。當時以為這種激越的、激進的姿態有利於民族死裡逃生,細考五四以來中國精神文化發展的歷程,也許可以說,中國在擺脫殖民統治的過程中,一面努力掙脫了奴隸身份,一面則主動地鑽進了精神奴隸的牢籠。五四新文化運動並沒有創造新文化,只是簡單地以西方文化為新文化。這場運動的結果就是,用西方文化給這個民族洗腦,最後終於引領這個民族意氣風發地奔向西方文化之精神奴隸的牢籠。五四精英群體之所以犯下這樣的錯誤,跟他們的精神崩潰密切相關。他們本不是以融會中西的從容心態發起這場運動的。在他們登上歷史舞台之前,戊戌變法失敗了,甲午海戰失敗了,君主立憲不過是一場騙局,辛亥革命也沒革出個好結果,還有袁世凱稱帝,還有張勳復辟。作為對民族前途富有責任感的一代精英人物,面對中華民族如此密集的失敗,內心的焦慮與緊張正在日積月累。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引發精神的爆炸和崩潰是不足為奇的。他們在這樣緊張的心態中為苦難的民族尋找出路、制定起死回生的方案,那思路難免溢出常軌、違背常情,難免使出一些險招、歪招。那個以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為旗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是一代精英在精神崩潰之後,使出的一些溢出常軌、違背常情的險招和歪招。 他們的精神崩潰,跟他們心中中國文化的崩潰,是互為表里的最簡明、最準確地指出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背景的,是魯迅的一句話。1925年盛夏,魯迅在《忽然想到》第十一節第八條寫道:“中國的精神文明,早被槍炮打敗了,經過了許多經驗,已經要證明所有的還是一無所有。”(魯迅《華蓋集·忽然想到》,《魯迅全集》第三卷96頁,人民文化出版社1981年出版) 魯迅的意思是,五四之所以那麼激烈地鄙棄傳統文化,就因為我們被殖民者的槍炮打敗了。這種文化無法組織我們進行自救,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這種古老文明儘是糟粕,唯應棄之如敝屣。魯迅的判斷是否有依據,這種思路是否具有正常的邏輯、正常的判斷?這就好比一個秀才被強盜打劫,秀才劫後餘生,卻將自己被打劫的原因描述為自己所學過的詩書文章。實際上,那幫強盜打劫過所有的人,有文化的沒文化的,俗文化的雅文化的,甲文化的乙文化的,只要有人動手打劫,無論你持有什麼文化都只能有一個相同的結果:失敗。猶太民族是創立基督教的民族,可是他們在基督教國家的圍剿中,接近種族滅絕。德國跟英美聯盟不是同一個文化體系嗎?可是德國在英美聯盟的共同打劫中,一次又一次失敗。將中國的失敗歸結為文化,跟那位秀才的看法一樣,沒有起碼的依據。 在精神崩潰之中,那一代人就中西文化關系所作出的判斷,就中國文化前途及民族前途所作出的設計,都是不符合正常邏輯的。他們拋棄了維新一代中西融匯、兼收並蓄的文化思想,而是將中西文化完全對立起來,極其極端地排斥一種、膜拜另一種。陳獨秀認為:“無論政治學術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國的法子,絕對是兩樣,斷斷不可調和牽就的。這兩樣孰好孰歹,是另外一個問題,現在不必議論;但或是仍舊用中國的老法子,或是改用西洋的新法子,這個國是,不可不首先決定。若是決計守舊,一切都應該採用中國的老法子,不必白費金錢派什麼留學生,辦什麼學校,來研究西洋學問。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採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麼國粹,什麼國情的鬼話來搗亂。……我敢說:守舊或革新的國是,倘不早早決定,政治上社會上的矛盾,紊亂,退化,終久不可挽回!”(陳獨秀《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獨秀文存選》91頁,貴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陳獨秀的想法, 然後拿出十隻白熾燈交給那幾個說洋語的送糧人。 (圖片轉自方心田先生的新浪博客)在描述五四一代精神崩潰的悲劇之前,如果不對那一代精英人物拯救國家、振興民族的偉大激情和良苦用心表示尊敬和理解,那就未免有失恭敬。實際上,像戊戌維新一代精英人物一樣,五四一代精英人物也有自己的戰略思想,他們顯然是企圖用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方法,激發國人拋棄自己的文化,以求在西方化的道路上起死回生。就此而言,陳獨秀、蔡元培、胡適、魯迅等五四文化領袖,就是引領中華民族死裡逃生的偉大民族英雄,他們跟那些為了捍衛民族生存權而血戰沙場、英勇獻身的關天培、鄧世昌、張自忠等等民族英雄一樣偉大,一樣可歌可泣。而且,他們在輸入西方優秀文化方面,也確實大有功勳。他們引進西方精英群體所建構的“社會圖式”,以此作為重建中國社會的模範,讓民主、平等、自由、人權的“現代性”理念,全面進入中國的話語體系。這些文化財富,為日後中西融合的文化發展提供了基本元素。這都是五四一代精英人物的歷史性貢獻。但是,五四精英群體當年文化選擇的姿態,以及盡棄傳統、全盤西化的理由,值得反思之處甚多。事實上,他們的選擇所起的歷史作用,很難說全是正面的。當時以為這種激越的、激進的姿態有利於民族死裡逃生,細考五四以來中國精神文化發展的歷程,也許可以說,中國在擺脫殖民統治的過程中,一面努力掙脫了奴隸身份,一面則主動地鑽進了精神奴隸的牢籠。五四新文化運動並沒有創造新文化,只是簡單地以西方文化為新文化。這場運動的結果就是,用西方文化給這個民族洗腦,最後終於引領這個民族意氣風發地奔向西方文化之精神奴隸的牢籠。五四精英群體之所以犯下這樣的錯誤,跟他們的精神崩潰密切相關。他們本不是以融會中西的從容心態發起這場運動的。在他們登上歷史舞台之前,戊戌變法失敗了,甲午海戰失敗了,君主立憲不過是一場騙局,辛亥革命也沒革出個好結果,還有袁世凱稱帝,還有張勳復辟。作為對民族前途富有責任感的一代精英人物,面對中華民族如此密集的失敗,內心的焦慮與緊張正在日積月累。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引發精神的爆炸和崩潰是不足為奇的。他們在這樣緊張的心態中為苦難的民族尋找出路、制定起死回生的方案,那思路難免溢出常軌、違背常情,難免使出一些險招、歪招。那個以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為旗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是一代精英在精神崩潰之後,使出的一些溢出常軌、違背常情的險招和歪招。 他們的精神崩潰,跟他們心中中國文化的崩潰,是互為表里的最簡明、最準確地指出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背景的,是魯迅的一句話。1925年盛夏,魯迅在《忽然想到》第十一節第八條寫道:“中國的精神文明,早被槍炮打敗了,經過了許多經驗,已經要證明所有的還是一無所有。”(魯迅《華蓋集·忽然想到》,《魯迅全集》第三卷96頁,人民文化出版社1981年出版) 魯迅的意思是,五四之所以那麼激烈地鄙棄傳統文化,就因為我們被殖民者的槍炮打敗了。這種文化無法組織我們進行自救,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這種古老文明儘是糟粕,唯應棄之如敝屣。魯迅的判斷是否有依據,這種思路是否具有正常的邏輯、正常的判斷?這就好比一個秀才被強盜打劫,秀才劫後餘生,卻將自己被打劫的原因描述為自己所學過的詩書文章。實際上,那幫強盜打劫過所有的人,有文化的沒文化的,俗文化的雅文化的,甲文化的乙文化的,只要有人動手打劫,無論你持有什麼文化都只能有一個相同的結果:失敗。猶太民族是創立基督教的民族,可是他們在基督教國家的圍剿中,接近種族滅絕。德國跟英美聯盟不是同一個文化體系嗎?可是德國在英美聯盟的共同打劫中,一次又一次失敗。將中國的失敗歸結為文化,跟那位秀才的看法一樣,沒有起碼的依據。 在精神崩潰之中,那一代人就中西文化關系所作出的判斷,就中國文化前途及民族前途所作出的設計,都是不符合正常邏輯的。他們拋棄了維新一代中西融匯、兼收並蓄的文化思想,而是將中西文化完全對立起來,極其極端地排斥一種、膜拜另一種。陳獨秀認為:“無論政治學術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國的法子,絕對是兩樣,斷斷不可調和牽就的。這兩樣孰好孰歹,是另外一個問題,現在不必議論;但或是仍舊用中國的老法子,或是改用西洋的新法子,這個國是,不可不首先決定。若是決計守舊,一切都應該採用中國的老法子,不必白費金錢派什麼留學生,辦什麼學校,來研究西洋學問。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採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麼國粹,什麼國情的鬼話來搗亂。……我敢說:守舊或革新的國是,倘不早早決定,政治上社會上的矛盾,紊亂,退化,終久不可挽回!”(陳獨秀《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獨秀文存選》91頁,貴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陳獨秀的想法, 華夏秀才用上了白熾燈泡,激動不已。他說,要是當年他們沒來我家搶劫,他怎會知道我還用着菜油燈,他要是不知道我還用着菜油燈,他怎會給我送來白熾燈?搶劫有功,搶劫有功。 從此以後,老秀才家裡每年召開一次遭遇搶劫慶祝會,許多跟老秀才觀點一致的人,紛紛在白熾燈的光輝里發表演講,感謝搶劫者給我們送來了光明。 有一個秀才說,昨天晚上,我在白熾燈下看一個美國傳教士寫的殺義和團的故事,真是殺得過癮!並且感慨道:“在美國人的燈泡下,讀着美國人寫的書,沒想到老夫也能過上這樣的美滿生活。” 學生們告訴秀才,這個白熾燈的使用壽命只有一年,你要想明年還能用上白熾燈,就還得種糧跟他們換。於是華夏秀才組織全家拼命種糧,第二年,他的留學歸國的學生又將他的糧食裝船運走,又換來一隻白熾燈泡。除此之外,還附帶奉送了一張報紙。 華夏秀才安裝好那隻白熾燈泡之後,就迫不及待地學習那張報紙。 報紙的頭版說:“歐洲人是上帝優選的種族,他們信仰上帝又從上帝那裡獲得更多的恩寵。” 華夏秀才一拍大腿,喃喃有聲:“難怪是他們搶劫我們,而不是我們搶劫他們,終於恍然大悟了!” 報紙的二版說:“上帝創造了劣等的民族,他們不僅無能,而且無恥。他們智力與體力上都有缺陷與疾病,道德政治上也墮落混亂。” 堵住了中西兼容的發展之路,將中華民族的文化選擇逼到了一個非此即彼的境地。他的真實意思,實際上並沒有兩種選擇,而只有一種選擇,那就是對於“西洋”的選擇。像陳獨秀一樣,胡適也是把是否能夠複製西方的道路,看作關繫到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決定性因素。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退潮以後,胡適雖然在學術上很重視中國文化的資源,甚至曾經致力於整理國故的學術工程。但在文化價值的選擇上,他依然是着力強調必須揚棄本土文化,義無反顧地實行西化。他說:“我們如果還想把這個國家整頓起來,如果還希望這個民族在世界上占一個地位,——只有一條生路,就是我們自己要認錯。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文存·四》459頁,黃山書社1996年出版) 無論是陳獨秀、胡適,還是魯迅,他們在主張西化的時候,顯然已經全盤接受了西方人建構的世界圖式,而且把自己和自己的民族牢牢地安置在那個世界圖式中愚昧、卑賤的位置上。他們接受這種思想當然極不樂意,甚至充滿了屈辱感,但是他們大多數時候,是以強烈的自虐傾向來發泄那種屈辱感的。“百事不如人”的判斷昭示了自虐的程度有多深,當然,也昭示了屈辱的程度有多深。此後魯迅一輩子堅持不懈地進行國民性批判,實際上就是自虐心理的持久的表現和發泄。 精神崩潰是危機導致的創傷,崩潰之後以漫長的、持久的精神自虐來修復創傷,無法起到療救作用,只會讓自己的精神病症狀日益加深,最終病入膏肓。這種病的名字,叫做洋奴比較合適。以這樣的病狀引領一個民族前行,一定會走出一些本來不該出現的悲慘結局。還拿那個秀才遭劫的故事打個比方。 那個姓華夏的秀才,在村里辦私塾辦了半輩子。一天他正坐在家裡吃飯,忽然一夥隆鼻深目的強盜衝進來,一頓猛打,全家人都受傷趴下了。強盜從容地把他家的飯吃個精光,一邊吃一邊數落他們的道德缺陷和孔孟之道的虛偽,也就是進行國民性批判,臨走還把他們家洗劫一空。強盜走後,秀才痛定思痛,將他們挨打、受劫掠的原因歸結為自己滿腹詩書,歸結為融進生命的孔孟之道。為了洗雪此等恥辱,遠離此等厄運,他從此不讀書,不教書,社會行為也故意與孔孟之道相背離。秀才的思路有道理嗎?他被劫掠是因為他滿腹詩書嗎?是因為他知書識禮嗎?難道他如果是個不識字的農夫就不會遭搶劫嗎?我真想有機會告訴魯迅先生,美洲大陸的印第安人、澳洲大陸的全部原住民,他們不但不識字,這些民族根本還沒有文字。可是他們所遭遇的劫掠比我們嚴重萬倍。他們基本上種族滅絕,他們的家園全部變成了殖民者的樂園。我們再接着講那個華夏秀才的故事。他關閉私塾之後,改行了,全家人勤勤懇懇種地,兼營手工業製造,諸如織布、編竹籃等等。二十年間果然發家致富,成為一方富豪。 這時候,那幫強盜也不再上門打劫了,他們坐在家裡製造全球化的意識形態,告訴全世界的居民,手工布不好,現在的時尚是機織布,竹籃不好,現在的時尚是塑料桶。不發達國家的國王和政府都不好,現在的時尚是服從全球化球長的領導。全世界的人都接受了全球化的意識形態,華夏秀才的竹籃子、手工布全都賣不出去,他只留下一點自家使用,其他全都一把火燒了。 這時他原先的學生全都留洋回國,一看昔日的老師還穿着土布衣服,師母還提着竹籃子去池塘邊洗菜,他們說這也太落後了。我們現在進步了,不能讓老師這麼跟不上時代。他們給老師送來洋布衣服和塑料桶。華夏秀才對這些東西喜歡得不得了,高興地說:“到底是高級種族,造出的東西就是不一樣。” 華夏秀才為了趕上時尚,乾脆把留作家用的土布和竹籃子也一把火燒了,自家也全都穿上了洋布、用上了塑料桶。 至於那囤積的糧食,學生告訴他,現在都全球化了,那伙強盜已經改邪歸正,正在做全球化的球長,他們說糧食根本不值錢,還占用倉庫空間。華夏秀才說,那就讓它們去占用外國人的倉庫吧,說完狡黠地笑了起來。他的學生幫他將糧食裝上萬噸輪,全部送給了全球化的球長。球長說,那個死鄉巴佬,給他支票也沒用,我給他實物吧,這個老朽逼得我倒退一千年,做起實物貿易了。 球長遞過來一隻白熾燈泡,說:“節能燈,高科技產品!” 然後拿出十隻白熾燈交給那幾個說洋語的送糧人。 華夏秀才用上了白熾燈泡,激動不已。他說,要是當年他們沒來我家搶劫,他怎會知道我還用着菜油燈,他要是不知道我還用着菜油燈,他怎會給我送來白熾燈?搶劫有功,搶劫有功。從此以後,老秀才家裡每年召開一次遭遇搶劫慶祝會,許多跟老秀才觀點一致的人,紛紛在白熾燈的光輝里發表演講,感謝搶劫者 華夏秀才拍着大腿說:“就是就是,要不然怎麼高科技產品都是西方人做出來的。” 報紙的三版說:“非洲人乃是像動物一樣的野蠻人,中國和印度雖然有自己那種病態的、邪惡的文明,但早已喪失了生命力。他們停滯在黑暗的泥濘中,與非洲的原始部落一樣,等待歐洲文明的救贖。” 華夏秀才拍着大腿,若有所思地說:“難怪我們的私有製發展這麼慢!” 給我們送來了光明。 有一個秀才說,昨天晚上,我在白熾燈下看一個美國傳教士寫的殺義和團的故事,真是殺得過癮!並且感慨道:“在美國人的燈泡下,讀着美國人寫的書,沒想到老夫也能過上這樣的美滿生活。” 學生們告訴秀才,這個白熾燈的使用壽命只有一年,你要想明年還能用上白熾燈,就還得種糧跟他們換。於是華夏秀才組織全家拼命種糧,第二年,他的留學歸國的學生又將他的糧食裝船運走,又換來一隻白熾燈泡。除此之外,還附帶奉送了一張報紙。華夏秀才安裝好那隻白熾燈泡之後,就迫不及待地學習那張報紙。 報紙的頭版說:“歐洲人是上帝優選的種族,他們信仰上帝又從上帝那裡獲得更多的恩寵。” 華夏秀才一拍大腿,喃喃有聲:“難怪是他們搶劫我們,而不是我們搶劫他們,終於恍然大悟了!” 報紙的二版說:“上帝創造了劣等的民族,他們不僅無能,而且無恥。他們智力與體力上都有缺陷與疾病,道德政治上也墮落混亂。” 華夏秀才拍着大腿說:“就是就是,要不然怎麼高科技產品都是西方人做出來的。” 報紙的三版說:“非洲人乃是像動物一樣的野蠻人,中國和印度雖然有自己那種病態的、邪惡的文明,但早已喪失了生命力。他們停滯在黑暗的泥濘中,與非洲的原始部落一樣,等待歐洲文明的救贖。” 華夏秀才拍着大腿,若有所思地說:“難怪我們的私有製發展這麼慢!” 報紙的四版說:“中國是專制下的貧困與混亂,印度是民主下的貧困與混亂。中國是無信仰的邪惡,中東是有信仰的邪惡。” 華夏秀才激動得站立起來,極其嚴肅地說:“高屋建瓴哪!我再也坐不住了,跟着那個偉大種族邁入全球化,這才是唯一的康莊大道!” 華夏秀才收好報紙,激動地對昔日的學生說:“多麼偉大的種族,多麼偉大的文化,我當年毅然決然拋開四書五經是對的,我讓你們全盤西化是對的。今天,我們的民族不但也能用上白熾燈這種高科技產品,還能跟他們高貴的種族一起進入全球化,這是多麼翻天覆地的變化啊!明年不是哥倫布到美洲傳播文明五百一十八周年、喬治到咱們家傳播文明一百五十周年?這可是促進全球化的重大歷史事件,咱們一定要殺豬宰羊隆重慶祝。你們跟他們聯繫多,能不能幫我請來喬治的後代給慶祝會剪彩?” 華夏秀才就這樣按照西方人建構的“世界圖式”進行了文化轉型,至於按照西方人建構的“社會圖式”進行轉型,雖然一直在努力,卻無明顯效果。 一個孔孟之途,就這樣被一群留學生及其背後的殖民文化改造為洋奴。我們都認為洋奴一定比孔孟之徒好,因為我們認為洋種族比孔孟種族高貴。 報紙的四版說:“中國是專制下的貧困與混亂,印度是民主下的貧困與混亂。中國是無信仰的邪惡,中東是有信仰的邪惡。” 給我們送來了光明。 有一個秀才說,昨天晚上,我在白熾燈下看一個美國傳教士寫的殺義和團的故事,真是殺得過癮!並且感慨道:“在美國人的燈泡下,讀着美國人寫的書,沒想到老夫也能過上這樣的美滿生活。” 學生們告訴秀才,這個白熾燈的使用壽命只有一年,你要想明年還能用上白熾燈,就還得種糧跟他們換。於是華夏秀才組織全家拼命種糧,第二年,他的留學歸國的學生又將他的糧食裝船運走,又換來一隻白熾燈泡。除此之外,還附帶奉送了一張報紙。華夏秀才安裝好那隻白熾燈泡之後,就迫不及待地學習那張報紙。 報紙的頭版說:“歐洲人是上帝優選的種族,他們信仰上帝又從上帝那裡獲得更多的恩寵。” 華夏秀才一拍大腿,喃喃有聲:“難怪是他們搶劫我們,而不是我們搶劫他們,終於恍然大悟了!” 報紙的二版說:“上帝創造了劣等的民族,他們不僅無能,而且無恥。他們智力與體力上都有缺陷與疾病,道德政治上也墮落混亂。” 華夏秀才拍着大腿說:“就是就是,要不然怎麼高科技產品都是西方人做出來的。” 報紙的三版說:“非洲人乃是像動物一樣的野蠻人,中國和印度雖然有自己那種病態的、邪惡的文明,但早已喪失了生命力。他們停滯在黑暗的泥濘中,與非洲的原始部落一樣,等待歐洲文明的救贖。” 華夏秀才拍着大腿,若有所思地說:“難怪我們的私有製發展這麼慢!” 報紙的四版說:“中國是專制下的貧困與混亂,印度是民主下的貧困與混亂。中國是無信仰的邪惡,中東是有信仰的邪惡。” 華夏秀才激動得站立起來,極其嚴肅地說:“高屋建瓴哪!我再也坐不住了,跟着那個偉大種族邁入全球化,這才是唯一的康莊大道!” 華夏秀才收好報紙,激動地對昔日的學生說:“多麼偉大的種族,多麼偉大的文化,我當年毅然決然拋開四書五經是對的,我讓你們全盤西化是對的。今天,我們的民族不但也能用上白熾燈這種高科技產品,還能跟他們高貴的種族一起進入全球化,這是多麼翻天覆地的變化啊!明年不是哥倫布到美洲傳播文明五百一十八周年、喬治到咱們家傳播文明一百五十周年?這可是促進全球化的重大歷史事件,咱們一定要殺豬宰羊隆重慶祝。你們跟他們聯繫多,能不能幫我請來喬治的後代給慶祝會剪彩?” 華夏秀才就這樣按照西方人建構的“世界圖式”進行了文化轉型,至於按照西方人建構的“社會圖式”進行轉型,雖然一直在努力,卻無明顯效果。 一個孔孟之途,就這樣被一群留學生及其背後的殖民文化改造為洋奴。我們都認為洋奴一定比孔孟之徒好,因為我們認為洋種族比孔孟種族高貴。 華夏秀才激動得站立起來,極其嚴肅地說:“高屋建瓴哪!我再也坐不住了,跟着那個偉大種族邁入全球化,這才是唯一的康莊大道!” 華夏秀才收好報紙,激動地對昔日的學生說:“多麼偉大的種族,多麼偉大的文化,我當年毅然決然拋開四書五經是對的,我讓你們全盤西化是對的。今天,我們的民族不但也能用上白熾燈這種高科技產品,還能跟他們高貴的種族一起進入全球化,這是多麼翻天覆地的變化啊!明年不是哥倫布到美洲傳播文明五百一十八周年、喬治到咱們家傳播文明一百五十周年?這可是促進全球化的重大歷史事件,咱們一定要殺豬宰羊隆重慶祝。你們跟他們聯繫多,能不能幫我請來喬治的後代給慶祝會剪彩?” 華夏秀才就這樣按照西方人建構的“世界圖式”進行了文化轉型,至於按照西方人建構的“社會圖式”進行轉型,雖然一直在努力,卻無明顯效果。 一個孔孟之途,就這樣被一群留學生及其背後的殖民文化改造為洋奴。 我們都認為洋奴一定比孔孟之徒好,因為我們認為洋種族比孔孟種族高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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