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著《我的回忆》（下）
关于西路军问题的言论
　　1936年8月间，陈昌浩提出了改变整个军事计划建议：“他主张四方面军应在甘南建立新根据地，与陕北苏区互成犄角之势”。“这是我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的意见冲突”。通谓会议“陈昌浩便撤销了他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提议，认为应照原定计划，迅速从靖远渡河西进”。“但多数干部不满陈昌浩这个冲动的主张，指责他独断的进攻岷山，使第九军蒙受创伤……；接着又按兵不进，要求举行会议，延误了渡河时机。这件事破坏了高级干部间的关系，也种下了西路军失败的根苗”。（455页）
　　“蒋介石侦知了我军在靖远渡河的行动，一面派飞机轰炸渡口，一面严令各军迅速向会宁靖远前进，企图乘我军半渡时截击。……。当时左路军的人数约为三万五千人，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渡过去的只有第九军第三十军第五军团，总司令部的直属机关和徐向前陈昌浩的总指挥部等共约两万多人。我和朱德率总司令部人员、红军学校大部学生以及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在会宁能靖远的大道上，节节抵抗敌军的追击”。（456页）
　　“我们至此不能渡河了”。“徐向前与陈昌浩率已渡河的各单位，在河西开始了单独行动。”
　　1936年9月底，“徐向前陈昌浩来电希望我们能继续渡河。……。”
　　“我们根据当时的情况，电告徐陈二人，渡河已不可能，要他们率已渡河的部队，单独行动。……。”（457页）
　　“从此，徐陈所率的西路军便与我们分道扬镳了。他们遵照我们的电令，……，我们则……逐渐向东移动，靠近陕北苏区。”（458页）
　　“当时，西路军的败象已经显露出来，我们在同心城时即接到徐陈电告，谓我第九军在古浪为马步芳骑兵所袭击，损失惨重，……。”（463页）
　　“我们到达河连湾时，西路军告急的电报接踵面来，……。”（463页）
　　“西路军的处境，使我们大感忧虑，我和朱德周恩来曾再三商讨，想不出应援的办法。……。在军事上，我们自顾不暇，无法策应，……。”（464页）
　　“由于我的提议，我和朱德率红军学校学生驰往保安，与***等会商今后工作，……。”（465页）
　　“……我曾向红军学校的学生发表演说，解答他们的一些疑问，……西路军的不幸遭遇以及……。”（465页）
　　“我当时最注意西路军的情况。正在西移的西路军，沿途与骑兵苦战，……。这种情形，使我十分焦虑，我研究各项情况，并试用各种可能方法，冀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予西路军以助力，以期挽回厄运”。（474页）
　　“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内，每日都有谈话会，大家都避谈往事。毛泽东、张闻天等似因过去的分裂，心理上不无芥蒂，他们对援助西路军的事，并无积极表示，而且言词之间，总有些推推诿诿。为了挽救西路军的厄运，我只有耐着性子和各人商谈，但无法找出补救的办法，奇迹是不会从天而降的。”（474页）
　　“西安事变，使我们一时为之扬眉吐气，似乎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我们希望张学良电令马步芳不可破坏抗日大局，应即对西路军停止作战，这事张学良照做了，但马步芳并未接受这个命令。”（475页）
　　“西路军的失败，对共产党以后的发展，和当时的西北局势，都有相当影响，尤其使我这个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大受打击。中党内斗争的矛头，因而就指向着我，打得我无法抬头，……。”（492页）

“当时我引咎自责，声言我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我不愿诿过地人，从未指责过别人，只说一切错误都直接间接与我有关。我曾要求举行一次中共*中央高级干部会议，来探讨西路军事件，但毛泽东等不予理会。”（493页）
　　“毛泽东自然不会放松攻击我的机会，因而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便漫无拘束的乱说一通。总括起来，当时这些批评的言词大约有三个要点：（一）西进军事计划根本就是逃跑主义，至少是带有逃跑主义色彩；（二）张国焘对四方面军的领导完全破产，总之是一无是处；（三）西路军的失败很为丢脸，蒋氏将更看不起红军，在西安事变的今天，将诱发蒋氏的报复和进攻，遗害全党全军。
　　一班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们，主要是第四方面军的干部，则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浩同志的指挥错误，如果张国焘同志也过了黄河，亲自策划指挥，则不会失败，反会胜利。他们对批评者答辨：（一）西进计划为莫斯科批准，如何能说是逃跑主义；（二）四方面军是共产党的基干劲旅，如何能加以毁谤；（三）诱发蒋氏围剿之说是有意架祸于人，……。”（493页）
　　“朱德当时的立场颇偏袒毛泽东，但对西路军的失败，持论还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不能说西路军的失败根源于西进计划根本不对，应当认定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犯了战术上的错误。……。他批评陈昌浩勇猛有余，稳重不足。徐向前虽较稳当，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员的意见。……。”（494页）
　　“我当时即与张闻天恳谈，曾指出下列各要点：（一）……；（二）……；（三）我对西路军失败，负有严重责任，将正式自请处分”。（4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