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春秋》——华国锋下台内幕
    师东兵 著
     
　　华国锋下台，标志着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华国锋在毛泽东去世以后，头戴“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三大桂冠，集党、政、军重权于一身，成为中共历史上仅有的所谓“英明领袖”，其权势和威风显赫一时。
　　自诩为“毛泽东的继承人”的华国锋，一上台就高举“两个凡是”的大旗，继续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圾专政下继续革命”，阻挠平反冤、假、错案，处处设禁区，大搞“洋冒进”，妄图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他的这一系统的不得人心的“左”的思想和错误引起了新的混乱，也遭到党中央内外群众不同程度的抵制。于是乎，中国究竟要向何处去?迷惘和希望又再一次涌上国内有识之士的心头。
　　历史需要英雄，历史造就英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中国有识之士的眼睛始终盯着邓小平，把他当作了中国未来的希望之星。
　　邓小平，这个几遭磨难的政治家，在遭受到“天安门事件”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连串重大打击下，能否东山再起?能否扭转乾坤?他的命运，牵动着亿万人心!
    《短暂的春秋》以大量翔实的史实为依据，用艺术的语言和文学塑造的笔锋，真实而生动的再现了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从上台到下台这段近五个春秋的历史进程，将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陈云、李先念、华国锋、汪东兴等一大批中共高层人物刻划得淋漓尽致、呼之欲出。
　　人们从这部作品中可以清楚地领略和感受到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在艰难的抗争中如何忍辱负重，如何巧妙部署政治决战；如何团结和组织以老一辈革命家为一体的主攻力量和队伍，冒着罕见的压力和风险，非常稳妥，非常得体、非常精确、非常得人心的战胜了以华国锋为首“凡是派”的阻挠、拖延和反扑，赢得了这场历史性大较量的胜利。在这部作品中读者不仅可以一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共老革命家的机智、气魄和手段，也可以体验到以华国锋为首的一批既得利益者在这场搏斗中的迟钝、失算和无奈。这种差异，不仅从双方的语言和性格中可以感觉到，更重要的是从他们的行为演绎的历史步伐中深刻地体现着。正因如此，《短暂的春秋》才有了它独特的价值和魅力。

　　本书作者师东兵先生是知名的纪实文学作家，他以擅长写中共高层的政治斗争的作品而赢得了大批读者。本书也保持了他的这种创作风格，师东兵先生在谈到他的作品时不止一次地强调：“我是一名作家；是以之艺术形象来塑造历史人物和描写重大事件的，这就决定了我不能像写教科书那样去写历史，我的作品毕竟是文学。但是，作为一个有良心作家，我又必须对历史负责，我的作品要能经得住时代和事实的检验。”这段话，可以作为他的文学创作观来看待，也是他这部作品的写作宗旨。作者正是抱着这一信念，用自己的笔再现了风云时代。
　　不管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如何，不管读者对一些重大事件的看法怎样，只要读了这部书，都会认为作者对事件的叙述和人物的刻划是严肃的、认真的。作者不以个人的好恶而任意编造情节和歪曲历史，而力图沿着历史人物的本来性格和事实框架，真实地揭示事件的来龙去脉，所以书中的人物看上去都是他们政治生活的照搬。作为纪实文学，如果不对现实生活和历史事件及史料进行艺术概括和精心提炼，不对生活的原型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再创作，人们看到的只能是拉拉杂杂的一大堆记载和难以理清的文字。作者在创作本书时，以敏锐的眼光和求实的精神，对一大堆真假混淆的原始材料进行了认真的清理和考证，从而纠正了一些包括当事人的回忆录在内所作出的错误记录或描写。因此，我们相信这部作品同他的其他作品一样，能打动人心并经得起时间的验证。
　　只要不怀偏见，读者都会被书中邓小平等一批老政治家超人的智慧和胆略所折服。作为纠正历史性错误的一代英豪，邓小平及其战友们的功绩，真可以与日月同辉。当然，不同政治观点的读者还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邓小平将作为一代伟人载入史册，已是不争的事实。如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伟人的功绩不会被抹煞-样。
    仅管如此，我们还是不愿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任何人。读者在作品面前都是平等的，都会得出自己的结论。在这个意义上讲，作者和读者都是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的。
     
       《短暂的春秋》目录
     
    一、英明领袖权集一身 “抓纲治国”实现四化
    二、深居简出小平养韬略 登门拜访耀邦得教益
    三、叶剑英审时度势 华国锋避实就虚
    四、江女皇囚牢抗争 华国锋知难而退
    五、耀邦兴奋高谈阔论 小平心急电话试探
    六、华国锋初提两个凡是 叶剑英一语化解危机
    七、念紧箍邓小平沉思 批凡是大老粗上阵
    八、叶帅稳坐钓鱼台 陈云萌生新意念
    九、王胡子会上开炮 汪东兴急谋对策
    十、胡耀邦走马上任 两助手探望小平
    十一、李先念“舌战群儒” 华国锋夜访旧居
    十二、祝寿宴众老帅吟诗 晓利弊徐向前进言
    十三、发文件吴德急晤陈锡联 亲登门小平说服华国锋
    十四、耀邦办案亲力亲为 小平出山有声有色
    十五、忆往昔永贵心有余悸 论古今小平语惊四座
    十六、华国锋指桑骂槐 邓小平妥协求生
    十七、中南海汪东兴献计谋 十一大华国锋弹旧调
    十八、议平反胡赵请教陈云 腰干硬华国锋宣布纪律
    十九、为陶铸昭雪小平送材料 怕大权旁落东兴出点子
    二十、党校开会巧遇彭真 邓华争论真理标准
    二十一、杨尚昆上门申诉 汪东兴设宴款待
    二十二、当领袖华国锋力不从心 追进度邓小平训斥吴德
    二十三、邓小平运筹棋高一招 胡耀邦兼任中组部长
    二十四、为彭德怀翻案耀邦上书 劝华国锋明智剑英施压
    二十五、胡耀邦筹划主攻凡是 众秀才修改批判文章
    二十六、韦国清明确表态 胡耀邦最后定稿
    二十七、薄一波晚会受冷遇 叶剑英南粤晤黑帮
    二十八、华国锋回国收见面礼 凡是派遭受极大震动
    二十九、汪东兴会上打招呼 邓小平婉拒再检查
    三十、 小平发言支持批凡是 冷西养病决不改初衷
    三十一、身体不适华国锋住院 乘胜追击胡耀邦发威
    三十二、常委会矛盾难调和 捕战机陈云再出山
    三十三、汪东兴停刊遭抵制 天安门事件获平反
    三十四、中央会议形势逆转 常委表决再输一局
    三十五、领袖权力逐步架空 红星事件轰动全国
    三十六、春节联欢华国锋见王光美 中央全会凡是派又遭败绩
    三十七、藉民主墙事件华汪倾谈 清凡是派影响小平南巡
    三十八、怀仁堂对阵永贵低头 中南海聚会国锋无言
    三十九、为少奇平反耀邦讲理 替错误辩护登奎词穷
    四十、邓小平组织写准则 众老人议论动手术
    四十一、做说客黄克诚义正词严 恐下台陈永贵无计可藏
    四十二、汪东兴深夜告状 陈锡联西山受审
    四十三、常委会两派摊牌 华国锋见风转向
    四十四、汪纪吴陈离开政治局 耀邦紫阳进入常委会
    四十五、徐向前巧妙避陷阱 邓小平果断除障碍
    四十六、刘少奇平反获批准 凡是派下台成定局
    四十七、华汪空谈误战机 众人议定换总理
    四十八、少奇平反舆论先行 取消四大异口同声
    四十九、吴德离政坛清闲无聊 少奇追悼会庄严隆重
    五十、 起草决议邓小平讲党史 否定文革华国锋唱反调
    五十一、以退为进小平辞兼职 朝不保夕国锋让交椅
    五十二、邓小平讲话锋芒毕露 赵紫阳登台意气风发
    五十三、胡耀邦火力侦察 邓小平部署总攻
    五十四、人大会通过决议案 聂荣臻病中吐心声
    五十五、政治局开生活会 华国锋成众矢的
    五十六、群情激愤深揭猛批 英明领袖名誉扫地
    五十七、众元老考虑接班人 胡耀邦准备再亮相
    五十八、会议续批华国锋 法庭审判四人帮
    五十九、华国锋被迫辞宝座 胡耀邦升任党主席
    六十、 华国锋称病足不出户 邓小平探访亮出王牌
    六十一、小平斗智破幻想 六中全会定乾坤
    六十二、十二大翻开新的一页 华国锋退出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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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东兵简介     

    师东兵，一九五零年农历一月初十一出生于工人家庭，籍贯为山西省定襄县师家湾村。他青少年时期就酷爱文学，同时攻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经典著作，同时研究历史和各种理论学术著作，一九六六年二月，他被扣上“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名，投入监狱。平反后，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复员后的一九七六年五月因书写悼念周恩来的诗词和所谓传播“总理遗言”被审查，陷身囹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第二次平反。在狱中他自学法律，撰写了大量的法学论文，撰写了不少论文和专著，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戏剧家协会理事，同时也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自一九七零年以来，师东兵发表或出版了二千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和戏曲剧本。其中《文化大革命系列十五本》、《短暂的春秋》、《庐山真面目》、《铁窗余生录》、《政坛秘闻录》、《选择突破口》、《怀仁堂政变》等作品为他的代表作。他以善写高层政治、军事重大题材的纪实文学在全国文坛独树一帜，形成了"客观、公正、真实"的风格，被人们誉为"文学上的最敢讲真话的作家"。同时，他的作品处处显示着卓越的政治预见和引人入胜的无穷魅力，其中一些独到的观点，得到当代政治家们的重视和高度评价。

 
     
    一、英明领袖权集一身 抓纲治国实现四化
     
   
    华国锋透过座车的茶色玻璃看到沿街的建筑或墙璧上。到处悬挂张贴着欢庆粉碎“四人帮”及拥护自己荣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巨幅际语，真是高兴极了!
    海水般湛蓝的天空上，浮出几缕白云在悠闲地飘荡，天高气爽，风清云淡，红旗飞扬，歌声嘹亮。他，果然胜利了!这胜利来得那么快，那么出乎意料，以至没放一枪一炮，没流一滴血，没死一个人，就翻天覆地进行了一场大革命，被人们称作“十月的胜利”。
    是啊，对手们太狂妄，太骄傲，当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打击到了他们跟前，他们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束手被擒，全部落网，连点反抗的壮举都没有。
    在上海的那几个人还想武装举事，怎奈经不起强大的武装包围和政治攻势，没几天就自动瓦解，这真是天意啊！想到这里，华国锋才徐徐吐出一口气，久悬空中的心终于放踏实了。情不自禁地自语道“中国人民，太好了！”
    对华国锋来说，他永远忘记不了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从晚上十时半至第二天凌晨六点的政活局紧急会议。
    那是他下令逮浦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及其追随者以后的第一个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和他本人共十一人，与会者一致同意叶剑英的提议，由他出任那两个最重要的职务，并继续兼任国务院总理。这意味着，他是集党、政、军的最高权力为一身啊!
    当时，他曾谦让，说“还是剑英同志挂帅好。”
    叶剑英连连摆手：“不，你是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是我们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我们拥护你！”
    其他九位政治局委员也连声说“好”，一致鼓掌通过，会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又给不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韦国清、许世友、李德生、赛福鼎打电话通告情况，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都表示完全赞成政治局会议的决定。这下，他才觉得眼前大放光明，一个过去从没有敢想而现在辉煌的现实突然而至，这难道纯属偶然吗?
    多少权倾朝野的庞然大物，为了这把金光灿烂的交椅，斗得头破血流，折戟沉沙，戴锁上铐，一个个不是死无葬身之地，就是押入囚房，面壁铁窗；而唯有他，得来全不费功夫，一夜之间，就成了举国上下的英明领袖。哦，东风吹拂，阳光普照，明媚秀丽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开始进入了鲜花盛放的华国锋时代了!
    头裹白毛巾，身穿白布夹袄的陈永贵来到他家，头一句话就说：“华主席，你可给咱山西露了脸啦，以今往后，山西要大干快上，彻底改变旧面貌了。这是山西人民的福份啊!”
    华国锋就像喝了几盅酒似的，兴奋得眉开眼笑，脸色通红：“老陈，不能这么说，咱不能光看到山西，要看到全国呀。咱们肩负着全国人民的重托，要把全国都变成大寨一样的面貌，这才是咱们的奋斗目标。”

    陈永贵黑红的脸膛，像秋日在铁塔上的反射，他连连点头：“还是毛主席看的远，这下毛主席九泉之下，也该放心了。”
    提起毛泽东，华国锋的脸色微微一变，眼睛不由自主地转到墙壁上挂着的那幅照片上，那是毛泽东晚年和他握手的一张珍贵照片、为数不多的历史留念。毛泽东苍老的面容显出秋凉之色，凝视着留着小平头的华国锋正想说什么，满腹的心思从那眼神中隐隐微露出来。这张照片，是他精心挑选出来的。那是他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的重要象征呀!
    此时此刻的中国，不借助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你什么事也休想干成！
    他这所以成功，既不是由于他有什么盖世奇功。也非具备某些非凡本领，他全凭着毛泽东对他的信任。这几乎是从上到下人人皆知的事实。所以，当他看到毛泽东的照片时，又想起还躺在水晶棺里日夜严密保护着的遗体，感情复杂地对陈永贵说；“我们一定要对得起毛主席在天之灵，一定要世世代代高举毛主席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这话说到了陈永贵的心坎里，马上红了眼：“唉，毛主席就是这么说走就走了，什么也没带走。老人家为中国人民谋利益操劳一辈子，临死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全部是公家的，俺每想到这一点，心里……”
    “别说了，咱们不是要给他老人家修个纪念堂吗？华国锋说：“纪念堂要修的排排场场的，让子子孙孙都记得我们干的这件事。”
    跟所有口口声声忠于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一样，在广庭大众面前华国锋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艰苦朴索的形象，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和蔼可亲的面庞上有一双慈善家的眼睛，说起活来不紧不慢，流露出浓厚的山西口音。中共中央的最高层，无论做什么事情，都需要深思熟虑，小心翼翼，得反复衡量自己的一言一行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他就属于这样的类型。有些反对派对他的历史虽然疑团丛生，但他的档案和经历记载里却非常清白；他是一个处处事事按毛泽东和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布尔什维克。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岁月里他也没受什么冲击，始终按照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指令行事。他能够顺利得手而又让同事摸不透是怎么得手的，这使他的那些同时代经历的同事们佩服得连连称奇，因而，他们此刻甘心听他调遣，拥戴他为英明领袖。就是那些军界的老将帅们，此时对他也敬畏三分。
    华国锋和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同年，今年正好五十五岁。他的出生地在有着传奇色彩的吕粱山下、汾河谷地的小村庄——山西交城县杜家庄村。
    陈永贵对他的历史比谁都清楚，他知道华国锋并不姓华，而姓苏，他本来的名字叫苏铸。他十七岁参加抗日游击队，十九岁担任交城县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二十八岁时随军南下到了湖南湘阴，担任了该县县委书已，一直在湖南工作了十五个年头。一九七四年调中央工作时他还对陈永贵说：“老陈，今后还得靠你多指导、多帮助呢。咱们都是山西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见到主席，多说咱几句好话。出外还是老乡亲哇。”
    仅仅两年，华国锋一升再升，登上了足以号令天下的最高领袖、最高统帅的位置。
    前几天，大寨大队的社员代表来北京看望陈永贵。对他说：“华主席是真龙天子呀！”
    陈永贵连连摆手：“别瞎说，别瞎说。”
    那个社员有板有眼地说：“真的，现在交城县、吕梁山周围的人们都知道这件事，说得人们没有不信的。”
     “什么事？你也讲讲。”陈永贵也感兴趣了。
     “人家说还是五六十年前，有个会算命看病的麻大夫来到交城县村庄，突然围着一户姓苏的门院转了好儿圈，对周围的人们拍着大腿叫唤：'了不得！了不得哇！’人们纷纷围上来，让他说明到底是什么了不得。那个麻大夫摇头晃脑，口里咕咕囊囊就是不明说。直到这家门庭出来个老汉，把麻大夫请到家里吃了个酒足饭饱后，那个麻大夫才开口道：'恭喜你呀老寿星，你知道不知道东汾阳村先前出过皇后?’姓苏的老头连忙点头：'知道，知道’。那个麻大夫这时才伸过脑袋，嘴贴住老人的耳朵说：'你家风水好呀，你这院子里以后要出贵人，出真龙天子呀！’这话一隔五、六十年过去了，麻大夫的话今年才得实现。你知道那个苏家大院的老头儿是谁？就是咱华主席的爷爷陈永贵听完才端起中央领导的架子说：“咱不信那些迷信，咱只承认华主席是咱们的英明领袖。”
     “老陈，你也不能不信命。”那位社员从小和陈永贵一起种庄稼，彼此熟得啥话也敢说，他又给陈永贵说了一段故事：“打鬼子那年的某天傍晚，华政委带领武工队正要路过一条小河。因为几天连阴，河水暴涨，行人多被隔阻。行人中有一个算卦的瞎老汉。武工队员都来帮助群众过河，华国锋背起的就是那个瞎子，他刚把瞎老汉背起来，瞎子就在背上苦苦哀求：[放下我吧，放下我吧！] 没办法，华主席只好从背上放下他，而扶着他过了河。事后，人们都问瞎老汉：[ 你为什么不让华政委背你过河？]
    瞎老汉说；[ 我怎敢啊!那人一背我，我就觉得不对劲儿，用手一摸那人脊背，天老爷，人家都是龙骨，人家是真龙天子呀！]
    你不要不相信，现在这瞎老汉还活着！咱们的许多人还见过他。”
    陈永贵昕完那人讲的故事，板起面孔说：“不管人怎么说，咱还是少说。这些带有迷信色彩的东西从大寨人嘴里说出来，总不大好。”不过他说完不久，又像自言自语又像对那社员说：“不过，老古人们传下来的话也不能不信，你看华主席就是有贵人天相，长得像个菩萨一样，不然怎么能被毛主席看中？”
    故乡人说话嘻嘻哈哈，说完拉到。
    但此刻，陈永贵又想起家乡人讲的故事，脱口而出：“华主席，咱吕梁山家乡的人都传说你是真龙天子。”接着把听来的故事又对他学说了一遍。
    华国锋先是一怔，接着便哈哈大笑起来：“老陈，都什么年头了，你还信那些?那都是后人们瞎编出来的。我要是没有毛主席的培养，哪能当上党的主席。快别瞎听那些谣传了。还是想一想，怎样在最短的时间内普及大寨县，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不实现农业机械化，中国的现代化只是一句空话。你说对不对？”
    陈永贵自从调到中央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他已成为公认的农业问题的专家。他依然穿着一身农民装，头发硬茬茬的，渗出了几缕白发。近一段来他脸庞消瘦，鼻粱笔直，像是用刀斧劈出来似的。但发紫的嘴唇经常讲着“以级斗争为纲”，强调“甩开膀子大干”，认为这是大寨经验的真谛。他讲起这些来总是威武而严峻，显得他非常精神并富有朝气。他闷呼呼地说：“我的意见，普及大寨县关键是抓好县委一班人，把大寨式的干部都调到各县去当一把手，准行!反正还是那句口号：踢开不干的，打掉捣乱的，提拔苦干的。”
    华国锋连声说好：“老陈，咱们今年就召开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狠抓这个问题，一定要把大寨经验普及开来。”
    正说着，秘书进来禀报说：“汪东兴同志来了。”
    华国锋连忙站起来，亲自迎出去，拉住汪东兴的手说：“我正好和陈永贵同志商量农业问题，你来正好。咱们一块议议这件事。”
    汪东兴自从参与决策十月六日逮捕那四个人的行动以后，华国锋把他看作了功勋之臣，什么重大事情都要找他商量，成了他半刻也离不了的得力助手。他问：“江青有什么表现吗？”
    汪东兴轻蔑地说“那妖婆子至今不老实，绝了几天食后也开始吃饭了。狂妄地要求和你谈话，要和你辩论问题，还提出要见群众。”
    华国锋的眉头皱起来了：“这个女人，实在是咎由自取。毛主席生前就预见到他身后'四人帮’会闹事。一九七五年初，毛主席在批评江青时就说过：'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当时为了主席的健康，同志们一直采取克制的态度，谁知她不识抬举，竟然反到我头上来了。”
    汪东兴说：“我给看管 [ 四人帮 ] 的警卫部队安排下去了，不要理她!看她怎么办!”说完，他又打开皮包，掏出笔记本说：“还有件重要的事也需你拍板，说是邓小平的事。”
    华国锋毫不迟疑地说：“邓小平，不要理睬他。他给我也写过信，对我们粉碎 [ 四人帮 ]表示祝贺，另一个想和我及中央负责人谈一谈。有什么好谈的?我们反 [ 四人帮 ] 和他又不一样，他是反对毛主席而不仅仅是反 [ 四人帮 ] 。邓小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死敌，他搞的右倾翻案那一套很不得人心，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在政治战线上，我们要采取两手抓的态度，一手抓揭批 [ 四人帮 ] ，另一手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这个方向不能动摇。”
    汪东兴眉头抖动着朝华国锋一笑：“我们完全想到一起去了。我也是这个意见。为着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我们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偏离这个纲，就是背叛。”
    “只有抓住这个纲，才能治理好一切工作。”陈永贵说。
    华国锋脸上也露出笑容：“对呀，这就是抓纲治国。邓小平和 [ 四人帮 ]  ，他们各有各的帐，都不是些好东西。都要批。”
    汪东兴说：“上次开会时李先念说，邓小平反'四人帮’最早，最早能怎样?最早能粉碎 [ 四人帮 ]?还是没本事嘛。要不是我们华主席，中国还是在 [ 四人帮 ]手里攥着吗?邓小平没多大水平，只不过是有点小小的经验罢了。毛主席当初也只是用他而不信任他。主席真正信任的就是你华主席。跟我说过不下三、四次，说你是老实人，还说山西人厚道。”
    华国锋拍着陈永贵的肩膀说：“我们山西人不但厚道，而且还能吃苦呢!”
    现在华国锋讲话已毫不忌讳什么了，他完全可以畅所欲言，说他心里要说的任何话了。政治家一旦登上权力的高峰，都会有一种如鸟出笼的感觉。他们展翅高飞，很想成就一番事业，到他们想去的那个天地遨游一番呢。
    十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隔离审查及他们的问题通知全党各级组织。二十一日，北京市一百五十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欢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与此同时，全国二十几省、市、自治区，解放军各总部、各大军区也奉命举行庆祝活动。
    同时，中共中央还成立了“四人帮”专案组，由华国锋和在京的政治局委员组成。
    从十月二十九日起，《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的文章。《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又接二连三的发表了《华主席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华主席的英明领导是革命胜利的保证》、《华国锋同志为我党领袖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等文章。这些文章都宣传这样的基调：“华主席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我们的好领袖、好统帅。我们一定要像热爱毛主席那样保卫华主席，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华国锋对此很感欣慰。看来谁到了这个位置上，谁也要受此殊荣啊！他这样想。

   二、深居简出小平养韬略 登门拜访耀邦得教益
     
    邓小平不动声地看完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毛泽东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的电视录相，仔细地听了华国锋反复强调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揭批“四人帮”同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结合起来的讲话，心里暗暗好笑。
    他最初听到把江青、张春桥等人抓起来的消息后，又惊又喜，眼睛腾地一亮，近一个月来一直愁眉不展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虽然不说话，笑容却可以掬上几大把。自从毛主席逝世，他就担心江青、张春桥、王洪文铤而走险，采取血腥镇压的措施，那中国的命运将是不堪设想的。华国锋、叶剑英先下手为强，一举粉碎了他们的布署。他大为解恨地骂道：“江青呀江青，我料定你成了他们的囚徒，你并不是凭着你的本事掌权，而是拉大旗作虎皮吓唬人，在今日之中国企图得逞，真是瞎了眼睛！”

    邓小平同江青、张春桥之间，存在着永远也调和不了的深仇大恨。华国锋、叶剑英的举动，无疑替他报了仇，雪了恨，何况他已从叶剑英那里得到暗示，王震等人给他报来了不少消息，王震说：“现在我们头上的泰山没有了，政治局里那几个捣蛋的拦路虎也清除了，中国要想搞好，小平啊，关键是你要站出来。”
“可有人不那么高兴啊。”
“中国内部的关系是无形的、微妙的，凭你的机智，难道还战胜不了他。”
“做这个工作，还需要叶帅亲自出马哟。”
“叶帅那边，我包了！”
邓小平身上一阵轻松。他知道，无论办什么事，都有从种子、发芽到结果，离不开辛勤劳动，智慧的启迪和同事们的帮助与培育。
    其实他是非常聪明的。刚刚逮捕了江青等人，他就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表示他坚决拥戴华国锋作党的主席，认为这是众望所归。他也坚决拥护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壮举”，称赞这是“大得党心和民心的革命”。他公开表示，自己的身体还好，请求能给予一定的工作，以便更好地为党为人民继续出力。
　　邓小平的这封信，华国锋不屑一顾。
　　邓小平微微一笑，并不介意和灰心。他懂得如何对待和处理这类的事情。他见得太多了，经历了无数次的风风雨雨，这点冷遇又算什么!
    北京的十一月下旬，已是初冬季节，西北风呜呜地吼叫着，倒像几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拼命地摇撼大树，细密的雪花随着北风接踵而来，飞沙似的飘落着，不大一会就使房屋、道路和树丛都披上了一层细细的纱袍。
    邓小平站在内廊里，有滋有味地作了一个深呼吸，好像置身于那个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胜景中。他几乎没写过什么吟颂梅、松、雪、冰之类的诗词，但很赞美那种耐寒傲雪的旺盛的生命力，他愿自己就像古今诗家笔下的苍松古柏，凌寒怒放。但是，你若把他当作那种孤芳自赏，不思通达的革命家那就错了!他，识时务，通机变，能屈伸，敢冒险：他的性格里，揉和着中国共产党几位最著名的缔造者的风骨，吸取了他们各自的经验及长处，加上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形成了它自己的独特个性。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疆土辽阔的大国里，主宰它的领袖如果没有铁的手腕和灵活的头脑，是难控制住局面的。
    当天晚上八点多，一辆普通的上海轿车开到了他的门口，从车上走下来一个身材精瘦，脸盘稍圆的小老头。他也是小平头，为了避嫌戴着一个大口罩。门铃一按，里面的警卫就像得到了暗示，马上放他进去。他拍打了两下军大衣，进了客厅。
　　邓小平从沙发上站起来，亲热地和他打招呼：“耀邦同志，形势怎么样啊?底下的同志们有什么反映?”
　　胡耀邦搓了搓手，接着又揉脸，大声说：“形势就是春天，但是还有一股小寒风，底下的呼声很强烈，头一个就是要求你二次出山，重新工作。”
　　“恐怕不那不容易啊!”
    胡耀邦爽朗地说：“总比没粉碎'四人帮’时容易些吧，谁不知你和'四人帮’是死对头?打倒'四人帮’的路线，这是很明白的现实问题，连三岁小孩子都懂得这个道理。”
    胡耀邦性格开朗，说话干脆，办事利落。也许正因如此，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他，就被打成刘、邓路线的代理人，遭到无情的批判。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后，他和邓小平等老干部一道站了出来，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党组的领导职务。一九七五年他响应邓小平提出的全面整顿的方针，领导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点问题》的汇报提纲，提出了在科技战线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几条措施，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于是，毛泽东再一次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后，他的汇报提纲也成了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之一。命运把他们紧紧的连在一起，使他们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铁关系。起码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他今年六十一岁，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早在青少年时期，他就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发奋读书，成为佼佼者。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后，他也投入到斗争的潮流里，于一九二九年冬秘密加入共青团，一九三○年五月，中央红军开进浏阳县城，正在县城中学读书的胡耀邦接受派遣，回乡担任乡团支部书记、团区委委员，不久被调到少共汀东南特委担任特委书记。一九三三年一月他到瑞金，在少共中央苏区儿童局工作，八月担任中央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宣传部长兼青年部长，九月转为中共党员。转党后调到少共中央局担任秘书长。
    一九三四年十月，胡耀邦随中央红军一道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后继续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一九三六年一月，参加了红军东征，六月出任少共中央局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宣传部部长。一九三七年五月，他到延安抗大学习，并先后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瓦窑堡一大队政委。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六年一月在冀热辽军区工作，任代理政治部主任，七月任晋察冀第三纵队政委。他随后参与领导了大同、张家口、石家庄等战役。一九四八年八月，他又任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太原，宝鸡等战役。一九四九年冬，他率部参加解放西南的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委员。一九五二年，他任团中央书记，以后又任第一书记。
凭心而论，他的这些经历，要比华国锋的资格老得多，且也有年富力强的岁月，所以他对华国锋目前的宣传压根儿看不惯。
    “小平同志，你看出来了吗?我们党又在人为地造神了。说老实话，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一直到晚年才被人民尊敬到那个程度，情有可原。现在有些人根本不能和毛主席比，也要学毛主席的派头，要人们像尊敬毛主席那样来尊敬他，这样下去怎么了得！”
    胡耀邦的话讲得有分寸，目的只是试探一下邓小平的态度，他看见邓小平只是笑了笑，没有表现出更多的神色便有了底，继续说：“现在刚刚粉碎了'四人帮’，党中央应该从上到下有个崭新的变化，更不能像过去那样一天价斗斗斗、批批批，弄得人心惶惶，个个自危，这样下去国家何时才能建设好?我和一些科学家好好研究了一些问题，我们国家的科学已经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起码二十年。”
    邓小平动容了，他的眼皮跳了跳说；“你没有看到吗?我们的英明领袖还要继续批邓嘛，还要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呀。也就是说，我们的帐人家还要算，还没有完。”
　　“不能这样下去!不能这样下去了!”
　　邓小平站了起来，接过卓琳送来的茶水，亲自放在胡耀邦面前的茶几上。幽默地问：“抓擒江青后，你喝酒了吗?”
　　“喝了，喝的是茅台。”
　　“今晚上想不想再喝点？”
　　“没有高兴的事，一喝就醉。”
    “这点你就不如我喽。”邓小平哈哈地笑道，“不能有好事才喝酒，没好事就不喝了。应该经常适量地喝点酒。也别说现在形势就不那么好，我们还是打过点交道的。他，没多少主见。剑英同志说他老实，我看也有那么一点。”
“你别被假象迷惑啊！”
“迷惑？”邓小平笑了。“聪明的人再喝酒也不会醉，就像打桥牌那样，我一边喝酒一边出牌，照样赢！”
    这两句话说的那么自信，完全有一副大战略家的风度。胡耀邦被他的气质折服了，心悦诚服地说：“今天我来，一是看望你，二是想告诉你，同志们都盼你能站出来重新工作。中国没有你不行啊!就是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我才诚恳地对你讲这番话的。”
    “同志们的心情我理解。”邓小平说，“我也给华国锋同志写过信，我今年七十二岁，比你整整大十一岁，还可以继续工作几年。我试图和他谈一谈，但没得到响应。看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呀。如果方便的话，你也可以给一些同志做点工作，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现在尤其需要多讲团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付'四人帮’，你不要看到'四人帮’垮台了，他们还是有很大的市场的，那个反革命的帮派体系并没有消灭。如果不下决心消灭掉，迟早是一大祸害。要跟大家讲这个道理。”
胡耀邦很受启发，说：“小平同志，还是你看得远啊！”
“不，事实明摆的。现在就应该化一切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共同对付我们最主要的敌人。”邓小平说，“敌人就是'四人帮’的残渣余孽”。
胡耀邦这时才恍然大悟，激动地说：“小平同志，今天教益非浅啊!”

    三、叶剑英审对度势 华国锋避实就虚
     
    年近八十岁的叶剑英离开西山，又回到城里他的老居处，问候和祝贺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忙得几个秘书团团转。而他，也只是在忙了一天安静下来的时候，才顾得上听取有关这方面的内容的汇报。国内国外一大堆问题摆在他们面前，需要他们很快决断。
    叶剑英换下军装，穿上灰色中山装，搔了搔银白色的头发，很有一种文人儒将的风度。这一段来，他和华国锋配合得很好，华国锋很尊重他。无论华国锋决定的什么事情总要先和他商量，特别是在部队的人事安排上，华国锋和军界的领导人不熟悉，对军队的问题也了解甚少，所以基本上是由他说了算。
    “叶帅，现在是百废待兴。我看最主要的是抓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济，另一个是军队建设。前者由我和先念、吴德、登奎他们亲自抓。部队建设就靠您老人家多费心了。”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后亲口对他说。
叶剑英欣然点首：“现在我可以多操点心，将来还得你全盘考虑。你是军委主席嘛，不亲自抓部队建设不行啊！将来这个摊子都是你的。”
“你得多帮助我，我慢慢接这一摊子。”
　　叶剑英也看得出来，华国锋其实是很想抓军权的，只是碍于自己健在，他不大好意思罢了。有些话语，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无动于衷，仿佛根本不知道似的。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开始的全国人大常委第三次会议召开，吴德作了《关于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的报告，当有人问到粉碎“四人帮”中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时，吴德不假思索地说：“那还用问，当然是英明领袖华主席。除了华主席外，谁也没这个权力，谁也没这个胆略。像郭沫若同志填写的诗词那样：'接班人是俊杰，继承遗志果断，功绩何辉煌’。这个功劳，谁也夺不走!”
    又有人问道：“天安门事件是否可以平反？”吴德说：“今年四月的天安门事件，是党内不肯改悔走资派邓小平一手策划的反革命事件。这个性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正像'四人帮’这个称号也是毛主席给他们起的一样，怎么能够平反呢?给天安门事件平反，不就意味着让邓小平翻案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当王震把这些情况讲给叶剑英听时，叶剑英对此已经考虑了好几天：如何讲述这件事？一些话该怎么说？他对王震说：“目前刚刚粉碎了'四人帮’，外面包括国内都有人说我们是右派政变，马上提出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让邓小平同志复出，似乎太急了点。这里有个转变感情的问题嘛，得慢慢来。”
    王震说：“总不能再等几年吧，小平同志还能再干几年?现在是历史性转变的关键时刻，中青年干部都受'四人帮’的流毒极深，我认为得靠我们这些老家伙。老干部都受'四人帮’迫害多年，对那帮极左派深恶痛绝，他们是最为可以信赖的力量。”
    “胡子，你的有些话我赞成，有些话也欠考虑。”叶剑英说：“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对此必须肯定的。在这场运动中受过冲击的同志，还是应该正确对待啊!”
    王震一听这些话愣了。他这才知道，要完成中国历史性的转变，不单单是像华国锋、吴德这类人需要转变立场，转变思想感情，就是像叶剑英这些在他们心目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也需要转变认识呀！这里，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甚至要有更为艰巨的思想斗争，这时，他的心渐渐的沉重了。当然，他不知道叶剑英也有他自己的苦衷。
    他们逮捕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两天后，中央政治局再一次开会决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为毛泽东建立纪念堂，同时作了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会后，他提议再一次瞻仰毛泽东的遗容。他、华国锋、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等人站在那位永远睡着了的老人面前，热泪盈眶。
    叶剑英举起拳头，泣不成声地说；“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叶剑英自从跟着你革命以来，没有作一件对不住您的事，我对天盟誓，我永远不会忘记您对我的教诲和关心，我永远要高举您的旗帜，把您开创的革命事业继续坚持下去，革命到底!谁要背叛你的伟大思想和革命路线，我们就和他斗争到底!”这些话泣恸山河，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哭了，哭得那么伤心。
    对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叶剑英曾反复学习，认真领会，并对他的正确性深信不疑。这些理论的基本精神同样渗透在他十多年来的言行中。
概括起来，这个理论共有六点精髓：
    其一、强调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特别要求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正确处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其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为了防止资本主义社会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这条基本路线，必须把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革命进行到底。
    其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要巩固自己的专政，使政权永远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
    其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最危险的人物。必须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把他们篡取的领导权夺过来，才能保证党和国家永远不改变颜色。
    其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式，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革命不可能只进行一两次，而要进行多次。这样的革命要用人民民主的方式，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中，自己教育自己。
    其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要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叶剑英在近十年多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对林彪、江青、陈伯达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有一个逐步认识，由开始的拥护到逐渐厌恶、反感、怀疑到仇恨，进而决心打倒他们的过程。但他也只是认为他们歪曲、篡改了毛泽东关于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没有敢进一步认为毛泽东的这个理论有什么错误。更没想否定这个理论的正确性。
    现在让他在毛泽东逝世不过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改变毛泽东的成果，停止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进而纠正许多老同事认为是毛泽东错误的东西，他需要考虑，需要做很多的工作。首先，政治局委员里就很难转变这个认识啊!
    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之前，叶剑英和华国锋、汪东兴、李先念、陈锡联、陈永贵等人研究让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担任人大副委员长时，叶剑英曾很策略地提出可以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调子放低些，重点突出揭批“四人帮”，吴德马上说：“叶帅，批邓可是毛主席晚年的一个重大决策呀，这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的成果问题，不能马虎。为了不让社会上'四人帮’的残渣余孽造谣惑众，我们应该把批邓的口号提得更响亮些!”
    汪东兴也说：“我也听到不少议论，好像邓小平如何如何有能力，我看他比起我们华主席来差远啦!他既然有那么大的能力还斗不过'四人帮?还叫人家把他斗了个不亦乐乎?还是他不行!”
    陈锡联和颜悦色地说：“毛主席临终之前为什么发动这场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就是担心他百年之后怕我们这些人斗不过他，才忍着病魔的折磨，下决心替我们除去这个隐患，这可是关系到能否继承毛主席遗志的大事，我们还是要慎重。”
    陈永贵比他们谁都说的干脆：“说一千道一万，无论如何不能让邓小平再跳出来，他出来，全党全国都会认为我们是和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穿着一条连裆裤，那我们可就丢尽人了!”
    当吴桂贤、纪登奎等人也接二连三地发表意见以后，一直沉稳地坐在那里听他们议论的李先念开了腔：“同志们，邓小平虽然后来犯了错误，但毛主席可是始终不主张开除他的党籍。为什么?以观后效嘛。这就是说，毛主席还是认为邓小平能够改正的，还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嘛。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打倒了小平，林彪一摔死，毛主席很快解放了邓小于同志，说他这人才难得，而且让他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党的副主席，还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我们应该学习毛主席的胸怀，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一道工作，还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甚至是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一道工作。主席的这个一贯的思想值得我们好好领会和学习啊！”。
　　虽然话的语气非常轻柔，大有语重心长的意味，但在场的人都听得出来，这实际上是给华国锋出了一个很严肃而且必须正视的课题。
    “不管怎么说，邓小平并没有一份像样的检查嘛。”陈永贵咕囊着说，“他连错都不认，我们怎么好向广大党员和群众交待?现在，还必须继续批邓，不然不能体现我们是在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华国锋一直在沉思。他已看出党内出现了为邓小平翻案的倾向，这股倾向的背后究竟有多大的势力他还不很清楚，但许多老干部都有这种情绪他是感觉到了。说心里话，他是不愿意为邓小平说话的，他知道一旦邓小平站出来直接威胁着自己的利益，而且自己改变毛主席的初衷，也影响自己的形象。现在是如何处理好这个矛盾的时刻，他需要思索的时问。他对众人说：“现在我们暂不考虑这些问题，先解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问题和继续揭批'四人帮’的问题。”
    “华主席说的对!”叶剑英首先响应道，“对江青、张春桥的反革命能量，我们千万不能低估。江青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老婆，主席逝世不到一个月，我们就把他的老婆抓起来了。这在感情上似乎有点说不过去。但是我们--定要向全党讲明，粉碎'四人帮’，正是毛主席遗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主席临终前交给华主席的光荣任务。”
　　“这个问题要讲具体事实，不然说服不了广大群众。”陈锡联说。
    汪东兴从提包里掏出笔记本来绘声绘色地讲道：“毛主席给华主席写了'你办事，我放心’的条子，本身就是让华主席全权处理他身边的一切问题的遗嘱，这和过去的圣旨差不多。还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一次批判了'四人帮’的反革命活动，严历警告他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毛主席针对'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这个要害，反复提了'三要三不要’，尖锐地批评他们'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讲一下’毛主席明确指示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强调指出：'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表明了毛主席一定要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
    毛泽东的这些话，在场的人大多都清楚，而且他们也清楚毛泽东整个话的前后意思及用心。但现在，彻底打垮江青、张春桥等人的联盟后，他便成了公认的传达毛泽东生前讲话或指示的最有权威的发言人。
    华国锋在汪东兴讲话时，频频点头：“东兴说的对!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就是我们彻底战胜'四人帮’的最有力的武器。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中心。抓住这个斗争，就是抓住了纲。我们要在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和反革命罪恶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大打一场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人民战争，不但要从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加以清算，而且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
    尽管华国锋的一言一行，都套用和仿效着过去历次运动的行话，显得有点装腔作势、滑稽可笑，但叶剑英还是承认，在眼前的条件下也只得如此。否则，更会在此引起政治和思想上的混乱，关于让邓小平复出的提议，还是暂且放一放好。叶剑英一生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掌握政治上的“火候”，懂得他的措施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提出，会收到更大的效益。
     
    四、江女皇囚牢抗争 华国锋知难而退
     
　　江青此刻已经冷静下来了。
    她把这间只有几平方米的禁地打量了又打量，到底也猜不透这是哪里。开始她还试图打听，后来干脆不去想了。反正已经失去自由，就是知道自己关在哪里也于事无补，自己插翅也难逃出去，索性豁出去，看他们到底想把我怎样？于是，她也不绝食了，开始了正常的生活。
    其实，关她的地方是中央机关由过去的防空洞改装成的地下室。由于刚刚把他们抓起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个研究把他们四个人分别关在几个地下室里，对外严加保密，四处都有重兵把守。
    江青喊了几年“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的口号，其实她压根就没有想到她还会经历这样的场面，今天她终于尝到了铁窗的滋味。被捕后的头一月里，她躺在床上翻来复去小声嘟囊，好像有千万只冤魂的利爪要撕碎了她，她脸色苍白，大汗如雨，几次抓住床褥爬起来，双手痉挛，大声喊叫。现在只有恶梦时常陪伴于她了。
    但是，当中央专案组的人员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又端起了架子，忽而声色俱厉，忽而放声痛哭，忽而破口大骂，忽而娓娓辩解。
    “你们这不是审查我，而是法西斯绑架！你们把我从中南海绑架到这里，重重地扔在地板上，整整几个小时都没人理我，六个小时啊！”江青鼓着腮帮子，气得牙齿都快咬碎了。“你们知道你们干的事是什么性质吗？是反革命政变！是右派政变！告诉我，是什么人让你们这样干的？”
    专案组的那几名人员忍住好笑，把一大堆报纸扔到她面前，那上面都是全国各地热烈欢呼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后的报道。还有各地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文章、消息及他们的罪行。
    江青瞪着血冲红了的眼珠子，轻蔑地翻弄了几下那叠报纸，本想显示一下临危不惧的沉着和力量，但那双不争气的手总颤抖，终于她忍不住了：“这是诬陷！这是诽谤！这一切都是他们精心策划的骗局，我一概不承认!”
    “你不听毛主席的话，与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假借毛主席发动的每一次运动、另搞一套，妄图扭转运动的方向，煽动乱党乱军乱国，这里有大量的证据和事实，你能赖掉吗？”
　　“哎哎”江青装腔作势地站起来“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想把我怎么样？”
　　“我们奉党中央的指示审查你，中央希望你能老老实实地交待问题，检查你的错误，接受组织对你的审查。”
    江青连声冷笑：“你们审查我?哼，根本没资格。你给华国锋、叶剑英捎信，让他们来跟我谈话。毛主席刚刚逝世，尸骨未寒，他们就对我下如此毒手，他们还有没有良心?主席在世的时候，他口口声声忠于毛主席，还当面向我保证，一定要听我的话。现在怎么样？露了两面派的原形了吧！”
    “江青，你太放肆了!”专案组的大老王再也忍不住了，把桌子猛地一拍，“你到现在还不思悔改，简直是自取灭亡。告诉你，现在不是你作威作福的时代了，如不投降，等待着你的是无可挽回的失败。”
    江青觉得热血在她全身冲撞奔腾，胸脯急剧起伏着，恼恨、羞悔不打一处来。她把这个场合当作充分表现自己的一个机会，也拍着桌子咆哮起来：“我，作为毛主席的共产党员，头可断，血可流，决不向你们这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低头。我无条件执行的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党中央的决定，对你们这些党内走资派的所作所为，我就是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我这些话，你们如实报告你们的主子去!”
    江青的态度把专案人员气的恨不得一枪毙了她，当他们站起向她逼近时，江青多少有点恐惧：“你，你们要干什么？我是一个病人，多年来一直害病，最怕受刺激。一被你们这巨大的声浪所震动，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这点请你们谅解！”
    在囚牢里，江青的性格不断地重复闪现。就像所有的罪犯一样，畏惧和求生的欲望时时在绕着她的每时每刻，为此她心生过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作为一个蹩脚的政治家，她无论是用和蔼、从容的态度来对待看管她的士兵和干部也好，还是朝专案组的人冷言相讥、顶撞大骂也罢，都不能改变她的处境。
    “你们等着吧，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会向你们清算这笔帐的。就算你们杀了我，但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和考验的广大中国人民，你是杀不完、整不绝的。他们迟早要站出来，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和你们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的。这次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这不过是斗争的延期而已。”
　　她不断地这样讲，这无疑是挑战。
    华国锋、叶剑英听取了专案人员的汇报后，更加意识到这场斗争不比以往，对手是毛泽东的妻子，她口口声声称自己的一切行动都是奉毛泽东和党中央之命行事的，令人难辨真假，具有很大的迷惑性。而从她被捕以来，一个字的检查都不写，反而跟一些看守人员说：从她的被捕更加感到了毛泽东的预言正确，还说自己觉得很光荣，修正主义如此憎恨自己，正说明自己过去是坚定地执行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好像眼前这一幕，倒是她预料中的呢。
    至于张春桥，他从被捕的那一刻起，就好像变成了哑巴，在审讯人员面前，他显得面黄肌瘦且满不在乎。无论专案人员怎样问他，他都爱搭不理，一言不发。只有从他那双略微狭小的眼睛里，能够看出一道仇恨的、不甘心失败的目光。
    只有王洪文从他曾不可一世的造反司令的气势垮了下来，整天愁眉不展，垂头丧气，原先的威风再也不见了。但他与姚文元都不交出他们背地里策划的具体阴谋事实，只是重复那些人人都知道的老套子，也不能不说他们的手段有些高明，或者说是尔虞我诈吧！
    全国各地的揭批“四人帮”的清查运动迅速展开，据汇报，各省各地各县甚至基层都揪出了他们的爪牙。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暴红的造反派头头，都沾上了“和'四人帮’有牵连”的腥味，大多列入了审查范围，人数已经超过十几万了。
    叶剑英深知江青其人，凭借着她的独特优势和地位，她是绝不会低头认罪的，很有可能她要戴着她那花岗岩般的脑袋去见上帝。他说：“华主席，对江青不要抱任何幻想，相反，她倒心存种种幻想。我们只有把'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彻底清除，彻底砸烂，才能从根本上粉碎他们的社会基础。在此问题上不能心慈手软。”他开玩笑地拍了拍华国锋的手说，“妇人之仁可不足取啊!”
    华国锋的脸微微一红，马上说：“我们决不施仁政，现在只有下最大的决心把他们彻底消灭了。我认为，我们同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我党历史上第十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这次路线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生死搏斗，关系我们党、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叶剑英赞赏地点了点头，把他拉到另一个房间里，恳切地说：“你看到了吧?'四人帮’张牙舞爪，不肯投降。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我们同他们的斗争都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啊。最近，我重新学习了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也是党的一条基本方针：毛主席一贯重视依靠谁、争取谁、分化利用谁，认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基于这点，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积因素，以便服从整个大局。”
　　华国锋听到这里，已经感觉到了什么。他照例和蔼地笑了笑，但显得有些勉强：“还是叶帅学毛著学得好，学到了根本上。”
    叶剑英见时机已经成熟，一针见血地说：“既然'四人帮’是我们当前最凶恶最主要的敌人，所以我们再不能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了。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
华国锋一怔：“不提合适吗？”
    “我们要善于根据变化的阶级形势和阶级关系来调整我们的政策。'四人帮’利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将矛头对准了我，还有一大批老干部，严重地伤害了许多人的感情。我们继续按他们那一套办，势必会脱离这部分人！我们应该把这股力量团结起来，集中精力对付'四人帮’和他们的爪牙。”
    华国锋的整个心弦为之一动。连叶剑英都这样讲，那再提反对的意见就不好了，很可能会伤感情。他毫不犹豫地说：“叶帅，我听你的。既然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四人帮’，那我们就集中力量对付这个冤家，其他问题以后再讲。”
    华国锋不是傻瓜。叶剑英和他谈话的背后总意味着什么，他心里一清二楚。他现在势单力薄，粉碎“四人帮”后，所有人的面目都需要有识别的过程，只有像叶剑英这样的人，才是最可靠的同盟者。此刻，他无论如何不能离开他。。
　　翻开揭批“四人帮”的内部汇报材料，各地他们的党羽的叫嚣令他怵目惊心。
    上海王洪文的一个亲信说。“华国锋上台了，好日子也长不了，再过二十年还是我们的天下。我们同他们的斗争要持续很长的时间，现在需要我们养精蓄锐，争取先进行合法斗争。”
据山西的一个报告说，有两个县的县委已调动民兵，准备了枪支弹药，要成立游击队；上山打游击。山东、四川、辽宁等地的“四人帮”党羽频繁的进行串连，密谋成立新的组织，各种推翻、攻击现政权的标语、传单不断出现。
    这个善于动感情的山西汉子这时突然明白了，只要自己的地位不发生根本变化，毛泽东的路线和一系列政策就会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但局部的调整是必要的，比如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上，如果自己和叶剑英等人也发生尖锐的冲突，他一定也是很痛苦的。那自己呢?他感到了一种分歧将要出现在政治局内部，除非自己这一方作出巨大的让步。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这个敌人至今咄咄逼人，发着可怕的叫嚣，他准备让步了。
他再一次打开了有关江青在监内表现的汇报记录——
    江青自以为自己还有一套足以制服她的对手的“法宝”，所以虽然身陷囹圄，虎威不倒。不时地在给她做工作，劝她写检查，以便向人民缴械投降的中央负责人面前口出狂言。
    那天，汪东兴代表中央专案组找她谈话，没说几句，江青就蹦起来了：“你们在报上公布的那些材料我都看了，你们断章取义地引用毛主席的话，毛主席什么时候批评过我?批评我的目的是什么?你们全歪曲了!请你转告华国锋，立即停止这种分裂党中央的活动，不要在错误立场上走的太远，不要再演这种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件了!”
    “江青，你太不自量力了!”汪东兴终于气的发火了，“你到了这种地步还用这种口气说话，你知道你是什么人吗?你向人民投降还能取得人民的一点谅解，争取党给你一个宽大的机会，你这样顽固地对抗下去，只能是死路一条!”
    江青把身子往后一躺，眼睛微微一眯，到现在还不相信这话是从汪东兴的嘴里讲出来的。她怎么也不敢相信，像华国锋，汪东兴这些过去在她面前唯唯喏喏，连大气都不敢出的人竟会在她背后下如此毒手!不管她怎样看不起对面这几个对手，认为他们渺小也好，微不足道也好，总得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残酷的现实：她已经成了阶下囚，而她的对手却主宰着她的命运。那副居高临下的，令人望而生畏的地位，本来是属于她的。
“你，汪东兴太忘恩负义！”江青的眼睛红了，泪水在她眼眶里打转。“毛主席生前待你不薄，你为什么在他刚刚离去便对我采取突然袭击！”
    “道理很清楚，我们不对你采取措施，你就要对党采取行动，这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你倒行逆施，作了那么多的坏事，以至人民都对你恨之入骨，早想起来推翻你们了。你才对不起毛主席，给毛主席丢人呢!就是我们不起来逮捕你，广大人民群众也会起来造你的反！你至今执迷不悟，可见你要与人民为敌到底了！”
江青歇斯底里大发作：“我不听，我不听，你是无耻的叛徒，是毛主席的叛徒，我相信，革命人民终究会审判你们的。”
    华国锋看到这些材料，立刻产生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一旦这几个落水狗爬上岸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那简直是不堪设想。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那就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给他们坚决地回击。他想到这里，猛然提起笔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如果说“四人帮”真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是什么“造反派”、“革命左派”，那么：
为什么他们对给他们提意见的青年同志，那样不择手段地镇压和迫害呢？
为什么他们对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但愿意改正的新老干部，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是一棍子打死呢？
    为什么他们煽动资产阶级派性，挑动武斗，全国内战，在工人阶级内部和人民群众内部制造分裂，制造新老干部对立，给人民群众带来极大的灾难痛苦呢？
为什么他们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分裂，破坏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呢？
    为什么他们依靠像翁森鹤、张铁生那样一些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依靠那些野心勃勃、投机钻营、搞打砸抢、盗窃国冢财产、危害社会秩序的坏分子呢？
为什么他们对广大工人、贫下中农、知识分子和其他人民群众，那样恣意践踏，作威作福，不问人民疾苦，不顾群众死活呢？
　　为什么他们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崇洋媚外，里通外国，投降帝国主义呢?
    为什么他们打倒一切，根本否认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丑化我们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疯狂地摧残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和经济事业，破坏革命、破坏生产呢?
答案只有一个：他们是极右派，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什么'左派’，什么'革命派’？他们的路线，右得不能再右了！
华国锋一口气写了十二个问题，把能够使用的一切罪名和帽子统统给他们扣上了。这样他才觉得出了一口气。
　　他热爱欣赏这段文字，认为这段文字能够起到了“一石数鸟”的作用。

  五、 耀邦兴奋高谈阔论 小平心急电话试探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了。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用华国锋的话来说：“这个会议是一个信号，也给小平送个信。”
　　很多人不清楚他说这话的意思。只有叶剑英和少数政治局委员明白他说这番话的含义。
    一年前的九月十五日，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开幕。毛泽东那时还在世，他要求所有的政治局委员统统去参加会议，以示中央对农业问题的重视。那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在开幕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肯定了大寨的根本经验是抓阶级斗争，提出要在一九八○年全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他还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农业现代化，认为农业搞不好就要拉国家建设的后腿，主要落实农村干部政策，各方面都要加紧整顿。江青几次打断他的话，大讲评论《水浒》，受到邓小平的抵制。这也是江青特别仇恨邓小平的一个原因。
　　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是华国锋精心安排的一个措施，是他抓纲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会议召开的前五天，他指示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和案件应给予彻底平反。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毛泽东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决不允许翻案。批准《通知》和征求意见会上。几乎没有任何争论。他们都认为这个文件的规定是天经地义，无可指责的。华国锋没有感到任何不放心的因素。
　　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自始至终充满着对华国锋的赞扬和歌颂。他的家乡山西省早已将一首山西民歌重新填了词和《东方红》并列，那悠扬轻松的音调成为一位伟大人物出场的象征。所以，当陈永贵在报告中反复强调华国锋的丰功伟绩，说“毛主席完全信任华主席，早在几十年前就对他进行培养，毛主席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这六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为再次有自己的英明领袖而感到无限自豪”时，全场一次又一次热烈鼓掌。
　　华国锋曾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过：“报刊上是不是少宣传我一点，同样应该宣传一下叶帅。”
　　叶剑英连连摆手，“我老了，不要那么搞了。你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全党公认的英明领袖，而且毛主席为了树立你的威信，曾指示要宣传你，让全国人民逐渐认识你。所以宣传你完全应该。”他还对其他领导人说：“华主席才五十五、六，正当年，可以给我们赢得二、三十年的稳定。我们跟着华主席，进行新的长征吧!”
　　于是，华国锋再一次被罩上了神圣的光圈。
    十二月二十五日，即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即将闭幕时，华国锋在叶剑英、汪东兴等人的陪同下，身穿和毛泽东一样的灰制服，头上留起和毛泽东一样的背头，甚至步伐、手势也和毛泽东一模一样地来到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发表讲话。
这是一篇令世人注目的宣言。
    他首先回顾了一九七六年的种种形势，用略含悲痛的音调说：“这一年，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我党我军和我们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领导我们党和人民奋战了半个多世纪的毛泽东主席，还有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先后逝世。在去年，康生副主席，董必武副委员长逝世。这样短的时里，有这样多原在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逝世，确实给我们党中央的领导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尤其是毛主席的逝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无可估量的损失，我们的悲痛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这一年，我国又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里，每年总有局部地区发生自然灾害。但是今年不仅一些地区旱、涝、低温、早霜等灾害相当严重，而且龙陵、唐山、松潘地区发生六次七级以上的强烈地震。特别是唐山地震，对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的损失，是历史上少有的。……就在这样的时刻，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却丧心病狂，利用党和人民严重困难，妄图实现他们蓄谋已久的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在毛主席逝世以前，他们对抗毛主席、党中央一系列指示，批邓另搞一套，在思想上政治上造成很大混乱。”
　　政治家们的嗅觉都是十分敏感的，很多人都注意到了“批邓另搞一套”这几个字。什么是“另搞一套”?华国锋的“批邓”究竟要怎样搞?什么是本来意义上的“批邓”?
　　在这篇讲话里，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即“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类的话不见了，也不再提了。
    这个信号，显然大大地鼓舞了那些长期受迫害，坐冷板凳的老干部们，也鼓舞了今年四月份参与“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而受到审查以至抬不起头来的许多群众，一股股新的希望油然而生。对他们来说，这就是冰消雪融，大地解冻的开始，新的气息一天比一天浓郁了。
    邓小平的目光在刊登华国锋讲话的《人民日报》上停留了很久。他搜寻了好几遍，不错，除了那一处提到自己的名字外，洋洋万言讲话里再没有过去几个月讲烂了的那些词汇。也就是说，华国锋已经从他刚上台时发誓要坚守的立场上退却了。
    在政治的角逐中，只要对方的阵地有了裂缝，就不愁敲不开裂口，退却一步便是整个溃败的开始。邓小平把摊开的报纸往后一扒，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他压根就没对华国锋发生过什么兴趣。他认为，华国锋还远远没有达到他们这一辈领导人在建国初期就达到的水平!他充其量不过是靠“紧跟”、“照办”成长起来的干部，连一个省的面貌还改变不了，岂能管理好一个大国!他还有点狂，又太嫩，没有真正经历过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岁月，所以必然对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缺乏真正的理解。他在老干部中，在一批以冷静的目光观察今日之中国的新潮流年轻人中，都毫无根基。在中国，没有足够的政治经验和资历，怎么能够压得住阵?就在这一连串的思考中，他也清醒地知道，尽管华国锋从根本上说不是领导中国继续前进的统帅，但他毕竟是一个过渡时期举足轻重的领导人，许多事情离了他，还真不行!
　　这就决定了他下一步采取的措施，必须谨慎又稳妥。
　　客厅的门开了一下，传来了胡耀邦的声音。这些天来，他和王震经常过来聊天，和家里的人都很熟悉了。每次他来看望，都要带来许多熟人和同事的问候，他也正是通过这些关心才使他不断得到安慰，心情始终舒畅着。
　　“小平，好消息!”胡耀邦激动起来，总像个孩子似的手舞足蹈，没有政治家持有的那种老成沉稳的风度，有时也给他增添了几分可爱之处。
　　“噢！”邓小平并不感到意外，他略含诙谐地说，“反正你每次来，都会带些好消息的。”
    “我随时都要了解民意嘛。”胡耀邦说，“党内许多同志，包括北京市的许多高级知识分子都在串连写信，要求党中央允许你复出，继续主持工作。这是一种时代的呼声，代表了民意哇。”
    “群众的呼声固然重要，但上面的斗争更是决定一切的。”邓小平将两手指中的香烟轻轻一掸，问道：“你没有去看望一下子陈云同志吗?他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见解可是非常尖锐，往往能够入木三分。”
　　“看望过了，他说，粉碎'四人帮’后，中国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拨乱反正，恢复被极左路线颠倒了的是非。这个任务相当艰难，积重难返，非得像小平那样的人才能担当此任。”
　　　“他是这样说的?”
　　　“是的。他说他准备在适当的时候找几位中央的负责人谈谈这件事。”
　　邓小平急忙摆手：“先不讲那么多，还是要分两步来走，步子迈得大了要把那个人吓住了。现在，他是要守旧。”
    “守旧不符合民心。现在整整一代有思想的青年和知识分子都对现状不满，他们对文革十年及过去的历史进行反思、探索和研究，尽管有些认识是朦胧的，混乱的，但却是可贵的，传统的迷信时代正在裂缝，一种崭新的观点和思维正在出现。我觉得我们的国家还是大有希望的。”
　　胡耀邦这番话，在邓小平心里撞起了激动的火花。经历了风霜酷暑的打击，这位党的工作者情绪不仅没有消沉，反而更加朝气蓬勃，思维敏捷地接受新事物，使他对这位多年来一直从事青年工作的团中央第一书记充满了好感，说：“好，看来你比我强，有魄力。将来你抓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一定能搞的更好。”
　　“我们的思想该彻底解放了。”
　　“走前人没走过的路。这也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我们应该有这种勇气。”
    胡耀邦显得更加激动了。他敬仰邓小平，就像敬仰一位良师益友。在他面前，什么样的心里话都可以讲，可以说，可以平等地商量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是眼下谈虎色变的禁区啊。但是他听得很仔细，一点也没有非难的表示。
    “我认为，”胡耀邦说：“任何人的思想都会有不完善、不正确的地方，就是毛主席也不例外。我们过去始终不敢承认毛主席有错误，这本身就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也是人，是伟大的人；但他的思想、他的理论，他的主张，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通过文革十年，特别是通过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我们已经看到了毛主席的许多观点是错误的。”
“你认为他最大的错误是什么？”
“发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
　　胡耀邦的这句话，立即和邓小平的思想产生了共鸣。但是他不动声色，只是缓缓地说：“耀邦同志，你的这种观点是可以继续探索的，但现在还不宜公布出来。要知道，'四人帮’刚刚打倒,他们的帮派体系还有很大的市场，还有很大的能量。一种正确的主张如果不经过充分的思想准备或论证，也有可能会被邪恶扼杀在萌芽之中。就是毛主席的正确思想也是经过反复的斗争才成长、壮大、完善起来的。”
　　胡耀邦看到邓小平说话的时候，总是微蹙着眉头，不住地在思索。坐了一会，他问邓小平：“最近看什么书?”
　　“《实践论》”邓小平说：“我也在仔细地研究毛泽东思想。”说着，邓小平把他引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一进这个房间气氛就不一样了。
    靠近门前摆一个桌子，上面铺着练毛笔的毡子，地下一个瓷瓶里塞满了不少写过字的宣纸。看得出来，在靠边站的日子里，他还是抽空看书练字的。其它靠近墙壁的书架上到处堆满了书，办公桌上压着的也是书。一套崭新的《毛泽东选集》四卷本摆在桌面上，靠近桌沿摆着近期的《人民日报》和大字版的《参考消息》。
“马列主义的理论应该研究，但必须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邓小平说：“马列主义如果不和当前的中心任务结合起来，就会远水不解近渴。”
“当前的中心任务……”
    “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邓小平的语调非常严肃。“我和剑英、先念同志打过招呼，现在如果不乘势追击，把'四人帮’的余党和帮派骨干一网打尽，我们就会犯'放虎归山’的错误，到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大学大寨会议中不再喊批邓，是个良好的开端，他的这篇讲话我最欣赏的只有一段。”
    “就是揭批'四人帮’搞好清查这一段。”胡耀邦拿起报纸，指着其中的一段说：“这几句话写的还是有水平的。”说着便念了起来：“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要严格分清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我们同'四人帮’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对于这一点，必须有清楚的认识。对跟'四人帮’犯了错误的人，要区别对待。在他们当中，参与'四人帮’阴谋活动的，还有浅有深，无论是浅是深，只要把参与阴谋的那一套向党向人民讲清楚，同'四人帮’划清界限，我们就欢迎。打击面要缩小到'四人帮’及其一小撮不肯改悔的死党身上……”
    不等他念完，邓小平就摇头：“我说的不是这段。这些政策，我们党历来在路线斗争中对犯了错误的人都是这么规定的。没什么新鲜东西。就这篇讲话稿，我也断定不是他写的，他写不出来。在这方面，他没有毛主席那两下子。”
　　邓小平接过报纸亲自念了起来：“'四人帮’长期控制舆论阵地，大量散布修正主义谬论，任意践踏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篡改和歪曲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许多正确的东西被他们说成错误的，许多错误的东西被他们说成是正确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确实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他放下报纸，走到书架前，用手抚摸着那厚厚的一摞子书说：“讲了半天，就这几段还说到了点子上。”
　　“那帮派体系的清查……”
    “不仅是对'四人帮’的派系头头要清查，而且对在文化大革命中靠打砸抢起家的所有人都要进行清理，尤其不能把那些人放在各级领导班子的岗位上。”邓小平坚定地说：“不然'四人帮’随时都有死灰复燃的可能。不过，这是下一步或以后的事，现在同样没到解决问题的时候。”
    胡耀邦肃然起敬，邓小平确实有雄才大略，满腹经纶，不然怎么会在党中央一干二十多年，虽然屡经挫折却都能东山再起。他坚信邓小平的再次出山也只是个时间问题，而且为期不会很远。
　　送走胡耀邦后，时间已经很晚了。邓小平散步到街头，沿街望去，清一色的灯光明晃晃的，像天上的星星映照到人间，照得人们心情舒畅起来。回到家里，他还是毫无倦意。他想起了叶剑英告诉他的那个电话号码，抓起机子话筒，试着拨起来。
　　“喂，您是哪一位?”听筒里传来已被人们日渐熟悉的山西口音。
　　邓小平没想到这一回他会亲自接电话，忙说：“华主席，你好啊!这么晚了还打扰你，我是邓小平啊!”
　　“哦，小平同志，身体怎么样?你要多加保重。早就该看望你，一直顾不上。”
　　“谢谢华主席，我的身体很好，前几天医生还全面检查了一遍。什么毛病也没有。”
“那就好，那就好！”
    “我正学习您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会议上的讲活呢。这个讲话水平很高，是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件。尤其是对'四人帮’的批驳，真是气壮山河!”邓小平说：“华主席，我衷心地拥护您，愿意在您的领导下，趁我有生之年再为党作点工作，协助您办点事啊。”
“小平同志，你的信和要求我都看了。过一段我会很好地考虑这个问题的。现在你要保重身体，好好休息休息。”
　　“坐不住喽。”邓小平说，“现在形势这么好，正是心情舒畅为党大干的时候，我怎么还能坐得住呢!请华主席放心，我会很好地拥护你的领导，干些我力所能及的事的。”
　　很长时间华国锋那边没有声音。
　　邓小平又等了一会，才说：“时问不早了，请华主席休息吧。”然后放下电话。
    密密的星星眨着眼睛，也像怕冷似的微微抖动。天上的银河缓慢地流动着，北斗星的勺子把儿似乎也移动了位置。大自然的万物都在静悄悄地变化着。变，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六、华国锋初提“两个凡是” 叶剑英一语化解危机
     
    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乘胜前进》的元旦社论，慷慨激昂地宣布：“在新的一年里，中心任务是深入揭批'四人帮’。这是全年工作的总纲。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放手发动群众，造成革命声势，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深入地彻底地揭发批判'四人帮’，大打一场人民战争。当前的战役是集中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接着要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要揭发'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还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通过揭发和批判，彻底肃清'四人帮’在全国各条战线的流毒和影响。”
　　陈云伸手关了收音机的开关，对坐在沙发上的王震说；“现在的许多提法很不科学，'四人帮’的路线明明是'左’倾，是极左，怎么能变成极右了呢?这样混乱下去，只会用'四人帮’来批判'四人帮’，很要不得的呀。”
　　王震说：“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时，先念、苏振华也提到'四人帮’是极左。但华国锋认为是极右，是右的无可再右。”
　　“他是套用过去毛泽东的很多提法，其实毛泽东的思想的精神实质，他并不懂。”
    从表面上看，陈云一直称病在家休息。其实，国内国际的任何政治风云要在他脑海里过滤一遍。他的资历和政治经验，都与邓小平不差上下，是中共元老派之一。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就坐冷板凳，但毛泽东并没有把他和刘少奇、邓小平一样看待，他在党的九大、十大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江青曾在两个会议上都洋洋得意地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径。我们党内留上这几个老右倾大有好处呀，比如陈云，就是右的不能再右了的人物。不把他留在中央委员会，你们谁知道老右是个什么样子。现在好了，谁要请教老右，去问陈云吧。”
    陈云听到这些，一点也不气恼，只是微微一笑而置之。无论当初是在副主席的高位还是遭到冷遇，他都不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当应声虫。凡事他有他的老主意，他把所有的心血都花在研究他自己总结和探索的一套经济建设的模式上。
    虽然他不常出门，但在党内的影响举足轻重。邓小平很重视此人的意见，他和来访的许多人都说起陈云，让他们去找陈云讨主意。在这些人心目中，陈云是个“智多星”呢。
    陈云除了党内的有影响的人或老同事、老相识外不多见客。他消瘦的身架，嶙刚的面孔，看样子弱不禁风但总是挺着胸脯，衣着整洁，谈笑风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顾问式的人物。
　　当王震提到让他出面和华国锋谈话，请求华国锋允许邓小平出来工作时，陈云神秘地笑了笑：“你认为，小平肯定会站出来从事新工作吗？他上次重新出来给人民办了不少好事，深得厚望，到一定的时候，人民也会替他说话的。我们许多话，讲早了未必起效，只能因势利导，在成熟的时候把问题摆出来。我想在里外夹攻下，华国锋会让步的。要注意掌握时机啊!”
　　陈云确实有点眼力，仅仅几天后，他的预言就被证实了。一月八日，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
    去年四月五日，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的大规模纪念活动遭到血腥镇压后，北京市始终存在着一股不服气的群体情绪，就像潜伏在云层里电极似的，只要偶然相撞，随时都可能爆发惊天动地的雷声。现在，这股情绪又变成了一种多类因素促成的潮流，选择在周恩来逝世周年的日子爆发了。
　　还在一月六日冷清的天安门广场的革命英雄纪念碑上，就出现了几个巨大的花圈，各种悼文和标语、诗词突然间贴出不少，其中一首写道：“扫除四害悼英雄，总理自有后来人。不是镇压刽子手，而是堂堂邓小平！”
　　有的干脆贴出大标语：“强烈要求党中央恢复邓小平的职务!”“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凡有群众基础的事物，只要一露头，就会产生连锁反应。数小时后，成千上万的各种花圈涌进广场，高大的英雄纪念碑周围变成密不透风的人的森林。各种不知名的平头百姓轮流站在讲台上发表演说：“同胞们，同志们，鲜血不会白流，镇压挡不住火山，去年伟大的天安门悼念总理运动何罪之有?邓小平抓整顿、抵制'四人帮’何罪之有，为什么把他们打下去至今冤沉海底?既然四害已除，奸雄已经打倒，我们强烈呼吁人民团结起来，让邓小平同志二次复出，为释放参加天安门事件的英雄们，为给这一冤案彻底平反而斗争、斗争、斗争！”
响应的掌声，呼声，口号声，就像阴雨连绵后的一丝阳光，把许多人的企盼都集中到这里来了。
    华国锋很快知道了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他的眉头紧锁，两眼冒着火星，简直太不像话了!纪念碑周围的这伙人，究竟要干些什么呢？这庄严神圣的地方，岂容反动的家伙张牙舞爪！
　　赶来汇报情况的吴德和纪登奎说：“很明显，这是去年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继续。一小撮反动分子利用我们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形势，再一次煽动闹事，进行右倾翻案！”
　　吴德还说：“如果我们再不采取措施，到四月五日天安门事件一周年之际，可能会爆发更大的乱子。”
　　“你们说他们提出的要求能答应吗？”华国锋问道：“他们的要求就是推翻去年中央的两项决定。”
　　“不行!”纪登奎说：“两项决定是毛主席亲自作出的。推翻这两项不就等于砍掉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吗?无论如何不能答应他们的反动主张。”
    吴德也说：“弄不好这种活动还是有后台的。关键现在党中央内部不统一，有人可能会纵容、同情这些人的活动。如果要有后台的话，就不是一般的人物啊！”
　　华国锋坐在沙发里，一直用审视的眼光打量着对面的纪登奎和吴德，心里很明白他们的心情。今天上午，他还站在人民大会堂的窗户前，用望远镜亲自察看了广场的形势。虽然听不见那些人喊叫什么，他还是感到了一种担忧，不由得站在那里出神。他想起了去年四月五日党中央处理事件所采取的措施：出动大批警察和民兵，对一些闹事的首要分子采取逮捕和镇压，至今还有一批反革命分子关在监狱里。现在，该怎么办呢?
　　“华主席，你马上表态，对广场出现的这种情况该采取什么措施？”纪登奎都有点着急了。“在重大事情上犹豫不得啊!”
　　华国锋想了想，说：“这件事还需要和汪东兴同志、叶帅商量一下才能定，但有一条必须坚持，那就是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批准过的、讲过的无论如何不能改。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还有，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如果离开了这个，我们这些人就不能成为毛主席放心的人了，也就辜负了主席生前对我们的期望。”
　　正说着，汪东兴来了。
    纪登奎、吴德把他们刚才议论的情况跟他一说，汪东兴立刻表态：“华主席说的完全正确，毛主席的这面旗帜，我们世世代代要高举下去，永远不能半途而废。主席的决策和指示，我们不捍卫谁捍卫?就是脑袋掉了也不能在原则问题上后退半步！天安门广场上那些人是什么人?我看需要好好地调查一番，说不定是去年那帮闹事的漏网分子。同时也要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把华主席的重要指示写进去。对群众展开教育。”
　　他们很快拿出了一个对付事件的意见，由华国锋亲自给叶剑英打电话，征求他的意见。叶剑英听完讲述的情况就笑了，他很谦和地说：“华主席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处理问题处处不忘维护毛主席的崇高威望，这是很对的。我完全支持你的意见。不过，听说广场又出现了花圈和大字报，我看不必惊慌失措。”
　　华国锋一怔，立即注意听了。
    叶剑英说；“不是说主张给去年的事件平反和要求小平重新工作吗?此外并没有什么过分行动嘛。群众对中央提点要求总还是可以的嘛。我们没有理由制止他们那样做，至于他们的要求，中央还可以讨论。看他们提的是否有道理。千万不要再采取激化矛盾的措施。何况大多数群众都是为了悼念总理，过几天他们的情绪自然就会平稳下来。”
“好，你的意见也有道理。我再和大家商量一下吧。”华国锋放下电话，把叶剑英刚才讲的跟他们一说，他们都不吭气了。
　　汪东兴最后说：“放放也好，如果广场上的那帮人就此止步，没有新的进展也就算了。如果得寸进尺，像去年发展到打、砸、抢、烧、杀，那我们就决不能客气。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是豆腐，而必须要有铁的手腕。”
　　“那就这样，我们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一旦有什么情况立即报告，必要时采取紧急措施。”华国锋说完，又让汪东兴给公安部作了详细安排。
    但是，事态的发展正像叶剑英预料的那样，广场上的群众严格控制着秩序，并没有任何出格的事情发生。随着逝世日期的过去，花圈和人流渐渐稀少了。
    事情终于过去，但它的影响却飞快地扩展开来。自上而下都有人议论这件事，各种传说也悄悄地进入千家万户。北京街头逐渐出现了对吴德等不利的说法……
那天，一封署名为“几位老红军”的信通过自己的孩子转到了华国锋的手里，信的开头就提出了那两个令他十分头痛而又敏感的问题：

尊敬的华主席：
　　我们以几位老红军战士的名义，强烈而又热切地希望您顺应潮流和民意，毫不犹豫地给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同志站出来重新工作。“四人帮”倒行逆施，与广大人民群众为敌，终于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你正因顺应潮流一举粉碎了他们，才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我们相信，如果您毅然地站出来，主动办好这两件事，人民还是不会忘记你的，否则，你也难免重蹈“四人帮”的覆辙，何去何从，请您三思!三思！
　　看完信，华国锋紧绷住嘴唇没有说话。
    他的心里，翻起了奔腾不息的大浪涛，脸上的肌肉也不住地跳动开了。信中的话是尖刻有力的。信的作者也不是一般人。他很清楚这里的份量。当初镇压天安门闹事的坏人时，他是首当其冲的挂帅者。也正是因为有了天安门事件，邓小平才被撤销了党一切职务，自己由政治局委员一跃而任命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对这起事情，他从心里压根儿就是反对的。至于他在那帮天安门事件参与者的心里的厌恶程度，他也是一清二楚的，就在事件之后，他还收到过好几封点名道姓攻击自己的信，作为反革命案件处理了。现在，有人要求自己出面给这件事件平反，怎么可能呢?
　　但是，事情是复杂的。对此事件，叶剑英等一大批老干部是持保留态度，他们一直没有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和看法。为此，他常常感到担忧和不安。他脸色阴沉地思索了一会，抓起电话，命令他的写作班子给他写讲话稿，要求他们重点突出维护毛泽东这面大红旗，决不能让任何人做损害毛泽东光辉形象的事。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走出了监狱的大门。
　　他就是去年四月七日两个决议公布后被逮捕的，罪名是“传播总理遗言”和张贴“反动诗词”。逮捕不久，他被扭回所在的工厂批斗，随后被宣布开除厂籍。这名普通工人的母亲闻讯后，神经失常触电而亡，老父亲在机床旁干活听到工厂喇叭里批斗自己儿子的声音，一走神被机床轧断右胳膊成了残废。只有十五岁的小妹妹只好中途辍学，顶替母亲接了班，挑起了养活全家的沉重担子。
　　他出狱以后，工厂不管他。他只好呆在家里凝望着母亲的遗像出神。
    老父亲唉声叹气，一古劲地抽烟。事到如今，他已经绝望了，实在没有多少活可说。儿子声名狼藉地回来，他就感到很满足了。谢天谢地，总算没有死在监狱里。
　　近十个月的铁窗生活，使这个年轻人学会了很多东西。最大的收获就是懂得了民主与法制的重要，他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民主与法制，它就不会有繁荣、富强的希望，人民也不会过上真正幸福的好日子。”他还有个想法，这个想法他对自己的老子也还没有说出口：“只要邓小平复出，重新主政，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这个年轻人，把满腔热血只寄托在一个人身上，幼稚也好，可笑也罢，在那个转折年头的时代，出现这样的念头并不奇怪。
　　这个青年工人的名字叫魏哓军。
　　街坊邻居看到这位被推了光头的小青年大白天里在家里不出来，见了人总是低着头，就像姑娘一样地红着脸，不好意思见人。都以为他在监所里改造老实了。一位老太太背着身子对众人说：“这都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害的呀，要不是他搞右倾翻案，哪里会来这么一场天安门事件?多么好的一群孩子，全毁在他手里了!”
　　“听说晓军的诗词里骂的是'四人帮’，没有党中央，这事迟早得平反。”
　　“别瞎说，平反就是翻案，这股风还没过呢。当心把你也反进去。晓军的诗里骂的秦始皇是古代的第一个皇帝，怎么能和毛王席相比呢？”
　　“是吗?我也觉得奇怪。毛主席的名字明明叫毛泽东嘛，怎么我闺女从厂里回来说天安门事件有好几个闹事的坏人骂秦始皇就是毛主席。反正这里的许多事我们也说不清，反正一切都得听华主席的就是了，反正……”
　　“你就知道反正、反正、反正，我看魏晓军那孩子坐监也老实了。大门不出、二门不到，多本份哇。”
　　“本份就好。现在的年轻人还是本份点不惹事呀。只要平安无事，比骑马坐轿还要好呀。”
其实，这些老太太、老头儿们都说错了。
    魏晓军并没有本份了。十个月的铁窗生活使他更加痛恨这个政治环境。他出狱的当天晚上，就书写了几十张“拥护邓小平”的传单撤了出去。白天他躲在家里睡觉、看书、作家务，晚上等大家都睡下后，他便一个人偷偷出去贴标标语、撒传单……
    字写的是标准的仿宋体，与他过去那歪歪扭扭的字截然不同，如果说十个月的监牢生活对他还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他逐渐练出了一手好仿宋体字。这种字体能长能扁，变化无穷，同样具备举一反三的作用。
　　很快，追查反动标语和反动传单的专项任务布置下来了，有人怀疑到魏晓军头上。街坊邻居们一起冲着派出所的警察嚷：“你们吃饱了饭破不了案，就能往老实人头上栽赃。人家自从释放回家，连家门都不出，怎么会跑到广场撒传单。我们敢拿头上脑袋作担保。”笔迹鉴定，也不像。于是，魏晓军漏了网。
　　直到两年后，魏晓军成了显赫一时的“西单民主墙”的大主笔。
　　人们才大吃一惊：原来这娃是改名换姓的“卧虎藏龙”哇!

    七、念紧箍邓小平沉思 批凡是大老粗上阵
     
    从六十年代起，凡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名义发表的社论，都被作为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来看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加了个《解放军报》，更加重了这种份量，体现了中央军委的意思。以后，两报一刊的社沦和文章就成了表达最高决策层意见的权威性喉舌，基本上成了公开的中央文件。
    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后，照常坚持这种惯例。
    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两报一刊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在普通老百姓眼里是早已司空见惯的事，根本引不起什么兴趣，轻轻一翻就过去了。
    但在中央的最高层，却犹如降落了一次巨大的陨石雨，它的爆炸辐射线，击中了所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而且至今没有纠正的老干部们的心。正当粉碎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的联盟，他们企图从新的中央领导人的身上探求光明、渴望解放时，社论狠狠地给他们浇了一通冷水。
    正是春寒时节，凛冽的北风迎面扑来，再加上米粒似的雪花好像无数针尖刺在脸上，一会儿，脸有些麻木，手也有些麻木了。立春已过，这种鬼天气还真冷得叫人有点受不了。邓小平不停地伸手搓着脸，从院子地转了几保养圈回到屋内。
    他觉得，此刻的政治气候了和大自然的温度有点相似。但这毕竟是暂时的，冰封雪冻的季节已经过去了，寒冷的日子还能肆虐多久呢?
    听完广播，他又取来报纸，把这篇文章翻来覆去看了几遍。社论的作者是费了苦心的，完全是有所指，包含很深刻的用意的：
      “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神圣职责，是我们团结战斗、继续革命的政治基础，是把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推向前进的胜利保证。为此，我们必须作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当前，我们的一切行动都要服从华国锋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
    这些话，怎样听了都觉得刺耳，怎样看了也觉得不顺眼！“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就是毛泽东临终前的重大决策，照这个逻辑推下去，他们当然是要坚决维护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等一大批老干部的案子，毛泽东都作过重要指示，有的是他亲手抓的案件，那他们也都要遵循了。这样下去，和“四人帮”没有打倒有没有两样?
    邓小平忍不住拍着桌了站起来：“真是岂有此理！”
    正巧，前来北京汇报工作的许世友和韦国清来看望他。他们给他带来了南方的水果及蜜桔，一见面就百感交集。
    韦国清是邓小平的老部下，早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发动著名的广西百色起义的时侯，刚刚参加共青团的年仅十六岁的韦国清就进入斗争行列，编入中国红军第七军，历任宣传员、排长、连长、军事教员、党总支书记、营长、团长等职，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也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斗爆发后，他先后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校长、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训练部部长、副校长兼教育长。一九四四年九月，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阵亡后，他就任第四师副师长，解放战斗打响后，他先调任苏北兵团司令员，继而又任第三野战军十兵团政委，参加了渡江和上海等战役。建国后，他应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邀请，从一九五O年担任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长，率军事人员赴越，参与制定中游、东北、宁平、西北、上寮等一系列战役，为援越抗法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到一九五五年后，他先后担任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主要领导职务。党的十大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显然，此时他和许世友虽然不长居北京，但说话还是具有很大影响力的。
    “谢谢你们来看我。”邓小平喜出望外地拉住他俩的手：“这个时候能来看我的，不容易啊!人在困难的时候，才能识别真正的朋友，常言说：[
    患难识知已 ] 嘛。”
    “老首长，我们是向叶帅汇报完工作后，他提议让我们来看你的。”韦国清很老实地说，“另一方面，我们也很想念您，早就想过来看望您了。”
    许世友大大咧咧地说；“我们早盼望你主持军务工作呢。叶帅年事已高，其他人太嫩，离了你不行哇。”
    邓小平笑了笑，指着刚刚出来的报纸说；“有人不欢迎我重新站出来呀，他们很有点武大郎开店的味道，直怕别人冲击了他们。其实大可不必。他们也有理论，那就是'两个凡是’的方针。按照这个方针，所有文化大革命中被整错的人都不能平反。这恰恰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列宁在筹建俄国革命政党时，针对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处于停滞的状态，明确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
    他在引用这段话的时候，几次翻开《列宁选集》给他俩看，自己也看，以示证明自己这一段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
    许世友说：“从我参加革命的时候，就一直听毛主席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万古不变的教条。”
  “现在我们也不能把毛主席的话看成永远不再发展的教条。”韦国清说。
    邓小平很坦率地说：“毛主席的话也不是句句都是真理，也有错误。林彪口口声声喊高举，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句句都是真理。其实他本人也并不相信那是真的。这点无论如何应该纠正。”
    “他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有什么根据?”邓小平的脸色发红了，声音也有点激动，他还是很好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焦燥不安。“天安门事件是什么性质暂且不论，就说我是总后台，显然是诬陷。无论我，还是我的孩子们，都和这个事件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不认识参与这个事件的任何一个人，就凭这一点，我们说
    [ 四人帮 ] 是政治骗子一点也不冤枉!”
    许世友说：“当时我们都不了解情况。中央和毛主席指示，说要打倒你，我们当然得听了。中央指示要各大军区和各省市开大会，通电中央拥护两个决议，我们只有照办。我在群众大会上的发言稿是秘书们写的，我只不过是照本宣读，一个字没改。现在当着小平同志的面宣布作废，希望你不要计较。”
    “我不计较那些。”邓小平哈哈笑着说，“不能怪你们，一点也不能怪你们。在那种环境下，大家都是说违心话，我也说过违心的话，不说不行啊！别说我们，就周总理也说了不少违心的话。文化革命十来年，他一直在说违心话。他不那样做，连他自己也保不住嘛。”
    韦国清说：“我要不是毛主席、周总理替我说话，出来保我，早让林彪、 [ 四人帮 ] 把我打翻在地了。”
    “那些造反派天天找我的麻烦，要揪我，批我，还抄我的家，我就是不检查。大丈夫可杀不可辱，气得他们没办法。”说到这里。许世友突然感自己说漏了嘴，嘿嘿笑着说：“不过，有时作点检查应付应付他们还是必要的。像小平同志的策略也很高明嘛。这一次，小平你不防故技重施，再给那几个小蠢虫来几句假检查，也未尝不可。不然他们总老在会上瞎哼哼。特别是那个陈永贵，他懂个鸡巴政治，明明种地就好好的，非要让他当鸡巴什么副总理，还是政治局委员；一天就是喊口号，什么'像保卫毛主席那样保卫华主席，好像华主席就成了今天的毛主席。我看他比起毛主席来差远啦!”
    韦国清也摇头：“陈永贵当副总理是不行!他四十三岁才扫盲，开会讨论撤销你的职务时，华国锋刚说完这是毛主席的提议，他就第一个举起了手说：[
    毛主席说要撤销他，就把他撤的干干净净，开除了他的党藉才好呢，省得将来跳出来再害人。] ”
    邓小平的脸色微微一变：“他什么也不懂，分不清什么大是大非。他最好还是种地去，对他对党都有好处。不过，这些话绝不能外传，只是我们自己家里的关门话。”
  “邓老，我们永远是听你的指挥的。”许世友说，“不管你在台上，还是台下，我对你的态度始终如一，打心里佩服。”
    邓小平说：“我也是有错误的。毛主席自己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一个人能够
    [ 三七开 ] 的估计，我就很高兴、满意了。这里面有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不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如果讲理论，许世友可没什么兴趣。中央发下来的那一套又一套的书，除了毛泽东的著作他还真的翻阅过外，大部分的马列的书，他基本上原封没动。那些高深的理论，他提起来就头痛。他完全是凭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凭着对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忠诚而工作的。所以毛泽东对许世友说：“你没多读几本书也好，现在是不读书的犯错误少，倒是那些自以为读了很多书，懂得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人常犯错误。因为他们其实根本没弄懂马克思主义，只会搬弄几句词汇吓唬人!”
    这话也许给许世友解了围，他曾对一些人说：“别看你们是秀才，打起仗来你们不如我，就是在复杂的政治风浪中，你们也不见的就比我强!”
    这话还果然叫他说准了。建国近三十年来，许多人都在复杂的路线斗争漩涡里翻了船，而他基本上稳稳当当地闯过来了。
    这一回，他再一次认定：跟邓小平没错儿，这小个子打不倒，他有头脑、有谋略、有办法。毛泽东健在，他难以施展他的才华。现在毛泽东一逝世，整个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中几乎没他的对手，别看华国锋目前三权兼一身，坐到了权利的顶峰，他如果没眼，迟早要败在这小个子的脚下。所以，向军委汇报完工作后，他就约韦国清一块来看望邓小平。目的，也是为了将来给自己留条路，不至于弄得太被动了。这正是许世友的聪明之处。
    同样，在他们面前，邓小平讲话也是比较随便的，他希望他们在政治局会上能够发挥作用，便进一步说；“两个 [ 凡是 ]
    的提法不科学，你们要用自己的话公开批这些不符合马列主义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为什么有些人要自封高明，提这些不科学的口号呢?所以还要看实践。”
    在政治生活中，一个人如果翻来覆去老批某个东西，那肯定是这个东西给他造成的威胁深深的刺激着他。连许世友、韦国清也感到，这两个“凡是”的提法深深伤害了邓小平的心了，要不然他为什么没完没了地总讲这几句话呢?哦。那个阴影的确有可怕之处，曾经置人于死地或绝境的幽灵，即使失去了原先的法力，受过惊吓的人提起它，也会谈虎色变的。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八、叶帅稳坐钓鱼台 陈云萌生新意念
     
    冷俏雪化的春天来。但是，中南海的苍松翠柏的枝杈仍然挂着细小的冰茬。雅静得更显神秘的那几个院落，这几天小轿车出出进进，表示着这里的主人的忙碌。
　　尽管报刊上的宣传已把华国锋捧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深居这个中心圈的人谁都知道谁，免不了背后摇头吐舌不服气。这一点就是华国锋自己心里也清楚。
　　“华主席，得赶快把自己人提拔上来。这重要，那重要，领导班子最重要。眼下要紧的是巩固政权啊!”
　　汪东兴这样说，吴德这样讲，纪登奎反复强调，就连陈永贵也三番五次地提醒他。
    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后，唯一的副主席就是叶剑英，许多大事他不得不找他商量。而繁多的日常事务，也总要由他亲自处理才行。他既成了权力的中心，也便成了漩涡的中心。利和害总是紧密相连的。
　　有些消息源源不断地传到他的耳朵里，他批给汪东兴处理。这些日子，他挨个地找一些省、市的一、二把手和大军区司令员、政委谈话，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和工作表现，目的也是联络感情，以便更好地行使领导权。
　　地位一变，人就要变。一些原来地位与他相等的人发现华国锋的口气有了居高临下的味道，好像他就是活脱脱的毛泽东再现。
    “今天总结'四人帮’结帮篡党的教训，我们必须重申党的组织和纪律原则；个人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华国锋板起面孔，非常严肃地说：“早在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针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发出文件作了批评，说：'以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又指出：'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今后我们还要执行毛主席规定的这些制度，各地发生的大事都要报告和请示我，不能任意变格。”有时汪东兴也在旁边敲边鼓：“华主席是毛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和英明领袖，对华主席的态度就是对毛主席的态度。不要不服气，不行就是不行嘛！”
    与华国锋同样，叶剑英也在频繁地找人谈话，研究下一步中央和军委的人事空缺。此刻他身上轻松多了，经常来往于西山、玉泉山和城里的小凤翔几个住处，走起路来把地板踩得咔咔响，在眼下把一切偏离正统都视为大逆不道的社会中，他却是个例外，在人们心目中，他大有姜子牙辅助周公、诸葛亮帮助刘备安邦定国的风度。因为他办事极其谨慎，行动起来也密不透风，所以到处都有机智应敌的离奇故事。
    苏振华赶到西山时，正好叶剑英送走王震。王震拄着拐杖，张开大嘴和他打招呼。老头儿兴致很高，瘦骨嶙刚的脸上满面放光，银白色的头发被风吹的直立起来，匆匆上了轿车走了，好像要办什么急事似的。
    “王胡子焕发了青春了，很像一个包打天下的联络官。”叶剑英说着，把苏振华引进了客厅，这里的窗台上放着两盆君子兰，正开着桔黄色的花朵，屋里温暖如春。
    苏振华脱下呢大衣，把它挂在衣架上，低沉地说：“军委秘书长，我看还是罗瑞卿担任比较好些。”“还有胡耀邦同志的安排问题，华主席也只让他去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职务，很多人议论纷纷了。”叶剑英不动声色地说：“议论就让他们议论去吧，胡耀邦同志善于学习，这个职务对他来说也许是很合适的。”
    苏振华说“三月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不讨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啊？这也是群众普遍关心的事，人们眼巴巴地瞅着中央的态度，我们久拖下去不是个办法呀！”
    “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和总结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个别人事问题能定的可以定，有分歧的就要放一放。特别是华主席一时还想不通或不同意的，就需要等啊。”叶剑英胸有成竹地说：“反正有些事是迟早要办的，但现在不能勉强，刚刚进行了这么一场斗争，党中央需要先稳定一下局势，不然再乱了套，各方面的工作都要受影响了。”
接着，叶剑英和他谈起了军队系统揭、批、清的工作，谈起了对一些帮派人物的处理意见。
　　苏振华的心凉了半截，脸上掠过的是一丝难以觉察的抽搐，看来叶剑英的心思也在别的问题上，根本没顾及解决这类问题。但这些事不解决，别的问题又怎么能消除呢？叶帅呀叶帅，人人都说你的智慧敏捷过人，难道果真对这号事情看不透吗？
　　“你好像有什么心思？”
　　“叶帅！”苏振华终于沉不住了：“民意难违呀！现在许多老干部、老同志都对二月七日的那篇社论不满呀！那篇社论你看过吗？”
　　“噢，什么社论？”叶剑英的表情仍然是不以为然的神情。
　　苏振华马上从报夹上找来那张报纸，抬头看了一下他的眼神，给他念起来：“……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和'四人帮’的矛盾。深入揭批'四人帮’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就是当前的纲。紧紧抓住这个纲，斗争的大方向就掌握住了，各项工作就有统属了……”
　　“这话并不错嘛！”叶剑英自言自语地说。

　　苏振华继续念道：“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奋战了半个世纪，经历了十次党内路线斗争，这半个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
　　还没念完，叶剑英就笑咪咪地说：“是不是该念那两个'凡是’了?”啊?原来叶剑英什么都知道。
　　看到苏振华还在纳闷，叶剑英依然不紧不慢地说：“事情也并不奇怪，都是很自然的。这篇社论是由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选用了华主席的那句话。我看过这篇社论的清样，上面有汪东兴同志的批示，批示说：'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当然，华主席也知道这件事。大家先不要说了，理论上的许多纠纷，可以慢慢地澄清嘛。”
　　“这事我也问过耿飚，他也摸不清具体的情况，他也有意见，说两报一刊根本没参加写作，为什么要以他们的名义发?”
　　“少见多怪!毛主席在世时，从来是这么干的!李鑫现在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过去长期担任康生同志的秘书，他当然懂得这一套规矩。”
“大家都说，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去办，什么事情也甭想办成了。”
　　叶剑英不声不响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就是不回答苏振华的各种提问。其实，他心里早就有数了，但这不是马上能解决的事，因为这少不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而因为某个学术或一篇文章引起一场又一场大运动的教训还少么?他不得不考虑仓促表态会引起的后果。他有他自己的主意。
　　在陈云家里，同样也进行着一场激烈的争论和思考。
    这位老政治家眯缝着眼睛，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身边工作人员和自己孩子们的看法。他从他们身上往往会感到一种思想上的力量，而且是向上的力量。他的目光依次扫过一张张面孔的瞬间，也是他和众人交流感情的时候。连续几天来，这篇社论罩在他们身上的阴影还是扫不掉，驱不散。陈云抽出红蓝铅笔，在那社论的几行上划了又划；
    “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要更高地举起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亿万人民、一千多万党员的神圣职责，是我们继续团结战斗的政治基础，是我们进一步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华主席领导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进行了并在继续进行着粉碎'四人帮’的斗争。经过这个斗争，捍卫了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保证我们国家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这是华主席的伟大历史功勋。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踏上了新的征途，正在做继往开来
　　的伟大工作，我们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一切行动听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同心同德，步调一致，牢牢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去夺取天下大治的新的伟大胜利。”
　　他之所以没在两个“凡是”上划记号，是因为这两句话他已熟记于心了。
　　“像这样下去，中国还是老一套，不会有一点生气!”
　　“毛主席当年朝气蓬勃的东西他继承不了，恰恰晚年思想僵化、一意孤行的作风、他倒守着不放！”
　　“像这样下去，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的冤案是一个也平反不了啦。”
　　“小平同志站不出来，中国这滩死水永远也甭想打破!”
　　“苦难的中国哟，出路究竟在哪里呢?”

　　陈云听到这种议论，心中萌生着种种意念，一个政治家要是感受不到人民的喜怒哀乐及其情绪，就一定会失去与现实生活一起跳动的脉搏，其嗅觉必然越迟钝，最后被时代所淘汰。现在，人心思变，人心思动，人心再也禁锢不住了。过去那种八亿人民听一人的政治局面早该结束了。
　　在这时候候，他便产生了这样的思想。人的思想总是随着人的环境和条件的改变而不断变化着。政治家尤其需要如此。
　　这几天，天天有老熟人来家里串门、聊天、谈事情。对于早已靠边站的政治家来说，这也正是工作的一种方式。
　　“老陈，现在该你向中央说话了!说一说小平的事，说一说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事，现在全国人民最关心的就是这些……”
　　“在这种情况，你要不出头就没人敢伸张正义了，你是开国元老，华国蜂也得礼让三分哪。”
    这事倒不假。今年春节期间，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特意到家里来拜年，说了许多祝福、保重的话，临走还一再说：“你是党的老前辈，要继续帮助我出主意、想办法呀。我初次接触中央的这么多事，还是缺乏经验啊!希望您老人家多帮助我……”
    看样子听口气，华国锋并不像是虚情假意，陈云想了很久，决定给华国锋打个电话，约个时间和他谈谈心里话，对当前的各种矛盾，既不能绕着走，也不能一口气吹平，采取其他过激措施都是不可取的，只能注重现实，用谈心的方式，通过心平静气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问题。
    华国锋没有接电话，是由他的秘书很客气地告诉他：“华主席最近很忙，很难抽出时间来和你谈话，是不是你写封信来表达一下你的意见好吗?马上就要开中央工作会议了，那也是个机会，在会上公开讲讲也好嘛。华主席要你多保重身体。”
好长时间，陈云放不下手中的电话。

    九、王胡子会上开炮 汪东兴急谋对策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拉开帷幕。
    来自各省、市的负责人一到北京，就听到了各种传说和北京各界的呼声。有人还把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要求邓小平复出的意见写成信件，往与会者手里寄。会还没开始，一场涉及每一个人的神经的冲突就集中到了人民大会堂那个有限的空间，各种浓缩的矛盾似乎随时都能迸出一道道闪电。
　　华国锋虽然满面春风，但那浓黑剑眉下的目光还是能看出，人们的情绪并不稳定，潜在的危机存在着。当他看到坐在他身边的叶剑英非常乐观，好像一切都不在话下时，那种强有力的生气勃勃性格的力量立刻感染了他，他不紧张了。不管怎么说，他是名正言顺的党的主席，是合法的毛泽东的接班人。刚刚粉碎了不可一世的江青、张春桥一伙，谁敢公开跳出来闹事的话，一定会受到大多数人的唾弃。想到这里，他的神态自然多了。
　　他反复强调这次会议的宗旨：总结工作，进一步安排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布置“抓纲治国”的各项国民经济目标。
　　会议一进入分组讨论，预料中的矛盾立刻公开化了，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提了出来：
　　“邓小平究竟和天安门事件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人民群众悼念总理要定成反革命政治事件?”
　　“'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捣了多少鬼？”
　　“邓小平同志究竟有什么罪?为什么不能站出来重新工作？”
　　那天，华国锋参加北京组的讨论，一到会场，就和王震的目光交锋了。

    “我提一提小平同志和天安门事件的事情。”王震的话一出口，会议室立刻无声无息。许多人静止不动，聚精会神地瞅着他；许多人保持绝对沉默，他们背后议论议论，跟着他们应付地随和两句还可以。当着党中央主席提意见，他们绝对没这个胆量!
    “天安门事件完全是'四人帮’插手搞坏的嘛。广大群众热爱周总理，而'四人帮’极端仇视周总理，两个对立的阶级相撞必然爆发了斗争嘛。”王震说话随便惯了，无论有多少人也是那样肆无忌惮地打手势，点桌子，说的激动时便溅起唾沫星子。“为了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需要，让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地希望小平同志出来参加领导工作。”
    苏振华也说：“不是有句老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吗?'四人帮’那么起劲地反对邓小平，恐惧邓小平，我们就应该站出来支持他嘛。”
其他人也有为邓小平评功摆好的，也有对天安门事件提出质疑的，还有马上提出要求让邓小平也参加这个会议的。
　　各种发言在会议厅内回荡着，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使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听了很不以为然。王震看见华国锋垂着眼，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脸色变的有些阴沉，汪东兴的嘴角则因为愤怒而微微抖动。
　　会议正在讨论中，陈云颤微微地在别人的挽扶下进来了。很多人站起来和他打招呼，他满怀深情地向他们致谢，点点头。
　　华国锋也站起来，关切地迎上去：“您老人家也来了，请坐，请坐。"
    “这么重要的会，我不能不来啊!”陈云的话稍微有些含混不清，使人听了感到有些吃力。“我身体不好，写了个书面发言，让别人代我念一念吧。可以吗?”
　　“当然可以。汪东兴毫不犹豫地回答，还开玩笑地说：“你老人家说什么话都可以，不会有人抓你的辫子的。'四人帮’打倒了，'帽子工厂’和'钢铁公司’都已经解散了嘛，大家说是不是啊？”
　　这句话，使刚才的紧张气氛为之一扫，与会者脸上都绽出了笑容。于是，一个戴着眼镜，面目清秀的青年站起来，代陈云作书面发言：
    “同志们，我认为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着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对于能否把全党团结起来，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同心同德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国，意义十分重大。
    首先，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有这几点，(-)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群众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人民不愿意看到领导权落在'四人帮’及其同伙们手里。(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其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
    讲到这里，王震又坐不住了，站起来大声说：“依我看，天安门事件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大提高的集中表现。谁不承认这是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汪东兴铁青着脸，微微垂下了眼睑，他认为王震这番话显然是冲着他来的。他很不客气的打断了王震的话：“我们会前不是规定了一条，不准随便扣帽子吗?要是可以扣帽子的话，我这里的帽子多的是!我们不能那样搞嘛。我看还是让大家把陈云同志的书面发言念完。”
　　那个年轻人继续宣读：“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我国目前总的形势是好的。虽然有些困难，但这是暂时的困难。只要全党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共同商量，同心同德，经过努力，这些困难是一定会克服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整个会场的人都将视线移向了中共中央主席。会议三天来的问题，现在都可以从华国锋哪怕最简单的几个字的回答上得到结论。他到底是什么态度？
　　汪东兴生怕他一时说漏嘴而坏了大事。他给华国锋使了个眼色，把他叫出会议厅，来到另一个房间。吴德看到这个情况，也找了个借口跟进来。
　　“华主席，你看到了吧？”汪东兴说，“他们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发难，就是要继续搞右倾翻案风。”
　　华国锋为难地说：“这些人很有市场，一旦搞得太对立了容易冲淡揭批'四人帮’斗争。”
　　“那怎么办?我们就对他们的要求实行让步?”吴德问。
　　“原则问题不能让步!”汪东兴的态度很坚决，“这关系到维护毛主席的旗帜。这面旗帜一倒，我们就面临危险的境地了。”
　　“东兴说的对!”吴德说：“天安门事件是毛主席定的性，推翻了这个结论还怎么能谈得上毛主席的伟大?”
　　华国锋显然没了主意，他想了想说：“这样吧，我们把叶帅请过来，今晚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个碰头会，统一一下思想，你们看怎么样?”
　　汪东兴、吴德心里有想法，但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得拟了几个人的名单，让办公厅秘书局发通知。
　　叶剑英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的相当谨慎，他一直保持着和蔼神情坐在那儿，对谁的发言都表现出兴趣。一直等纪登奎、陈永贵、陈锡联充分发表意见；又听了李先念、李德生、许世友、韦国清等人的发言后，才露出笑容说：“粉碎'四人帮’后，政治局的会议开得民主多了，生动活泼，充分发表意见，我看这种气氛很好，是一个政党兴旺发达的标志。至于大家争论的问题嘛，我看先不要匆匆忙忙地决定，放一放，来个冷处理。请华主席在全体会议上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个讲话，把大家的意见都反映出来，鼓励大家讲话嘛。有一条必须坚持，这就是必须维护毛主席这面旗帜。这是原则，不能丢，谁要是在这个原则上动摇，那就是叛徒，就是修正主义。另一方面，也要讲灵活性，允许作些让步。比如小平在承认了错误的前提下可以不可以站出来重新工作呢?我看可以考虑。总之要照顾各方面群众的情绪，一个合格的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群众。干革命，总是人多些好嘛!”
　　看起来，叶剑英的话天衣无缝，很难挑剔出什么。但汪东兴心里揣起了疑问，他给华国锋使眼色，华国锋坐在那里呆呆地听着，毫无察觉。
　　华国锋回到家里后，闷闷不乐。
　　老伴是个贤慧、很本份的女人，不知他在中央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也不多问，只是默默地给他端来茶点，照顾的无微不至。华国锋简单地吃了几口，推开碗筷进了卧室。
　　汪东兴接踵而至，他问华国锋的妻子：“华主席休息了吗?”
　　她轻轻指了指卧室，悄声问t“是不是又和人吵架啦?”
　　汪东兴说：“工作中的一些争论，没事。你看看他睡着没有，如果睡着就别……”
　　话没说完，卧室里传来华国锋的声音：“我没睡，你进来吧。”
　　汪东兴走进他的卧室，见华国锋床前也摆满了书，像毛泽东那样侧卧在床上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他坐正身子，叹了一口气，让汪东兴坐在靠北墙的沙发上，自己也随着坐过来。
　　“华主席，我想给你提个意见。”
　　“请直说无防。”
　　“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你不能太软弱了。”
　　“你是说在那两个最敏感的问题上?”
    “是的”汪东兴诚恳说：“我注意研究了一下，凡是主张给这两者平反的人，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过毛主席的不同程度的批评的人。像陈云同志，思想一贯右倾，毛主席一贯对他有看法。这样的人说那类话并不奇怪：至于叶帅，华主席，你也不能太迁就他。”
　　华国锋的眼睛盯住了他，汪东兴显得有点不大自在，但还是鼓着勇气说了下去：“我看他有点倚老卖老的味道，而且态度暧昧。本来你是党中央主席，可他的话多少包含命令你的口气，我总觉得为你鸣不平。”
　　“唉，八十岁的人了，凡事能让就让吧。”
　　“但重大人事问题不能让。你想过没有，一旦邓小平站出来，谁能驾驭得了他?毛主席健在，他就敢大搞右倾翻案，现在……”
　　“他还敢推翻我们？”
　　汪东兴结舌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从华国锋的眼神里看到了一种自信力。
　　“不管怎么说，邓小平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说是活他也不见得能活得过我们。让他出来再干上几年又有什么关系？”
　　汪东兴大吃一惊；“你真想让他重新出来?”
　　华国锋站起来，在屋子里背着手走了两三圈，好像他已作过深思熟虑似地说：“站也不能马上站，还得再看一看，不过，从长远的观点看，他出来重新工作也没有什么不好，利用他的经验把国家建设好一点也不错嘛。”
　　汪东兴担忧地说：“我是担心你将来控制不了他。”
　　“还有你和大家嘛。毛主席讲了那么多批评的话，都是对付他的武器。即便让他重新担负工作，也带有戴罪立功的性质。”
　　“不过，你还要三思。”
　　“是的，我还需要再考虑。”华国锋说：“我们还应该广泛地征求党内外同志们的意见，让大家充分讨论。我这个党中央主席，应该给大家以民主。”
　　“不过，现在需要树立你自己的权威。”
　　“你的话也有道理。你对我完全是一片好意。我准备在三中全会或党的十一大上提议你为党中央副主席，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奋斗到底了。”
　　汪东兴的声音颤抖了：“请华主席放心，我无论在任何时候也是忠于你的，我一辈子就忠于毛主席和你，以尽全节。”
　　华国锋紧紧地握住了汪东兴的手，使劲地摇了又摇。
    中央工作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开了十多天，初步决定在今年六、七月间召开十届三中全会，到八月份左右召开党的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这意味着粉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之后，中共中央权力再来一次补缺和平衡，是许多人所关心的事。这个决定一公布，把与会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个问题上来了。
    又经过几次重要的碰头、商量乃至争论后，中央工作会议进入总结阶段。人们敏感地注意到，华国锋今天出场穿了一身崭新的军装。宽大的玻璃窗把足够的阳光投了进来，他在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的陪同下，一边鼓掌一边步上主席台就座。会议厅内许多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他，条件反射般地朝他鼓掌、欢呼，差一点喊出万岁来。
　　“同志们”华国锋显得随和、慈祥、稳重，没有半点张牙舞爪的样子。“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开了十多天，同志们畅所欲言，在充分民主的气氛中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这次会议开的热烈，开的民主，大家对我们抓纲治国的方针一致肯定，开出了团结的气氛。中央相信会后，各地的同志们一定会以新的成绩迎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大胜利召开的。”
　　与会者都极有兴致地注视着他，关心着他对两个最敏感的问题究竟发表什么样的意见，好多人都在低着头记录着他的指示：
    “会议中，有个别同志提出了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我们政治局同志反复作了研究。大家都知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他是必要的，不批，就不能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就不能顺利地坚持在无产阶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去年四月五日清明节，群众本来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也应看到，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插手，在大字报和反动诗词中把矛头指向毛主席，说什么'秦始皇时代已经过去’，'扬眉剑出鞘’想杀人，他们打警察，烧汽车，火烧民兵指挥部，打了那么多普通群众。所以性质变了。那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所以说，这个案不能平反!不能翻案!”
    会议厅内一片寂静。袅袅青烟在沉闷的气氛中缕缕上升。华国锋的这番态度强硬而又留下一定回旋余地的讲话，马上在一些人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共鸣，在另一些人心中则引起了甚为讨厌的反感。有些人失望地摇头，也有些人用目光交换看法，小心嘀咕表示反对。吴德、纪登奎、陈永贵、吴桂贤等人眼睛里露出钦佩的光亮，许世友、韦国清、李德生等人眉心紧紧蹙起。寂静的会场上使人们都能清楚地感觉到了相互间明显的对立，恰如燃烧起了没有硝烟的烽火。
    华国锋拉长音调，慢条斯理而带有人为的威严说：“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如不这样看，就会损害我们的旗帜。如果这个开了头，那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那一伙叛徒会不会跳出来翻案呀?那卖国贼林彪是不是也该翻案呀?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同志必须旗帜鲜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对这番话，王震是有思想准备的。他脸上火辣辣的热得难受，他知道，华国锋讲话主要是针对自己的。不过他心中有数，有些内容他已经从叶剑英那里得到了讯息。目前的形势下，也只能等待了。想到这里，他嘴角扯出点笑容，只闪一下便消失了。
正当有些人感到失望时，忽然又听到华国锋说了这样的话：
    “当然，中央也对邓小平的问题作了一定的复查，他同天安门事件无关。邓小平一九七五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有成绩也有错误，中央将考虑再给他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对这些人来说，无异于浓黑得像锅底一样的天空中，突然间蹦出一颗星星，闪闪跳跳，眨眼儿偷笑，这意味着皎洁的银盘儿就要从云缝里出来了，清水般的银河将会洗净天上的乌云，让天空重现当初的光彩。
     
    十、胡耀邦走马上任 两助手探望小平
     
    胡耀邦接到让他到中共中央党校任副校长的任命，已是中央工作会议后的事。
    华国锋亲自和他谈话，神态大有领袖的风度：“中央党校很重要，是马克思主义向修正主义斗争的前沿阵地，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必须在那里高高飘扬。中央考虑再三，认为你最合适，还能正确地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地对待自己。到了党校以后，把学习和研究任务恢复过来。你看呢？”
    胡耀邦想了想说：“我非常感谢华主席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和我谈话，我没什么可挑拣的，坚决服从中央和华主席的安排。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颠倒过来，的确是一件十分迫切而重要的任务，是该系统地，准确地研究马列啦。”
    过去，华国锋和胡耀接触不多，对他的为人和思想、脾气都了解甚少。一九七四年他调到中央以后，和胡耀邦在开会时有过接触，给他留下的印象是：此人肯学习，有朝气，敢作敢为，办事果断，有着敏感的政治嗅觉，善于权衡利弊，及时改变初衷。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派胡耀邦到中国科学院去主持工作，并要求他尽快就科学院的整顿问题提出意见。胡耀邦很快起草了一份《关于科技工作的几点问题》的提纲，他给邓小平写信说：“这一个月我是把全副精力用在这个文件上的，是拼了一点老命的。”邓小平提出修改意见后，他又很快召集人员讨论，拿出修改稿。一起送到邓小平手中。信中说：“这一篇在几个关键地方是你的指点改过的，我怀着一种渴望的心情，祈望得到你的进一步指点。”邓小平看后，再次提出修改意见，胡耀邦按照这些意见，广泛征求科学技术人员的看法，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数易其稿。到九月二十日，邓小平召集他和另外几个人前来汇报，大胆地支持他们一反文化大革命中的贯用提法，坚持整顿的这份文件，说：“不高兴你们的人是少数，希望改变现状的是百之九十五，相信这一点。最后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邓小平还风趣地说：“你们辫子也确实有一点，比我强一点。我说过我是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多。”
    仅仅一个多月后，邓小平的“辫子”就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毛远新等人抓住，汇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经过深思，下了最后的结论；“邓小平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横竖看不惯。他要算帐呢，他要恢复他过去的老一套，还是白猫黑猫，不管他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此人是靠不住的。”
    毛泽东这些谈话，经他们整理后，成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武器。于是，邓力群主持撰写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初稿)，邓小平主持制订的《关于钢铁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讨论稿)，胡耀邦提出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讨论稿）被定为“三株大毒草”，是“邓小平修正主义纲领的产物”，在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批判。
    这时，胡耀邦也不得不检查，表示要同邓小平“划清界线”、揭发了邓小平历次同他谈话的经过和对他的指示，声称；“我要积极地投身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来，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作到正确待自己，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
    华国锋看到过他的检查，而且记忆犹新，所以老话重提：“文化大革命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次很好的教育。你过去写的检查还算数吗？”
  “算数。我身上有很多毛病，包括错误，我一辈子都要好好学习，正确认识自己。”胡耀邦回答的很爽朗。
  “毛主席说：[ 翻案不得人心 ] ，我们揭批 [ 四人帮 ]，不能揭批到毛主席头上。”他们正谈话，汪东兴也来了。他也照样是一副中央首长的架势，以内行的口气说；“华主席强调这一点非常及时，非常重要。就有人揭批[ 四人帮 ] 而把矛头指向了毛主席。”
    胡耀邦故意装作大惑不解的样子说：“还有这种事!不会吧?”
    “有”汪东兴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就不能全盘抹杀。毛主席讲那些话时我亲自在场，讲得非常中肯、严肃。还有张春桥在一九七五年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这两篇文章，那都是经过中央和毛主席看过的，就不能那么乱点名批评，只能是不点名地批评[ 四人帮 ] 的错误观点。”
    胡耀邦待在那里，静静地听他们指示。
  “你还有什么要求吗?”汪东兴问。
  “有什么困难还是可以讲的。”华国锋说。
  “那么，有了问题我再请示华主席和东兴同志吧。”
    华国锋、汪东兴将胡耀邦送到门口，神情依然很严肃：“党校是个很敏感的地方，一定要注意影响啊!”
  “你们放心，我会正确处理好这些事的。”
    无疑，华国锋和汪东兴对自己是不那么放心的。但胡耀邦是见过世面的人。他从两个人虚张声势中，早已看出他们在中央没有多少政治基础。在清除“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斗争中，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文化大革命中提拔上来的新权贵大多都受到牵连，已经调整了他们的领导岗位。他们除了依靠在文革受到冲击和迫害的那批老干部，他们根本支撑不住局面。名义上看，华国锋重权在手，但如果老干部们，特别是邓小平站出来后，局面就会迅速改观。对此，他是信心百倍的。
    自从一九七一年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后，胡耀邦就对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怀疑。过去在他头脑里曾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活跃起来了，那些东西与文化大革命的提法进行了交锋的撞击。他读了不少马列的书，他读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批判东方共产主义的书籍。他对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先哲都不那么迷信了。既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种理论和认识，那就必然和其他科学一样，也要经受实践和生活现实的无情检验。在实践这个法官面前，任何理论都是平等的。毛泽东的许多具体预言、结论，包括对林彪的看法，都没有经得起检验，难道他还是一贯正确的吗?难道他就不会犯错误的吗?既然他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会有正确、错误之分，那么为什么对他的每一句话都要坚决照办，句句都听呢?
    他的思想，更多地是在最近这几年的社会实践和政治斗争中，在同许多老革命家们的接触中，共同思考和争辩中形成的。他不愿追求过多的时髦，只求自己的行动和观点能够经得起子孙后代们的检验，经得起未来的检验。
    谈话以后，胡耀邦就走马上任了。
    赵紫阳是他心目中比较佩服的一位实干家。他到四川几年，改变了那里的农业面貌，传着“要吃粮，找紫阳”的谚言，不容易啊!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土壤中，能够得到人民发自肺腑的称赞，没有真正过硬的本事是很难达到的。但是，赵紫阳得到了。
    “紫阳同志，群众对一位领导的评价，光看在台上时的颂词是不算数的。更重要的是他下台或死后人们对他的态度。那时候的结沦才是赤裸裸的，也是无可争辩的。”胡耀邦捏紧拳头晃悠着说。
  “我承认，任何伟大的领导人都要接受实践和历史的检验。我没想到毛主席会这么快就被人民所正确认识。”
  “噢，什么意思?”胡耀邦伸手点着他的脑袋，开玩笑地说：“你这话可是违反两个 [ 凡是 ] 呀，有损毛主席光辉形象。”
  “没关系，我们彼此都一样，我想你不会去打小报告的吧？”
  “你就那么相信我?”
  “我要不相信，就不来和你同流合污了。”
    两人又是一阵大笑。
    赵紫阳问：“中央最近又有什么消息吗？”
    “你是指哪一边？你都听到看到了，他们在拼命阻挠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对陈云也抱有戒心。我看吴德是别有用心，他想当人大委员长。汪东兴的思想僵化了，开口闭口毛主席，言必称过去老一套。”
    “老一套是不灵了。换句话说，毛主席自己能用的办法，我们就不能简单套用。每个领导人用什么方法，得根据他自身的素质和水平决定。所以我看到了他的悲剧。”
  “一定是悲剧吗?”
  “如果识时务点还可以。不顺应潮流就一定会走向反面。”
  “我想问你，现在中央里，你最崇拜哪个?”
  “我得先听听你的意见。”
  “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最佩服小平。”
  “看来我们是所见略同了。”
  “你说的是心里话？”
  “要不怎么会来拜访你？”
  “什么意思？”
  “请你一块去看望一下他。”
  “这个时候去见?”
  “等他站出来以后再看望他，就有溜须拍马之嫌，我可不愿意落那样的名声。再说，到那时再求见就不那么容易了。此时拜访最好。”
  “你是说现在就去?”
  “怎么样?说干就干嘛!”
    胡耀邦马上抓起电话联系，很快就定妥了。他摘下风雨衣，笑着对赵紫阳说：“今天可就要沾你的光喽，坐你的车去。”
  “给你省下汽油啦!”
    邓小平正在考虑给华国锋和党中央写一封信。看来，还是承认自己犯有错误，硬撑是过不了那一“关”的。华国锋、汪东兴他们扣得很紧，非要自己说几句检查的话不可，就像当年毛泽东对待自己那样，如果自己不保证永不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是决不会那么痛痛快快地让自己重新站出来工作的。现在他还是如法泡制，不过，一定要来点更为科学的东西。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了赵紫阳来看望他的电话。这当然是好兆头！
    一年多的光景，邓小平衰老了许多。他还是浅眉，眼睛不大，目光很锐利。额头上的线条十分有力，身板直，带有那股虎气，怪不得有些干部很怕他，他那股气势的确有点咄咄逼人。
  “我们不是初交，算老相识了嘛。”邓小平握着赵紫阳的手说。
  “你是个社会主义的实干家。中国这样的大国，就得有你这样的实干家才能干好，噢，还给我送来这么多家乡的土特产，我得好好谢谢你！”
    胡耀邦在旁边说：“紫阳同志也在呼吁，要求你重新站出来工作。”
    邓小平说：“谢谢大家。看来，光靠一两个人是改变不了这个局面的。非得大家一起努力不可。就是我站出来工作也得靠你们，发挥你们的作用，我已经老了，你们起码可以再干二十年。中国应该在你们手里建设好。”他的口气，他的神情，他说的内容都显示出他对自己力量的充分自信。
    赵紫阳受到了鼓舞，他说：“现在主要是思想不够解放，我们迫切需要从停滞的、凝固的、僵化的精神状态下解放出来，这样才会出现有力的行动，而且必须有足够有力的行动，才能改变一个局面。功到自然成，这个功，就是大家的努力，急性病是不行的。”
    这些话正说到了邓小平的心里，他望了胡耀帮一眼说：“其实，你们在一起搭班子是最好的。将来我要工作了，是会向中央建议的。”
  “其实，紫阳同志来北京，可以直接到这里，不要耀邦引见也可以嘛。我们都是朋友了，我从你们身上也可以学到不少东西。”
  “主要是请你指导我们。”
    邓小平微笑着说：“彼此互相帮助吧。”
  “现在，我们越来越感觉到，你出来主持工作已经成了刻不容缓的大事，越早，中国革命越主动；迟了，只会使革命受损失。”
    邓小平并不是一个易动感情的人。他对华国锋、汪东兴等人拖延部署已经流露出脑火和不满的情绪，但并没有发作。他懂得在自己处于明显不利的条件时如何应付上下左右的关系。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他表现出足够的火候。
    他说：“我准备再给华主席写封信，对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一些宽松话表示一下我的态度，我对将分配的工作是无所谓的，让干什么都行。不过我得强调一条，这就是：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我这话是具有双关语的。”
  “华国锋不一定能理解。”胡耀邦说。
    邓小平笑了：“只要历史理解就行。”
    这时，赵紫阳才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邓小平不但是个能处理各种政务的活动家，也是一位具有深谋远虑的战略家。过去有些人的确太小视了他啊!就是现在依然有人还在犯同类型的错误。

     十一、李先念“舌战群儒” 华国锋夜访旧居

    邓小平四月十日写给自己的信，华国锋拖了好几天才看到。
　　对邓小平在信中写的那些拥护、赞颂自己的话，对他来说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邓小平在信中请求将他的两封信在全党公布，华国锋看来他是大有誓言在耳，请党监督的意味，表示他要言必行，行必果。
　　这就算检查吗?
　　华国锋指示全党正在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其中也包括自己让邓小平在适当时候出来工作的许诺。这还需要在最高层统一一下思想，不然肯定会引起干部队伍中的广泛的不满情绪和思想的混乱。
　　本来他想把这个问题再拖一、二年后讨论，但有些老同志步步催逼，包括邓小平也不断询问，他们都有点急不可待了。这使得华国锋实在感到心烦。
    可以说，为了邓小平重新站出来工作，有的软硬兼施，什么话都说了。当然总的来说是央求我，好话多，称赞的人多。这一点是很清楚的。看来不同意他们是不行了。问题在于，邓小平站出来以后分配什么样的工作?汪东兴在给他送文件的时候说：“只能有两种选择：一是给他点室内工作，别让他出头露面，这是最佳安排；第二，如果实在顶不住，可以让步到恢复他的副总理职务。其他的千万不能给他了。那个人一旦羽毛丰满可是不得了。”
　　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会上，华国锋强调大庆是用革命化统率工业化的典范，要求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企业办成大庆式企业，还要求石油部门要为创建十来个大庆油田而奋斗。
　　会议期间，华国锋把李先念、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吴桂贤等人召集起来，研究邓小平的安排问题。
　　华国锋主动提出：“小平抓工业经验比较丰富，是不是就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分管工业。他在党内、军队的职务就不要恢复了。”
　　吴德说：“就这也恐怕全党有意见呢。这就安排够高了!”
　　汪东兴说：“最好先给他挂个顾问空职，看看他的表现再说。如果还搞翻案，立即打下去。”
    纪登奎沉吟着说：“邓小平可不是简单的人物，他上上下下都有一批人。我担心他现在把话讲得天花乱坠，到时间说话不算话，那危险可就上来了。”
    李先念在大家议论的时候，皱着眉头若有所思。总的来说，事情正在向健康的方向节节发展。这些文化革命才发展起来的新权贵们从过去的不同意邓小平出来，到允许他参加工作只是在安排职务上嘁嘁喳喳，说明他们正在步步溃败。所以他更不愿意在公开场合下说什么了。虽然公开场合他不谈邓小平的事，但却能从感情上理解他的心情，并对他始终抱着毫不动摇的信任。所以当华国锋直接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才不紧不慢地说：
　　“邓小平从来没有对他的职务想得那么多，他信中只说中央怎么安排都行，所以，我们不该用自己之心度别人之腹。我们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还能干多少年?归根结底还是要把权力交给你们的。邓小平站出来也好，就算恢复了他的全部职务也罢，还不是为你们年轻同志扶犁拉套，为将来的国家建设打点基础吗?所以我说大家还是想远一点好，不要把眼光看得太近视了。”
　　这么一说，反而把有些人弄得脸红一阵，白一阵，再也无话可说。
　　华国锋试探地问：“先念同志，我们还是坦率地说，你认为小平的工作到底怎么安排才好?
    李先念说：“中国有句俗话'让喜者更喜，愁者更愁’。既然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干脆让他甩开膀子大干一番嘛，干嘛非要给他留上一条尾巴，让人家很不舒服地工作呢?华主席，从小平同志的两封信中可以看出，他对你是很尊重的。你也应该信任他，'四人帮’及其派系人物特别恨他，也是怕他出来协助你。他出来协助你，不是更可以镇住局面吗?”
“你的意思是……”
　　“恢复他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让他轻装上阵地干。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上了'四人帮”的当了!”
　　李先念不说则已，一说便把人们弄了个瞠目结舌。
　　好半天汪东兴才说：“我不同意先念同志的意见。这么说，邓小平好像一点错误也没有了，反而成了功臣，这不是科学态度。”
    李先念心平气静地说：“有错误就应该像'四人帮’那样往死里整他?如果是那样，我看我们谁都免不了遭此厄运。大家都承认小平在一九七五年干的不错，为了纠正'四人帮’的错误，只有他敢和他们对着干。如果没有他的坚持斗争，也许倒老霉的是我们这里的任何同志。大家记得主席刚逝世。'四人帮’就想拿上华主席开刀，这段历史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啊!”
    吴德连连摇头：“纠正'四人帮’的错误不能连他们正确的东西也反掉。邓小平的问题一风吹是不合适的，也是不行的。这样下去，怎么向全党交代?”
　　“这个能成为理由吗？”李先念说：“请问吴德同志，全党究竟有多少人了解事的真相?不都是听了'四人帮’主持下的报纸上那么宣传吗?那能起多大的作用?把事实的真相告诉人民就行了嘛，如果连这点气魄也没有，还怎么谈得上把'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呢?你们说不是这个道理？”
　　在李先念的提问下，其他人谁也不愿意站出来和他正面交锋。一时都沉默下来。
　　一连几天，华国锋，心里七上八下，都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天空也和人一样，连续几天阴沉沉的，但是，人们却是盼望着春天的到来。当春雷像打鼓一样，闪电要撕破长空，紧接着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大地都发颤了。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准备，细密的雨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扑簌簌地往下流，连成了千万条线，直冲而下。
　　华国锋披着风雨，偏在这个时候来到了丰泽园，望着毛泽东的故居好一阵沉思，接着又到了他晚年的二○二大院，如同塑像一般站立在风雨中巍然不动。是的，这时他的心境比这大自然中的雷电交加更加激荡。过去的事，现在的事，几个月来发生的一切都像海潮般地袭来，又像雷电一样撞击着，茫茫大雨一样无边地浑浊地展开着。
　　汪东兴和陈永贵终于跟着秘书找到了他。
　　“华主席，这样会着凉的，回去吧。”
　　“你们别管我，我的头脑好好冷静一下，想一想这些事。”
    他的固执使他们着了急，工作人员赶紧找了一把雨伞，替他打着。他长叹一声，进了毛泽东临终时居住的那间屋子，又进了他的书房，指着一排沙发说：“当时毛主席就坐在这，我坐在那边，毛主席给我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这六个大字。”
　　这已是八亿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事。陈永贵当然更熟悉内情，他不止一次地听华国锋讲过那段故事的细节。但他直到现在也没有见过毛泽东那张条子。不知出于什么心情，他竟开口说：“华主席，让我们看看毛主席给写的那六个字吧。”
　　“怎么?你不相信这件事！”
　　“不，不……”陈永贵有点慌乱，躲闪着他的目光说：“我怎能不相信这件事呢？我是想要亲眼看看毛主席写的这六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缅怀一下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决策呀。”
　　“唉，这个时候提那要求干什么，又不是小孩子。”汪东兴说。
　　华国锋笑了笑，说：“毛主席亲笔写的这几个字暂时谁也不能看，我要亲自珍藏。让它在关键的时候发挥关键的作用。你们明白我的用意吗？”
　　“我懂。”汪东兴说：“这就好比过去皇帝的遗诏，在对付乱臣贼子时方才发挥其独特的作用，现在人心隔肚皮，我们不得不防他们。”
　　陈永贵马上说：“听汪主任这么一说，我完全明白了。华主席亲自保存着毛主席这几个字的手迹，的确有极其重要的伟大意义。”
    华国锋叹了一口气：“是啊!过去有毛主席为我们掌舵，老人家健在，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好对付，无非听毛主席话就行了?毛主席怎么说我们怎么办嘛。现在不行了，毛主席离开了我们，永远地走了。一切都需要我们自己拿主意。难啊，难啊!同志们，我这才体会到，我这个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不好当呐。”
“华主席，你不要着急，有大家在，我们全都听你的，你说谁不行，咱就批他个狗日的。”
“唉，事情也不那么简单。中央各种关系复杂，不考虑得周到一些，不行哪!”
　　汪东兴说道：“华主席，不管别人说什么，其实都得由你拍板。毛主席定下的这个规矩就是不能破除，不然谁都不能听你的，各吹各的号，各弹各的调，怎么行?他们主张恢复邓小平的全部职务，你就是不同意，看他们怎么办!我就不信他们敢造反!”
　　“万一他们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发难怎么办？”
　　“学毛主席的办法嘛。”
　　华国锋想了想，连连摇头：“不妥，不妥啊!刚刚粉碎了'四人帮’，全国的局势还不太稳定，党中央再发生内乱不好，影响不好。”
　　“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党内有斗争分歧是正常的。”汪东兴说：“其实话又说回来了，斗争、矛盾这是客观存在，你想避免也避免不了。你不斗他，他就要斗你。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你想避免也避免不了。”
　　华国锋苦笑道：“事情还没到那个地步，也没那么严重。包括邓小平在内，他们还是拥护我的嘛。”
    “哎呀，你如果否决了他们的意见，他还会拥护你吗?现在他需要你，不得不来这一套啊!一旦到了他羽毛丰满的地步，一切都晚了。”汪东兴说完这些话时，眼圈都发红了。
    他们谁也没有注意到，华国锋此刻的脸色稍微有点发白。他情不自禁地走到长廊口，他看到外面的雨水鞭打着大块玻璃，发出唰唰的响声。屋里静了下来，好长时间没有一丝反映。这时，外面隐约传来轿车的喇叭声，华国锋才突然想起了什么，说：“你们该回去了。”
汪东兴话还没说尽，刚张开口，华国锋便打断他的话：“更多的话不要讲了，让我再好好考虑考虑。”
    华国锋想起了一件事，那就是：四月二十八日是叶剑英的八十大寿。还差两天，华国锋给他打去了电话：“叶帅，马上就是你的八十大寿纪念日，要不要我们去为你祝寿呀?”
    “不要；不要。”电话里叶剑英的声音非常清晰。“毛主席早就规定不让祝寿，不搞个人崇拜。我看还是免了吧。一切纪念性的东西都不要搞，还是全心全意抓工作。自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行后，全国都掀起了学习的高潮。我们要抓紧这个好形势，扩大战果啊!”
　　“我的那篇《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你看了吗?中央计划在五一劳动节这天发表。我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即贯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根本思想，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是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你看了有什么意见吗?”
　　“文章写得很好。华主席你在学习和运用毛主席著作方面，的确是全党的模范。这点我要向你学习啊！”
　　“华主席啊”叶剑英的声音稍微变了一点调：“你现在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中心，地位变了啊!不管老的少的中年的，他们都是你的臣民啊!所以我想提醒你一句，说得对了供你参考，说错了全当我瞎说，好不好?”
　　“请叶帅指教。”
　　“我的意思是建议你多听各方面的意见，特别多听听老同志们的意见。他们经验丰富，阅历也多，他们包括小平同志，都没有野心，都不会和你争什么，都是为着一个目标即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中国。”叶剑英的话语十分诚恳。“至于有些人就不一定了。他们和你年龄相当、资历差不多，如果搞的不好是会出问题的。”
　　华国锋一怔，头皮一阵发麻。
　　叶剑英又说：“现在大家都说拥护你，有真拥护的，有假拥护的，还有三，心二意喊口号的。所以头脑要清醒呀。不要让别人利用你去达到他们的目的。小平、先念、陈云都说你老实，恐怕你上别人的当。当然，这些话我只是供你参考。丝毫没有强加于人的意思，一切大主意还是由你来决定。我全心协助你。”
　　华国锋听了这些话，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十二、祝寿宴众老帅吟诗 晓利弊徐向前进言

    叶剑英八十寿辰时，并不是没有纪念，而是不搞那种大规模的活动而已。这位深谋远虑，经过半辈戎马生涯的政治家，军事家，很会讲究实效。
    他没有多通知什么人，只邀请了邓小平、王震、粟裕、聂荣臻、徐向前、杨成武、余秋里这几位将帅到场。到了这个日子，有人专门写一首'竹筒诗”，请齐燕铭书写，由王子野用篆体镌刻于竹制的笔筒上作为寿礼献给了他。
    写的诗是：
      新功垂宇宙，远望好文章。
      屡挽狂澜倒，重扶治国纲。
      琴心舒剑胆，磊落见肝肠。
      愿祝南山奢，千秋日月长。
    叶剑英自己也写了一首《八十书怀》的诗，情不自禁地吟诵道：
      八十毋劳论废兴，长征接力有来人。
      导师创业垂千古，侬辈跟随愧望尘。
      亿万愚公齐破立，五洲权霸共沉沦。
      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
    他回顾着自己一生跟随毛泽东南北转战的征程岁月，又看到今天这样喜庆成功的形势，他是感到欢欣鼓舞的。至于今后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他没有去想，但他坚信是光明的。正像毛泽东经常讲的那样：“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作为跟随毛泽东半个多世纪奋战不息的将帅，他并不想去破坏自己的这个形象。这个形象对他来说始终是感到自豪的。
    后海名曰海，其实不过是条小河。但这里的水是碧绿的，水面上飘荡着荷叶和水草。在夕阳的映照下，水面上起了万道波纹，又像是万条银色的白鱼在海中跳跃嬉闹，鳞光熠熠，还真有一点梦幻境界。它的背后，有一座青砖砌成的大院，名目小凤翔。这里就是叶剑英在城里的宅落。当月亮的轻纱罩在北海水面上的时候，院子里欢声笑语传了出来，呈现了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
    王震夫妇、余秋里、杨成武、聂荣臻夫妇和徐向前等陆续来到，紧紧握着叶剑英的手，围在他身边，齐声祝寿。
  “活了八十了，我已很满足了。”
    王震连连摆手说：“不老，不老，像你这样的身体，活到一百岁是不成问题的，我敢打保险。”
  “活那么大干什么呀，让人讨嫌。”叶剑英话是这么说，心里却乐得合不拢嘴。
    聂荣臻也说：“我们就是要好好地活着，活得寿命越长越好。有人盼望我们死，我们却偏不死!”
    王震又说：“老子们抛头颅，洒热血，打下来的江山，我们不坐坐就死，那不便宜了'四人帮’那帮摘桃派!”
    徐向前也说：“对！祝叶帅健康长寿，我们这些老家伙都好好为党活着，争取都超达百岁大关。”在人们的一片叫好声中，他拿出一张纸，说：“我给叶帅写了首贺诗，写得不好，请大家指正。我念啦：
    吕端当愧公一筹，导师评论早有定。
    当年英豪劲倍增，八秩犹似四十前。
    射虎屠龙宿有志，二三鬼神一扫光。”
    叶剑英抱拳作揖道：“惭愧，惭愧，实在不敢当，实在不敢当哪。”
  “爸爸，也把你的诗拿出来吧。”
    一个银铃般的声音吸引了人们，在座的人都把目光转向她。客厅墙角忙服务的工作人员也相互低语介绍。她就是聂荣臻的女儿，黑色的眼睛，秀气的圆脸，苗条的身材，处处充满青春的活力，尤其是处在这些老将帅之中，更显示出她在年龄上的独特优势。
    聂荣臻拍着女儿的肩膀说：“本来我想在大家都走后把拙作留给叶帅斧正。既然秘密已被捅破，我也就不怕丢丑了。”他刚把口袋里的一张大纸掏出来，就被女儿抢过去，很有节奏感和音乐韵味地念了起来：
  “揭竿羊城五十年，风雨齐州步履艰。
    川西传讯忠心耿，京华除害一身胆。
    行若吕端识大事，功成绛候有愧颜。
    八秩寿翁犹继志，旗展神州贺新天。”
    徐向前翘起大拇指：“这首诗写得好!写出了叶帅的丰功伟绩，不隗是今天的上乘之作。”
    在人们的称赞声中，工作人员已经摆好了瓜果梨桃和酒宴佳肴。同时家人和孩子们也端来了寿烛。在轻歌漫舞般的音乐声中，庆典的一切准备都已好。
  “开始吧!”
  “等一等，还有一个人没到呢。”
  “谁呀？”
  “不要问，他来了你们就知道了。”
    叶剑英的话音刚落，马上就传来了人们早已熟悉的那个四川口音：“我来了!”
    人们一回头，几乎吆喝起来。
    只见邓小平在女儿的陪同下，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地出现在众人面前。他还是小平头，穿着灰色中山装，圆口布鞋，满脸笑容，进门也朝叶剑英抱拳；“今天是叶帅八十大寿，我特意祝贺你长命百岁！”接着又对众人说：“老帅们都在这里盛会，我也来祝贺。”
    叶剑英迎上去拉住他的手，高声说：“你也是老帅嘛，是我们老帅的领班呢。”
    邓小平说：“我这个领班倒了，还需要你来拉一把啊!”
    众人立刻说；“不是拉，而是全力以赴地要保你起来。”
    聂荣臻说：“我们愿意作你的后盾，坚决保你。”
    杨成武说：“我只配当个马前卒。”
    邓小平笑着对叶剑英说：“你听了吧?这些将帅都是保我的，你保不保我呢?”
    众人哈哈大笑起来。
    粟裕—到，宴会开始。
    邓小平和叶剑英肩并肩地坐在一起，人们很自然地围拢了个圈，桌子上的寿烛点着八根蜡，红红的火苗，象征着叶剑英已经走完了八十年的历程。他和家里人刚要吹，小平连忙制止他说：“别，别。怎么插了八根?再插一根嘛。”
　  “为什么？”
     “九根表示长乐，象征着我们的叶帅还要长久地和我们在一起。”
    又是一阵热烈的赞成声和欢笑声，聂荣臻的女儿从叶剑英的女儿手里接过寿烛插在正中间。这时才由叶剑英和孩子们开始吹。邓小平等人也帮着吹，叶剑英双手抱着邓小平的肩头说：“毛主席就称小平同志是个好军师，可惜主席后来还是不信任这个军师，所以老人家晚年无比凄凉。我们见他都不那么容易，更别说在座的同志了。现在，我极力向华主席建议把小平同志二次从'山上’请下来，他基本上答应，到时候还得诸位多捧场啊！”
    聂荣臻说：“这没问题。我们都是老战友了，谁还信不过谁呀!到时候只要叶帅一声令下，这些将帅们哪个帐下不听令？”
    邓小平问：“现在对我的出来，还有没有反对派呢？”
    “什么时候也有反对派嘛。”叶剑英说，“这没什么了不起。只要华主席思想通了，什么人也阻挡不住。我担心他身旁有那么一个人，经常给他出坏主意。”
    聂荣臻：“谁？”
    邓小平忙摆手：“今天不点名，只让大家猜，谁猜着就算谁的水平高!”他半是开玩笑半是认真地说：“搞政治的头一条就是善于识别人，好人歹徒一眼能看清。过去，我早就指出'四人帮’不是好东西。但毛主席总是护他们。为了他，我也是投鼠忌器，才落了大难。我料定他们没有好下场，反正他们不倒霉在这个人手里，也得倒霉在那些人手里，终于他们还是叫叶帅把他们逮着了，叶帅是功高第一。”
  “不敢当，不敢当。”叶剑英说，“实事求是地讲，华主席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还有东兴同志。”
  “这个你就不要谦让了，应该当仁不让!”邓小平说：“如果没有你亲自坐镇，没有你当机立断,我看再有十个其他人也是不行的。”
    杨成武说：“完全正确!”
    他们一边碰杯，一边议论当今政治。几个将帅相劝几杯后，叶剑英脸上便泛出红光，他略有醉意地对大家说：“我年事已高，虽然身体还可以，但毕竟不如你们，也不如小平同志了，我极力向华主席推荐小平同志，他文武双全，的确人才难得。几次大难不死，既有人为，又有天意啊!今后就由小平同志扶助华主席抓纲治国，我得退下来打边鼓了。”
    邓小平说；“那不成，你得当后盾。”
    叶剑英笑了：“只配为你摇旗呐喊。”
    徐向前一直没多喝酒，默默地品味着刚才他们的话，似乎明白了叶剑英为什么特意把这几个将帅们乘寿辰之日请来与邓小平见面的原因。他突然想到，除了已逝世的毛泽东外，当今政治舞台上恐怕没人能真正成为邓小平、叶剑英这两个人的对手了。他们几乎把政治权谋炉火纯青地渗透到了一切地方，运用到了生活的各个角落，一举一动都蕴含着深刻的意义。
    回到北海后门他自己的住处后，工作人员告诉他；“华主席已经打来好几次电话了。”
    徐向前一怔：“你没告诉他我到那里去了吗?说清楚了吗？”
  “说清楚了。”
    徐向前连连拍打着手掌说：“快，快，快接通华主席的电话，我要亲自和他讲话。”
    听筒里华国锋的声音非常温和、亲切：“徐帅吗?我正忙着和国务院的同志讨论工业如何突飞猛进的事，想找你一块商量商量，听说你参加叶帅的八十寿辰宴会去了。”
  “是啊!我们几个都去了。小平也去了。”
  “什么，邓小平也出席了。”
  “叶帅说你很忙，所以没打扰你，主要是我们几个军办的老同志一起聚一聚，我也没想到邓小平同志会去。”
    “哦，这也没什么。他们都是多年的老战友，在一起聚聚也是正常的嘛。何况又是叶帅八十寿辰时候。不过，你们谈到邓小平同志的工作问题了没有。”
    “华主席，没谈那么多，不过我还是诚恳地建议你，在他的问题上采取明智的态度比较好。既然那么多老同志支持他，干脆让他干一段时间也好嘛。不然，这样久拖下去，恐怕对党不利。”
    华国锋已经感觉到了什么。尽管对方的话说得吞吞吐吐。但问题的严重性是显而易见的。自己担任党内这两个极其重要的职务还需要在下一步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追认。如果一旦邓小平的问题不能使大家满意的话，那他的问题会不会出现意外也很难说。现在，中央军委的实权基本上全部控制到了叶剑英手中，甚至是压倒一切的，自己明显的是个空架子。就连自己的山西老乡，堂堂的元帅，对自己说话都是这么吞吞吐吐，好像瞻前顾后的样子，说明了那股力量实在大得可怕。几乎已成定局了，没有什么再多加讨论的余地了。华国锋心事重重地放下了电话。

    十三、发文件吴德急晤陈锡联 亲登门小平说服华国锋

     一九七七年五月三日，华国锋经过再三考虑，批准中共中央以文件的形式，转发了邓小平致他和中央的信件，把他的信一直传达到全党，作为下一步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第一步，即先造点舆论，不至于引起意外的反应。
    熟悉中共这十多年政治生活的人很快从这个文件里看到了下一步要出现的事，吴德急匆匆地跑到陈锡联家里，和他就这件事展开议论。
    陈锡联除了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外，还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重要职务，是毛泽东生前安排后事中的重要人物。就是不爱多说话，对别人的意见除了侧耳怜听外就是细心观察，很少对什么问题夸夸其谈。特别是毛泽东逝世以后。他本来就不多的话显得更少了。
    “好，我的陈司令，一旦邓小平恢复了原先的三个重要职务，天安门事件的定性肯定要推翻。他是容不了事的，这点主席早就看得很清楚了。我是担心将来他果然要变成
    [ 还乡团 ] ，变成胡汉三，对人们说：又回来了。那可就糟啦!”
    陈锡联抚摸着茶杯默然不语。在叶剑英的影响和暗示下，许多军队老干部都来拜访他，非常婉转地给他做工作，希望他站到他们的立场上来，支持邓水平恢复全部工作。正像他所预料的，从中央工作会议后，叶剑英一直在做恩想整顿、统一认识的工作。揭批“四人帮”以来，上上下下都把罪恶的根源集中到那四个人身上，尤其是江青，把她当作了比妲妃和白骨精还要坏的罪人。
    不管这种批判公正不公正，其产生的后果都使毛泽东的形象受到了损害。反正在党内以至全国形成了这样一个无形规矩，只要一说某个坏，就不允许任何人再说他半点好。即使他是正确的，也必须说成错误的方肯罢休。一旦有人敢替他说话，非把你当作他的同伙看待，打入十八层地狱不可。甚至批判的锋芒瞬间就会转向你，其程度比原先批判某人还要厉害。这种同样不正常的气氛使相当一部分人只能紧紧闭住嘴，使事情逐渐向相反的方向转化。
    现在，呼吁邓小平出来并恢复他的全部职务的舆论已经占了上风，并足以对任何不利于这种措施的倾向展开一场斗争，最终争得多数。这正是陈锡联从好多人的态度中看到的转折。他的炯炯目光照例是聚精会神地正视那些讲话的人，注意他们的表情，猜测他们的思想。但他也总是沉默着，顶多跟着人们应付两句罢了。
    这就是陈锡联。
  “陈司令，难道你没有自已的态度?”
    陈锡联叹口气，眉头皱了起来：“我就是有态度又能怎么样?能阻挡住这股思潮，不，是潮流吗？”
  “怎么不能?我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风的一系列指示，难道这些能通通不算数吗?”
  “唉，这个问题和 [ 四个帮 ] 搅和一起就不好办了；”陈锡联为难地说：“ [ 四个帮 ] 批得这么臭，邓小平过去又一直和
    [ 四个帮 ] 坚持着斗争，许多老干部、包括军队干部和普通群众都同情他，盼望他出来，这个民意……”
  “那也不能没有是非呀！毛主席生前可是没有亏待我们，我们干什么事不能没有良心。这些事将来都得对历史负责啊。”
  “不过，人家有些道理也讲得对，凡事要经过检验，看来人们……”
  “这是右倾翻案，翻案不得人心。揭批 [ 四个帮 ]
    和反击右倾翻案同等重要，不能偏废。即使邓小平认识了错误，站出来工作，也不能官复原职。”
  “现在讲这些话，你难道不觉得晚了吗？”
  “不晚，十届三中全会还没开嘛。中央还没正式决定嘛。我们可以再找华主席谈谈，说明这件事的利害关系。”
    这件事的利害关系，华国锋掂量了又掂量，反复考虑着。他承认，自己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常常优柔寡断，缺乏气魄，但是，他又认为自己这种性格是考虑周全，办事细致的优点。毛泽东不是说：“你办事，我放心”吗?这个放心主要是自己稳重、老实的结果。前两年，江青曾神气活现地批评自己：“国锋同志，你缺乏原则性，缺乏斗争性，还是老好人主义，这可要不得啊！说话慢开腔，遇事绕着走，这样下去出了修正主义你也会举手赞成。这点，你应该向春桥、洪文、文元同志学习，再不能这样毫无斗争性了!”
    那天见了毛泽东，他把江青的批评报告了他，说：“今后要注意这个问题，要下决心改。”毛泽东说：“也不要学他们。革命固然要讲原则。但灵活性也不能不要啊!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用'生命’来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又用'务必充分注意’来强调它，最后再告诫大家'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这些话，江青不研究。春桥、王洪文也不大注意呢。他们是斗争有余，策略不足。你可以讲给他们听。”
    但是华国锋并没有传达给他们。他怕引起反作用：他只是把毛泽东的话牢牢地记在了他的心里。
    在华国锋的心目中，毛泽东是个秘密的巨人。他的智慧和能量，根本叫人估不透。他为数不多的和毛泽东的接触，整个时间加起来也不过是三、五天的瞬间。自己一下子被洪峰巨浪推到了权力的极点，多少有点恍惚如梦。那座神秘的巨峰突然间倒塌，像在一锅烧沸的开水中突然加进一瓢冷水，他开始冷静了。万钧重担在肩，使他尝到了权力的甜果，也意识到了他身后的深渊。
  “华主席，小平同志看你来了。”
  “噢，好，快请!”
    华国锋整好衣服，擦了擦脸，挺着胸脯来到客厅时，邓小平正站在北墙上悬挂的那副毛泽东和华国锋握手的照片下，凝神瞻望。听到脚步声，邓小平回过头来正好和华国锋打了个照面，两双手，不，是三只手握在一起了。

    邓小平双手摇晃着华国锋的手，激情满怀地说：“我非常想加入华主席领导的新长征队伍啊!老了，这几年，顶多十年的余生不献给祖国的四化事业，心不安哪。”
  “小平同志，你、你吃苦了。”
  “这是难免的。”
    华国锋这才仔细地端祥了邓小平几眼。啊，他果然衰老得多了，额上的皱纹像蚯蚓似的非常突出，黑里透黄的眼睛深陷在眼窝里，精神明显地不如前两年。这位重实干、讲求实际的政治家，此时的追求很简单：他想站出来重新工作，越是上了岁数的人也往往追求得不是那么充满幻想了，只要能有个好的归宿就心满意足了。华国锋这样揣摩对面这位矮个子政治家。
    邓小平和华国锋一起坐下来，先品尝了几颗山西酒枣，然后谈起了山西的地理环境、风土人物，谈得兴致勃勃，津津有味。邓小平对山西似乎非常熟悉，满怀深情地说：“山西人忠厚啊，重交情、讲义气，出了个关老爷，是解州人是不是?洪洞县也出了个苏三，都是千古风流人物啊!”
    邓小平的历史知识非常渊博，讲起典故来竟然也能头头是道，抒发出不少令人惊叹的观点。相比之下，华国锋略感自己知道的太少，说开头也不接尾，对邓小平讲的许多话心不在焉地点头称是，提不出什么新观点，即使说两句，也不过是从《毛泽东选集》那里看来的。
  “好了，我们不讲古人了。现在进行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新长征，我们有三个最有利的条件。”邓小平说。
    华国锋眼睛里放出神采，这显然是他最为关心的问题：“请你说说看!”
    “第一，扫除了障碍，我们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了。”邓小平说：“第二，中国地大物博，群众积极性高涨，我们比美国、日本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更丰富的资源。第三个条件最重要，也是决定前两个条件的，这就是我们有了华主席你这样年富力强、经验丰富、人民拥戴的英明领袖。”
  “我不行，全靠你们这些老同志帮助呢。”
  “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事，不然，我就不会亲自请缨领命了。”
  “小平同志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啊！”
  “也是形势逼的。如果 [ 四个帮 ]
    还在台上，我早就甩手不干了。就是让我干也不干了，早寒心了。现在，我愿意有一份热能发一份光，决不带到棺材里。”
  “说得太好了，老同志都该像你就好了。”
    “这话让你说对了。老同志都是一心向你的，都抱着这样一种感情想发余热。此刻正是龙腾虎跃时啊。我已经老了，干不了几年了，给点什么工作都可以。”
  “为了充分发挥您的才干，我们当然应该给你创造一切方便条件。”
    “我可是两次受批判，群众、干部误解很多的人，可能要让华主席作不少工作呢。”邓小平脸上浮-起一阵淡淡的笑容，摇摇头说：“如果华主席不明确表态，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都阻力不小呢。”
    “请小平放心，我和叶帅会做工作的。大家对你主持工作时的政绩还是比较满意的。当然，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这是毛主席经常讲的话，全党都应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过，希望你能在全会上，也做个自我批评。”
    “这点没问题：”邓小平很高兴地说：“和你在一起，就觉得很轻松，什么话都敢讲，叶帅说你才是真正民主集中制的光辉榜样，看来一点也不假啊!”
    临告别的时候，华国锋一直他送上轿车。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自己突然对他产生了好感。

    十四、耀邦办刊亲力亲为 小平出山有声有色

    位于颐和园后面的中央党校，这几个月来显然有了起色，再不是那么死气沉沉了。胡耀邦一上任，就忙着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同许多专家、学者谈话，听取意见，搜集反映。
    那天，他去邓小平家看他，提到了他的一些想法。他是一位闲不住的人，思想非常活跃，到党校后很想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和创新，提出想办一份刊物。
    邓小平立刻支持说；“是的，是需要开辟一块阵地。党的指导思想还是 [ 两个凡是 ] ，不，按照 [ 两个凡是 ]，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 [ 合乎情理 ]的问题。要从理论上纠偏，得费相当大的努力啊!”胡耀邦一听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在党校领导班子会上，他又提出这个问题，一位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专家说：“我看这份刊物，就叫《理论动态》吧。这样可以灵活、随便些，搞理论的同志写文章、发表论文相对比较自由，总的来说是为了启发和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嘛。”
    胡耀邦眼睛一亮：“好主意，就叫《理论动态》吧。有了刊物就算有了武器。我们总有了自己说话的阵地嘛。”
    六月四日，他亲自挑选了几个笔杆子组织成“理论动态组”，决定创办《理论动态》。经过一番讨论后，他总结说：“我看就这样定吧，《理论动态》是一个面向党的理论干部和领导干部的思想性质的内部刊物。每一期也不要多登文章，一篇就足够了。文章要切中时弊，集中阐明和提出一个问题，顶多两个。现在正是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及其他理论上揭批'四人帮’的时候，要回答的问题很多，我们就五天出一期吧!”
    这人说话风风火火，没费多大的劲就把许多问题决定下来了。
    散会后，他把沈宝祥留下来，脸上挂着笑容问：“怎么样?有信心吗？”
  “看来得冒风险，这年头要想有点新见解不准备好挨批不行。”
    胡耀邦哈哈大笑：“挨批怕什么？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批评!我不挨了几次批吗?也没见他们把我批倒，倒是那些一惯整人的家伙一个一个自己倒下去了。”
  “这点得向您学习。”
    “我看，我们都得向小平同志学习。”胡耀邦激动地说：“他们那么起劲地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还是那么乐观，还是那么信心十足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很快小平同志就会官复原职，官复原职呀!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小平同志复出这件事，本身就标志着过去那一套的破产。你看吧，全党全国都会震动的。”接着，他向这位中年理论工作者讲述了他最近这次见到邓小平时的情形。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把自己今后的政治命运同那个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信心，是政治家的支柱。
    看上去，胡耀邦整日开会、看书、出题目，让别人写文章，好像他已钻进理论圈子里，实际上他和许多中央的老人们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关注着华国锋的一言一行。他对理论动态组的人员讲：“我们要把《理论动态》作为反击教条主义、思想僵化体系的一块阵地。要把这项工作提高到扭转乾坤的高度来认识，要明确认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工作的历史使命，做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前卫战士和思想勇士。你们有这个信心吗?”
    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是，在场的人没有一个能真正理解他的根本用意。他同老练的政治高手一样。也学会了用通俗易明的理论问题来赢得人心，战胜对手。他很快组织几位秀才写了几篇文章，于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五日出版了《理论动态》第一期。
    这期刊物只印了三百份，除发给中央党校内部分人员外，主要发送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负责人，名单都是由胡耀邦自己决定的。
    同样，华国锋也照例收到这份刊物。
    但是，他根本顾不上看，甚至连翻也没翻就扔到了桌子上。华国锋的注意力仍放在清查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上，他把各个部委和机关的领导人的档案翻了又翻，只要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多少有点联系的人，他都要亲自作指示不准重用这些人，以显示他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倒是对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批、关押的所谓“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们，个个鼻孔朝天，摆出一副不希理睬的样子。这反而使邓小平、陈云等人能够任意接触所要觅的人，看哪些人可以继续用，哪些人需要提防，哪些人将来必须整垮。
    第一期发出的时间，正是中共中央召开十届三中全会的那一天。胡耀邦不是中央委员，但他很快掌握了会议的整个进程。会议期间，他亲自赶到邓小平的住地，征询他对《理论动态》的意见。
    虽然还没发公报，可邓小平即将官复原职的消息已经在中共上层家喻户晓。不少被整的老干部和他们的家属纷纷来找邓小平，几乎门庭若市，使邓小平应接不暇。。邓小平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热情好客，亲切接待来找他的人。他板着面孔，冷冷地听着他们的申诉，甚至连话都不说一句。连陶铸的夫人曾志和他的女儿来访，邓小平只是冷冷地接过他们的材料放在案头。那些满怀热情来拜访的人，临走时都有一种心灰意冷之感。只有熟悉邓小平的人，才能够从邓小平那副毫无表情的面孔上看到他内心的震荡。知道他迟早会作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
    胡耀邦就是其中一个。
  “三中全会开得怎么样？”他问。
    邓小平微微一笑：“全会已经通过了《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在讨论关于恢复我的职务的决议时，尽管有人说三道四，但大势已定，他们也只好缄口不语了。”
  “这些人就是这样，一旦大局稳定，他们就见风使舵，转弯子比谁都快。说不定他们很快就会改换门庭，投靠到你的门下呢。”
  “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我算把一些人的嘴脸彻底看透了。”
    邓小平顺手拣起一把鹅毛扇子，边踱步边摇晃着说：“有些投机政客就是专门钻党内矛盾的空子，见缝插针，或者两面讨好，或者投其有权者所好，不惜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推人下井，落井下石。我恨透这些家伙了。”
  “《理论动态》准备从新的高度剖析这个问题。”
    “第一期的文章我全看了。写得不错，写得不错！这块阵地既然开辟出来了，那就要守得住，要从政治上、理沦上彻底站住脚。”邓小平说：“华国锋在三中全会的讲话中反复强调，这次会议的任务是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党的十一大做准备。他是想着登基呢。他没有什么理论细胞，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多发挥秀才的作用。毛主席很善于发挥笔杆子的威力，我们也要用那些老秀才们，像胡乔木、邓力群，那些在文革中遭到批判的人，现在都需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迅速归队，占领阵地。”
    胡耀邦很懂得他这番话的份量。
    邓小平正在兴头上，话很多：“我在全会的讲话中，再一次强调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思想体系要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中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华国锋的反应如何?”
  “他木得很。”邓小平说，“他丝毫没感到我在批他那'两个凡是’的观点，还认为我的发言仅仅是针对着 [ 四人帮 ]
    呢。其实，我强调的是：要善于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这话份量已经很重了。”
  “他没有感觉。但汪东兴那家伙很滑。他似乎看出了我的矛头所向不仅仅是针对[ 四人帮 ]
    ，他含沙射影地说：其实，毛主席的每一个重要指示都体现了一贯的思想，我们只要坚决照办就会取得胜利。他是在顶我啊！他对我存在着戒心，总想唱对台戏。”
  “看来斗争还会长期存在，并不意味着党内从此就风平浪静了。”
    邓小平连连点头，不过他很快意味到什么，转过身子郑重地说：“你讲话要格外注意哟。除了讲揭批'四人帮’外，不能再过多地强调党内斗争。现在人们的思想很敏感，我们的一些暗示性的语言很快就会使对方有所警惕。我认为，当前我们的任务一是不断地开辟阵地，二是要巩固这些阵地。比如《理论动态》这篇文章，正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很好，如果直接批 [ 两个凡是 ] ，那就坏了。”
    胡耀邦也咯咯地笑了：“这个大局我早就考虑到了，小平同志，这些年来，我在你的直接领导下可是学到了不少东西，这是我最宝贵的财富。”
  “我也在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既有毛主席的，也有少奇、恩来和其他人的，但更多的还是我的。你说得对，这些都是最为宝贵的财富。”
    邓小平讲这几句话的时候，说得很轻，但胡耀邦听得出来，这些的确是他的心声。这说明，他很可能会成为集这些伟大人物的优点为一身的人物。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那个邓小平了。
     
    十五、忆往昔永贵心有余悸 论古今小平语惊四座

    陈永贵好久没见邓小平，这次看见他，发现他额上皱纹剧增，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怔了一下才迎上去，握住他的手说：“您好，想不到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
    邓小平笑了笑，望着衣着朴素，一举一动都有农民那种憨厚、朴实风度的陈永贵说：“还记得吗?早在两年前的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我就对你说过：我们抓整顿也说不定别人会把我们整顿下去，我已作好了二次被打倒的准备。不过，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话说得很幽默，陈永贵也笑了。
    那是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的第二天，陈永贵陪同邓小平登上虎头山参观大寨的新面貌。邓小平兴致勃勃地说：“农业战线都像大寨这样，八亿中国人民就不愁吃穿了。唉，农业搞得不好要拉国家建设的后腿啊！”陈永贵说：“像这样整顿下去，全国的面貌一定会大改变。”
    “是吗?”邓小平拉住陈永贵的手专注地打量了一下，说：“看来你很乐观，不过事情都要从两方面打算，一是事情搞成了欢庆胜利，二是人家不让我们搞我们下台，或者再次被打倒，靠边站。”
    其实，陈永贵又何尝不知道呢。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些人早就对邓小平的一系列主张心怀不满了。江青曾把他叫到钓鱼台她的住地，特意交待道：“老陈啊，你可要站稳立场。那些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并没有吸取教训，他们正在向革命派算账，你要提高警惕，准备和他们斗。”开始，陈永贵并没有意识到是指邓小平。直到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后，他才大梦初醒，马上急转弯，也入了批邓小平的行列，不过他留了余地，并没有把他和邓小平之间的谈话揭发出来。但是，他是无条件的信仰毛泽东的，认为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只要紧跟、照办，就不会犯错误。他感到自己过去同邓小平接触过多，实在是太危险了。这种余悸至今未消。
　　在他看来，邓小平文革前和文革中是的确犯有严重错误的，他之所以能在林彪摔死后重新站了出来，是由于毛泽东对他的宽大和容忍。现在，他又第二次复出，恢复他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同样得利于华国锋对他的期待和谅解。他对邓小平的疑虑的戒心依然存在。
　　直到许多年后，他才知道正是这种认识毁了他的基业。
    “小平同志，这回你可要吸取教训了。不然，还会犯错误的。”陈永贵摆出一副怜悯的架子，关切地说：“你年纪已经不小了，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好好地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吧。”
邓小平眉心的疙瘩紧了一下很快舒展开来，不露声色地说；“今后还得你多指教呢，永贵同志。”
“只要都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什么样的困难都好克服。毛主席离开了我们，还有他的光辉著作嘛，还有他的接班人华主席嘛。”
陈永贵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声音很高，许多人都听见了。显然，他带有宣传的意味。
邓小平不慌不忙地把他拉到休息室，亲自给他递上一支大中华的香烟，和他坐在一条沙发上谈起来。
“永贵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可能我们这些人都不如你。我想请教你一下，你说毛主席倡导的作风里，有哪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陈永贵语塞了，他不知该如何回答。
“我认为，毛主席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我同意你的意见。”
    “恰恰是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我们一些同志没有弄通毛泽东思想。比如'四人帮’，他们口口声声喊高举，林彪都把话说绝了，你能说他们是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吗?”
“当然不能!”
    邓小平拍了拍陈永贵的手背。也提高了嗓门：“所以，我们只有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来作研究，从毛泽东思想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和创新的着眼点出发，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只背诵一两句语录，只只言片语地讲几句毛主席的话，那不叫听毛主席的话。你明白吗？”
陈永贵张了张口，好半天才说了句：“明白了”，其实他根本没弄清邓小平究竟讲的什么意思。

　　全会即将闭幕时，邓小平和陈云提起了陈永贵，深有感触地说：“那位农民代表是位好同志，本来可以成为出色的农村基层领导人，可硬把他放在了国家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的位置上，这不是让他活受罪吗?”
　　陈云开玩笑地提醒：“你可是刚站出来，小心再让别人抓住小辫子。”
　　“我不怕!”邓小平摸了摸自己的下巴说：“经历了这么多的政治风浪，我还是没改我的脾气，有话还得说。人为什么要长嘴，嘴巴的功能一是吃饭，二是说话，心里想什么，我就得说什么，我不能心口不一。”
　　陈云点了点他的脑袋：“好，好，我算服你了。下一次再惨遭不测，我可不再为你摇旗呐喊了。”
　　“就不会再有下次了。”邓小平收起笑容一本正经地说：“一个政治家如果接二连三地犯同一个错误，那除非说他是头号傻瓜。我们可不能像陈永贵那样，只把自己的作用限制在听最高领导人话，照办最高指示上。我们的脑袋里要常想多问，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问题结合起来，走一条新路。”
　　陈云忍不住走过来，悄悄地凑到他耳边说：“看来我的眼力没错，中国现在这个摊子，非你莫属。我看，中国今后就看你的罗。”
　　“不对!不对!”邓小平连连摇头，“还有你，还有大家嘛。你可不能让我再唱独角戏了，这回大家都得上!”
    经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邓小平非但没有气馁，反而更加踌躇满志，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对他自己来说，根本不可能改变他的观点和主张，他对文化大革命中创造的那些口号和作法，从心眼里憎恶。头一次站出来重新工作，他就意识到这一点了。那时，毛泽东还健在，他不可能放开手脚地实现他的蓝图。现在，他再次有了推行自己主张的机会，他懂得该怎么办了。
    会议刚结束，他就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谋长的身份，召集党、政、军各方面的有关人员分别听取汇报，调阅材料和文件，了解一下情况，研究中央和地方目前存在着的问题，探讨解决的方法。他在关心那些尚未完全解放的老干部的同时，也注意发挥年富力强的中年干部的作用，培养自己信任的接班人；在抓揭批所谓“四人帮帮派体系”的同时，也观察文化大革命中提拔起来的那批干部的表现。他常常不露声色地参加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发表旨在彻底纠正他称之为“极左错误”的各种政治倾向的言论。积重难返，真是积重难返啊！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有一种紧迫感和艰难的惆怅情绪。他不由得对自己叹息：失去的太多了，太多了，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也许得奋斗十几年，不，得几十年才能赶上去。
　　邓小平毫不掩饰地对人说：“我们的建设步伐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已经远远的落后了。解放十七年来，无论是教育战线还是科研战线，或者其他各条战线，毛主席为代表的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我主张在搞我们自己通用教材的同时，引进外国教材。要恢复招收研究生，增派出国留学生，聘请外国专家来讲学。还要恢复考试、留级、开除制度。总之，各条战线上的根本任务就是拨乱反正。”
　　邓小平的这些言论和行动，首先在中央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不同反响。
　　“邓小平一上台就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这难道不是右倾翻案?揭批'四人帮’可不能揭到毛主席头上啊!得提醒提醒他，不要再犯历史性的错误。”
　　“我早就说过此人不可靠嘛，你看怎么样?刚站出来就又翘尾巴了。”
　　“毛主席试验地用了他两次都不行，我们怎么能控制得了他，我看还得把他撤下去!”
　　“邓小平丝毫没吸取教训，还是他那老一套!看来，毛主席没有看错他。”
　　聚积在一些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心中的不满情绪一泄无遗。这些，陈永贵都听到了。
    他显得很有主意。他指示秘书把毛泽东在各个时期的有关指示、批示或者讲话要点都记录在一个笔记本上，不管中央会议上谁提了什么建议，他都要人或者自己亲自检查对照一下毛泽东的语录，看那些东西符合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的有些建议时，他站起来了说：“尽管我们认为有些人的看法完全荒谬可笑，但他讲得头头是道，听起来就像马蹄表一样，嘀嘀嗒嗒很好听。但一用毛主席的指示对照，问题都出来。”
　　陈永贵这个老粗，有时讲几句形容词，往往引得人们轰堂大笑，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他几次用这样的语言，反对邓小平的主张，甚至直截了当地问：“请教小平同志，我们究竟是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要执行别的什么路线？”
　　邓小平胸有成竹地说：“共产党人要为真理而斗争。毛主席的指示经过实践检验是真理，我们当然要按毛主席的指示的办。”
　　“但你的有些主张明显地不符合毛主席指示，有些东西早已在文化大革命中批臭了，比如旧科举制度。”
    “不，我说的这些意见，毛主席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明确的论述。只是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故意颠倒是非，胡批乱斗而已。现在我们粉碎了'四人帮’，如果不把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还怎么谈得上拨乱反正呢？”邓小平说到这里，也不慌不忙地掏出一个笔记本，翻到夹着书笺的那几页，念了几段毛泽东过去的讲话摘录，然后把目光转向众人：“你们说，我的建议符合不符合毛主席的指示？”
    此刻，邓上平是排列在华国锋、叶剑英之后的第三位领导人，华国锋微笑着不答腔，叶剑英沉着微微点首，所以其他政治局委员也不便表态插话。陈永贵弄了个大红脸，憨笑着摇摇头，再也不说什么了。
    邓小平抓住这个机会，再一次表扬陈永贵说：“我看永贵同志今天的态度就很好，有话当面锣、对面鼓地说。在党的会议上，什么心里话都可以讲，讲错了也没关系。在这一点，我们都应该向永贵学习。”
    叶剑英也来个因势利导：“今后，凡在党的会议上讲的话，即使是完全错误的，也一律不予以追究，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的政策，搞好党风。”
    邓小平又说：“关键是要搞好党风。这些年，'四人帮’确实把我们的风气搞坏了。'四人帮’的破坏实际上是十年，或者说是十年以上，开始是同林彪结合在一起的。他们弄得我们党内同志不敢讲话，尤其不敢讲老实话，弄虚作假。甚至于我们有些老同志也沾染了这些坏习气，这是不应该原谅的啊!我们只要充分信任群众，实事求是，发扬民主，那么就能实现毛泽东同志多年所提倡的那样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有了这种政治局面，我们什么风险也能够经受得住，什么问题都可以放到桌面上来，对领导人有意见，不管是谁，都可以批评。”
他的这几句话，讲得那么干脆，那么有力，以至马上便激起掌声，引起人们的响应。
陈永贵拿不定主意了。他找到吴德，想征询他的意见。
　　吴德显然失去了当初的信心，他沉思了好长的时间才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再提这些问题已经意义不大了；十届三中全会已经通过了恢复邓小平所有职务的决议，现在中央要考虑的是如何在一个月之内准备好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不但我，就连华主席也不会对你提出的这些问题有多大兴趣。”
　　“这么说，我们的是非已经没有标准了?”
　　“标准就是开好十一大。”
　　陈永贵那出类拔萃的气质显示了他不甘心屈服的征服力，他真的去找华国锋了。虽然除了会议上以外他已经有了一段时间没有同这位新任的中共中央主席面对面地谈话了。上一次还是在三中全会前见的面。他似乎也能感觉到，华国锋实际上是在为行将就木的即定事实准备理论和筹划自己的力量。所以，听到陈永贵来访，他马上穿了衣服就迎到了客厅。
　　“有什么重要事吗，永贵同志?”在同乡面前，华国锋的山西话字正腔圆，完全不需要揉进那种不标准的普通话。
　　“还是和邓小平争论的事。”陈永贵说：“我看他最近站出来的讲话中，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距离还是太远了。我看他总想背离毛主席的思想，这个问题很重要，关系到我们今后走什么路呀。”
　　“算了！你暂时不要提这些了。”
　　“是不是我的意见错了？”
    “不!不是你错，你没错。”华国锋肯定地说，“只是现在不宜讨论这些事，小平同志刚刚站出来，还不适应于政治局目前的新气氛，让他适应一段再说。何况马上就要召开党的十一大，好多组织措施、人事安排还没有就绪，挑起同小平的争论对党的利益有损。这个道理希望你懂。”
    “我懂了。”陈永贵看出华国锋正在想更大的事情。他突然明白了吴德的判断，看来那个老资格的领导人的确有经验，一下子就看透了华国锋的意思，现在和他讨论这些问题完全不识时务。他想，如果把头脑中的想法毫无遗漏地找人写出来，也许会给人们准备一份最详尽的材料。于是，他痛痛快快地说：“华主席，今后我保证时时事事听你的。”
    华国锋想了想，才说：“我和剑英、小平同志交换过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副主席安排可题，我提议汪东兴同志和吴德同志担任副主席，但小平同志有意见，他主张让李先念同志当。我正在考虑这件事，也想听听你的意见。”
    “汪东兴同志和吴德同志必须当！”陈永贵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能不能贯彻到底，关键就要看统帅人的态度。我觉得你现在势单力薄，应该有两个最得力、可靠的助手，你说的这两个人，可以!”
    “你与其他同志碰碰头，议一议，争取在政治局会上能够通过这个决议。”华国锋委婉地向他介绍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情况，赤诚地表达了他的热切希望。陈永贵是凭着朴素的阶级感情来决定自己的政治态度的。只要是华国锋讲的话或提出的意见，他总是尽力而又高兴地去做。他从华国锋住地出来，马上又去找纪登奎，向他转达华国锋的意见。
　　纪登奎考虑问题就比他慎重了。他琢磨陈永贵讲的这些以及他说话时的心理活动，不紧不慢地说：“如果是在十届三中全会前，有些事情还好说，现在考虑问题，就不得不研究两位副主席的意见了。他们在党内、军内资历很深，人缘关系也很多，许多老同志都会听他们的。我想，汪东兴同志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容易通过，但吴德同志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去年四月的天安门事件，他首当其冲，得罪了不少人；估计有人会重新处理这笔帐的。”
　　纪登奎还是有远见的，事实很快证实了他的判断。
    就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人都收到一些署名“革命群众”的来信。其中一封印刷精致、词句优美的信中写道：
　　“邓小平同志平反昭雪，重新回到中央工作，这是全党全军全国的幸福。冬天已过，春天就至。有数十万革命群众参加的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日子也为期不远了。我们希望中央政治局的诸位领导顺应民心，广开言路，在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出真正深受人民拥护的好班了，干万不要让像吴德同志那样的在天安门事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角色的人再进中央政治局。否则，民心受到嘲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陈永贵看到这份材料，气得拍桌子骂道：“这些灰鬼都是反革命，应该追查，一定要揪出后台老板来!”’
　　“算了算了!”吴德专程跑来，向他摆摆手道：“时过境迁，此一时彼一时也。如果真要揪起来，还不知道会揪到谁头上呢。我看还是不了了之吧。”
　　陈永贵也连连摇头：“唉，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我真不知道你们是怎样想的!看来我的思想已经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了。”

      十六、华国锋指桑骂槐 邓小平妥协求生

    盛夏中的北京，直到午夜时分还降不下温来。耿飚乘着红旗轿车驶进中南海。他身材高大，举止文雅，也有一种儒将的称谓。车一直开到勤政殿门口才停下来，看得出司机熟悉这里的道路，轿车开得又快又稳，一点也不像他那个冒失鬼司机。等轿车门被早已等候的工作人员打开后，他夹着自己的公文包进会议室。他的情绪很好。
    一小时前，他接到叶剑英亲自打来的电话，让他马上到中南海来开会。研究什么事，没有在电话说，但他估计与党的十一大有关。现在人们都关心着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的人事安排。大家都议论着这件事，而很少研究什么修改党章的事情。
    按照汪东兴组织的修改党章起草班子的讨论，在听取了邓小平等人的意见后，把十大通过的党章中要求党员做到的五条增加成八条，即增添了“维护党的统一，不参加并且反对任何分裂党的派别组织和派别活动”；“对党忠诚老实，遵守党纪国法，严守党和国家的机密”“积极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起先锋模范作用”等条文。
    这份草案，耿飚几乎看也没看。他知道，不管党章党纲写得多么动听，其作用都不过是让别人看的宣传品。真正老练的政治家及其党中央的最高首领并不接受党章的约束。必要时，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用另一些条文推翻这些规定。越是搞分裂党的派别活动的人，会越起劲地高喊：“加强党的统一”。党组讨论这些文件时间简直让他烦透了。同事和老友们把他围在中间，总是没完没了地打听中央秘闻，赤裸裸地向他伸手要官要权，整个席间都是他们的尖啸刺耳的狂笑。
　　当他进入会议室门口时便停住了。只见对面沙发上端坐着华国锋，他左边是叶剑英，右边是邓小平，他们旁边依次是李先念、汪东兴、徐向前和聂荣臻。见他进来，叶剑英连忙招手：“来来，快点坐吧，就等你了。”
　　邓小平说：“今天开个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将十一大的有关事情讨论一下，决定下来。”耿飚挨着徐向前、聂荣臻两位老帅坐了下来，从皮包里掏出笔记本，准备记录。
　　会议似乎刚开始，叶剑英正在发表讲话：“我们国家正处于承上启下的新的历史阶段，艰巨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任重而道远哪。庆幸的是，我们有了华国锋这样的英明领袖，这就需要我们在座的老同志们全力辅助，保证党在历史的大转变关头不至于发生大的波折。小平同志、先念同志，还有聂、徐两位老帅都对我表了态，决心要紧紧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完成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转变。小平同志提议，党的十一届中央委员中选举四位副主席，主张老同志多一些，这样也算传帮带嘛。”
　　“年富力强的中年干部也应有。”华国锋急忙打断叶剑英的话说：“比如汪东兴、吴德两位同志都应考虑。”
    邓小平身子往后一仰道：“东兴同志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立了大功，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担任党的副主席是众望所门，没有问题。但吴德同志嘛，党内外群众都对他有不少议论呀。”
　　华国锋说：“有些议论一不定正确嘛。比如关于天安门事件的看法，尽管一些人吵吵闹闹要平反，但我们不能草率答应。这里有个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吴德同志在这个事件中所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那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党中央，代表毛主席去讲话的。现在社会上有一小撮人把矛头指向他，那完全是别有用心。我当时也是参与处理天安门事件的中央领导，难道能说我也是镇压了群众吗?”
　　说到这里，华国锋显得很激动，脸都涨红了，在沙发里坐了有三、五分钟后，他才平静下来。
　　邓小平微微笑道：“请华主席不要着急，广大党员和群众对华主席是一致拥护的嘛。大家都盼望在华主席的领导下展开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长征，谁也没有提出让华主席对天安门事件负责嘛。有关人事问题，我们可以慢慢讨论，不必急躁。”
　　邓小平慢条斯里的豁达风度，反倒使华国锋感到不好意思了。
　　聂荣臻板直身才开了口：“从党的过渡时期的大局出发，我认为中央副主席的人选最好是由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担任比较稳妥。我提议，让先念同志担任比较合适。至于东兴同志出担任副主席，我没有什么意见，完全同意华主席和小平同志的看法。至于吴德同志，或者还有其他领导，既然党内外有不同的议论，那就往后放一放吧。反正他们还年轻，等条件成熟了再增选也不迟。”
　　叶剑英指着耿飚问：“你的看法呢？”
　　耿飚说；“我同意小平和聂帅的意见，凡是大家有争论的问题都可以往后放一放，这样不至于引起党内的新的风波。”
    “是啊!我们党可是再也经不起什么路线斗争的折腾了。”李先念说，“至于我担任不担任中央副主席，关系都不大。我倒是主张我们的年轻同志多上一些。考虑到华主席一下子担负这么重的历史使命，我也愿意给华主席当几年助手，协助他完成历史时期的转变。”
徐向前点点头：“先念同志担任中央副主席比其他同志更合适一些。我看就让他干吧。”
叶剑英把目光转向华国锋，似乎征询他的意见，又像在请他作出裁决。
    华国锋已经没有了主意，伤起了脑筋，这时他才感觉到，自己这个中央主席的权威还远远地不能和毛泽东相比，像这样下去，而且总有一天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此时此刻，自己采取简单地坚持已见的态度是不行的，只有耐心地等待。这里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过程。反正自己具有年龄和地位上的优势，再和他们熬几年也拖得起。毕竟叶剑英已经八十岁，邓小平也七十多了，他们的时间总归是有限的。想到这，他轻轻地吁了一口气，低沉地说：“我尊重多数同志的意见，就按大家的看法决定吧。”。
    邓小平的嘴角，闪出一丝极不易察觉的微笑，和叶剑英、李先念交换了一下目光后，继续说：“十一届中央政治局的成员，我认为应从稳定大局的利益出发，不宜大动，或者是基本上不动。考虑到粉碎'四人帮’后的空缺，我提议增补余秋里、张廷发、耿飚、聂荣臻、徐向前、彭冲同志进政治局。陈慕华和赵紫阳同志可以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进政治局。”
　　华国锋一怔，这才感觉到邓小平对下一步中央各机构的组成人选，早已有了深思熟虑的准备。其中有些人，他和自己是商量过的。比如张廷发；还是自己最先提出来的。但是像这么快的时间里拿出一完整的名单，连他自己都做不到，但邓小平却做到了。
　　他眼前闪现出一张张熟悉而又有些陌生的面孔。
　　有少许卷发的赵紫阳比自己大两岁。他是河南滑县人，一九三二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三八年入党。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任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解放战争对期，任桐柏区党委副书记。建国后，一九五一年在广东参加领导土地改革工作。历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副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第一书记，一九七一年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不久又调回广东省委任书记、第一书记。一九七五年后，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成都部队第一政委。他和自己的资历和年龄不相上下。
　　华国锋若有所思地笑了笑，没有吱声。
　　至于余秋里，华国锋知道他是江西省吉安县人，一九一四年生，一九二九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转为中共党员。曾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后一直在军队里任职，在战争年代南征北战，失去了一条胳膊，是出了名的“独臂将军”。全国解放后，他任西南军政大学副政委，中央军委总财务部部长，总后勤部政委。一九五八年，毛泽东亲自点将，让他担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参加并组织了大庆油田的开发工作。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是中共十大中央委员。华国锋对他放心，也很欣赏他的干练作风。他担任国家总理期间，和余秋里合作得很好。
　　华国锋看了聂荣臻、徐向前、耿飚几眼，对他们出任下一届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提不出任何意见，认为他们当之无愧。
　　他的思绪转到了彭冲身上。
    彭冲是福建省漳州人，一九一五年生，一九三三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三四年转为中共党员。三十年代初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参加领导漳州地区的学生运动，曾任工委组织部长、书记，在抗日战争日时期，参加开辟苏南部分根据地的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期，任团政委，师副政委；建国后，先后任中共福建省委统战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中共南京市委第一书记，南京市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第一书记等职务。经叶剑英推荐，他又要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和上海市市长的职务。他也是和自己资历、年龄不差多少的人物。华国锋暗暗想道，邓小平如此迫不及待地提名增补政治局成员，不是要树立和培植自己的势力吗?
    汪东兴似乎看出了华国锋的意思，他让工作人员把十一大政治报告的草稿送来，对与会者说：“人事安排先往后推一推吧，大家审议一下华主席的政治报告初稿，如果没有意见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
    汪东兴的提议，使华国锋大为满意。他翻了翻报告的稿子，话中有话地说：“我的政治报告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重点阐述和驳斥了'四人帮’在走资派问题上的谬论。但走资派的确是我们党内的最危险的人物。毛主席不只一次地跟我讲过，走资派就是社会主义时期革命的主要对象。所以我在报告里特意加了这么一段话。”
汪东兴说：“华主席的这段话，也可以看作是对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个发展吧。”
    华国锋打开报告，有声有色地念了起来：“毛主席早就说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指的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本不是说我们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只要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领导核心手中，走资派在党内就只是一小撮，并且不断被揭露和清除，不可能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只有像苏联那样，走资派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才形成一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党也就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政党。毛主席教导我们党同走资派作斗争，正是为了防止走资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把我们党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同时也是教育各级领导干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警惕犯走资派错误。我们党打倒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这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有力地证明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表人物总是要失败的……”
    此时此刻，华国锋念这段话，使邓小平听了很不舒服，这分明，是在借机警告自己嘛。他很敏感，但他并没有发作，因为从党章上讲，华国锋这样做也并没有错误。何况他字字句句都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而加以发挥，尽管他发挥得很蹩脚，而且从实质上完全不能自圆其说，近乎一味地诡辩!
    因为邓小平认为从根本上讲，毛泽东提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至于党内走资派一说，完全是毛泽东进行党内斗争而编出的词儿，根本无需多加驳斥。华国锋从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出发，想同江青、张春桥等人划清界线，又不敢从实质上触动毛泽东理论的错误。所以只好牵强附会地罗织自己的一套解释。他知道，华国锋的说法是很难说服真正知情懂行的人的。不过，事到如今，也只好硬着头皮这么干。
　　华国锋念着这些琅琅上口的报告，很觉得够味，他继续说：“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毛主席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立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鉴于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教训和我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毛主席以无与伦比的伟大革命气魄，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没有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我们党取得了第九次、第十、第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的胜利，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这些话，邓小平咋咋觉得刺耳！
　　他隐隐感到，有这样一个口口声声讲“阶级斗争”、讲“继续革命”的人作党的领袖，他迟早免不了再遭被戴上“走资派”帽子挨整的厄运。而且，他和这类在文化大革命中爬上权力高位的政治领袖决没有共同的语言。他忍受不了这种指桑骂槐的手法，尤其是在毛泽东已经作古的今天!_
　　会一散，他就命令司机把车跟着叶剑英的轿车，直驶他的住地。
　　“噢，你一直追踪到我家里了，还不想睡觉吗？”叶剑英似乎早估计到他会来。
    “华国锋这个人将来一定得下去，他继续呆在中央主席的位置上，对我们、对中国的今后就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邓小平把闷在肚子里的话一下子迸发出来了，叶剑英坐下来，陷入沉思。他让工作人员给他和邓小平每人斟来一杯酒后，挥挥手让他们都退出去。
　　在中国这个政治舞台上，任何政治家要是没有时刻警惕危险的第六神经的话，是很难整垮对手而保持自己稳步上升的。邓小平不是一个大惊小怪的人。他的话一定事出有因。所以自己一贯重视他的任何意见。
　　“小平同志，你还是再忍一段吧。”
　　叶剑英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和他们都需要一段时间来养精蓄锐，现在应该有个妥协求存的时期。华国锋肯定对我们的许多意见和主张也是心怀不满的，但他无可奈何。当前的形势不允许任何人轻举妄动。耐心等待机会吧。”
　　到底是高参出身，三言两语就会打动人，邓小平高兴地端起酒来一饮而尽：“我听你的！”
“你比我强哟。你不看我们的十届三中全会公报一发表，全世界都让你轰动了。各国的预言家们预言，未来的中国将掀开一页邓小平时代。”
    “那都是言过其实的吹牛，外国人说话从来没谱。”邓小平说。夜晚的凉风吹拂去身上的热汗，给他一种新鲜的感觉，也带走了一些掺着香槟的酒气。经过这次政治局常委会，他需要清醒一下头脑，考虑考虑问题。现在，他已经不恼火了。不管是谁在搞什么行动，想把他邓小平踢在一边，是绝对不可能了。他在中国折腾了这么多年，自然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势力范围。除了他最敬畏的毛泽东，他敢说，没有人再能比得上他了!

    十七、中南海汪东兴献计谋 十一大华国锋弹旧调

     汪东兴同样睡不着觉。他拿着一把扇子，沿着毛泽东平时散步的路线，在中南海的草地上踱来踱去，陷于沉思之中。自从华国锋决定给邓小平平反官复原职，允许他重新工作后，他就产生了一种惴惴不安的感觉。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如果这时让他拿出证据来说明他担心的正确，他肯定拿不出。就在这时，离他千米之遥的那座大院的电话铃响了。当警卫员把他找到，他匆匆赶回来接电话，一听那熟悉的山西口音，他很惊讶，这么晚了，华国锋亲自给他打电话，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
  “东兴同志，你能来一趟吗?”
  “可以，我马上就到。要不要带人去？”
  “不，就你一个。”
    汪东兴明白了，他那边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华国锋身穿一件白背心，披着衬衣，正在院里那颗松树下等着他。当汪东兴在他对面坐下来时，一位身穿便装的警卫员给他端来一杯凉茶，然后一声不响地走开了。
  “华主席，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随便坐坐。”
    汪东兴感到很失望。这么晚了，他打电话把自己召来，目的就是陪他坐坐。他这个堂堂正正的中共中央主席难道如此没有统帅之风度吗?明知道自己是非常熟悉中央内部人事关系的，许多决定却事先不和自己商量，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他望了一眼，看见华国锋满脸倦容，不由又产生同情之感。唉，毕竟他在中央呆的时间太短，满打满算也不过三年多一点的时间，而中央机关的人事关系盘根错节，就是在这里工作十年、二十年的领导人，也很难理清这些复杂的矛盾。
  “马上就要召开十一大了，看来有些人事安排不尽人意啊!”
  “华主席，你要注意一条，千万不能大权旁落。这次政治局人选，本应该由你组阁。”
    “我和剑英、小平谈过这个问题，他们说这是党内不是政府。党内的选举应充分民主，我想了想，觉得他们提的也对。但是，我总觉的，现在倒是邓小于想组阁了。许多人选，都是他说了算。”华国锋说。
    汪东兴冷笑了几下。是的，他很尊重华国锋，不过对他的能力素质却产生了大大的怀疑。虽然他是毛泽东信任的接班人，在党内和政府里的地位已最高。但他和自己不一样，他长期以来在基层和地方，习惯于听从别人的指示和中央的决定工作。现在一下子变成由他号令全军全国时，他就明显地露出了自己的弱点。而汪东兴是经历过各种大场面的人，他长期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工作，对各种大人物的性格、工作、生活都了如指掌。他从来都没被那些罩着神圈的伟人传说所迷惑，那些天方夜谭只是为那些生活在光怪陆离的权力中心之外的人们所准备的。在他看来，只有权力中心之外的政客们才如同生活在梦幻世界中，被他们自己的宣传搞得昏头昏脑。
    他认为，党的最高统帅应该在充满风险的窄道上行走，利用信念和权力来完成自己的使命。但是，如果他们不面对现实,而是贪圈个人享受和陷入了幻想的王国而不肯自拔的话，就像那些常常被赶下台的领导人那样，那么，他们倒霉的日子也就不很远了。
    他曾几次暗示华国锋，无论如何不要在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让步，即使让他站出来也不能允许他官复原职。如果华国锋不听，那么，他肯定要陷入不可收拾的境地。现在，华国锋已经隐隐感到了威胁，但还没有到非采取措施不可的地步，也就是说，他还陷入幻想之中。
    “华主席，你要多学毛主席啊！作为优秀的政治家，他成功地做到了两条，那就是：在没有获得指挥全党的最高权力时，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赢得多数而治服对手，取得最高权力；一旦权力在手后，就要采取一切措施不能使大权旁落，要不择手段地紧握住手中的权力。如果我没说错的话，邓小平正在实行的是前一段中的毛主席，而你则必须成为后来的毛主席。否则，后悔也晚了。”
    华国锋受到一些触动，他说：“等党的十一大召开后，我就是名正言顺的主席了，那时再办一些事也不晚。”
    汪东兴拍着大腿叫起来：“你呀你，怎么还不认为自己是名正言顺的党中央主席呢?如果你不名正言顺，那么谁是名正言顺?毛主席说你是个老实人，我看你呀，也太老实了!”
    华国锋很愿意让所有的人对他产生这样的认识和评价。这总比那种阴险、毒辣、“阴谋家”、“野心家”之类的说法要好得多。也许，自己正是由于大多数人对他有这种评价他才获得这样的高位。如今，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也还得这种评价。这才是自己的特色，或者就叫专利吧。他记不清是哪个古人曾说过：征服对手最高明的战术是征服人心。他愿意从赢得人心上打开一条通向自己理想的路。
    “不管怎么说，我们要保证党的十一大圆满成功。我的政治报告中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党在新时期内抓纲治国的任务，只要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我看我们是不会偏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轨道的。”
    汪东兴想了想，说：“我担心的就是这一点。永贵、登奎和吴德等同志也对我说：现在国外的新闻媒介已经预言我们要离开毛主席的航线了。吴桂贤说得更明确：让邓小平恢复所有职务，就意味着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全盘否定。”
    “她懂个屁！”华国锋扔下茶杯站起来：“她不在政治斗争的圈内，站着说话不腰疼，让她到这个位置上试一试，说不定连祖宗也要卖掉呢！”
  “不过，华主席，你也要冷静地面对现实，你知道邓小平他们又在干什么呢?”
    华国锋停下脚步，让自己的思路又回到当前的问题上来。凭心而说，汪东兴是对的。由于这些人都告诫过自己要警惕随时可能降临的危险，而事实确实证明他们是有先见之明的。他可以隐隐感觉到，正是邓小平本人正在和一些老干部进行一些活动，而且是在他鼻子底下进行的，然而却巧妙地回避着自己。他也似乎感到了危险。但和他们在一起，这种危险的感觉又顿时消失得干干净净。尽管自己没有抓住他们的什么把柄，但自己应该搞清楚他们究竟在干什么，要小心，要十分小心！
    他和汪东兴又商量一会十一大会议上的细节问题，然后看了一下表，已经凌晨四点多了。汪东兴让车开过来，自己钻了进去，向自己的家开去。
    华国锋显然是没有主意的人。送走汪东兴，他也走进卧室，还是毫无睡意，他斜卧在床上，抓起一本《基督山恩仇记》看了起来。他很喜欢读这类书，不知不觉钻进了书中的情节里，渐渐进入了梦乡……
    领袖们的生活说起来丰富多彩，其实也很单调而枯燥，他们和正常人也没有多大的区别。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出席代表有一千五百一十人，代表三千五百多万党员。
    当华国锋在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的陪同下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他学着当年毛泽东的样子，满面笑容地地频频向代表招手，引得代表们欣喜若狂，拼命在向他鼓掌，就差一点喊“万岁”了。
    坐在台下代表席里的胡耀邦，看到华国锋那副样子，心里暗暗发笑。也曾试图笑出声来，但他忍住了。他知道这样做于事无补，虽然不至引起风波，但不会起什么重要作用。充其量不过表明了他对这个人的反感而已。
    还在半个月前，他向筹备十一大的秘书长汪东兴建议：要求在代表中增加一些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他提出了彭真、杨尚昆、薄一波等人的名字，请中央考虑是否让这些人当代表，汪东兴向华国锋请示后，华国锋明确指示：“不行，这些人的问题都是毛主席亲自批示定的案，如果他们当代表，不仅政治局会议通不过，就是全党也不答应!”胡耀邦对此很不以为然。他对汪东兴说；“毛主席批示过的也不一定正确，关键是看事实究竟怎么样。根据他们的申诉和我个人掌握到的一些情况来看，林彪和'四人帮’在他们的案子上搞了不少鬼名堂。我们需要根据现在的情况重新审查一下他们的案件。”

    汪东兴说：“那也得等到十一大开过以后再说，想通过参加十一大来标志着已经平反，那显然不可能的。况且中央也顾不上解决这个问题。”
    胡耀邦想到这里，心里就来气。所以他看到华国锋尽量仿着毛泽东的样子行事，忍不住对身旁的一名代表说：“毛主席只有一个，如果还有第二个，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演员，不管他是在舞台上还是生活中。”
已过八十二岁的叶剑英显的老态龙钟，他以低沉的声音宣布大会开始后，紧接着通过了大会议程。
    神采奕奕的华国锋走向主席台。在悬挂镰刀斧头的金色党徽下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
   “同志们!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我们党失去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情况下，是在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下，提前召开的。今年七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团结的会议，胜利的会议。”华国锋的音调里充满了信心和自豪，他是很讲究对外形象的塑造的，不管内心怎样激动，表面上还是一副沉着、稳重的面孔。“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担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这就是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总结同王张江姚'四人帮’的斗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奋斗……”
    陈云眯缝着眼睛，坐在主席台的一排。他在昨天的预备会议上，成为由二百二十三人组成大会主席团的一员。按照他的意见，这次代表大会完全可以不必提前召开，如果推迟几年召开，更可以使会议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他把他的想法向叶剑英提出后，叶剑英耸了耸膀子，摊开手说：“不开不行啊！有人急着登基，想名正言顺地当几年主席，不开怎么能行呢？”
    陈云的面孔紧绷着，那双苍鹰似的眼睛紧盯着华国锋的背景，飞流的思绪在历史的各个时期自在神游。他伸出左手，扶了扶耳机，听到面前这位毛泽东的继承者正以慷慨激昂的音调批判江青、张春桥一伙，他的嘴角挤出一丝笑容，眯缝的眼睛变成了一条线。
  “ [ 四人帮 ]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妄想在中国倒转历史车轮，复辟资本主义，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已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四人帮 ]是一伙钻进我们党内的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他们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新老典型代表，集中反映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愿望。'四人帮’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他们的一切罪恶活动，都是由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这些语言，曾经是江青、张春侨、姚文元这些人经常批判他们的对手而使用的词汇，现在几乎原封不动地扣到他们自己头上了。这对坐在主席台上的罗瑞卿来说，多少有些舒心解气的感觉，这也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如果让江青这些人坐在对面，不知此时此刻，他们会有什么感觉。
    罗瑞卿长长吁了一口气，感慨地想到政治斗争的确残酷啊，上帝只要把手指向了谁，谁就会戴上同样的帽子接受这样的口诛笔伐的声讨。其实：究竟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四人帮”的路线怎么能变成“极右实质”？恐怕坐在台上的这位党中央主席自己也说不清楚。现在他已经顾不了许多了，只要能把江青一伙从人民心目中搞臭就行，罪名的科学与否，则是以后的事了。
    华国锋不时地抬起头来，观察一下人们对他报告的反应。他扶了扶并不经常戴的那幅眼镜。以高昂的音调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侯，毛主席就提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十大以后，毛主席也一再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还是安定团结为好’。但是'四人帮’竭力破坏捣乱。现在，'四人帮’打倒了，我们可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实现安定团结，达到天下大治了。这样，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
    这句话，立刻在会场里激起了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
    多么绝妙的讽刺！由毛泽东临近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造成前所未有的大运动而爆红爬上最高权力中心圈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些人，最后则以毛泽东的逝世和他们这些人彻底垮台为标志，结束这场历时十一年的内乱。留给历史的究竟是什么呢?坐在主席台上的徐向前出神地思考这个问题。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现在有不少珍贵的经验教训的话，那么，历时长久的文化大革命留给后人的教训是太深刻、太沉重了。他多么希望有人能很好的总结一下这些历史教训，以戒后人呢!
    人们的兴奋很快被华国锋的另一段话打下去了。会场里顿时出现了一片片嘘声。
    “安全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社会主义战资本主义，直到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
    正从卫生间里方便出来的乌兰夫，洗手时碰到了李井泉。俩人过去就很熟络，彼此经常开玩笑。这次偶而相遇，李井泉又发起了牢骚，拉长声调问：“你听了吗?咱们这位接班人还是开口'斗争’闭口'斗争’的唱个不停，如果再斗下去，还不把国家彻底斗完、斗空了吗?”
    乌兰夫说：“不要着急，慢慢来。”
  “你办事，我放心。”李井泉紧跟着来了一句。“不过，越放心越出岔子。”两人立刻发出了会心的大笑。
    昨天开完会后，他们不约而同地到了邓小平家里，话题自然集中到了华国锋身上。乌兰夫说：“如果让华国锋还用老办法统治下去，我们国家可是要一代不如一代了。他没有毛泽东那本事，我看毛泽东那一套只有毛泽东自己能用，换了任何人都要垮台。”
    邓小平：“人家是主张两个'凡是’哟。现在他抱的就是那个法宝，谁也碰不得，一碰就是'走资派’。加上全党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还不高，连'实事求是’这四个字都没有真正弄懂，所以拨乱反正难啊！”
    李井泉也说：“现在就看小平同志的了。如果你扭转不过这个乾坤，谁也没办法了，起码我们这一代人是不行喽。”
  “你们是想激我，是不是？”
  “自古道，劝将不如激将嘛。何况你不是将，是帅．是我们真正的老帅！”
    乌兰夫摇摇头说：“党的十一大开的太早了，完全可以往后推一推嘛。这么急促地开会究竟能从根本上解决什么问题呢？”
    邓小平说：“早点开也好；可以让有些人稳稳心，也可以给我们腾出一定的时间来，好好研究一下如何根治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后遗症，以便对症下药嘛。”
    当李井泉、乌兰夫重新走进大会堂时，华国锋的讲话已接近尾声：
 
    “在世界上，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新鲜经验，大大增强了世界无严阶级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信心。毫无疑问，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随着历史的前进，越发显示出它的灿烂光辉……”
    胡耀邦走进休息室，见陈云正坐沙发上喝药，便凑到他跟前，用红兰铅笔指着政治报告上的这段话道：“这些评价能站得住脚吗?能被历史所承认吗?符合中国和世界的实际情况吗？”
    陈云打趣地说：“唉哟，这下你可问住我了。这个问题只好让历史来回答了。”
  “那要等待多少年啊!”
    “我看用不了几年，因为中国人民都是最讲实际的，只要对比一下，是什么说是什么，结论就好下了。”陈云还是淡淡地这样说，丝毫没有石破天惊的豪言壮语。
     
     十八、议平反胡赵请教陈云 腰杆硬国锋宣布纪律

    吴德来到北京组的讨论会上，那里的代表立即鼓掌欢迎。吴德显得很高兴，一副精明、健壮的神情。他脸上放着红光，眼睛炯炯有神，很随便地坐下来，问道：“你们觉得华主席的报告怎么样啊?”
    “很好，讲得很精辟，字字句句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一位代表滔滔不绝地说：“叶副主席八月十三日下午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也很好，党章规定；'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这就从党规党纲上明确了凡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必须拥护文化大革命，是不是?”
　　吴德不住地点头：“不错，华主席的政治报告和党章，都肯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功绩，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肯定了党内有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结论。所以，这是团结全党大干的基础啊！也是对怀疑党的基本路线的人是一个警告啊!”
　　纪登奎也笑嘻嘻地问：“你们听到过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议论了吗？”
　　“没有。”代表们面面相觑。
　　“没有就好。”纪登奎说：“如果听到就一定要和这种言论展开斗争。很明显，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否定毛主席嘛，就是否定广大人民群众嘛，所以，华主席在政治报告里一再强调：'受过审查的同志一定要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这也是衡量一个同志是否继续革命的试金石嘛，对于广大代表来说，他们十几年，不，应该说几十年就接受了这种传统的政治灌输。”
　　紧接着是异口同声地发言：
    “华主席的政治报告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字字句句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芒，我们一千个拥护，一万个支持。有华主席率领我们进行新的长征，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福气!”
　　“华主席的政治报告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毛主席高瞻远瞩，临终还给我们选择了这样好的英明领袖，这就保证我们子孙后代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下去，再也不怕改变颜色了。”
　　“党章明确写上了今后还要搞文化大革命，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今后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理论武器，我们什么也不怕啦!”
    在山西组，陈永贵的发言是事先起草的十一大关于政治报告决议，这个还未经大会通过的决议草稿到了他手里，便成为一篇颇有政治深度的杰作。便见他把头上的那条白毛巾扯下来，擦了擦脖子上的汗珠，大声地念道：“同志们，
　　我认为华主席的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深刻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明确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任务，是指导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胜利的总纲……”
　　代表们静静地听着这几位华国锋身边的人在发言中定的调子：几乎是如法炮制着自己的发言或讲话。
    即将讨论和选举第十一届中央委员时，赵紫阳跑到胡耀邦的房间，进门就说：“老胡，这样讨论下去可不行啊!外国说我们是舆论一律，我看真有点这样的气味。”
“那你说该怎么办？”
    “解放思想嘛。我看还是少讲的好。只要真正实行了党内民主，许多好主意，好办法就会接踵而至。现在许多老干部还没有解放，人们还是有压抑感。”
“不错，现在到了该把解放老干部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的首位。”
“这不仅仅是老干部们个人的问题，牵扯到党内民主、群众路线、党的传统的恢复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的事就都是空话。”
胡耀邦受到启发，拍着大腿站起来：“你讲得好，只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那批老干部的问题得到解决，其他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我看这个问题可以出一期简报，四川小组可带头。”
    胡耀邦悄声对他说：“紫阳同志，请你不要把这个问题看得太简单，还会有很大的阻力呢。主张两个'凡是’的人总想把这件事拖下去。包括小平的问题，要不是各方面施压力，华国锋、汪东兴也不会这么快让步。”
“那就继续给他们施加压力。”
“我们和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谈一谈吧。”
“好吧。”
    陈云一直以身体不好为由，在各种场合不轻易露面。他是以研究经济和长期计划经济出了名的老布尔什维克，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内部点名批判，但毛泽东特意交待过：“陈云同志和其他人不同，历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还是靠得住的，就是思想太右。我就喜欢多交几个右派朋友，陈云就算一个。你们不要动不动就批他，我看此人基本就是个好同志。”就这样，他在这场大运动中基本上没受到什么冲击。
    他听完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意意后，沉思良久，才缓缓地说：“这个提得及时，我也认为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现在许多受迫害的冤主开始告状，反映问题，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比如薄一波同志，他来了两次，也找了小平同志，要求中央重新审查他们六十一人的所谓叛徒集团一案的问题。紫阳同志，你对这事了解吗？”
“我不清楚，我还是看的过去中央发的文件。现在他们写的申诉没看过。”
    陈云点了点头，继续缓慢地说：“那是一九三六年，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指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
“就是所谓写'反共启事’吗?”赵紫阳脱口而问。
    “是的。对此，中共中央早有过结论，没有当作问题。”陈云说：“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康生、江青这些人为篡党夺权的需要，于一九六七年三月将薄一波他们定为'叛徒集团’。我看这个案子定的就是错误的，起码应该平反。”
胡耀邦问：“陈老那时就在中央部门工作，是不是可以作证？”
    “当然可以作证。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中曾经指出过，我记得是第三条规定：'凡是狱中表现坚定坐满刑期，送到反省院的同志，照例要办自首手续，或填一般反共自愿书，才能出狱。如他们曾经组织允许是填写这类文件后出狱的，得恢复其组织。如具有上述情形，但未经组织允许者，经过工作中考察后，亦得恢复其组织。根据中央这个文件，薄一波他们当然没错误哪！”
看来，赵紫阳很关心这个问题，他饶有兴趣地继续追问：“你那时是中央组织部长吗?”
    陈云说：“我那时还不是。我在延安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才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我当时还不知道中央组织部有这么一个七月七日的文件。后来审查干部中遇到了问题，在一九四一年也写过一个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以恢复党籍的决定。”
    讲至这里，胡耀邦插话道：“陈老指的是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过去履行出狱手续者(填写悔过书声明脱党反共)暂行处理办法》吧?这个文件我看过。暂行办法的第二条规定；'共产党员在被捕后，毫无叛党行为，仅仅在刑满后或交保释放时由自己或家属填写过'悔过自新’一类文件作为出狱手续，而在出狱后仍然坚决革命，并未改变其革命本质，并未对革命发生动摇者，虽在当时中央并无允许履行这类手续之决定，应视为并未叛变。因此出狱后经地委以上审查和认可之后，已恢复党籍者，仍然不变，未恢复或恢复后又被开除者，则在本人要求依复时可恢复其党籍。但在党表上应登记此种出狱情况，以区别于过去拒绝履行出狱手续坚持无条件出狱者。’中央是有这么个文件”。

    陈云点点头：“是这个东西，这个决定与'七七决定’精神是一致的。中央曾经批准了这个决定。所以，我认为，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也应该承认'七七决定’和一九四一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
“完全应该。”胡耀邦说，“这里面涉及到许多同志的政治生命啊！”

    “平反这类冤案是件很得人心的事。”陈云继续说：“我们现也正需一大批拨乱反正的干部，如果能把薄一波这类老同志的问题解决了，我们不是一下子出来许多好干部吗?此外，据我所知，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敌我边际地带也有一个所谓'两面政权’的问题，当时党组织决定一些党员在敌伪政权中任职，掩护我党我军的工作。这些党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大多被定为叛徒，我看你们也应该建议中央解决这类问题。这对党内党外都是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你们应该作这些好事。”
“我们来找您，就是想请您指导指导我们，以便把下步拨乱反正工作搞好。”胡耀邦很谦虚地说。
陈云站起来，打了个手势：“这类事，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明问题的，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简直是胡闹！简直是利用党内民主为叛徒、特务翻案!”陈永贵气呼呼地走进华国锋的办公室，把有人给他转来的两期简报甩在了桌上。那两期简报上刊登了关于解放受迫害的老干部和为薄一波平反的内容。“你看看，现在有人就是要钻空子搞名堂。”
“不要着急，我们顶住就是了，发什么火。”华国锋冲他笑了笑，安慰道。

    其实，这类材料和意见，他早就知道了。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他特意加上了毛主席在强调同走资派斗争的必要性的同时，明确指出在我们党的干部中走资派只是一小撮。早在一九六七年毛主席说过：“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这段话，本身就是表明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
陈永贵显得有些急躁：“我看，我们党内就是有少数人想翻毛主席定的案，这样下去我们就会丢掉了毛主席的旗帜。”
“你放心，没有人敢公开反对毛主席!他们的阴谋得逞不了。只要我们坚决顶住，这些事情都很好解决。”
陈永贵说：“我们坚持听你的号令，只要你下令，我们就开炮，和他们斗。”

    华国锋心平气和地说：“永贵同志，在这类重大的政治问题上要沉得住气，不要动不动就喊斗争嘛。现在以安全团结为好，争取用讨论的方法，民主的方法解决这类争论嘛。昨天，小平同志也和我谈到了彭真的问题，他想在十一大上放几颗原子弹，精神原子弹。这就是把彭真、杨尚昆、薄一波这些人选为中央委员。我反过来问他：'这样好吗?现在国际上的反动派到处宣传我们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我们自己不注意影响，不正给敌人的宣传制造了口舌吗?’我这么一讲，他也不吭声了。这说明只要我们充分地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相信还是能够很好的统一全党的思想。你在需要有耐心。”
“我一听到人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心里就平静不下来。”
“宰相肚里能行船么。你这副总理也算半个宰相嘛。”华国锋说完，哈哈大笑。使陈永贵也跟着咧开了大嘴。
    他俩又说笑了一阵后，华国锋说：“讨论选举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时候，估计还要有争论。我们的姿态应该高一些。对那几个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批整的人，只要他们反对'四人帮’积极站在我们这一边，就选他作中央委员。你放心，有这么几个右的代表，乱不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
　　正像华国锋估计的那样，各代表团分别讨论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候选人时，还是发生激烈的争论。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得声名狼藉的一些人依然抱有成见，认为让他们站出来就不错了，坚决不愿意选他们作为中央委员。为此，大会主席团开会做了工作，保证了一些受迫害的老干部在八月十八日的下午的选举中得以当选。
　　但是，还有许多代表拒不投邓小平、乌兰夫、罗瑞卿、李井泉等人的票。只是他们的投票无损大局，不起多大作用罢了。
　　但这件事还是深深地教育了一批人。
　　邓小平对叶剑英说：“看来，肃清'四人帮’的流毒还是一场长期的战斗，他们的帮派体系还远远没有肃清，还得继续下很大的气力。”
　　当二百零一名中央委员，一百三十二名候补中央委员选出来公布以来，邓小平走向讲台致闭幕词。
　　他也留起了背头，久经风霜的面孔和额上的皱纹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讲得很慢，一字一句听得非常清楚。讲话不时地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他除了高度评价这次十一次全国大会外，还高度评价了华国锋的政治报告，然后强调：“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为在本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努力奋斗!”
　　显然，邓小平讲的这些，正是人们普遍关心和需要的东西。
　　八月十九日，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一中全会。会议按照事先商定好的格局，选出了中央机构，即；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并由他们五人组成了常委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华国锋、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先念、李德生、吴德、余秋里、汪东兴、张廷发、陈永贵、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政治局候补委员陈慕华、赵紫阳、赛福顶。
　　这时，华国锋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在他看来，经过这一系列的交织措施，他这个中共中央主席才算木上钉钉子，完全合法而稳固了。
不久，中共中央又成立了第十一届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为华国锋，副主席为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
    华国锋觉得自己腰杆硬了，便在新的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今后中央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各位同志的言行都要符合党的十一大的方针、路线，绝对不能离开党的基本路线，更不能违犯党的组织原则。所有关于人事、组织和政策方面的重要问题，都要向我清示，经过批准方能实行。全党要自觉地维护党的统一，决不允许任何破坏党的纪律的现象发生。”
    会后，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永贵赶到华国锋家里祝贺，山西省交城县也派了专人前来祝贺。中南海华国锋的住地连日来喜气洋洋，浸沉在一片欢腾的气氛中。祝贺的人们几乎用颂扬毛主席的语言来颂扬他，一致表示：“坚决忠于华主席，誓死保卫华主席。”
    在这样的指导方针下，许多省、市和地区揭批江青一伙的斗争和清查，都把矛头指向了过去曾在工作中反过华国锋和对他有过不满言论的干部及群众。甚至把一些给他提过意见的人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狱，残酷迫害，制造了一连串的新的冤、假、错案，申诉和告状的信件，雪片似地飞向北京。
    有些消息和材料，通过各种关系到了邓小平等人手里，邓小平忧心忡忡的对叶剑英、聂荣臻、胡耀邦等人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这不等于还没有粉碎'四人帮’吗?我们一定想个稳妥而又解决问题的办法，扭转这种局面。一定得扭转。”
这时，凡有政治经验的观察家们都已预感到，一场新的政治变革在中国是不可避免了。
     
    十九、为陶铸昭雪邓小平送材料 怕大权旁落汪东兴出点子

    政治局会议临散时，邓小平把一个大信袋从皮包里掏出来递给华国锋，说:“这份材料请你能抽空看一看，在适当的会议上我们可以议一议。”
“什么材料?”华国锋有些迟疑地问。
“是关于陶铸的申诉。”
“陶铸不早已死的很久了吗？”
“是他的老伴曾志和女儿亲自交给我的，这对孤儿寡母，处境也很困难，找上门来我也不能说不管啊！”
　　华国锋冷冷地把材料又退给邓小平说；“陶铸的案子我稍微了解一些，很复杂哪。你有兴趣你先看一看吧。他陶铸怎么能平反呢?他一开了头，许多人的问题都得一风吹。”
　　“该吹的都要吹嘛。”邓小平把那个信袋重新递到华国锋手里。
    加重语气说：“人家向中央率诉案情，是相信党中央能够为受冤的人作主，我们总不能有负大家的心呀!陶铸该不该平反，你先看看材料再说嘛。如果申诉的没道理，拒绝就是了。连材料都不看，怎么就可以说人家不能平反呢?”
    华国锋觉得有些不妥当，就把材料接过来，换了一种口气，悄声说：“小平同志，有句话我不得不提醒你了，今后我们处理一些重大事件不得不考虑影响。你应该知道，陶铸同志的案子不仅毛主席过问过，总理、康生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有过批示。我劝你了解了解这类敏感的案子，弄得不好，会给毛主席脸上抹黑。”
　　“我没你考虑那么多！”邓小平说：“你也知道，过去'四人帮’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拉大旗作虎皮，干了不少坏事。在许多案件上他们都搞了鬼名堂，毛主席、周总理也有上当的时候嘛。我们考虑问题，首先要从事实出发，不能仅从谁指示、谁过问过某一件事出发。我认为，只要是真正弄错了的，不管谁批示的、谁处理的，都应该平反，都应该纠正。这才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光明磊落的政治态度。就是毛泽东同志健在，当他发现自己办错了事的话，也会站出来亲自纠正的。”
　　华国锋有些不耐烦地说：“好，这类事情先放一放，等条件成熟的时候再议好不好?我先看看材料，考虑考虑，和一些同志们研究研究再说吧。”
　　邓小平无可奈何地摆了摆手：“也好，请华主席考虑考虑再决定吧。”
　　潇潇细雨，下了整整一天。当天空出现蓝色的幕际时，一条彩虹搭到了中南海的上头，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一层层重叠着，相映生辉，就像一座金桥横卧头顶，气势十分雄伟。
　　华国锋站在院子里，凝望了许久还不忍离去。触景生情，他想写一首诗以纪之。
　　但想了半天，也没想出几句合适的词句，只想起毛泽东写过的一首菩萨蛮的词，不禁脱口而出；“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他背不下去了。身后的警卫员小董接了上来：“当年鏖战急，弹洞前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华国锋觉得有点不合辙，便问道：“毛主席是这么写的吗？”
　　“没错！”小伙子很机灵，又把那首词重背一遍。
　　华国锋摇摇头：“我可是觉得有点不对，你去找书来对一对。”
    小董马上跑进他的书房，找来了本《毛主席诗词选》拿给华国锋看。他看了后马上拍着小董的肩膀说：“好后生，还是你的脑子好使，学习毛主席著作不错呀！今后你还应该多帮助我呢。”
    小董激动得眼泪直在眼框里滚动，他马上给华国锋打了个立正，说：“华主席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我们一定要以华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到底。”
    华国锋非常满意，破例地和这位普通的战士谈了很长时间，还给他在笔记本上题了词：“永远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这时，天空中的那条彩虹，又像顶环洞桥，从那儿弯弯地跨过来，给湖水映上了色彩的倒影。然后，逐渐的消失了。
    他回到了办公室，打开了桌子上的一叠文件，那是他亲自指示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专门给他送来的。上面全是邓小平近几个月来在各种场合上的讲话纪录。有的段落划了红杠枉，显然是供新闻记者格外注意的。他认真地读了起来。
    八月八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道：“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建国后的十七年教育战线和科学战线一样，都是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要重视和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不然，我们就会永远处于落后地位。”
　　九月十九日，邓小平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时指出：“一九七一年经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讲的所谓'两个估计’不符合实际，对《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界线。张春桥他们那'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你们教育部门还没有从禁锢中解放出来，还没有取得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
　　在这份讲话旁，有人批了一行字，写道：“一九七一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毛主席批准的，张、姚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召开的，请注意。”
　　华国锋看了半天，认出这行字像汪东兴批的，只是没有签名。
    邓小平在同一次讲话里又说：“《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决议，毛泽东同志也画了圈的。天门事件涉及到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其实，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
    九月下旬，邓小平在和一些军队干部谈话中强调：在调配军队领导班子时，对那些风派、溜派及搞“地震”的人，那些错误严重而又态度很坏的人，那些有问题没审查清的人，也不能让他们进领导班子。还有些人既不能进领导班子也不能重用，例如；搞法西斯专政、称王称霸的；搞打砸的；（'四人帮’用了那么一些小螃蟹，专门搞特务活动，安“钉子”。）投机钻营、招摇撞骗的；拉拉扯扯，吹吹拍拍，好搞宗派活动的；玩弄权术，专门整人的；耍小聪明，搞小动作，不老老实实的；革命意志严重衰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等等。这类人都不能让他们进领导班子。进来的，也要想办法把他们清除出去。否则就会给我们党和军队造成隐患……
　　华国锋正看着这些材料，桌子上的红色电话机响了。他很快抓起来，里面传来了汪东兴的声音：“华主席，我和陈锡联同志想找你谈一谈，不知你方便否?”
　　华国锋正好也想找他们聊一聊，就说：“好吧，你们马上过来吧。”
　　穿着便装但具有军人风度的陈锡联：不仅担任着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而且依然还在主持着北京军区的工作，地位十分显赫。他跟着汪东兴走进华国锋办公室时，华国锋已经收拾了桌子上那堆文件，他望着那一头白发，又厚又密，好像刚刚睡醒过来的北京军区司令员，关切地问：“身体不舒服吗？”
　　陈锡联摇摇头和汪东兴一块坐在了那张巨大的办公桌的对面的沙发里。
　　汪东兴问：“最近，小平同志调整北京部队部分师以上的干部，不知你知道吗？”
　　华国锋的目光转向了陈锡联，对这一类的问题，他是很少对下面回答的。
　　陈锡联就军队干部调整的情况作了汇报，说：“许多命令是以军委的名义直接任命或任免的，我们也不知道，感到很突然。现在，军区的一些干部人心惶惶，都不太安心工作了。”
　　华国锋若有所思的点点头，问道：“按常规这些干部的任免是怎么进行的？”
　　“按常规是由军区党委打报告，军委批准后方可宣布。现在有些情况显然是向我们搞了突然袭击。”
　　汪东兴插话：“这同样是不正常的。这几个月来，出现了一连串不正常的事。小平同志，还有其他同志常常不和政治局同志通气，擅自以个人名义发表讲话和指示，弄得同志们措手不及。”
　　“你们向叶剑英同志汇报过吗?”
　　“没有。”陈锡联说：“我们认为像这样的问题，他们应当请示你。凡是军队军以上的干部的调整，过去都要由毛主席点头才算数。否则，主席知道了要批评的。”
　　华国锋把手中的红蓝铅笔插回到笔筒中，站起来踱了几步，转身问汪东兴：“你说像这类事该怎么办？”
　　汪东兴说；“宣布无效。有些人显然是没把你放在眼里，刚上台就对你搞封锁。此风无论如何不能长，否则发展下去不得了!”
　　华国锋想了想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刚刚通知，公布了中央军委的组成名单。如果这事是叶、邓、刘、徐、聂五位副主席研究过的，那事情还真不好办呢！”
　　汪东兴说：“我早就想说一句话，一直觉得不便说，怕引起人们的误会。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人选没有我们自己的得力人是个疏忽。”
华国锋紧抿着嘴唇，看了陈锡联一眼，没有答腔。
　　陈锡联说：“九月五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聂荣臻《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的文章，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就是坚持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抓学风，首先要治党，要花大气力，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扎扎实实的组织工作。我认为这就是造舆论。还有徐向前九月十九日发表的《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文章，其中说：我们决不能不管路线是非，谁的权力大就跟谁跑。华主席，你说此时讲这类话合适吗?”
　　汪东兴提醒道：“我一直担心你会大权旁落，这种担心越来越大。我觉得，应该给他们提出来，否则就拿你当傻瓜欺辱。”
　　华国锋沉不住气了，当着他们的面马上要通了叶剑英的电话：“我是华国锋，请让叶帅和我直接通话。”
　　停了很长时间，才传来叶剑英的声音：“哦，是华主席，你好吗?”
　　“最近北京部队军以上干部有调整吗？”华国锋一反往常的恭顺，直截了当地问道。
　　又停了片刻，叶剑英才说：“是有些调整，几位副主席碰了头，对部分参与帮派体系的人调整工作。”
　　“为什么不和我研究呀?这是重大原则问题，牵扯军以上干部的调动，应当报告我嘛。”
　　“请华主席不要误会。决定刚刚作出，怕出现意外才没有及时报告你。”叶剑英打着哈哈说：“这事要怪就怪我好了。我考虑到军队的特殊性，所以疏忽了一些组织原则。我们碰头时，小平还特意提议请你来一趟，考虑到你日理万机，又是我挡驾了。如果有什么不合适的事，我承担责任好了。”
　　“那到不必。”这样一来，华国锋反而不好说什么了。他放缓语气说：“今后我们还是多通气好，不然会造成误会的。”
　　“是的，这容易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空子。”电话里传来叶剑英浓厚的广东音，陈锡联和汪东兴很清楚地听见了这句话，交换了一下目光，非常可笑地摇了摇头。
　　华国锋慢慢地放下了电话。

 二十、党校开会巧遇彭真 邓华争论真理标准

    彭真给华国锋写了好几封信，要求中央复查一下自己的案子，重新予以处理。但每封信都如同石沉大海，连点回音都没有。
    这倒不是说华国锋根本没有看他写的材料，而是感到非常非常棘手。自打逮捕江青、张春桥等人之后，要求复查文化大革命一系列重大案件的申斥和报告多如牛毛，理也理不清。各种信件成捆成堆地寄往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但只有少得可怜的几封信能够到这位新总理的案头。而他压根儿对处理这类案件没有丝毫兴趣。使他无法容忍的是：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等人，经常把一些著名人物的材料往他这里批转，甚至连彭德怀的申诉也转来了。
    彭德怀已死了几年，现在是别人代他申诉。哦，怪不得毛泽东当初一再强调：被打倒的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一有机会就要伺机翻案，进行捣乱。
　　怪不得毛泽东生前一再反击右倾翻案风。当时他还看不到这场斗争的形势和严重性，甚至认为毛泽东是否有点小题大做？现在看来，问题的性质比当年要厉害得多。
　　除了刘少奇还没有提出给他翻案，文化大革命中被整的那些人，几乎毫无例外地打着“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的旗号，提出了要求平反的口号。
　　此门打开，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否定得差不多了。他很清楚这种后果。必须顶住！硬着头皮顶住！华国锋暗暗地告诫自己。
　　为着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必须在全党进行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教育，所以，要在全党办好各级党校。政治局会议上，他提出了自己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汪东兴兼任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的建议，被政治局委员们一致通过。一九七七年十月五日，他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议》，十月九日，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他要求所有的中央副主席都出席典礼大会。
　　这天，几十辆高级轿车飞驰中央党校，冷落了许多年的高级干部摇篮又热闹起来。
　　华国锋戴上帽子，从轿车里钻出来，就见胡耀邦快步迎上来，紧紧握住他的手说：“热烈欢迎华主席来参加开学典礼。”
　　“我是校长，还能不来吗？”
　　“欢迎您多来呀！有您支持，我们就啥也不怕了！”
　　华国锋高兴地笑了：“主要还是靠你们哪，对了，小平、剑英他们来了吗？”
　　“他们也是刚刚到。”
　　在休息室里，华国锋见到了红光满面的邓小平、叶剑英，他们正在沙发里小声地议论什么。邓小平站起来和华国锋打了招呼后，对胡耀邦说：“华主席的毛笔字写得很有风格，你们一定要他留下墨宝呀！”
　　“我们早就准备好了！”胡耀邦乐呵呵地说。
　　正在这时，汪东兴也到了。他告诉华国锋，李先念因有外事活动请了假，典礼活动不能参加了。
　　“先念不来我们照常开嘛！”华国锋当着众人的面话中有话地对汪东兴说：“你是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今后要抽出一定的精力抓党校工作啊，我们就是要用毛主席的思想教育全党，把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任务作为大事来抓，这样才能真正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搞好继续革命。我们不能做一件对不住毛主席的事情啊。”
　　这话空空洞洞，纯属多余。反而显示出这位党的主席的措施非常软弱无力。
    聪明的政治家，会巧妙地借用各种口号为自己服务。任何形式的东西本身并无意义，关键是内容。华国锋这几个月来的一举一动十分明显地露出了他政治上的花帮子功。所以当他在开幕典礼上：说了一些办好党校的重大意义后，叶剑英讲了几句话就把他讲的内容全帮冲淡了。
　　叶剑英说：“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集中到一点，是靠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我们要坚持和发扬毛主席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要研究党的历史。这是党校的任务。”
　　究竟怎样理论联系实际?华国锋、汪东兴和叶剑英、邓小平当然各有各的解释。
　　会议结束，汪东兴把胡耀邦叫到自己身旁，拉长声调问：“前天，《人民日摄》上发表的那篇《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是你们党校写的吧？”
　　“是我们党校的人写的。”
　　“你看过吗?”
　　“不但看过，正是我让他们写的。”
　　“文章有什么问题吗？”
　　“我看不出来。”
    汪东兴说：“现在有一种倾向要注意，有的人借着批判'四人帮’，实际上把矛头指向毛主席，这是全党不允许的事。比如你们在那篇文章里，不断地强调什么对待犯错误的干部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而不能百般挑剔、无限上纲、造谣诬陷、残酷迫害，这不是暗指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干部迫害吗？”
　　“汪东兴同志，我们写这篇文章决没有那种意思。”胡耀邦郑重地说：“文章的题目就点的很清楚，文章的内容也完全是在揭批'四人帮’的。如果不同意我的解释，可以把文章拿到会议上，让大家共同鉴别一下。”
　　汪东兴连忙摆手：“那倒没有必要。我是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来告诫你们一下，今后要注意这种倾向，不要造成歧义。”
　　华国锋也说：“东兴同志提醒你们，也是好意。你不必记在心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
　　他们正说着，邓小平走到华国锋跟前，把他拉到一边小声说：“让你来见一个人。”
　　华国锋问道：“谁？”
　　“你见了就知道了。”
    华国锋跟着邓小平走到了一间房里，只见桌子旁坐着一个老人，高高的个子，稀疏的头发，额头上稍微有些谢顶。他一见华国锋，急忙站起身、伸出手来，长长的脸上露出笑容，狭长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华主席，我们都是山西老乡啊！不认识了吧?”
　　噢，是彭真！虽然华国锋和他并没有共过事，也很少和他接触过，但还是从过去的影片和照片的记忆之中的印象里认出了他。他显然苍老得多了，说起话来总是侧着一个耳朵，好像另一只耳朵不那么好使似的。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脸上有灰白胡子还没刮净，似乎刚从一个地方匆匆忙忙赶到了这里。尽管此时此刻华国锋并不想见他，更不想和他谈什么，但现在显然是没法脱身了。
　　“彭真同志，这一段还好吗？”
    “我身体没什问题，早就恢复过来了。”彭真看出华雷锋想溜，但自己费了好大的劲才见着他，岂能轻易让他离去呢?就单刃直入地问：“华主席，我给你的信和申诉材料你都看到了吧?如果没有，我可以再给你一份。”
    华国锋不好再推辞，就说：“你的信和材料我都看过了、彭真同志你应该吸取教训啊!要从自己犯错误的教训中总结经验，这样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党和人民对你的批判。”
    彭真抑制住自己内心的激动，用稍微发哑的嗓音说：“我承认自己有错误。但我从来没有反对毛主席，更没有反对过党中央的决定。我的问题之所以搞得这么复杂，完全是出于江青、张春桥、这些人进行打击报复，欺骗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造成的。我和林彪、江青斗争很早了，他们一直存心要整我。”
　　“不要说了！”华国锋表现出了不耐烦：“你的情况中央也基本了解。毛主席、周总理、康老等中央负责人都表过态嘛。我们也不好推翻毛主席的决定呀!”
　　“可事实证明文化大革命整我确实整错了，总不能让我背黑锅。去见马克思吧?”
　　“你的问题不能一概否定，有整错的，也有整对的。我们需要冷静地、认真地、科学地、全面地、历史地来看待这个问题。”
　　“我希望中央对我的案子重新给予复查，然后给我个实事求是的结论。”
　　“这你不能着急，中央的事情很多，并不是你一件事嘛。你要耐心地等待。”
　　“还等待多久?”
　　“起码还得几年。”
    彭真急了：“好我的华主席！我还有几个几年呀?当年闹革命，我坐了国民党八年牢房。好不容易赢得了全国的解放，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坐了共产党的几年牢房，总不能让我再等八年吧？”说到这里，彭真的声音哽哑了，眼泪在眼框里转着。
邓小平在旁边插话道：“华主席，彭真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确是江青，张春桥陷害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过的。”
    “对彭真同志的遭遇我也只能同情，但全党都知道：毛主席对彭真同志的错误写了大量的批示和文章，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我们都知道。”华国锋说：“如果给彭真同志彻底平反，那岂不是说毛主席全部错了吗?那样一来全国，不，全世界都会引起轰动，我们党就将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重大的损失。”
　　邓小平微笑着说；“不，我认为恰恰相反。公开地纠正我们党犯的错误。不仅不会对党造成损失，而只会提高党的威望，会更加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彭真也说：“错误对任何人、任似政党来说，都是难免的，只要正确对待错误，就能吸取教训。华主席，我希望你对我的要求再好好考虑。”
　　华国锋摊开两手，为难地说：“我再考虑，也不能推翻毛主席的结论呀!，我华国锋没那个胆子，也没有那个能力。”
　　邓小平也加重了声音：“我们考虑问题出发点是看谁掌握真理，而不是看谁说的。”
　　“毛主席的话，就是检验一切是非的标准。”
　　邓小平哈哈大笑的摇着头说：“华主席这样说就显然带有片面性了。”
　　“一点也不片面。”华国锋说：“你说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呢?”
　　“实践。”邓小平大声说：“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毛主席一再说“只能”、“才是”，这就明确地说明了：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
　　“小平同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被实践证明的真理。”
    邓小平不慌不忙地说：“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毛主席革命路线也需要不断发展。我们不能拿过去是正确的东西硬套现在，凡是事情都要具体分析，具体对待。”
    “好，好，我们不争论了。”华国锋伸出手腕看看表，急忙来一个急转弯。“我们理论上的事情可以再探讨。彭真同志的问题也可以再研究。但今天不能决定任何事情，我们还应该听听多数同志的意见。反正事情不急，还是慢慢来吧！”

    二十一、杨尚昆上门申诉 汪东兴设宴款待
   
    虽然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核心总部是在中南海里，那里的机构和建筑星罗棋布，古朴的和现代的相互混合，对搞建筑技术的人来说，这里的一切显然破坏了原先的和谐；对政治家们来说，把许多庞大机构的总局、局、处等一些机构放在这里，的确显得狭窄，所以，有些权力的中心正在缓慢地往外移。
　　汪东兴的宅院座落在中南海内环路旁的湖畔旁，几乎和毛泽东原先的住宅丰泽园遥遥相望。这里的建筑都是近二十多年来新建的，和皇宫里的风格很不相称，如同一部旧汽车上的新标识一样。
　　这里的警卫极严，从毛泽东健在时，这里就是保密重地。华国锋接班以后，随着汪东兴的地位升迁，这里的一切都未得改变。他有一个垂直的工作系统。在他这个系统的人员终生承担着保密的任务。他们单独汇报、单独接受任务、单独下达指示。连同电话也有单独的程控系统，外面的电话可以打过来，但里面的电话非经中枢机关，很难打出去。汪东兴就像一个训练有素的掌门人，有条不紊地控制着这部机器。
　　汪东兴刚从人民大会堂开会回来，有两个人早已在他家等候多时了。这两个人都是他的老相识，关系十分密切，几年都在毛泽东身边搞警卫和服务，对毛泽东的生活细节和性格特点了如指掌。对汪东兴更是无话不谈。他们给他带来了一个人的信件，还有一信袋材料。
　　汪东兴看完以后，坐在那里好长时间没开口。
    “困难吗?”那两个人问。
　　汪东兴为难地点了点头。
     “你已经是党中央副主席了，并且又掌握着中央办公厅的实权，处理这点事还有什么困难?”他们惊讶地睁大了眼睛：“难道华主席还不相信吗?”
  “不光是他，还有其他同志呢!”
    那两个人都笑了。其中一个笑着说：“你放心，叶、邓、李三位副主席都同意给他彻底平反，现在就等你和华主席的一句话了。你别忘了，杨主任过去对你可是非常不错的哟。”
    就像被电触了一下，汪东兴不由得打了个哆嗦。
    这两个人拿出一页纸，说：“这是杨主任住的电话号码。他让你给他打一个电话，他想和你单独谈一谈。”说完，他们又和他聊了一阵别的，就告辞了。
    这下汪东兴难以平静了。
    杨主任，就是杨尚昆。
    杨尚昆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汪东兴是他的老部下，过去，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经常在一块吃饭、喝酒，免不了相互之间说一些非常机密的心里话。说老实话，过去汪东兴非常尊敬杨尚昆，把他当作兄长看待，有什么为难之处，都要向他请求和商量。但是一九六五年底，杨尚昆被人指控为“对毛泽东搞特务活动”
    ，“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把大量机密文件擅自提供别人抄录”，“同罗瑞卿关系不正常”等罪名，扣上参加反党集团的帽子。正是由于他长期在中央核心机构任职，掌握着大量机密，所以在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岁月里，毛泽东都指示有关部门对杨尚昆严加保护，不准红卫兵和造反派群众对他冲击。
    所有这些，许多政治局委员都不了解，唯有汪东兴一清二楚。
    此刻与杨尚昆会面，汪东兴打心里不愿意。但是，他不敢，或者说不能拒绝他的要求。就像最厉害的严师一样，即使他倒下去或者死亡，他的学生、部下每次回想起他来，仍然具有威慑的权威性。是的，他知道杨尚昆临时住在北京的这个地址，他知道他是从哪个层次来的，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杨尚昆可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人物，他是素质优良的党务工作者。如果让他责怪自己，心里那股滋味可不是好受的，自己过去就挨过他的克，至今想起来还脸红不已。在他面前，自己没有二话可说。他想了又想，终于拿起红机子，拨动了号码。
    十几分钟以后，杨尚昆来了。
    除了显得有些苍老，头发灰白外，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副无拘无束、大大咧咧的样子，一屁股坐下后就天南地北地扯起来。凡是汪东兴的提问，杨尚昆的回答都是很简单。他把自己这几年的经历和遭遇叙述一遍后，愤愤不平地说：“我长期软禁在山西临汾，受了不少的冤枉气。毛主席逝世，我连追悼的自由都没有，有更甚者，某些王八蛋竟然克扣我的供应，真是丧尽天良!”。
    发了半天牢骚，汪东兴还没来及得安慰，杨尚昆便主动进攻了：“东兴同志啊，你现在的地位不同了，已经跨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刊，不为自己的老战友们办点实事可不成。”
  “能办的一定办”
      “这是官话！”杨尚昆不高兴地说：“对你来说，就没有什么办不了的事，关键是想办不想办。文化大革命中，多少功高昭著的老革命家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惨遭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至今许多人的全家还不能团圆。你给他们平反昭雪，是一件得人心、积阴德的大好事，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去啊!”
  “杨主任，有些情况你也许不了解，这也难怪，不在其位，不知其难啊！”
  “究竟有什么困难?”
    “我们办什么事，首先要从维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出发。毛主席亲自批准和处理的一些案子，你叫我们怎么纠正?难道我们比毛主席还聪明?还伟大?还正确？”
   “这是什么话！”杨尚昆气呼呼地说：“维护毛主席，是要维护毛主席正确的东西。如果维护毛主席的错误和缺点，那不是高举毛主席的旗帜，那恰恰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
  “话好说，但真正行动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杨主任，你要处于我这个地位，也一样不好办。”
    “那不一定。我们处理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比如我的处理，现在已经证明，哪一条事实也站不住脚嘛!”杨尚昆拍着胸脯站起来：“就拿给我定的罪名来说吧，说我'和罗瑞卿的关系极不正常’，罗瑞卿不是就平反站出来了吗？罗瑞卿是受林彪直接迫害的。连毛主席都对罗瑞卿说'委屈你了’。为什么我这个受牵连者还得不到昭雪?至于说我'背中央搞窃听器’，至今他们拿不出一点根据来嘛。我按规定给毛主席的讲话录音，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怎么能说我是'大搞特务活动’呢?说我'把大量机密文件提供别人抄录’，这也是栽脏陷害。过去抄录文件、翻阅档案，都有明确的纪律和规定。只要有中央常委批准或书记处的决定，我就没有权力阻挡和制止。现在，这些内情都真相大白了!是林彪、江青、陈伯达这些人为了篡党夺权故意陷害我嘛。毛主席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批准了他们的活动，现在查清后就应该彻底纠正了。为什么明知是错误还要紧紧捂住盖子不放呢?”杨尚昆越说越激动，不时地站起来，在屋子中央转圈子。
    汪东兴显然也坐不住了，他不住地说：“杨主任，你不要激动，你慢慢地说。你过去的情况我并不了解，也没有办过你的专案。经你这么一来，我才明白了些。这些事情都好商量嘛。”
    “不光是我的事嘛。”杨尚昆说：“还有其他人的案子，只要是错误的，都应该纠正嘛。比如彭真，不就是制定了一个《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吗?他忠心耿耿干了一辈子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也是满腔热枕地想搞点明堂来，就是因为一些具体的细节和提法上与江青、张春桥有分歧，就硬要把人家打成反革命，天理难容啊！说心里话，我们这些人几十年来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东拼西杀，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哪一个是反对毛主席的?没有一个。”
   “杨主任!”汪东兴站起来，把杨尚昆按在旁边的沙发里，悄声说：“你就谈你的问题好了，别人的事情你又不了解，各人有各人的账，你能替他们说清楚吗?”
   “你呀，还是老脾气!”汪东兴说：“你的问题，我想办法帮你解决。但是其他人的问题，我希望你不要掺合进去。那样会把问题搞复杂的。说老实话，像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案子太多的。我了解，所有文化大革命中当成敌我矛盾的案子，几乎所有的当事人都喊冤，上上下下都在上访、申诉、你能管得过来吗?就算管得过来，你说党中央能管吗?如果把他们都平了反，文化大革命还有什么成果?怎么能看得出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及时性？”
    “我看不要从抽象的概念和定义出发，还是从事实出发吧。”杨尚昆说：“错了就是错了，错了就要纠正。不能顾及什么领导人的面子，也不能为了什么理论上的正确就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我是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我们总不能逆历史潮流动而动吧!”
   “好了，好了，我的老首长，我给你办你的事还不成吗?不过，这要一定的时间，你可不能太着急。”
   “也不能拖得太久，我可是等了好多年了。”
    “反正越来越快吧！你也不想想，粉粹 [ 四人帮 ]
     才几年哪。”汪东兴开几句玩笑，最后拉着杨尚昆的手说：“今天我们一块吃饭，得好好喝两杯。”
   “我看应该，早该喝你的酒了。当了副主席还没请客呢!”杨尚昆打着趣说：“不过，我头上还戴 [ 反党分子 ] 的帽子呢，也许还没资格和你坐在一个板凳上吧。”
　　汪东兴轻轻捶了他一拳，嗔怪地说；“老首长别瞎说八道!你再要胡说，我可非要罚你两大碗，还记得在延安吗?”
      
    二十二、当领袖华国锋力不从心 追进度邓小平训斥吴德

    几个月来，华国锋按照毛泽东抓工作就像“弹纲琴”的指示，忙里忙外，既抓工业又抓农业，既搞党内又搞党外，很想使国中在短时间内来一个飞跃变化，以体现他“抓纲治国”决策的正确和成果。
　　从一开始，他主张把自己放在了第一线的位置，事必躬亲，到处讲话，到处题词，到处指示。他想表现自己的精明能干，却把自己的弱点也毫无遗漏地暴露在人们面前。
　　他犯了政治家的大忌：锋芒太露，不留余地。
　　他抓经济还是毛泽东的老一套，农业上树大寨，工业上树大庆。他完全靠陈永贵、余秋里、谷牧、吴德、纪登奎这些人独当一面，企图以此来创造一个奇迹。
    从一九七七年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十八日，华国锋靠这些人召开了为时二十多天的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会议推广大寨“坚持反对资本主义，坚持大干社会主义”的经验，强调“端正集体经济经营方向，以大批判开路，豁出去大干一场革命”，“不断克服小生产习惯势力在党内的影响”，以最快的速度在全国普及大寨县。
    华国锋在陈永贵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来到会议上，颇为“内行”地发表讲话，他说：“普及大寨县，根本的一条是要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抓革命、促生产，来一个高速度。到一九八零年粮食要达到七千亿斤，今后三年以百分之七的速度增长。同时，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要开始实现由生产队向大队的过渡，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也是普及大寨县的标准之一。当然，这种过渡要成熟一个过度一个，成熟一批过度一批，不搞一刀切!”
    这样的硬指标，当然使地方上的领导机构忙碌起来了。
    与此同时，他不停地接见外宾，在重大外事活动中抛头露面，宣传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的提法，有些谈话显得漫无边际，不切实际，使人摸不着头脑。
    作为一位大国的最高领袖，一旦在重大国事活动中表现出无知及毫无目的。就会从根基上动摇自己的权力。
    相反，对于越来越多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批挨整的干部、群众要求复查冤、假、错案的呼声，他却表现得极其冷淡。对原中央那些挨批被打成“反党集团”或“修正主义分子”的高级干部，他一再指示：“要慎重对待，决不能助长右倾翻案的邪风。对于有损毛主席威望，企图吹掉毛主席这面旗帜的阴谋，必须揭露。”
    但是，究竟什么是“右倾翻案”?什么是“有损毛主席威望的”“砍旗阴谋”?他自己也说不清，也不敢说。
    十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的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文章显然是针对着华国锋代表的那些主张“两个凡是”的人来的，文章十分尖锐的说：“毛主席一再教导'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因此绝不能因为是'前任首长批的’，为了维护'前任首长’的威信，明明是错案，也不下决心纠正。这种做法不是无产阶级的做法。无产阶级的原则是有错必纠，部分错了，部分纠正，全部错了，全部纠正。”
    汪东兴看了这篇文章，立即打电话追问人民日报：“你们发表这文章请示中央了没有?你们口口声声指的那位'前任首长’是谁?这分明是暗指毛主席。”
    他朝他们发了一通火后立即去找华国锋汇报。华国锋此刻正在和国家计委的领导人开会，研究即将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呢。
    华国锋设想，到二000年前，工业每年以百分之十以上的速度，农业每年以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的速度，持续地大步前进。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主要产品产量、主要生产技术，多数接近、少数赶上和超过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华国锋根据一些领导人的讨论和汇报，显得信心十足地说：“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五年是个关键年，我们要打一场前所未有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仗，赢得个高速度、高水平。我们要新建和续建一百二十个左右的大型项目，其中包括：三十个大电站，八个煤炭基地，十个大油化工厂，十个大化肥厂，六条铁路干线和几个大港口。”
    邓小平看到关于这个设想的汇报后，曾问叶剑英：“我们的国力和财力能达到这个指标吗?这种空想社会主义不是又和一九五八年一样吗？”
    叶剑英意味深长地说：“让他试试也好，只有到一定的时候，他才会服输嘛。不要理他，让他吹吧!”
    其实，邓小平和他的想法几乎是不谋而合。
    在这两位久经风霜、沉沉老练是的政治家面前，华国锋和汪东兴就显得非常蹩脚而又幼稚可笑了。
    华国锋一字一句地看完那篇“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后，并没有像汪东兴那样把它看得特别严重。他说；“从基层的情况来看，许多干部政策不落实的问题的确很普遍，有些案子很明显的是冤。比如，有个干部在天天读的时间里念错了一个名字，把'刘少奇’念成'毛主席’，于是便打成反革命。像这类案子就应该平反嘛。”
    “我想的不是基层，而是上层。”汪东兴说，“现在连黄克诚，洪学智这类彭德怀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都在要求平反，党内生活出现了非常非常不正常的气氛。”
  “可这篇《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的文章没有提到呀!”
  “他们在含沙射影。”
  “东兴同志，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怀疑办事，有许多冤、假、错案不正是以莫须有的罪名罗织而成的吗？”
    汪东兴不吱声了。他没想到新任党中央主席对这很敏感的事情采取了很迟钝的处理态度。他心中多少有数，但有些话又显然不能说了出来，他的紧张心理越来越重。他还像往常那样按部就班在工作，丝毫不表现出已经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看法的样子，以便掌握真凭实据送给华国锋。他注意来自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党校的材料及报告，尽量避免和胡耀邦直接见面。但他一定要阅读胡耀邦所送出的那些文件，特别是“理论动态”。
    每阅读有些被打倒的那些干部的申诉时，他都打心眼里佩服他们那种巧妙的回避和写材料时的用词。每当提到毛泽东、周恩来及当时的中央的指示时，都用简单的代词一笔而过，重点渲染林，彪、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作用，用词造句维妙维肖。一点破绽也看不出来。要不是他非常熟悉内情，也一定会造成错觉，以为他们都是受那些人的迫害的。
    更为笑的是，就连地方上的那些根本不值一提的人物，也在申诉，材料里口口声声说是“由于受'四人帮’的迫害”，好象“四人帮”有多大能耐似的。其实，他一看就知道有些完全是无理取闹，是想乘落实干部政策之机翻案。
    汪东兴把他认为重要和有代表性的文件、材料，都标上“机密”、“绝密”的字样，可以存档，以便需要的时候拿出来作为炮弹使用。对一些收到申诉的案子，他也指示有关人员将专案材料调来，把有关领导人的指示内容抄给他一份。以便采取对策。
    吴德显然已经产生了失落感。
    北京市声势浩大的揭批“四人帮”和清查所谓帮派体系的运动，有许多事情直接牵扯到了他。特别是去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那些受到处理和逮捕的人不断跑到北京市委闹事，甚至点名道姓地指名要他出来接待。这些天，他几乎天天接到这些人的恐吓信和要他立即辞职的信件，有的信一开头便说；“你就是'四人帮’的最大帮兇，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你两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人民总有一天要向你讨还血债！
    与此同时，北京市公安局的日子也很不好过。他们一旦失去了往日的权威，就立刻变成了众矢之的，处于天天挨骂的境地。
    星期一上午九点差十分时，华国锋立即停止了和邓小平的谈话。
    邓小平又摆出一副平时对下面的既威严又和蔼的样子对吴德说：“听说北京市委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抓得很不紧啊，你们要加快步伐啊，许多老干部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再耽误几年他们还能工作吗?”
  “复查是件很为难的事。过去定案搞了不少证据，现在推翻也得证据，总不能一风吹啊!”吴德没好气地说：“许多案子又不是我定的。”
  “不管是谁定的，错了就统统推翻嘛。”邓小平说。
    “现在的标准很难定。究竟哪些属于正确的，哪些属于错误的，中央应该制定统一的标准。否则，底下的同志很不好掌握，这也是落实干部政策缓慢的一个原因。”
  “关键是你们主观上有问题，[ 四人帮 ]的流毒没有肃清。”邓小平批评起人来，一向是很尖锐的：“拿出你们当年整群众的那个劲头来，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早完成了。”
  “我没有整过群众。”
  “你没有?不要推得那么干净。”邓小平说：“天安门事件你们抓了那么多人，难道不是整群众吗?”
      “那不是我的责任，是中央政治局集体决定的事。”吴德看了华国锋一眼，见他脸色通红，坐在那里很不自在，就马上改口说，“许多历史性的决定，不能追究某一个人的责任。何况中央至今并没有给天安门事件重新作结论，你让我纠正什么?”
    “好了，你看着办吧！只要你们觉得能向群众交了账，你们就照你们的样子干。”邓小平指指华国锋说：“华主席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一再强调要加快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把一大批干部尽快解放出来，这关系到进一步调动全党的积极性，化消极因素为积极的问题。全国都在看北京，因为它是首都，可你们还是步伐缓慢，这不要拖全国的后腿吗?”
    邓小平说完这话，夹起皮包拂袖而去。
    吴德觉得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他呆呆地坐在沙发里望着华国锋，不知道邓小平的火气从何处而来。华国锋好长时间也没说话，看样子，华国锋认为没有必要告诉他。而他呢，心里很纳闷，不知道华国锋脑子里是怎么想?据他所知，华国锋不完全同意邓小平的意见的。
  “华主席，现在的工作不好办了。拨乱反正：弄得有些正确的东西也被反掉了。”
  “不，正确的要坚持。”
  “现在，他们就是要借否定[ 四人帮 ]来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天安门事件的人都快放光了，现在又一定要逼着中央承认天安门事件是革命的！”吴德大声说：“你认为他们这样做对吗？”
    “不，不，这一点不能答应。”华国锋连忙说，“即使我们党给事件的绝大部分人平了反，但难道文化大革命经过了层层把关、审查的案子都错了吗?我就不信！我看，我们是难胜任干这类事了。干脆，中央专门组织一个班子干这件事，谁对这事有兴趣谁干，谁干谁负责。”华国锋完全理解吴德的心情，也很体谅他的难处。特别是吴德从皮包里拿出材料，详细汇报了从邓小平、李先念等人批转过来的几个案子的复查情况后，也觉得这样下去引起的后遗症太大了。  
    “你看看，这些人的定案经过了群众的讨论、审查，又经过三结合班子层层批准，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都签了字，你让我把案子推翻，将来找我算账，我能负得了这个责任吗？”吴德把文件包放在桌上，大声说：“现在，我是坚决昕你华主席的命令，你让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至于其他人，我也不怕得罪他们，反正得罪也不是一天半天了。我就是怎么改善关系，也不见得能有多少效果，你说是不是？”
    华国锋叹了口气，没有正面回答他。
    吴德说；“一句话，像现在这样的干法，我是越来越难以胜任了。如果允许，还是请华主席给我调换了地方吧。”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我不能违心地让别人牵着我的鼻子走啊。”
      “要顾全大局。”华国锋说：“要学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党内也几次处于孤立挨整的地位，但是他并没有离开他的战斗岗位，而是耐心地等待，苦口婆心地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共产党有共产党的纪律，要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即使我们的意见被否决了，也要服从纪律。我坚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
    吴德想了想说：“有些话我不能不说了。我觉得邓小平同志这次重新工作。是要下决心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不可能吧。”华国锋还迟疑地说。
      “许多事实已经证明了。”吴德说，“今年九月九日，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召开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及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大会时，有同志听见邓小平说：[
    修毛主席纪念堂完全是劳民伤财，这玩笑总有一天会像斯大林那样，被拖出去火化掉的。] 你说此人怎样？”
  “消息可靠？”
  “完全可靠。”
    “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华国锋霎时红了脸，将桌子一拍站了起来，暴怒地在办公室里踱开了步。但这仅仅是几分钟的事。很快，他的神情就恢复了常态，刚才的怒气便消了下去。
  “我看总有一天，历史会证明；我们让邓小平站出来，恢复他的职务是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吴德说：“这等于放虎归山啊！”
    “话不能这么说。”华国锋走到吴德跟前，摆出一付宽宏大度者的样子，搂着他的肩说：“我知道你对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心耿耿。但在历史性的转折关头要学会灵活应变嘛!毛主席早就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他老人家不是几次提议党内应该有几个反对派吗？我们权且当他是我们党内右的代表就是了。”
  “你的意见是……”
    “重大原则问题不让步，小事情上不计较。肯定，他在对待毛主席的态度上，与我们的感情不一样。他是和毛主席作对过几次的人嘛。他的一些表现汪东兴同志也给我说过几次，我也劝他想开些。叶、邓、李这些人年纪已经不小了，还能再干几年?我们熬也熬得过他们。只要主要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他们再乱也乱不起来。”
  “你对下一步的安排是……”
    “我准备明年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国家的领导机构决定下来，再通过我们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的计划，让邓小平，李先念他们好好抓国民经济，这些人搞计划经济还是有一套的。”
    原来是这样，吴德似乎明白了华国锋的想法：他处心积虑的要把现任的职务从法律手段上完全固定下来，然后再全力地抓他的抓纲治国计划。看来这也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措施。吴德这样猜想。
 
    二十三、邓小平运筹棋高一招 胡耀邦兼任中组部长

   天气渐渐地冷了。
    每到冬天快要来临的时候。叶剑英都要到广州住段时闻。那里四季温暖，绿草如茵；永远流荡着各种青翠和山花的香味，很适合休养。毕竟年纪大了，能够感觉到自己的体力不支，所以早就想回家乡走一走。
    这个星期天的上午，叶剑英带着他的随行人员到了西山别墅，住在称为第二号院内的西山坡上。他听这里秘书说的文件后，知道了华国锋明年召开五届人大的全部打算。这个老西子。一向看重自己手中的权力，虽然已经登上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央主席的宝座，但他估计华国锋还不会让出国家总理这个职务。按理来说，这个职务早该让给邓小平干了。但华国锋给他的口信中说：“总理还是应由一位年富力强的同志担任比较恰当。在暂时没有合适的情况下，我主张还是由我来兼任。”
    叶剑英听了，忍不住冷笑连声。
    当然，他已经八十岁，就党内军内的职务来说，无论地位上还是权力上，他都登峰造极了，华国锋建议由他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对此觉得理所当然。问题是，邓小平的职务又应该如何安置?正想着这码事，秘书赶来向他报告，说邓小平马上就要启程来看望他。听了汇报，叶剑英哈哈大笑，这个小子真是鬼精灵，他就知道我一上西山就是研究问题的好时机。他在军队里担任着重要职务；经常上西山就不会引起人们的猜测。这里僻静安全，正是研究事情的好场所。反正他一来，这山上就热闹了。
    果然，邓小平一进客厅就嚷嚷：“听说你要上广州，那可不行，我得在你到广州之前把一些大事决定下来。不然，还得到广东去请你回来决定。”
  “不管什么大事，你决定不就得了嘛。”
    “那可不行，我不能再单枪匹马地冲锋，干什么事也得把你拉上，找个垫背的嘛。”邓小平连说笑话连说正经事。“现在落实老干部的政策进展缓慢。很多深受林彪、[ 四人帮 ]迫害的好干部层层得不到解放，这样不行啊！拨乱反正的历史使命。要靠忠于革命事业的干部才能完成。依靠现有的这些人不行。他们大都是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起家的，举举手，喊喊口号还可以。让他们来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说句不好听的话。比割他们身上的肉还难。”
　“看来你是有了好主意了。”
　 “选个和文化大革命关系不大，而且有朝气、有气魄能力的干部挂帅。专门负责复查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案件的工作。”
  “别绕圈子了，你看谁合适。”
  “胡耀邦。”
  “他不是刚刚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职务吗?他可是常务副校长啊 ！”
    “让他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嘛。”邓小平很干脆地说：“下一步开全国人大，也少不了像耀邦这的人挂帅能干。他比汪东兴强多了。早在他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时候，我就发现此人不简单，极有头脑，很有思想。这几年，跟着我吃了不少苦头，学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叶剑英点点头：“对他虽然接触不多，但给我的印象很好，现在中央党校办得很活跃，我看了几期《理论动态》，文章写得很尖锐，很泼辣，都说到了点子上，我看这个人可以当组织部长，把现在的那个姓郭的拉下来。”
    “所以我提议开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这件事。”邓小平说：“当然，议题不以它为主。我们不是计划在十二月中旬召开军委全体会议吗?就以研究军队整顿方案的名义召开这个会议，让老西子防不胜防!”
    三、四天后，政治局常委会在人民大会堂的一间会议室举行。因为问题是讨论军委会议的有关决定，所以指定了罗瑞卿出席这个会议。他坐在T字形会议桌的旁边，紧挨着汪东兴。
    华国锋坐在中央，作为群龙之首的挂帅人物，他对要研究的问题其实胸中无数，一切听从了罗瑞卿的介绍，邓小平和叶剑英不时地作着补充。
    坐在华国锋左侧的汪东兴，不时地观察着李先念和叶剑英、邓小平等人的表情，对突然召开这样的会感到很不满意。通常都是华国锋先同他研究具体方案后，由中央办公厅负责通知与会者，而今天的会议，则是由军委办公厅负责通知，实在有悖常规。但他并没有更多地表现出来，只是保持者沉默。
    罗瑞卿说；“现在，我们感到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是领导干部极不得力。有相当一批负责同志对中央的现行政策持怀疑态度。所以使揭、批、清工作不能很好地抓下去，甚至走了样子”
    “这个问题上地方比部队还厉害。”邓小平小心翼翼地点燃了一支大中华牌过滤嘴香烟，板着面孔说：“许多地区还是'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说了算。那里的领导权还不在我们手里。如果搞得不好，我们同
    [ 四人帮 ]
    的斗争还会出现较大地反复。”这两句话，很准确地触动了在场的人每一根敏感的神经。华国锋、汪东兴、李先念的眼睛盯住了他，一种不安的神情都表现出来了。
    叶剑英马上说：“小平的话不是危言耸听啊！如果我们不从组织上采取得力措施，我们和 [ 四人帮 ]
    的关系有颠个个儿的危险。”说到这里，伸出了手掌翻了翻。
  “难道我们的措施还不得力吗？”汪东兴问：“现在从上到下砸碎了 [ 四人帮 ] 的帮派体系，难道他们还会东山再起！”
    邓小平笑着摇摇头：“事情不是像你想像的那么简单。我们同 [ 四人帮 ] 的斗争不仅仅是处理几个人的事，而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斗争。 [四人帮] 统治了十多年，把人们的思想都搞坏了，搞乱了至使许多干部还习惯于按照他们那一套办事。所以，不把文化大革命中受 [ 四人帮 ]迫害的一大批老干部解放出来，就不能适应今天形势发展的需要。”
  “是到了把这问题提到第一位的地步了。”叶剑英强调说，然后把目光朝李先念这边瞟来。
    李先念早已得到暗示，这时也点头表态：“解放干部，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是到了加快步伐的时候了。我们的经济建设本身在飞跃前进，但一大批干部，特别是一大批经验丰富的老干帮还在那里受窝囊气。这不是在浪费人才吗?这种状况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汪东兴的目光转向了华国锋。他见位中央主席还坐在那沉思，就提醒他道：“请华主席指示中央组织部和有关单位，要抓紧复查干部申诉的工作，真正错了的一定要及时纠正，不要再拖延了。”
    邓小平冷笑道：“现在中央组织部门的领导同志本身就不那么干净，许多问题是属于和 [ 四人帮 ]有牵连的事。依靠他们来落实干部政策显然是很困难了。”
  “你的意思是……”
  “选一个年富力强、作风正派、思想水平都比较高的同志到中央组织部去挂帅。”华国锋脱口而问：“你看谁合适?”
  “耀邦同志就可以胜任嘛。”
    邓小平的话音一落，叶剑英、李先念立刻答应，都在说胡耀邦的好话。
    汪东兴笑起来，事情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刚才的猜测。他们的确是早已预谋好了的，要不为什么这么步调一致、异口同声地集中到一个问题。政治局常委共五个人，他们已经占了多数。如果再继续讨论下去，很明显地对己方不利。他对胡耀邦已经有了很深刻的认识。他从心里讨厌那个对什么事情都爱夸夸其谈发表意见，而各种意见都和自己的想法背道而驰的人。
    在汪东必眼里，胡耀邦是个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的人。他不但看不起他汪东兴，而且也看不起华国锋。那天他到中央党校发表完讲话后，胡耀邦把他引到了自己的书房。胡耀邦指着自己书架上一排排的书，问道：“汪副主席看过马克思《资本论》吗？”汪东兴说：“没有。”他又问：“华主席看过吗？”汪东兴说；“我不知道。”胡耀邦脱口就说：“我看他也没有。他开口闭口就那么几句话，不像钻研过马克思原著的人。我认为，没有系统地钻研过几本马克思、列宁原著的人，很难完全从实质上掌握思想的精髓。光背几个条文和语录不行啊，要掌握理论的精髓和实质。”汪东兴认为胡耀邦是在戏弄自己，便冷冷地问道：“你看过几遍《资本论》胡耀邦毫不客气地说：“我看两三遍了，还没真正弄通，何况是根本没见过原著的人呢!建议汪副主席还是多看几本书啊！”
    汪东兴气得脸色通红，使胡耀邦马上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急忙改口道：“汪副主席，我刚才可是多喝了几杯酒，说话没谱了。说错了的地方，请您多多包涵。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谈谈读书体会罢了。”
    虽然汪东兴没再说什么，但他对胡耀邦的印象已极糟糕。只是此刻不便说出来罢了。
  “我看中央组织部部长的人选还是慎重些好。”汪东兴说，“起码应该在政治局会议上谈一谈，现在决定是否太匆忙了些？”
    叶剑英不紧不慢地拉长声调说：“研究问题老那么拖泥带水可不成!什么时候了，还那么馒慢吞吞的，我们的四化建设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现在是非常时期，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办事应办干脆点。”
    叶剑荚的话依然有着很大的分量，立刻使汪东兴缄口不言了。
    李先念说：“就让胡耀邦干一下吧，不行再另换人。中央组织部和各地组织部负责落实党的干都政策，负责审查文化大革命中积压下来的那些申诉案，这点明确下来。一般的案子由他们和各级组织部门决定，重大案子由他们查后提交常委讨论，由集体负责。”
      “我同意先念的意见。不知华主席还有什么想法。”邓小平的眼睛对准了华国锋。华国锋考虑了一下，心中想起了那天吴德和自己的谈话，不由得动了心思，他认为，复查文化大革命中整干部的申诉案件，落实老干部政策，解放一大批被整的干部，尤其是那些在全国有影响的人和事，是一件很难落实好的工作。弄得不好，就会骑在虎背上，坐也不是，下也不是。如果迁就整人的人，挨整的岂不又要没完没了地告状?要办的事这么多，如果陷到里面去，不是犯 [ 左 ]的错误，就是犯右的错误。这个包袱就让他胡耀邦背去吧。想到这里，华国锋说：“既然多数同志主张让胡耀邦同志出任中央组织部长，那我就尊重同志们的戆见，让耀邦同志接手干吧。而且由中央和他谈话后立即上任，努力在极短时间干出成绩来。”临结束时，又强调：“中央组织部不能拖了五届人大的后腿，要保证五届人大如期举行。”
    汪东兴听了华国锋的表态，心里“搁登”一下，觉得十份纳闷：华国锋今天是怎么了，怎么能轻而易举地把一个如此重要的职务让给一个政治上很不可靠的人呢?散会的时候，他才在华国锋跟前重重地“唉”了一声。
    正像华国锋估计的那样，胡耀邦在接受中央任命时，表现得很勉强。
    本来华国锋把谈话的事推给了邓小平和汪东兴，但邓小平非要要求他出面，说：“组织部长的人还是个大事，过去是毛主席亲自掌握着，你不出面可是名不正、言不顺啊！”华国锋推拖了几次，到底还是让邓小平把他给“请”出来了。
    “从我的性格和能力来看，让我搞宣传工作合适些。”胡耀邦坦诚地说：“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我恐怕搞不好。建议中央另选一位各方面都比我强的同志担任吧。”
    人们常常以为，所有的政治家，即使是素质和能力都很差的人在接受权力的任命时，都会在同事和上司面前使用温和的语言和有礼貌的举动，但胡耀邦却一反常态，对这个任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和感激。他说：“我当组织部长也可以，就要真正本着对党负责的态度，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称职的干部就要坚决撤换，合格的干部就要大胆地用。在我自己的权限范圈内我要说了算。我负责审查的结论，如果上级领导驳不倒、推不翻就要产生效力，我不能干那种例行公事、别人决定让我只是办办手续的应付活儿！”
    华国锋不像原先那副慢吞吞的样子。私下里，他对胡耀邦也说了许多不信任的话。但现在他决心把这碗烫手的肉菜推出去，让他在最关键、最敏感、最容易两头不讨好的问题上犯难。再过几个月，也许局势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眼下，他不得不为此忍下这口气。他说：“中央既然让你出任这个职务，你当然可以在你的权限范围内放手大胆干。”
    “听到了吧！”邓小平接着说：“华主席明确地表了态，这也是中央的立场，让你有职有权地干番革命。中央把复查文化大革命中干部申诉冤情的任务交给组织部，这可是一件历史性的使命啊！”
  “既然中央决定让我干，我也只好服从了。我会按照党和人民的利益把工作干好的，我对历史要负责。”
    汪东兴虽然在场，但他没有说一句话。他又发现了胡耀邦的一个特点：这家伙一旦决定要干一件事，是会玩命的。你看看刚才他还犹豫不决，甚至想推掉别人争不到手的美差，可一旦当中央答应了他的条件后，他便露出了豁出去干一番大事业的劲头。这反而更使汪东兴暗暗担心了，他不知道这个浑身上下像一团火球的小个子，又会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来。他知道，反正他不是一个安份人。
    而这一点，正是华国锋需要的；也是邓小平要求的，前者出于放长线钓大鱼，后者是始于扭转乾坤的历史努力。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一日，胡耀邦正式上任。
    上任的第一个会上，他就把解放老干部，让他们重新站出来工作放在首要研究的议程上。他手边放着几个被关至今没有平反的老干部的案子，站起来说：“包龙图之所以得人心，就是因为他敢于惩办坏人，敢于平反冤狱。你们有这种气魄吗？”
    他见没有人敢答应，就把手一挥：“我来这里是准备为真理献身的。你们谁没有这个勇气，不敢得罪帮派人物，不敢为受冤的干部和群众作主。你们提出来，我向中央要求，把你们从我手下调走。”
    这一下，参加会议的一部分人坐不住了。
    胡耀邦大声说：“党和国家把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历史使命摆在了我们面前，正是用人用干部之际，有些同志把许多在战争年代就立下丰功伟绩的老干部、好同志长期抛在那里不管不问，还让他们遭受冤屈，请问这是什么用心，这是什么作风！”与会者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原来那种死气沉沉的局面变得热气腾腾了。
  “许多案子不是我们不办，而是不好办啊！有些毛主席、周总理、康老、谢富治，逐有其他中央首长和国办批的案子，我们怎么好推翻呢？”
  “粉碎 [ 四人帮 ] 后，华主席以及党中央也发过文件，对有些案子明确表示过不能动，让我们注意维护党的威信。”
  “我们有我们的难处啦。”
  “如果不照中央首长说的办，出了问题谁负责？”
    与会者七嘴八舌说起来。
    胡耀邦的脸涨红了，鼻尖上也沁出汗珠子，只见他又端起茶杯咕噜咕噜喝了几口水，把桌子一拍大声说：“只要你们是照我说的原则办的，出了一切事我负责，与你们无关。这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管对谁的结论，凡是不正确的决定，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准的，都要改正过来。”
    这下，会议室里立刻响起了由衷的掌声。
    可以看出，广大干部心里看得很清楚，也早就对极左那套作法心怀不满了。只是在层层高压之下大家敢怒而不敢言。如果有人敢为他们撑腰，他们的积极性早就发挥出来了。

    很短的一段时间里那些搁置了许多年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一批又一批受冤的干部重新站了出来，那些惨遭迫害的老革命、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获得平反昭雪的决定后，激动得连说话都发颤，一声接着一声地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胡耀邦也受到了这批老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称颂他是“胡青天”但是还有一批在全国全党具有重大影响的案子就不是他所能解决的。他知道，这些案子不但要经过政治局讨论，有的还要由中央全会决定。
    他感到为难了。
    他给邓小平挂了两次电话，要求向他汇报平反冤假错案中几个带有重大全局问题，秘书挡驾了。秘书告诉他：“小平同志正在出席常委会议，这个会议同样很复杂，矛盾也多，希望你耐心等两天，到时候小平同志会亲自找你的。”
    没办法，胡耀邦只好耐心等待。
    事实上，就在等待的这几天里，他已经想好了一直索绕在他脑海里面很久的这件大案。正是由于这一大冤案的发生，才导致了一连串的冤假错案；这一冤案的彻底平反，将会给平反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一连串冤假错案铺平道路。他认为，数不清的矛盾中，这是一个年代虽久，但是牵扯大局的主要矛盾。抓这个矛盾，显然是要担负一定的风险的。而他，早己豁出去了。
    当然，他不知道，就在他亲自抓解放干部、平反冤假错案时，邓小平正和叶剑英等人密切配合，给军队的、他称之为“肿瘤”的问题作“大手术”。邓小平很清楚抓住枪杆子的极端重要，始终密切地关注着军队的每个细微变化。表面上看，似乎他正主持制定类似《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守国家军事机密条例》、《关于加速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决定》、《关于军队编制制度的调整方案》等文件，实际上是把重心放在了军队领导班子的配备上。一大批过去他的老部下被提拔重用。安插到了关键性的岗位上。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中旬开始的军委全体会议，邓小平和叶剑英采取了把华国锋“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策略，始终让他摸不着实质性的问题。
    十二月十八日，邓小平在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才是他的心里话。他说；“现在大军区、军队中的领导干部，已经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交换，除了个别外，也要稳定一个时期。这次会议后，就要亲手调整军师级干部。在总政治部领导下，各大军区、军兵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办好。这里讲的军师级干部，不单是战斗部队的军师干部，还有总部、军兵中，和大军区的军师级干部。调整这两级班子时，要特别注意政治机关的干部部门，要选一些好同志，选作风正派、不信邪的人，敢于想问题，讲问题的人。调整时，还要注意配好这些部门的领导骨干，发挥职能机构的作用。”当然，他所说的“作风正派、不信邪”的标准，有着他特定的内容。
    讲到气愤处，他使劲拍了桌子。
    “一九七五年要调一批人出去，这些人就是不走，还有个理由：你要我走，先把是非弄清楚。不服从命令，他还'理直气壮’，还像很有'道理’。对这种人，不管三七二十一，要他先执行命令，先走了再说。对不执行命令的，不走的，赶!有的开除军籍，有的降级，要执行纪律，如果军队连这一条都办不到，还叫什么军队！”
    这话显然是给这次整顿军队说的。
    同毛泽东的策略一样，邓小平在抓军队的时候，也不断地释放战斗的气氛，好像战争随时都有发生的危险。他说：“总之，仗总可能有一天要打起来。我们绝不能浪费时间，要加紧备战工作，特别是要训练干部学会指挥现代战争。这一点我们可要有自知之明。指挥现代战争，随着我们装备的现代化，我们的干部包括在座的老同志，指挥能力够不够?不要以为我们过去打了很多漂亮仗，立了很多战功，就觉得自己行。新的武器装备一来，行不行呀？懂不懂呀?发挥能力够不够呀?就是自己行，下面的人行不行呀?你不训练，就是不行。”
    邓小平摆出了一副真心实意抓军队建设的样子，其用意深深地隐藏起来。
     
    二十四、为彭德怀平反耀邦上书 劝华国锋明智剑英施压

   一九七八年的元旦一过，邓小平召见胡耀邦，听取复查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整干部的汇报。
    胡耀邦已经拿出了一份足以使政治局多数人撑目结舌的报告。
    他声音低沉而又斩钉截铁地对邓小平说：“发生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这一冤案，是毛泽东同志走上全面左倾道路的开始。”
    邓小平脸色骤变：“你要给彭德怀平反？”
    胡耀邦肯定地点点头：“事实证明，彭德怀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所提出的一系列意见是正确的。而毛泽东和党中央强加在彭德怀同志头上的一连串罪名，都根本不能成立，早应该推翻了。”
    邓小平暗暗佩服胡耀邦的勇气。
    “事实上，彭德怀的大冤案是文化大革命一系列的冤案的先河。”胡耀邦拿出他的报告来，侃侃而谈：“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就是由于所谓的彭德怀翻案的《海瑞罢官》。而事实上完全虚构的为彭德怀翻案的。这正是毛泽东同志办了假案而心虚胆怯，不敢勇于承认错误，而又要压制党内说真话的倾向的神经过敏表现。毛泽东同志这种自己无理和所犯的错误，恰恰被林彪、江青，还有另外一些人巧妙地利用了，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段悲剧。”
    “你不要着急，咱们慢慢地谈，把你的想法统统说出来。”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汇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指示秘书不准任何人干涉他们现在的谈话。
  “为了说清彭德怀冤案的来龙去脉，我们当然要对他的历史有个全面的了解。”
    其实，邓小平对他最了解不过了。
    身材魁梧结实，长得威严而又憨厚的彭德怀，和毛泽东是同乡，比他小五岁。大革命时期彭德怀在国民革命军任营长，团长。大革命失败后，他坚持反对国民党新军阀，在军队里秘密组织士兵委员会，支持工会、农会和学生会的革命活动。一九二八年四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七月领导了平江起义，成立红军第五军，开辟了湘鄂赣根据地。十一月率红五军到井冈山，坚持井冈山斗争，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又参与指挥了红军东征。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协助朱德率领八路军挺进敌后，开辟了华北广大的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冠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贯彻军委战略决策，率部英勇奋战，消灭了蒋介石的胡宗南军队，解放了大西北。建国后，他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入朝作战，凯旋归来后又荣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的职务。
    彭德怀曾是全党全军公认的战将和功臣。
    胡耀邦说；“导致彭德怀这位功臣向祸首转变，仅仅是一封同毛泽东同志持相反意见的信。而这封信的观点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来看，正确的是彭德怀同志，犯了错误的恰恰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因为，从一九五七年反右开始，毛泽东同志就产生了左的倾向。而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使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比如毛泽东同志要求一九五八年钢产量要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设想一九五九年超过三千万吨，一九六二年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各协作区浮夸风越刮越烈。”
    胡耀邦继续说：“毛泽东同志也艰快发现了那个时期的错误。从一九五八年冬到一九五九年七月，毛泽东同志为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多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制定了系列方针政策。并采取许多具体措施。正是他批评
    [ 共产风 ] ，强调要 [ 压缩空气 ] ，当然他提出的一系列基本看法，是在肯定 [ 大跃进 ]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进行的。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央在江西省庐山连续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本来是纠正党内 [ 左 ] 的倾向的会议。”
  “是的，这完全符合当时毛泽东同志的想法。”邓小平不断点首称是。
    “现在看来”，胡耀邦拿出准备好的报告看了看，慎重其事地说：“彭德怀同志显然对会议讨论中一些同志谈话，不愿多谈缺点和教训的现象不满，又听说会议初步安排到七月十五日为止，担心匆忙结束，于是在七月十四日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从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义务上说，本来都是无可非议的，是完全合法的。”
    邓小平感叹地说：“作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不容易呀，付出了多少年的血的代价。”
    “我们再看看彭德怀同志的信的内容究竟对不对。”胡耀邦说：“彭德怀同志的信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肯定一九五八年成绩，他列举了工农业生产增长的统计数字；认为农村公社化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经过一系列会议基本上已经得到纠正。在写到全民炼钢铁时，他说：[
    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赔补二十余亿元)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你看彭德怀同志分析得不是极有道理吗？”
    邓小平笑道；“毛泽东同志对他的这段话可生气呢，说他是对党进行 [ 讽刺 ] ，是[ 非常巧妙的 ]
    。我凭心而论，也认为彭德怀同志是在讽刺党。这说明，认识一个真理，是需要一个过程嘛。”
    胡耀邦继续说：“彭德怀同志信的第二部分是强调 [ 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 ，他认为：[
    现在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对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业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
    他还认为：[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汁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地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
    同时，[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 他重点说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邓小平似乎很熟悉这封信的内容，他接着说：“他认为，一是浮夸风较普遍地滋长起来了，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见之于报章，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第二是什么来着？”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胡耀邦提醒道：“他认为这一条最容易我们犯 [ 左 ] 的错误。”
  “先见之明!”邓小平连声说：“就凭彭德的怀同志的这封信的观点，我就佩他的确了不起，不愧是一位有远见卓越的政治军事家。”
    胡耀邦说：“彭德怀同志为了使毛泽东同志易于接受他的观点，还这样写道：[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在思想方法上，[ 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糸等同起来……] ”
    “你看，喜德怀同志总结得多么深刻。”邓小平拍着大腿说：“如果那个时候，毛主席多点民主，虚心接受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也许我们党也不至于走那么多的弯路，也会出现党内如此惨重的悲剧。”
    胡耀邦接着说：“所以，我通过复查彭德怀同志的案子，悟到了许多真理。也正是透过这么多正反两方面的教训，我才感到了彭德怀伟大，在他身上的确有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凛然正气。他早在五九年的这封信中就指出：[
    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纠正右保守思想还要困难，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的。] 在信的结尾，彭德怀同志写道：[
    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追究个人责任，否则，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
    这说明彭德怀同志完全不是什么个人的野心和目的，况且他的信是写给毛泽东同志作 [ 参考 ] ，并非在党内公开搞煽动。所以，给彭德怀同志定成
    [ 反党 ] 的性质，根本就是错误到了顶点。”
    邓小平回答：“对彭德怀同志的其他问题，他们复查过了吗？”
    “彭德环同志在小组发言中，是说过不少意见，但观点和信中的完全一致。至于某些用语不当、情绪偏激之处，这不是重要的，关键是他的意见．完全正确。”胡耀邦说：“是毛泽东同志于七月十六日把信件发给与会全体同志。引起了全会的讨论。所以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这些人发表意见支持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这下惹下了滔天大祸。毛泽东同志于七月二十三日，在大会上逐条批判彭德怀同志的意见，立刻在全党形成了一致舆论，即彭德怀同志犯了右倾反党的错误。到八月二日，党中央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即开展所谓
    [ 路线斗争 ] ，为彭德怀 [ 反党集团的分裂活动 ]
    定基调，于是，会议扯出了彭德怀同志在历史上早已得到正确解决的旧账，实行老账新账一起算，甚至无中生有地说他是和苏修搞 [ 里通外国 ]
    ，从而把问题的性质搞的越来越复杂。”
    邓小平又问：“所有当事人的申诉都有了吗？”
    “除了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已含冤逝世外，其他人的申诉都有。特别是黄克诚同志，我和他谈了几次，都谈得很好。彭德怀一案，株连了相当一批老同志。如洪学智、习仲勋等同志，都为此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
 
    “洪学智这个人不简单哪。”邓小平说：“他今年也六十五岁了吧?是河南人，出身很贫苦，自幼失去父母，是抗大毕业的军人。他有实际作战经验，指挥能力很强，由一个普通士兵一直升到司令员，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哟。他也是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唉，一个彭德怀使他受了二十多年的苦。比我们受的罪还多。”
  “所以，通过给彭德怀同志冤案平反，可能解放一大批干部。”胡耀邦说：“我是下一了决心的，一定要为此案的平反奋斗不息。”
    邓小平两手叉着腰，站起来：“我支持你的作法，我也和你一块儿奋斗，不过，不要小看了这码事，阻力不小呢。”他想了一想，笑了：“你们也给他们来个试探性气球吧。你先给政治局写个报告或材料，看看华国锋他们怎样对待。这样，我们有针对性地做工作。”
    《关于为彭德怀同志平反的意见》送到华国锋案头时，他正忙于审读即将于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五日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各项条件。
    他心里暗暗吃惊，他无论如何也不敢想像胡耀邦敢在这样的条件下公开写出材料，明目张胆地为批判了近二十年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彭德怀翻案。他早就听到过类似议论，但是，公开打出此旗帜的，竟是上任不久的中央组织部长。
    这还了得吗?
    他也可以猜到，胡耀邦之所以这么干，肯定收集了一批材料，而任何搞翻案的人都会振振有词地列举出一连串理由的。他听得太多了。如果只听他们的，他们几乎没有一点错!而如果依了他们，中国的政局将会出现什么后果?他都有些毛骨悚然了。
    这时，汪东兴和吴德、陈永贵、纪登奎奉命来汇报五届人大组织情况。华国锋把这份材料甩给了他们。好一阵，他们都没有说话。陈永贵闭上眼睛一个劲地摇头，陌生而又气愤的神情在他们每个的人脸上游移着；吴德的胡须刮得精光，发红的眼球忽而闪出亮光，忽而又呈现无精打采的神色。连汪东兴都蜷缩着身子坐在那里闭目养神，好像他们已经抵御不住北极的寒气。凡个人脸上的皱纹都活脱脱地暴露无遗。
  “你们怎么不说话了呢？”华国锋问。
    吴德叹口气：“说又顶什么用呢？我们过去说了那么多话，结果不是都被人家一个个否定了吗？现在他们得陇望蜀，翻案的口气越来越大，简直要把建国以来党史翻个底朝天。我看，迟早有一天，我们也要被人家打翻在地，不信走着瞧。”
      “不要说那些丧气话！”华国锋略微不满地凝视着对面这三个人的双眼。除了陈永贵外，好像他俩都像阴天的星星那样惨淡无光，他火了：“人家只是提意见，我们也可以发表意见嘛；像这样下去，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就被他们丢掉了!这一次，无论如何要捍卫毛主席的旗帜。”
    汪东兴的脸上泛出红光：“好，华主席，大家就等着你发话昵。说老实话，你本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最高统帅，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直接影响着我们的士气。在我们严峻的关头，你不发令谁敢说什么?这回应该给他们来点硬的了，不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再也没有退路，只能去见祖宗了。”
    陈永贵叫起来：“就是撤我的职，罢我的官，拚上回虎头山当农民去，也不能给彭德怀那些坏蛋平反！像胡耀邦这样下去，说不定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帽子还要给他摘掉呢！”
    “胡耀邦算什么东西，他身后有人。”吴德说：“他到中央组织都才几天，成千上万个叛徒、特务、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问题都让他一风吹了。有些案子都是我亲自定的，内查外调，费了好多年的功夫才定了性。我敢说，那些案子能经得起一千年历史的考验。但是，前几天我听人说，那几个案子都被他平反了。我就不相信我们的材料都经不起推敲。我就不相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水平也没有他们高，我就不相信人民群众看不出他们的真实用意！只不过时机不成熟罢了。”
    “什么时机，关键是华主席愿意不愿意率领全党和他们展开斗争。”汪东兴说：“只要坚持斗争，把盖子揭开，我相信他们都得统统完蛋，人民群众肯定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一提“斗争”，华国锋的心猛地抽了一下，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他想起了每次路线斗争后都有一批人失魂落魄，甚至妻离子散、身败名裂。就连曾经耀武杨威的江青，张春桥等人，不是现在囚禁到牢房里也是一筹莫展吗?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的结局有时很难预料，一旦自己惨败，那是完全不堪设想的。现在，自己功成名就，全党拥戴，就连邓小平、胡耀邦及其所有要求平反的人，也不过是向自己申诉，请求给予宽大或出路而已。换句话来说，人处困境厄运时，都企图能解除黑暗，换来光明。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平反的路，也可能事情会向相反的方面转化。想到这里，他的态度又变了。
    “大家不要激动，要沉住气嘛。”华国锋把那份意见书往桌子上一扔，似乎很蔑视地说：“现在还没到公开摊牌的时候，你们还可以继续观察，继续等待嘛。我看大家还是先集中精力把五届人大的事办好，类似这种问题放在人大会议后解决。”
    汪东兴点点头，轻声说：“就照华主席的意见办吧。”他心里完全意识到华国锋此刻并不想把盖子捅开，因为那样一来，预定的工作计划就会全部泡汤。
    也许，双方都在抑制着自己的感情。
    根据政治局员员们交换的意见，吴德汇报说：“大家一致同意华主席继续担任第五届全国人大的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的人选还是：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纪登奎、余秋里、陈锡联、耿飚、陈永贵、王震、谷牧、康世恩和陈慕华。”
    华国锋问；“你还是人大副委员长?”
    吴德说：“大家提议我还继续干。选上选不上是另一回事了。”
  “当然要选上，中央还要做工作嘛。”华国锋说：“我们并不是要搞宗派活动，而是要从全党全国人民利益出发来决定人事安排。”
    汪东兴说：“通过这次党代会，我已经看出有些人是一直想做文章的。比如这次征询意见，小平同志一直要求把陈云同志和谭震林同志作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们本来已经不能工作了嘛，何必硬要凑数。”
    华国锋说：“凑数就凑数吧，人大方面的人事安排多一个少一个都问题不大。反正真正办事的还是吴德这些同志们嘛。比如让小平同志担任五届全国政协主席，我就很同意，让他们发挥发挥作用，有什么不好呢?只要不是想从根本上把人们打倒，我们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这也是区别好心、坏心的一个标准吧。”
    汇报结束后，汪东兴、吴德、陈永贯都陆续离开总理办公室。华国锋打开议事日程簿，看了看他一天的活动基本完成，就把身子往后一伸，又想起胡耀邦给自己的材料来。
    他把目光从他身前自己用的笔记本上抬起来。从粉碎江青集团一年半的时间中，他已竭尽全力为自己的国家继续沿着毛泽东指出的革命航线向前进，然而又使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定的系列重大案件保持在最低限度。他认为，他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作了些闻所未闻，在过去看来是难以容忍的让步，否则他自己的统治和地位就没法巩固。
    在此问题上，他和他的女儿小莉有过讨论，小莉的话显然启发了他：“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时，列宁也向德国作过让步，让出了俄罗斯的一大块领土，为的是分化帝自主义内部团结，巩固新生的政权。”
  “真的！”华国锋惊喜地问。
    女儿拿出了列宁的原著给他看，华国锋放心了。不管怎么说，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家们是不反对妥协和让步的，只要能巩固住手中的权力，原则问题也可以灵活运用嘛。关键是不要让公众看出他本人脱离马克恩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雷池太远就行。
    彭德怀的问题太敏感了。一定得让他们不要再提此事才好。想到这里，他决定给胡耀邦打个电活。
    接话筒的正是那位血气方刚的中央组织部长：“噢?是华主席啊！想不到你工作那么忙还顾上给我打电话，有什么指示吗？”
    “你关于给彭德怀同志平反的意见我看过了。”华国锋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说：“这个意见提的显然不是时候，党中央下一步的总任务是进一步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阶级斗、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你的兴趣到还是放在折腾历史老账上了吗?我看是不好的嘛。我劝你还是不要再提这类意见了，着眼点放在未来嘛。”
 
    “正因为我们从未来考虑，我才下决心平反冤假错案。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全调动起来。要知道，彭德怀一案，压制了好多老同志的积极性呢。我在看黄克诚、习仲勋、洪学智等同志的申诉材料时，直掉眼泪啊。”
  “耀邦同志，不能感情用事，也不能头脑脑发热。你现在地位不同了，直接掌管干部的生杀大权，所以处理问题一定要慎重。”
  “我考虑了很久，才决定给中央写这个意见。”
    “你只看到了问题一方面，还应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嘛。”华国锋说：“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问题，毛主席不只写了一篇，而是写了很多的光辉著作，认为同他的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七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毛主席这么说过的。所以，现在你提出这一个意见，全党会怎样看我们呢？”
   “华主席，我正是认为毛泽东同志把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于一九五九年又进一步引伸到党内，而且，他在关予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都犯了错误，所以才一定要提这个意见。”
    “什么？”华国锋震怒了：“你怎么能产生这样的极端的认识?耀邦同志，我希望你能改变观点，这样下去是危险的。我不愿意看到你离党的路线越来越远。”
    “华主席，我倒是希望你能接受我的意见，如果说我们之间有差距的话。”话筒里传来胡耀邦的笑声：“我盼望缩短这种差距。通过党内民主讨论的方式，我相信我们的愿望是能够实现的。”
    华国锋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看来，他不能用理论的武器回报自己的对手，也不能用党内纪律的措施来压制这位很有势力的政治家。他忽然感到自己原来很软弱。过去他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不知怎么搞的，他一下倒觉得自己矮了半截了。
    他不知道，小小的胡耀邦，为什么敢用这种语言来同自己谈活！要不是考虑到五届全国人大的召开，他也许真会对着话筒大骂一顿，他终于耐住了。
    “耀邦同志，我衷心地希望你还是从大局出发，考虑安定团结的大局。”华国锋的声音已经带有哀求之味。“我们党内一部分同志，已经对你，对中组部的同志有了意见，你们在查案子中已经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体现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的原则。也不需要更多的解释。你相信一点，我说这么多话，都是为了你好。”
    说完，华国锋就把电话放了。
    胡耀邦不禁苦苦地一笑。
    一位中央组织部长同党中央主席产生了严重分歧，怎么能不需要讨论？看来自己除了从理论上实践上说明自己的意见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以外，也再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选择。当然这样的选择是有风险的。好在党的十一大以后，党内的风气和民主有了好的开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在成为全党的共识。他只有通过这样的选择来澄清一个有待中央集体裁决的问题了。
    华国锋不愿把他和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矛盾公开。相反却极力掩饰这种分歧。这倒不是出于维护党的团结这样一种崇高的目的，而是担心使自已失掉一批老干部的支持。他知道，在中央邓小平和胡耀邦已经赢得了绝大多数老同志的信任。尤其刚站出来不久准备重新工作的人，都把邓小平和胡耀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桂。而自己，却没在这种权势。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自己同他们的分歧暴露出来，受损害的只能是自己。
    是的，中央最高层的这种矛盾对广大人民来说，完全被蒙在鼓里。当中央政治局的五名常委集体出现在大庭广众场合之下时，都笑语盈盈，一片和谐，太平景象。即使在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八日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五届一次会议和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五日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上，也是密不透风，笼露着虚假的团结和表面热烈的气氛。
    他在接见几个省、市的代表团时，显得信心十足地说：“现在，我们实现新时期的转变有个首要的好条件，这就是：党中央空前团结，有史以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齐心协力，步调一致地为四化奋斗不息。同志们，有了这个条件我们还怕什么困难呢?什么也不怕了!我们一定能够在本世纪末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同志们甩开膀子，准备大干吧！”
    他在会议上代表国务院作了《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工作报告，除了大讲大好形势外，还提出了他早已宣传了好久的那个十年规划，决心到一九八五年前要建设一百二十个大项目。
    对于华国锋报告，全体代表没有提出一句不同意见，相反是异口同声大加喝采，一致通过《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会议听取了叶剑英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整个会议完全按照二月十日至二十三日在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二中全会的决议，顺利进行了选举：叶剑英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继续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
    会议期间，华国锋和叶剑英进行了一次长达两个小时的谈活。
    华国锋说：“我建议从现在起全党停止一切形式的争论，全力抓经济工作，大干四化建设，不这样我们就没法向全党全国人民交代。打倒 [ 四人帮] 了，大家都想好好地抓纲治国，建设祖国。”
      “我同意你的意见。”叶剑英老持沉稳地坐在那里，就像至尊的活佛：“我和小平、先念、陈云这些同志都支持你，你就放手大干吧。不要有什么顾虑，大家畅所欲言，对的就坚持，不对的拉倒，谁也不记谁。用这种民主的办法统一我们的思想，团结全党实现党的总路线。”
      “别的我倒不担一心，就是害怕有人利用平反冤假错案之机，否定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这样下去，会使我们在全国陷入被动局面。所以我主张采取谨慎的态度，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解决一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重大案件。”
  “你这个态度也很好，比较稳妥。开个会议，把你的想法跟大家说一说，统一起来，这样才能步调一致嘛。”
      “耀邦同志担任中组部长以来，虽然有成绩，但问题不少。最近又提出给彭德怀平反的意见，我认为这个主张太急了，政治上会起很不好的效果。”华国锋忧心忡忡地说：“如果彭德怀平了反，毛主席的旗帜就算吹了一半了。”
  “何以见得？”
  “彭德怀是我们党内第八次路线斗争中错误路线的头子，他如果平了反，还怎么能谈得上维护毛主席?”
    叶剑英笑了笑，那双捉摸不定的眼睛在他身上瞅了又瞅，最后闭上眼睛沉思了一会才说：“既然党内在一些历史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我看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坐下来，大家平心静气地研究一下历史材料，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下，展开讨论。我主张这样的讨论应该是民主的、平等的，谁也不应强加于谁，最后求得统一。如果一时取不得一致意见也没关系，可以继续等待。什么时候意见一致了，大家再一起作决定。你看好不好呀!”
    华国锋一听叶剑英这番话，立刻浑身上下凉透了。看来，这位他十分敬重的老革命家，也完全采取了和邓小平、胡耀邦相似的立场，或者说，一旦当他和他们发生冲突的话，他未必能站在自己的一边。而这种冲突，或晚或早总会发生的。政治家在斗争中如果缺乏必要的保护，经历的事件又过于危险，那很少有人敢作出果断的决断。现在，如果他要失去叶剑英的话，那……
    他不敢，或者说是不愿意再想下去了。
    “国锋同志，”叶剑英轻轻地说：“你现在身为一国之主，考虑问题应该多从人民利益出发，多给老同志作点好事。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那些老同志，历史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如果你帮助他们走条活路，他们会一辈子感恩戴德，忠心耿耿地为你拚命工作。如果在他们临见马克思的时候，还和他们斤斤计较，会失掉人心啊！从另一个角度上看，[
    四人帮 ] 之所以垮台，是由于他们和大多数人作对，他们的对立面太多了，如果你能把人心收回来，岂不更好吗?”
  “是的，所以你才得到了许多老干部们的拥护，他们坚决支持你，把你作为他们的依靠和救星。”
    叶剑英说到这里，突然气喘起来，华国锋忍不住走上去给他轻轻地捶背，但是，叶剑英轻轻地推开了他：“现在，是党和国家继往并来的关键时刻，你要大事情清楚，小事糊涂，大可不必在一些历史旧账上和老同志们纠缠。你还记得一九七五年二月份，毛主席和周总理毅然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人员一律宽大释放，宣布给予公民权，并由有关部门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以适当安置。这种无产阶级的博大的胸怀，正是我们有力量的表示啊!”
    华国锋闪过一丝狐疑：这能简单地类比吗?他没把这种疑问表现出来，反而点点头说：“叶帅不愧是经验丰富的老革命，考虑问题就是胜人一筹。”
       
    二十五、胡耀邦筹划主攻凡是 众秀才修改批判文章
     
    邓小平拿定主意要在一九七八年做几件轰动全国、全世界的大事，以便打破笼罩在全国的那种“两个凡是”的阴影。
    他对胡耀邦等人交底说：“中国要想实现拔乱反正的使命，不冒风险扎扎实实干几件漂亮事，那就震撼不了死气沉沉的政治局面。”
    他建议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作出《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又竭力推动政治局开会批准这个报告。
    政治局讨论时，一部分人忧心忡忡，提出了不少责难，邓小平很烦躁，不断地走出会议室，仰天长叹，至于为什么，他自己根本说不清，也许是为了呼吸一下北京早春的新鲜空气，暂时摆脱一下狭小的会议室里没完没了的闷气。他走出内廊扶着那棵百年老松连做两个深呼吸，傍晚的夜空漠然置之，任其自然。然后他又返回会议室，皱着眉听完了那几个人的发言，他对他们感到迷惑不解，捉摸不定。
    其实，他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一九五七年在全国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有一股势力、一般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的，反击这股思潮完全必要。但错误在于扩大化。在这场斗争中，全国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有四十五万人，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四年先后五批摘掉约三十余万右派分子的帽子。《请示报告》提出对剩下十万多名右派，现在全部摘掉的条件已经成熟。”
    说服个别人颇费一番口舌，因为刚刚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那里面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谴责言犹在耳。但邓小平毕竟是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清楚地知道，通过这份报告的意义在于影响，而不是要追究什么人的责任，况且政治局的人大都曾以不同身份参加了反右斗争。他自己就说；“我也曾是反右的积极分子，但我今天也很积极地主张给他们摘帽子，道理很简单，这样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利于同心同德地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
    最后这几句话，打动了华国锋的心。
    这个关键人物的首肯，使讨论急转直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两部的报告。决定见之于报端后，立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新闻媒介还是社会舆论，都认为这件事是邓小平造成的，人们把四月五日中共批准两部的报告和邓小平三月十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讲话结合起来，认为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来到了。在那个讲话里，他要求各级党委给科学技术工作者当好后勤，还说：“我就是他们的后勤部长。”
    所有这些，邓小平当然赢得了人心。
    这段时间里，他频繁地活动，常常抓住人们最为关心的迫切问题，给以肯定性的回答。
    在四月二十二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他大声呼喊：“我们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但学生应该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我们提倡学生尊敬师长，同时也提倡师长爱护学生。尊师爱生，教学相长，这是师生之间革命的同志式的关系。对于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大张旗鼓地予以表扬和奖励。”并且许诺要改善教职员工的生活待遇和提高他们的福利事业。
    在接见外国来宾和国事活动中，他也是不断强调：“我们承认自己的落后，眼下要接近当前世界科学技术水平不是很容易的事。我们不能闭关自守，我们只有善于学习才能迎头赶上去，”
    表面上看，邓小平精神抖擞，开朗乐观，完全是一副倾心力抓科技教育事业的样子，只有在最知心的老部下、老战友面前，他才露出满脸忧色。
    胡耀邦、王震来他家汇报一批文革大案的复查情况时，邓小平连声摇头：“不行啊，照这样下去无论如何要不得啊!华国锋开口闭口讲：[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种典型的教条主义、资本主义路线不破除，不批判，我们党和国家就不会有希望。”
    王震说：“这一段来，华国锋说得少了。”
    邓小平说：“实际工作中，他们始终是这么干的，尤其是那个汪东兴，还有吴德、陈永贵，一开口就是毛主席的话，好像毛泽东的每句话、每个字都是真理。现在是到了从理论上触动他们这个[ 禁区] 的时候了。”
    王震笑着说：“这里面处处有 [ 地雷 ] 啊!”
  “不怕，我来 [ 趟雷 ] ！”胡耀邦把袖子往后捋了捋说：“这一段，我一直准备写这么一篇文章，阐述一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问题，我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我们向自由王国迈进，面对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以华国锋为代表的一些人，完全是趟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现存的条文上，甚至拿现在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所以他们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我们没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不敢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永远到不了自由王国。所谓建设四化最终成为一句空话。”
    邓小平立刻拍着巴掌叫起来：“这篇文章立即定，正能够切中当前的时弊！发表出来后，我敢断定会得到全党的拥护。我看全国的倾向，人心思变。不投巨石打破思想领域的这滩死水，我们不会有出路。”
    王震悄声说：“我发现华国锋掌权，比毛泽东还厉害。这个人物要发展下去，也是搞个人迷信、搞神话的能手。我看了不少山西的材料，那里的宣传机构几乎把他捧到天上了，谁敢对他说个不字，就会招来横祸。”
    “唉呀，如果他真要羽毛丰满，还有我们的活路吗？”胡耀邦说：“自己捧起菩萨自己拜，自己做成绞索自己套，这是中国过去封建社会的教训。我们有时也会不自觉地走这条路，不断地重复历史的教训和错误。每当觉悟起来的时候，已经晚了。现在我们再也不能重蹈覆辙了。”
    邓小平感慨地说：“耀邦同志快成思想家了。我没想到，这些年来他真读了不少书，思想有了很大的飞跃。看来，你这个中央党校副校长没有白当啊！”
    “我不能白当！”胡耀邦说：“现在中央党校的民主空气很浓，我们还拿出过去那副'外行领导内行’的面孔去领导人家，谁会卖你的帐！所以，我给自己定了硬性任务，每天不读够两小时的书不准睡觉。这次我们党校办《理论动态》，我就明确指出了办刊方针：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我让他们在各地组织了几篇文章，其中有两篇写得不错。南京大学哲学系有个叫胡福明的讲师，早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份就给《理论动态》写来一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看到后让他们动手修改，我也帮他们出主意。我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 [ 左 ]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占主导地位。长期的革命斗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都是错误的。标准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我这么一讲，大家都同意我的观点，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也是唯一的，那就是实践。”
    邓小平变得兴奋起来，说：“毛泽东同志很善于抓思想舆论战线。他搞什么运动，总是舆论先行嘛。现在我们是不是也来个舆论先行呢?造个舆论嘛。”
    王震笑起来：“我记得，刚刚粉碎 [ 四人帮 ] 那年的十一月十八日，汪东兴同志在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上还说：[
    邓小平没什么了不起，他有什么本事，他哪能粉碎“四人帮”？他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我看他根本不行! ]
    我看，他也不再说那些糊涂话了。”
    王震提醒胡耀邦：“文章发表之前你要好好把关哪，不能让人抓住把柄。估计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它会成为检验一切是非的标准。”
    “看怎么说吧。”胡耀邦说，“严格来说，这种提法也是错误的，但从政治需要上讲，这又是必要的。我们的这种观点也需要不断地检验吧。”
    当然，他们没有想到，当这些参与决策中国政局的政治家们在商量这个重大课题时，《光明日报》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几个人也在讨论、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准备选择机会发表。
    这可以用四个字来恰当形容：不谋而合。
    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三日晚上，在《光明日报》总编辑办公室里，总编杨西光、最初写出文章的作者胡福明和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光明日报》哲学组的另外两人，就在一起研究修改文章的意见。胡福明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系，一九五八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后来又在南京大学任教。他对粉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以后的形势由衷地拥护。这篇文章由他修改后，基本的调子是批判“四人帮”的，他的稿子又由别人不断地修改，甚至许多段落都是另写另改主题。
    每次修改，都要打为小样，在光明日报理论部部分人员中传阅，征求意见。当时就有一个人公开表示：“观点我同意，但是不能发，发出去就会引起意想不到的后果。”
    党校参与修改的《理论动态》组的人心里明白：那些主张“两个凡是”的人肯定反对。只不过谁也不愿意挑明罢了。
    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杨西光等人根据党校《理论动态》组的意见，两次修改了他们的文章，这一次，文章从题目到内容都明确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别无其他标准。文章突出了邓小平关于完整的、全面的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观点，含蓄地批判了“两个凡是”。在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四十五年里，一直是根据实践检验《共产党宣言》时，加了这样的话：“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说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后来有人提醒他们这样写锋芒太露，于是又修改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说过的一切定论都是真理，也不认为自己作出的结论都不能改变。”
    文章的结尾部分还指出：“科学无禁区。凡是有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强调现在确有“禁区，有待于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来把它打破。”  
    “好，写的有勇气!”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高兴地对杨西光说：“我看了两遍，觉得理论逻辑上还差些，还可以修改，以便进一步提高突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杨西光说：“还可以修改。我建议文章定稿后，先在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见报。”
      “可以。凡在《理沦动态》上发表的文章，都要经过胡耀邦同志审阅。他对这个〈理论动态〉很关心也很重视。我们的许多观点实际上就是他的观点。”吴江说：“等我把这个意见报告耀邦同志后，再作决定。”
    胡耀邦正在情绪高涨之时，马上答应道：“好，就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可以避免再送汪东兴审查。让他审就坏了，非枪毙不可。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还隐含文章出自某权威人士之手，容易引起注意。你们写好定稿后，我再审阅一遍。”
　  “同 [ 两个凡是 ] 派的斗争，也得讲究艺术呢。”胡耀邦说：“要准备们发难。最好里面加两句华国锋的话，你们有没有啊？”
    “有，我们在《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这节里，用了他的一句话，是这样写的：'正如华主席所指出的：'毛主席从来对思想理论问题采取极其严肃和慎重的态度，他总是要让他的文章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的考验以后再编他的专集。’”
    胡耀邦点点头：“好，引这一条可以了，也别太突出他。不然就取不到文章应有效果。”
  “有人担心文章发表后会出现乱子。”
  “乱子怕什么?关键看真理。不敢为真理而斗争还叫什么共产党员?我看干脆让他退党算了!”
  “我让杨西光同志再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联系一下，等《光明日报》发表后，其他报纸第二天转载，新华社发通稿。”
  “他们答应了吗？”
  “还没回话。”
  “这好办，我跟罗瑞卿同志打个招呼，要他指示军报发就得了。你们放心，到时候会有重要人物支持你们的。”
  “我准备再好好修改一下。”
  “对，一定要把文章改好，注意突出这样一种观点：[ 四人帮
    ]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鼓吹种种唯心论的先验论，都要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们炮制 [ 天才论 ]
    捏造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黑线专政’论，伪造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就成走资派的规律，胡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石’的谬论，虚构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无稽之谈，等等。”胡耀邦扳着指头说：“所有这些，都曾经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理论，谁反对，就会被扣上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但是，这些五花八门的谬论，根本经不起革命实践的检验，他们连同'四人帮’另立的[ 真理标准 ]，一个个都像肥皂泡那样很快破灭。这个事实雄辩的说明，他们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尔思想的[ 权威 ] 自居，实践证明他们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骗子。这样写，可以举一反三，使读者产生更大的联想。”
    于是，吴江回去把胡耀邦的意见向《理论动态》组的人作了传达，他们以此又作了一次修改和润色。
    这次，连同以往的几次，已经是第九遍在改动了。而且这一次作的文字删改是最多的。约有一半以上的段落是改写和重新调整过的。文章还加了小标题，使之中心突出。再加的最后一段中，特意提到了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确定了全党，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以便能够让更多的人无懈可击。
    吴江等他们定稿后，又作了部分增改，加上了：“现在[ 四人帮 ]及其资产阶级帮体系已被摧毁，但是，[ 四人帮 ]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远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曾批评过的 [ 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 ]这种倾向依然存在”等这样的话，以突出这篇文章的意义。
    四月二十七日，一切就绪后，这位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主任在稿上批道：“请即印十五份，送胡耀邦、杨西光、作者。航空发出，五月十日那期《理论动态》用。”     

    二十六、韦国清明确表态 胡耀邦最后定稿
   
    中央军委的真正办公地点是在西山。五十年代，中央机关的首脑人物喜欢在城市中心建筑排场的办公楼。到六十年代后期，中央军委的重要人物都在西山别墅来研究各种问题并作出决策，拍板一些人事决定，甚至到这里来休息疗养。这一区域的许多机构，对外根本是不公开的。
    韦国清自一九九七年，由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位置上调到北京，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即又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主持全军的政治工作。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西山军委所在地度过。为了开好今年四月二十七至五月六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他忙着来往于邓小平、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罗瑞卿之间，商量一些重大问题的定板事宜。按照议题，这次会议的任务是总结五十多年来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任务和方法。未开会之前，韦国清已经指定一些人制定了加强军队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条例、干部服役等三个文件的草案。但这次政治工作会议似乎还有另一层的意义，韦国清似乎已经有所感觉，但谁也没有明白无误地告诉他。
    他照例收到了来自中共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第五十九期。这份并不公开发行的刊物已经在中央高层引起了巨大的反应。他是在这份刊物引起非议的情况下才认真读过的，一种新鲜的、过去很久没有再嗅到的政治气息迎面扑来，这同今年春来自四川、安徽两省的那种自留地，集市贸易、农民自主权等新的试验消息一样，令他欣喜不已。
    一天，陈永贵突然来访并谈到了广东省的一些。韦国清说：
  “我从去年就调到中央了，那里的工作基本没有再过问。”
    “广东还好，没跟他们起哄。”陈永贵说，“四川、安微有人公开宣传资本主义，叫嚷要和大寨对着干，你可要站稳立场，支持我们和他们干哪。这关系到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
  “不管各地怎么搞，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嘛。现在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各种办法都可以试验试验嘛。”
    陈永贵急了：“毛主席和华主席已经树起了大寨、大庆这两面红旗，下一步是需要全国普及这两个先进典型的经验问题，为什么还要独树一帜?这实际上是砍旗!是砍毛主席、华主席树立起的伟大红旗。”
    韦国清三言两语支走了他，但支不走他那几句杀气腾腾的警告。可以看出来，陈永贵等人早已憋上怒火了，他们的不满正酝酿着，终有一天会发泄出来的，他也隐隐感觉到。
    中央最高层即将开会前夕，华国锋召见了他。
    华国锋显得很自信：“韦国清同志，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就委托你了。过了 [ 五一 ]
    ，我要出访朝鲜，准备和金日成同志就一系列国际、两国间的问题举行会谈，所以顾不上参加这次会议了。”
  “请华主席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指示。”
  “指示谈不上，意见还是有的。”
    “这儿没有其他的人，我可以坦率地说，现在党内确有一股不好的倾向，这就是有人企图否定毛主席，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甚至把文化大革命已经批臭的那种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歪风邪气都搬出来了，这样下去很危险。有人还主张，我们唯一的办法是使自己低三下四，向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世界让步，以求他们施舍和援助。这些都不是毛主席的政策。”
  “我没听到过这些。”
    “他们的说法不是这么露骨，但干的却是这样。所以，我请你与中央的大多数同志一道来拒绝向讹诈屈服和背叛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做法。”华国锋说到这里动了情，滋润的眼睛闪闪发光：“毛主席在临终的时候，给我亲笔写了[ 你办事，我放心 ] 六个语重心长的大字，我不能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作出使毛主席很不放心的事。”
    韦国清听了微微动容：“华主席，你说我们新时期的政治工作究竟怎么干才好？”
    一大叠厚厚的政治工作会议文件摆放在华国锋面前，他让他面前的这些文件原封不动地摆着，并凝望着天花板不断地深思。
    韦国清也让自己这一套文件放在自己文件包上，并凝视着华国锋。他相信这位中央军委主席已经看到这些文件了。这些文件是最新的，它将把全军的政治工作更加制度化、法制化，加速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但他并不知道华国锋到底还有什么想法。
    “我认为，我军的政治工作依然要恢复毛主席古田会议制定的一整套建军路线。”华国锋说：“要体现出党指挥枪的原则，突出思想工作，真正实行军民一致，军政一致，不管遇到什么风浪，军队必须要听从党的指挥，而不能成为[ 四人帮 ] 一类的野心家的工具。”
  “这些无疑是对的，不过，这些文件你看怎么样?需要什么修改和删除吗？”
    华国锋不置可否地说：“这些文件和条例当然是必要的。究竟怎么修改，你们可以开会讨论，与大家商讨，最后再报中央批准。我要强调的是，整个会议必须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毛主席为我军制定的一系列……”
    对这些听惯了的老生常谈，韦国清打心眼里腻歪了。他曾试图紧紧围绕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总方针，继承和发扬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到基层搞过不少调查研究，探索和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政治工作的特点，以图搞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但不是像华国锋这样泛泛而谈。
    说心里话，他看不起这位中央主席，只是出于组织纪律的原则，他才不得不屈尊坐在华国锋的对面，必恭必敬地听取他的意见。韦国清比华国锋大八岁，经历也比他丰富得多，是一个在广西有着浓厚传奇色彩的人物。
    一九二八年夏，年仅十五岁的韦国清参加了由壮族英雄韦拔群组织的农民自卫军，在攻打东门县城的战斗中，用一把大刀劈死了三、四个敌人，一下成为小英雄。第二年，他加入共青团，又参加了由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邓小平非常喜欢这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和他一起吃饭、睡觉、行军，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一九三四年十月，韦国清随军开始了闻名史册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一九三五年初，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黔南，准备强渡乌江、夺取遵义时，担任干部团特科营营长的韦国清和团长陈赓，亲自率工兵连，星夜急行军六十里，赶到边界河渡口，在十分艰巨困难的条件下，及时把浮桥架到乌江对岸，为红一方面军直下遵义创造了奇迹。到达陕北后，在著名的直罗镇战役中，他在指挥军队冲锋时，被对面的敌人朝他放了两枪，子弹的威力把他抬了起来。当一缕蓝色的火苗从他身上飘散时，他才发觉自己负了重伤。半年后，他伤愈归队，已不能再参加战斗了。只得进入抗日红军学校深造。不久，先后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校长、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训练部部长、副校长兼教育长。
    他真的不能指挥战斗了吗？他不相信自己就丧失了这个能力。他几次向军委要求，根据艰苦战争的需要，从一九四0年后，开始任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政委，新四军三师九旅政委，第四师九旅旅长，淮北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和中共淮北区第一地委书记。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指挥朱家岗战斗．终于粉碎日军对淮北地区三十余天的“大扫荡”，立下了大功。一九四三年春，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司令韩德勤部袭击淮北新四军中心区时，他率领九旅主力，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主攻据守山头的韩部，歼灭其总部并生俘韩德勤，创造了苏北抗战的一个大奇迹。
    抗战胜利后，他任国调处执行部徐州执行小组中共方面代表，后任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并指挥、参加了朝阳集、宿北、鲁南等战役。一九四七年二月，这位传奇般的人物奉命率二纵队越过陇海铁路，发起白塔埠战役。他指挥奇妙，变化多端，一举歼灭国民党第四十二集团军和第二、第四师，活捉其司令郝鹏举。随后立即回师投入莱鞠战役，孟良崮战役中，他率二纵队与第七纵队在青驼寺担任阻击国民党第四十八、第八三师的任务，他以与阵地共存亡的英雄气概，指挥部队苦战三整夜，击退敌人多次进攻，保证了主攻部队胜利歼敌。一九四八年他担任苏北兵团司令员，率部南下担负苏北战场的作战任务，先后发起益林、监南等战役。后在陇海路段发动攻势，牵制敌五个军的兵力，有力地策应了豫东战役。淮海战役中，在率部胜利完成牵制任务，保障主攻部队先后歼灭黄伯韬、黄维兵团后，立即率部及时切断了杜聿明集团的西逃退路，并参加了围歼杜聿明集团的作战。一九四九年二月，韦国清作为第三野战军十兵团政委参加渡江、上海战役后，与兵团司令员叶飞率部进军福建。
    建国后，应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邀请，一九五0年中国政府指派以他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南人民军组织了中游、东北、宁平、西平、上寮等一系列战役，又在一九五四年的决定性的奠边府战役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毛泽东曾在一次会议上说：“韦国清同志武可安邦，文能治国，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今后，还要多发挥他的作用呢。”
    去年七月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他正在休息的花园里散步，凝望着池中的鱼出神。一位老人走到他身旁停下来，并咳了一声，韦国清猛地从他的沉思中清醒了过来。这时，他立即认出了面前的老人。邓小平慢慢地把一支香烟叨在自己的嘴上，两眼盯住韦国清。举止显得有点迟钝，但那还是管用的。韦国清掏出打火机，恭敬地把火苗凑到了烟头上。
  “老首长，我永远听你的，我不会忘记你对我的培养和信任。”
  “行，有这句话就行。”
  “还是老办法，抓整顿，要及早纠正自一九六六年、一九五九年以来的涉及亿万人的冤假错案，这是拨乱反正的大局。”
  “我明白了。”
    邓小平走开了，继续在散着步。韦国清冷静地对这个场面端详了十分钟。谁也没注意到这个戏剧性场面。从此韦国清密切配合着他，从他批过来的那一张张各军军官的花名册，进行不停顿的任命和免职……
    华国锋和他谈完后,韦国清乘车直驶西山。他只是在电活里把情况向邓小平和叶剑英作了简要的汇报。
    他知道，现在的党中央主席决非当初的毛泽东，尽管他在各种场合总想仿效那位前辈。他对他们几乎是鞭长莫及，失去了应有的控制。而这一切，从政治家的角度来分析，只能归咎于他个人。正是他而不是别人，失去了许多本应属于他的大好时机。
    胡耀邦收到《理论动态》的小样后，立即乘轿车赶到邓小平府第，递上这篇文章。
    邓小平刚散完步。每天晚饭后他都有半小时的活动时间，胡耀邦非常准确地瞅准了这个时间。
    “老西子把赵紫阳和万里同志狠骂了一顿。”邓小平一边戴着老花镜一边敲着桌子说：“陈永贵越来越霸道，简直不允许别人对他的那些经验说半个不字，不管各地的条件有什么不同，都不准人家搞点生活。”
  “他们开会了？”
  “不，陈永贵给紫阳同志打了电话，说他们在搞资本主义。同时，华国锋也指责安徽的作法，批评他们犯了错误。”
  “到底是谁犯错误，历史会作出结论的。”
  “所以你这篇文章也许正是时候。”邓小平说。扶了扶眼镜看了起来。胡耀邦不时地作着解释。
    邓小平念出了声音：
    “革命导师尊重实践的严肃和科学的态度，给我们极大的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锋’，可以不受实践的检验；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他处处时时用实践来检验自已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疑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坚持，决不能动摇；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理论、新的观点，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旧观点、旧结论。关于哲学，毛主席说过……”
    邓小平抬起头，对胡耀邦说：“这段话写得好，很有力量，那些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一看就知道是批评他们的。这篇文章你们打算怎样过张平化这一关？这位新上任的中宣部长跟华国锋同志跟得很紧。”
  “我们计划绕过去。”他把他们发表这篇文章的预定过程说了一遍。
    邓小平点点头：“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文章发表出来再说。那时让他们骂娘也可以。”
  “我们都估计到了后面的事。”
  “你们选择是儿号？”
  “五月十一号《光明日报》发表。”
    邓小平掐着指头算了算：“正是华国锋同志访朝归来的时刻。
    这个日子也可以，让他瞠目吃惊，怎么刚走几天，神州就发生大变。”
    胡耀邦笑了笑：“我是追求连锁反应的。只要《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很快转载，就会出现谁也捂不住的讨论局面。只要能引起讨论，什么也不怕了。”
    “我们的观点绝对能站得住脚。”邓小平说：“我和韦国清、罗瑞卿同志都打过招呼，让他们旗帜鲜明地支持这篇文章。如果有人施加压力的话，我们就要都出马。”“小样给我留一份，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也计划触及这个内容。”
    “最好是多和一些省、市、部门的负责人都打些招呼，让他们都积极配合，群起响应。华国锋这个人理论修养不高，天天就是那一本经，一涉及理论他就不行了。而且他是怕事的。”胡耀邦说：“只要全党一致响应，他会服输的。”
    这点正和邓小平的看法相同。他脸上露出来笑容：“看来，中央党校的同志们要立大功哪。”
  “让历史来评价他们吧。”
  “历史也是人写的嘛。”
  “你看还需要添点什么内容吗?”
    邓小平想了想，说：“我看不需要再加什么了，许多观点，也不是一篇文章都能够说完的。只要这个头开好了，后面还会出现好文章的。”
    显然，胡耀邦知道，邓小平所说的“文章”是广义词，喻含着一系列精彩的行动。这里，再讨论这些事，肯定太早了。
    尽管邓小平没对文章再提什么意见，但胡耀邦回去以后还是字斟句酌，又作了若干处的修改和补充，他特意又加了这么一段：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统一的观点，就是任何思想、任何理论必须无例外地、永远地、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的观点，也就是真理发展的观点。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为是真理的理论，也必须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经受检验。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有相对性，强调在实践中对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终完成，就是承认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凡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就应当改变，不再坚持。事实上这种改变是常有的。毛主席说……”
    胡耀邦连续看了几遍，才心满意足地放下笔，揉了揉发涩的眼睛，打了个哈欠。
     
    二十七、薄一波晚会受冷遇 叶剑英南粤晤黑帮
 
    沉浸在欢乐气氛中的华国锋，没有感觉到危机在向他逼近。政治风云的现象，和大自然有时截然相反。越是风和日丽，万里无云之际，也可能是浓烟秘蓄、骤起雷电之刻。四月二十七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闭幕时，会议发的文件中有几份是他这两年的讲话，会场后面的大标语，赫然大书着“紧紧团结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而奋斗”这一行大字。他派出参加会议的联络员把会议情况向中央报告后，他心里很高兴。虽然有人叽叽喳喳想搞点小动作，但大形势是任何人都逆转不了的。我是合法的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同务院总理，任何人想要动这个根基，真比这骆驼穿针眼还要难。他想起了这句外国谚语，心里不禁笑出了声。
    五月一日，当他由许多人众星捧月般地出席首都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文艺晚会时，在休息室里又见了薄一波。
    华国锋惊得目瞪口呆，怔怔地望着这老态龙钟的老人，看他满脸惨淡的皱纹，眼帘双垂，楚楚可怜的样子，不由动了心。华国锋认出他便是曾在山西叱咤风云的薄一波。由于受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牵连，他显然饱经十多年的折磨，内心已经是痛苦万分了。华国锋不知道他怎么会在这种场合下出现。
  “你接到邀请了？”
  “我进来时，并没有人阻拦。”
    华国锋转身叫过一位秘书：“你抽时间把薄一波同志的案子问一下，向我报告。”等那位秘书应声后，他又对薄一波说：“你还是回去耐心等待组织的结论吧。你应该相信组织会对你作出恰如其分的决定的。”
  “我只希望快一些，我已经等了十多年了。”
    “既然是老同志，就应该体谅党的困难嘛。另外，你也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运动，即使党给你宽大处理和出路，你也要吸取教训，总不能把问题一风吹啊!”
    一句话，使薄一波的脸色陡然一变。粉碎江青集团已经快两年了，怎么还会发生这种痛断肝肠的憾事呢？他不由自主地向前跨了一步，立刻被华国锋身后那名漂亮的军人伸手挡住了。还没等他清醒过来，华国锋已被众人簇拥而去。薄一波呆呆地站在那里，没有更多的人向他打招呼，很多人都把他快遗忘了。
    这间室内绿竹漪漪、十分素静的休息室，过去他经常来，也曾作过这里的主人。现在他在友人的精心设计下重登这间大厅时，却被看作是多余的人。这里根本没有他的位置，自己就像一个受伤的老人一样，孤零零地格外引入注目。连他自己也觉得很没趣，没坐多久就悄悄地离开了。
    其实，这同样是邓小平的“杰作”，为的是提醒华国锋一下。
    演出大厅里，华国锋和邓小平坐在一起，津津有味地欣赏台上的表演。那个女演员长得很美，一身延安时期村姑的装扮，正扭来扭去唱《交城的山》。
    华国锋并不是一位音乐爱好者，但却是戏迷，特别爱好看平剧，那音宏声亮的节奏和唱腔，使他感到格外的亲切和激动。但是这首歌颂自己的民歌，显然压倒一切，他的思绪回到了过去。
  “华主席啊，薄一波也是你们山西人啊！”
    直到邓小平第二次问他时，才把华国锋从回忆拉回到现实。他微笑着点头说：“不错，这是我们家乡的小调。”
  “我是说薄一波对您很有感情啊!对我直夸山西，说为山西出了你这样的英明领袖而自豪呢！”
  “是呢？”华国锋略露出得意之色。
  “薄一波亲口和我讲的嘛。”
  “过誉之词，不足计较啊!”
  “你们过去认识吗？”
  “不认识，我们不是一个系统。”
  “后来经常来往吗？”
  “没什么来往。”
    这下，华国锋显然没说老实话。
    其实，文化大革命之前，华国锋每次来北京开会或汇报工作，都要设法去见一见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倒是那时的薄一波很牛皮，摆出副大首长的架子，不大容易见着，华国锋好几次都吃了“闭门羹”被秘书挡了架。就像在大会堂休息室他的秘书挡住薄一波一样。
    但是，他还是好几次见着了薄一波。
    “薄副总理，我是交城人，与定襄县离的不太远。年轻时经常听到您的名字，对您非常佩服、非常敬仰。今后，我这个晚辈还得您多多帮助呢。”华国锋在薄一波面前一脸谦恭，完全不是现在的样子。
  “你是南下干部吧？怎么样，习惯湖南的生活了吧？”
     “习惯了，都是干革命，在哪里都一样。”华国锋说：“不过毕竟是在北方长大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希望能在离家近的地方工作，最好是薄副总理身旁，这对我是很好的学习机会。”
    当然，这些对于华国锋来说，是永远不会记得的。但薄一波却想起来了，而且随着华国锋地位的荣升，他不止一次地想到了他的一言一行。有许多次，他都想给华国锋写信，反映他在监狱里的非人待遇。但又怕他收不到，反而惹出新的麻烦。当他恢复自由后，一连串给他写了好几封信，请求华国锋能在百忙之中关注他的冤情，但信件都落了个泥牛入海无消息的结局。
    一直到邓小平复出，把他的案子提到议事日程上后，他才得到消息，他的案子之所以迟迟得不到平反昭雪，其原因原来在华国锋这儿。
  “据说：六十一人出狱是由当时的中央批准了的。”
 
    “哪个中央?不就是刘少奇吗?刘少奇能代表中央吗?”华国锋淡淡地说：“那些文件我研究过了，并不能说明他们完全正确。所以，我同意给他们适当的工作，体现给出路的政策嘛。但他们的待遇，不能和没写过自首书的人一样。”
  “那不叫自首书。”
  “反正意思一样。”华国锋说：“看过他们发表在敌人报刊上的启事，明明有 [ 坚决反共 ]
    的字样嘛。好了好了，不详细讲这些了。耀邦不是对这类事很感兴趣吗?就让他给他们一个差不多的结论得了。”
    邓小平没法再说。在这种情况下，再好的文艺晚会也要变的索然寡味。不知怎的，他又想起了去年年底《光明日报》在二版头条通栏标题《搞好文艺战线揭批[ 四人帮 ]的第三战役》下，刊登文艺界知名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时，所加的一个“编者按”，这个按语明确地说：“十七年的文艺路线，黑线是有的，这就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这条黑线，对我国文艺事业确实有相当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但是，总的说来占主导地位的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
    邓小平最反感这些字眼，看过以后狠狠一甩，给它注了册。今年刚过，《红旗》杂志第一期又赫然刊登了署名文化部批判组的文章《一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斗争——批判[ 四人帮 ] 的 [ 文艺黑线专政 ] 论》。文章又说：
      “十七年中，文艺战线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断地对文艺路线进行干扰和破坏，但是，十七年的文艺历史，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修正主义路线的历史，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历史。建国以来，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对《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每次都严重地打击了资产阶级，大大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思想阵地……”
    邓小平心里完全明白了，不由地自言自语道：“两个'凡是’派其实是用'四人帮’的语言和思想来批判 [ 四人帮 ]
    ，不彻底搞掉两个凡是派，他们迟早又会打着毛主席的旗号重蹈覆辙，把自己打倒的。”
    邓小平下了决心，他知道自己下一步该采取什么措施了。
    整整一个冬春，叶剑英是在广州度过的。
    他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的三重身份，畅登白云山，吟诗黄花岗，住在从化温泉的豪华宾馆，不断召集党政军的要员开会，了解情况，部署工作，还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海南岛、梅县等地区。沿途中，他兴致勃勃，谈笑风生，那优雅的风度不减当年，除了那满头自发，谁也不相信他已是八十一岁的老翁。
    胡耀邦十分精明，他几次带着习仲勋、杨尚昆、黄克诚到广州拜见叶剑英。他几次神秘之行，说动了叶剑英下决心为这些人公开平反。他又施展政治家的策略，将这些人即将平反的消息传播出去，立刻使一些省市的负责人闻风而来，悄悄地暗访他们，成了面对、左右政界的头条新闻。
    在滚溪河畔钓鱼时候，胡耀邦，习仲勋、杨尚昆陪同着他，在林木青青欲滴，亭台楼阁、小溪飞桥的名胜之地，进行了多次密谈，负责警卫的参谋，远远地跟着他们，负责不让生人靠近他们的视野。
  “尚昆同志刚批倒时，就是来的广州吧？”
    杨尚昆点点头：“是的，那时我是个犯官，谁敢接触我，好像我身上带着病毒似的。”
  “那时广东省委书记是赵紫阳吧?”
  “是他，赵紫阳同志还是不错的，他对我很关心，配备了专车，其他方面也照顾得很好，只是我这个人不服这里的水土，老是得病。”
  “现在好一些吧？”
  “现在已经适应了。”
    “你的问题，汪东兴同志也跟我讲过，大家都同意你站出来，只是想留条小尾巴。”叶剑英笑着说：“当你不老实的时候，他们好抓你的小尾巴。”
    杨尚昆哈哈大笑：“我不怕。”
    叶剑英说：“彭德怀是个好人哪。他认真、直爽、果断，值得信赖。当初，我们也有和他相类似的意见，都在他面前有所流露。但他出来以后，他只字未提这些同志，完全是挺身而出。自己承担了责任。不得了啊，就这一条，他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真君子，我们那时打心眼里佩服他，可嘴上谁也不敢说。”
    胡耀邦叹口气说：“一九六二年，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中共中央曾于四月二十七日发过一个《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五月在中央会议上，当时邓小平同志主持甄别平反的工作，他说：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来一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去帽子。这样快一些。会后短短几个月内，为几年来、主要是在[ 反右倾 ]斗争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绝大多数人进行了甄别平反。就在这年的六月十六日，彭德怀同志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长篇申诉信，即他们所谓的八万言书，说明了强加给他的[ 组织反党小集团 ] 、[ 里通外国 ] 等均属 [ 莫须有 ] 。”
      “的确是莫须有的。”习仲勋说：“彭德怀同志本人又不会说俄语，他到苏联访问跟着大帮人，如果说彭元帅里通外国，其他人不也统统都是吗?”
    胡耀邦说：“毛主席看了彭德怀同志的申诉后，对中央一些同志给受迫害同志平反很有意见，认为那都是属于 [ 翻案风 ]
    。他说：近来平反风不对，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他在八月五同华东、中南两大区负责人谈话时又说：[
    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这个人政冶品质不好，不能给他平反。] 在九月二十四日的十中全会上，他又提出：[
    中国的右顺机会主义还是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 ”
  “毛主席为什么这么恨彭德怀呢？”习促勋朝着胡耀邦，又像是在问自己。
    杨尚昆说：“主要是是在思想路线上有分歧。彭德怀同志在过去的战争年代的确有些错误，毛主席喜欢拿老眼光看人，一犯新的问题就老帐新张一块算。加上当时持批评的态度的人，数彭老总的地位、职务高，所以他马上就成为最好的目标。”
  “有道理。”习仲勋说。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得设法为彭老总平反了。”胡耀邦说：“他身后牵连到好多老同志，这些同志大多年事很高，总不能让他们背着黑锅进棺材啊！”
    习仲勋笑着望着叶剑英：“全靠老帅掌舵啊!”
  “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呢，他就是华主席。”叶剑英只说了一句，发现习仲勋的身子似乎颤抖了一下，随即皱眉思索起来。
  “我担心，万一他要死死守住两个 [ 凡是 ] 的防线不放怎么办？”胡耀邦说。
  “那就依靠民主集中的原则否决他。”杨尚昆说：“党的纪律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反正我们的力量在常委会上能占多数。”
    叶剑英沉思着，缓缓说：“我们还是先做耐心细致的工作，慢慢地等待一段时间，让他同意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没有这么一个过程是不好的。他长期以来受毛主席的影响很深，又没和彭德怀同志接触过，所以转弯子难啊！”
  “他对他的老乡也没有感情。”胡耀邦说。
  “你指谁？”
    “薄一波给他又是写信又是请求谈话，还有不少山西老乡给他捎话求情，都被他挡回去了。”胡耀邦学着华国锋的山西腔调说：“他的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作过指示的，实在不好办，给条出路算了，还要工作干什么！”
  “他根本不理解挨整人的痛苦。”
    叶剑英在广州期间，几乎天天都要和人们议论起眼下这些早该纠正的问题，急待恢复的上万家企业，急待扶上去和拉下来的几十万干部，这一切，都需要一定勇气和胆略，还要有万无一失的应变措施……
    叶剑英回到北京后，华国锋照例地看望他。
    在全国各地，科技人员是有些带有敏感性的人群，对毛泽东为代表的路线的批判，尽管还没有说出口，但已在酝酿之中了。代表百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请愿示威，不断在北京出现，他们在西单，在中央接待站门口贴大字报、大标语，强烈要求给他们落实政策；代表冤假错案受害的人们成群结队的上访告状，他们写了几十平方米大小的一个冤字，成千上万人高举着抬到中南海，要求华国锋接见，要求中央立即给他们平反昭雪；成批成堆的大字报粘贴到墙上，点名道姓地批判吴德，要求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大字报、大标语还含沙射影地质问：“谁是天安门事件时的公安部长？究竟应批判的是
    [ 四人帮 ] ，还是 [ 五人帮 ] ？”
    华国锋显然沉不住气了。
  “剑英同志太不像话了!”他的话题很快转到国内的问题上。
    “一小撮坏人显然是有后台的，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必须得采取有力措施。不然这样下去，后果更不堪设想。”
  “依你之言，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嘛。对为首的一小撮坏人，当然要有确定的证据，实行坚决的镇压。”
    叶剑英抬起一边的眉头。他并没有想到平时很和善温顺的华国锋，这时竟也想大打出手一番，然而，他毕竟是全国的最高统帅，一旦作出这样的决定，那也是完全可能的。
    叶剑英花了半个小时列举种种理由劝他忍耐，不要不忍而乱大谋。文化大革命中积累下来的后遗证，若不防患于未然，则会在一定的条件下爆发危机。
  “现在需要安定团结。”叶剑英以深谋远虑的政治家的口吻说：“如果说，两年前爆发的天安门事件，给我们粉碎 [ 四人帮 ]
    奠定了群众基础的话，我们可不能给他们的帮派体系复辟创造一丝一毫的条件。”
    华国锋打了个激灵，他对涉及权力的事是很敏感的。
    “华主席，有一件事我不得不提醒你，现在是到了全面展开，加速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了。为了巩固我们的政权，我们急需一大批老干部站出来，重新走上关键性的领导岗位。”
 “我们不是正在做着这项工作吗?”
  “问题是步子还不大，有些影响性很大的案子，还没有及时得到平反昭雪。”
  “叶副主席是不是有所指?”
  “杨尚昆同志的案子，还有彭德怀同志的案子，都应该得到处理了。”
    “我的意见是给出路，给宽大，但不能一风吹。”华国锋说：“一风吹必然会动摇毛主席的崇高威望。会使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这会引起严重后果的啊!剑英同志，我看这类问题还是再等一等吧！”

       二十八、华国锋回国收见面礼 凡是派遭受极大震动

    北京火车站彩旗飞扬，面带笑容的少先队员挥舞着中国和朝鲜两国的国旗，喜气洋洋地站在贵宾台前，他们早己训练完毕，等候在五四青年节的这天欢送华国锋乘专车到朝鲜访问。
    各大报的记者和摄影师早已接到通知，提前两个小时进入火车站。这里解解放军战士对外戒严，一般行人的旅客是绝对来不到现场的。车队比预定时间推迟半小时，早到的大使们纷纷推测，一些前来送行的官员们似乎等得不耐烦了，不时地东张西望伸出手臂看表。电视台摄下了乐意让他们录像的镜头，也为少数几位不愿露面的拍下了镜头。而这正是西方世界国家所需要或能够引起注视的。
    忽然，十几辆高级轿车沿着贵宾通道鱼贯而来。等候在两旁的人们立刻有组织地变得欢腾起来。一些外交使团的外交官们纷纷腆起肚皮，摆好姿态，以免在中国最高领导人到来之前有伤大雅。
    按礼节，邓小平、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领导人先从停留的轿车里出来，排成一行。然后，华国锋和其他随行人员才下了轿车，向欢送的人起过来，一一和他们握手。
“华主席，祝你一路顺风，访问圆满成功。”邓小平有力的摇晃着华国锋的手说：“国内的事你不要担心，我们会尽可能处理好的。”
“谢谢。”华国锋摆出最高领袖的姿态说：“国内的事就全靠你了。”
“华主席，多保重啊！”
华国锋瞟了吴德一眼，发现他的表情很勉强，话音有点伤感。他来不及和他们叮嘱什么，一一握手后便登上车厢。
    在车厢门口，华国锋转过身来，向欢送的人群招手致意。就在那一瞬间，他发现邓小平眼神中流露出一丝鄙视机笑的意味。是自己太多疑?还是看花了眼?或者只是对方习惯性的动作?华国锋的脸倏然一变，现出阴云。就在这时，列车徐徐开动了。
    各家日报正在准备报道华国锋访朝事件，将第一版留空以供发表从平壤发回的电讯或专发表中朝两党两国政府的声明，发表华国锋和金日诚的讲话。《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和其他人员忙着发表一篇足以震撼中国政坛的“精神原子弹”。
邓小平和韦国清一块儿来见叶剑英时，他在和罗瑞卿谈话。
“来得正好，军委儿位大帅都到了。”叶剑英打趣说。
韦国清连忙摇手：“不敢当，不敢当，我可不是什么帅，而是几位老帅下的兵，随时准备服从命令听调遣。”
    罗瑞卿腿不好使，坐在轮椅里拍着扶手说：“有这一条就好办，一定能打赢这场决定性的战斗。我刚才和叶帅谈了，真正搞社会主义建设，离开了我们这批老家伙根本没门!”
    邓小平说：“你们几位都在。我就不再布置了。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即将发表一篇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文章。《人民日报》和军报都要转载，而且我们要给老同志们打招呼,这可不是一般的文章，而是向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作战的宣言书。不管发生什么样的风波，大家都要站稳立场，决不能退步。政治斗争关头退后一步，就会退后十步，最后满盘皆输。”
罗瑞卿说：“我不怕丢掉什么，同林彪斗丢掉一条腿，同凡是派斗无非是再丢掉脑袋罢了。”
    “不要说丧气话”邓小平说：“当前中央的形势很好、人民群众里已经出现了民主的浪潮，各种不同意见的出现是国家繁荣兴旺的标志，我们何必不敢理直气壮地站出来宣传马列主义呢!”
    韦国清也从邓小平那儿看到了文章的小样，他说：“我看全党还是像毛主席说的那样：许多党的干部并没有弄通马克思主义，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没懂。那篇文章说得很好：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这些新的理论是否正确靠什么来检验呢?只能用实践来检验。例如：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和少数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是一个新的结论，这个结论正确不正确，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来证明，只有实践，才能证明列宁这个学说是真理。”
　　叶剑英不知道这番话是照着那篇文章的小样讲的，还以是韦国清自己学后得出的结论，翘起大拇指说：“国清同志不愧是总政主任，理论水平就是高，老夫弗如也。”
　　“你难道不认为这篇文章发表出来后，凡是派会找麻烦吗?”
    “说这话为时过早，小平同志。现在的老百姓已非昨日的群众，特别是那班青年人简直是什么都敢说。相比来说，从理论上澄清一些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是非，应该说不会引起什么问题。”叶剑英说。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越及早准备越好。”邓小平说道：“这一件事，叶帅啊，我们是不会发生的，如果他们要搞突然袭击的话，我们也应该采取紧急措施，以缓解可能出现的危害。”
    叶剑英第一次感到不那么舒适自在。自从逮捕江青集团以来，他曾致力于国内的安宁和稳定，他不希望国内再出现混乱。他相信只要有充裕的时间，通过讨论商量，不管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将能够解决大多数的问题。如果再采取对付江青、张春桥那样的手段对付反对派，那将会受到人们的憎恶。
于是，他们四个人再次研究了文章发表后的若干细节问题。
华国锋在朝鲜的每一天，生活得都很开心。
    十几万男女青年用鲜花组成的欢迎长廊，金日成和朝鲜所有最高级领导人参加的盛大国宴，安排得极为周密和舒畅的参观路线，以及所到之处人们对他的热情与友好。再加上五月的朝鲜，奇花争艳，异草翠滴，碧波湖泊，奔腾流泉，景色秀丽，峰峦多姿，使华国锋一行流连忘返，赞不绝口。
    金日成认为他将是继毛泽东之后的十亿人的中国，最稳固、最牢靠的接班人和领导者，把发展两国关系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到他的身上。他使用了有史以来最高级的礼仪欢迎华国锋，接待华国锋，甚至在宴会的讲话中，金日成几次高呼“华国锋万岁！华国锋万岁!”
这使华国锋受宠若惊，激动万分，连陪同他的官员们都看出他已经难以自制了。
    “金日成同志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将要世世代代发展下去，只要有金日成同志的领导，有两国人民的友谊长存，我们将不怕任何敌人的侵犯。任何敌人，都将在我们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华国锋对金日成说。
“华主席讲得完全正确!让我们再一次握起手来，向全世界证明我们这种友谊。”
    金日成和华国锋握紧手，又高高地举起来，让数十名记者们争先恐后拍摄下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他俩作了这番姿态后，继而又亲切的拥抱和象征友谊地摇晃着手。
“华主席，国内的局势怎么样?”
“人民生活大大提高，我们的政权非常稳固。'四人帮’不仅不能东山再起，就是其他任何形式的敌人也将动摇不了我们的政权。”
“中共中央领导班子中有分歧吗？”
    “不，我们团结得很好。”华国锋说：“我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同志之间团结得很好，他们很尊重我，可以说我们这个班子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届中央班子，这是我们在本世纪内实现宏伟目标的可靠保证。”
“很好，这对朝鲜人民来说，无疑也是一件特大的喜讯。”金日成用中文说。 “谢谢!”华国锋和金日成再一次握手。
华国锋在朝鲜参观访问了一个星期，满载着朝鲜人民的深情厚谊，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乘专机回到北京。
    站台上，已经等候多时的邓小平红光满面，精神焕发，他十分矫健地走上前，摇晃着华国锋的手说：“热烈祝贺您访朝圆满成功！华主席，你们辛苦了!”
华国锋也说：“你们也很辛苦。”
“国内的同志们仔细地研究了和朝鲜签订的那些协议和公报，大家基本满意。”
“好，好，这样很好。”
　　不知是华国锋没有听清，还是有意应付，他一点也没露出异常神色，还是像入朝那样同前来欢迎的其他领导人一一握手，然后走向轿车，钻了进去，直驶中南海。
　　稍加休息后，秘书把当天的报刊拿到他案头特意把《光明日报》放在前头，使他一眼就看见了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
　　就像迎面搧了他一个嘴巴，他觉得脸上火辣辣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文章的开头霹雳而起：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
    “怎件区别真理与谬误呢?一八四五年，马克思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上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的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假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这一点，对于澄清被'四人帮’搞得非常混乱的理论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好啊，现在凡是要否定毛主席亲手制定的政策和决定，都可以打着批判'四人帮’的旗号来推行，这真是最为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啊!”华国锋自言自语地说：“表面上批判别人，实际上完全是冲着我来的!”
　　国内已有一部分人打着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旗号，把矛头指向了自己。现在，又冒出这么一篇文章，他感到寒心了。
    这才是访问朝鲜回来以后，主持中央工作的人送给他的一份见面礼呢，他这样想。《光明日报》刊登这篇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当天，新华社向全国立即播发了文章。紧接着，即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在地方，《辽宁日报》等十多家报纸也全文转载了。
　　如此迅速，如此步调一致地转载一篇《光明日报》的文章，这是近几年来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十分罕见的事，所以，自然引起了关心政治的读者们的注意，尤其是政界。就在《人民日报》转载文章的当天晚上的二十三点时，正在上夜班的总编辑胡绩伟接到吴冷西的电话。根据胡绩伟的电话记录，吴冷西是这样说的：“你们怎么能发表这样的文章呢?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吴冷西是文革前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说话逻辑性、理论性很强，他说：“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二十三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起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
　　尽管这位总编辑已经考虑过转载的后果，但他还是被老总编辑那条理清晰的斥责激出了一身汗，他的话是那样富有论战性：
　　“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教条主义。如文章所说的，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是要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
　　总编辑很清楚这种指责一旦被认可，自己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他手执耳机，边听边记。生怕漏掉每一个字。
    “文章用很大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毛主席的指示当僵死的教导，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思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不是真理才对吗？”
紧张空气压抑得人透不过气来，总编辑不由自主地解开衬衣上的纽扣，继续记录对方的话：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指示有错，应该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冷西同志，你把这篇文章说的如此严重，我想请教一下，你讲的这些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传达领导同志的意图。”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请你不要外传。”
“不!既然你把这事在政治上提得这么高，我必须和别人讨论你这些意见对不对，所以不能不作必要的传达。”
“这，你看着办吧。不过，你可以把我的电话记录送给我一份。”
“我会这么做的。”
其实，胡绩伟并不知道，早在吴冷西没来电话前，汪东兴已经给中宣部部长张平化打了电话，严厉追查此事。
“《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的事你知道吗?”
“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
“什么?他们发表这么重要的文章难道没经你们审查?”
    “汪副主席，按照规定，如果不是报纸的社论或中央指定写的文章，我们是不负责审查的。”张平化解释道：“不过这文章按道理，他们也应该报审。”
“你想办法查一查，所谓特约评论员究竟是谁?这篇文章有问题，矛头是对准毛主席的，是想砍掉毛泽东同志这面光辉旗帜。”
    汪东兴放下电话后，又有各种各样的电话像洪水般地涌进中宣部；然而，那些接电话的官员们都一无所知。他们除了听对方的意见外，对所提的一切都无可奉告。对于盼望天安门事件很快进行平反，尽快打破“两个凡是”的人们来说，对这篇文章所表示出的欢欣鼓舞是难以形容的，要求中宣部给该文的作者封功授奖，甚至一位年轻人在电话里哭喊着说：“我白天盼，黑夜盼，早就盼望着这一天，现在终于有人能替我们说话了。”
    当《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文章后，张平化感到问题严重了。由于这些报刊对中宣部搞了封锁，便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激发起了新闻界人士和许多读者的好奇心，其他首都报纸的主编们几乎都来电话，甚至亲自来部里询问那篇文章的背景，请示可不可以转载。弄得张化平十分为难，他只得说：“现在中央还没有明确指示，等我请示中央以后再作决定。大家先等一等吧。”
    张平化亲自给华国锋打了电话，并详细汇报了他了解到的情况。华国锋的秘书转告了华国锋的意见：“华主席认为这篇文章的倾向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他希望各报刊不要匆忙转载，也不要发表文章批判。等中央开会问明情况后，自然会有结论的。”
其实，张平化的电话打来时，华国锋就在旁边，他正和刚刚赶来汇报情况的汪东兴商量对策。
    “这是蓄谋已久的阴谋活动。”汪东兴说：“发表这种牵扯全局的重要文章，竟然不和中宣部，更没有和我们打招呼，这不是搞突然袭击又是什么!文章字里行问充满了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的仇视。我和一些老理论工作着，包括吴冷西同志都交换了意见，认为这篇文章只强调理论来源实践并受实践检验，而没有充分说明理论是实践的概括和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没有像十一大制定的党章那样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割裂了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关于理论实践相互关系学说的完整性。文章的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而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华国锋烦躁地在地毯上走来走去，显得格外心神不宁。对他来说，这篇文章肯定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但他迫切需要了解的是这篇文章的背景。
    “他们说，文章是中央党校和南京一个什么教授写的，据说是胡耀邦审阅的。据《解放军报》的人反映，他们的总编说发表这篇文章是中央的意见。”
    “中央！”华国锋震怒了：“什么中央?他胡耀邦代表了中央?他是什么东西？这些人，看来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他们并没有批判错；他们从骨子里是仇视党、仇视毛主席、仇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他们压根儿就不承认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好像犯了错误的倒是毛主席，倒是党中央!”
“我早就说过，让这些人把持中央党校和中组部长的大权，实在是犯了一个历史性的大错。你看怎么样?暴露了吧?”
“现在说这个话有什么用?问题是，我怀疑胡耀邦身后还有人。”
“少不了邓小平！肯定有他!”
“所以问题棘手。”
    “所以你再不能心慈手软了。”汪东兴说：“这回你该清醒了吧，我们除了奋起反击外，已经别无选择了。现在他们已经把你、我这些人不放在眼里，下一步就是赶我们下台了。”
    “他敢！”华国锋像狮子似的吼叫：“我们手中的权力是毛主席给的，是党和人民给的，他要逼我们下台，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全党全国人民能答应吗？”
“这就要靠斗争。”
“怎么斗争？”
    汪东兴想了想说：“我们先不要急着表态，看看有些什么人跳出来，让他们亮亮相也好嘛。现在阶级阵线还有些不清楚，人们的脸上都戴着面具，等他们摘下面具来就有办法对待了。”
“给一部分同志打招呼，让他们坚决顶住这股邪风。”华国锋说：“这的确是一股反革命的邪风。”
    汪东兴说：“我给《红旗》杂志总编辑王殊同志打招呼，让他们不要跟着乱跑。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的。新华社社长曾涛和《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在这个问题上是犯了错误的。你看这个口径可以吗?”
“可以!”华国锋毫不犹豫地说：“告诉同志们，要他们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
    “老陈，不得了啊!有人公开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宣战了!”纪登奎走到陈永贵的办公室，把手中公文包往桌子上一搁，就扯起嗓门喊道：“我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你看，果然来到了。”
“哪个狗日地敢这么干，老子和他拚了!”
纪登奎惊讶地问：“什么?这两天你就没有看报纸！”
    确实，除了由秘书给他选读若干文件念一下以外，陈永贵很少顾得上，阅报纸，也只是浏览一下大标题，根本没有时间仔细读那些大块头的文章。纪登奎发现他果真还不知道这两天发生的大事后，急忙给他找来了那份有检验真理的文章说：“你看看吧，人家要重新检验毛主席革命路线呢，看来，离他们重新修正马列，修正毛泽东思想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
“谁这样搞的?”
“据了解，是胡耀邦和邓小平这些人。”
“这些家伙，个子小，胆子大，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毛主席的话，是早被实践检验的真理，还用他们检验个屁!”
    “你看看他们含沙射影讲得多么好听。”纪登奎拿起那张报纸，有板有眼地念道：“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洋。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制订自己的路线时，当然要从现实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出发，依据革命理论的指导并且加以论证，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个革命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二十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都发生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那时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斗争持续了很长一个时间。俄国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
    其实，讲这些，陈永贵根本懂不了多少。但是他的脑瓜子特别灵，他马上悟出来了：“说一千，道一万，我就越听越觉得不对味。他们口口声声检验这，检验那，就是不用实践标准来检验他们，不检验'四人帮’，而是要检验和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哎呀，我的老陈呀，你真成了神了!三言两语就击中了问题的要害，怪不得大家都夸你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好呢，今天更让我佩服你了。”
    陈永贵面不改色，他早已习惯了各种形式的赞扬和吹捧，他不紧不慢地说：“这一段来我就觉得憋得慌，一些明明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现在一古脑儿都冒出来了，还要口口声声说他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谁定的?那只有毛主席才能回答。我不是说大寨什么都对，什么都好，我认为大寨是毛主席树立起来的一面旗帜，我们应该无条件地捍卫。现在赵紫阳、万里，还有胡耀邦，就是能胡日鬼，偷偷摸摸地搞修正主义。按照大寨的经验，只能是大批大斗促大干，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
    “有人说大寨的经验已经过时了，我说没有。我们干革命，还必须得靠大寨经验开路。”纪登奎亮出底牌：“我和吴德等同志研究了半天，认为我们必须向华主席讲明整个形势，再这样发展下去，再收也就不好收了。”
    当他们约好时间，一块到华国锋那里研究对策时，他那宽大而显得豪华的办公室，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大都是询问有关五月五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丰义原则》和《光明日报》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有关事宜的。华国锋指示秘书说：“不管谁问一律回答，我华国锋根本没看过这类文章、肯定不是我这里的声音，中央也没有开会研究过这类事。”
纪登奎说：“现在查清楚了，按劳分配的文章是邓小平审阅发表的。”
陈永贵说：“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信号弹。”
    华国锋说：“他们也是口口声声地代表中央，看来我们党内已经有了两个中央了。现在我才体会到，为什么毛主席一再强调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看来，两个司令部确实存在。这不，刚刚开完党的十一大，两个司令部就又出现了。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昨天来的时候，我和小平同志会见完他后简单地聊了几句，我对他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这些事，劝他以团结和大局为重。他说：'这都是在根本方向一致下的小枝节。’我说不是，连毛主席的伟大旗帜都要吹掉了，这还能说成是一件小事吗?不过，我劝大家还是先沉得住气，再仔细观察一段时间，不要因小失大。”
    他们越讨论，心里越沉重。现在起，他们已经不指望度过一个个幽静的夜晚，呈现在头顶的虽然是风和日丽的蔚蓝色天空，但那片浮飘的白云里似乎隐藏着一颗百吨级的炸弹，它悄然无声而又纹丝不动地淋浴在和煦的春光之中。

     二十九、汪东兴会上打招呼 邓小平婉拒再检查

    五月十七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召开的首都各大报刊负责人大会，在中宣部会议室举行，他们谁也没有料到汪东兴会来参加这个会。
    汪东兴穿了一件雪白的衬衣，显得潇洒而又风度翩翩。他没有板着面孔训人，也没有摆出大架子来壮声势、增加什么气氛。他很随和地坐在沙发上，由张平化介绍了当前学术界和理论界的一些情况后，他才开了腔：
    “同志们，粉碎'四人帮’后整个学术界很活跃。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流派都充分暴露出来了，这本是件好事，但现在有些太出格了的东西。对理论问题一定要慎重。特别是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发表出来以后，影响很坏。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是向中央发难的。我们的党报怎么能这样干呢?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这里，我们不计划追究责任。希望同志们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你们都要查一查这种情况，要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也就是说。以后别这么干了。当然，发表一下这类东西，对于活跃思想也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你们中宣部一定要严格把好关。”
    参加会议的听众从表情上看，没有丝毫变化，只是都沉默不语。在他们那儿，对此也发生了分歧，有的还相当尖锐，赞成者说，这两篇文章的作者应该提升为宣传部长；反对者说，这篇文章的作者应该逮捕进监狱。但从这位中央副主席的口气上讲，《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显然是犯了严重错误了。但是，他们谁也知道，这两篇文章都是有大后台的。现在轻易地卷进去，无疑是不明智的举动。所以，他们都表示出审慎的抉择。
    张平化接着说：“我完全同意汪副主席的意见，对这两篇文章，特别是最近《光明日报》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我就听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说文章很好，另一种意见说不好。我也还没有完全摸透。你们大家可以看看，在小范围内可以议论议论，发表发表意见嘛。毛主席生前对一些省市委负责同志讲，不论从哪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拿鼻子嗅一嗅，对不对，不要随风转。现在，国内外的阶级敌人，都在骂毛主席，恶毒地攻击毛主席，骂得不堪入耳。人民内部呢，也有些思想动态值得注意。比如，在我们宣传战线上有个别人不承认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还说现在我们否认了毛主席是神，那意思是说我们原来把毛主席当作神了，那就是说，我们信仰毛主席是宗教信仰，把他当做神了，迷信了。这完全是污蔑。我觉得我们的宣传战线只能宣传一个领袖，而不能搞多中心。过去宣传毛主席，现在宣传华主席。这是不能动摇的，谁动摇了谁就会犯绝大的错误。”
    中宣部长的这番话说得实在高妙!表面上看，他并没有对那两篇文章表态，实际上他的意见非常明确。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感觉到了这实际上是向他们打招呼，不让他们再跟着胡绩伟等人重蹈覆辙了。
    会议并没有让与会者展开讨论，也没让其他人发表讲话。他们说完以后，汪东兴再次站起来，微笑地说：“我送大家三句话，希望同志们深思：一是不要砍旗帜，即不要砍掉毛主席这面旗帜。二不要丢刀子，丢刀子是什么呢?就是马列主义的刀子，毛泽东思想的刀子。苏联人已经把马列主义的刀子丢掉了，我们可不要干那种蠢事。第三，你们都不要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就是三句话，散会!”
    于是，参加会议的人一轰而起，纷纷议论起来。刚才的寂静被热烈的气氛所取代：
    “我就料定，我们党决不会允许你从根本上修改过去的路线，你看怎么样，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也碰壁了吧!不行，谁也不行，还得走老路！”
“我看这回胡绩伟算完了，说不定工作组又要进驻报社。”
“听说吴冷西已经把胡绩伟批评一顿了。”
“毛主席的思想永放光芒嘛。老人家要控制我们多久呢?”
“永远不会过时嘛。”
“看来，中国再也不会发展了。”
    形形色色的议论，都被汪东兴听见了。他的心猛地一揪，像有无数根钢针刺疼了他的浑身。他怎么也想象不到，举国敬仰的伟大导师和领袖毛泽东刚逝世不到两年，全党的舆论界竟会冒出这样的奇谈怪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在问。
    如果说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人听到的反应都是对两篇文章表示的不满或保持缄默、沉思的话，那对于邓小平、胡耀邦来说，得到的回报则是一片欢腾，就连一向谨慎的李先念，也给胡耀邦打去电话，高兴地说“你为全党和全国人民作了一件好事!我得好好谢谢你。”
    邓小平表现得很镇静自若，他还像以前那样从容不迫、按部就班地做他自己应做的事。无论是在陪同齐奥塞斯库观看演出，还是应邀出席这位罗马尼亚总统举行的答谢宴会，甚至在会见合众国际社访华代表团，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时，他也绝口不提这两篇文章的事，好像他压根儿就不知道这码事。
但是，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人的表态和采取的措施却源源不断地传到了他的耳里。
    胡耀邦谈笑风生地向他讲述了吴冷西给胡绩伟打电话，转述吴冷西本人的意见的情况后，邓小平笑着说：“看来，吴冷西也是个老糊涂了。文革初期，他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时，毛泽东下令让陈伯达进驻报社，夺了他的权，毛泽东主张：'陈伯达的扫帚不到，吴冷西的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不知吴冷西承认不承认毛泽东的这句话是真理？他不是说'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你们可以问问他：毛泽东批评他的话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那他还要站出来干什么呢?”
胡耀邦说：“汪东兴。张平化这些人已经把纲上到了对待毛泽东思想和对待华国锋的态度上去了，他们已经下令不准就此问题展开讨论。”

　　“那我们就偏要讨论!”邓小平不紧不慢地说：“不讨论怎么能拨乱反正?真理越辩越明嘛，真理不怕驳，怕驳的不是真理，我就不信那个邪!现在，你们都不要怕。毛泽东同志当年那种一言定罪的文字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想实行过去那一套，谁买他的帐。你们继续准备文章，准备好好地驳斥他们的谬论。”
　　胡耀邦感觉到，邓小平是主张主动出击的。看来，两条路线的决战时期已经基本成熟，或者说，反攻的序幕已经拉开了。
但尽管如此，邓小平在华国锋跟前，依然十分恭敬，大有身居桃花源中人的那种超脱的大度和风范。
　　五月二十一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博士，就中美双方共司关心的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和看法。会见后，他就国际问题向华国锋汇报，商量国家对外的统一口径时，华国锋主动把话题引到那篇文章上。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看过了吗?现在人们对它反映很不好，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这一段忙得很，我还没有来得及研究和思考这个问题，我想听听华主席的看法。”
    华国锋说：“根据大多数同志的看法，这篇文章在政治上很不严肃。他们引证毛主席《实践论》里的话：'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以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但是，文章的第二节却改变了毛主席这个完整的观点，片面地说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或少数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实践以后，才证明是真理。按照文章的观点，列宁在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不是分析帝国主义的特性、总结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的科学结论；也就是说，一个科学理论，只有实现了才是真理，还没有实现就不是真理，就可以任意推翻或加以删改。那么人们有这样的疑问：现在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实现共产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是不是真理呢？"
    说到这里时，华国锋显然激动起来了。他一抬头，找不到笔记本上的话，连忙翻了几页才找到，他继续说：“一百多年来无数先烈和亿万人民为共产主义而奋斗，难道只是奋斗一条未被证明的理论吗?或者说，还没有被实践检验的真理吗?这样，世界的共产党的存在以及和他们的反对者进行斗争，岂不是没有根据，没有必要了吗？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不是要等到二十三年后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之后才是真理呢?按照作者的逻辑，全国人民热烈拥护四个现代化是不可理解的，我们党动员群众为之实现而奋斗也是不可理解的。否认相对真理，这是严重的理论错误……”
　　邓小平断定这不是他亲自写的东西，他没有这个水平!他笔记本上的内容和胡耀邦讲的吴冷西批评胡绩伟的话非常相似。他笑了，笑得非常开心：“好我的华主席啊，你讲的这些是不是离题太远了呢?”
　　“不远，这正是问题的实质。”
　　“我看未必。你千万不要上有些人的当。他们把一篇几千字的文章说得这么坏，说得这么严重，我看用意未必是好的。”
　　“此话怎讲?”
　　“这样乱扣帽子谁还敢再讲话?这有利于安定团结吗?”
　　华国锋一下语塞，不知说什么才好。
　　邓小平放缓语气，低声说：“我看这篇文章的用意，也无非是想加快平反假错案的步伐，无非是替一些被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辩护几句而已，完全没有必要小题大怍。像你刚才提的那些话，我敢断定他们连想也没想过。”
　　“但许多同志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我说，你受他们的影响了嘛。华主席，我们这些老同志是诚意辅佐你工作的，我们政治上无意再进取，工作上也只是发挥自己的光热，竭尽全力为国家作点贡献吧了。我们不愿意再看党内那种你攻过来、我打过去那种混乱的内讧。”
　　“这也是我所不希望的。”
　　“所以我主张，加快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步伐，给一些老同志平反昭雪算了。他们的年龄已经不小了，再干几年就只能躺在医院休养了，你为何不发挥一下他们的特长呢?”
　　“这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决定的。”
　　“那我们可以开个会，统一一下认识。”
　　“但是，凡是有损毛泽东光辉形象的事情，我们还是要谨慎，现在国内外阶级敌人攻击毛主席已经到了发疯地步，我们还能再给他们提供炮弹吗?”
　　“我们纠正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和敌人的攻击，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
　　“但是，敌人可不是那么想的。”
　　“因为他们是敌人。”
　　“所以，我有个建议。”
　　“讲讲看。”邓小平似乎已经感觉到什么。
　　华国锋站起来果断地说：“你还是带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个自我批评，公开承认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在过去的工作中，是有缺点错误的，毛主席对你的批评是正确的。这样，你可以以一个改正缺点和错误的共产党人的形象，屹立在全党全国全世界面前。我认为，这只会给你带来光荣，受到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我不愿再在实践已经证明我正确的情况下，给我扣什么帽子。”
　　“这样可以平息国内外的舆论。”
    “恰恰相反，我觉得那样会给全党造成更大的混乱。那样做，只会给我们党，给包括你在内的所有中央负责人的脸上抹黑。”说完，邓小平夹着皮包，朝华国锋友善地点点头，告辞了。
     
    三十、小平发言支持批凡是  冷西养病决不改初衷
   
    罗瑞卿和韦国清听完邓小平介绍的情况后，都气得拍打桌子，一致要求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一次讲话，公开对两篇文章的支持。其实，在这次会议上，他俩都已经把那两篇文章发给了与会者，要求他们认真学习，回去以后照此表态。
    罗瑞卿猛一使劲，那条断裂的病腿疼得他冷汗直冒．他咬牙挺了一会，说：“唉，要不是我这条腿拖着，我就探入到部队基层去打招呼，组织好这次真理标准的讨论。”
    邓小平关切地说：“我看也该下决心了，到国外治疗去。不行，要彻底作手术。”
  “唉，那要花多少钱呢?”
  “为了你的健康，花再多的钱也值得。”
    罗瑞卿感动地点点头：“小平同志，那我就听你的，等开完这次会后我就到国外治腿去，反正就这一次了，最后的一次。”
    总参谋长和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碰头会延续了半个多小时。他们很快取得了一致，即利用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给华国锋施加压力，让他收回成命并支持这次真理标准的讨论，进而彻底摧毁他那坚持“两个凡是”的荒谬主张，为平反所有的“冤”、“假”、“错”案铺平道路。他们认为，这是一场只可进，不能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战略决策，必须竭尽全力加以部署。
    已经开了三十六天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今天又一次进入高潮。
    邓小平身穿军裴，目光炯炯，板着严肃的面孔走进会议室。
    当韦国清宣布请邓小平讲话时，与会者们按惯例鼓掌，他们猜不透为什么拖至今日．这位身兼军委副主席的重要人物才来发表讲话，莫非会议即将结束了?当然，也不乏有人认为．这位两次打倒、两次复出的总参谋长，肯定会和华国锋有什么默契，或者说，他便是党中央主席的得力助手。
      “同志们！”邓小平含着某种愤怒和激动，用冷得渗人的语言说：“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是继军委会议之后军队召开的又一次重要的历史性会议。我首先讲讲实事求是的问题。
    陈锡联听着听着不对了。邓小平的讲话怎么与五月二十九日华国锋的讲话那么不合辙?前者强调党和军队在任何情况都不能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而这位总参谋长．开口便是“实事求是”，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放在压倒一切的高度。邓小平是有意唱对台戏吧？他的脸拉下来，用怀疑的目光凝视着邓小平。
    邓小平显然已经离开了他的讲稿：“大家都看了报上登的那篇评论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了吧?那是多么好的文章啊，阐明了马列主义根本原则。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问题。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荒谬！荒谬!”陈锡联摇头，对身边一位大军区的政治部主任说：“他完全偷换了概念，否曲了毛泽东思想关于实事求是的本来含义。”
    “实际上，他对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每一个指示都恨得咬牙切齿，都要反对。按照他的那套实践，毛主席批他的那些指示都是错误的，没有一句对。”
  “他很狂妄，凡是提到毛主席的时候，都说 [ 毛泽东同志 ] ，好像只有他能和毛主席平起平坐似的。”
  “你们当初怎么把他给搞出来了，让他一上台又翻案。”
  “唉，没上台前可不是这个样子啊!”
    邓小平环视了一下会场的气氛，发现人们都关注着他的讲话，这说明他的话显然已经抓住了与会者的心。他在讲了一大通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如何反对教条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后，话锋一转又回到了现实：
    “韦国清同志五月二日所作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优良传统，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报告好，好就好在研究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问题，和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的办法。这就是我们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也只这样才不是违反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 四人帮 ] 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任务……”
    这时，会场里不少人相互撇嘴．使眼色、吐舌头，有的人甚至悄悄耳语，诉发着不满情绪：“瞧，小个子倒厚颜无耻地提起捍卫毛泽东思想来了，好像他倒成了真正的卫道士！”
  “这简直把黑白都颠倒了！”
  “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
  “强盗堂皇说仁义，一点都不假!”
  “我担心，将来华主席肯定要吃他的亏，这个家伙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太危险了。”
    邓小平谈完了第二个问题，即新的历史条件后，又开始讲破和立。他一边抽着香烟，一边弹着桌子说：“揭批 [ 四人帮 ]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抓不好这个纲是非就不明，阵线就不清，班子就配不好，作风就不能改变，团结就没有良好的基础，工作也搞不上去。总而言之，不破掉这些坏东西，就不能立新东西。要把'四人帮’揭深批透．非联系揭批林彪不可。林彪、[ 四人帮 ]早就勾结在一起，阴谋篡党夺权。林彪对军队毒害很大，过去没有怎么批，被'四人帮’包下来了。他们不批林、假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同志，叶剑英同志，揭批[ 四人帮 ] 联系批林彪，更是顺理成章的事，不存在什么'纠缠历史旧账’的问题……”
    底下又有人议论：
  “听到了吧，又要剪除异已了。看来，不论他怎么整人，都能找到借口。”
  “唉，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朝不用那朝人。看来，封建流毒很难消除掉。”
  “当初他站出来时，还把他当人，看来还是我们眼睛不亮。”
  “亮也没用。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现在是肆无忌障地提拔、重用他的老部下、老同事，我们这些人根本没放在他的眼里。”
  “完了，这个党没什么指望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如果华主席都采取不了措施，我们便没什么好办法。”
    邓小平发表完讲话后，韦国清立即布置组织讨论，会上，公开反对的腔调一个人也没有，都是争先恐后地叫好声。连那个在陈锡联耳边喊着要把邓小平拉下马的人，也一本正经地说：“小平同志的讲话非常重要，给我们指明了全军政治工作的航程。的确，我们再也不能按照过去的老皇历办事了，如果再不根据新的情况新的历史提出新的任务，我们军队的方向非走偏不可。”
    于是，会议接二连三地发出《简报》，高度评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用实事求是的观点，重新检验一切文件和讲话，凡是错误的东西，统统推翻！会议还没结束。罗瑞卿就沉不住了，急忙给胡耀邦打去电话，说：“好啊，让你在关键时刻立了一大功，把全国都轰动了。怎么样，这回让《解放军报》打一次头了吧?”
    “好啊!”胡耀邦的声音非常豪爽：“针对一些人对那篇文章的责难，我正和党校动态组的同志进行研究，再写文章呢。如果你没什么意见的话，这篇文章写好后就以军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发表，你同意吗？”
  “太好了!”罗瑞卿说：“那我们就一言说定了。这篇文章我可要亲自参与修改，一定推动这场真理标准的讨论，使它发挥特殊的作用。”
  “这篇文章要着重批林彪、 [ 四人帮 ]的盲目崇拜沦。清除所谓把革命领们偶像化，把革命理论教条化，相信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的流毒。”  
    “是啊，正如小平同志批评的那样，在一些人看来，凡是本本上写的，一句也不能动，凡是本本上没有的，一句也不能说。只要是革命领袖说的．写的、圈的、批的，他们认为都是对的。不管客观实际发生什么变化．也不管经过实践检验那怕是不正确的，他们认为仍然要一味地相信和服从。这是蒙昧主义的复活，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不错，看来我们的观点完全一致。这篇文章的题目暂定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怎么样？”
  “好，好，这就说那些口口声声拥护毛主席的人．其实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常识识都不懂啊！”
    “此外我还组织我们的人撰写《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等文章，以使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真理标准讨论能够冲破阻力开展下去。”
  “耀邦同志．我真佩服你的才华和朝气，如此有魄力而又有水平。看来，小平同志看得准啊！他让我们向你学习。今后你还得多帮助我呢。”
  “我们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吧。”
    经过几次修改，胡耀邦又和罗瑞卿用电话联系七、八次，这篇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的文章终于在一九七八年六月一十日的《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人民日报》也于当天转载。
    这如同又爆炸了一颗精神原子弹，把当时的政治思想界，弄得更加扑朔迷离，人们感到无所适从了。
    华国锋，汪东兴，立即发现自己失控。他们慌了于脚，匆匆忙忙地准备寻找新的措施应付即将到来的风暴。这点，他们都感觉到了。
    就在这个时候，吴冷西病了。
    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一句一句地看完了新发表的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轻轻地叹了口。其实，他完全蒙在了鼓里，根本不了解这两篇文章发表的前后背景。书生气十足的他．就文字扣文字。完全按照传统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
    胡绩伟来看他来了。
    吴冷西发现他的脸上挂满微笑，那种微笑说不清是幸灾乐祸，还是胜利的的得意忘形，反正他看了不那么舒服，甚至打了个个哆嗦。
  “听说你病了，来看看你。”
  “谢谢您的关心，我还好，死不了。”
  “《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你看了吗?”
  “看了。刚才还又看了一遍。”
  “怎么样?你还是原来的观点吗？”
    吴冷西说：“我看了《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这篇文章后，更认为我那天晚上向你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不过，你向人们传达时．把我的许多话都传达错了。有些不是我的原话。”
    胡绩伟马上说：“你的话在当时的电话里讲得很清楚，我也听得很清楚。我不会速记，记录中当然不少不完全是原话。但你主要的话，主要的意思，我没记错。”
    吴冷西从床上坐起来，态度很不冷静了：“虽然你们的文章口口声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这并不能掩盖文章的倾向是要修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文章提出这样一系列的观点，只会引起思想混乱。你们究竟是要举旗还是砍旗？”
  “照你看来，毛主席就没有错误了?”
    “不!我不是说毛主席没有任何缺点和错误。他的某些话，某些指示以至于个别结论，如果已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已经不适合于新情况的，当然应该修改。但这样做也要非常慎重，时机要适当，方式方法要适当。”吴冷西恳切地说：“毛泽东思想是要发展的，它要随着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但是，作为一个理论体系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的基础。我们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应该按照党的十一大确定的那样，就是高举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完整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如果不是这样，像你们在报上号召修改毛泽东思想．只会把干部群众引到去争论毛泽东思想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要修改，那么我们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所以你们这么搞，只会使党的形象，越搞越坏。”
  “冷西同志，既然你把我们的文章说得这么坏．你可以写文章来进行答辩和批判嘛!”
    吴冷西笑了：“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本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根本不应该讨论这个问题。”
    谈话当然是不欢而散的。
          
    三十一、身体不适华国锋住院 乘胜追击胡耀邦发威

    看来，人的本性和基本特性是相同的。
吴冷西病倒住院时，华国锋也感身体不适到医院去检查症状。
这下惊动了在京的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
“华主席你感觉怎么样?”
    看着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陈永贵等人的面孔，本来没什么毛病的华国锋也感到胸膛中一阵隐隐疼痛，像是有一双巨大的铁锤猛击心头。他的手松弛了一下，摇摇头叹一口气：“医生说，没检查出什么病因。我想主要是心情不愉快。我希望我们党不要分裂，我们团结一致干四化不好吗?”
汪东兴说：“毛主席说得好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都是客观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陈锡联说：“我说为什么一些报刊不听招呼呢，原来是小平同志幕后支持。看来，他们是要把这场争论继续下去的。我也感到这样做对党百害而无一利，但是……”
“华主席是党的主席，全党必须服从这个中心。不然我们党还有什么战斗力！”
吴德说：“请华主席以指示的方式，下令全国停止令讨论这样的议题。正像其他同志讲的，这根本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是啊，如果华主席下令他们不听，那就更明显了，有人要反党，要分裂党。”陈永贵说：“这样，全同人民就可以……”
华国锋急忙制止住他：“永贵同志，我们不要说那些过头话。谁要分裂党，谁就要承担责任的。承担责任的事，还是由他们去负责吧。”
汪东兴火了：“如果毛主席健在，他们谁敢这样胡作非为?现在无非是欺负华主席太老实。如果华主席果断一些，我敢断定，失败的只能是他们。”
正在这时，秘书赶进来报告：“小平同志来看您来了。”
    还没顾上回避，邓小平就像阵风似地迈进门，和在场的人们打了照面，笑着说：“看来你们得到的消息比我早，跑到我前面来了。华主席，你感到哪里不舒服?”
    说来也奇怪，别看这些人背后乱骂邓小平，但一旦邓小平到了跟前，他们立刻都挤出笑脸点头问好，就连华国锋也从床上坐了起来，说：“小小毛病，还惊动了小平同志，真不好意思。医生说了：只是劳累了些，没什么大问题。”
　　邓小平“噢”了一声，坐下来向他讲起了下一步打算召开国务院会议，就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进行讨论的计划，他说：“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从理论上进一步拨乱反正是必要的，只有强调实事求是，大家才可能联系实际，根据我们各地区各部门的具体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发展方向、规划来。”
　　华国锋知道快触及到分歧点了，便给其他同事使了个眼色，轻声说：“我想单独和小平同志谈谈，请你们回避一下吧。”
　　汪东兴等人明白他们谈不出个什么结果，还是很不情愿地退出去了。
　　“华主席，你不要着急，什么话我们完全可以慢慢谈。”
    “可是目前国内外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华国锋说：“我们党正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严重挑战。所以，我们迫切希望加强党中央一元化的领导，加强组织纪律性，停止一切形式的争论。就像那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你可以告诉军队的同志们不要再搞了。”
“开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讨论，这完全符合党的民主生活原则呀，为什么不能继续讨论下去呢?”
    “政治局的同志已经有不少反映了。这些消息泄漏到国外去所造成的灾难，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的，而另一方面的问题也同样是严重的。如果这些消息传出去，在我们自己国内的人之中，有人也将开始散布流言蜚语。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变得不仅仅是流言蜚语了。至于国内的影响，我想你自己会想象到的。”这话具有明显的威胁意味。
    但邓小平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他知道，通过自己半年多来的一系列措施，华国锋在中央最高层的地位已经动摇，他在全国的威信实际上已经一落千丈，追随江青的一伙文革派骂他是叛徒；原先支持他的人认为他“没水平”、“没能力”，逐渐对他失去信心；由于他顽固坚持两个“凡是”的政策，那些老干部，和尚未站出来的人们都认为他事实上是江青一伙的帮凶，也对他心怀不满。政治圈里的人其实是最讲实际的，当他们认为某一大人物逐渐失去权势时，许多人就会想方设法改换门庭，另择新主。所以，他根本不把华国锋的威胁放在心上。但他也不是那种盲目蛮干的政治家，他非常精通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什么样的战术。
“华主席，我发现你太过虑了。”
“不，有些后果我不能不考虑。”
　　“我完全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们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不是针对任何人的，更不是针对你的。如果有些人硬要对号入座，那将把问题复杂化。”
　　“为什么不能停止，不搞这种讨论呢？”
    “因为这不是以什么人的意志转移而人为造来的。这是历史发展到新时期后必然要出现，而且也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这个理论课题不解决，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再发展，对我们来说，是非要解决下去不可。”
    华国锋本想冲着他说几句难听的话，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他知道一旦那些话说出来，就会使邓小平处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而且也会使他们目前这种微妙的关系迅速破裂。于是他改了口：“小平同志，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在会议上解决，”
邓小平马上说：“要开会的话，那就先开政治局常委会。争取在这个会议上我们统一认识吧。”
    胡耀邦的“兰鸟”轿车飞驶离了中央党校，径直穿过了学府路，直奔城中心开来，刚从成都来京的赵紫阳与他同车，他坐在胡耀邦的身旁，宽敞的后部坐位与司机之间是用隔板屏蔽的，且又隔音。窗帘挡住了行人的凝视目光。
“他已经接近要垮台了。”胡耀邦说。
    赵紫阳不露声色地听着。他已经接到邓小平、李先念等人给捎的口信，让他发动几个可靠的省，市的党政军第一把手明确表态，在当地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迅速纠正被林彪、江青等人搞乱的是非，特别是抓好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平反冤假错案。从他的政治经验来看，已经明显地感到最高层政治斗争的脉搏和趋向。
    他佩服胡耀邦。短短的几年，胡耀邦就在全国知识界树立了相当高的威望。他的一个讲话或电话传过去，知识分子们就会引起一片欢腾的景像。还在他组织的第一篇文章刚出来时，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党组就在方毅主持下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并且做了决定：支持它，支持这场讨论。
    七月五日，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出面召开的“理论和实践讨论会”在科学会堂举行第一次会议，方励之、严家其、吴江、于光远等十多人发言，畅谈实践是如何检验真理的。
    自然科学家们列举事实说明，当原有的自然科学理论同新的科学实验的事实发生冲突时，科学是如何穿越旧理论而创立新理论，同时又从实验中得到证实的。有人兴致勃勃地举了这样的例子：十九世纪末，有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开尔文，认为当时的物理学理论已经是十分完善的了，只是天边还有两朵小小的乌云。这指的是当时的物理学理论无法解释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和黑体幅射实验。可恰恰是这两个实验向经典物理学提出了挑战。如果把经典物理学当成一种教条和偶像，人们就将不会去理会这两朵小小的乌云。爱因斯坦和普朗克正是从这两个实验当中提出了狭义相对论的量子论。
    在会上，天文学家方励之，以他那特有的健谈作了题为《从天文学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言。他说天文学的研究总是从已有的观测材料出发，提出各种假说，预言某种天体或现象的存在，然后又从新观测材料得到证实，证明其为科学真理。他列举了当时天文学上关于中子星和引力波的预言。一九六七年发现了脉冲星，证实了中子星的存在。而引力波的预言目前还没有被观测所检验证实。
　　方励之还说：在目前各种宇宙学理论中，大爆炸宇宙学比其他宇宙学要好一些，因为它能解释现有的各种天文观测材料。几年前批判大爆炸宇宙学，提出了各种理由：一是“离奇”说；一是西方“宇宙论”；一是不符合辩证唯主义观点。有的文章承认，“大爆炸”是能解释一些实验事实，但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讲到这里时，方励之将头发往后一扬，大声质问：“这些说法不是从天文观测事实出发，而是从思想观点出发，难道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吗?有些人实际上是照抄照搬苏联对宇宙膨胀论的批判。大爆炸是种宇宙学理论，评判对不对，要根据天文观测事实，而不能根据某种理论观点，要从实践出发，而不是靠思辩。”
　　另一个雄辩家是严家其。这位政治学研究专家以《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自然科学》为题，对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大加鞭鞑和讽刺。
    他说，封建神学和经院哲学统治下，正如伽俐略所说：“在公开辩论时，当有人在讲述一个可以证明的结论时，他的话却被一个反对者打断了，用一段亚里士多德的原话堵住讲述者的嘴(这段原话是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而写的)。甚至当一个学生发现太阳有黑点时，他的老师、一个经院哲学家，因为《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的书上都没有谈到那些黑点，竟向这个学生说：“这些黑点只在你的眼睛里，而不在太阳上。”法国哲学家蒙台涅曾嘲笑这些经院哲学家说：“我们都会郑重其事地说：'西搴罗是这样说，或者，'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原话’。至于我们能代表自己说些什么呢?我们自己的论断是什么呢?我们的行为是怎样的?只是鹦鹉学舌而已。”他讲完这些事例后，哈哈大笑着说：“这些不也正是对那些生活在现代却要复活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绝妙的写照吗?”
    胡耀邦向赵紫阳讲完情况后，充满信心地说：“我敢肯定，真理是在我们这一边，我们肯定会得到绝大多数的中央委员和省、市领导人的支持，老西子的下台只是时间上早晚的事。”
　　“不过，”赵紫阳说道：“这一场理论仗败了，他向倒台迈近了一步，不过他还远远没有到濒于垮台的地步。不要低估华国锋。他在垮台之前将会困兽犹斗。我看他会下台的，因为他不得不下台。”
　　“现在政治局常委内的格局是三比二，我们是多数。”
　　“李先念同志也表态了吗?”
　　他将在国务院召开的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步伐的讨论会上发表讲话，公开表态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
　　“但是，《红旗》杂志的态度是很奇怪的事呢。熊复至今还在抵制这场讨论。”
    胡耀邦笑着说：“这里也有很奇怪的事呢。熊复是五月十七日到《红旗》接任总编辑的。此之前，他在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任职。上任的当天，他召集《红旗》的其他几个负责人谈话，大讲什么'在这里，我表明自己的观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贳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是有问题的，我是不同意他们的意见的。有些报纸用一个版、两个版发表什么特约评论员文章认为他们是代表中央讲话的，到底代表不代表很难说。现在是要强调坚持马列主义、毛泽思想的基本理论，还是要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旗帜的问题。有些人抓住实践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据他所传达的汪东兴指示说，是那位副主席要《红旗》一花独放，说是不表态。你看斗争复杂不复杂?”
　　“比我想像的要复杂些。”赵紫阳说：“上星期成都也发生了一些骚乱，和北京的情况都差不多。陈永贵和山西省委的人都说我们是复辟资本主义，所以四川也有人想攻我。”
　　“坚决顶住。只要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华国锋的态度就会软下来的。”
　　“有那么快吗?”
　　胡耀邦笑了笑，胸有成竹地说：“我早把这个人看透了，他是软骨头。他根本不敢和小平抗衡。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开诚布公，紫阳同志，我们不再是为他们而工作，而是为真理而战。让我再把话说清楚，只要各省、市的负责人再多表态一致，不管是华国锋还是那个汪东兴，他们都将跳不起来。”
　　胡耀邦有言有行，说一不二。他身体力行，终于又促成了一系列行动。
　　七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邀请全国各界的有关人员一百六十多人在北京朝阳区的党校开会，继续讨论理论和实践的问题。
　　这回站出来亮相的是邓力群。
　　此刻，他的职务还是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他讲话惯于显出庄重、严肃的表情。他在开幕式上宣布宗旨：“这次会议所要讨论的问题是：理论和实际联系、坚持事实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践中形成的理论，见解、意见、还要回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加以修正、补充和发展。”这等于表明了他的立场。
　　当讨论针锋相对，剑拔驽张地开展起来时，邓力群又发表了一次讲话说：“同志之间有不同意见，不但允许发丧，而且允许保留。人家打棍子时，你怎么办?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只要是同志，他打了棍子，我们不打棍子。要造成一种空气，不能随便把一个人搞臭。我不赞成鲁迅这样的话：'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也是鲁迅说的：'从古以来，没有骂倒人的。’我相信鲁迅的话。不以骂对骂。”
　　紧接着亮相的是周扬。自郭沫若在一个多月前因病逝世后，此人便是知识界的老前辈了，所以他在七月二十四日闭幕会上的讲话分外引人注目。
    周扬的话锋芒十足，份量极重。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所以成了问题，是因为有人不承认这一点，似乎真理还要受实践检验，真理就没有'绝对权威’了。这就足见林彪、'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是他们的思想流毒还远没肃清，他们的阴魂不散，我们要来做消毒工作，做驱散阴魂的工作。”
这下许多人瞠目结舌了。
    接着，周扬抬起头来，大声宣告：“科学无禁区。如果给科学设置禁区，那就是扼杀科学，宣布科学的死亡，就是阻碍着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科学无禁区，是不是否定或削弱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呢?当然不是。开放禁区这正是体现了党对科学的正确领导。加强党对科学的领导，不是设置禁区，不是压抑科学的讨论，而是给科学研究指出正确的方向、制定正确的科学政策、采取正确的方法来领导科学事业，包括学术的自由讨论，鼓励独立的见解、独立的创造，等等。”
　　许多观察家敏感地注意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没有参加会，但他通过秘书对讨论会作了指示：“这是一个学术问题。要进行学术性的讨论，不要进行政治性的、雄辩式的讨论。”
　　虽然人们议论纷纷，但也只是一晃而过。因为这次讨论所引起的政治波涛，已经汹涌地，迅速地推向了全国。

  三十二、常委会矛盾难调和 捕战机陈云再出山

    华国锋终于同意了邓小平和李先念的提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当前理论界的这场讨论。
    早在五天前，华国锋便通过汪东兴、张平化的汇报翻阅了厚厚的一叠关于讨论情况的资料。各种意见都作了详细摘录，但总的说来，同意胡耀邦他们观点已经占了上风。尽管如此，所有的发言者都小心翼翼，不敢直接把矛头指向毛泽东，而便用了明骂转彪、江青、张春桥等人，暗喻两个凡是的主张者的策略，这点，华国锋和汪东兴胸中有数，只是不便点破罢了。
    当华国锋把眼睛转向叶剑英时，他的神情像一位深思中的老人。这个以谨慎、老练出了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此刻不像邓小平那样穷追猛击，力陈利弊，大谈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而像隔岸观战的第三者，手中拿着赌子儿，仿佛要在旗鼓相当，难解难分的时刻投出关键的一票。
    李先念在邓小平发言后，也侃侃谈了实践对理论的检验意义，甚至毫不掩饰地说：“我总是认为毛主席接近晚年时糊馀了，被林彪、江青利用了，作了一连串的错事。他的错误，给党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尽管如此，我认为他还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错误与功绩比，是占第二位的。”
    平时不见他多讲话，谁知一表态就是石破天惊。汪东兴马上插话：“这就是你们讨论的结果！？我可以用党性、用脑袋担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直到最后一口气，脑子都很清楚，都很正常不但不糊涂，而且清楚地预料到死后要有风浪，顶料到有人要闹事。我可以证明：不是林彪、江青利用了毛主席，而是毛主席巧妙地利用了他们……”
    “东兴同志，今天不讨论毛主席的是非功过问题。”邓小平伸出手掌来制止住汪东兴说：“那显然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了。我们今天只议究竟对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理论课题的讨论，是积极引导使之成为正常的学术争论而得正确结论?还是采取简单粗暴的压制手段，给解放思想的良好开端大泼凉水呢?我们只要把基本的原则搞清就行了，不需要节外生枝!”
    叶剑英捂住嘴巴笑了。他用扇子轻轻地摇晃了两下，开了口：“小平同志把我们的议题讲明了，我们就在这个问题上统一思想。其他的事太复杂，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
    李先念很佩服邓小平的应变水平，很快就把很容易引起歧义的众多矛盾集中到最主要的问题上来，而且把问题限制得那么死，简直不容对方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华国锋说：“现在正是全党齐心协力大干四化之际，我们进行这样的讨论是不合适的。但是我不是说这个问题不能或不应讨论，而是认为时机选择得不对。现在不管谁有理，先停下来。等把我国的国民经济搞上去了，讨论这些课题有的是时间。”
“我同意华主席的意见，这些争论先放起来，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摆出来让他们充分发表意见。”汪东兴说。
    “现在晚喽！”邓小平划着火柴，又点燃一支香烟慢悠悠地说：“本来《光明日报》发表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也没什么了不起，很正常嘛。无论党章、宪法给了公民和党员这种自由了嘛。但是，文章一出来，就受到一些人的责难。什么'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是反动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甚至有人还要提出处理作者和报社负责人。这种毫不讲道理的蛮横作法，就挑起了争论。不争论怎么行呢?究竟谁是谁非呢?”
叶剑英明知故问：“是谁下过这些指示呢?”
    “如果是一般老百姓说的倒也罢了。”邓小平说：“偏偏是来自我们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中宣部长张平化同志算一个。他说话很不负责任，开口'违反纪律’闭口'不经审阅’，左一个禁令，右一个禁区，硬是要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所以我在七月二十一日，严肃地批评了他们：'你们不是口口声声拥护毛主席吗？，恰恰是毛泽东同志主张百花要齐放，百家要争鸣的。’言必称马列的人恰恰不懂马列主义，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李先念拍了桌子：“张平化继续这么干，可考虑撤职!”
叶剑英哼了一声：“张平化怎么适宜当中宣部长呢！”
　　“他真是这样说的吗?”华国锋若有所思地说：“嗯，好了，我们大可不必为此事大动肝火。平化同志的意见，我了解一些，从他给我的汇报看，他也是一番好意，他担心这样讨论下去，会有损于党和毛主席的形象。”
　　“其实现在已经损伤不少了。”汪东兴大声地说：“只要看看外电的报道和各地一些反革命分子的煽动就清楚了。”
　　“如果我们被外电和敌人的煸动所诱惑，那正中了他们的计。”邓小平说，“敌人盼的就是我们思想僵化，抱住自己的错误不放，以便脱离人民群众，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去，最后自己垮掉。从我个人来说，我感到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敌人对我们的攻击是由于这次讨论引起的。”
　　“这岂不说，我们讨论以前敌人就没有攻击我们了吧?显然是荒谬的。”李先念很不满地瞪了汪东兴一眼。
　　叶剑英再次开口：“我不主张对讨论采取压制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当然要进行深入学习和研究，但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嘛。”
    “正是我们的华主席，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强调'在学习中，我们应当力求完整地而不是零碎地，准确地而不可随意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的原理掌握起来。’我认为，我们按照华主席的指示办，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不会出现教条主义的错误。当前的主要危险依然是修正主义，而不是教条主义。”
    邓小平环视了一遍众人，沉下脸来说：“今天是正式的常委会，目的也是统一一下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看，我们没有取得意见的完全一致，但都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对一步工作便能较好地协调了。会议上不一致没关系，会后就应该尊重党的纪律，尊重大多人的意见，毕竟是少数服从多数嘛。”
    那么就这样了吗?算不上是一次表决，但意味着已经表决了，华国锋想道。如果他输掉这一轮的话，那种表决随后会来的，现在一场党内分歧已经逐渐暴露在全党面前。这些天，他从来没有像这样清楚地感觉到，他已经陷入了变成少数的境地。尽管表面上，他们口口声声还尊称他为英明领袖。
    “现在不是结论。”华国锋现在不能认为自己已经挤下阵来，他故作镇静地说：“就是我们同意这场讨论继续下去，也不能说可以匆匆忙忙地作结论了。这样的结论同样需要实践的检验。”
　　“对!讨论这个问题不但要专家参加，广大工农兵群众也可以参加。”汪东兴说：“既然大家都想把这场讨论搞下去，那就试一试吧。但我还是主张因势利导的。作为党中央的态度，我还是那三条：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转变太快了。娈脸谱也应有时间嘛，不要叫后人嘲笑我们出尔反尔，今天说一套，明天又说一套！那样好吗?”
　　谁也没有回答他的这种挑战。
　　政治局常委会的内容，双方都因为各自的原因，没有对外传达，所以，他们仍然各以自己的解释在他们的活动领域内行事、讲话。
　　相比之下倒是外界的人士心里清楚。不同的人们，都按照自己的需要审慎地选择着自己的态度。
    八月十六日，华国锋应邀开始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在华国锋不在国内期间，让邓小平代理国务院总理职务。人们发现，邓小平在会上声严色厉，会后却是和颜悦色，完全是另一副面孔。
    机场上笑语盈盈，欢声雷动。华国锋戴着墨镜走下轿车，在机场南端的一条航道上的巨大的波音喷气式飞机旁停下来，与前来欢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握手、告别。为首的还是邓小平。
    在摄影镜头面前，异常亲切的邓小平双手握住华国锋的手，诚挚地说：“华主席啊，我想了很久，认为这次真理标准讨论结束以后，我们党的重心应该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停止类似的这个斗争，那个斗争，你考虑怎么啊?”
　　这对华国锋来说，无疑是安慰。现在他已经对无休止的斗争感到了厌烦，感到了恐惧，希望能过几年安宁日子，以保持自己地位的稳定。他把解决争端和异已的所有事情都寄希望于将来。如果说，当初逮捕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追随者自己已经冒了一次巨大的风险的话，那么现在让他用同样的办法来对付邓小平等人，他可实在没有这种勇气了。
　　“小平同志，我完全同意你的想法。现在，建设我们的国家是压倒一切的大局啊!”
　　“好，祝你访问成功，取得较大收获，”
　　“我想会有收获的。”
　　持续半个多月的国事访问，倒是使华国锋大开眼界，从而也是显示了他在涉外活动中，完全是个外行，起码不是内行。在布加勒斯特，他签署了中罗两国政府关于建立经济技术合作委员会的协定，以及其他八个协定和协议书；在贝尔格莱德，他签署中南两国政府关于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委员会的协定，以及经济、科学和技术长期合作协定；在德黑兰，他又签署了中伊两国关于文化合作的协定。究竟这些协定和协议能对中国起多大的效果呢?他考虑得并不多。
　　在此期间里，邓小平多次和陈云、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碰头、商量、研究下一步如何确保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取得预期效果。
　　陈云对他说：“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都已明确表态了。任仲夷在《理论与实践》杂志发表了一篇《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我看很好。他说：'实事求是，这是一面照妖镜。在它面前，一切伪理论，伪科学、左骗局，都会原形毕露。有了实事求是这个武器，禁区可以突破，思想可以解放，工作可以高速度地前进。’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战斗力。此外，八月初，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你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学习《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相继发表的三篇文章，认真讨论了真理标准和民主集中制两个问题，收效都很大。那个杨易辰胆子也很大哟，在会上他公开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黑龙江省委不是黑的而是红的。这的确有点勇气啊!”
　　邓小平说：“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干部，没有这样的干部，我们的事业和路线不能持续稳固地发展下去。”
“现在人们就怕反复。”
“为了防止反复，只有动根了。”
“大动还是小动?”
“要动就是大动，小动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这要分两三步来走，走快了不行。”
“所以我得请你来出山了。”
“怎么个出山法？”
“恢复你文化大革命前的职务嘛。”邓小平说：“如果连你的政策都落实不了，那其他人就更谈不上了!”
“也好，有了权其他都好办了。”
“让你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干不干？”邓小平兴奋地凝望着他。
“干!”陈云坚定地回答：“第二书记我都干!”
“耀邦、紫阳这些同志都得提上来。”
“对，关键是要靠这些接班人。”
    在邓小平眼里，陈云是他的智多星。每当决策重大事情时，邓小平都要和他碰头，征求他的意见。陈云很聪明，非常善于观察形势和捕捉战机，没有十拿九稳的把握，他是不会轻易发表意见的。经过上下观察，他显然已看准了，有信心了，所以主动请缨，跃跃欲试地要出山了。
    邓小平把陈云的想法告诉了叶剑英，叶剑英当然同意。他忧心忡冲地说：“这件事不但要在政治局会议上研究，还要中央全会通过并批准。万一华国锋、汪东兴在里面搞什么小动作，事情还会复杂起来的。”
    “这好办，可以和王震等同志联系一下，让他们也分头做一些工作。万一有什么麻烦，那就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再集中兵力拿下那个堡垒。”邓小平果断地说：“现在你应该看到，不从最高领导核心动手术，什么事情也谈不到了。”
　　那天夜里，邓小平也找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交换了看法。不出二十四个小时，中央最高层拥护邓小平意见的人，几乎全部知道了他们的计划。当华国锋于九月五日结束对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伊朗的访问回到北京时，这里的一切都已基本就绪了。
　　“小平同志，国内没发生什么事吧?”
　　“没大事倒有许多小事。”邓小平和华国锋握完手后，并肩往机场休息室里走去。他边走边说：“最近听到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很使人放心不下。这样的事不利干安定团结么。”
　　“什么事情啊？”
    “汪东兴、张平化、吴德、纪登奎、永贵同志最近到各地视察工作，沿途散布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言论。”邓小平皱着眉头说：“比如汪东兴一个多月前到山东济南等地，竟说中央有两个司令部。最近讲我们把矛头对准了毛主席，这将起到很不好的作用。各地都有报告转上来，我都不好回答了。”
    华国锋随口而出：“这个东兴同志，说话就是不注意，让我见了面好好和他谈一谈。一定要保持中央的团结，一定要维护齐心协力搞四化的大局。没有这一点，什么事也做不成。”
    “我们完全想到一块去了。”邓小平说：“我九月八日至十三日要去朝鲜参加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我回国后，顺路要视察一下东北三省的工作。有什么事，你可委托先念同志办，我也有了妥善交代了。”
    “可以。”华国锋对他的东北之行似乎不放心，忍不住强调：“小平同志，和地方的同志谈话，千万不要暴露中央内部的分歧。要珍惜我们今天的局面啊，来之不易呢。和地方上同志讲，主要是贯彻齐心协力抓四化建设，将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个大局。其他的……”
“这些我都懂。”邓小平非常友好地打断了他的话，丝毫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华国锋的住地和汪东兴离得很近，与那儿的建筑与水源浑然一体。而中南海货真无假的清代餐馆却是享有盛名的。华国锋一个电话便把汪东兴召来了，他们在当年毛泽东经常散步的静谷园内摆下了餐桌，一边吃着西瓜，一边谈着工作。
　　“听说你又到外地讲话，批评他们搞的标准讨论了？”
　　汪东兴爽快地点头承认，说：“我觉得他们越来越离谱了。搞真理标准讨论，其实是一个一个地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了一批毛主席亲自定的案子不说，还要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甚至连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也要否定。像这样下去，我们党的整个历史都会被他们否定掉!”
　　“没有这么严重嘛。”华国锋皱着眉头说：“你一开口就把纲上得那么高，别人还敢讲话吗?”
　　汪东兴表示惊讶了：“什么?他们还不敢讲话?他们就差一点喊打倒毛主席、打倒共产党了。”
　　“你呀，说话一点都不注意。像这样下去我可真要批评你了。”
　　“你批评我啥我都接受，唯独在对待毛主席的态度上，我要坚持我的观点。”汪东兴诚恳地说：“华主席，我倒是对您不满了。”
　　华国锋一怔：“对我?”
　　汪东兴掏出手帕，擦了擦手和嘴：“你在这场关系到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路线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态度暖昧，不敢奋起抵制，甚至不让我们、也不让地方对他们的行动表态，这反而助长了那种歪风邪气。”
　　华国锋有些不满了：“可你们那种态度又怎么样呢?只会自己把自己搞下台。”
　　“下台也没关系。为了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杀头坐牢开除党藉都不怕，还怕下台吗?说老实话，我从来没想到我能当上党的副主席这个职务，所以我也并不是为了保这个职务而不讲原则。”
　　华同锋感到坐不住了：“东兴同志，你怎能这样说话呢?”
　　“华主席，今天我说的是心里话。但是，我是向着你的，请你能理解我的心情。”
　　汪东兴的眼圈都有点发红了：“我觉得像你这样在政治上一忍再忍，一退再退，最终只能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全丢掉!”
　　华国锋把脸一沉：“这么说来，我不是成了投降派了吗?'四人帮’就是用这种语言来攻击我的，没想到你也这么看。你们根本不理解我的心情，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做吗?可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在任何时候，我不能丢弃了党的原则啊!”
　　说这几句话时，华国锋已经带出哭腔了。

   三十三、汪东兴停刊遭抵制 天安门事件获平反

    邓小平从朝鲜一回国，就在东北沿线下车，召见省市领导人和所驻部队的负责人，听取他们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汇报。
    “阻力很大啊!”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一见邓小平就说：“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多年，现在一句话就想把过去的东西都否定掉，人们很自然地要问：我们还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了?”
    “你没听听杨易辰、任仲夷等同志的意见吗?”邓小平说：“看来你们还要好好学习一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粉碎'四人帮’已经快两年了，实践已经对过去的好多事情作出了明确回答，如果还不觉悟，那就很成问题了。”
“我希望您能给省委常委们都讲一讲，提高一下大家的觉悟嘛。”
“可以谈谈，我们共同学习嘛。”
    九月十六日，在吉林省委会议室里，邓小平接见了省委常委和驻军部队的负责人。他坐在桌子的中央后仰着身子，并看着对面的王恩茂。常委们依次发表看法，几乎重要的问题都谈到了。邓小平首先讲到了罗瑞卿的逝世，说他是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生前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作出了重大贡献。然后，他针对人们的各种议论，发表他的看法：
    “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但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却是个大问题。我想你们都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很有名啊!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邓小平这番话，使在场的人个个屏神敛气，感到了不安。他们都已听出，他的话显然是冲着华国锋来的。而华国锋依然还担任着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这样批评他还了得吗?不过，谁也不敢站出来驳斥邓小平的话。他们都装出一副丝毫不知情的样子，一任邓小平大发议论。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邓小平把手一挥，斩钉截铁地说：“不管'两个凡是’是谁提出来的，都是不正确的，如果毛泽东同志还在世，我想他也不会同意这种观点的。”
　　王恩茂问道：“现在很多人传言，中央准备为彭德怀平反，有这事吗?”
　　“如果有，你同意?”
　　“我，还不了解情况。”
　　“详细情况不了解能说得过去，一点也不就说不过去了嘛。”邓小平边吸烟边说：“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案子，我们都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让大家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目的也就是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坚持从实际出发。彭德怀的所谓反党，不就是给毛主席写一封信，表示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看法嘛。他的意见对不对?你们重新看看信就知道了。”
　　“不管怎么说，我们要听中央的。”
    “听中央不是听某一个人喽。”邓小平笑了：“我们中央是集体领导。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意见，什么叫高举?现在我回答你们。中央目前提出的方针、政策就是真正的高举。下这样大的决心，切实加速前进的步伐，是最好的高举。离开这些，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
    这么一讲，倒使一些人醒悟过来了。他们感觉到：邓小平今天讲的这些看来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政治局多数人的意见。在目前，凡是介入政治圈的人都已觉察到了多数的重要。一旦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中一种主张或意见占了多数，人们就不得不跟着走。也可以说，那是他心甘情愿地走进那种包围圈的。即使他不走别人也得走。
    由共青团中央举办的《中国青年》杂志第一期定于九月十一日出版。第一次征订，即是三百万份。九月六日和七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先后报道了消息。十日的《人民日报》还刊登了这期的目录。
　　其中，这期杂志将介绍一位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中同江青、张春桥等人斗争，被逮捕入狱后又顽强抗暴，拒不屈服的青年工人事迹，他的名字叫韩志雄。文章的题目就是《革命何须怕断头》。在相当一批人强烈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而至今仍未得到中共中央批准的情况下，这篇文章所具有的作用明眼人一看即知。汪东兴调审了这期杂志的文章后，大为恼火，便于当天下午给共青团“十大”筹委会负责人的韩英打电话，问道：“你看过《中国青年》第一期稿子了吗?”
　　“我，我进没来得及仔细看。”
　　“问题不少!”汪东兴的口气很严历：“第一，为什么他们只发叶副主席题词，而没有华主席题词?第二，《革命何须怕断头》所宣传的韩志雄，你们了解清楚了吗?这个人有问题。第三，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我已经批评过了，怎么这次又出来了啊?第四，这里面没有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的文章。所以，你们宣布刊物停印停发，等研究处理。”
　　韩英心凉了半截。他怀着复杂的心情向《中国青年》编辑部原话传达。
　　世界上再没有比凭藉权力乱封乱停刊物和报纸更为可恶的事了。这既等于封别人的口，又暴露了自己独裁、专制的嘴脸。编辑部研究了汪东兴的指示后，一一予以回答：第一，编辑部早在七月份就分别给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写信，恳请他们为《中国青年》复刊题词。并希望能在八月底交编辑部，以便能赶在九月二日付印。付印前，几次催问，当时只收到了叶剑英的题词，而华国锋又正在外，这样只发叶剑英的，也不会影响什么大局。第二、宣传韩志雄，是北京市公安局推荐的；而且，北京团市委已经作出了向韩志雄等人学习的决定，他还被选为出席共青团“十大”代表，其事实经多方调查，一点虚假也没有。你汪东兴有什么根据说他有问题呢?第三，刊登童怀周的诗抄，其内容都是怀念周恩来总理、声讨江青等人的，这会有什么问题呢?第四，本来准备刊登毛泽东诗词手迹，后来因为赶不上付印时间，经过团“十大”筹委会同意，刊发毛泽东一九四八年为《中国青年》复刊题词的手迹。而且，在这一期的复刊词中，已经说到“以表达我们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对纪念毛泽东逝世并没有疏忽。据此，他们表示难以接受汪东兴的批评。
　　九月十一日，编辑部将自己的看法写信报华国锋、叶剑英和李先念、邓小平等人，同时也给了团“十大”筹委会。

    三十四 中央会议形势逆转 常委表决再输一局

　　陈永贵啪地把几份简报摔在桌上，对纪登奎和吴德说：“你看赵紫阳和万里在会上兜露的是什么东西!这些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的玩艺还标榜是马列主义的创新呢！真是活见鬼。”
　　纪登奎端起茶杯，呷了一口冷笑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两年多来就是检验了这些东西是真理嘛。”
　　吴德就像一个木偶似的坐在那里动也不动。
　　实际上，这几天报纸上已经详细介绍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决定：把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种菜、认为这个办法将调动起农民己的积极性，大大地加快秋种进度。在借地的基础上，有些地方实行了包产到组，有的搞了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省委坚决支持这些办法，并在滁县、六安专区和凤阳县进行了广泛试点。不到三个月，全省实行联产责任制的生产队就发展到四万一千多个，约占生产队总数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并且支持农民采取包产到组的形式经营土地。
　　赵紫阳说：“这是我们实行社会主义新政策的试验。”
　　当万里在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会上介绍完他们的经验后，陈永贵当场便质问：“你们这一套恰恰是大寨经验所反对的，这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
　　万里说：“究竟是什么主义，广大群众心里最清楚。只要对发展生产有好处，我们就可以考虑实验。”
“试验来试验去你们还学不学大寨?”
“如果有利于解放生产力，能得到人民群众拥护，我们就学。否则，就不学!”
赵紫阳也站起说：“永贵同志，学先进不能强迫别人照你的办法学嘛。各地的情况要允许别人根据当地的实际灵活地决定方针政策嘛。”
“那还听不听党中央的号令?”
“正是党中央要我们实事求是地搞实验嘛。”
“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号召、党中央强调的，难道不学啦?”
　　赵紫阳这个人很能沉住气，不管陈永贵怎么喊叫，他都是那种不慌不忙，不紧不慢的耐心样，就像谆谆不倦的老太婆教孩子们学针线那般解释着他的主张，逗得很多与会者都掩着嘴巴偷偷地笑。他说：“学，也要看怎么学呀。总不能你治狼窝掌，我也非要搞个老虎坑呀!没有虎头山的地方怎么办呢?所以要因地制宜。”
　　“你们这叫资本主义!”
　　“噢，”赵紫阳像恍然大悟的样子说：“我们革命了几十年倒在农村革出资本主义来了，那么请问永贵同志：有资本主义就有资本家呀，在农村谁又是资本家呢?”
　　陈永贵回答不上来了，气鼓鼓地将文件包一拎走出会议室。
　　此刻，吴德和纪登奎已经见怪不怪了。他们知道，这种变化是无可挽回的，除非把邓小平这一班人赶下台。不能这样：那凡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破掉的东西就要统统恢复起来，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作法统统都要宣布为正确的。
　　纪登奎冷笑着说：“你们看吧，邓小平他们批判别人的'凡是’，却要搞他自己的'凡是’，好戏还在后头呢！”
    此人多少有点先见之明。随着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参加会议的人们情绪大振，就像砸碎了套在身上的精神枷锁一样，各种意见和主张洪水般地奔泻出来了。发言者无所顾忌，不发言者则小心翼翼地；连一贯敢放炮、敢批评、敢讲话的汪东兴也觉得无所适从，不知如何是好了，
    “所谓一月风暴，必须全部否定。一月风暴是林彪、'四人帮’相互勾结，篡党夺权，妄图打倒一大批老干部的反革命行动，现在中央必须重新认识这件事。”
    “还有'二月逆流’，那明明是叶剑英、陈毅、聂荣臻、谭震林这些老帅们、老干部反对林彪、'四人帮’的抗争和革命，根本不是逆流，而是正流、洪流，中央至今还没有为这起案件平反，我们要求中央为这些老同志彻底平反。”
    “毛主席在晚年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压根儿就是错误的。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的工作中没有一点点错误，是'四人帮’和毛远新勾结在一起，乘毛主席病重昏迷之际，欺骗毛主席，搞了一场大悲剧。到了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完全、彻底颠倒过来的时候了。”
“文化大革命不是局部，也不是个别，而是整体上错了，完全错了。”
“什么文化大革命！而是彻头彻尾的文化大倒退，是十年浩劫，有人还要我们正确对待。正确的态度就是全部否定！”
    “我们认为华主席，汪东兴等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还以执行的是他们的路线，思想体系没有变，因而在工作中起色不大，或者说还根本没有起色。”
……
　　这些突如其来的发言和主张如同一阵猛烈的炮火袭击，打得华国锋晕头转向，乱了方寸。他对与会者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建议，不知如何回答了，只得求助于叶剑英。
　　“我们开个政治局会议吧，这样好决定一些问题。”叶剑英说。
    “我同意叶帅的意见。”李先念说：“现在我们的思想已经远远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了，要想不被历史所淘汰，只有采取主动，顺应潮流，走在群众的前头。不然是很危险的，很危险的。”
    邓小平故意不马上表态，他要看看汪东兴的态度。会议开了快一个月了，该解决的问题都已初步提出来了，但是汪东兴等人还在抵制他们的方案，如果策略上不对头，他会毫不退让地反对的。这个人跟毛泽东几十年，手里掌握着不少“秘密武器”，某种意义上讲，他比华国锋还难对付。
    邓小平看得丝毫不差，汪东兴的确准备要全面反击了。他认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各种意见和主张，完全违背了会议所定的议程，是有计划、有预谋的活动。他仔细地研究了叶剑英、陈云，胡耀邦、胡乔木等人在会议中提出的问题，越发感觉到他们包含着极大的政治目的。
    叶剑英在会议上讲话时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最大教训是这场运动的领导班子——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被一批反革命两面派和篡党夺权分子所把持，它从反面告诉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必须健全民主集中制，一定要选好领导班子。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凡是不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时候，就要出乱子，出问题，出野心家。”
    汪东兴盯着叶剑英的面孔，心里暗暗骂道：“你现在摆什么一贯正确!当初中央开会，你那一次不唱赞歌?你巴结江青、林彪时的那付神态丝毫不比别人差，你对文化大革命的歌颂，言犹在耳，文章墨迹未干，现在倒来了个摇身一变!唉，认清一个人真难哪！”
    胡耀邦的发言，还是围绕着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放手恢复老干部工作等问题展开的，他说：“毛主席一直强调，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这些干部，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建立新中国而立下不朽功劳的老革命，他们经过这次考验以后，对林彪、'四人帮’更怀有刻骨的仇恨，对党的新时期总路线更有着深厚的感情，是为四化建设而奋斗的最可靠
的骨干和领导核心。我们要求党中央迅速作出决策，尽快地恢复他们的工作，发挥他们的作用。”
汪东兴同样明白，这批干部一旦站起来，必将壮大邓小平等人在中央的势力，随时都有取代他们的可能。
    在会议中讲话引起汪东兴注意的，还有胡乔木关于“多宣传工农兵，少突出宣传个人”的发言。胡乔木再三强调“少宣传领导人个人的没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和讲话，这本身就带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色彩，不利于在党内外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扫除封建主义遗毒。”
　　这些言论，汪东兴认定也是对着华国锋来的。但是，华国锋对这一系列的言论和意见，不仅没有政治家特有的敏感和应变措施，反而表现得很麻木。这使汪东兴感到十分痛心。他忍不住自言自语：“华主席呀华主席，毛主席选择你作为他的接班人，真是又一次失策。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事业很可能会毁在你的手里啊！”
　　汪东兴正在胡思乱想，听到华国锋在问道：“我喊了你两次了，你怎么不回答啊?”
“哦，我，我刚迷糊了一下。好几天没睡安稳觉了，疲劳得很，总想打瞌睡。”
汪东兴应付着说。
“常委们决定二月初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你对要讨论的议题还有什么意见吗?”
华国锋是在特意征求他的意见。
“有话到会上再讲吧。”汪东兴打了个哈欠站起来：“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许多人都预料：二月初的政治局会议是一次很艰难、很激烈的争吵论战，弄得不好将使中央工作会议上取得的成果都流产。而实际上，会议开得十分顺利。
　　会议一天时间，政治局委员们达成了一致意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薄一波、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问题，都是过去处理错了的案件，应当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对于康生、谢富治，中央政治局认为他们的问题很大，应当进行揭发和批判。关于地方的重大事件，中央决定由省、市、自治区党委实事求是地处理。
　　当然，这得归功于华国锋放弃了一系列他过去竭力坚持的意见。
　　会前，邓小平、李先念和他谈话。
    邓小平说：“你应该看出来了，无论是标准的讨论，还是解决和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大家的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而不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说，是为了把矛头指向你。只要你和大家团结一道工作，大家都愿意在你的领导下心悦诚服地工作，都愿意齐心协力地帮助你和完成全党重心的转变，实现新时期的目标和任务。”
    李先念也说：“工作会议上大家对您提了不少批坪和意见，完全是好意。这正是党内民主生活走向正常，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标志，同志们都不希望你和其他同志对大家的批评采取对抗态度。你放心，你还是全党的英明领袖，你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通过这次会议，只会加强而不会动摇。”
　　正是他们的后一句话，对华国锋起到了作用，使他默认了他们提出的一系列主张，但提出：“政治局会议讨论的问题和中央工作会议所提出的建议，必须经中共十一届三中会会讨论批准。”
　　十二月十二日，经华国锋同意，由邓小平代表政治局在闭幕会上发表讲话。
    邓小平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来。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
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吴德那双发热的眼睛凝视着邓小乎，语不失声地对纪登奎说：“这像什么体统?这又成什么体统?会议的总结本来应该由华主席作呀!他有什么资格代表政治局作总结呢?”
　　“看来，第二个中心已经形成了。”纪登奎面不改色地说：“他就是第二个中心的头子。”
    “此刻，我才体会到毛主席对他的评价是正确的。”吴德说：“老人家的脑子一点儿也不糊涂。他知道我们这些人斗不过他，所以老人家临终前才下决心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把他搞下台才闭眼!毛主席英明，实在是英明！”
    主席台上，邓小平的讲话正拨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弦，他说得太重要了，以至不管反对的还是赞成的，都不得不竖起耳朵静静地听：“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噍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
　　陈永贵很不服气地扭动了一下屁股，小声地骂到：“什么实事求是，恢复刘邓路线就是实事求是，毛主席的政策和方针就不是实事求是，还是他那不管白猫黑猫论。”
　　陈永贵的话，引得周围的人一阵笑声。
    “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邓小平伸出手指在嘴唇上蘸了口水，翻过一面稿纸，继续往下念：“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汪东兴斜视了身旁的讲活人一眼，报之以讥笑的态度，或者说不屑一顾的微笑。这位刚愎自用的副主席，把自己看作是正统的毛泽东思想的卫道士，不自量力地不准人们越过雷池，在时间和地点、人员都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还按老一套行事，怎能不扮演一个悲剧角色呢?
    邓小平的讲话又一次触到了最敏感的问题：“最近国外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劳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我们党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
    泪水在华国锋眼窝里转圈，不管怎么说，邓小平总算给自己留了面子，他自己这样认为：没有像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逝世的三年多后作那个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只要还能这么高地评价毛泽东，他自己觉得在良心上也安然一些。他竭力保持着一种心理平衡，把希望留待于别人或将来……
    “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不必匆忙去做……”
　　只有一个人听出邓小平的弦外音来了。他看到了下一步邓小平还要对“两个凡是”的坚持者们发动冲击，只是需要准备。他一定还要做更大的惊心动魄的事业，他将重新翻开中国的历史的新的一页……
　　这个人，就是徐向前。
　　陈永贵本想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请假回大寨看看，没想到大会闭幕安排得这么紧啊?连点喘息的机会都没有了!
    在讨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议程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华国锋终于憋不住了，冲着邓小平、李先念咆哮起来：“我是党中央主席，程序和议题应该由我来提出，你们怎么背着我把什么事都办好了才上会，这未免有点太过份了吧！”
    邓小平抱着双臂不动表情地说：“党章上没有规定中央全会的议题只有主席拿，而副主席们就不可以提吧？既是民主集中制，大家都能充分发表意见嘛。”
    李先念心平静气说：“建议增选陈云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三位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也是中央工作会议上许多同志提出并同意的，我们从大局出发，加强中央的领导有什么不好呢?”
    叶剑英也说：“既然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纪律委员会，同意陈云同志作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邓颖超同志为第二书记，胡耀邦同志为第三书记，黄克诚同志为常务书记，王鹤寿同志为副书记的候选人提交全会表决，那陈云同志作为党中央副主席也是可以的嘛。”
    华国锋痛苦地说：“你们事先不征求我的意见，一切都弄好了才上会表决。我觉得你们这也是一种突然袭击!我不得不提出来，不然就有人把我当傻瓜捉弄。”
    “谁捉弄你来?”邓小平沉下脸来，很严肃地说：“一切议题都应当拿到会议上讨论嘛。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怎么叫搞突然袭击呢?每个常委在中央会议上都是平等的，都有自己的一票之权。不行就表决嘛，反正是少数服从多数。”
    汪东兴豁地一下站起来：“这就是维护团结的行动吗?你们眼里还有没有华主席?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大局，华主席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都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同意你们的决定，你们总不能得陇望蜀、步步紧逼呀!选举纪律检查委员会，增选党的副主席，甚至增选几名中央委员这样大的人事安排，为什么不能等一等?为什么不能放在将来党的十二大上去进行?我们可以让步，你们为什么不能让步?”
　　邓小平大声说：“东兴同志，你也是个老党员了，党中央的会议你也参加或列席得不少，怎么能提出'我们’、'你们’这样的字眼呢?怎么能说'让步’这种词呢？难道这是两国、两党、两种对立的派别在谈判？党的会议只有民主集中制，只有少数服从多数之说，而没有让步退步之分!”
　　这一下，倒使汪东兴张口结舌、半天说不出话来。
　　华国锋说：“小平同志，你也别把事做得太过份了!人总要讲点良心。陈云同志由一个中央委员，一下子要成为党的副主席……”
    “华主席，我愿意提醒你一句。”叶剑英慢吞吞地说：“陈云同志，早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就选为党的副主席了。他是党初期最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对党和国家立下了很大很大的功劳。我不知道你对他为什么成见这么深?”
    “叶副主席，”汪东兴也变得激动起来：“这里不存在成见问题，关键是现在不宜考虑这么多的人事安排。我建议十一届三中全会暂不考虑人事问题。”
华国锋马上表态：“我同意东兴同志的意见。人事安排放在以后考虑，”
    邓小平说：“这样就是少数同志否决了中央工作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上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了。我们党的历史上之所以不断出现专制主义的歪风邪气，就是不能很好地实行党内民主。这仍然是不正常的。我衷心地希望华主席能够和大多数同志团结起来，共同为党的新时期总路线而奋斗。”
　　“华主席啊!”叶剑英摆出了老资格：“你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犯糊涂啊！像我们这些老家伙还有多长时间地为党工作？他们站出来发挥什么余热难道不是为党好，为国好，也为你好吗?你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立下了大功，全党信任你，老同志信任你，愿意同心同德跟着你干才要求站出来重新工作，你把他们拒之门外好吗?”
　　“我……”华国锋的心动了。
　　汪东兴急起，生怕华国锋一让步而造成后患，马上说：“他们可以先工作，将来再任命其他职务。”
　　李先念哈哈大笑起来：“看来我们在根本问题上并没有分歧，只是方法上的区别嘛。古人有句话：做好事做到底，救人要救活。陈云同志年事已高，身体且又不好，他还能再等到十二大吗?到那时就说不定我们都该退休了。也可能那时叫我们干，我们都不干了呢。所以，我希望华主席、汪副主席好好从长远的方面想一想，不要呕气嘛。如果说过去没有多通气，我承担责任好不好啊?”
　　邓小平也说：“工作中产生一点误解是难免的，我们都不要计较，还是齐心协力搞工作，谁也不许搞不团结。”
　　叶剑英微笑着望了望华国锋和众人，慈祥而又爽朗地说：“我看还是表决吧，同意小平同志提出这几项议程的请举手。”说完他便首先举手。
　　李先念、邓小平也高高地举了起来。
　　华国锋想了想，也无可奈何地举起了他自己的手。
　　'那么，有反对的吗？”叶剑英问。
　　汪东兴憋气地说：“我保留自己的意见。”
    '那么，政治局常委会以压倒少数，通过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全部议题。”叶剑英笑着对汪东兴说：“你这股倔强劲，还是当年的脾气。我非常喜欢这种性格。不过东兴同志可要记住，少数的意见被否决以后，必须要服从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这可是毛主席说的哟。”
所有的人都笑了。
　　邓小平笑过以后便凝视着他的背影。这个思想僵化而又顽固不化的家伙，必须得把你从副主席的宝座上赶下去，让你尝尝另一种滋味。他不动声色地想到。
　　这时，五个常委都意识到，风云只是刚刚开始，电闪雷鸣还在后头呢……

    三十五、领袖权力逐步架空 红星事件轰动全国

　　彭真每天起得很早。天不亮就推开了窗户，让初冬那飕飕凉风吹进来，屋里空气霎时清冷，新鲜多了。
　　老伴张洁清赶紧给他披上一件衣服；“当心着凉。”
　　“不要紧!这些年的监狱生活，把我也给锻炼出来了，抗寒抗冻得很。”说完笑了。
　　彭真从外地回到北京后，连个窝都没有。原先台基厂附近的住宅，已让吴德占据。中央办公厅把他安排到北京饭店的两个客房临时住下。每当他从窗户口看到当年那片熟悉的建筑和场地时，他的鼻子都不由得要发酸。
　　东方尽头，开始露出青色，稍后又变成灰白，再以后，又作绯红，太阳露出羞涩的红脸后，电报大楼上传来沉重的钟声。
    他打开旋扭，收音机里传出清脆的广播：“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出席了会议。华国锋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哦，陈云果然当上副主席了!好啊!噢，胡耀邦、王震、邓颖超也选为政治局委员了，太好了!彭真的眼睛眯成一条缝，眼角的鱼纹也随着笑声不断地抖动着。这一切预兆着邓小平的措施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看来每一步还很顺利。到底是老资格的政治家，处理问题就是不简单。他那颗悬在半空中的心踏实了。
　　“会议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会议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持地平反，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
　　他没有听见自己的名字心里沉了一下。
　　他马上叫人到报亭买回来一张当天的《人民日报》，仔细看了几遍，确实没有自己的名字。
　　疑惑，怨愤，不可名状的痛苦都一起涌上心头。看来，中央全会上对自己的问题还有阻力。不过，那个曾使自己和数百名老革命家蒙受羞辱、带来灾难的专案组解体了，毕竟使自己产生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有多少人都尝过他们罗织罪名、构陷伪证的滋味啊！
　　张洁清理解丈夫的心情，安慰地说：“不要着急，再等一段吧。十多年都熬过来了，再等几个月算什么?”
　　正说着，胡耀邦来了。
　　他风尘仆仆，脸上放着红光，挂满笑容，一边脱下那件灰色呢大衣一边歉意地说：“看到公报吧?这次没来得及讨论你的问题，是有人故意挑刺。我已让中组部的同志马上取有关证据，请放心问题很快会解决的。”
　　“还想留尾巴？”
    “不，当然是彻底平反!”胡耀邦说：“小平同志明确指示，像你这样的老同志要让官复原职，立即回到领导岗位上抓工作。现在斗争还是尖锐的。那些帮派体系和凡是派人物井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还会尽一切办法抵制三中全会的路线，所以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这里，关键之一是不能把舆论大权交给不可靠的人掌握。”彭真说：“《红旗》杂志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表现很不好啊！熊复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有错误。”
    “他是受了张平化同志，特别是汪东兴同志的影响，现在《红旗》杂志和中宣部内部都有群众起来造反了。熊复的态度也有所转变。请您看看这两份材料。”
    彭真很关心当前国内外，特别是中央机关的动态，马上接过来就阅读。其中一份材料是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王忠明、邢雁二人贴在《红旗》院内的大字报，揭发了熊复在关于真理标准讨论前后的一些问题，大字报写道：
    “熊复同志不止一次地表白，他并不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没发表过文章，也没作过讲演。事实并不如此。他刚来《红旗》不久，就在有一次会上针对《光明日报》发表的那篇文章说：'我是有不同意见的，在这里表明我自己的观点，这些文章是有问题的。’最近他在召集一些同志座谈宣传问题的会上，当有的同志提到《红旗》没有刊登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很被动时，熊复同志很激动地说：'你被动什么，我并不感到被动，这没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这种人，确实跳得很高，其实，他做了什么，中央很清楚，我今天不点他的名。’我们要问熊复同志，这难道不是反对吗？”
    “发生在一九七六年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是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革命行动，熊复同志对这个事抱什么态呢?今年第十一期《红旗》登载《评姚文元》一文的第二部分是揭露他怎样歪曲天安门事件真相的，经过熊复同志修改把这一段吹掉了，这是为什么?现在华主席、党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完全彻底平反了，但至今他既不传达中央的指示，也不组织机关同志学习，这又是为什么？”
    “六月中旬，在一次揭批'四人帮’的核心小组扩大会上，熊复同志用嘲讽的口吻说：'有人竟用老干部的名义，发表给青年的复信，说过去上当受骗是难免的，这是什么话，这不是明目张胆地鼓吹投降主义，鼓吹投降有理吗？那封信是错误的，是根本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大家知道，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位老干部给青年的复信，是胡耀邦同志写的。熊复同志对这样一封信竟破口大骂，其用意何在?在这次会上，他还耸人听闻地说：'现在思想理论界很混乱，有些人不是不懂理论，为什么提出一些怪问题?这样严肃的情况，不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吗?’他还多次在会上说：'现在文章中为什么不提走资派呢?不是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吗?’在七月三日的全会上，他竟然号召全会同志要对付可能出现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在目前情况下，提出这样的问题，其用意何在?”
    彭真将这份材料扔到桌上，端起张洁清刚刚烧好的咖啡，用小勺搅了几下递给胡耀邦，然后自己也端起一杯呷了口说：“大字报这种形式，革命的同志可以利用，居心叵测的人也可以利用，我看这张大字报写得还是不错的。”
　　“大字报贴出后的第三天，熊复看到了。”胡耀邦笑着说：“他也知道中央的风向大变，沉不住气了，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大字报旁边贴了张小字报，题目是《为大字报的出现而欢呼》。你看看这份材料，”
　　彭真拿起第二份材料往下看：
　　“读了王忠明、邢雁同志的大字报，我非常高兴，并为这张大字报欢呼。”
    “王、邢两同志对我的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总括起来就是：《红旗》的运动和工作落后于当前的形势，而这是同我的领导思想和工作作风分不开的，我要负完全的责任。我认为，这样的批评是中肯的。我诚恳地接受王、邢同志的批评……”
    胡耀邦说：“熊复同志很聪明，一发现风向不对就要急转弯。第十二期《红旗》发表的谭震林同志的文章，结尾有几段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话，熊复非要给人家砍掉不可。谭震林执意不肯，他又给汪东兴和华国锋写了信请示，直到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都看了谭震林的文章同意发，他才发表，这个人，继续干《红旗》总编辑不合适啊!”
　　“不仅仅像张平比、熊复这些人不能继续执掌舆论大权，就是像吴德那样的人也不能继续留在中央政治局。”彭真说：“一旦有风浪，谁知道这些人会怎么样呢?”
　　“通过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使我看到了不少见风使舵、投其所好的风派人物，其实他们才是最危险的人物呢。”
    “你现在的水平提高得很快，许多见识是很有远见的。”彭真感慨地说：“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如果说错了，你就全当我没说；如果你认为我说得有理，就请你替我向小平、剑英、陈云同志转达。”
　　“你就放心讲吧，不要有任何顾虑。三中全会有一条规定，就是重申在党内生活中，实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我们相交，你应该相信我。”
　　“好!’彭真说：“我觉得华国锋同志很难领导全党认真地贯彻党的三中全会路线，必须挑选一位更合适同志取代他。”
“让小平同志干！”
“那当然好啦，只怕他年事已高，未必自己愿意干。”
    “不过考虑这件事似乎还不成熟。”胡耀邦凝视了彭真好长时间，打心眼里佩服他的政治经验和观察问题的能力。几乎所有的老同志一恢复工作，都向他提出对这位挂帅人物的担心。看起来，华国锋似乎很委曲求全，装出一副和善亲民的样子，但政治权术里的阴险狡诈、难以捉摸而且行之有效的手段他都在对付江青、张春桥、王洪文这些人身上使用出来了。当想到这里，胡耀邦伸过手去紧紧握住彭真的手说：“难得你这么信任我。请放心，我不会使你失望。我马上把你的意见转告小平同志，及早有所准备，不至于酿成大错。”
　　中共中央党校一个叫王立本的学员，给华国锋写来一封信，就北京红星养猪实验场陈列华国锋视察时用过的热水瓶，茶杯、椅子等物品提出批评。认为这种作法，不利干恢复、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这封信几经周转，到了华国锋那里时已经是一九七九年一月上旬了。
    他激动而又无可奈何地站起来，望着窗外白茫茫的一片。寒冬已经开始，西北风一股劲地往袖筒、衣领里直灌。走到外面，连眼都刮得睁不开，两脚就像两块冰。人们的胡须和眉毛上挂满了白霜，变成白毛了。他刚才在外面走了一圈，已经有亲身的体验。看来，他要面临一个多事之秋了，刚刚粉碎江青、张春桥等人时那种欢腾，热烈的局面已经过去，对他的约束、限制和监视正在到来。想到这里，他不无遗憾地叹了一口气。
　　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彭德怀、陶铸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他虽不情愿但又必须参加大会，当邓小平、陈云分别为那两个被毛泽东宣布为“反党头子”的“坏蛋”致悼词时，他产生丁一种被嘲弄的感觉。作为政治家，再没有比违心地做自己极不愿意做的事而更为难堪的了。什么“英明领袖”，什么“毛泽东的接班人”，这比打两个嘴巴子还难受!
　　追悼会刚刚开过，他就被告知出席第二天的政治局会议。
    会议决定中共中央设立秘书长、副秘书长，作为中央日常工作机构。会议确定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乔木、姚依林为中央副秘书长。会议免去了汪东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和张平化的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
    一九七九年的元旦刚过，以陈云为首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就忙着开会，他们左一个重申维护党规党法，右一个整顿党纪党风，甚至含沙射影地强调：在我们党内，绝不允许有超越党纪党规的特殊党员存在；不管是什么人，在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管大多数人会怎样认为，事实上这一切首先是对他构成了威胁。
　　从真理标准讨论以来，随着接二连三地揭露毛泽东的所谓错误，罩在他身上的那层神圣光圈已消失得干干净净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小小的党校学员竟敢抓住鸡毛当令箭，拿上一些过去都是很正常的小事指责堂堂的中共中央主席，真是岂有此理!想到这些，华国锋捏紧拳头朝着桌子狠狠地砸了一下，就像把他心中的烦恼一下子砸个稀巴烂。
　　红色电话机发出了信号。他给妻子使了眼色，那个满头灰发的胖女人替他抓起了电话：“喂，你是谁?哦，是汪副主席。”
　　汪东兴?
　　唉，现在只有他才是自己最可信赖的人!他知道，这位长期在毛泽东身边担任警卫工作的老布尔什维克曾想以尊神的身份捍卫他，处处维护他的权威和地位，在各个时期都给他以忠告，但他拒绝了汪东兴的好多意见。现在，自己连和他多接触的勇气都没有了。他怕人们说他“拉帮结伙”，他怕被邓小平等人怀疑自己在“搞阴谋活动”。经过了粉碎江青、张春桥等人那场果断措施后，这批新站出来的老家伙们似乎更敏感、更脆弱，总是小心翼翼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好像他随时都有可能像对付“四人帮”那样对付他们似的。
　　汪东兴来了。
　　他从来没有注意到，汪东兴的额上和眼角，突然出现了许多的皱纹，头发上也出现了白发。一下子就苍老了许多。
　　“华主席，你看出来了吗?”
　　“看出什么?”
　　“他们在一步一步地要夺你的权。”
    “我倒无所谓。”华国锋故作轻松地说：“只是你丢了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个实权，太可惜了。如果你在会上再坚持一下，也许政治局大多数委员还是会同意你继续兼的。”
　　汪东兴苦笑一声：“你没看见胡耀邦虎视眈眈的那个样子吗?我算看透了，什么'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什么'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誓言、保证，统统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鬼话。当初毛主席在世时，那些人唱得多么好听，讲得多么漂亮。毛主席刚刚逝世两年，他们就把毛主席的所有决定都翻了个底朝天!唉，人一走茶就凉，我算看透了!看透了啊!”
　　“东兴同志，你是不是喝酒了?”
　　“华主席，你放心，我很清醒。我也知道在你面前不应该讲这些，但是我不讲心里堵得慌。我难受啊！”
　　华国锋心头一热，低声说：“我的心也不是那么好受。现在，只好慢慢地等待时机吧。”
　　汪东兴苦笑着说：“最可笑的是胡耀邦那个王八蛋，带着胡乔乔木和姚依林跑到我那里，让我给他们交手续。我对他们拍了桌子；混帐，老子还是党中央副主席呢。就是夺权，也轮不到你们来夺!几句话，那几个小丑都夹着尾巴跑了。”
　　“东兴，你不该这样，你太沉不住气了。”
　　“我也觉得我有点鲁莽，可当时太令人气愤了。”
　　“胡耀邦这个人我算领教过了。”华国锋说：“但胡乔木、姚依林这两个人到底怎么样?你对他俩应该了解啊!”
　　汪东兴说：“胡乔木是个书呆子，他没什么鬼心眼，只是爱咬文嚼字罢了。他是江苏省盐城县人，大概比你大八、九岁呢。一九三零年在北平加入的共青团，五年后才在上海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在北平工作期间，任北平团市委委员、宣传部长，曾参加领导北平学生和工人在九一八事件以后的抗日爱国运动。在上海工作期间，曾参加左翼文化运动的组织领导和地下党的领导工作，曾任左翼文化同盟书记和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他大约在一九三七年到了延安，任中央青委委员。”
　　“这么说，他是和江青、陈伯达他们同时去的延安喽?”
　　“不错!胡乔木是在一九四一年起任毛丰席的秘书，同时任中央政治局秘书。延安整风时，他为中央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其他一些文件。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先后任新华总社社长和新闻总署署长，一九五零年起任中宣部副部长。一九五四年起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一九五六年起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党的八大以来的一些文件和中苏大论战的一些文章都是他负责起草或参与起草的。”
　　“为什么毛主席后来疏远了他呢？”
　　“主要是他跟刘少奇和邓小平太紧。”汪东兴说：“当然江青对他也很反感，认为他不听话，对她和毛主席的许多决定不那么好好贯彻。导火线还是批判《海瑞罢官》。”
　　华国锋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那姚依林呢？”
　　“他是安徽省池县人，一九一七年生，也是一九三五年入的党。在那年的'一二九’运动中曾任北平市学联党团书记，后来调到中共天津市任宣传部长。抗战时期，当过天津市委书记，河北省委秘书长、宣传部长，以后又参加冀东武装起义，任冀察区党委宣传部长，晋察局分局、中央局秘书长。全国解放后一直从事经济工作，当过贸易部副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商业部部长等职。这个人过去一直跟着陈毅、李先念他们走，不过周总理也很信任他。”
　　华国锋明白了。他脱口而出：“他们都不可能成为我们的人。”
    汪东兴把脑袋往后一仰，长叹道：“这下你该看清了吧?他们才是迫及待招降纳叛，网罗他们的亲信呢。邓小平这个人，我早就说他靠不住嘛，你还不信，现在怎么样？”
　　“不过，这些人毕竟都已经老了。”华国锋突然站起来，似乎很有信心地反问道：“他们还能活多久?毕竟是他们死在我们的前头嘛，有这一条就不怕他们!”
　　“难道你不怕政治局的成员发生变化?”
　　“他们还真敢赶我下台?”
　　“那可不一定?”
　　“那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会怎么看待这件事呢？”华国锋又烦躁起来：“那我们可真要和他们拚了。”
    汪东兴冷笑道：“老百姓总是跟着权力跑的。你不见有个叫王立本的给你写信提意见吗?他是党校的，肯定有背景!如果我没说错的话，这就是一个信号!”
华国锋的脸又拉了下来，他把那封信拿起来仿佛像掂掂他的份中地晃了晃，问道：“你看此事该怎么办?”
    汪东兴接过来飞快地扫了一眼，说：“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华主席完全可以因势利导，亲自写一封信支持他的意见。同意将红星养猪实验场的陈列品撤去，看胡耀邦他们还怎么做文章!”
    华国锋指示秘书于一月十六日给王立本复信，高度评价他的意见，同时希望红星养猪实验场照此办理。这封信立刻由北京各大报刊公布，成为轰动全国的一大新闻。消息传到中央党校的第二天，胡耀邦亲临中央党校学员结业大会，在讲话中赞扬王立本关心党的事业，号召人们认真考虑一下我们党内还有哪些封建做法，封建办法，需要改造过来。他说：“这些封建等级观念残余，迷信救世主，迷信个人的做法，与我们无产阶级的领抽观念，与我们共产党人的为人民服务宗旨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华国锋同志还不到六十岁，如果现在就把他每到一地用过的、坐过的、住过的东西都保存起来，陈列起来，那要修建多少纪念馆?所以要不得，要不得啊！改正这些东西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破除这些东西的重要意义，你们将来会看得很清楚的。”
    胡耀邦的讲话当天就传到了华国锋耳朵里，他正和陈永贵研究山西传达、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具体部署和注意事项。当天的《情况汇报》由秘书汇报后，陈永贵气得吼起来：“胡耀邦这些话，纯粹是放狗屁。照他这么解释，韶山毛主席故居，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还有许许多多的革命先辈和烈士的纪念地，统统都应该取消和改掉，我真不知他究竟安的什么心?他到底要干什么?”
     
    三十六、春节联欢华国锋见王光美 中央全会凡是派又遭败绩
   
    纪登奎平时不吸烟，这一段却是经常口袋里装着烟斗，不时地拿出来摆弄一番。有时点着后，又让它慢慢地燃尽，也有时吸上几口，皱着眉头在办公室里踱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突然发生了一种十分古怪的念头：好象自己已经没多少事可干，已该退休了，尽管自己的年纪比起邓小平、李先念这些人来还小得多！
    这次会上，他和陈云同在一个组里讨论华国锋等人的讲话，陈云说了一句令他震撼心魄的话：“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刘少奇是人不是鬼，康生是鬼不是人。认识不到这一点，拨乱反正将是非常艰难的或者说是不可能的。”
  “什么?”纪登奎忍不住问道：“照这么讲，刘少奇也应该平反?”
  “起码我是这样认为的。”
    “陈云同志，你这种观点是危险的，非常危险。如果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帽子一摘，那毛主席最初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完全被否定了，毛主席的继续革命学说也将被否定。”
  “纪登奎同志，我可以告诉你，凡是经不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东西，就是天王老子的成果，也要统统否定！”
    “这绝对不行!”纪登奎当场拍着大腿站起来：“如果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部否定了，那还有什么共产党?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毛主席固然不是神，但刘少奇也不是好人!”
    华国锋从中作了周旋，主张对刘少奇的案子继续进行复查，所以三中全会没有对刘少奇的问题作结论。但是，陈云却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尽管他和一些人投了反对票。
    随着文化大革命中由毛泽东亲自批准的一系列重大案件的平反，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凡是多年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于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子女，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
   紧接着，吴德又被免了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林乎加担任；他又被免了在北京军区内担任的职务。纪登奎心灰意冷。
   一月二十七日，北京党政军民各界三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春节联欢晚会，他和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陪着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来到会议厅里，那里灯火辉煌，欢声笑语交织成热气腾腾的景象。突然，纪登奎看到身后的胡耀邦和邓颖超往前面走去，紧紧拉住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摇晃起来。
   叶剑英对华国锋说：“我们看看那几个受冤的苦主吧!”
    他们跟叶剑英、李先念走到那几个人跟前时，华国锋惊呆了，汪东兴他们也惊呆了，纪登奎更是傻了跟。原来，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身旁的那个老太婆不是别人，正是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
    王光美皱巴巴、黄蜡蜡的脸上流动着眼珠，发灰的嘴唇哆嗦着．身上的那件蓝制服很像是赶制的。看到华国锋等人，她松开了胡耀邦的手，迟疑着朝前迈了一步，欲伸手又不敢，一下子僵到了那里。
   当初华国锋很不愿意接触彭真、薄一波，这一次很亲热地向他们伸出双手，握住他俩的手说：“你们吃苦了。”
   叶剑英在旁边说：“真没想到，林彪、[ 四人帮 ]
    整他们整得那么惨，关在监牢里连水都喝不够。彭真同志好长时间不给被褥，只准他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睡觉，硬是把他的一只耳朵给搞聋了。”
   这时，胡耀邦指着王光美问华国锋：“华主席，你不认识她吗?她就是王光美啊!”
   这回躲是躲不过去了，就在华国锋伸出手的瞬间里，好几个记者的摄影机和照相机对准了他们、拍下了一幅幅历史的镜头。
   “华主席．少奇同志冤枉啊!您应该为少奇同志作主哇!”王光美泣不成声了，当她的手和华国锋的手相碰的霎那．她觉得浑身一软，快要跌倒，邓颖超和胡耀邦急忙扶住她。她才稳住神，泪眼朦胧地对华国锋说：“再不能让少奇在九泉之下继续含冤了。”
    “光美同志，不要这样嘛。”华国锋的眼圈也好像红了。“你再等等，相信党和人民会对刘少奇的问题作出科学和正确的结论的。今天是一九七九年的春节，我们应该高高兴兴的．欢天喜地嘛。”
　　王光美擦掉了眼旧，突然又倔强起来：“华主席，十多年来我今天是第二次笑了。第一次是听到您一举粉碎 [ 四人帮 ]的那天。今天哭也只是在亲人面前第一次流眼泪哇。”
　　“好。今后应该永远笑，永远高兴下去。”华国锋多少有点不自然地说：“大家都认识一下吧。”
　　叶剑英双手抚摸着王光美的手，老泪纵横地说：“连我也想不到会有今天。光美同志．党和国家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你就再等待一段时间吧。”
　　纪登奎听得很清楚，这就是说，他们是一定要为刘少奇彻底平反的。
　　当吴德和王光美握过手，转身和彭真握手时，彭真说：“吴德同志，你该给我腾房子了。鹊巢鸠占的日子还想继续下去吗?”
　　这句话弄得吴德很不好意思，他说：“难道给你另找一套房子就不行吗?”
　　“不行!”彭真斩钉截铁地说：“你当初怎么占的你再给我怎么退出来就行了，要找房子你去另找。我这个 [ 永世不得翻身 ]的人另找不来。”
     吴德想起来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次批斗彭真的时候，彭真对吴德说：“我现在实在支持不下来了，请你跟造反派们讲一讲，请两天假哟。”吴德说：“这个我做下了主，你和红卫兵小将们直接讲吧。”彭真有些生气地说：“这样没完没了地批斗下去，出了问题你要负责。”吴德火了，指着他的鼻子骂起来：“什么！你还要我负责?我负什么责?你是个地地道道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死有余辜的叛徒、特务，你还想复辟?告诉你．革命人民就是要彻底地把你打倒，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吴德把这些故事讲给纪登奎听后．纪登奎感慨万端地说：“现在我才对《警世通言》、《酲世恒言》、《喻世明言》里的许多话有了深的体会：'话到嘴边留半句，人生通途留后路’哪。我们这些人，过去只知道忠心耿耿地紧跟老人家干革命，谁知老人家刚刚归天，我们却落到了这般田地。”
    吴德说：“其实，这里面还有许多界限需要进一步划清楚。这就是，虽然给彭德怀、薄一波这些人定为'反党’、'叛徒’不妥，但他们有没有错呢?平反不能连他们的错误也推翻吧?现在出现了一种怪现象：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比我们这些一贯清清白白的干部还光荣，还神气，这种怪现象一定要扭。得给多数政治局委员打招呼，不能轻易地同意他们官复原职。邓小平的教训已经够深刻了。”
  “只怕我们阻拦不住。”
  “阻挡不住也得挡，不然我们就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职责。你说，共产党员是干什么的?”
  “按照毛主席的说法，共产党当然是搞阶级斗争。”
  “可现在连地富反坏右都平反了，阶级斗争已经熄灭了，你还搞什么阶级斗争？”
    纪登奎长叹一一口气：“我有一点感觉，我总觉得我们这样坚持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甚至会落个悲剧角色。”
  “不是实行 [ 三不主义 ] 吗？”吴德的劲头似乎十足：“他们那么起劲地反毛主席都可以，我们替毛主席说几句好话没错吧？”
    但是，吴德再一次失算了，正像纪登奎所说的：他们根本阻挡不住中共中央平反一系列文化大革命中错案的步伐。二月六日，以林乎加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决定：为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平反昭雪，为被株连的所有人和事，包括当时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前线》杂志平反。决定指出：“林彪、江青一伙从批判'三家村’入手，，进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其目的就是夺北京市委的权，进而搞乱全国。现在是到了彻底恢复他们的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更令吴德不安的是，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宣布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强加给彭真的种种罪名和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就在当天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彭真被安排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由他负责起草制定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一系列法制的起草工作。
   吴德对纪登奎说：“这可是冤家路窄，我们又走到一块了。”
   纪登奎连连叹息：“现在我们是步步设防，步步失败。吴德同志，像这样发展下去，我们是没法继续干下去了。即使我们不下台，人家也总有一天会赶我们下台的。”
  “你的意见是……”
  “直接向华主席指出来，如果再不采取急刹车，我们只好向中央提出辞职。”
  “这样合适吗？”
  “没什么不合适的。我敢说，邓小平这些人巴不得我们这样干呢！”
  “但对华主席来说，岂不是更让他势单力薄了吗?”
  “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总不能眼瞅着将来别人逼着我们下台吧。现在这样考虑问题，我们还体面一些”
    吴德把纪登奎的这些话和思想动态，如实地向华国锋作了汇报，华国锋似乎已经估计到会这样做了，表情上一点儿也没有什么变化。他很通情达理，能忍得下。他苦笑着说：“对我来说没什么关系，反正都是为党工作，谁干都一样。对历史我们也尽了自己的责任，但对这个局面来说，我实在是难以挽回了。我只希望在经济上能使我们的国家有大的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的强国梦……”
  “但具体路线，我们的方法和他们不一样。”
    “究竟谁的办法好一些，可以试验嘛。”华国锋说：“他们不是大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实践检验别人，当然也检验他们自己。让他们干几年看一看，等他们在实践中碰了壁，自然就服输了。”
   中央工作会议还没开完，汪东兴就惊得浑身冒汗，再也坐不住了。
    从四月五日开始，中央工作会议在陈云、李先念、姚依林、王震、薄一波、王任重等人的带头下，以总结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为名，对华国锋、纪登奎、陈永贵等人的工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个会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天，气氛相当激烈，言辞也刻薄。许多与会者被他们提供的一连串数字弄得惊呆了，他们怎么也想像不到，他们十分尊敬的英明领袖华国锋，怎么毫无经济管理水平?这样的人还配当国家总理吗?
   这是一些人的意图，尽管还未明说。
    还在半个多月前，即三月十四日，陈云和李先念就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了六点意见．主要是：“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认为'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要求中央开会审议他们的意见。
    华国锋当然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他对陈永贵、纪登奎、吴德说：“经济工作发展不平衡是正常现象，不平衡是相对的。像他们这样找问题，纯粹是鸡蛋里挑骨头。”
    但邓小平却说：“经济工作比例失调，是关系到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路线的战略目标能不能实现的问题，必须开会研究这个关系全局的大问题。”
    于是，从三月下旬开始，政治局开会审议陈云、李先念的建议。那么会议对汪东兴来说，只是一连串枯躁无味的数字和令人头痛的公式及概念，所以一开始就被剥夺了发言权。其实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没什么好说的。所以，整个会议中，只有华国锋硬着头皮来招架。
   这回是陈云打头阵。
    他在三月二十一日的讲话中，劈头就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这个国情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他和邓小平、李先念交换了一下目光，接着说：“前一段我们的指导思想不正确，在国锋同志错误的指导思想下，盲目冒险。一九五八年的冒进只是土的，而国锋同志的冒进是洋的，是带有现代化的意味的。今年三月十八目计委重新拿出个新文件，我看就比在国锋同志指导下搞的那几个好。国锋同志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提法不对。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六十年代的调整就是压低指标，钢最低时下到六百万吨。今年钢不是提三千六百万吨，也不提三千四百万吨，而是提出三千二百万吨到三千三百万吨，我看今年可以按三干二百吨钢编计划。”
    陈云是中共党内公认的经济权威，他又是新任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的主任，所以他的话一出来，几乎没有人反驳，事实上也正如他所说的：中国是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现在，人民要求改善生活。虽然三十年来，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但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
    所以，离开了中国的实际，华国锋提出的在本世纪内实现四化，主要产品产量、主要生产技术，多数接近，少数赶上和超过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显然是过高而根本达不到的。
    最后，陈云打断了一些人的话，说：“现在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华国锋同志在政府报告中要求新建和续建一百二十个左右的大型项目：什么三十个大电站呀，十个大油气田呀，十个大钢铁基地呀等等，完全是不符合国力、财力的冒险指标。还有几万个小的基本项目指标，不得了哇!把国家折腾穷了。赶快下决心，搞不了的，丢掉一批就算了。搞起来，没有原料、材料，不是白搞吗?”
   邓小平说：“当然，华主席的出发点是好的，是想把经济搞上去。”
   李先念也插话说：“这一点必须肯定。华主席有这个胆子提出高指标，也说明有气魄嘛。”
   “搞经济工作，不能离开实际和条件去搞大胆的设想。文化大革命中的军管时期，将军管经济．有些人就是经验少，胆子大。”陈云开着玩笑说：“像当时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程世清，全国那时年产六、七万辆汽车，他说江西也要搞六、七万辆．哪有那么多钢板?全国进口粮食的任务，他要江西包下来。过去，江西长时期每年只上缴十五亿斤粮食。那时每年进口粮食一百零七亿斤，江西全年只产一百九十七亿斤稻谷．那还不造反!这些人胆子大，他们说搞什么就搞什么。”
   政治局委员哄堂大笑，笑声中人们自然想到华国锋．只见他坐在那里脸红得像个西红柿，低着头不住地翻阅什么，一声不吭。
    当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传达到中央工作会议上后，整个情绪都受到了影响，人们说什么话的都有。因为事情都是这两年来发生的，人们记忆犹新。
  “当初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所有的领导人都在，怎么全推到华主席一个人身上去也，这太不公平嘛。”
  “他是党政军一把手，他不负责谁负责?”
  “华主席一个人兼这么多职务，不大合适，还是像毛主席那样只担任中央主席好些，这样也便于发挥其他同志的积极性嘛。”
    “看来，华主席的能力太差，没有挂帅的素质。李先念同志四月五日的讲话中列举的数字是惊人的。”彭真在分组讨论时对几个组的负责人说：“粉碎 [
    四人帮 ]
    之后，我国的粮食远远不能适应人口增长、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按人口平均的粮食占有量．只略高于一九五七年。棉花按人口平均的占有量，由一九五七年的五点一斤降到的现在的四点六斤，油料由十三点二斤降到十一斤。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三年，在净进口粮食三百六十五亿斤的情况下，还挖了粮食库存几十亿斤。一九七八年，花了二十一亿美元进口粮、棉、油、糖，占进口总金额的百分之五。农业投资所占的比重，这三年基本上没有什么提高。”
    赵紫阳说：“这几年还天天喊农业学大寨，大批促大干，其实根本违背了农业发展的规律。事实充分证明，农业上再不纠正那种'左’的错误倾向，我们的农业是没有出路的。”
  “照这么说，农业学大寨的方向也该废除了?”
   “铁的事实已经作了很好的回答。”赵紫阳说：“割资本主义尾巴已经使农村中农民们赖以生存的一点余地也丧殆尽。如果我们还相信过去的神话．那将花费一代人的时间才能使农业恢复元气。在农村即使留下最少量的粮食也必将使城市挨饿。”
    邓小平问道：“有些数字的含义你们知道吗?它的后果你们知道吗?这对那些只是在口头喊高举而根本不面对现实的人来说，真是绝妙的讽刺！”
    李先念又打开他的讲稿，对众人说：“现在，全国发电能力还缺一千万千瓦，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工业生产能力发挥不出来，一大批工厂经常处于停工状态。全国用煤多的工业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煤炭工业的发展速度，煤炭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石油工业后备资源不足，这几年增长速度出现了急剧下降的趋势。在燃料动力和原材料不足的情况下，加工工业还在盲目发展。全国机械工业的加工能力，超过了可能提供的钢材数量的三四倍。另外，交通运输的紧张情况也没有缓和，主要铁路干线一些薄弱区段的运输能力只能满足需要的百分之五十到九十。港口装卸能力严重不足。去年一年，因为我们的港口积压货轮的时间超过规定期限，我们就损失了八千七百多万美元。”
    “不仅这些问题，”邓小平再次强调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十多年来，农民从集体分得的平均收入几乎没有什么增加；职工就业面是扩大了，但平均工资没有提高。我们在集体福利、职工住宅、公用事业、环境保护和文教卫生等方面，累积起来的问题很多。此外，劳动就业问题也十分严重。现在，全国大约有两千万人要求安排就业，其中主要有大专院校、中技校毕业生和家居城市和复员转业军人一百零五万人，按政策留城的知识青年三百二十万人，插队知青七百万人，城镇闲散劳动力二百三十万人，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处理错了需要安置的八十五万人，等等。在两千万人中，今年急需安排的就有八百多万人。大批人口就业．这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一触即发，严重影响安定囝结……”
　  就这些问题讨论．已经够他头疼的了。
    除了华国锋、纪登奎这些人感到一筹莫展外，邓小平等人似乎都已经成竹在胸。工作会议开到结尾时，邓小平发表总结讲话：“我们已别无选择余地了。我们看来已经一致同意，全国面临这样严重的局面是人们谁也无法忍受的。那将会阻挡中国的四化进步，并由此大大推迟我们进程的时间。为恢复元气．我们要认真清理长期存在的'左’的影响，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到处都可以听到表示赞同人员的叽叽喳喳声。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将获得参会者的赞同。
   然后，胡耀邦开始说话了。此时谁都意识到他已在中央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威望正日益提高起来。当叽叽喳喳声平息下来时．他矫健而又富有感情地站了起来。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很多．同志们，是严重的．会带来无法估量的后果．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要赶快让一大批被错整错批错斗的老干部赶快走上领导岗位．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人的错误结论后．中共中央又宣布彻销了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为因执行或曲解这一文件而造成的冤案平反创造了条件。现在，我们巳为彭真彻底平反，为 [ 总政阎王殿 ] 、[ 谭政反党宗派集团 ] 彻底平反，为 [ 杨，余、傅事件 ] 公开平反，为 [ 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 ] ，[ 内蒙古二月逆流 ] 和 [ 新内人党 ] 三大冤案彻底平反。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关于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 [ 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 ] 帽子的请示报告》，批准彻销一九六四年统战部《关于李维汉同志问题的报告》；彻销《一九六六年二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彻销一九七五年《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决议》，为陆定一彻底平反；为“ [ 三家村 ] 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彻销对邓拓、吴晗、廖沫沙所作的错误结论；为赖若愚、董昕等彻底平反，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彻底平反，等等，所有这些平了反的同志。我主张从上到下一律恢复原职，把他们从组织上、政治上等各方面都重用起来，不得给以任何歧视!”
    他的这一套手法成功了。他再一次给他们赢得了人心和力量，正如华国锋、汪东兴私下所担心的他们会来这一手那样。
    陈锡联走到底层，刚刚要跨进正在等候的高级轿车，这时，他感到自己的背部被人碰了一下．站在他身旁的是中央警卫团的一位干部。
    “华主席想在他的家中与你谈话，陈司令。”他轻声说完，便二话不说地走开了。华国锋现在住着的房子，据说是过去专门为江青修造的。这套建筑华丽而又实用，具有一套现代化的安全的使用设备，但办公室却很简朴。华国锋挥手让他坐在一张空着的椅子里，
   “通过这几个月来的事实你看到了，有人在兴风作浪，我们对此都是心中有数的。”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他们不但要全盘否定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伟大决策，而且也要否定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的大量工作。我想具体听听你的意见，我们该怎么办？。”
     沉默。
    两位年纪不轻的人之间出现的沉默气氛是令人震惊的。他俩谁也无法想像他们这样的议论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在党内曾出现许许多多勾心斗角的内讧，如果他想让别人死的话，那他自己也必须作好死的准备。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只是言词伤人，便使像他们这些深感受逼的领导人秘密逮捕而后公开批判，使他们身败名裂。这不能不使他们在这类最为敏感的问题上捉摸不定。
    “现在很多问题还无法下结论。”陈锡联终于打破沉默：“如果他们决定要你下台，那你就完了。可是，现在看不到这种迹象。他们谈的只是工作经验和教训。华主席，你现在必须冷静思考：这就是：是否他们上台就必然会使你下台? ”
    “这倒不至于。”
    “如果这样，”陈锡联笑了笑：“那就什么话也别说了，因为说了也没用，说多了传出去只能是自寻烦恼。”
    “但眼下的许多措施已非常……”
    “华主席，先忍耐着吧。”陈锡联木然地笑：“现在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三十七、藉“民主墙”事件华汪倾谈 清“凡是派”影响小平南巡

    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越来越多，已经成为北京市民和来京人员经常议论的主要话题。各种各样的观点和见解都可以在这里尽情发泄和张贴，与之相呼应的是地下刊物和组织也纷纷出现。有的公开提出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恢复人权，恢复民主的本来意义。
    “我们不能希望一个新的皇帝能够给人民带来民主!”有个相貌平常，身穿黄色军装的年轻人几乎天天都来到这个被称作“自由岛”的地方发表各种惊人的见解。他的那些演说开始像是在呼唤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镇压的天安门事件的参加者，是在直接谴责“四人帮”和毛泽东。但当演说逐步深入时，他的话题开始围绕所有那些被称之为专制统治集团的领导人，从华国锋到邓小平，他统统都批判了。
    “因此，我们对于每个社会，”他说道：“不是用它表面上的许诺和宣言及它取得的技术成就来判断，而是用它给予人的地位和意义来判断，用它对于人的尊严和人的良知所赋予的价值来判断。”
    当时他贴了不少大字报，其中一份题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中写道：“许多当权者为个人手中握有的权力所陶醉，还有那些搞个人独裁的野心家出于他们卑鄙的目的，也会利用人民的轻信而无视他们对民主的践踏。例如邓小平副主席在三月六日对中央各部委领导干部的讲话中，就企图利用过去人民对他的信任来反对民主运动。他把各种罪名加给民主运动，企图把华、邓政治体系无力挽救中国经济和生产的责任强加给民主运动，再一次拿人民作他们政策失误的替罪羊。”
    “邓小平要民主吗？不要。他不愿去了解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他不愿让人民收回被野心家和野心家集团篡夺的权力。对于人民自发的争取民主权利的运动，他都说是借此闹事，是破坏了正常秩序，要采取镇压，对于批评错误政策的人，对于要求社会向前发展的人，采取这种手段，说明他们对人民运动十分害怕。”
    “我们想请问煽动抓人的政府大员们：你们使用手中的权力是否合法?我们也想问华主席和邓副主席：你们占据总理的职位是否合法?我们更想了解一下：以副总理和副主席身份，而不是以法院和人民机构的名义宣布抓人，这种行为是否合法?我们进一步要问：按照中国的那条法律，'坏人’这个名词就构成犯罪?到底什么标准算是坏人?要以谁的看法为标准?这几个最简单的问题不明确，我国就没有法制可言……”
　　那些穿着便衣的警察已认识到，这个年轻人根本不是在谈论民主和揭批“四人帮”，而是在谈论政治局领导下的现行政权。在大字报和演说不久，他就以几个罪名被捕了。
　　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魏京生。
    邓小平看了他的所有罪证和材料，大发雷霆：“魏京生就是反革命。我们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消失了。不等于说阶级斗争就没有了。我们同魏京生这样的坏分子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所以，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意想。现在我们必须反复强调这一点。不允许任何人，哪怕只有少数的人动摇四项基本原则。”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讲出了这四项原则。
    在这个问题上，他和华国锋的意见是一致的。华国锋看了魏京生的全部材料后，心理涌出一股不可名状的舒坦劲。自从这些年轻人打着“要民主”、“要人权”、“要自由”的旗帜掀起一股股浪潮后，他就有种极度的担心，担心会酿成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门广场式的事件。当别人请示他该采取什么措施时，他张口结舌，支吾其词，说了些模棱两可的话。现在好了，邓小平说他们是反革命捣乱了，这比起前一段口口声声发扬民主的言论，多少带点自打嘴巴的味道。他按了一下电铃，将秘书召来，想了想说：
　　“请在六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中的政府报告中，给我加上这样的话：'在我国(除台湾外)，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已经消灭，不再存在。但我国还有反革命分子和敌特分子，还有各种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犯罪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还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四人帮’的某些残余，也还会继续坚持反动立场，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并且国内阶级斗争又同国际阶级斗争密切联系着，所以，各种阶级敌人还长期存在，我们必须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尽管他们人数很少，我们决不能够麻痹大意，放弃警惕。”
　　秘书作了记录后又问：“华主席，还有什么事吗?”
　　“你把汪东兴同志找来，说我有要事。”
    汪东兴乘车赶到华国锋的住地时，太阳已收敛了它最后三道霞光，没多久，月亮从云朵里钻了出来，像银盘似的，挂在淡蓝色的天空中，晚风缓缓地吹着，月光仿佛在水面上撤了一层银粉，晶莹闪亮……
　　华国锋今天的气色很好，他让汪东兴看了有关材料后，说；“看来邓小平也没有什么高招，转来转去，还得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现在他终于对西单民主墙那帮闹事的坏人采取措施了，这就是……”
　　“这是因为魏京生们反到了他邓小平的头上!”汪东兴没好气地说：“你当他为了维护你?他正在一步一步地架空你，最后采取行动。”
    华国锋知道汪东兴近来对他产生了不少意见，其实汪东兴对他完全是好意，这他是心里清楚的。那天，他应出版社和所谓童怀周的请示，给《天安门诗抄》一书题写了书名后，汪东兴跑到他这里，伤心地掉了眼泪，他说：“华主席呀华主席，我没想到你步步后退，处处失守，已经到连点骨气的刚劲都没有了！你怎么能给《天安门诗抄》一书题写书名呢?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还能说你是迫不得已，在党内保留了意见?为他们题写书名，不是充分证明您是在讨好他们，向他们献媚吗?”华国锋心中不悦，也只好保持沉默。
    说心里话，汪东兴基本上对华国锋已经失去信任。他觉得，依靠自己已无法挽回失去的一切。他认为，现在党内已经面临着刘邓势力全面复辟的现实，毛泽东的刀子快丢掉了。他感到伤心，具有一世英名和高度洞察力的毛泽东怎么选择华国锋这样的软蛋人作为接班人?
    唉，这真是一场天大的误会!天大的笑话啊！
　　如果说，林彪是一个刚愎自用、胆大妄为，善于挺而走险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话，那华国锋则是一个腹无滔略，胸无文才，根本没有多少治世经验的实干家，充其量不过是个只会察颜观色、随风转舵的领导人罢了。他自私、畏缩，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什么原则都可抛出。所以，汪东兴心灰意冷，说话免不了冷嘲热讽。
　　华国锋感到有点伤心：“我好心好意地依靠你，提拔你当我的助手，怎么现在一点也不为我着想呢？”
　　“东兴同志，你应该相信我。我们都是毛主席培养出来的接班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是忠于毛主席的，我们不会做半点对不起毛主席的事的。”
　　“可你想想，我们这一年多来，哪件事是对得住毛主席的呢?人家一步一步地，不是正在用你的手，来做否定毛主席的事吗?”
　　“你太糊涂了!”
　　“我一点儿也不糊涂!”
　　“让我们试一试不行吗?东兴同志，社会主义运动谁也设有搞过。马列主义允许不同方式，他们碰了壁，还会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的。到那时再评判谁是谁非嘛。”
　　“你这是自我安慰。”
　　华国锋真有点生气：“我不这样能怎样呢？难道再来一次逮捕'四人帮’！”
　　汪东兴唰地一下脸变得苍白，那只微微发红的眼睛凝视着华国锋。是的，他曾从许多方面设想了如何给予邓小平等人一次他梦寐以求的迎头疼击，但从来没有想到过任何行动方案，起码没有和任何人商量过。现在被外电称为华、邓体制权力结构的每一个角落都出现细微的裂痕，他也不知道如何才好。
　　“那也许会行得通，也许会造成全国性的大动乱。那真是要流血、死亡，说不定会……”
　　“华主席，你别再说了，”汪东兴的嘴唇打着哆嗦，终于承认：“我们很难对那样的后果负责，我们随不起那样的责任。”
　　“所以，我一直地寻找一条非常稳妥的办法。我们国家经不起大折腾了，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的政治经济又这么多问题，我之所以愿意放手让他们搞试验，目的也是……”
　　“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他们把责任往你身上推，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他们的用意我清楚。”
　　“未必。”汪东兴说：“任何政治家推御责任的目的，都是为了保存自己、整垮对手。不管他们表面上怎样捧你，事实上他们都把你当作了他们的敌人，起码是对手。”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所以我看出了你的无能。”汪东兴脱口而出：“也许你本来就应该担任这样的角色，你早该自己下台。”
　　“你胡说！”
　　汪东兴笑了：“其实，这话也是对我说的。我也不够格，也该下台，也许这是早晚的事。”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不吉利的话呢？”
　　“准备下台，也许还不会下台。不准备下台，说不定真会下台。这是毛主席说的。”
　　华国锋哭笑不得，他真不知道今天汪东兴到底犯了什么神经，说了这么多不切实际的话。他正想说什么，汪东兴一本正经地又讲起来。
　　“你知道胡耀邦最近干什么吗?”
　　“不知道。”
　　“他正在组织力量对刘少奇的案子进行复查。说不定他用邪门歪道真能否定了刘少奇的罪状。”
　　“不可能!”华国锋说，“刘少奇头上那三顶帽子是用大量的事实给他戴上去的，如果真推翻了，那除非那些事实是假的。可有些证据我亲自调查过，绝对不会假。”
　　“好，有华主席这句话，我就彻底放心了。不过有话说到前面，你如果真的允许给刘少奇平反，那我就真要辞职了。”
　　“他想翻案可不是那么容易。尽管陈云、邓小平想给他翻案，但难、难、难，我倒想看看他们怎样为他推翻那三顶帽子。让胡耀邦穷折腾吧，有他下了台的时候。”
　　“好，我看着事态的发展。”
    别看汪东兴私下对华国锋顶碰两句，到了政治局会议上却到是维护着他，真像当年保护着毛主席一样，连吴德都开玩笑说：“你开口华主席、闭口华主席，好像除了华主席代表党中央外，其他人谁也代表不了似的。”
    汪东兴回答得也很干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的确只有华主席能够代表中央，其他人只是华主席的助手。只有野心家和阴谋家才企图本末倒置，取而代之。”
    这句话，恰巧被进来的邓小平听见了。但邓小平是绝对不会表露出什么的，他只是微微一笑。这位老资袼的政治家经过一次次的党内政治斗争风云后，已经懂得如何巧妙地对付他的反对派了。他坐在里，偶而打趣几句，始终不表露什么意见，等叶剑英、陈云也到来了后，他只是催促他们快些开会。
    这次政治局会议，是审查和通过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并决定一些国务院，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人的安排问题。由于政府工作报告实际上是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主持起草的，所以在政治忌日委员们讨论时没费多少时间就通过了。
    在讨论增选彭真，萧劲光、朱蕴山、史良等人为常委会副委员长，任命陈云、薄一波、姚依林为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为科学院院长等人事问题时，会议出现了冷场。
    吴德、纪登奎、陈锡联提出彭真和薄一波官复原职是否合适的问题，他们对政治局常委会的提议表示了异议。看得出来，有些政治局委员是同意他们的看法的。胡耀邦振振有词地发言：“彭真、薄一波二同志官复原职，我看是天公地道。有人提出这类本不该提出的问题，没有什么其他解释。只能说，这些同志头脑里'四人帮’的余毒，至今没有肃清，希望这些同志自己起来革命，主动作些肃清工作吧。”于是，政治局以多数票赞成而通过了预定的议题和方案。紧接着，从六月十八日至七月一日，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照常是叶剑英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华国锋作政府工作报告，余秋里作一九七九年国家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张劲夫作一九七八年国家预算和一九七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这次大会最引起国内注意的是：彭真作为法制委员会主任在会上作了关于《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这将标志着中国正在向法制方面迈进……
当然，预定的人事安排全部通过。
　　七月一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又决定设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任命陈云兼主任，李先念兼副主任，姚依林兼秘书长，余秋里、王震、方毅，谷牧、薄一波、王任重、陈国栋、康世恩，张劲夫金明为委员。
　　这一系列的组织措施，就连局外人也看得出来，华国锋的权力在一步一步缩小，他的范围正受到更多的限制。
    大概中共中央对左一个文件右一个文件地宣布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已经不耐烦了，于八月十七日发出一个《关于清理历史遗留问题中涉及到有关中央文件的处理办法的通知》，宣布凡是中央过去所发文件的内容，提法和决定，同中央新发文件、讲话内容、提法和决定相矛盾、相抵触的，一律应以新的文件、讲话为准，旧的文件或其中的有关部分内容自然失效，不必再一一宣布撤销。
这说明，大刀阔斧的拨乱反正又进入新阶段。凡身不在当时境界和圈内的人，很难感觉到每一件事的真正意义……
    彭真一见邓小平穿起了军装就知道这位真正的掌舵人又要采取重大动作了。西单“民主墒”的那些年轻人几乎构成不了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威胁，但是中央的那几个“凡是派”领袖，却成了这两位老人的心病。彭真忧心忡忡地给他打了个电话后，邓小平让他家里来商量几件事。
    “最近，汪东兴、吴德、纪登奎，还有那么凡个人、活动频繁。”邓小平说：“所以我也准备补课。思想，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
    彭真轻轻拍着身前的案卷说：“这话说到根本处了。许多平反了的老同志给我来信，说现在各地都有那么一些文革派掌权，千方百计地阻挠三中全会的路线。很多人担心，我们这些老家伙一完，'凡是派’、文革派还会卷土重来的。”
　　“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对我说，十年以后再看。”邓小平两眼放出光芒地说：“现在到有十年后再看的问题。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的。要想得远一点，一要趁我们在的时候挑好接班人，把那些表现好的同志用起来，培养几年，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
　　“我看胡耀邦、赵紫阳这两个同志就不错。他们肯定是死心踏地要执行三中全会路线的。我看是不是紫阳先调到中央来?”
　　“我和陈云同志商议过，准备在四中全会上解决这个问题，让他进政治局。同时你也选进政治局来。”
    “像王鹤寿、刘澜波、安子文、李昌：杨尚昆、周扬、陆定一、洪学智、薄一波、蒋南翔这些人都可选为中央委员。不从组织上解决问题，不行啊！”
　　“是啊，”邓小平点着头说：“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选好接班人不容易啊，一两个不行，得有一大批人。现在这件事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这个问题不解决，我是不会见马克思的。我们这些老同志在，问题比较好解决，如果我们不在了问题还没有解决，就要天下大乱。”
　　彭真的脸色一下变了：“我们一定要防止这种局面的出现。不过，他们也难。”
    “不，别把问题看得那么简单了，也不要以为中国乱不起来，林彪、'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人，就是不听党的指挥，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有保证。”
    “现在，反对党的三中全会路线的大有人在。”彭真说，“昨天我还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说'我们英明领袖华主席受到了你们的多次围攻，你们这些右派势力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我们总有一天要和你算清账。’这些人活动很嚣张，我的山西老家就有这样的人物。”
    “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旗帜，搞'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这些人大体上都是文化大革命中提起来的，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感到现在的一套对他们益处不大，所以对过去很留恋。经过工作，其中有些人可能转变过来，但不一定都能转过来，如果让转不过来的掌权，这些人能听党的话吧?他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
　　“所以，必须把他们统统从领导岗位上清退下去。”彭真果断地说：“而且，首先要从中央做起，像吴德那样的人，必须拉下去。现在北京市的人民的反映甚为强烈。”
　　“不光是吴德，纪登奎、汪东兴表现也很不好。”
    “还有那个陈永贵，所谓的我谁也不信就信毛主席的大老粗，让他种地、管一个生产队还可以，怎么能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进了政治局呢?真是乱弹琴!”
　　“解决凡是派的问题，我和叶帅、陈云、先念碰过头，一定要分两步来走。”邓小平老道精熟地说：“先要把华国锋稳住，让他听我们的，不要完全和他们搞在一起。先解决那四个人的问题，要稳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我这次下去，也是先给地方吹吹风。”
　　“太好了！”彭真心悦诚服地说：“我在北京也要做一些人的工作。尽量使这件事不再引起轰动。不过，我担心华国锋……”
　　邓小平笑了：“这个人是个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顺境中成长起来的干部，根本经不起风浪，没什么了不起!”
　　“这我就放心了!”
　　和彭真谈完话的当天下午，邓小平就启程到达济南。
　　济南是闻名全国的泉城，老城西南隅的趵突泉，为济南七十二名泉之冠。城北的大明湖，古迹荟萃，亭台楼阁与湖光山色交相辉映、邓小平在山东省党政军领导人白如冰等的陪同下来到这里时，邓小平便吟诵起古人的诗句：“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今日仔细一游，果然如此，古人真是形容得非常贴切、真实啊！”
　　白如冰说：“我们山东不仅有闻名于世的名胜，而且人也美呀!”
　　“文化大革命中搞武斗、搞夺权的人也美吗?”邓小平转过身来，神态变得严肃了：“山东清查帮派体系搞得怎样了?”
　　“已告一个阶段，有些定性工作还没有搞完。”
　　“省、地两级干部中，对中央制定的路线都通了吗?”
　　“开始有些人不大通，经过教育，大部分同志已经通了。”
    邓小平等人在稼轩前的小亭边上坐下来，一边摇着扇子一边说：”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尽管有人不通，但总是已经确立了。现在我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有什么呢?是组织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这就提出一个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
    白如冰说：“我们认为接班人要选思想解放的人来干，我们山东有个原来很落后的县，就是因为解放思想，因地制宜发展生产，才由老大难变为先进。”
　　“解放思想是什么?”邓小平说：“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我看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你们同意吗?”
　　“同意。”在场的人都纷纷点头。
　　“上次汪东兴同志来你们这里，不是讲了三条吗?”
　　“那已是一年前的事情了。他的讲话我们只有在很小的范同内作了传达。”
　　“他是很典型的'两个凡是’派。”邓小平微微一笑：“你们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支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没有想到一篇文章，一下子引起那么大的反应，汪东兴说这是'砍掉红旗’，谢谢那位汪副主席，他那么一反对，倒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结果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对于这场争论，开始的时候反对的人不少，但全国绝大多数干部群众还是逐步接受了的。”
　　白如冰说：“我们在去年十月份说在省委展开讨论，一下子分清了许多是非。”
　　“对刘少奇的问题怎样看?”邓小平闪动着眼睛望着白如冰。
　　“我个人认为，刘少奇的路线没有什么错误，至于刘少奇的历史问题，比如什么叛徒、内奸、工贼的事实，我是不了解情况的。”
    邓小平显得很激动：“那都是林彪、'四人帮’对少奇同志的诬陷，他们给别人定了多少'叛徒’的罪名，哪里有那么的叛徒？在他们眼里，真成了洪洞县里没好人了!不过，估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内还会有争论。我希望山东的同志带个头，为少奇同志的彻底平反作点贡献。”
离开山东后，邓小平又先后到上海、天津进行视察，沿途打招呼，其目的当然是进一步在这些地区消除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影响。
    彭冲向他反映：“上海的'四人帮’残余现在已经把复辟希望寄托在华国锋身上了。有个帮派头子说：'华主席大梦惊醒了，认识到了粉碎江青究竟意味着什么。下一步我们且看他如何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看来，我们不把党的领导权解决好，不行哪。”
    “有远见的老同志都对这个问题有了足够的认识。我们初步商定，九月下旬召开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主要解决增补彭真和赵紫阳两位同志进政治局的事，另外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重要文件，纠正这二十多年来农业上片面强调学大寨所造成的政策极端。”
　　“赵紫阳专门就这个问题和我商量过，我早就对永贵同志有看法了，现在很多人对他有意见。动不动就给群众和干部扣上'反大寨’的帽子，把人整得死去活来，有人说他比'四人帮’还厉害。”
　　邓小平笑了：“他毕竟是个农民嘛，不能勉强。有些事是别人用了他，而他也有些忘乎所已。到时候，我们还是还他的本来职务和面貌就行了。”
“现在外界对叶帅的传说很多，都认为叶帅是支持华国锋同志的，对党内也有一定的影响。”
    邓小平说：“今年十月一日，是国庆三十周年纪念日，我们专门为叶帅准备了一篇讲话稿，目的就是要向全国公布我们的政策，你们看到讲话稿了吗?”
“看到了，大家提了很多修改意见。”
　　“四中全会也要集中时间再次讨论一下这个讲稿，要使它成为一个对全党全军全国工作有长期意义的、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你们要懂得中央这样做的意义，明白吗?”
　　彭冲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是笑着点头。
    邓小平说：“这就是要向全党全军全国宣告。党中央的领导是集体领导，正在向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迈进。那种由个人专制，个人意志办事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也是再不允许出现什么救世主，真正由中央集体领导说了算的一个时代的开始。”
    彭冲似乎明白了什么，但又不好开口说明。在政治权术的角逐中。许多事往往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一旦需要行动来表达的事用语言公布出来，就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
   
       三十八、怀仁堂对话永贵底头 中南海聚会国锋无言

　　薄一波没想到在怀仁堂口碰到了陈永贵，只是他虎着一张脸，爱搭不理地往里走，见了自己仿佛压根儿没见着，不认识。是不好意思，还是另有成见?这使他感到一阵愤慨。
　　“永贵同志，请留步。”
　　薄一波终于主动开了口，陈永贵再也躲不开了，只得转过身来，等着薄一波走到跟前主动伸出了手。
　　“永贵同志，我这回重新工作，对各种事情都还不熟悉，需要你多帮助呢。”
　　“哪里的话，现在都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套，对你来说更是轻车熟路，有什么不懂的?大概不是让我帮助你，而是请你来帮助我吧!”
　　到底是庄稼人，说话直来直去，不拐一点弯子，但是，薄一波心中一阵酸痛，同样的陈永贵，怎么一下子变成了这个样子?
　　还是一九六五年二月上旬，陈永贵来到北京开会，连续几次打电话要见薄一波，一直等了一个星期，薄一波从外地回到北京后才抽时间接见了他。
　　那时的陈永贵，在他面前显得那么虔诚，那么恭敬，开口“薄副总理”、闭口“薄副总理”地喊得可亲热哪。他给薄一波带了一袋小米、半袋绿豆。
　　“薄副总理，亲不亲，故乡人。俺们大寨最引以自豪的是，京城里有咱老乡作大官。一个是彭真同志，一个是你。您离大寨最近。乡亲们日夜盼望着你能到大寨来看一看。如果您不嫌弃，等你退了休，就回大寨住吧。”
　　“那不给你们加重了负担啦?”
　　“看你把话说到哪里去啦?大寨永远可以作为你的家。不管您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都是俺们的亲人。”
　　薄一波记得很清楚，就在此次接见的两年后，陈永贵和刘格平等人站在一起，支持山西省造反派夺了山西省党政财文大权，成了赫赫有名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那年春天他又来北京开会，参加了首都工交口造反派举办的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大会。自己在遭受一顿拳打脚踢以后，挂着巨大的纸牌子被推到一个人跟前。
　　“薄一波，你还认识我吗r
　　薄一波忍痛抬起头，朝他挤出一丝勉强的笑容：“认识、你是永贵同志。”
　　“谁是你的同志！”陈永贵厉声地说：“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阶级的人，你怎么能称我为同志?你对山西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山西人民早就强烈要求把你揪回去，接受一千七百万山西人民对你的审判。你知道吗?”
　　薄一波低头不语。
　　这时，身后的红卫兵狠狠的捶了池一拳：“薄一波，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
　　“听见为什么不回答?”
　　陈永贵大声说：“你无颜面见山西父老，对不对?今天我就是来代表大寨、代表山西人民声讨、批判你的滔天罪行的……”
　　又是十二年过去，同一个陈永贵站在面前，不知究竟是谁愧对乡亲父老？薄一波的眼圈发潮了。
　　“永贵同志，来，我们到休息室里好好谈一谈，亲不亲，故乡人嘛。”薄一波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伸出手来对他示意了一下。
    这回，陈永贵没有拒绝，跟着薄一波进了怀仁堂，在那间铺设古朴而典雅的休息室里坐下来。薄一波想和他好好谈一谈，希望他能够转变立场，但也知道不能操之过急，也许要花很长的时间，他也不打算仓促成事。反正他们已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永贵司志”薄一波的声音很低沉：“通过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学习和讨论，我相信无论是你还是我，都会提高认识水平的。应该看到，那场文化大革命对国家和民族来说，实在是一场大灾难。我们都是受害者，只不过角度地位不同罢了。”
    “薄副总理”陈永贵突然抬起头，眼睛里闪现出像是困惑不解，又像是倔强不屈的那种光芒：“你说我们现在到底是在执行什么路线?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刘邓路线?”
　　薄一波打个怔，他没想到这位大老粗如此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话题，倒真使他有点不好回答了。但他毕竟是久经风霜的人，脑瓜子转得很快，他不动声色地反问：“你看呢?”
　　“我看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刘邓路线，而是根据中国的现实重新决定的三中全会路线。你觉得这条路线不对吗?不要紧，永贵同志，我们今天算是彼此交心，同样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也不扣帽子。”薄一波说：“外国的反动报纸说我们党内正爆发着严重的派别斗争，说什么毛泽东的继承人们己危如累卵，这显然是恶意的挑拨。我认为，我们共产党内有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完全可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相互交心，达到新的高度的团结。”
　　“我们是应该讲团结，”陈永贵说道：“但有一个基础，这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的团结。现在有人在搞多中心论、无中心论，华主席的许多主张得不到贯彻。”
　　“华主席的话都对吗?”
　　“有人明明是欺负他老实，如果毛主席在，他们敢这样吗?”
    “永贵同志，怎么能够把华主席和毛主席简单地作比较呢?”薄一波说：“毛主席缔造了我们的党和军队，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中国人推翻三座大山，他的功劳高大无比，没有任何人能够相比。所以，毛主席可以犯些错误，而我们这些人绝不能覆蹈他的错误，这个常识你应该懂!”
    陈永贵也不冷静了：“有个常识你也应该知道，要不是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不管是你还是小平同志都不会平反昭雪，也不会重新站起来，更不会有今天。人应该有良心。”
    “我当然知道！”薄一波微微笑道：“按照有些人的本意，我们这些人根本不应该平反。只是由于全党的努力，由于中央大多数人的力争，有些人根本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接受眼前这现象的。”
    陈永贵的脸“腾”地红了，头上也冒出汗珠子，显得有点狼狈和尴尬。他当然不知道：就在离他们不远的另一个会议室里，堂堂的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比他还要狼狈，还要尴尬。
    叶剑英和陈云坐在华国锋对面，正在心平静气地讨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的细节问题。由于经济工作上一连串的失误，华国锋被陈云列举事实问得精疲力尽。他已感觉到了自己在政治局常委会上等于在演独角戏，对来自中央委员会以外的那些反对者们的刺耳话和政治局这几位元老们的各种问题，他都难以作答了。
    “国锋同志，”自从三中全会以后，叶剑英和他谈话或在公开场合提到他时，便直呼其名，很少再用“华主席”称呼，更不再提“英明领柚”了。他的身子仰在沙发后背上，双肩靠在后背垫上半闭着眼睛，打着手势说：“我已老了，我一直想让年轻人干，只是你们觉得我还可以给你们当顾问。现在中央的班子也有个老化问题。我建议让赵紫阳同志到政治局来，参加中央政策的决策。”
“紫阳同志不合适。”华国锋坦诚地说：“大家对他很有反映，他不成熟。”
    “要说反映，党内党外，国锋同志你也很有反映嘛。”陈云不客气地说：“你难道就成熟了吗?两年多来你抓经济工作证明你很不成熟，很不老练。但大家依然拥护你当全党的领袖。”
    “我不能和他相比。”华国锋笑了笑说：“我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我抓各项工作都是严格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如果说我不成熟、不老练；岂不是说毛主席也不成熟、不老练了吗?”
“国锋同志，不要那么相比嘛。过去我一直认为你是很谦虚的，现在也希望你能和大家很好的合作与团结在一起，担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我一直是这样做的。我之所以放弃一些自己的观点，同意相当一批老同志重返领导岗位，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对紫阳同志的工作，陈永贵、吴德、纪登奎、汪东兴等同志都有看法，都有意见，我不能为一个而失去几个，这样的道理我想大家都懂。”
　　陈云马上反驳，叶剑英伸手制止陈云，慢悠悠地说：“在四川，紫阳同志赢得了人心，到处都流传道'要吃粮，找紫阳’的新谚语，我看其他省市这样的情况不多吧?现在全党正在集中力量解决粮食问题，给你配备一个农业专家不好吗?国锋同志，我们都是为你而着想啊！”
　　陈云也说：“老同志给你提意见，有些话也许难听一些，但他们都没有恶意，都是诚心诚意帮助你。我们不忍心让你看笑话，都想帮助你……”
    “如果你总要错误地理解我们这些老家伙的意思，那好，我们可以不谈，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再不行，我们可以辞职。”叶剑英的脸色泛出红晕，说到这里，不停地咳嗽起来：“我现在就……咳、咳、咳，请求中央批准我退位……”
　　这下，华国锋尴尬地坐不住了，慌忙站起来，过去给叶剑英捶背：“叶帅，你千万不要着急，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好好商量嘛，为什么要激动呢?你不要着急！你再不要考虑退的事，你永远是我们党的中流砥柱……”
　　“可我们的许多话你又听不进去，老同志能不着急吗?”陈云埋怨道。
　　华国锋说：“好、好，赵紫阳同志的事，我听你们的。我收回刚才的意见，好不好?”
    陈云冷静地看着这位步步后退的党中央主席，极不易察觉地笑了笑。他已经看出了华国锋的心思，他正按着他们预先给他划好的路线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下走，往下走，就在黎明前那个他即将悲伤的时刻……
    叶剑英又恢复了常态：“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了。我们现在很像三国时期的蜀国。那时，诸葛亮也有教训：'蜀中无良将，廖化做先锋’。廖化你知道吗?”
    华国锋脸一红，硬着头皮点点头。对这个名字他感到陌生，但又不好意思细问，只好点头应承。他最怕在人多的时候和他谈论什么问题。本来叶剑英的话有时他就听不懂，再加上叶剑英又喜欢在谈话中引经据典，吟颂些唐诗宋词，这就使他更加感到与他谈话艰难，大有话不投机之感，叶剑英也有自己和华国锋根本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人的念头，但为了共同的利益和各自的想法，他们又不得不表现出相互尊重的样子。
    “诸葛亮本来老，五十多岁的人了，又不愿放手选拔、使用年轻的接班人。后来，诸葛亮很急，好不容易发现姜维是个人才，让姜维做了接班人。”叶剑英又开始引古喻今了：“蜀国人才事必躬亲，有些事放手让别人去干，干错了也没关系，我们再予以纠正嘛。我们自从井岗山以来，五十多年了。多年征战的干部都老了，现在需要大力培养选拔接班人。诸葛亮这个人很有远见，也很会处理问题。他的《前出师表》讲：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这是诸葛亮总结了两汉四百年的历史得出的经验。”
    陈云接着说：“叶帅讲的这几句话，很值得国锋同志沉思。什么叫贤臣?什么叫小人?我们的头脑一定要清醒。那些在你面前敢干坚持自己的主张，甚至说话比较难听的人，不一定是恶意。我们这些老家伙之所以敢于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在你面前力陈利弊，未必有什么野心。倒是那些在你面前口口声声说拥护你，支持你、给你甜言蜜语灌迷魂汤的人，倒真要小心呢。林彪不是一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人吗?这类阴谋家大有人在！”
　　转瞬之间，一阵恐惧的心理钻进了华国锋的腹部。他想起了很多人，其中想得最多的是汪东兴，他肯定是这种人吗?其他人又怎样呢?是的，叶剑英，陈云、小平、李先念都已老矣，他们难道对自己有什么威胁吗?
　　令中外观察家关注的中共第十一届四中全会，从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开始，至二十八日结束，只开四天。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通过叶剑英代表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当华国锋对这两个文件滔滔不绝地发表议论时，人们没有对此表示出过多的热诚。
　　公报一广播和发表，各国政治家和国内那些对时事有着浓厚兴趣的人们首先注意到了这一段话：
　　“为了充分发挥一些久经考验的老同志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为了充实党中央的领导力量，以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全会通过协商和无记名投票，增补王鹤寿、刘澜波、刘澜涛、安子文、李昌、杨尚昆、周扬、陆定一、洪学智、彭真、蒋南翔和薄一波十二位同志为中央委员，准备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时，再履行增补手续予以追认。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赵紫阳同志和中央委员彭真同志为中央政治委员……”
　　汪东兴看到那几个他最到腻歪的人终于以微弱的多数选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时，露出了恼怒的神态。
　　“那几个自首、变节分子重新担任中央要职，那实在是我们党的耻辱，我都感到丢人，这实际上等于在中央又安插了新的定时炸弹，这实在是天大的过失！”汪东兴厉声对纪登奎、吴德、陈永贵等十多人说。
　　“我们也没办法，华主席同意这个提案和日程上会，就保不住他们会通不过，”他们显得都很垂头丧气。
　　“唉，文化大革命算是白搞。”汪东兴说：“怪不得毛主席临终前一再说，我们国家的基础还是旧的，和解放前差不多，所以林彪、刘少奇一类如上台，很容易，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
　　“这叫不叫资本主义复辟?”陈永贵问。
　　汪东兴没好气地说：“叫不叫，你们自己看。我刚才念的是毛主席的话。”
　　“毛主席看得真准啊！”吴德说。
　　纪登奎冷冷地说：“毛主席还说过，有些右派利用我的一些话企图永远高举黑旗时，但那样就不好了，左派们会利有我的另一些话把右派打倒。中国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料定他们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是不会饶恕他们的。汪副主席，我的这些话，是不是主席的意思?”
　　“意思没错!”汪东兴也冷冷地回答。
　　这天晚上十点以后，华国锋的家里开始变得像召开一次军事会议一般。
    四、五个不约而同到来的人都已脱掉了外衣，穿着衬衣拿着扇子。汪东兴甚至露出两条又白又粗的光膀子。华国锋的老伴进进出出，忙着给他们上茶水、端水果。电话已经给几个省、市的负责人打去，坦率地交换了他们的意见。有一条是共识：这场争论将是长期的。斗争将在法律和党章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谁掌握了中央委员的多数，谁就会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当陈永贵、纪登奎泣不成声地回顾毛泽东当年一些指示时，华国锋一言不发地望着他们。
　　“这些情况，我们应该是料到了的，”吴德乏困地说道：“当我允许邓小平站出来，我就料到会有这种结果。这个人从来是出尔反尔，他的保证、许诺一旦达到目的后是会宣布作废的。”
　　汪东兴说：“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们利用这个原理会随心所欲地朝令夕改，肆无忌惮地歪曲、抛弃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
    当这些人没完没了地空发议论、倾吐牢骚，大骂别人时，华国锋终于憋不住了，下了逐客令：“这些问题以后再议吧，回去以后你们谁也别再说什么，要注意遵守和维护党的纪律。千万不要被别人抓把柄。好了，就这样吧！”
　　国庆节的前两天即二十九日下午三时，那座被千丝万缕金色的太阳光线镶了一层金边的人民大会堂一万余位各界人士至聚集到大厅，参加建国三十周年大会。当政治家出现在大庭广众场合时，不管他们内心怎样忧伤、焦虑，脸上总要挤出那副千人一面的笑脸。他们总是紧紧地包着自己的内心世界，而把需要张扬的那些东西作为策略和手段宣讲出来。
　　华国锋满面笑容地主持着大会。叶剑英宣读那篇近百人精心敲定的文字稿；“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新中国，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智慧的产物，也是他的战友们、党和革命人民智慧的产物，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产生的……”
    看得出来，大会堂里的人大多数已经对此失去兴趣。他们瞪大眼睛，指指点点，欣赏着那些坐在主席台上的刚重新工作不久的老人，回忆着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争的神态，如同在读一部清晰得不能清晰的无字书。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革命和反革命的大搏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帮’之流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
    许多人字斟句酌地品着叶剑英的这段话，同样也回忆着他前几年的言论，发现了他的讲话中明显的变化。在有些人的心目中，这位老资格的政治家、军事家是赤胆忠心地辅佐华国锋的。他们对政界这种扑朔迷离的幻象始终感到眼花缭乱，弄不清这些超级演员们的言行，究竟哪些是真的而哪些是假的。
    叶剑英数落完林彪、'四人帮’的罪状后，提高了嗓门：“在极其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周恩来同志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邓小平同志、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一些老同志，先后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到读到这里，冷不防华国锋接过话筒喊起来：“同志们，在这里我要指出，我们的叶剑英同志在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的，特别是粉碎'四人帮’时也是出了大力的。”
　　于是，又是一片鼓掌声。
    叶剑英紧接着说：“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执行了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粹了'四人帮’，这一场持续十年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大博斗，终于以中国人民取得伟大胜利而宣告结束。”
    庆祝大会结束时，正是晚霞映红西方的天空之际。天上的云彩，给大会穿上了五色鲜艳的衣裙。参加大会的人流离开大会堂后，从四面八方又响起各式各样的议论。

 三十九、为少奇平反耀邦讲理 替错误辩护登奎词穷

    中共中央精心准备了近两个月的叶剑英的国庆讲话，并没有在国际上起到预期的反映。国内国外的注意力，竟被十一日由自称为“星星美展”的一伙青年人发起的抗议示威游行所吸引，所冲溃。
    那是一个天空晴朗、阳光明媚的早晨，不到九点那些斗志昂扬的年轻人便喊着“要政治民主，要艺术自由”、“北京市委必须保障公民权利”、“取缔'星星美展’就是践踏宪法”、“强烈要求北京市委严肃处理'星星美展’事件的制造者”、“必须保证公民有进行社会文化活动的权利”、“人民万岁、民主万岁!”等标语牌，汇集到西单民主墙跟前，大批的围观群众和外中记者都赶来助威。
    大约快十点钟时，示威队伍沿着长安大街向天安门广场进发。道路的两侧，站满了许多身穿灰色、蓝色制服的行人，他们的手挽手，有的为游行者鼓掌。在行进队伍的两侧也有部分骑摩托车的警察。
　　纪登奎和陈永贵从中南海汪东兴家里出来后，正碰上这支示威队伍。从轿车的玻璃窗他们都看到示威的人们高呼口号，散发传单，而巡逻警察站在马路中央，并没有冲击的迹象。这些场面他俩都看得多了，并没有什么紧张不安的表现。
　　“发生什么事了?”陈永贵漫不经心地问。
　　纪登奎的手下的工作人员经常到民主墙那里看大字报，消息比较灵通，于是回答：“有一批青年美术家，白天到美术馆门前露天举行美展，被公安局干涉了，所以他们要抗议。”
　　“搞个美展有什么了不起，让他们展嘛。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都不怕，还怕美展?制止人家不是没事找事吗?”
　　“唉，里面有好多情况说不清。据看过美展的同志讲，里面有政治问题。”
　　“非毛化的东西比较多。”
    陈永贵火了：“那就该镇压!现在思想界都让邓小平、胡耀邦这些人给搞乱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造成青年信仰危机。许多年轻人除了吃喝玩乐没有别的追求，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正在这时，游行队伍出现了。纪登奎惊奇地发现，走前面的还有一个拄着双拐的中年人。陈永贵憎恶地望着远处的旗帜，也模糊地听到喊叫声。他从窗口伸出脑袋来观看。
　　纪登奎回到家里时，发现胡耀邦和上任不久的中央组织部长宋任穷已经等他很久了。
　　原先自己在胡耀邦跟前，还可以居高临下地讲话，现在他当了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又兼宣传部长，不但和自己平起平坐，甚至自己还要听他的调遣，心里很不是滋味。在桌子那边的宋任穷，一个很敏感的人。他看到宋任穷的眼神，知道一定有大事和自己商量。看来他们俩个并没事先商量好，沉闷了许久还没有点破来意。
　　“有什么事就直截了当地说吧，”纪登奎终于开口说道：“是不是征求我对刘少奇一案的意见?”
　　胡耀邦说：“这一段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组部的同志针对一九六八年十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刘少奇同志的各种罪状，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反复核对材料，认为给他的定性和罪证都是错误的，不符合历史事实……”
　　“我早就预料你们会这样说的。”纪登奎淡淡笑道。
　　“当然，我们要从当时的实际背景来看，”胡耀邦说：“文化大革命前夕和初期，由于当时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
　　“把话说清楚点，是谁?”
    “当然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的中央多数同志都产生了这样的估计，认定党内存在一条与中央路线相对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把刘少奇同志当作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子和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来批判斗争，所以好多罪证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先入为主地出现了，这是导致全国最大的一个冤案的原因。”胡耀邦稍微停顿了一下，观察着他的表情说：“剑英、小平等同志都让我们在开会之前多征求一下同志的意见，尽量不要把争论带到会上去，所以我们先和你谈一谈，争取能统一认识。”
    纪登奎知道在胡耀邦的背后，有一大批经验丰富的老将、老干部充当后盾，而且他们在中央的地位日益巩固。在短暂的时间里，胡耀邦就各种大权集于一身，登上了党中央秘书长的显位。由于重权在握，对他们的提议，谁还敢说半个不字。但是，纪登奎有他的老主意。
    他不紧不慢地说：“我劝你们还是慎重些，不要搞得太急促，以至于全国人民都无法接受你们造成的现象。为刘少奇平反，将会使中国陷入大动荡，从而使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中心任务黯然失色而显得微不足道。许多人都管我们叫'和平演变’了。”
    “对人民的误解，我们可以用事实解释。对一些敌对势力的攻击、诽谤，我们完全不予理睬。如果大家为闲言碎语所困扰，那我们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了。”胡耀邦说。
    纪登奎抽着烟卷思考了一会，说：“那好，既然你们认为准备得很好了，请问，你们如何能驳倒他在一九二五年由长沙被捕叛变的事?如果能驳倒还好，万一驳不倒呢?”
　　胡耀邦以不容辩驳的口气说：“马克思主义者分辨一切事情，都要的是实事求是。所谓一九二五年少奇同志在长沙叛变，完全是林彪、'四人帮’用逼供信的手法捏造出来的。”
　　“是吗?”纪登奎吃惊地瞪大眼睛，摆出了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宋任穷不声不响地坐在那里，弄着手里的一叠材料，偶而递到胡耀邦手里，帮助他提醒着什么。在此期间，不断有电话打进来，但他都站起来，示意纪登奎的秘书不让任何人打扰他们的谈话。
    “原审查报告说，少奇同志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借口养病’，'私从上海潜逃长沙’，十二月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湖南军阀赵恒惕亲批'斩决’，迫使他完全接受'活命条件’。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随后，'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赳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来。”胡耀邦端起茶杯呷一口茶水，翻阅着手中的材料说：“据复查，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五年冬确实曾经被捕，但根本不存在'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和投敌叛变的问题。第一，他确是因病重从上海回湖南养病的。当时，《上海总工会三日刊》、广东《工人之路》等革命报刊及长沙《大公报》，对此均有报道。上海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的情报上，也提到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华说：刘少奇在罢工斗争中很积极，现在病得很重，已经和他的家眷回湖南去了。所谓'借口养病’、'私潜逃’之说，起初是专案组歪曲报刊材料，推断强加的，后来康生又说此事他'完全可以证明’，便予以肯定。这不但无任何旁证，而且中华全国总工会获悉刘少奇在长沙被捕，就申请赵恒惕'查明释放’的事实，也足以证明'潜逃’之说完全是虚构的。”
    “那不能!”纪登奎伸出手来，大声说：“刘少奇私自回乡和上海总工会闻讯他被捕，通电要求赵恒惕释放，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能以此证明。如果说当时已在上海工作的康生同志不能证明刘少奇的问题，现在推翻的证据也没有力量。但我们姑且不于认定。我请你考虑再推翻他叛变的证据。”
    胡耀邦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时他才发觉眼前这位纪登奎并不是等闲人物，他伶牙俐齿，还颇为不好对付呢!怪不得邓小平对他说：“纪登奎是文化大革命中受益的人物，程度不同地参与了对我们这些人的迫害，他不像一般群众那样容易转变立场，恐怕要费很大气力呢。实在不行，只好让他挪位。”
    虽然如此，胡耀邦还是耐心地说：“少奇同志在长沙捕后，确是经过多方营救获释，由湖南转去广州工作的。据查，他被捕的消息传开，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上海办事处和全国各地工会，以及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纷纷通电遣责赵恒惕，要求释放，湖南学生联合会联合各团体发出呼吁书，要求保释。同时，刘的亲友、同乡托湖南上层人物洪庚，此人是长沙禁烟局局长，少奇同志的朋友，叶开鑫的乾女婿，此外还有叶开鑫，及赵恒惕手下的师长贺耀祖、欧阳振声(此人是湖南省议会议长)等人，以同乡身份进行营救。在外有各界压力，内有上层疏通和联名督促检查的情况下，赵恒惕不得不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将少奇同志开释，驱逐出境了事。此后，少奇同志在二月十九日抵达广卅，还受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隆重欢迎。这段经历，当时《工人之路》、《中国学生》等革命报刊均有报道，并有洪庚之妻和少奇同志前妻何宝珍的同学李保安等证明。”
    “我不否认这些事实!”纪登奎更加振振有词地说：“但这些也丝毫否定不了当时任湖南省长署会计、与刘少奇曾经同学的恶霸杨剑雄于一九五二年的一段笔供：'当洪文、叶开鑫等具禀，保释刘少奇同志时，赵恒惕说'要他迅急离开湖南，不要在这里乱搞。要庶务股去买一册四书五经送给他，好好去读，然后'交保开释’。’赵恒惕提出这样的活命条件被刘少奇完全接受了。当时中央讨论刘少奇是否叛徒的认定：杨剑雄一九五二年交给政府的笔供不可能会诬陷刘少奇，他只能掩盖对刘少奇不利或有损他名誉的情节，而不敢胡说半个字。假如刘少奇不接受赵恒惕的条件，那个大军阀会释放他吗?”
    胡耀邦显然有些激动了，他把手中的材料往桌子上一放，右手忍不住一拍说：“你们以此作为少奇同志接受'活命条件’和'投降’、'叛变’的根据，是荒唐的。像赵恒惕这样的旧军阀送本《四书》，这在当时的社会里司空见惯，不为奇。你们和原专案组以此竟推断出少奇同志'奉赵恒惕旨意重新钻入党内’，纯属捏造和陷害。”
    纪登奎也火了：“耀邦同志，你不要得势欺人！刘少奇的专案是伟大领袖毛丰席亲自批审的。毛主席有话：刘少奇作为一个'斩决’的要犯，一夜之间，难道没鬼吗?你现在把矛头对准我干什么，你那时没有喊过打倒刘少奇吗？”
　　胡耀邦立刻抑制住了自己的激动，马上放缓语气说：“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冲你发那种火。不过我还是要向你解释，当时，中央专案组根据赵恒惕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发布'四斩’反革命布告和十月杀害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这两件事，来推断刘少奇被捕后，如不投降必然被杀，这同样站住脚。据查，'四斩’反革命布告，是赵恒惕的戒严司令部针对六月初长沙市传说外国人杀了中国工人，群情激愤，惹起'一夜纷乱’，怕引起大暴乱而发布的。黄静源同志是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在江西省安源煤矿被赣西镇守使李鸿程杀害的；事后，工人群众将其遗体抢到长沙，举行送葬示威和追悼大会。这些事同后来刘少奇同志被捕和释放并不相干。此外，所谓赵恒惕曾亲批将少奇同志'斩决’，仅来自黎单泰(当时任湖南省长署文书)一人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在逼供之下写的材料。而按他所写，他也是听杨剑雄说的，并非亲自看到，更何况杨剑雄的口供中，未提到'斩决’之事，所以也不足为凭。”
　　“杨剑雄作为有恩于少奇的人，他却在湖南省宁乡县公安局请示他时，擅令枪决，这无论如何也未必妥当吧?”纪登奎的话音里已露鄙视意味。
　　胡耀邦感到万分痛心，眼前这位身任要职的政治局委员至今对一个已含冤而死的原国家主席都不放过，仍欲鞭鞑，怎不令他气愤至极呢?但他仍以巨大的毅力控制住了自己，说：“杨剑雄是恶霸地主，历史上有血债，民愤极大，解放后畏罪潜逃外地，一九五二年逮捕归案。宁乡县人民政府根据其罪恶事实，在刘少奇同志毫无所知的情况下，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八日判处他死刑，并报经湖南省人民政府于一月二十四日核准。由于审讯过程中，杨犯说过他曾经参加一九二四年刘少奇同志被捕后的营救活动，宁乡县公安局为慎重起见，才在执行前致函刘少奇同志进行核对，并要求在十日内电覆。刘少奇同志于二十九日覆电说明，杨剑雄'所称一九二四年在长沙营救我出狱等语，并无其事。我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因有多人营救，得以出狱，但这与杨剑雄毫无关系。杨犯仍应按你们判决处理。’这个答覆……”
　　“完全歪曲事实，连忘恩负义都不如！”纪登奎大声说：“我至今还认为少奇这样批示的确带有杀人灭口之嫌!”
    “我们的看法与你不同。”胡耀邦说：“我们认为答复正常，并未对杨犯的判决有所干预。整个过程表明，宁乡县判处恶霸杨剑雄死刑，事前刘少奇同志完全不知道。如果说是出于他的授意，宁乡县又何必在判决后再致函询问呢?你至今还说少奇同志蓄意'杀人灭口’，对不起，我只能说这是强加罪名了。何况已有充分材料证明，少奇根本没有投敌叛变，所以也根本无须像你所说的那样了。”
　　纪登奎见胡耀邦、宋任穷还拿材料给介绍，就摆摆手说：“我看你们不要再讲了。我们看问题的方法和立场根本不同。你们是不管说什么，非要完全、彻底地推翻文化大革命中的案件，包括毛主席亲自抓的刘少奇案件。在现在的环境和条件下，我相信你们是什么证据也会拿出来的。我无意再和你们争论什么，你们不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那就让实践去检验，让历史去回答吧!”
　　宋任穷也有点生气了：“你作为政治局的一个成员，怎么能采取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呢?”
　　“如果你们执意要按你们这一套办，我这个委员，包括副总理的职务都可辞掉。”纪登奎说：“我保留我的看法，这总可以吧!”
　　
　　四十、邓小平组织写准则 众老人议论动手术

    华国锋从十月十五日起，作了为期二十多天的对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和意大利等西欧等国的访问。
    从全球战略的高度看，这次访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年来，中国政治首脑对西欧国家进行的第一次访问。按照同这些国家的事先约定，访问期间，华国锋将与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理雷蒙·巴尔；西德总统卡斯腾斯、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意大利总统亚历山大德罗·佩尔蒂尼、总理弗郎切斯科·克西加等世界第一流的政治家举行会谈，并签署一系列的文化、贸易、科技等合作协议，还要在法国巴黎参加周恩来旧居纪念牌揭幕仪式等。
    本来，华国锋想推迟到党的十二大以后再去访问，但邓小平对他说：“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我们抓经济建设，不开眼界不行。西方建设好的经验，我们还是需要好好借鉴的。十二大准备工作，留给耀邦、紫阳他们干吧。你作为一国总理、党的主席，不站在世界高度看问题不行啊！”
    李先念也说：“现在的西方世界，可不能还按老眼光去看喽。整个世界都在向前发展着，你这次抽出二十多天的时间周游一下这几个发达国家，保证会有重大收获。这次回来再考虑我们党和国家的若干方针、政策，我敢保证你会有质的飞跃。”
　　这下，华国锋不好再说什么了，只得打点行装，组织陪同人员，在国庆节刚过就开始准备出国的各项事宜，而把国内问题的处理，全部给了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人。
　　华国锋出访的第二天，邓小平就召集胡耀邦、胡乔木、赵紫阳、宋任穷等几个贴心人物开会，布置他即将向“凡是派’讨伐的具体措施。
    他毫不怀疑，在国内那四、五个“凡是派”人物也一定组织秘密行动而且在进行之中。他知道，汪东兴、陈锡联在中央高层内部进行的一些游说是得心应手的。虽然他们都调离了军队中最核心的领导岗位，但在那些机构已安排了他们认为与他们的思想体系一拍即合的人。他们处处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所以他们有着很大的号召力。
　　胡耀邦来到邓小平家里，其他几位著名的人已经到了。特别是看到胡乔木在场，他就知道邓小平一定又要安排起草什么文件了。胡乔木最重要的特长是对中共党史和国际运动史的研究，称得上是文革以前党史的活百科全书。更重要的是，他是文革前中央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人，很得那几位中央老常委的信任。邓小平至今还是十分器重他。
　　邓小平比国庆节招待会时的形象似乎憔悴了些，两眼都有一圈褐色的乌斑。等他们都到齐后，他才从内室里走出来。
　　“你们都听到一些人对我们关于刘少奇同志复查材料的反应了吧?”
　　他们四个人都点了头。
    “这是最关键，最大的一个堡垒。只要这一道防线突破，我们对'两凡派’的进攻就算取得了决定的胜利。现在到了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规定几条关于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时候了。我计划在中央五中全会上通过这个准则。今天找你们来，就是议一议这件事。”
　　胡耀邦想起了他前几天和自己的谈话，没想到他这么快就着手抓这项工作了。于是首先说：“我们党过去本来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很好的传统，但是由于建国以来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致使一部分领袖人物产生骄傲自满情绪，由于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不够健全-由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党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独断专行、特权思想等不良倾向有所发展，同时在党的斗争的指导上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损害……”
　　胡耀邦有个特点，讲起话来往往收不住，总是滔滔不绝，中心反而不突出了。
　　邓小平皱了一下眉头，感到他多少有点喧宾夺主的味道，便打断他的话说：“今天请你们来，就是要和你们商议一下，起草一个文件，重申党内政治生活的几条准则，我看起码有这么几条需要注意……”
　　四个人赶紧掏出笔记本，拧开钢笔，认真记录着。
    “第一，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反对思想僵化，反对一切从本本出发。那种本本上有的不许改，本本上没有的不许说、不许做的思想，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巨大障碍。”邓小平一手端着茶杯，一手打着手势说：“上次开常委会，我刚讲了两句话，汪东兴就把他的本本打开了，那上面全记着毛泽东同志某年某日的批示或讲话，我说一句他顶一句，我火了就说：你干脆把你的本本念完，念完咱再讨论!这样他才闭嘴。”
赵紫阳插嘴说：“我和乔木同志征求他对刘少奇同志平反的意见，他说杀了他的头他也不同意，说他绝不能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让步，要反潮流。”
“他反什么潮流?”邓小平笑着问。
“反人民的潮流。”胡耀邦说。
    “看来，他是要和我们对抗了，”邓小平放下茶杯，站起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准则要重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用其他形式的组织取代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领导。过去用中央文革取代政治局和书记处，这是一个教训。我看我们还要恢复书记处，在中央主席、副主席之下设总书记，像八大党章规定的那样。”
    胡耀邦和在座的人都听出来了，邓小乎讲的这些措施和规定都是对着华国锋来的，旨在限制和控制他的权力，赵紫阳很佩服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一手，他们善于因人设事和设事制人。当初毛泽东为了阻止林彪篡权，就建议修改宪法，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而现在邓小平又主张恢复八大党章的一些规定，这会不会引起新的斗争呢？
　　“我们还得重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邓小平强调：“这可以作为第三条。第四条，要坚持党性，根绝派性。要明确规定：一部分党员如果背着党有组织地进行与党的路线、决议相背离的活动，就是派性活动。对于坚持派性屡教不改的人，一定要给予严肃的纪律处分。不应该让这样的人进领导班子，已在领导岗位上的人一定要撤下来。我就收到不少干部和群众的来信，要求把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永贵，还有另一些人赶出中央委员会去，不知你们听到了没有?”
　　宋任穷说：“这方面的呼声太多了，信件都是成捆成捆地往中央寄。”
    胡耀邦说：“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跟着林彪、'四人帮’做了不少坏事。过去群众不敢讲话，真可谓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也不敢言。现在，人民对他们的愤怒火山般地爆发出来了。所以，我还建议准则的规定里加这么一条：把思想认识问题任意扣上'砍旗’、'毒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种种政治帽子，任意说成是敌我性质的政治问题，不仅破坏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造成思想僵化，而且易于被反党野心家所利用，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秩序。这种做法必须制止。”
    “可以。”邓小平说：“总之，乔木、耀邦同志，你们可组织一些秀才先搞个准则草案，然后再上政治局常委会或政治局委员会讨论，最后上中央全会通过，这个准则写得要具体，明确，不仅要管现在，而且对将来也要产生积极作用。”
    赵紫阳说：“根据准则的若干精神，是不是五中全会上就把汪东兴等同志的问题解决了?这个人已经成公开反对派了，我们每干一件事，他都要反对。”
“你们的看法呢?”
其他人都表示赞同。
    邓小平说：“你们再做做其他人的工作，时机既然已经成熟，就要坚决地、果断地下决心。时机这玩艺儿，一旦捕捉不住，客观存在就会悄悄地从你身边溜掉，到那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耀邦、紫阳你们分头谈。乔木、任穷同志也可以在你们的范围内做一些工作。”
　　胡耀邦说：“今后，党内的这种民主要成为一种制度。必须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党内决不容许有不受党纪国法的约束或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决不允许共产党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胡乔木高兴地说：“写上这一条，保险人民群众拥护。我们准则起草工作，一定要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宋任穷说：“要让人民看到希望嘛。”
    邓小平抬头看了看墙上的大钟，说：“我看差不多了，就到这里吧。你们要抓紧时间搞出草案来。对了，我差点忘了。”他拍了拍自己的额头说：“陈云、剑英同志和我反复考虑要选两位年轻一些的同志进常委会。你们也可以帮助我们参谋参谋。”
这是一种暗示。
    胡耀邦和赵紫阳便从邓小平的眼神里得到了某种暗示或者叫信息。聪明的政治家们从来不愿公开搞封官许愿的举动，他们总是用一些能够表达出自己意图的举动给一些人启示，鼓励或制止他们干什么、不干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对这两个少壮派的后起之秀，他们已经心领神会了。
　　陈云由王震陪着，来到西山叶剑英居住的二号院，跟他呆在一起，和他商量了邓小平写的具体意见，直到半夜才乘轿车回城。他们仔细研究邓小平写的准则意见时，每个人都有一种惊喜但又担心的感觉。老实说，他们都承认自己没有邓小平的那种气魄和胆略。他不但敢于冒着各种非议作某件事，而且有办法、有措施作成这件事。
　　“我早就说过，”王震摸着刮得灰青的下巴说：“邓小平只要站出来，一定会轰轰烈烈干出一番事业来，你看怎样?”
　　叶剑英说：“成立中央书记处，这个办法绝妙到极点。华国锋既不好反对，又被夺去了政权，真有哑巴吃黄莲的味道呢。”
    陈云说；“而且党的八大、七大都有先例，事实证明这个办法好。小平这几条意见也好：鉴于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之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异常艰巨和复杂，为了便于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能够集中精力，考虑和决定国内外事务的重大问题，同时使党的各方面大量日常工作能及时地有效地得到处理，中央需要建立有系统地进行经常工作的机构，考虑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这个小个子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还得选几个年富力强，既能苦干又在政治上可靠的同志组成。”叶剑英说。
    王震从公文包里拿出几页纸，毕恭毕敬地对叶剑英说：“小平和许多同志交换了意见，主张由八九名同志，顶多十一人组成书记处，他提议的同志有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同志。先念同志又提了两名，他们是姚依林和彭冲同志。”
“杨得志同志还是能打仗的嘛。”叶剑英像陷入回忆之中：“他和小平很熟哪。”
    王震咧着嘴巴笑了，拿出一份履历来说：“我把他的简历给你念念，他是湖南省株洲人，一九一O年出生，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排长、连长、团长、师长，十八集团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晋鲁豫第一纵队司令员，晋察冀第二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武汉部队司令员，昆明部队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在战争年代，他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指挥了著名的大渡河战争。参加过平型关战役、平津战役和抗美援朝战役。是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和第九、第十、第十一届的中央委员……”
　　对大多数人来说，宣读这样一位角色的简历很枯燥无味，但对这些身经岁月沧桑和战争风云的老军事家来说，则比欣赏一曲最优美的唱段还富有魅力。那些血与火的岁月，在他们的耳朵里，如同一曲交响乐。
　　“哦，够了。”叶剑英说：“书记处的这些成员都有战争经历。”
　　“方毅没有吧?”陈云若有所思地问：“他的经历怎样啊?”
　　王震说：“他是福建厦门人，生于一九一六年，十四岁时加入共青团，十五岁转为中共党员，担任过厦门团中心市委宣传部长，书记，参加闽南游击战争。抗战时期，先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民运部长，鄂东特委书记，皖东省委书记，新四军五支队政治部主任，参加和领导了创建鄂东、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中共省委副书记，上海市副市长，财政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外经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他是八届、九届的中央候补委员，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
　　陈云笑着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没受什么迫害吧?”
　　王震也跟着笑了：“反正没受大的重用。”
　　叶剑英说：“估计这个准则和书记处的人选问题易于被多数同志所接受，都是老资格的人，能够镇得住一些人。”
　　陈云说：“小平和先念同志还竭力推荐耀邦和紫阳同志进入政治局常委会来，我看也是很有远见的决策。”
    “'稚凤清于老凤声’，李商隐的这句诗说得好啊！”叶剑英深有感触地说：“治国治党，我不如小平同志。年轻人总要超过年老的，这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观点。我还是希望，在五中全会上把我的名字往后排，起码排到小平同志之后吧。”
　　“小平同志自己不会同意的。”陈云向叶剑英挤了挤眼：“再说，在这次会上，小平同志和大家要对有些人动动手术，在这种情况下你往后退怎么合适呢?”
　　“什么手术?”叶剑英一时没反应过来。
　　王震说：“是这么回事。中央大多数同志都认为，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陈永贵这些人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已经很不能胜任了。我们想让他们辞职。”
　　“噢，”叶剑英若有所思的想：“他们会辞职吗？”
　　“纪登奎有所表示，他承认和我们的分歧难以弥合，但害怕承担后果，已经要求辞职。”
　　“其他人呢？”
　　“其他人还没有表示。”
　　“那么，邓小平的看法？你们又是怎样考虑的呢？”
　　陈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收到了大量对他们的指控，他们的问题其实都是很严重的。为了区别，可以让他们辞职。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体面地解决党内斗争的办法，我们不采取文化大革命那种办法。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应该永远废除。所以让他们自动辞职是明智的。”
　　“如果他们不这样做？”
    王震说：“如果不主动辞职，那就要由组织采取措施，只能撤消职务了。哪种对他们好一些呢？可以让他们选择。他们对三中全会路线的态度已经令人不能容忍了。”
    陈云说：“正如王震同志所讲的，我们要明确地给他们指出路。”“我曾见过山西的两位同志，他们反映了陈永贵的许多问题，他在回山西太原的昔阳县的时候，沿途大骂小平、我，还有其他领导同志。他们的那一套即将破产，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他还认为他们那一套是正确的。当人陷入这种情绪时，他的本相就大暴露了。我觉得，这些人公开地与我们唱反调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些观潮派。只有极少数冷静的人，他们能够抑制住自己。这些人虽然表面上服从我们的提法，但他还死心塌地地坚持他们的那一套。这些人不辞退下来，华国锋同志不会和我们很好地合作，以便完成新时期这段历史性转折。”
叶剑英闭着眼睛思考这码事了。
    说心里话，汪东兴、陈锡联、陈永贵这些人，在他眼里已经无足轻重了。他虽不怎么喜欢他们，但也不厌恶。他们也未必对自己有什么仇恨。他认为他们并没有什么大的过错，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有它独特而深刻的历史背景。换句话来说，谁到那样的环境，都免不了会和他们一样。他在文件和材料中已经看到过关于他们的事，知道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同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也包括面前这些同志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他们，至今对自己都十分尊重。但现在，尽管他对他们都有着一种难以启齿的同情，但面临重大的决策选择，他自然是不会站到他们的立场上去的。
“你认为该怎么办?”陈云问。
　　叶剑英点点头：“他们下台是肯定的，但我主张先和他们谈，好好地谈，一定要采取和平的措施，不然引起的震动太大了。只要把他们清退出中央，其他的事情就好办得多了。但是你们不要太乐观，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我们的主张，华国锋就未必赞成，他肯定会站出来反对的。所以，你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他们离开客厅后，叶剑英邀请陈云和王震一起去吃晚饭。
　　“我们的工作得往前赶，”陈云首先说：“待华国锋回来后，基本上生米要变成熟饭。”
　　“这就叫先斩后奏。”叶剑英说：“什么事也得反复考虑：有些事必先奏后斩，有些事则先斩后奏，有些事要边奏边斩。”
　　噢，这就说明问题，王震想道。他心里在琢磨着叶剑英的这些话的真实含义。

       四十一、做说客黄克诚义正词严 恐下台陈永贵无计可施

    这个星期天，汪东兴是在郊外密云水库那度过的。深秋的天空，格外绚丽，秋雨洗刷过的大地，像大海一样升腾起一股股薄散的雾气。几叶轻舟在湛蓝碧透的水面上宛如扬帆起航的舰艇，那样气势昂扬。成行的大雁，像向胜利进军的队伍，展翅南飞，勇往直前。尽管一往无际的草滩上，草儿都变黄了，但那密密丛丛的枯草，却像给沙窝里铺上一块块金色的大地毡，依然给了来此的客人以极大的诱惑力。
    为了严格保密起见，汪东兴要求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局三个最亲近的人员开车前来接他。
    他的话引起了沉思：
    如果党的十二大再提前召开的话，他决心在选举中苦挣一番，连任副主席。政治分析表明，现在他的地位呈下降趋势，并伴以要人权、要自由、要民主那股西方民主墙的年轻人的浪潮，很可能产生极端。他倒希望能让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门事件的状况重演。那时，也可能使现在的大多数中央委员们觉醒，邓小平的信誉扫地，从而导致他们的下台。
    另外，在民意测验中，华国锋的威信仍然高涨，对毛泽东的怀念和想盼，在民众中获得了最多的支持。总之，他希望能有一次行动，一次当机立断的行动，这个行动能确使为刘少奇平反的活动流产，使邓小平及其他的支持者们感到众怒难犯而停止他们的活动。
    他使得他的同事们沉默不语，当年那种豪气壮语很难再见到了。只有远处，树影婆娑，林涛阵阵，草丛里的蝈蝈，领头开起了音乐会。
    “你们知道吧?”汪东兴仍激愤不已：“邓小平现在公开树起旗帜，要为刘少奇彻底平反了。据说调查报告已经出来了。这怎么能这样干呢!刘少奇在一九二九年大革命紧要关头，居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的职位，充当内奸，破坏工人运动，这都有大量的事实作证据，难道能推翻吗?他在'四·三’惨案发生后，为日寇保镖，难道不是事实?他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结，被指定为'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向敌人献策调走武汉工会骨干，解散工人纠察队，难道也是别人对他的诬陷?他为掩盖其内奸面貌，还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在武汉'七·一五’事变前，受汪精卫指使，躲往庐山，继续进行叛卖勾当。这些铁证难道都能推翻吗?”
    跟随他多年的一位部下说：“可中央相当一批老同志竭力主张给他平反，我们有什么办法?”
   “什么人?”汪东兴远离城区，压抑胸间的不满暴露无遗：“都是像彭真、薄一波那批曾定为'叛徒’的人最积极。叛徒给叛徒平反昭雪，这有什么稀奇?反正我是不会举手的，杀我的头我也不同意!哪怕撤销职务、开除党籍我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让步。我不能自己抽自己耳光！那种滋味好受吗?”
    不欢而散。
    就像早已安排好了似的，汪东兴一路上无精打采地刚回家，警卫参谋就进来禀报，说黄克诚要来拜访，有要事相商。他皱着眉头正要拒绝又改变了主意。
    黄克诚一生刚毅正直，命运坎坷，原先就因敢讲敢说而吃了不少苦头，所以资格很老但因受彭德怀问题的株连始终得不到重用。要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给他平反而又提任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委书记的话，也许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还在战争年代，汪东兴与他有所接触，曾对他的为人和经历大加佩服和赞赏过，所以他重新工作后，他们之间的交往虽不多，印象还不错。
    尽管黄克诚不断挺起胸，显得腰板很结实，但还是掩盖不住他那虚弱的身子，就从耷拉的眼皮和那一头又厚又密的白头发看，当初英俊，魁梧的将军形象早已消失殆尽，留下来的完全是一副不甘心衰老的钢强躯壳。
    “我还得叫你汪副主席。”黄克诚开门见山地说：“我这次来，是向你汇报一下刘少奇同志案子的事。”
    “这事不是我分管。”
    “这我知道，但你当初也是中央专案组的成员，有些问题需要征求你的意见。”黄克诚音宏声亮地加快速度，生怕汪东兴再来打断他的话，突然他声泪俱下地哀嚎一声：“少奇同志冤枉哪！”
    汪东兴吓了一跳：“你、你怎么了?”黄克诚老泪纵横：“我没想到一位由人民代表选出来的合法国家主席，从一九六六年冬被隔离和批斗，连申辩的权利都没有，临死都不让他看到自己的处理决定和证据，这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奇耻大辱啊！”
    “你冷静些。”汪东兴的面孔很僵硬，像泥胎似的坐在那里纹丝不动：“现在不是提倡实事求是吗?你只讲事实就行了!”
    “他们说少奇在'四·三’惨案发生后，给日寇当保镖。其实，据查，在驻汉口日本水兵杀人惨案发生后，少奇同志代表工会出席各人民团体紧急会议和参与主持工会联席会议，在组织群众反日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对此，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的《汉口民国日报》曾有报道。各工会联席会议的决议和全省总工会的布告中，号召群众'遵守革命纪律’、'万勿骚动’、'不要打日本人的窗户’、'不要打日本人’等，经查阅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和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等历史档案，这是根据当时党中央的指导方针和斗争策略定的，不是刘少奇同志个人决定的。原审查报告不问来由，把这些当时见诸报端的文告词句，拼凑成少奇'为日寇保镖’的罪名，显然是歪曲历史……”
   “黄老啊！”汪东兴拉长声调说：“换句话说，即使当时的右倾口号不是少奇的发明，但他总是执行右倾路线的，这一条总有责任吧?还有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向国民党提供工运情报和献计献策的事……”
    “这些我们都详细调查了，那完全是靠逼供信，让丁觉群一个人信口编造出来的。”
    “一个人?不可能吧?”
    “没错!就是丁觉群一个人。他在大革命时期是共产党员，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运动小组长，一九二八年被捕以后脱党，参加过复兴社，已于一九七八年初病死。他的口供完全是被迫编造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调查的同志对这个只有一名组长、一个组员即丁觉群的所谓'工人运动小组’反复了解，历史上就根本没有这个机构。当然刘少奇被定为小组长的情节也完全是虚构的。”
    “那丁觉群为什么会揭发呢?”
    “在那个不正常的时代里，丁觉群不诬陷刘少奇，他就过不了关。我们的同志经查原专案组审讯丁觉群的档案，发现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丁在监狱中交出一份笔供，附信公开说明：'为了批倒批臭刘少奇，我这个文件是打破实事框框写的’同年十月十八日至十二月十七日，丁觉群四次翻供和申诉，在十一月十三日的申述中特别提到：'首长已经向人揭开盖子，反戈一击有功，且可免追既往罪过，否则交群众斗争，交公安机关治罪，停止退休金，以至促短自己有限生命，而落个遗臭万年。聆训后，我思想斗争剧烈，思想起伏，终夜无眠。’于是，他按专案组的指供诱供，写了那些不符合实际的笔供。”
    汪东兴心烦意乱地站起来，在屋子里走了几步脱口而出：“这些叛徒、特务，实在可恶至极!”
    黄克诚又说：“我们的同志又查到一九七二年丁觉群被释放回家后的日记，其中写道：“我只说在党内我受刘的领导，而不提陈独秀当权的党中央对我的指示，和湖北省委书记张国焘对我面示，就是使刘贼无所躲闪，而我自己情愿把一切担负起来。’丁觉群的儿子丁运隆交出这本日记时再三说，其父生前对他说过：'我深深地知道，刘少奇早已被打倒了，现在只是要找到一些能够说明所以必须打倒的罪证材料公布于世，以求名正言顺。我不能使他们如愿以偿，我是下不了台的。’这话很能说明问题嘛。”
    “但是，你们能全信丁觉群的话吗？”
    “但是，当初专案组不是完全凭他的话定案吗?”
    “刘少奇指示工人纠察队缴枪这也是假的吗?我们当时定刘少奇是工贼，依据了大量的事实。不仅仅是丁觉群一个人的。”
   “好，我回答你缴枪的事。”黄克诚耐着性子说：“经查阅一九二七年七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以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陈独秀等人《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和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会议记录，这些有关材料都说明：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屈服于汪精卫武汉政府的压力，为维持国共合作和所谓'兵、工团结’，决定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这些错误是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干的，主要责任在中央的领导。刘少奇同志当时并非中央主要成员，凡是了解这一段党的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样重要的问题，绝不是他所能决定的。至于他作为湖北省工会秘书长，代表工会去作缴枪经过和意义的报告，完全是执行上级的错误决定的问题。原调查报告把这件事的责任推到刘少奇同志身上，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把它又演绎成'特务内奸活动’，则更显然是栽赃诬陷。”
    汪东兴冷笑着坐下来：“就按你们讲的这些，刘少奇也是有问题的，起码他是执行陈独秀右倾投降路线的，他也不是什么白区路线的正确代表，也不是什么听毛主席话的革命家，回到当时的情况看，他的问题也许会更多……”
    “但我们不能只凭想像，而要看事实。”
   “是的，事实上难道没有和国民党精心策划的苦肉计吗?”
    “没有!”黄克诚大声说：“少奇于一九二七年在武汉曾否被捕？我们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据当时在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两处是隔擘)工作的林棣之、陈冲波、曾昭美、吴良福等多人证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晚，有一些国民党军队冲进全总和省总闹事，但没见到和听说过向忠发、许白昊、项英、刘少奇等工会主要领导人被捕的事。第二，根据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会议记录，一方面提到纠察队解散以后，发生了军队占工会房子，抓了工会的人；另方面又提到李立三、刘少奇先后向武汉国民党当局报告，要请卫戍司令部派兵保护他们，等等。这里所说的抓工会的人一事，显然不是指刘少奇同志等全总和省总的主要领导人。如果当时少奇同志被捕，当然就不会有李立三、刘少奇同志向武汉国民党当局报告，要求保护的事……”
    “你这种说法很勉强，难道国民党当局抓人不抓主要的工会领导人，而抓一般干部吗?”汪东兴连连摇头：“也许正是因为抓了他们，刘少奇才向武汉当局报告，要求保护嘛！”
   “但是，当时的'庸报’、'申报’、'时报’、'顺天时报’等，有关这次军队一度占领总工会会址，与工会发生纠纷的报道，不仅都没有提到有工会主要领导人被捕，而且有的说：'经苏兆征与第八军李品仙交涉结果，此事乃双方意见有欠疏通之故，现经谈妥，军队已于午后撤退，’有的说'今晨军队占领工会的事，经双方解释，误会全去。今晚军队已撤出，工会仍归纠察队防守’。等等。”
    汪东兴听到这里，失声笑道：“当时报纸的说法都不可靠，都是道听途说嘛。所以，除了经各种渠道都能证实的事外，其他的一律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毛主席当时就一再强调，要重事实，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而不轻信口供，事实证明还是毛主席说得对!”
    黄克诚叹口气道：“你说完全正确。但事实却和我们有些人想像完全不同。比如，原审查报告说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曾经被捕，主要根据是：当年六月二十九日汉口法租界巡捕房给法国驻武汉总领事的报告信。信上提到：昨晚卫戍司令部军官率领巡逻队，在总工会办事处逮捕了该会几个重要成员向忠发、刘少奇、许白昊、项英等，但经中纪委同志现在复查，特别与一些当时亲历其境者的证明对照。该报告信的内容显然是不真实的。而且事实上向忠发、许白昊、项英当时也都未被捕，更足以证明该报告信内容之不真实。”
    “照这种逻辑，虽在一九二七年，法租界巡捕房就想在一九六六年诬陷刘少奇了！”
    “汪东兴同志，我不愿听到你这种强词夺理的言论。”
    “事实本来如此嘛！原来调查的证据，被你们百分之百的推翻，连历史档案也被你们说成是假的，好像唯有你们说的才是真的。那刘少奇的逮捕苦肉计又有人证，该怎么说呢？”
   “苦肉计之说，其唯一的来源还是被引用了多次的那个丁觉群的书面交代。按他所说：刘少奇为了掩盖了他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结出卖工人纠察队的罪行，将来更好地为汪效劳，于六月二十五日写了一封密信，要他送给陈公博，提出'来一次苦肉计’，在工人纠察队缴枪的头一天，刘少奇等人即被捕，次日上午由卫戍区派小汽车密送刘少奇到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与汪谈话，决定下一步活动。”
    “是的，请你用事实驳斥。”
    “事实已证明，刘少奇同志并未被捕，何来苦肉计？原中央审查报告引用这种在逼供下编造的谎言，鉴定罪名，完全不足为据。，”
    “你们轻而易举地否定了这些事实，难道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吗？”
    黄克诚坚定地说：“当然可以！我们这一次复查就是抱着让子孙放心的态度来进行的。还有说少奇同志受汪精卫指使，躲往庐山，继续进行叛卖活动。原审查报告除了以那份丁觉群编造的书面交代为依据外，别无任何旁证。而根据聂荣臻同志以及罗章龙的证明，当时党中央是知道刘少奇同志离武汉去庐山养病的。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前几天，聂荣臻同志曾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两次到庐山向刘少奇同志当面传达过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这说明，丁觉群的口供所说'躲在庐山’，根本不能成立。“
    汪东兴的脸色立刻变得铁青了：“聂荣臻此刻证明这一点是很不严肃的。审议刘少奇问题报告时，聂荣臻同志是中央委员，各种会议和材料他都看见过而且也讨论过，为什么那个时间他不站出来讲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是发表过，而且同样揭发、批判过刘少奇的，为什么现在又出尔反尔？所以你讲了这么多，老实说，我并没有听进去多少；既然你没有能把我说服，那么我对你们搞的这个复查报告不能负任何责任。”
    黄克诚也严肃了：“你觉得这种态度合适吗？”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汪东兴说完，突然又改变了口气：“请问黄克诚同志，你今天来，是以个人名义和我谈话，还是受组织委托来专门征求我的意见?”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汪东兴这时又换了副面孔：“假若你是个人来和我交往，我们只是私自交换意见，你得陪我好好喝两杯，我这里有上好的茅台酒。你如果是代表组织来征求我的什么意见，我就不能奉陪了。我建议此事到会议上研究。此事不宜在家里讨论。”
    “那我可以告诉你，是陈云同志和小平、剑英同志商议后，委托我来给你吹吹风，当然也是听取一下你的意见，因为你也是参与刘少奇同志专案的人嘛。”
    “我看这个问题等华主席回来以后再研究、讨论吧。”
    汪东兴不耐烦地说：“我还要吃饭!”
    吴德感到很奇怪。华国锋刚刚出访，小平、陈云、胡耀邦、赵紫阳、彭真、薄一波等人就忙得白天黑夜到处开会，相继出笼了一系列的文件草案，好像他们就是专门背着党中央主席要干什么事似的。
    陈永贵是他搬到新居后第一个来看望他的。
    “你终于给彭真腾房子了?”
    “不腾能行吗?人家就是要出这口气嘛。”
    陈永贵撇了一下嘴：“没意思!”
    说着，他背操着手看起新的居住地来了。这套院子比原来低了一些，水泥青砖砌成、挂瓦屋顶，具有朴实无华的特点。进了客厅，稍事寒喧几句，吴德便示意陈永贵讲一下自己的想法。
    “华主席这个人很老实，不会和人斗心眼。要搞阴谋诡计，他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现在广大群众对毛主席还是很有感情的，对他们那班在文化大革命中声名狼藉的人哧之以鼻。”陈永贵也学会了几句文皱皱的成语，不过说起来很蹩脚，老是念错字：“我回到山西，大部分农村干部都对他们那套包产到户不满意，说这不等于复辟资本主义了?我现在寻求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使大多数中央委员都认为他们那一套是错误的，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而且实践上也证明他们那一套行不通，广大农民都抵制嘛；第二个是只有拥护华主席才是他们的希望和唯一正确的选择。”
    “你呀，大概还不知道吧?陈云、胡耀邦他们已经把刘少奇平反的报告都写出来了。”吴德极其神密地说：“人家专门乘华主席不在时到处征求意见，实际上是造舆论。”
    “好狗日的，公开为刘少奇平了反，岂不是说文化大革命连一点好处都没有了吗?陈永贵好像被人用对空导弹轰了一下。吴德看到了这位大寨英雄的心情，摇了摇头。陈水贵看到了吴德的表示，继续说：“在这方面，我们花了十年多的时间，七斗八斗难道就斗出了个这?现在，中央的大多数确确实实是说不清了，已经不知不觉地被他们所控制了，而且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
    “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到了这时候了你还信不过我?”
    吴德“唉”了一声说：“事实证明，我们毛主席的确英明、伟大，毛主席在世的时候，说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我们还不相信，还怀疑动摇，你看仅仅几年，实践全部证明了毛主席的话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华主席恐怕也……”
    “我想，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如果要正视残酷的现实的话，他就应该承认，现在局势的发展和我们个人的利益也休戚相关。”
   ”什么意思?”
    “再这样发展下去，恐怕连我也得被他们干掉。”吴德说到这里，站起来，腆着微微隆起的肚子走到窗前。他凝视着被风吹得哗哗作响的几棵树木。毛泽东刚刚逝世，中央就出现了大的剧烈斗争。江青、张春桥等人刚刚粉碎，邓小平就掌握了权力，而且迅速控制了中央的实际权力。看来，他在余生之年，一定要干净、彻底地清除掉文化大革命的一切痕迹，来个底朝天。
    忽然，他又想起什么问：“你知道了吗?老陈哪，听说胡耀邦他们又搞出了一个修改党章的草案，要恢复中央书记处，重新设立党的总书记。”
    “让谁干?八成又是让老邓兼!这岂不是要把华主席彻底架空吗?”
   “他们还在制定什么党的准则，规定了许多纪律，”吴德说到这里有些愤愤然：“他们想把他们那一套用党的纪律固定下来，封住广大党员和干部的嘴巴。不让人们提意见嘛。”
    他们正说着话，秘书进来给吴德放了一份文件就退出去了。吴德漫不经心地打开那份文件，像电打似地叫出了声：“哎呀，好快哪!”
    “什么事?”
   “你看，关于给刘少奇平反的意见出来了!”
    陈永贵急忙凑过来，和吴德一字一句抠起了那份征求意见稿：
   “刘少奇同志，一八九八年生，湖南省宁乡县人。一九二零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前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
   “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出于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不但对关于刘少奇同志的错误认识和错误处理的形成，起了极为恶劣的推波助澜作用，而且利用这个错误，凭借其所窃取的权力，蓄意对刘少奇同志进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陷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
    吴德几乎是一口气地看完了这个复查报告的初稿。他的脸色蜡黄，这时他隐隐感觉到，政治这玩艺好像纯粹是胜利者玩弄的游戏，只要手中有了权力，一切事都可以像面团似的随便捏，而且捏什么像什么。
    “这回，一切祸水都得往江青，林彪、康生他们身上推了，好像一切坏事都是他们干的似的，其实把刘少奇的事推在他们身上，倒高抬了他们。”吴德说。
     陈永贵两眼红红的，把这份文件往桌于一扔，说：“我真担心，下步党的历史该怎么写呢!”
    吴德比陈永贵大几岁，陈永贵调到中央工作后，吴德对他很好。经常像老大哥那样帮他出主意，解决点家庭或个人的困难什么的，所以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知道，江青、张春桥虽然表面上对他也很尊重，其实骨子里根本看不起他，只要经常听听他们那副顺带教训人的口气就明白了，而吴德则是和他平等相处，时间长了，他们竟然无话不谈。毛泽东逝世以后，吴德比过去对他更加热情。
     “我问你，永贵同志，你过去说过谎吗?”
     “这话是什么意思?”
    “不，没有什么意思，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了林彪的一句话：'不说假话成不了大事。’你认为有道理吗?”
    “不，我认为完全错误。”
    '“你，你没说真话，也就是你的心里话。”
    “哪儿的话呢?”陈永贵小心地说。这老家伙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吴德仔细地考虑着他们的话，说：“你干嘛不好好想一想，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人说得多么好啊!什么三忠于、四无限呀，什么'永远听毛主席的话，永不翻案’呀，'什么坚决同过去那个反动的我，彻底决裂’呀，可是毛主席刚逝世，他们就全部变了卦。你说，他们过去的话不算谎话吗?”
    陈永贵迟疑了片刻，点点头：“算!”
    “可是，现在有谁指责他们呢?”
    “谁敢哩，他们一个个都掌了大权。”
“对了！”吴德高声地说：“所以，我们也可学他们，也说假话。”
“怎么个学法?”
    “比如，同意他们的一切决定，跟他们跑，给他们唱赞歌，他们说狗吃过老虎，你就说亲眼见；他们说蜂蜜是苦的，你就说我亲口尝。”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陈永贵火了：“让别人听见，不把大牙笑掉才怪呢!人家一定认为你神经出了毛病。”
     吴德笑道：“好了，你良心上下不来吧?你不会顺竿子往上爬，逢场作戏吧?好，那我估计你一定会给他们拨拉下来的。用不了多久，政治局里将没有你的立足之地!”
    陈永贵想，吴德不是一个大惊小怪的人。他的话一定事出有因，但自己一时还想不到。他探过身来，说：“等华主席出访回来，事情也许会好些。我敢打赌，华主席也一定不会同意给刘少奇平反的。”
    吴德的眼睛眯了起来。他担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时，北京市对管制的那些走资派和被打倒、被专政的人物的敌情动态基本上他都能参与，都能了解。特别是一九七六年的四月天安门事件前夕，政治局慌了，他接到命令、指示要抓紧在全市重点加强侦察活动，镇压那些人的反抗。现在，负责监视他们的人还免不了给他汇报些了解到的材料。
    当然，现在他不再担任这个职务了，就像自己突然从光明世界一下子坠入黑暗中，自己变成了瞎子和聋子，几乎与世隔绝了。就凭这一点，他也能感受到权力对政治家的极端重要。

    四十二、汪东兴深夜告状 陈锡联西山受审

    当一架巨大的波音专机开始向中国领空逼近时，天空中出其不意地迎上去两架护航机和一架领航机。雷达所测定的飞行高度为五千英尺，正位于飞往广州这边的航线上。当天空中开始响起熟悉的中国语音的喊话声时，华国锋顿时觉得亲切的春风真是迎面而来，身上那种不可名状的紧张感立刻松驰了下来。
    从飞机的窗口往下看，大地像过电影似的不住的变化着。从蔚兰的海洋到绿色的大地，会把你引到入醉的一片丰收景象之中。从上面，可以看到炸蕾吐絮的雪片大地，那是棉花啊。沉甸甸的谷穗在天空下金光灿烂，火焰似的红高粱，棒槌粗的包谷穗，全部影像般地进入国家总理的眼帘。作为这片土地的主人，他感到无比的自豪！
    机舱里的随行记者，紧紧抓住照相机并调节好了镜头，不住地选准机会给他照像。而华国锋坐在桌旁，也不时地摆出一副领袖的姿态，扶正眼镜，让记者们尽情的拍照。快到北京时，他的神情激动起来，脸上泛出红晕，精神也抖擞着，腰板也挺直了……
    一小时以后，华国锋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那里的一切都打扫的干干净净，收拾得井井有条，给人一种非常舒适、欢快的表象。但是，有一点他很不满意。他下飞机时，那几个本该出场的人却没有来，这多少丢了他的面子，使得他很扫兴。
　　在南方，繁花似锦，温暖如春，而北京，此刻萧瑟的秋风把树上枯黄的叶子刮得到处都是，连树上各种鸟儿都穿上了厚厚的“毛”衣，要不是房间里早早送上了暖气，他会冻得变成冰棍!
　　办公室主任照例前来汇报这一段的工作情况，他还未打开记事簿，华国锋就开口问了。
　　“这一段中央有什么重大活动和安排吗?”
　　“小平、耀邦他们正忙于筹备五中全会和党的十二大的文件工作……”
　　“小平同志有什么讲话吗?”
　　“噢，前几天，中央召开了一个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的干部会，邓小平同志作了一个长篇报告。”
　　华国锋很注意这类事，忙问：“他讲的什么内容?”
　　'他一共讲了三个问题，一是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二是认真选拨接班人，三是切实关心群众生活。”
　　华国锋松了口气，又问：“提没提到我呀?”
　　“只字未提。”办公室主任看出他的脸色不太好，又补充说，“小平同志说了这么几段令人寻味的话，他说：'现在，广大群众最为关切的三个问题：一个是物价上涨，一个是干部特殊化，还有一个是房子紧张。人民群众(包括党员、干部)普遍对特殊化现象(包括走后门)不满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问题闹事。'西单墙’和混在上访人员中的少数坏人就是利用这个东西。我们确实要冷静地想一想，有些现象不像话呀！有的人追求舒适生活，房子越住越宽敞，越漂亮，越高级。有的人为了自己的方使，可以做出各种违反规章制度的事情。这使我们脱离群众、脱离干部，把风气搞坏了。人们对这些现象很敏感。’邓小平同志讲到这里时，列举了好多事例。”
　　“是不是有暗指我的地方呢?”
　　“听不出来。”
　　“我的住房超过规定了吗?”
　　“你可以特殊点啊！这是职务的工作的需要嘛。”
　　“他还说：'老干部现在大体上都是六十岁左右的人了。六十岁出头的恐怕还占多数，精力毕竟不够了，不然为什么有些同志在家里办公呢？为什么不能在办公室顶八小时呢？我们在座的同志能在办公室蹲八小时的确实有，是不是占一半，我怀疑。就以我来说，精力就比过去差多了。一天上午下午安排两场活动还可以，晚上还安排就感到不行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邓小平讲到这里后再三提出要培养接班人。”
　　华国锋冷笑一声道：“这本应该是我考虑的事，他考虑那么多干什么？”
　　“现在他依然成了太上皇！”
　　华国锋就像受到污辱般的跳起来：“扯蛋！要不是我粉碎了'四人帮’，他还在阴沟里等批判呢！现在只不过是忘恩负义、上楼抽梯吧了。”
    余阳把一片片的云絮染得红艳艳的，大地也披上红艳艳的盛装，当那个红红的火球向西移去时，中南海内碧绿的水面上披上了一层金衣。又逐渐，月亮从东方天上悄悄地露出了笑脸，她像一个文静的姑娘，柔和姣洁的银光撒向人间。
　　在全国各地，最后出版的首都各报和电视新闻，为数亿观众和读者收看，他们都知道：他们敬爱的英明领袖已经圆满结束对西方四国的访问，顺利回到北京。但谁也不会注意到、也不可能获得华国锋不在国内的这段时间里，中国的最高层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他床头的电话呜呜响起来时，他就想到了打电话的肯定是那个人。
　　“华主席休息了吗？”
　　“还没有，我正在看这一段的《每日快报》，你呢？”
　　“我睡不着啊！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到你这里谈一谈。”
　　“汪东兴同志，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们就在电话里交谈一下不好吗？”
　　“电话里很不方便，而且线路很复杂，容易泄密。”
　　华国锋很清楚此时“泄密”二字的特殊含义，他毫不犹豫地说：“既如此，你来吧，我在小客厅里等你。”
　　“他们走得巳经很远了。”汪东兴一进门，就令人非常不安。原来他说话小心翼翼，但马上措词异常激烈起来，但内容还是简明扼要的。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认为这是他们全面控制权力的一整套部署，政治上，他们公开亮出黑旗，这就是为刘少奇彻底平反；组织上，他们提出要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要让胡耀邦作总书记，赵紫阳进常委会；在手段上，他们精心搞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不仅限制了你在党内的合法权力，而且也规定了他们大搞修正主义的各种自由，偏偏没有我们反对修正主义的自由……”
　　华国锋的眉头皱成一个团儿。他打汪东兴送上来的那几份材料，耳边就像骤起刀枪相撞的搏击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央成立了专案组，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一方面采取弄虚作假、断章取义、逼供信等恶劣手段，拼凑虚构的、牵强附会的材料，伪造证据，报送中央；另一方面，又扣压了解真相的人的证词和被迫提供伪证的人多次更正的材料，于一九六八年九月，提出一份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审查报告》。这份《报告》和附件《罪证》，是由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当时党中央工作和党内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况之下通过的。八届十二全会公报，还宣布了中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井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的罪行的决议。十一月下旬，上述公报、审查报告和附件，以中发(66)152号和(68)155号文件发至全党，口头传达到群众。这就造成了全国最大的冤案……”
    “我们认为，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几十年来，他作为党和国家卓越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我党的建设、对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是忠诚的，他把毕生精力，都贡献给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事业……”
    华国锋把桌子狠狠一拍，震得桌上的茶碗都跳了起来，响声在宁静的夜雾中如同雷震：“不行，绝对不行!这不是复查，而是全面地不折不扣地翻案。在他们眼里，刘少奇几乎成了完美无缺的完人，而倒是使毛主席成了百孔千疮的罪魁了。”
    汪东兴说：“这样传达下去，广大人民群众会怎样衡量我们的党?怎样评价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又会怎样看待华主席你和我们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所以我说，这一道防线我们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步的!一定要发扬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顶住!”
“你估计中央政治局里有多少人会支持我们的意见?”
“我看基本上旗鼓相当。”
“但常委会上我们就会变成少数了。”
“这么重大的事，常委会决定不了，一定要在中央全会上批准或通过才行。”
“中央全会上敢肯定，我们的意见会占上风的。关键是把那一批被打倒、被批判的有问题的那些人选进中央委员会，实在是失策得很!”
　　夜已很深了，冷风嗖嗖地吹着，使清冷的月光发出的白色，也包含着一股肃杀之气。天空的尽头，那颗慧星拖着一条尾巴，像带着一把大扫帚，在碧空中划了一下就消失了。
　　不管是福是祸，人们总是把它看作一个信号。
　　陈锡联离开了他的住地，被人带到一辆黑色的高级轿车上，由两位从西山军委总部来的警卫员陪同着前往西山。
    四十五分钟之后，轿车便飞速驶过两道警卫大门，进入了那几座曾经十分隐秘的大院内。又过几分钟，他被引进了叶剑英的私邸；巧极了，黄克诚、聂荣臻、韦国清等几位军委负责人都在。他看到几位老人都在慢慢的呷着咖啡或浓茶一类的东西。他被让坐在一张直靠椅上。房门在他身后被关上了。
    “陈锡联同志，我们请你来，”聂荣臻看了叶剑英一眼，慢悠悠地首先开口：“想听听看你关于刘少奇同志平反和复查报告的意见。你刚从华主席那儿出来吧?你有什么样的好建议呢?”
　　陈锡联坐在那张直靠椅中，望着桌子对面的叶剑英。自从在国庆宴会上见过他们几位后，他一直没再和他们联系过。现在相隔这么近，他感到他们几位都显得困乏而紧张。
　　没有工作人员在场。陈锡联这才意识到，他们几个可不是偶然在一起碰上的，而是事先商量好了后共同来对付他的。
　　“叶帅、聂帅、韦主任和黄克诚同志”，陈锡联马上流利地说：“为了稳定全国的形势，我主张也不忙为刘少奇同志平反。这个问题往后再推几年，也许条件会更成熟一些。”
　　“不，我们认为条件已非常成熟了。”聂荣臻说：“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想你不一定理解几百几千名受刘少奇同志株连的那些干部们的心情。”
　　叶剑英还是静静地凝视着他，脸上毫无表情。他慢慢地端起他的那杯浓茶呷了一口。
　　“是的，我同意聂帅的看法。”韦国清说：“现在全党上下都感到为刘少奇平反势在必行。他受冤十多年了，再不平反，天理难容!”
　　“陈锡联同志，”黄克诚说：“你不认为复查报告写得有理有据，天衣无缝吗?”
    陈锡联猛地抬起头来：“不，我并不那样认为，恰恰相反，我认为里面漏洞太多，起码需要另作复查和补充。比如，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在沈阳奉天纱厂被捕后，供认自己是满州省委书记，出卖了省委领导成员和所属党组织，并向统治阶级积极出谋献策，张学良颇为赞赏，这本来已有大量的人证物证可以说明。而现在，只凭和刘少奇定同一个性质的孟用潜(当时任满州省委组织部长，同刘少奇同时被捕)及当时张学良的卫队上校团长的翻供材料，恐怕不足为凭吧?”
    黄克诚马上说：“孟用潜早在刘少奇定案前就提出翻案了，他在被关押劳动保护期间，共写过二十次申诉材料，均被原专案组扣压，隐瞒不报，这不能说人家同意那种揭发。”
    “因为孟用潜同刘少奇都被定为了叛徒，所以，他提出申诉是必然的，并不奇怪。他们利害相关嘛。”陈锡联说：“相反，他如果不翻案，那才是奇怪的，不可思议的。”
    韦国清冷笑道：“锡联同志，看来你的思想还是很僵化哪。就是原张学良的卫队团长刘多荃，也写材料推翻了原材料。他所说的'破获共产党案子，从被捕人数、被捕地点、关押时间，到释放的方式和过程等具体情节，同刘少奇同志被捕的案情无一相似之处’。刘多荃也于一九七九年五月和十一月写了更正材料，说他确实没有听过张学良同被捕的人'达成政治交易’的事，'一九六八年一月我所交待关于'中东路事件’的两篇材料，是专案组从我到学习班被监护的整个期间，被逼所写的几十万字材料中，摘录要我抄写的’；并揭发了专案组人员对他指供，诱供，炮制假证据的全过程。”
“那是在三中全会以后写的吧?”
“是的。”
    “当中央复查小组的宗旨是为刘少奇平反时，他的材料当然也是投其所好的，正像当年揭发、批判刘少奇时，所有的证明材料都骂刘少奇一样。”陈锡联说：“所以我认为复查这一案子，同样不能带框框，要以当时的历史档案和提供的真实材料为依据。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反复研究。我不赞成一刀切、一风吹。除了他们两人的材料，还有其他人的材料嘛。”
    黄克诚说：“原《罪证》中还有另外六个所谓知情人作证的笔供，都写得模糊不清，除一份是听说的之外，其余五份，只说被捕者是黑脸、白脸、黄脸、中等个、高个子或胖子、瘦子……”
    “这正是证据的可信之处!说明他们是实事求是讲的。刘少奇他们都用的是化名，这些普通的敌伪人员当然不可能知道他们正是近四十年后的刘少奇等人嘛。只要把这些人重新找来，仔细审问还可以问明情况嘛。”陈锡联说。
    黄克诚显然是在抑制着自己的情绪，他低沉地说：“在当时所捕的知情人中，原奉天纱厂副技师关辅金、原奉天纱厂庶务主任徐廉奎，原奉天省警察局行政科代理科长关庆云三人已病死，还活着的有曾在孟用潜调离后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的丁基实，又名西君羊，还有原奉天省高等法院检察处代理主任书记官刘青第和原奉天警察局商埠地三分局差遣班长陈元桢。他们全部否认了在逼供情况下写的假证明，这些事实又说明了什么呢？”
陈锡联从浓密而突出的眉毛下面敏捷地打量着他们的表情，含糊地说：“让历史来证明这一切吧！”
    “其中，陈元桢于一九七九年六月六日还揭发：他只记得一九二九年奉天纱厂因闹风波，抓过人，以后的事情就不知道了。但是，一九六八年一月初，沈阳军区有一个人把他叫去查问此事，威协说：'你再不说，就送你到公安局去。’前后七八天连轴转，不让人家睡觉，实在受不了啦，后来又换了一个军官对他说：'你都承认了吧。刘少奇已经倒了。没有啥，你立功了。’陈元桢还揭发说：'一九六八年的那个材料是他们写的，我不认识几个字，不会写字，又未让我
    看，只念给我听了听，就让我签字盖手印的，随之就把我放回家了。不料。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四日，突然来了几个当兵的，又把我带到沈阳军区监护起来，哄我说开完'九大’就放我回家，可是一直到一九七二年二月才把我放回家。’你看他们的手段是何等恶劣!”黄克诚说完。眼都有点发红了。
叶剑英明知故问：“那时沈阳军区司令员是谁呢?”
“是我。”此刻陈锡联反而冷静了。
韦国清又问：“你知道这码事吗?”
    “我只知道中央指示查清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在奉天纱厂被捕的情况，沈阳军区派人协助中央专案组的人去的。他们究竟怎么调查。审讯的，那我就不知道了，”陈锡联坦然说：“如果刘少奇这一案被平反，全党全国全世界都将想知道刘少奇这一案究竟是怎么被定为冤案的，内幕究竟是什么?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谜一样的难题不解决。他们怎么会相信中央的路线呢?我们一定要寻到一条合理的解释。”
叶剑英慢慢地点点头。
    聂荣臻板着面孔说：'现在已查明。刘少奇同志是在奉天纱厂一次工潮中，同孟用潜同志一起去该厂找人谈话，因厂内有叛徒向厂方密告厂内酝酿罢工等情况，致使地下党支部书记被拘留，刘、孟二人也在纱厂门口被该厂卫队怀疑而逮捕。以上被捕的经过和原因，满洲省委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即向中央作了报告，有案可查。当时的满洲省委秘书长廖如愿也证明：刘少奇，孟用潜到警察局后，外面送东西很方便，前往接见也不困难。对他们没作政治犯处理，所以当时省委态度镇静。刘、孟在警察局期间，一直对警局作一般案件的应付，没听到政治态度有什么变动。这些，总能说明问题吧?”
    陈锡联微笑着说：“刘少奇等人被捕后立即承认了自己在党内的身份。并揭发了省委的其他领导人。这本身已属变节行为。至于省委其他领导人不知此事，或者说不了解内幕，这也能说得过去。但是，他要想证明刘少奇被捕审讯时的表现，那他显然不具备起码条件。”
    黄克诚大声说：“刘少奇同志被捕后，并未引起党组织受破坏，和牵连其他同志被捕、被杀。这就是铁的事实。据满洲省委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九日向中央的报告说：'刘、孟被捕一事，在工作上虽有很大的打击，但在同志倾向上没有多大的影响。’王鹤寿，杨一辰、何松亭等当时在党、团领导机关与负责同志的住址、机关，没有一处遭到破坏，也没有任何一位同志受牵连被捕；王鹤寿、赵毅敏同志还证明，在张作霖、张学良统治东北时期，除一位鼓动兵变的共产党员韩渊渡同志被杀以外，直到九一八事变为止，东北地区没有任何同志被杀。这个历史事实，也是当时在东北工作的同志们所共知的。”
    陈锡联马上说：“不过，我也想提醒大家一点，刘少奇有没有变化、叛变，同满洲的党团组织有没有遭到破坏，这可是两概念，也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
    “不!”韦国清接着说：“原审查报告影射一九三零年四月满洲省委大破坏，是刘少奇同志'提供情报’的结果。这是蓄意歪曲历史。根据一九三零年五月十八日中共满洲总行委第十二号《通知》和一九三四年日本大孤对支经济联盟编《苏联和满洲的共产运动》、敌伪报刊一九三零年五月一日《盛京时报》记载以及当时在省委工作的赵毅敏、杨一辰、王鹤寿等同志一致证明，这次大破坏，
    致使党、团省委领导人及党、团员三十余被捕，是由于当时杜兰亭(当时在团省委工作)四月十二日被捕后叛变，向敌人供出团省委机关的地址造成的。因为当时党、团委负责同志正在那里开会。因而使许多同志被捕。那时，刘少奇同志已经离开满洲去上海工作，这件事同他毫无关系。”
    陈锡联点了点满头灰发的脑袋：“叛徒和敌人都是狡猾的，尤其是钻进党内的内奸。我希望同志们还是把问题想得复杂一些为好。记得毛主席曾和我谈话时，提到刘少奇：'这个人很狡猾，很会用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同我们较量，他善于伪装，善于编造种种借口和理由来为他的叛卖怍掩护。他一贯如此了，历史上也是如此。’这是毛主席亲口和我讲的，康生、张春桥都可以作证。”
“事到如今，你还是抱守着'两个凡是’的思想僵化不放。这是很危险的。”韦国清在他面前第一次这么动怒。
    黄克诚说：“我可再一次告诉你，刘少奇同志是在被捕半个月后，统治阶级没有取得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取保释放的。据孟用潜同志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补充材料’说；'对我的判决是：煽动工潮，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对刘少奇也是'不予起诉，取保释放’。杨一辰同志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和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两次证明：当时对刘少奇判决'检察一下，不起诉处分，取保释放’。还有当时任满洲团省委书记的饶漱石、原奉天纱厂协理王广恩等人，也提供了类似的材料。”
    陈锡联又伸出一只手道：“我不排除这是事实。我只是奇怪：为什么其他党的领导人被捕之后，不是杀头就是坐牢，而偏偏刘少奇这个党的重要领导人却能一次又一次地'取保释放’?为什么国民党有关当局总是对他格外开恩?你们口口声声说，原专案组仅凭搞逼供信编造的材料。就认定刘少奇'投敌叛变’，进而凭空捏造说'刘少奇积极地向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党员被捕、被杀、还按照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张学良的旨意，利用中东路事件，配合进行反苏反共等大叛变活动。这些完全是无中生有的罪名。好，我没有调查，所以不敢妄下断语。只是想彻底弄清，究竟刘少奇是运用什么法术，一次又一次地躲过党的组织的大破坏、大捕杀的厄运呢?他的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的功绩究竟在那里呢?”
    聂荣臻拍了一下桌子：“陈锡联同志，你很不相信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调查，不相信中央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正确，而且也不接受我们这些同志对你的帮助和教育，我们只能深表遗憾。”
叶剑英也说：“党还会给你机会表现的。希望你不要固执己见，这样对你，对党都会有好处。”
陈锡联痛苦地说：“我建议召开党中央政治局会议，非常严肃地讨论这个问题。”
韦国清冷冷地说：“这是中央考虑的事，我们只帮助你提高一下认识。”
黄克诚也苦笑道：“没想到我们的意见在你身上没发挥积极的作用。”
“不，你们毕竟使我了解事情的另一面。在决定这样的大事时，我们应该平等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陈锡联刚说完，叶剑英按了电铃，向进来的那位接他来的年轻军官示意了一下，那名军官点点头，并护送陈锡联朝外走出去。当他们走到门口时，叶剑英喊道“你停一下。”
　　陈锡联转过身去，那位老人还是原来那副他先前看到的模样，只是桌上的咖啡凉了。
　　“今天是军委的同志找你谈话。”他严肃地说：“不要向其他任何人泄露我们这次谈话的内容，不然，会出现误解的。”
    陈锡联走出门后，那辆黑色高级轿车缓缓开来，正好在他跟前停下。那位军官打开车门，扶他上了车，门一关便疾驰离去。夜晚星星像璀璨的宝石嵌在深蓝色的天上，明月从辽阔的天空升起，把她那皎洁的光辉洒向人间。月亮是月亮，但在月亮的背后却是一团又一团的迷惘……
    日本总理大臣大平正芳从十二月五日应华国锋的邀请，对中国进行访问以来，连续几次会谈，便显示出华国锋对国际事务的生疏和死板，各种知识也很贫乏。这使得随同他的外交部官员深感焦急。
    大平正芳表示，日本考虑帮助中国进行“石臼所港新建一个煤炭、矿石专业化码头”、“兑州至石臼所的铁路”、“北京至秦皇岛复线电气化铁路”、“京广铁路衡阳广州段复线工程”、“秦皇岛港的煤码头二期工程”、“五强溪水电站”六个项目。对北京现代化医院的建设计划日本政府也准备给予积极的合作。华国锋对此表示得很迟缓，除了连声道谢后，又拿出官场套话搪塞；“这个问题嘛，请让有关方面研究后予以答复吧。”
邓小平听报告后立即赶来纠正：“华国锋同志，我们对所有发达国家的积极表示，都应持欢迎态度，不可坐失良机啊!”
“我是主张稳妥一些好。”
    邓小平并没有多和华国锋解释，他又单独和太平正芳举行几次会谈。促使中日两国政府在文化交流和关于在渤海南部及渤海西部海域合作进行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开发等方面达成了协议，并于十二月六日举行签字仪式。
“小平同志，在国事活动方面，还是你比我有经验，今后这些方面你可多发挥作用，同时也希望你多帮助我。”
    “我们这些老家伙在各方面都得帮助你呢。”邓小平很不客气地说：“恕我直言，你这样下去不行，要丢中国人民的脸呢，起码有损于中国的国格。”
华国锋脸一红：“我又没干什么坏事，怎么能扯得上丢中国人民的脸呢?小平同志，我们有什么意见可以坐下来好好谈，不要呕气好不好?”
    邓小平看到他那副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便和他一起走进了大会堂一间小休息室，直截了当地劝他不懂的东西多和有关人员请教、商量，不要擅自回答问题，也检讨了自己说话不太注意的毛病，说：“我这个人就是这点不好，批评起来没鼻子没眼，说完拉倒，其实我是从来不记仇的。”
    华国锋心中有数，心里暗暗骂道：哼，谁不知道你邓小平现在是董卓专权，曹操当政，已经根本不把合法的党中央主席、国家总理放在眼里了，像这样下去还怎么得了呢?但是，他也不过是皱眉蹙额坐在那里，目光盯着桌面，他感到实在没有多少话可以和邓小平讲了。甚至自己见他都有点发怵。
    “国锋同志，现在汪东兴、纪登奎、陈永贵和陈锡联同志表现都很不好啊!”邓小平说：“他们在下面经常发表—些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大唱反调的言论，已经在一部分群众和干部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大家都要求撤销他们的职务呢。”
    华国锋吓了一跳，急忙说：“问题有那么严重吗?如果在中央提出这个问题，一定会造成严重的混乱，不利于党和国家的安定团结。特别是对待陈永贵同志，小平啊，我们在各个方面得让着他点啊!他毕竟是农民出身的干部，无论是理论水平和实际经验都有很大的差距，我们都有责任帮助他，而不能求全责备。你说对吗?”
    邓小平听了，觉得这段话讲得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改变了口气，继续说：“如果说陈永贵同志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汪、吴、纪、陈这四位同志就不能容忍了。他们都是入党很久的同志了，怎么能不懂得纪律呢?现在，我们的党风叫林彪、'四人帮’损害得已不成样子了。剑英、陈云、先念和我已委托中纪委起草了一个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问题的准则，就是要重申一下党的各项纪律。今后我们要从严治党，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
    华国锋身前摆着两杯茶水是在他等候其他同事谈话时留下的。他把一杯推到邓小平这边，等他伸手去接杯子时，他轻轻地说了句话：“小平同志，你的性子太急了。”
    邓小平笑了笑：“国内外有这么大堆问题等着我们去处理，我们再四平八稳地走路还行吗?我们的步伐必须迈得快一点，这样才能适应世界飞速发展的需要。”
    华国锋喝下一口茶水，平和一下胸中的怒气，似乎有点无可奈何地说：“中纪委《关于对刘少奇、瞿秋白同志的复查平反报告》我都看了。既然你们认为瞿秋白在被捕期间写的那篇《多余的话》都不算问题、不是叛变，那么关于刘少奇在三次被捕期间的表现就更不是什么问题了。但是，你想过没有，这样公开以后国内怎样评价……”
    话没说完，邓小平哈哈大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依靠共产党脚踏实地的奋斗和实践来写的，而不是看什么人的眼色和说法写成的，依我看，依靠我们自己的双手来纠正我们自己的错误，正是我们党有生命力和希望所在。我们大可不必害怕别人说些什么，我们只看一条，我们做得究竟符合不符合事实，其他的一律不管。”
　　这时，只有这时，华国锋才清楚地认识到他比自己的立足点和着眼点，要高明得多，要现实得多，所以根本就没有和自己商量的余地。自己这副堂堂的党中央主席、国家总理的身份，除了对其他中央委员能起点作用外，对这位小个子来说，已经形同虚设了。
　　但是，尽管如此。华国锋还是不甘心地说：“现在中央有关部门纷纷传说，胡耀邦和赵紫阳二位同志要进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你知造这种谣言吗?”
　　“这不是谣言，而是全党全国绝大多数同志的心愿，说明了人心所向。”
　　“这么说，这种说法事出有因了?”
　　“不是有因，而是有果。你出国访问期间，我和政治局的其他常委，大多数委员都商量过这件事，我们都同意在五中全会上正式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如果多数同志没意见，就可以通过。”
　　“不过，事关中央重大人事问题，我这个中央主席应该亲自掌管，起码也应该知道。我还不清楚的事，底下的同志倒都知道了，这总不是正常吧?”
    “国锋同志，”邓小平显得非常不悦地说：“我们还是不要再在鸡毛蒜皮问题上吹毛求疵了，这样不好嘛。培养党和国家年轻的接班人，全党上下都在议论，我们在一起碰碰头又有什么不可?议论和决定是两回事，就像我刚才和你讲对汪东兴等几名同志撤销职务的事，这只是我们俩商量工作时的议论，而不是作出决定，更没有实行。所以一旦传出去，我是不负责任的。我劝你大可不必小题大作。文化大革命前，正是毛泽东同志把一些本来很正常议论、小题，看作了不起的大事，弄得草木皆兵，从而掀起一场又一场的大风浪，终于把整个党和国家拖入一场大的灾难之中去了。这个教训，再也不能忘记了。”
华国锋一下觉得自己矮了半截，再也没有勇气往下谈论了。许多憋在自己心头的话语此刻觉得再无说出来必要了。
    “好，我也真诚地希望我们这个党再不要节外生枝，掀什么波浪，还是全党一致齐心协力地搞经济建设是正经事。”华国锋说：“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意见，我看还是在会上讨论一下吧。”
    “对!”邓小平赞赏地说：“有话摆在当面来谈，在大多数一致的基础上，我们来个求大同而存小异，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后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不过，华主席啊，你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当家人，大家眼睛还是在看着你呢!”

　　　　　　    四十三、常委会两派摊牌 华国锋见风转向

    政治局常委会议开得虽然平和，但意见却十分激烈而尖锐，会议没有使用录音机，速记员也不在场。
    “我们已进入八十年代了，整个国际国内对我们来说，都出现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邓小平依次扫视叶剑英、陈云、李先念、华国锋和汪东兴，从容不迫地说：“我在元旦政协茶话会上讲，八十年代我们要做好四件事：第一，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第二，必须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第四，要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队伍。我还坚决反对了西单所谓民主墙的作法。我认为，不管有多少困难，我们都应该首先把我们自己的事办好。这里，安定团结的局面是前提，那种动不动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搞得人心惶惶，很不利于发展大好形势，而且从有'四大’的自由以来，这种形式基本上就没起过什么好的作用。”
汪东兴随口而出：“公民有使用'四大’的自由，这是宪法所规定的。”
“宪法可以规定，也可以取消嘛。”陈云也冷若冰霜地说。
    邓小平接着说：“一切法律的条文同党的各项决议，政策一样，凡是已被实践证明效果不好，对我们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实现新时期的目标不起好作用，都可以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将它废除。”
“那不太随便了吗?”汪东兴又随口顶了一句。
    李先念似乎漫不经心地说：“看来汪东兴同志已经成为我们各种决议提案的反对派，几乎对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所有重大决定都保留了自己的看法，这样下去对党的团结和统一有利吗?”
汪东兴说：“党章规定任何一个党员都可以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看法……”
    “但也规定少数人的意见被否决以后必须拥护多数人的意见，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陈云严厉地说：“但是汪东兴，当然还有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同志却不是这样，他们在私下里有大量的反三中全会路线的活动。”
    华国锋感到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了。他从邓小平、陈云他们谈话的口气中已经看出，他们将会对汪东兴等人采取措施，然后再瞅准一个合适的时机把他们的错误公之于世。这无疑对他是个警告，也尽管是他所不情愿的，但他已经鞭长莫及了。
    叶剑英慢腾腾地开了口：“我感到我们的华主席从三中全会以来的表现才是最好的，他很尊重大多数人的意思，这并不排除他可以坚持和保留自己的看法。这里有一个纪律的问题。在这一方面，华主席是做得好，而东兴同志，还有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同志表现就不那么好了。”
　　“这决不是偶然的。”陈云打开他桌子上的文件夹，认真地说：“汪东兴等同志一再阻挠中央为少奇平反，除了说明他们头脑里还受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极深外，还要特别指出的是：他们还在组织上都程度不同地参与了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迫害和诬陷刘少奇的活动，这点尤其是汪东兴同志的责任大一些。你先别急着辩驳，中纪委已经收到了大量的对你的错误和问题揭发，许多站出来的老干部、老同志提起你，也是恨得咬牙切齿的。咋的?不服气?不服气我们可以公布材料。”
　　华国锋连忙打圆场：“同志们，我们还是商商量量地摆出问题，解决问题，千万不要伤了和气。”
    “华主席你可以作证，并不是我们这些老同志和东兴等同志过不去，而是他们和大多数过不去，不仅和活着的人过不去，而且也和死了的人过不去。”李先念说：“所以，我倒有个建议，如果汪东兴等同志觉得无法和我们这些人共事，那也可以，你们可以痛痛快快地辞职。”
    汪东兴脸涨得通红，浑身的血液似乎一下子冲上了头顶，冲上了眼珠子，他像一头激怒了的大象，正想狠狠发作一番，但当目光落在华国锋脸上时，他似乎想到了什么，胸间的狂潮一下子又退了下去。
　　华国锋说：“汪东兴同志是中央全会选出来的合法的副主席，即使他个人提出辞职，也须经中央全会批准才行。这里有个组织手续问题，我希望大家都平心静气地考虑一下。”
　　这一下，屋子里的气氛都冷却下来，出现了长达五分钟之久的沉默。
　　陈云说：“根据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揭发，汪东兴等同志的错误完全可以撤职。我们刚才都看到了《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其实，他们的许多问题都牵扯到了汪东兴同志，人贵有自知之明，你汪东兴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究竟如何？你自己心里清楚，广大群众和干部心里也清楚。过去我们糊涂，是在装糊涂，其实我们什么不知道?”
　　汪东兴强作镇静地说：“事到如今，我说什么等于白说，干脆不说了。”
　　邓小平说：“有话还是说出来好，不说憋在心里多难受啊！”
　　叶剑英迟疑片刻，也开口说：“这次中央纪律委员反复查刘少奇同志的冤案，推翻了扣在少奇身上的不实之词，可能有些同志一时接受不了。刚开始我也难以接受，认为还是慎重一些好。但看了大量的证据和事实，我都震惊了。看来，刘少奇这起案子，叶群把他们捏造出来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口授给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指使雷英夫写了诬陷少奇的材料。这些材料，不仅欺骗了毛主席，也欺骗了我，欺骗了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嘛。所以，东兴同志也不要感到难为情，充其量你也不过是上当受骗嘛。”
　　“我没有上谁的当。”汪东兴的态度还是很倔强：“在刘少奇的问题，我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我没有个人发挥的东西。”
    李先念说：“那时毛主席曾三令五申地说刘少奇是人民内部矛盾，他的大字报不准上街嘛。但是，张春桥却在同年十二月，单独约见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指使他组织游行示威，首先把刘少奇的问题公布于社会。一九六七年七月，江青伙同康生、陈伯达乘毛主席不在北京之际对刘少奇进行人身迫害，从此剥夺他的行动自由。”
　　“在刘少奇的问题上，有两个人表现得最坏，这就是康生和谢富治。他们直接批准动用专政工具使少奇身边的人违心写材料诬陷他。”陈云讲到这里时，嘴唇和下巴都索索地颤抖了：“从一九六七年五月开始，江青直接控制'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伙同那个鬼制造了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特务’，'反革命’的冤案。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决定逮捕关押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柞、天津市居民王广恩和刘少奇的炊事员郝苗等十一人。在杨承柞病危期间，江青对专案人员说：'要突击审讯，把我们所要的东西在杨死前搞出来。这个妖婆子的决定，使杨承怍加快致死。他们这个专案组也使得王广恩被迫致死。江青和谢富治还指使对病势危重的河北省北京师范学院教授张重一多次进行逼供，致使他在一次逼供后仅两小时即死去。至于他们对丁觉群、孟用潜使用的逼供手段，大家都可以看材料，那里面的问题真是触目惊心，我就不说了。如果汪东兴同志想认真的话，我们不妨把他在那个时候的有关指示和活动也公布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
　　汪东兴的脸一下子变得灰白，不得不双手捂住脑袋，连连叹气：“怎么会有这样的结局呢?怎么会有这样的结局呢?”
    华国锋的脸色也急剧地变化着，他已看到了常委会上的格局，而且除了服从他们的决定外，还能选择什么呢?他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感情。深深感到自己将要下一个最大的赌注。这里一步不慎，也将面临着下台的可能。他回想起了前几天邓小平对他说的话。政治局常委会中四比二的格局将会把自己推向一个可怕而又危险的边缘。如果自己再不随机应变，手中所有的王牌都会在瞬间荡然无存。
　　“我来说几句吧。”华国锋依然把自己摆到了会议主持者的地位，他很庄重、很严肃地说：“通过审读大量的调查材料，我也仔细地研究了中纪委关于刘少奇同志的复查报告和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同时也看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我感到这些文件很好。过去我不了解中央的情况，一九七四年以前我一直在湖南工作，在基层，对中央的斗争可以说根本不了解情况。我个人也根本不和谢富治呀，康生呀，江青呀这些人接触，除了工作上的关系外，我和他们没来往。”
　　叶剑英笑了：“我们这些都清楚。当时你也是走资派的嫌疑嘛。”
　　“对，对!”华国锋点着头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也有群众和干部给我帖大字报，说我是'刘、邓的孝子贤孙’嘛。”
　　邓小平、李先念、陈云都哈哈大笑了。
　　会议室的气氛立刻轻松下来，但汪东兴的脸色却更加难看了。
    华国锋接着说：“所以，要说受他们的迫害，我也受得不少，只不过不如大家那么多就是了，原先我没有考虑过，这次也是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特别是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和叶帅、先念等各位老同志谈心，我是会和大家很好地团结在一起，为实现新时期的总路线而共同奋斗的。”
汪东兴斜视了他一眼，捂住脑袋干脆闭上眼睛。邓小平和陈云、李先念、叶剑英交换了一下目光，会心地笑了。
　　“华国锋同志刚才的表态很好。”叶剑英又说：“表明一个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高风亮节。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可以随时改变错误的东西，虚心地听取大家意见，这正是一个人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所在。”
　　会议开到这里，井没有算结束。按照邓小平的提议，这才是政治局常委会的正式开始。
　　会议又开了整整两个小时。散会时，胡耀邦奉命来到了。邓小平和陈云将他引到另一间房子里。
　　“华国锋已经彻底认输，向真理投降了。”邓小平说。
    “这么快?”胡耀邦的眼睛里露出兴奋的光彩，这一切都是他预料之中的事，但当消息证实时，他又感到惊疑，不禁说道：“唉，他无论如何不是政治家的料!”
    陈云说：“你赶快选几个最得力的同志，分别和陈永贵、吴德、纪登奎同志谈话，公布他们的一系列严重错误，让他们正式向中央写检查，促使他们尽快辞职。”
    “制定一个计划，一个应急的计划，不要再安排这些人，尤其是汪东兴公开活动。报端上也不能让他们再露面，”邓小平说道：“然后准备再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把他们的问题端出来，然后再问全会公布。”
    在下午五点钟，哨兵刚刚换了班。两辆崭新的红旗轿车开到了吴德的住宅门口。由于哨兵事先没有接到通知，正打电话和屋里的秘书联系。他那对黑溜溜的眸子一下看到了坐在车里的邓颖超，眼睛都发亮了，赶快放行。
    邓颖超是已故总理周慝来的夫人，不仅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而且还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在全国享有崇高的威望，过去，这些年轻的军人只是从报纸和电视上见过她，如今难得这么近，他们都有一种格外亲切感。
    邓颖超毫无表情地直视着前面，灰白的短发在下车时被风吹得零乱了些，她伸出左手理了一下。先下车的胡耀邦急忙跑到她跟前来搀扶，她接受了他的这份殷勤和好意。
    当她快进客厅的时候，吴德还茫然无知，正倚在床上看那本《基度山恩仇记》的小说。当消息传过来后，他还以为没有动身呢。真的，自从上次会议后，他的消息就不那么灵通，他准备了一份洋洋大观的情况报告，准备在下次政治局会议上好好解释一下他的观点。
“什么?邓大姐来了?唉呀，你们怎么不早说啊!”
    两分钟后，身穿灰色中山装的吴德出现在他们俩面前。不知怎的，他一见胡耀邦那副板着的面孔心里就不踏实了。一种即将出事的感觉笼罩了他的情绪。
    他知道，从一月七日开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由胡耀邦主持，正在召开第二次会议。邓颖超、黄克诚都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据接到的文件透露，黄克诚在会议上说：“党的纪律检查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抓党风党纪，保证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原则的贯彻执行，必须同破坏党的纪律的现象作斗争。每个党员都必须要和党中央的路线保持一致。”当然他也知道，这次会议将要通过三个文件：《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关于刘少奇、瞿秋白同志的复查平反报告》；《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这三份文件都将要在中央十一届五中会会上审议。
    “吴德同志。”邓颗超安详而又严肃地说：“我们是在会议休息期间决定和你谈一次话，要你认识一下三中会以来你的一些错误言行，当然也要对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的一些错误进行批评和帮助，希望你能有所认识。”
    “邓大姐，我不知道我个人有什么错误!”吴德说：“至于我在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时，人们的一些不同反映，我认为这与我没有什么关系。”胡耀邦对此只是冷冷一笑。
    实际上，吴德的这种回答早在他的预料之中，并没突如其来的感觉，而且已有所准备。政治局的成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对于这五、六个人已经感到怒不可遏，以致于在背后悄悄地称他们为“新四人帮”，也有的叫“五人帮”了。
　　“你必须理解两件事，吴德同志。第一件事是，鉴于你目前的态度和所犯错误，中纪委认为你无法履行你所负担的职务，建议你立即辞职，报五中全会批准。”如暴雨袭击，尽管吴德的内心已掀起巨澜波涛，但在表情上纹丝未露。“第二件事是，鉴于你所犯错误的影响，我们希望你能作一些自我批评，以便取得全党的谅解。特别是在党的五中全会上，你的态度的好坏将直接关系着你下一步的安排。”
　　胡耀邦说完，注意观察了一下吴德的表情。他很惊诧，坐在对面的那个人仿佛没听见似的，好长时间不吭一声。
　　当胡耀邦又把这两条重复一遍后，吴德才淡淡回答：“我已听清了。我只是想问一下，你们这样做，请示了华主席了吗?”
　　“我只能告诉你，这是政治局常委的意见。”
　　“华主席同意吗？”
　　邓颖超见状，很耐心地说：“吴德同志，你这样提问就不好了。党中央现在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是集体领导，你只承认一个人而把其他同志置于领导之外，本身就是不合适的。我以一个老党员的身份，劝你还是接受中央的建议，想开些，不要固执己见。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和见到的例子，凡是顽固地坚持个人主义立场的人，都会犯很大的错误，最后只能是毁了自己。”
　　对邓颖超，吴德不敢随便顶撞，只得点头默认了。
　　但是他们前脚走，他刚送他们返回，就马上拨通华国锋家里的电话。
　　“哦，是吴德同志啊，对不起，华主席身体不好，刚刚体息。”秘书很婉转地说：“最近一段，他的情绪很不好，我建议你还是这一段时间里不要给他打电话，请不要来找他，让他安静一段时间好不好?”
　　这实际上是拒绝了他。
　　吴德很感愤然。刚才他给人民大会堂打电话时，那边告诉他：华国锋正和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谈话，双方就共同的关心问题交换了意见，据耿飚说：“华主席兴致很高兴，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行径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准备进一步和美国改善关系，建立一个全球防御苏联入侵的新格局。
　　既然能和美国客人谈话两小时，难道和自己交谈半小时也不行吗？

              四十四 汪纪吴陈离开政治局 耀邦紫阳进入常委会

　　就在胡耀邦、邓颖超和吴德谈话的同时，纪登奎、陈锡联也分别由黄克诚、韦国清等人出面，和他们进行了类似的谈话。
　　纪登奎、陈锡联愤怒至极，在他们走后大骂不已。
　　现在，这些人把求得公正解决的最后希望完全寄托在华国锋身上了。他们认为，只有华国锋能够以其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的三重身份，力挽狂澜，转败为胜。
　　但是，事实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政治局会议上，第一个发表讲话的就是华国锋。
    “同志们，通过审议中纪委的几个文件，我们大家都看清楚了。所谓刘少奇同志是叛徒、内奸、工贼，纯属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和谢富治一伙对他的诬陷和迫害。至于少奇同志的其他反革命罪行，例如什么指示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六十一人叛变投降啦，同美特王光美结合啦，通过孟用潜和美国司徒雷登进行勾结啦等等，统统都是造谣，是胡说八道，是钻进党内的坏人妄图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步骤，必须彻底清算!”
　　汪东兴大吃一惊，敢情这位被称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流传毛泽东写了“你办事，我放心”条子的英明领袖，转起变化来也是一百八十度，比其他跟毛泽东不那么紧的人还要快!
　　这次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举行。
　　坐在华国锋两边的，已分别成了叶剑英、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汪东兴来到要往主席位上就座时，一位年纪不小的工作人员很客气地把他请到下面最后一排的沙发上。
　　新增补的政治局委员胡耀邦、赵紫阳、彭真、邓颖超和王震。显然早已知道会议的内容，不住地和其他委员打着招呼，谈笑风生地交换着意见。
　　陈永贵进来时，亲热地和吴德、汪东兴打招呼，但当华国锋宣布会议开始并发表讲话时，他的那双眼睛就逐渐地僵直了。
　　华国锋说：“林彪、江青一伙把持的中央专案组还一口咬定，刘少奇同志在全国解放后，有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破坏各国革命运动等罪行，说他已经成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子，资本主义复辟势力总代表，现经中纪委查明，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刘少奇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自始至终参加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同意大多数常委们的意见，我们党内根本不存在一条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所以反复核实材料后，我们今天提议请政治局委员们审议一次，然后以政治局的名义提交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批准和作出相应的决议……”
　　陈永贵用胳膊肘碰了一下吴德：“华主席今天是怎么啦?他怎么会同意……”
　　“嘘，小声点，邓小平要大开杀戒了!”纪登奎凑到陈永贵耳朵边说：“华主席已经向人家彻底投降了!”
　　吴德的脸色蜡黄，觉得头晕目眩，两耳轰鸣，痛苦地哀嚎连声。
　　陈永贵说：“到时候我们发表意见，坚决不同意他们的结论嘛。中央不能为了一个刘少奇，就可以不择手段地贬低毛主席。他们口口声声还称毛主席伟大，像现在这样天天往毛主席脸上抹黑，还怎么能证明毛主席正确?”
　　坐在他们对面的彭真，一直在观察着他们几个人的动静，他给胡耀邦使了个眼色，说：“瞧他们，正在策划反击呢!”
　　胡耀邦不动声色地笑道：“看有几个人能听他们的！”
　　这话真让他说着了!
    华国锋的这番话，把“两个凡是”派们的精神支柱一下子给打断了。当正式讨论开始时，就连陈永贵也蔫不唧的，连说话都不像原先那么理直气壮了。
    陈云见状，又进一步点火：“中纪委关于对康生、谢富治的审查，也证明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作恶多端，陷害了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著名民主人士，党内外普遍要求彻底清算他们所有的罪行。这次我们也一并交五中全会审查。还有……”
    他说到这里时，那双深沉、老辣、眯缝着的眼睛在与会者中搜索着，当他转动在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人身上时，那双目光凝固了：“当前，思想僵化、林彪、'四人帮’的极左倾向依然在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中作怪。有些人至今仍在坚持没有'四人帮’的四人帮观点，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甚至背后串通，两面三刀，制造混乱。比如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四位同志，就是这样的人。党内外群众和干部检举、控诉他们问题的信件，雪片似的寄到了中纪委……”
　　“有的同志反映，他们只要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这四个人的形象，就会联想到'四人帮’的罪恶。”彭真开了口：“这四位同志继续留在中央政治局，对党的形象极为不利，对我们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极为不利，我们还是建议政治局会议能够免去汪东兴党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军委常委、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的职务；免去纪登奎、陈锡联二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免去吴德的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共党组副书记职务。同时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提请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免除纪登奎、陈锡联担任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吴德担任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
　　彭真的提议一出口，会场一下子卡了壳。空气紧张得令人喘不过气来，连人们的呼吸和咳嗽声也听得一清二楚。
　　这时，汪东兴忽然哈哈大笑起来：“有些人不是口声声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吗？不是再三再四地要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不是强调齐心协力、同心同德干四化吗？不是允许党内开展不同意见的争论，实行'三不主义’，要求健全民主制度吗？怎么到我这里时这些好传统都不讲了？连潘汉年、瞿秋白你们都容得下，为什么容不下我们四个人?”
　　没有人回答他。
    纪登奎开了口：“我早就向中央一些负责同志提过，纪登奎思想迟钝、学识浅薄，已经难以完成担负的党和国家各项领导职务。我想来想去决定辞职。希望政治局会议能够批准我的请求。”
　　“我也是这样，一来身体不好，二来年老多病，三来为了执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得罪了不少同志。我也觉得继续留在政治局内已属多余，所以正式提出辞职。”
　　吴德说到这里，两串混浊的泪珠已夺眶而出顺着脸腮流下来：“如果纪委认为这样还不行，那要关要杀都可以，我已经没有什么话好说。”
    华国锋望着这种局面，特别是看到那几张熟悉的面孔罩上愁云，即将离开自己而去时，一种凄楚的孤独感袭上心头，连他自己也不知产生了一种什么滋味。
　　还没有等他缓过气来，陈锡联也站了起来，双手抱着头道：“诸位同志，不要大家为难表态，我们辞职就是了。只要对党、对人民有利，别说去掉职务，就是要我这颗脑袋，我也会很高兴地摘下来。就请大家批准我们辞职吧！”
　　叶剑英虎着脸，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邓小平脸上绽出笑容，这种局面是他渴盼已久的。他侧过身，对陈云耳语了几句，又转过身，同华国锋交换了一下意见，然后说：
    “刚才四位同志其实都已表了态。我看很好，这是在党的会议上，什么样的意见都可以发表。还是老话：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这四位同志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而是从粉碎'四人帮’以来就存在着的。广大群众和干部很有意见嘛，大家不同意他们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嘛。当然，对他们，不能和对待'四人帮’一样，我还是主张他们留在中央委员会，以观后效。”
汪东兴又顶了一句：“可以一撤到底，清洗得干干净净你才可以睡安稳嘛。”
    邓小平这下笑起来：“东兴同志，不要这样，这比你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党内斗争来说，文明得多，民主得多。你们想想，当初你们对待我们是什么态度?我们不搞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就是最大的肚量!就是最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态度!如果'四人帮’、林彪能学百分之一我们这样子，党和国家就不至于遭受这么大的灾难!”
　　“小平同志刚才讲得很好!”李先念也开了腔：“希望汪东兴你们四位同志冷静一些，我建议华主席，请刚才这四位同志出去回避一下，我们好对他们的问题展开讨论，以便表决。”
　　这下华国锋才转过神来，机械地朝汪东兴等人点点头：“请你们四位同志到隔壁休息室里回避一下，等待政治局会议对你们的结论。”
　　汪东兴抑着一丝希望，深情地看着华国锋，但华国锋的目光不敢和他正面交锋，马上错开了他的那双灼热的眼睛，对其他与会者说：“我们继续讨论吧。”
　　再没有什么犹豫的必要了，纪登奎率先往外走，吴德、陈锡联紧跟而去。最后汪东兴才站起来，说不上是恋恋不舍，还是悔恨交加地离开了会议室。
　　稍加停顿，大厅里爆出了一阵由衷地掌声。胡耀帮如释重负的松了口气：“唉呀，早该这样了!这四个人，简直是压在政治局头上的四座大山，弄得人心惶惶，连大气都不敢出。”
　　赵紫阳笑道：“搬掉了绊脚石，对我们又是一次解放。这下才真正是甩开膀子干了。”
    彭真说：“要不是感到众怒难犯，他们才不会自动离去呢。这也叫民主和法制的力量，这说明今后我们的党和国家，还是大有希望的，让他们滚蛋吧!”
表决的结果是鼓舞人心的。政治局以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同意他们立即辞职，并提请中共第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
　　当胡耀邦走进隔壁的休息室，向四个人宣布这项决定时，他们多少有点瞠目结舌，恍恍然如同一场梦。这意味着他们的政治家生涯已经结束了。政治家离开了权力和职务，如同失去了表演的场所及舞台，那和政治生命的死亡没有多少区别了。
　　“那么，我们可以离开了吗?”
　　当他们站起身来往外走时，胡耀邦伸出手去，想显示一下告别的情谊，但是他们谁也设有伸出手来。
　　他多少感到有点难堪。
　　大厅里的讨论还在继续。
    刚才发生的那短暂的一幕已经结束，没有多少人会对此表示关心，除了那二、三个与他们有着共同命运的人外。大多数人，包括华国锋在内，为了体现大公无私和党的原则的纯洁性，都争先恐后地历数那四个人所犯的严重错误，好像他们压根儿就和自己没有接触过似的。
　　连陈永贵也表了态：“我也觉得汪东兴等同志太过份、太不像话了?党员嘛，总要服从党的纪律，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地指责党的主席、副主席呢?我们应该从他们四个人身上吸取必要的教训，有不同意见没关系，通过正常的途径反映和提出嘛，但不能搞小组织派别活动，更不能搞分裂。”
　　谁也说不清他讲这番话究竟是指谁。
　　会议继续就一些重大问题上发表着意见，许世友大咧咧地问：“瞿秋白不是写过反党启事《多余的话》吗?听说在那篇自首书里多处谩骂共产党，吹捧国民党。”
　　邓小平问道：“你看过《多余的话》吗?”
　　许世友急扯白脸：“我怎么能看过呢?我如果能看上，岂不成了'四人帮’了!”哄堂大笑。
    陈云说：“世友同志，你是个大老粗，也要学点文化嘛。瞿秋白是我们党早期的著名的领导人之一，党内外都很关心他的问题。中纪委经过对他被捕前后的事实调查，证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坚持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遭受敌人杀害。”许世友“噢”了一声：“我还以为他升了官呢。看来毛主席的话的确也有错误，他说叛徒大都是贪生怕死，为了活命才坚决反共。这瞿秋白人都死了，还贪什么生?活着的人都可以平反，死了的人更应该平反了!坚决给他恢复名誉，彻底平反！”有人想笑，没敢笑出声。
    邓颖超说：“还有一个潘汉年的问题，也应该平反。他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和统战工作，后来又被定为'内奸’，许多同志直接地或间接地受到了牵连，这是党的历史上最重大的冤案之一，中纪委的同志经过大量复查工作，证明他和其他有关同志根本不是什么内奸，而是对党忠诚，为党的事业怍过重要贡献的同志。为了平反一系列重大冤案，耀邦同志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
　　“还有紫阳同志，”邓小平说：“他可是个难得的实干家哟。他和耀邦同志多年来从事党的基层工作，有实践经验，也有较高的马列主义水平。政治局常委会一致推荐他们在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大家有什么意见，也可以谈谈。”
　　徐向前皱着眉头，认真地思索着，脸上露出冷冷的秋霜。
　　李德生沉默不语，看样子有满腹心里话欲讲又止。
　　彭真点点头：“我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
　　倪志福也说：“我也同意。”
　　叶剑英笑道：“我看不一定人人表态了，还是举手表决吧。同意的请举手。”几乎所有的人都把手举了起来。
　　“那么反对的意见呢?”
　　没有任何人表态，也没有任何人举手。
　　不知是谁捅了陈永贵一下，陈永贵好像才从睡梦中醒过来，喃喃地说：“我什么也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看见。”
　　最后，聂荣臻、张廷发、韦国清、乌兰夫又对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意见，要求五中全会对此作出相应的决定。
    总结还是由华国锋来作，不管他脸上的笑容是由衷的，还是勉强的或者伪装的，反正看上去很亲切，很慈祥：“我们开了个很好的会，很团结的会。大家畅所欲言，真正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这样很好。们提交五中全会的所有议题和文件全部通过。如果大家再没什么，那就散会吧。”

                四十五、徐向前巧妙避陷阱 邓小平果断除障碍
   
    前一天的傍晚，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完参加国际体育理事会第三十四届代表大会的代表后，和国防部长徐向前元帅进行了谈话。他们进了房间后，随手关上了大门，房间内装有良好的隔音设备。
    看得出来，华国锋想在元帅前倾吐心里话，但元帅一开始就持谨慎态度。他似乎感觉到，对面这位被捧为英明领袖的党的主席和政府首脑，其实并没有多少真才实学和领导素质。
    “徐帅，我一向对你很崇拜，我希望你能帮助我、支持我。”
  “我一直在履行着我的职责，不敢有任何松懈和失职的地方。”
  “你知道吗?让你当国防部长是我提议的，而别人提的并不是你。”
  “你不是已经给我讲过了吗?我再次表示感谢。”
  “我现在很痛苦。唉，这时候我才理解了毛主席过去许许多多指示和决定的真实意义。”华国锋呈现出一脸忧愁：“中国这份家当，不好当哪。我常常晚上睡不者觉，饭也不想吃，我总有一种孤掌难鸣的感觉，觉得自己势单力薄……”
  “不是有许多人在帮助你，支持你吗?”
  “不行，他们都没有力量。”
  “那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唉，我自己也难说。我现在是身不由己，甚至明天干什么我也说不清。”
  “哦，”徐向前笑了笑：“连你自己都说不清，别人就更说不清了。华主席，我看你大可不必杞人忧天。一切顺应潮流罢了。”
    华国锋听了，像一个小男孩那样呲牙咧嘴地笑了笑：“徐帅，我们都是山西人，你看出来了吗?山西人实际上很老实，重感情、讲义气、能够委曲求全……”
  “那也不一定，那里也有好人，也有不好的人，什么事情也不能绝对化。”
  “那是，那是。”华国锋吞吞吐吐，并没有把要讲的心里话讲出来，也没有从徐向前嘴里听到他想要听的话。
   双方沉默了几分钟。在这段时间里，两人都心事重重地端起茶杯喝茶，时而相互凝视一下对方的面孔叹口气。
  “你说叶帅这个人怎么样?”华国锋突然改变话题，问道。
   徐向前一怔，马上说：“你看呢?”
   “你看他有点出尔反尔了吗?”徐向前反问一句，接着便哈哈大笑起来：“我劝你再不要想入非非了，那样一点用处都没有，只会给自己找些烦恼，甚至招祸!”
    华国锋的思维显然不在固定的一点上停留，而是像一匹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上那样。过了一会儿，他又问：“许多文章中，都提到一九三五年九月，毛主席和张国焘围绕着究竟是南下川康还是北上抗日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张国焘不听中央的决策，竟然背着中央，给陈昌浩发布密令，要他们就率军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要武力解决毛主席。是叶剑英看到电报后，跑到毛主席驻地，把它交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当机立断，马上率军北上，离开了险境。现在，我又听到不少说法，认为没有任何证据或文件证明张国焘曾有过那样的密电。徐帅，你那时是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到底有没有那个密电啊?”
    徐向前也感到很奇怪，党中央主席的思想又跑到这里来了。他沉思了片刻，说：“反正那个电报我是没有看见过?在给张国焘处分的所有文件中，都没有指控过他的这种罪行，而这条罪证可是最有说服力的啊！”
　  “那么，叶帅为什么要编造这条假象呢?”
  “他和你谈到这件事吗?”
  “谈过多次。”
   徐向前显然对此有了兴趣，转过身来，关心地说“你给我讲讲，他是怎么说的。”
  “那是粉碎 [ 四人帮 ]不久的一天，我俩在一次谈话中，他对我说：'要不是我向毛主席揭发了张国焘，也许就没有今天。毛主席多次提到我的这件事。一九三七年三月，在延安党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谈到长征中左路军和右路军问题时说，叶剑英同志将那个电报拿来给我看，我们便单独北上。因为这个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的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叶帅还说：一直到建国后，毛主席对我的这一点始终念念不忘，多次提到此事，说我是[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嘛。有一次，他摸着自己的脑袋，对人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叶帅提到这些时，连我也怀疑，毛主席会说那样的话吗?我怎么没有听到?”
     徐向前说：“我不知是他记错了，还是故意要这么说，反正我是没有听见过那些话。当然，张国焘不是个好东西，他认为自己人多枪多，想取代中央，取代毛主席。但究竟有没有具体事，还要靠证据来说话。”
   华国锋也笑了：“对!他们不是一直在讲实事求是嘛，今后我就要处处事事给他来个实事求是！”
   徐向前问：“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
   华国锋说：“政治局常委会上，大家让我多接触些国际问题。小平对我说：[
    你是党和国家的代表，不熟悉国际事务不行。今后你把重心放在国际上，国内的问题，党内的问题，让耀邦、紫阳他们来干。] ”
  “那么，你对国际问题又有些什么想法?”
    华国锋说：“八十年代的国际形势将是更加动荡、更加紧张。苏联入侵阿富汗，说明它已把'有限主权论’，从它的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扩大到了一个第三世界的不结盟的伊斯兰国家，这是苏联霸权主义彻底的大暴露，它教育了全世界，让大家更看透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真面目。这次在联合国紧急特别会议的投票表决证明了这一点……”
   华国锋夸夸其谈这一番高论时，徐向前反而对他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其实，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和令人难以捉摸的巧妙之处。就在华国锋和徐向前进行密谈时，又一对山西籍的老政治家也在谈话，他们的水平无论从哪一角度衡量，都是上乘一流的。
    彭真和薄一波自从重新工作以来，一直忙于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重要问题。按照邓小平给他们的分工，前者重点抓法制建设，后者则是协助胡耀邦抓党务。他们虽然都是山西人，但对华国锋、陈永贵这些人没有一点好感，而且充满了愤恨之情。他们对华国锋迟迟不给予自己平反而耿耿于怀。
  “你看出来了吗？"薄一波对彭真说：“华国锋抛弃汪东兴等四人，其实是为了保全他自己。他还想继续过去 [ 左 ]的那一套，搞他的专制主义。中国几千年来封建主义的残余极重，人们看重正统，所以……”
    “所以要把民主和法制放在国家的重要地位。”彭真点点头：“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使人民体会到了民主与法制是国家的支柱。没有这两根支柱，社会主义的大厦就要倾塌。有了这两条，不管是华国锋也好，还是其他人也好；都得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就是想搞独裁专制也难了。”
  “不过，这个人靠不住。”薄一波说：“有他在台上，过去 [ 左 ]的那一套迟早会露头。因为这个人的经历和言论，都和过去的极左事件和路线紧紧相连。即使他只字不讲，那些人也会把他当成一面旗帜的。所以我想，还是采取法律化的程序，尽早地解决隐患比较好。”
    彭真想了想说：“这个问题，不仅是我们在想，而且小平、陈云、叶帅、先念等同志都在思考，耀邦为此已经作了不少文章了。我国封建主义的历史很长，而又没有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阶段。三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百多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造成了经济、文化的极端落后。直到今天，还保留着这种痕迹。在这种情况下，专制主义、家长作风等封建主义的东西，很容易发生。所以中央在陈云、耀邦等同志的亲自主持下，才要搞《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这样，我们今后的斗争就有了合法化的依据。”
  “我看下一步的目标该开始了。”
   “不要看急，先稳住局势。这也和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一样，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先夺中小城市，最后再夺中心城市和大城市。”
   薄一波笑道：“看来，你也学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本来并不错，是被林彪、 [ 四人帮 ]他们给搞坏了。”彭真微笑着说：“现在我们就用毛主席的一套来对付他们，也让他们尝尝滋味。不过，话还是说回来了，毛主席还总算有远见，没有把事情作绝，不然，哪里会有眼下这个局面呢！”，
    进入八十年代的头一个冬季，邓小平就对热衷于西单民主墙，搞那些“要民主，要人权，要自由”的所谓民主人士沉下了脸，掀起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运动。
    一霎时，数以百计的人被以种种罪名拘捕了。北京公安局和各分局紧急出动，捣毁了数十起地下刊物和地下组织的窝点。这意味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正在出现富有戏剧性的转变。
    一九八零年一月十六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他说：“现在有一些社会思翱，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中的思潮，需要认真注意。例如去年'西单墙’的许多东西，能说它生动活泼?如果让它无限制地搞下去，会出现什么事情?世界上的例子有的是，中国的例子也有的是。不要以为这样搞就不会出乱子，可以掉以轻心。少数人可以破坏我们的大事。所以生动活泼和安定团结如果发生矛盾，只有在不妨碍安定团结的条件下实现生动活泼，才能让大家有秩序地前进……”
   邓小平推开桌子面前的茶杯，神态非常严厉：“我们已经说过，现在还有不安定的因素。 [ 四人帮 ]组织上和思想的残余还在。还有同外国势力和台湾特务机关联系进行地下活动的反革命分子。
   还有公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所谓 [ 民主派 ]，以及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对这些人也不能低估他们。他们那个旗帜是相当鲜明的。尽管有时也说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实质上是要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这批人，其真实思想就是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大陆不如台湾。尽管这几种人的性质不同。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下，他们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成为一股破坏势力，可以造成不小的动乱和损失，这种情况去年就发生过，今后还可能发生。现在还有少数地方、少数同志对这些人手软。一部分地方对这些人采取措施很不得力，下不了手。我们最近采取了一些措施，对犯罪分子打击一下。但还只是初步收获，还要对各种犯罪分子继续坚决打击，努力保障和巩固健全的、安定的社会秩序……”
    在谈到有些共产党员、干部支持所谓非法刊物时，他说：“举例说，有些秘密刊物印得那么漂亮，哪儿来的纸?哪个印刷厂印的?他们那些人总没有印刷厂吧。印这些东西的印刷厂里面有没有共产党员?支持那些活动的有一些就是共产党员，甚至于还是不小的干部。对这些党员要讲清楚，他们的立场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立即彻底改正，就必须受到党的纪律处分……”
    二月七日，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三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委员在会议一开始，就学习和讨论了邓小平的那篇讲话。强调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坚决服从党中央的统一领导，消除各种不安定因素。
    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彭真神情显得激动：“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的看法，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不能用 大鸣大放 ] 的做法。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 [ 四大 ]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所以，可以把它取消。”
   韦国清接着说：“能写上也就能把它取消。”
    谭震林说：“我现在一见那些大字报、大标语就头疼，就好像又看见了文化大革命。那场动乱，没有给我留下一点点好印象，我对此愤恨不已。”
   赛福鼎突然冒了句：“对什么事也要一分为二嘛，不能肯定一切，也不能否定一切。”
    “我看，对那场文化大革命就必须全面否定，一点好处也没有，”谭震林斩钉截铁地说：“不把它彻底否定就给它留下了隐患，就会造成动乱的后果。”
    乌兰夫也说：“现在对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的动乱，都要统统取缔，统统制止，对那些至今还搞派性的人，要毫不姑息地撤换下去，不能给他们半点自由。”
   这么一来，这次人大常委会很快达到了共识，一个大规模的以整顿社会治安为名义，重点取缔非法组织的措施和决议一个一个地出来了。
   二月十六日，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春节。
    大年三十，华国锋邀请部分科学家座谈，围绕“到本世纪末我国现代化要达到什么水平，什么目的?”的中心，让参加座谈的人们畅所欲言，发表看法。
    但是，很明显，华国锋这个举动同样是个姿态。名为座谈，实际上还是想让大家听他的。许多有远见的科学家提出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学习外国先进的管理经验，进一步改革开放，扩大对外交流的一系列主张，华国锋便沉不住气了。
    华国锋又开始滔滔不绝：“与外国交流先进科学技术，这对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很重要，闭关自守是不行的。但是，我们的立足点还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如果抛开我们现有的基础，完全依赖从国外引先进科学技术，我们是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
   对这些新、老科学家来说，华国锋的讲话依然是老生常谈，没有任何新措施，说了等于白说。这点使他们很失望。
    连续两天，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和首都党政军民三万人举行盛大联欢晚会，欢度春节；又参加了中共中央统战部举办的茶话会。他们努力表现出一副中央政治局空前团结的姿态。以稳定局势。
    华国锋还单独召开同农业科学家的座谈会，他除了强调那个“在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新历史时期的总路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索，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老调子外，还引人注意地对农业问题作了指示：“要加快农业建设的速度，必须抓住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这一环，中国地域辽阔，情况复杂，要搞好农业生产，必须因地制宜，对不同地区要有不同要求。”
    人们很敏感发现，这位党政军的第一把手再也不提喊了近二十年的“农业学大寨”了。而且，消息灵通人士都已知道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犯上严重错误，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正销声匿迹。只是大家还不敢怀疑，他们的错误同正频繁出现在电视和报纸上的华国锋有什么关系。而他，也想洗刷他和他们的牵连。这点，恰恰是邓小平这位精明的政治家所需要的。
     
   四十六、刘少奇平反获批准 凡是派下台成定局

    二月二十三日，中共第十一届五中全会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举行了预备会议。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及其支持者都知道，如果他们提出的各项议程获得通过的话，就离最终取得彻底胜利的目标不远了。就是华国锋和其他的人物也都同样意识到这一点，只是希望他们依然保留自己的位置，哪怕作个门面也在所不惜。
　　开幕的这一天，《人民日报》特意报道了“内蒙古新发现一个大油田”的消息，同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法规，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掩盖会议的顺利召开。当到会的中央委员二百零一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一十八人都同意会议的各项议程，并进行了分组表决后，会议才正式开始了。
　　第二天，叶剑英就会议要讨论成立书记处的问题发表专题讲话。
    他说“我同意成立书记处的决议，也同意决议中提出的书记处的职权范围。虽然我觉得职权范围小了一点，但目前只能如此。中央书记处，我考虑就是准备接中央的班的。书记处的特点之一就是比较年轻。老年人的今天，就中年人的明天……”
    华国锋只觉得两耳轰鸣起来，眼睛也出现了一种模糊感。他的话说得那么明确，书记处就是接中央的班，莫非中央总书记就是要接我这个中央主席的班?我比胡耀邦还要小六岁，究竟谁年轻?这种暗示和预计都会令人实在无法容忍，而且完全不能自圆其说。
　　“按照列宁的学说，党的领袖是一个集体，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的同志组成的。”叶剑英回头扫了坐在身旁的华国锋一眼，那神情好像他的这番话是专对华国锋一个人说的似的：“我们讲中央书记处接班，是接集体的班，而不是接哪一个人的班。这个问题，斯大林没有解决，他只看上个马林科夫，但很快就被赫鲁晓夫篡权。我们党'八大’以后成立以邓小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书记处，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搞了一个'中央文革’，把书记处忘掉了，我们党虽然在理论上提出了接班人的问题，但在实践中也没有解决好。毛主席他老人家对集体的交班，接班问题考虑得少，而是侧重于个人的交班、接班，'九大’把林彪当接班人写进了党章，林彪摔死了，又提出王洪文为接班人。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失败的，这个教训我们要牢牢记住。”
　　这番话说得很含蓄，但作用是很清楚的，既然毛泽东侧重个人交班，而且林彪、王洪文这两个接班人都选错了，那么最后这位华国锋能对么?
    华国锋觉得自己的心头隐隐作疼，坐在那里，脸上火烧似的，热辣辣得难受。但他还是忍受着：若无其事地摆出一副悠闲的样子，干脆装糊涂到底吧。
显然，叶剑英的讲话并不只是代表他自己，而是和那几个老政治家们商量过的，那里面的词句字斟句酌，完全考虑到了将来的措施。
    “书记处是党中央的书记处，不是中央政治局的书记处，也不是中央常委的书记处，书记处处于第一线，中央常委、政治局处于第二线，这样做，除了有利于解决接班人问题外，好处很多：(一)可以使中央政治局和常委同志集中精力，研究国际国内大事，更好地解决国内外的重大问题，使中央工作更加主动，更加有预见性。(二)中央领导同志能有更多时间更多机会下去同地方接触。(三)便于中央科学分工，抽出一些领导同志们到外国参观学习，把外国的经验当作一面镜子照照自己，更好地知己知彼，领导四化建设，在经济上、文化上较快地赶上和超过发达的国家……”
    华国锋想，这一套都是毛泽东所否决了的!当初毛泽东也有这样的善良愿望，把常委分为一线、二线。设立了书记处，但是，很快刘少奇、邓小平就利用这个合法的组织措施架空了毛泽东，使党中央主席连召集、出席一次会议的机会都没有了。要不是毛泽东以罕见的气魄和胆略采取重大措施，包括发动文化大革命夺权，毛泽东也早就丢权靠边站，顶多能成个无害的、不起作用的摆设品，就像自己这样。这时，他觉得胸闷堵得慌，不由得伸直脖子长吁一口气。
    叶剑英又说：“任何时候，都不能夸大个人的作用，不能个人说了算，要看到，像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大党，即使是天才，如果突出个人，独断专行，他就一定要犯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危害。在这方面，我们党是有惨痛教训的……”
这是在暗指毛泽东，也是给自己敲警钟。
    华国锋不是傻瓜，这一段来，叶剑英显然是和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这些人完全站在一起的。只是此人不是处处露面，不是积极冲在前头罢了。他就像一个深藏在云雾之中的老道，轻易不出来，只是在关键时刻指指点点，为他们摇动一下进攻的旗帜而巳。“大智若愚”这句话，对他来说真是有着点睛之妙!
会后，叶剑英专门提出要和华国锋个别谈话，华国锋屈尊而去，坐到了他的对面，就像学生向先生讨教似地先问了几声好。
    “好，好，我的身体还说得过去。”叶剑英连声说：“关于书记处人选的事，我担心你想不通，所以特意和你谈一谈。你看这十二名候选人怎么样啊?”
    华国锋笑着说：“叶帅，我一向非常尊重你，对你提的任何意见我都没有持过异议，我只是想提醒您，这十二名候选人中的年龄，没有一个比我小的，都比我大。”
    叶刽英哈哈大笑了：“是哟，是哟，这十二名人选，我和小平、陈云、先念都反复考虑了，他们比我们小。比你都大，正可以帮助你处理好日常工作，使你腾出足够的时间学习提高嘛。比如耀邦、紫阳，他们一党一政，都是你很好的左右手，都能为你独当一面。”
    华国锋心情稍微平静了些，不怎么像刚才那样烦躁了。私下里，他甚至开始在怀疑自己是否有点太过敏。现在看上去，无论邓小平还是叶剑英和陈云，都对自己表现出少有的热情，大概也是为了换取自己在会议桌上对他们提供关键性支持吧！但现在汪东兴等已经没有出席这两天的会议，政治局的人多数都在投靠邓小平他们，他们正牢固的掌握和扩大在中央全会上的多数票，他不得不为此而忍气吞气。
“我对这些候选人不会有太多的意见，实际他们都在中央主持着一两个重要部门，成立起书记处也便于贯彻中央的精神。”
    “对，你大可不必为此担心。”叶剑英说：“共产党不同于其他政党，从来就是依靠集体的智慧和经验，个人不过是集体的一员，个人的作用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拿书记处来说，所有成员都是平等的关系，都只有一票，要互相支持，互相谅解，识大体，顾大局，和衷共济，同心同德。我的这些话，同样适合于我们的常委会和政治局。”
“你放心，我会很好地服从中央的决议和党的纪律的，只是对个别人选我还有保留性的看法……”
    “那无伤大雅。”叶剑英轻轻弹着桌子说：“个别成员不合适，将来都可以调整嘛。不过，我看这里的成员，哪个也比吴德、纪登奎，汪东兴这些人强嘛。起码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跟林彪，'四人帮’搞到一起。这一点最重要，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党的今后啊!”
华国锋不好再说什么了。
　　中央全会的分组讨论并不都是文质彬彬的泛泛而谈，许多人在一些问题上都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许世友在骂起那几个辞职的人来，不乏一些庸俗下流词语。只有爱吹毛求疵的陈永贵在讲话时有所约束，尽管他的语调是酸溜溜的，他和他的支持者对于每一个问题都想竭尽全力地抗争。
　　华国锋感到不安了。这回轮到他主动地把陈永贵叫到自己家里，推心置腹地劝他要识时务，不要走得太远了。
　　“永贵同志，你再不能坚持过去的那一系列主张了。”华国锋诚恳地说：“汪东兴他们硬碰硬顶，邓小平他们已经逼他们下台了。如果你们也离开政治局，那我就更是光杆司令了。”
　　“华主席，难怪汪东兴跟我说，华主席要是连我们这些人都保不住，那他自身也是难保的。”
　　“所以，我们只有让步。”华国锋说：“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让步。”
　　陈永贵哼了一声：“现在还谈什么四项原则，我看他们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农村已经完全资本主义化了。”
    华国锋迟疑地说：“不能那样一概而论吧。据统计，去年全国粮食和油料、棉花、猪、牛、羊，禽蛋，蜂蜜、水果等都全面增了产嘛。全国粮食征购量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一百零三亿斤，超额完成了任务呀。”
　　“华主席，那只是现象。”陈永贵大声说：“现在，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正在走向崩溃，农村社员们个个想的是发家致富，根本不考虑国家和集体，人心已经乱了。就拿山西和昔阳来说吧，许多地方和大队也顶不住从上到下的压力，正在向资本主义道路上走。”
　　“永贵同志，这话今后再不能讲了。”
　　“可我讲的都是实话呀。”
　　“是实话也不能再讲了。”华国锋很严肃地说：“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服从大局。现在的大局就是安定团结。没有这一点，什么也谈不到了。中央既然已经这么定了，依靠你、我的力量绝对拉不回来的。如果我们还像当初那样固执己见，只能作无谓的牺牲损失。怪我保不住拥护我的同志，是的，我已经力不从心了，永贵同志，我说句心里话，就连我自己，能不能保住还悬着里。”
　　陈永贵的心猛地颤抖着，瞪着眼睛任凭泪水往下流，往下流。
　　全会讨论过程中，最热烈的问题莫过于给刘少奇平反和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人的辞职了。与会者纷纷发言，其踊跃程度是历次会议中少有的。
　　许世友专门找到了陈锡联，拍着他的肩膀吼道：“你这位老兄，中央表态就表态嘛，为啥要和大多数人唱反调呢？革命干的好好的辞什么职?”
“你以为我愿意?”陈锡联一脸懊丧相：“不辞不行啊!辞职实际上也是党中央的决定。”
“你看看，你看看。”许世友压低声音说：“当初你跳得那么高时，我就跟你说过，现在是非常年头，不要乱跟人。”
“跟华主席还能错了?”
“他?我看他是猴子屁股坐不住。”许世友神秘地说：“我叫人给他看过相，他不是什么真龙天子，他只是个门面皇帝，顶多也是三、五年的事。”
“你就会开玩笑。”
    “骗你我是王八！”许世友挺认真地说：“华国锋这种主还能在政界混？一到顶马上就是大滑坡，这一滑就滑到沟底了。我看你还是急刹车，马上给小平同志写个检查，承认一下错误，也许还会站出来，或者这一次就不辞职了。”
　　陈锡联苦笑了一声：“晚喽，一切都晚喽。不过我并不后悔。作为一个深受党的教育和毛主席教海几十年的干部，我很满足，总算我没有丢掉毛主席的这面旗帜。这一点，就是到了九泉之下，我也安心些。”
　　“你，太死心眼了。”
　　“老兄，我没想到你这样的七尺汉子，竟在今天的场合说出了这么多的失败论调。”
　　“这也都是事实。”
　　陈锡联搂起许世友的肩膀说：“看来，我这个人还是没有远见，今后要派你来代理我，我一定要好好向你学习。”
    “什么屁话，我还能取代你?你放心吧，绝对不会！”许世友说：“不过，你这样把权力拱手送人，我看是一种怯弱的表现吧。好了，我们今天不说那么多了。你看什么时候我们到你府上拜访去!”
    这次会议对华国锋来说，却是非常轻松的，许多文件的起草和修订，基本上无需他多过问和插手，而他也懒得多过问，放手让胡耀邦等人去干。但是，大量的外事活动的材料和报告如同雪片似的向他堆积而来，有些外宾也得他出面接待，这样一来他便在深更半夜从床上拖了出来，被带上轿车直驶人民大会堂。
　　那天，正是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政府副总理兼外交和国际经济合部部长科尔内尔·布尔劳卡率领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代表团访华时，本来应由邓小平或李先念出面接待他们，但是推给了华国锋。看来，华国锋正是求之不得的。
　　不管在党内他是多么不顺心，但在外宾面前他笑容满面，完全是一副无拘无束的乐天派神态。
　　“我们对自一九七八年我同齐奥塞斯库同志会谈以来，中罗两党，两国关系的发展感到满意。”华国锋说：“请你转达我对罗马尼亚党和政府及齐奥塞斯库本人的问候。”
　　“主席阁下，近闻国外对中国党有了种种传闻，请问您是否能够证实一下他们的种种说法是否真实?”
　　“敌人的造谣习以为常，请罗马尼亚同志大可不必信以为真。”华国锋说：“国外猜测中国党分这个派，那个派，其实都是无稽之谈，我们只有一派，那就是中国人民派！”
　　“那好，那我们就放心了。”
    “请您转告齐奥塞斯厍同志，我们党的最高层是团结的，政局是巩固的。可以说中国党的这一届中央委员会，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届中央领导班子。”
就在华国锋同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谈话的两天后，中共第十一届五中全会的公报发表，公报指出：
    “……五中全会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位同志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四位同志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为刘少奇同志平反，严肃而又恰当地处理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反映了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愿望。全会要求各级党组织，本着这一精神，积极负责地继续解决类似的尚未解决或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井教育党员和群众，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紧密团结，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前途努力奋斗……”
　　即将离京的罗马尼亚客人看到公报后，不禁对华国锋同他们的谈话产生了怀疑：究竟是这位中国党的主席对他们有所保密，还是他已对中国政局失去了控制?
　　华国锋显然不想在人民面前造成这样的影响或认识，因而显得有些蹩脚和可笑。
　　就在五中全会召开期间，中共中央又于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举行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座谈会。
　　华国锋在二十四日上午，代表中共中央就五中全会的各项议程作了说明，并征求意见。
　　华国锋以当家人的口吻说：“文化大革命前，党有个很好的传统，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与党外同志协商讨论，以便集思广益，把事情办好。粉碎'四人帮’后，党恢复了这个传统。我们为了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必须努力吸收那些能够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具有独立工作能力而又年富力强的同志，参加领导工作。所以，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让胡耀邦、赵紫阳二同志进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我们还决定恢复党的八大所决定的并在十年间证明是必要和有效的制度，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日常机构，打算让胡耀邦为中央总书记，由赵紫阳、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姚依林、彭冲等十一位同志组成中央书记处。”
　　这时，史良提问了：“请问华主席，中央全会能够通过或选上这些人吗?”
　　“没多大问题，我们已经作了充分工作。”
　　“那么，党的全会是否真正的民主?”
　　“那是当然的。”
    “那为什么直抒自己意见的汪东兴等四人要被迫辞职?坚持发表自己的意见同撤换不执行三中全会路线的干部是否矛盾?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同汪东兴等四人辞职又是否相称?”
    华国锋这时打着哈欠说：“不矛盾，他们四个人的错误不仅仅是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了不同意见，而是在历史上就犯有错误，这点我想大家都心中有数。”
又有几个民主党派的成员很直率地问道：“请问华主席，您是否在刘少奇问题上犯过错误?”
　　华国锋脸一红，稍有不悦地说：“这不仅是我，而且整个党都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他从随同的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手中接过一个本本，照本宣科地念道：“为刘少奇同志平反，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严肃认真、光明磊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表明党决心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贯彻在党的全部实际活动中的坚定不移的原则立场，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了令人痛心的严重错误。这个错误被反革命阴谋家林彪、'四人帮’一伙所利用，造成了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恶果，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党中央清算了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清算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同时对林彪、'四人帮’一伙所制造的一系列冤假错案，都一一进行平反。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不仅是为了刘少奇同志个人，而且是为了使党和人民永远记取这个沉痛的教训，用一切努力来维护、巩固、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使类似刘少奇同志和其他许多党内外同志的冤案永远不致重演，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这就是我对大家的回答。”
　　直到公报发表后，参加这次座谈的一些精细的人发现，华国锋讲的，正是五中全会公报上的话，基本上一个字都没变。
　　这，大概就是华国锋坚决服从中央决议，保留个人意见的一个注脚吧。

    四十七、华汪空谈误战机 众人议定换总理

　　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机要都是具有毕生经验的高级公务人员，必要时可以让他们知道中央的最高机密；他们必须是这样的，他们经手处理那些可以使政治局成员倒台的信息和材料就像家常便饭一样。但是他们绝对不能向任何有关的人泄露。所以，有许多这个部门发生的事，或许海外都传遍了，但那个部门可能一无所知。
　　全会即将进入选举和表决时，胡耀邦前来请示华国锋：“最后这几天的会议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应不应该参加?”
　　“我看应该。小平他们的意见呢?”
　　“我还没有征求他的意见。”胡耀邦显然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华国锋。其实，他已经和其他几位副主席都达成了共识，不准备让这四个人参加最后的表决。
　　华国锋说：“那样不好吧，我们并没有把这些人的中央委员资格取消呀。中央委员是代表大会直接选举出来，不让人家参加他们心服吗？”
　　邓小平听了胡耀邦的汇报，表情冷漠地说：“那就让他们参加吧，无非他们来了不投我们的票嘛。我就不相信我们的选举过不了半数。”
　　尽管中央办公厅给汪东兴等人发出通知，但除了陈锡联外，其他三个人都请了病假，拒绝了对几个决议和文件的表决。
　　华国锋用怀疑的目光看了两遍关于汪东兴生病的纸片。他第一次陷入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对自己助手的怜悯之中。过去他不记得对任何犯错误的人产生过什么同情。汪东兴与其说是犯有错误的罪人，不如说他才是一个真正坚持毛泽东路线的英雄，华国锋心里想。
　　全会结束后，他调了一部车，专程赶到汪东兴家里来看望他。
　　汪东兴并没有表现过多的热情，他显得闷闷不乐，头上的白发好像突然增加了许多，脸上、额上的皱纹也突出地醒目了。
　　“身体不适了？”华国锋问。
　　“主要是生气所致，血压总是降不下来。”
　　“莫要激动，过几年也许会好的，形势会有转机的。”
　　“几个决议全部通过了吧?”
　　“全部通过了，当然有不少人投了反对票，但正如你预料的，我们根本扭不过乾坤来。”
　　汪东兴苦笑了：“晚喽！当初该扭转的时候你不扭，到现在一切都晚了，真可惜，我们辛辛苦苦栽出来的桃子，到成熟季节时却吃不上了，被人家摘走了。”
　　“想开些，不要过分伤心，花开自有花落日，蓄芳待来年嘛。这是一位同志捎给我的一句话，我把它再送给你吧。”
　　“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走一步算一步吧。”
　　“你要有所准备，邓小平并不会到此止步的，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使你下台，好完成他们清洗得一干二净的天下。”
　　“会这样吗?”
　　“哼，君子眼里有小人，小人目内无君子。这句话，我算服了，所以，我对我自己的遭遇倒无所谓了，担心的是你！”
　　“可是，五中全会决定提前召开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了，他们还敢在大会上把我选下去?未必吧!”
　　“十二大什么时候召开?”
　　“还没有最后确定。”
　　“确定了由你作政治工作报告吗?”
    “还没有。”华国锋不以为然地说：“这些由中央政治局决定。十二大的主要议程是：(一)党的工作报告，(二)中纪委的工作报告(三)修改党章；(四)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长远规划纲要；（五）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名额为一千六百名。按代表人数十分之一的比例选举候补代表，以备选举代表缺额。”
　　汪东兴皱着眉头听完，深思地说：“从表面上看，丝毫没有动你的迹象。但从措施上看，每一条都是冲着你制定的。就像当年毛主席为了对付林彪，也采取了一系列的组织措施。为什么邓小平他扪要取消'四大’?害怕群众，害怕真理的传播。将来好镇压人民的反抗嘛。国为他可以控制宣传舆论工具，但控制不了人民群众中的'四大’武器。他想剥夺人民同修正主义斗争的最后一点自由，华主席啊，你要是看不到这一点，那就……”
　　华国锋感到恐惧了。汪东兴伸手拉住他的手时，发现他正在哆嗦，便安慰地说：“不要怕，我这里绝对安全，不会出问题的。”
　　“不过说话要注意，隔墙有耳啊!”
　　“我已经让人作了彻底检查，我这里的人也绝对可靠，不会有人出卖我的。”华国锋有些焦躁不安了。他似乎后悔贸然来看望汪东兴，总觉得他巳变成了一个危险分子，一个足以能够把自己搞得身败名裂的危险分子。他戴上了他那副茶色眼镜，这样多少可以掩饰一下他那忐忑不安情绪。透过镜片，他郁郁寡欢地凝视着汪东兴。华国锋想离开他，但他提出的那些问题对自己又有着极大的诱惑力，使自己又不能或不愿意离开他。自己愿意存有一线希望，他也许可以为自己出其不意地提供一些好的可行方案。最后，自己拿定主意，听完他讲的全部意见。
　　汪东兴瞪大着眼睛透过桔黄的灯光呆呆地望着华国锋，而华国锋已经从艨胧的灯光下瞥见了他脸上的泪痕。
　　“东兴同志，我想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的，邓小平也只不过是满足把一些老同志解放出来，给他们重新工作的机会。现在他们如愿以偿，该让步的我全都让步了。他还要怎样呢?”
　　“有什么根据?”
　　“这是邓小平亲口跟我说的。”
　　“你就那么相信他?”
　　“他再三说他是不会失言的。”华国锋坦率地说道：“他希望我和他互相帮忙。”
    “那好，我找出来一件东西，我让你看一看也许会对你有些启发。”汪东兴说完起来，走到他的文件柜旁，打开那个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文件夹，递绐华国锋说：“你再仔细看看吧!”
　　华国锋打开文件夹，里面夹着一份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下达的《中共中央文件》第十四号，文件的题目是《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文件里附着一封邓小平于一九七二年八月三十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有这么两段话，汪东兴用红铅笔勾划出来，使华国锋一口气看完了：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在担任总书记工作时，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求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零、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的基本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出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万一……”
华国锋恍恍然好象作了一场梦。他那一只拿文件夹的手无力地垂了下去。
　　“你看到了吧？”汪东兴说：“这才是本来意义上的邓小平。他写检查，不过是个手段，当他用这套手段欺骗了毛主席后，紧跟着就来搞右倾翻案。同样，他在第二次被打倒以后，也给你写信，也是首先来段假检讨，他现在起劲地搞的那些东西，不都是当年他检查中口口声声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玩艺吗？”
　　“这些我都知道了，我也看到了。”华国锋大声说：“但是你说该怎么办呢？”
　　“和他们斗。”
　　“斗得过吗？怎么斗？让他们把我们统统赶下台？那才叫斗吗？”
　　汪东兴一下子哑口无言了。
    华国锋像是一度克服了他对下一步命运的恐惧，不再害怕作为一个什么问题被揭露出来，不再害怕被捕的后果，如果他遭受失败。当他说话的时候，他的声音是相当平稳的了。也仅仅是此时此刻。
    汪东兴好像刚刚知道自己过去是多么幼稚可笑。以为在会上唱唱高调就是坚持原则，就是捍卫毛泽东旗帜哪。现在看来，政治家的成绩是在于他的效果，而不在于他的口号和宣言。
    他站在自己的门口看着华国锋上了轿车离去了。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华国锋请他干的，他都干，他不管是代谁受过，是代毛泽东，还是华国锋，还是他自己，反正他自己已经被赶出了中央政治局，失去了那个最令人兴奋和追求的位置，现在只有他华国锋似乎还在中央的最高交椅上合情合理地稳坐着，但是他已不能保护别人和自己了，除非时局和政局再发生根本的变化。他看了看手表，时针已指到十二点整，该是午夜了。
汪东兴感到腹部的肌肉紧缩一团，神经末梢处于紧张状态了。每当他考虑完一个重大事件而找不到最好的办法或措施时，他都会有这种感觉。
    赵紫阳告别了工作过五个年头并为他嬴得了巨大声誉的四川省，正式到中央工作，从眼下看，他已荣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了中央书记处，等待着他的是灿烂的前程。
　　但是政治前途往往是难以绝对预料的。它好像是由五颜六色光环组织而成的漫长路程，有着诱人的奇香，也有着险象横生的陷阱；有着如花似玉般的美女招手，也有潜伏很深的毒蛇和猛兽的窥测；当那里一片欢声笑浯朝你迎来时，早巳瞄准好你的枪口已经喷火了。你能否胜利？能否衷心得到一切？取决于你的头脑是否敏捷，意志是否刚毅，手段是否得当，本领是否高强……
　　当他接到邓小平的电话召唤时，并不感到奇怪。他甚至连准备都没有准备一下就上了轿车，吩咐司机直达邓小平住地。
　　邓小平在家里和万里、韦国清、还有另一个人打桥牌。他正玩到兴头上，红光满面，精神抖擞，不时地用手帕擦着脸上的汗珠。见赵紫阳进来只是略微点点头：“来了，好，请坐吧，呆一会耀邦同志也来。”
　　正说着，胡耀邦也进来了：“好哇，你们娱乐得正带劲，把我给漏下了。”
　　万里起身让座：“来来，请总书记上阵和小平同志干几盘。”
　　邓小平连忙拉着万里坐下：“不用他，不用他，他是臭牌手，干工作还可以，打桥牌是个永远毕业不了的小学生。”
　　韦国清也让赵紫阳：“请你上来打—阵。”
　　赵紫阳忙摆手；“不行，不行，我和耀邦同志差不多，也是臭牌手，是常输将军。”
　　满桌哄笑。
　　邓小平说：“紫阳同志治邦是高手，打桥牌是低能儿。能文武兼备才行哪。他是我们四川的大救星。短短几年，把我那个多灾多难的家乡改变了面貌，不简单哪。他和纪登奎是同乡，—个要跟极左攀亲。所以我们只好选了紫阳同志了。”
　　众人又是大笑不止。
　　“你们说一说，紫阳同志干什么工作比较合适啊？”邓小平一边打牌一边和人们谈工作，竟毫不分散精神，使胡耀邦、赵紫阳惊讶不已。
　　万里说：“我看让紫阳当国务院总理最合适，别再让华国锋兼着了，他有何德何能胜任三职呢！”
　　胡耀邦说：“万里同志的意见很好，华国锋不能一身兼数职了。其实他过去是把工作交给纪登奎干的。现在应该交给合适的人干，紫阳就最有条件。”
　　邓小平笑了：“看来我们是不谋而合啊。紫阳同志，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觉得我刚到中央，什么情况也不了解。还是熟悉一段时间后再定吧。”赵紫阳说：“要干还是先干副总理。”
　　邓小平连连摇头：“不行不行，我早就和叶剑英同志交换意见，这个总理的人选非你莫属。要不是打算让你挑总理这副担子，还不选你当常委呢。”
    赵紫阳看到了胡耀邦使过来的眼色，马上改了口：“好，既然小平同志信任，我就决不辜负小平同志的信任。接受这副担子干吧。大概还得人大常委会任命吧。”
　　邓小平一边打着牌一边说：“先上政治局会议研究，决定下来后立即上任。然后再上人大常委会追任。下次人大会议，还要讨论取消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关于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这一条。你们看看，我们下一步的工作热闹吧？”
　　“热闹好嘛！”胡耀邦说：“干革命就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如果总是死气沉沉的叫人喘不过气来，还不把人憋死了吗？”
　　邓小平笑道：“耀邦就是爱热闹。”
　　就这么坐了两、三个小时，都是海阔天空般地闲聊漫扯。
　　赵紫阳和胡耀邦渐渐地坐不住了。当他们瞅准邓小平正全神贯注地与万里一睹输赢时，乘势告辞而出。
　　这时，一股新鲜空气扑面而来。赵紫阳如释重负地说：“一件大事就这么定了吗？”
　　“也可以说是定了。”
　　“华主席那里能通过吗？”
　　“他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胡耀邦说，“此事已经由不得他了。”
　　“他已成了空架子了？”
　　“莫非他还想当货真价实了？”
　　“将来怎么给他个结论呢？”
　　“识相点，自动辞职。”胡耀邦说：“不然只能被全会选下去。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不是用这种手段对付过刘少奇吗？我们如法炮制就是了。”
　　赵紫阳说：“这个问题总得上会呀 ！”
　　“你放心，小平同志很快会有安排的。”胡耀邦估计得一点没有错。不出三天，政治局常委会就在怀仁堂小会议室里举行了。那天傍晚七点半，太阳已经落下去了，漂浮在天空中的云彩，正在逐渐改变着颜色，淡灰色的薄雾笼罩了中南海，那里的华灯一下子都亮了。
    华国锋临开会的前两个小时，才由李先念给他讲述了要准备研究的议程。看样子，他很窝火，满脸不情愿的样子，问道：“改变总理要经人大常委会讨论批准，我们这样干合适吗？”
    李先念说：“你别急，不合适我们还可以不动嘛，老同志的意见也是为了使你腾出时间来好学点东西，重点抓全面工作，又没有别的意思，你着什么急？”
　　一直到开会的时候，华国锋的眼睛还是戒备十足地瞅瞅叶剑英，又看看陈云，最后扫了一遍胡耀邦、赵紫阳和邓小平、李先念，以平抑的声调说：“五中全会既然已经定下了许多任务，我们还是分头落实为好，不能老开会，整天埋在会议堆里并不好。”
　　“有些问题总得决定嘛。”邓小平说。
　　“是啊，有些大事不开会怎么能行呢？你是党中央主席，总得听取一下大家的意见嘛。”陈云说。
　　叶剑英说；“五中全会的公报一发表，立刻受到了全党全国的热烈拥护。我看了不少报告，大家都反映中央五中全会开得及时，开得果断，对那四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处理也比较适当，符合安定团结的大局，也体现了党的干部政策。下一步是考虑如何使常委们更好地分工，以便发挥每个同志的作用的问题。我认为华主席不宜再兼任国务院总理，把这个职务让给更合适的同志来担任。”
　　“那么，谁更合适呢？”华国锋问。
　　邓小平马上回答：“我看赵紫阳同志就比较合适。”
    华国锋显然已经有了准备，他冷冷地说：“如果大家一致同意，我没有什么大的意见。不过这总理由人大常务委员会决定吧，对不对？对外我还是名义上的总理，对内由紫阳同志全部负责。这样，工作搞得好与坏，我不再负责任了，也省得人们说三道四。”
　　“这样说话总不合适嘛。”陈云说：“你毕竟还是党的主席，工作大家是分头干，班子里你是班长嘛。党中央主席不宜再兼国家总理，这早已是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为什么毛主席要在五十年代末死活要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就是为党、政分开，腾出主要的精力来学习、来抓中心工作，也就是他常说的国内外大事。现在，常委们都一致希望华主席能尽快熟悉中央和国内外一切大事的决策过程，多积累一些经验，避免走弯路和不犯错误、少犯错误，所以都要尽可能地为你分担些工作。这是好意。”
　　邓小平说：“这的确是好意。”
　　胡耀邦说：“这的确是好意。”
　　胡耀邦说：“自从党的三中会会以来，中央的班子一直实行着分工合作，集体领导的原则，所以各项工作一直进行得不错。我希望华主席还是能和大家继续团结下去……”
　　话语里隐含着另一层意思。
　　华国锋的胸膛里感到了一种痛苦，像是有一只巨大的铁锤在猛击心头。他指头松弛了下来，两手托在桌子上。他喝了两口茶水，稳了稳情绪，睁开眼睛，低沉地说：“请同志们放心，我会和大家很好地团结在一起的，也会很好地遵守党的纪律的。既然大家都是为了一个目标，那么怎好就怎么办吧。”
　　赵紫阳暂代国务院总理的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但是在对外宣传上，华国锋依然是总理。三月九日，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政府总理乔森潘来华访问，华国锋以总理的名义，在耿飚、姬鹏飞副总理的陪同下冒雨到机场迎接。
　　欢迎仪式结束后，华国锋在钓鱼台国宾馆休息时，和姬鹏飞随便聊起来。
　　“你看我担任总理这一段来怎么样？”
　　“很好，你的作风很民主，大家很佩服你。”姬鹏飞说：“当初乔冠华不服气你，在刚刚粉碎了'四人帮’时说过，在你手下当外交部长好比是'陪太子读书’。现在他很后悔，说：'没想到华主席抓治国安邦还有那么多的办法，看来毛主席这个接班人选得对，毛主席的确有眼力。’连乔冠华都佩服了，这说明你的确得人心。”
　　华国锋苦笑一声：“唉，说什么话的人都有，由他们去吧。对了，过一段我想辞去国务院总理的职务，你看怎么样？”
　　“为什么要这样？”
　　“为了更好地集中精力抓党的中心工作呀？”
　　“我看不必。你在中央常委中是最年轻的。按照常委的分工原则，你应该在一线抓实际工作，兼任总理，更可以多接触些实际工作，便于积累、总结和实践管理国家的经验。所以，我建议还是兼个五、六年以后再逐步退到二线去。现在书记处的同志的年龄都比你大，这不是好现象，还应多培养—些年轻人嘛。”
　　“你把你的意见整理一下，给我好不好？”
　　“这有什么不可以呢！”
　　在另外一次有外事活动的场合，姬鹏飞把一份他指示写的书面意见交给了华国锋，华国锋很快作了批示，发表在只供中央政治局委员参阅的《情况汇报》上，然后他又亲自去西山找叶剑英。
　　“叶帅，”华国锋殷切地说：“中央这块摊子我想来想去，还得你老人家挂帅呢？”
　　“不行，我老了。我早就要求把我的名字排到邓小平同志后面去，你们不答应。现在，我还是再一次希望，中央能让我退休。”
    “不，不。你老人家还是应该发挥大的作用才好呢。”华国锋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再一次提出应由你来挂帅，你却要让我干，我干了这么三、四年后，有人又不大喜欢我干了，在关键时刻我希望叶帅能帮助我、支持我，没有你当后盾，我非垮掉不可。”
　　“你看你，怎么又讲这个话呢？小平同志不是很支持你吗？有他帮助你当军师，你什么样的困难也能克服得了。我不行了，老了。”叶剑英说：“特别是这一段来，我有明显地苍老之感，手脚也不那么灵便了，记忆力不好使了，所以我一直想往下退。你有事还是多找小平、陈云、先念他们谈为好。”
　　华国锋有点奇怪，为什么叶剑英要摆出这样的姿态呢？
　　“叶帅，选拔接班人，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一蹴而就的。这有一个逐步交接的过程。在书记处这些成员中，我的年龄和他们相比，我是最年轻的。”
　　“是吗？”
　　“是的，所以我一直想，总理这个职务我还是再兼几年比较好，这样对我也是一个锻炼。我的身体总比他们好一些嘛。”
　　叶剑英终于明白他的意思了。华国锋看见他满是寿斑的脸上露出极其复杂的笑容：“华主席，我看不要再变了，常委们已经决定的事何必再推翻呢？将来等我们这些老家伙去见马克思后，中国还不是你们说了算！”
　　华国锋又糊涂了。

    四十八 少奇平反舆论先行 取消四大异口同声

    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象征着一个美好的季节，万物获得了生命的力量，生机勃勃，茁壮成长。当春雨淅淅沥沥的笼罩了北京城区时，人们能够略感残冬的寒意。但那含苞待放的迎春花，毕竟已经吐出了它那特有的奇香，在清新的空气中飘荡着，飘荡着……
按照胡耀邦的精心设计，为刘少奇隆重举行追悼大会的舆论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准备着。
    三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醒目的位置发表了署名为“新华社记者”的文章《工人阶级一位勇敢的战士——刘少奇同志在—九二五年》，并由胡耀邦审定加了编者按，说：“这篇文章以确凿的事实说明，刘少奇同志在上海参加领导了著名的'五卅’运动，对国内外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刘少奇同志是在身患重病，并遭受敌人迫害的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离开上海去长沙养病的；刘少奇同志在长沙被捕后，全国各地各界团体纷纷通电声援，我党又利用上层关系营救保释。邓中夏同志在广州欢迎刘少奇同志的群众集会上说：“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工人阶级最勇敢的一位战士。”
    这是在全国、全世界第一次公开为刘少奇平反的消息，所以引起了人们的普遍重视。三月十六日下午，华国锋会见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聪明正副会长访华团时，古井喜实很有兴趣地向他询问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的情况，并指那张报纸问：“当时的真相是这么回事吗？没有出入吗？”
　　华国锋说：“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重新调查的结果，就是这么回事。我党的五中全会所作出的决定，主要是从组织上保证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会见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和上次相同的位置，又发表了《在反帝斗争中建立功勋——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七年》的长篇文章，编者按又说：“这篇文章以确凿的事实说明，刘少奇等同志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具体领导武汉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同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而英勇的斗争，曾夺回被英帝国主义占领了几十年的'租界’。至于当时湖北省总工会解散工人纠察队和纠察队缴枪等问题，责任在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刘少奇同志在武汉革命斗争的整个期间，从未被捕过；从武汉去庐山养病，党中央是知道的。林彪、江青等一伙诬陷刘少奇同志为'内奸、工贼’，完全是蓄意罗织罪名。”
　　三月十八日下午，华国锋会见卢旺达外交和合作部长恩加访华之前，还在一字—句地看这篇文章，他问随行人员：“编者按是谁写的？”
　　“不知道。”
　　“告诉他们，不要写得太过分了。写的越实事求是，越能赢得人们的同情，过则适得其反。”华国锋摘下眼镜，略显不满地说。
　　三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满洲省委的卓越领导者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九年》的文章，编者按说：“这篇文章以确凿的事实说明，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九年受党中央的派遣，在反动势力十分疯狂、环境十分恶劣的东北，同其他同志一起，发展革命斗争，艰苦卓绝，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期间，刘少奇同志是被捕过，但他始终坚不吐实，反动派的法院只得因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根本不存在投敌叛变的问题。一九三零年四月，满洲党、团省委遭到的大破坏，是由于当时在团省委工作的杜兰亭被捕叛变而造成的，刘少奇那时已由党中央调回到上海工作。林彪、江青等一伙用移花接木、逼供伪造等卑鄙手段，诬陷刘少奇同志是'叛徒’，完全是蓄意栽脏。”
　　连续发表的三篇文章，完全推倒了原来扣在刘少奇头上的“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为此，胡耀邦很得意。
　　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四点多，华国锋按照中央办公厅的安排来到人民大会堂，准备接见出席科协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他们到休息大厅时，胡耀邦已经在那里了。
　　“华主席，关于少奇同志那三篇文章怎么样啊？”胡耀邦问。
　　华国锋应付道；“好，好，很好！”
    “林彪、'四人帮’控制舆论大权，批了少奇同志整整十多年，发表了数以几百万、几千万篇文章，我们只用了三篇文章就把他们彻底打倒了。”胡耀邦兴奋地说。
　　哼，要不是中央的权力发生变化，你们三篇文章顶个屁！华国锋心里愤然不平地骂道，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臭的可以说成香的，黑的可以说成白的，这里面的奥秘实在难以说得清啊！
　　其实，华国锋心里完全清楚，给刘少奇戴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的，正是毛泽东。
　　那还是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毛泽东约见华国锋，听他汇报关于湖南省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毛泽东几次提到了刘少奇；“我那位对头在湖南臭不臭啊?”
　　华国锋说：“早已批得臭不可闻。湖南人民决心把刘少奇打翻在地，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毛泽东说：“刘少奇不是我们人为地能够批倒的。历史上几次被捕，出来得都不那么光明，向敌人求活命，就是我们所说的叛徒啊!以后钻进共产党内，充当内奸、工贼。他的情况，过去我们都不晓得，是广大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揭发出来的。”
    “真是不揭不知道，一揭吓一跳。”华国锋说：“刘少奇钻进党内隐瞒了这么多年。所以这次文化大革命实在是挽救了我们党，挽救了我们的国家。”
想到这些，华国锋头上汗珠忍不住冒了出来。
他们正说着，邓小平、彭真等人也陆续来了。胡耀邦问道：“正好小平和华主席都在，你们看少奇同志的追悼大会什么时候开比较好呀？”
    “莫慌，莫慌，”邓小平笑着摆手：“现在舆论还没有造成声势嘛。继续发表一些拨乱反正的文章，先分清是非嘛。追悼大会不过是个形式，而我们的根本问题是要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让大家都看清林彪、'四人帮’的本质嘛。”
    于是，从四月份起，《人民日报》和其他报刊继续发表为刘少奇辩白的文章。其中《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不容混淆》、《重读刘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薄一波写的回忆刘少奇在一九三六年批准出狱的文章《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等文章都起了重要作用。
四月上旬，在研究讨论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议题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胡耀邦又提出了为刘少奇隆重举行追悼大会的问题。
华国锋说：“追悼大会只按一般规格就行了，不必再下半旗，像刚刚死去的国家元首那样，因为这毕竟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嘛。”
　　邓小平马上说：“不行，一切按国家元首逝世后的待遇搞。要组成最高规格的治丧委员，地点选择在人民大会堂，其气势要和周总理的规模一样。我们既为少奇同志平反，就要拿出真正的大气势来嘛。”
　　陈云、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都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华国锋只好收回自己的看法。
　　“悼词由谁来致好呢?”胡耀邦又向。
    按理应该由华国锋致，他是中共中央主席，无论从地位和影响，由他出面都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他很想推掉这份殊荣，主动地提出：“我看这个会议应由剑英主持，小平致词。他是国家主席嘛，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主持大会完全是最高级别的。”
　　陈云看出了华国锋的用意，就说：“少奇同志还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嘛。由你主持追悼大会最合适。至于悼词，我倒同意华主席的意见，就由小平同志来致。你这个当年少奇司令部里的副帅给主帅致词，情理上也说得过去嘛，对不对?”
　　最后这几句开玩笑的话，把刚才的不悦气氛为之一扫，几位常委的发言又都活跃起来了。
　　“我主张再写一篇《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论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文章。”胡耀邦说：“彻底批判和消除人们中好像刘少奇平反，就是否定毛主席的。”
　　常委们一致赞成。
    唯有华国锋心里觉得好笑：“他们明明是在否定毛泽东，还偏偏要打出毛泽东的旗帜，这还不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吗？”他想好好地大笑一顿，但不敢，费了好大的劲才忍住自己。
    就连邓小平也没有估计到：他关于取消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关于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的建议，会在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受到了一致的响应。
    四月八日下午，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史良、阿沛·阿旺晋美等人一进休息室，早已恭候在那里有叶剑英、聂荣臻、乌兰夫、韦国清、彭真、谭震林、李井泉等人都站起来迎接，向早已杜门谢客、在家静养的一代巾国领袖宋庆龄问候。
“听说要修改宪法，这是大事，我不能不来啊！”
    宋庆龄是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已经八十多岁的高龄，但仍是体态丰盈饱满，面容端庄雅典，身穿短杉旗袍，一举一动都显示着特有的魅力。
    叶剑英说：“取消公民的四大权利，正是为了保护公民们的基本权利啊！早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就有不少代表个别或联名向大会提出关于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这条条文中有关'四大’的提案，在去年年底举行的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上，许多委员在讨论'西单民主墙’时又提出了这条要求。所以，在中共第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我们正式向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建议，希望大家认真审议作出决定。”
　　宋庆龄点点头：“这是大事，应该好好讨论啊!当初在四届人大会议上讨论修改宪法的时候，我就向毛主席提出，应该制定一部科学的、能够使我们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法来作为国家的支柱，不能老是修改，改来改去，都会把人搞糊涂。”
　　彭真说：“是不能随便修改，老是修改根本大法实际上是国家政治不稳定的集中表现嘛。”
　　但是提到大字报这些形式时，许多人大常委都纷纷摇头，认为那不是什么发扬民主的好办法。
　　这并不奇怪。
    许多人大常委会委员，在文化大革命中都遭受过冲击。一夜之间“打倒”、“火烧”的大标语、大字报就像巨雷震耳欲聋般地铺天盖地而来，不是无中生有，就是夸大其词，甚至“揭隐私”、“捕秘密”、怎样耸人听闻，大字报的作者就怎样写。而且大多数的大字报、大标语并不署名，有时写一些“打鬼队”、“捉狗组”等来无踪、去无影的名字，叫你如坠烟雾之中，骤然感到暴雨如注，积水成渠，却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辩解，刹那间一个人的名誉遭到损害，各种污蔑倾盆而渲泻，大多数委员们都有类似的遭遇，所以很快引起了共鸣。
史良说：“前一段，我的孩子一没事就去西单民主墙看大字报，带回来的都是各种各样离奇古怪的传说，我真为他们担心啊!”
这下好了，人大常委会讨论取消宪法中关于'四大’的规定，他们可以充分运用法律的武器来同一些被他们称之为“不三不四的人”展开斗争了。
会议展开正式讨论时，气氛大振，空前的活跃。
    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杨秀峰，不住地理着灰白的头发，引经据典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取消'四大’完全必要，第一、宪法中已经明确写明'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这些规定保证了公民应该享有的民主权利；而'四大’却相反，妨碍了公民应当得到的正当的民主权利……”
    “有人搞了'四大’，我们自己却搞不了'四大’，”彭真插话说：“他们一开头气势汹汹，就把我们和他们的关系搞到了不平等的地位上，这样我们还有什么权利呢?”
    “第二、把'四大’写进宪法中，”杨秀峰说：“使少数坏人在法律上有了可乘之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四大’的旗帜，制造事端，向无产阶级进攻，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坏人以及粉碎'四人帮’之后的魏京生之流就是这样干的……”
“对！魏京生钻的正是'四大’的空子。”
“我发现，凡是别有用心的人都善于利用'四大’，倒是安分守己的人不会利用。”
“阴谋家总是利用此来作文章的!”
与会委员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着。
　　当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杨秀峰仍在发表着他的意见：“第三、把'四大’写进宪法，会使一些人利用来大搞派性，制造混乱，破坏正常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生活秩序和教育科研秩序，不利于四化建设。第四、搞'四大’容易泄露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从文化大革命到'西单墙’，一些坏人正是利用大字报泄露了不少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
　　他一边讲，一边举例子，使不少委员为他所说服，纷纷点头称是。
    胡愈之说：“我看'四大’作为一个整体，从来没有起过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积极作用。从实践上看，它不但不利于发扬民主，而且还破坏了民主。在文化大革命中，'四大’被利用来搞所谓大民主，宪法被践踏，公检法机关被砸烂，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
　　“从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实践上看，'四大’实际上是野心家、阴谋家整好人的工具，是压在全国人民头上的四块石头，四根铁棍子。实践证明，搞'四大’就不可能使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得到保证，”李瑞环也说：“大家忙着搞'四大’，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搞业务、生产，势必使生产受到破坏。林彪、'四人帮’利用'四大’制造派性，天天大吵大闹、大批判、大围攻，就不可能有安定团结。”
　　袁雪芬也说：“我们那个地区，有的人现在还在利用大字报扰乱人心，破坏安定团结搞四化，我们还是应该早点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吧!”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讨论，于四月十六日下午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对各项提案进行表决。
　　会议由彭真主持。
　　宋庆龄等人以“身体不适”为名请了假，没有参加大会。
　　会议以压倒多数的票数通过了建议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公民权利中“四大”的条交的议案。
　　同时，人大常委会任命赵紫阳、万里为国务院副总理，免去纪登奎、陈锡联副总理的职务。并决定，接受吴德辞去本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请求并报全国人大下一次会议追认。
　　邓小平在会议闭幕的当天便详细听到了彭真，韦国清的汇报，他问：“宋庆龄同志对我们的各项议案有什么意见。”
　　彭真说：“她说她尊重大多数委员通过的各项决议。表示不想过多地介入党派之争和政治漩涡。”
　　邓小平笑了笑：“看来不少民主党派都有相同的态度。殊不知我们党内的每一个风波都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利益。”
　　韦国清说：“委员们都对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的辞职表示出极大的关心，当我们详细地介绍了他们所犯的错误，并把他们的检查印发给大家后，委员们也就理解了。”
　　邓小平点点头，松了一口气。
    他想起了陈云今年二月二十四日在五中全会上的一段话，越想越觉得他很有远见。陈云在提到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人辞职时说：“我同意他们提出的辞职。他们检讨的内容是表示一个同志对自己的错误现在的认识程度。他只能认识到这样的程度，不够，就把这个问题记录在案嘛，不要急。我们应该全面地考察一个干部。所谓全面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同志犯了什么错误，
    也应该看到当时他在党内做过什么好事，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还须看到当时党内的整个情况，这些同志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犯的错误。就错误的同志来说，不要自己觉得委屈。我说，应该想一想。想什么问题?想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否可以不犯这样的错误。有的同志看了犯错同志的检讨不满意，可以提批评，被批评的同志应该听批评的意见。但我不赞成对犯错误的同志扭住不放。过去有过这样一个时期，检查没有完没有了，批判没有完没有了，从来都不说可以过关，直到最后会开不下去，大家散会，完不了也只好暂算完了。我不赞成对犯错误的同志扭住不放。这种检讨没有完没有了的情况，我认为不是党的好作风。党接受了他们的辞职以后，在政治上要分配他们做工作、在生活上要照顾他们的需要。”
应该说，陈云的意见还是得人心的。

  四十九、吴德离政坛清闲无聊 少奇追悼会庄严隆重

    吴德辞职以后，就呆在家里，哪儿也没有去。开始很不习惯这种闲散的生活，总觉得很无聊。总想出去走走，拜访一些老同事，老朋友，但他想到了后果，还是忍住了。他懂得“背后活动”的含义是什么，一旦背上了这个名声，他就是浑身是嘴也很难说清了。
他每天看报纸，看文件，看小说，逐渐地有所习惯。他真正尝到了“无官一身轻”的含义。
　　那天，他参加毛主席纪念堂出来后，在广场东侧碰到了一个熟悉的女人身影。他们周围再没有什么行人。他忍不住走到她的跟前，已是四十岁的人了，依然乌黑发亮的头发，戴着一副眼镜，漂亮而又有一种无可言喻的哀伤。她也发现了他，两个人相互凝视了有好几创始钟的时间。
　　确实无话可说，他只说了声她的名字：“李纳！”
　　她后退一步，回报一声：“这不就是吴德吗？”
　　“一晃几年过去了，时间过得真快。这几年你过得怎么样？”
　　“到现在你才想起我来了？我过得怎样你又能怎样呢？你能给我什么帮助？你还是多想想你自己吧！”
　　如同泼了一瓢凉水，吴德呆若木鸡的站在那里，眼看着她远远地离去。是的，在她眼里，他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像夹缝中的人，双方都不信任他，都把他看作异己。这时，也只有这时，他才感受到了政治家的孤独的滋味。四月三十日晚上，吴德孤苦伶仃地坐在家里看电视，屏幕上的那一切至今使他留念。
　　人民大会堂里，正在举行庆祝五一的联欢。
    华国锋由邓小平、彭真、邓颖超，胡耀邦、赵紫阳、王震等人陪同，走进联欢会场时，两旁的观众起立鼓掌，表示他们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景仰之情。唉，人们永远是为在台上掌权的人欢呼鼓掌的，不管是谁只要今朝有权，就会为他大唱赞歌，一旦他从权力的宝座上跌落下来，马上就会变成千夫所指。
他从屏幕上看到了彭真的形象，感慨万千，涌上了一股酸甜苦辣的滋味。
    当初彭真被打倒之后，见了他一副可怜巴巴的表情，连说话都显示出屈从的样子。现在他还是他，谈笑风生，泰然自若，跟华国锋谈话也不是那种拘禁受约束了，而是显得轻松自在。倒是华国锋好像受到了限制，连鼓掌的架子都感到别扭。
    吴德从电视上获悉，叶剑英、李先念二十九日在广州和群众一起参加了庆祝联欢晚会。许世友、李德生也分别在南京、沈阳同群众一起参加庆祝活动。如此详细地报道政治局委员们参加五一纪念活动的消息，与被冷落在一边的他们四个人的下台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无聊的时候，他走到院子里散步。或者抬起头，天上密密麻麻和地上的灯火一样的星星。有时，他发现天上的星星活了，一颗、二颗、三颗，明晃晃、金灿灿地跳动着，好像睁开了快活的眼睛。四颗、五颗、六颗，看他们挤挤挨挨，排成长队，也像怕孤单的样子。此时他又忍不住叹了口气。
　　“首长，华主席来看你了！”
　　“真的?”吴德一跃而起，几乎是一溜小跑地来到他家客厅。华国锋已经脱下外衣，正在客厅里看墙上悬挂着的照片。
　　“华主席，你好!”吴德恭敬地说：“这几天我一直在电视上注意着你的身体，你比以前明显地瘦了。”
　　“有钱难买老来瘦嘛。”
　　“这一段，我总看见你忙。”
　　“政治局常委分工，让我主管外事工作。我又是接见外宾，举行会谈，又要去贝尔格莱德参加铁托同志的葬礼，回来时又视察了吐鲁番盆地，所以工作很紧凑，我自己也感到很累。”
　　“邓小平他们在干什么?”
　　“准备刘少奇同志的追悼会，还要准备起草一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将来六中全会的文件通过。他们的关注点全部放在国内，尤其是军队。”
　　“那是实权啊！”
　　“我何尝不知道呢。但是我毫无办法。”华国锋说：“上个月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我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但韦国清在在时，只提邓小平而不提我。很明显是在排挤我。”
　　“那你打算怎么办？”
　　华国锋说：“我想了很久。觉得还是离不了你们!你们离开中央后，我自己觉得特别孤独，这是一种特别可怕的预兆。”
　　“唉，我们也没办法。”
　　“你能不能也学邓小平他们，给我和中央写个检查，承认你们犯了严重错误，要求重新站出来工作呢?”华国锋突然说。
　　“那能起什么作用呢?”
    华国锋说：“我最近看了不少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叶帅、赵紫阳、胡耀邦、彭真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写的检查。他们那时为了减少损失，写了不少认识自己错误和罪行的话，赵紫阳甚至写道：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批判，这对我是大有好处的，是起了革命的促进作用了。至于邓小平更是口口声声叫嚷'永不翻案’。结果是一上台就翻案。”
    吴德笑了：“这叫什么?”他见华国锋不答话，就自己接着说：“这就是毛主席常常说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他们这样对待党，也在时刻想着别人用这种手段付他们。所以，就算我们的检查写得再好，邓也不会再把我们请政治局去了。”
“到时我可以说话呀!”
　　“到时恐怕你自己也保不住了。”吴德似乎很痛心地说：“如果你的地位能保住，我们就有了希望了。华主席，现在不是为我们考虑的时候，而是我们为你多考虑地时候呵!”
　　这话在华国锋听了，就像天上的惊雷一样响亮。
　　刘少奇的追悼大会定于八零年五月十七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五月十五日刘少奇治丧委员会发表公告，要求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中央国家机关：中国驻外使馆和其他驻外机构，北京市和其他省、市、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学校、等单位，下半旗致哀，停止娱乐活动一天。
　　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上，公布了由党政军群等最高领导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名单和刘少奇的大幅照片。并发表了《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的社论。社论说：“对刘少奇同志作不公正的判断和小正常的处理，是我们党所犯的一项严重错误。刘少奇同志的案件，牵扯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中央在考虑为刘少奇平反时，不能不考虑它的后果。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刘少奇的批判曾经进行得非常广泛，非常持久。刘少奇同志的案件既然是假的。就必须宣布是假的。如果中央明知是假的，由于计较暂时的利害得失，秘而不宣，不予以平反、不予公开平反，那就背离民自己宣布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背离了毛泽东思想，就要失信于全党，失信于全国人民，失信于全世界。中央宁可承担可能由此产生的某些风险，也不能不下决心为刘少奇平反……”
　　这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的思想和立场。
    其实，中国的老百姓早已习惯了根据中央的决定来安排自己的命运。在采取了一系列组织措施和法律手段后，没有多少人会冒着风险来在这些与他们切身利益看来似乎关连不大的问题上说三道四。早在追悼会前不久，《人民日报》和首都其他报刊集中篇幅发表了不少刘少奇的照片，并介绍在文革期间为刘少奇鸣不平的许多群众的事迹，而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震动和不同反响，就是明显的例证。
    到了五月十七日下午，整个天安门广场是罩上了一片哀悼气氛，五星红旗低垂，—万余名参加追悼大会的群众代表和各部门领导，都胸佩白花，臂缠黑纱，缓慢地步入人民大会堂。大概是由于时过境迁的缘故吧，参加追悼会的人们并没有四年前毛泽东、周恩来逝世后那种悲痛欲绝、哭声震天的气氛，不少人若无其事，甚至面带笑容地东张西望，还有些人纯粹是来看热闹的。
　　万人大礼堂的正门口，悬挂黑纱制成的大幅横标，上面写着：“深切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会场主席台正中，安放着刘少奇的大幅遗像。遗像前摆着盖了中国共产党党旗的刘少奇骨灰盒，周围摆满了松柏和长青树。两旁摆放着数以百计的花圈。王光美的花圈，放在骨灰盒的前面。
　　一切就序后，华国锋、邓小平、陈云、宋庆龄、徐向前、聂荣臻、彭真、邓颖超、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从休息室慢慢地走出来，站在主席台的前面。
　　华国锋沉着脸，扫视了一遍会场的情形。除了邓小平、彭真等人老泪纵横外，他看不出有多少人是从内心感到悲痛。下午四时，他以低沉的音调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在哀乐声中，全体与会者肃然默哀三分钟。乐队奏国歌。
　　接着，邓小平致悼词。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刘少奇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了一生。他是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陈永贵也参加了追悼会。当他接到通知时，多少感到了一些惊奇。他已被冷落了一段时间了，甚至连华国锋也不是那么频繁地和他见面了。他们见一次面，也很难了。
　　在大厅里，他和薄一波碰面了。
　　“永贵同志，这一段认识有提高吗？”
　　“有提高，我还在继续学习，也要准备好好检查。”
　　“那好，我们党总是要给犯错误的同志留出路的。我们不会像林彪、'四人帮’那样，一整人就非要把人整死不可。”
　　陈永贵想到，这只老狐狸十分清楚，我这个农民副总理对他已经没有半点用处了，所以他的言行已经带出浓厚的教训人的味道。看来，我也得辞职，这倒无所谓，我本就是农民，哪里来的还回哪里去，大不了再回大寨种我的地，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自我安慰着。
　　邓小平的悼词已接近尾声了：
“刘少奇同志是—位品德高尚的共产党员。”
“刘少奇同志一贯重视研究马列主义。他善于根据理论原则联系实际，周密考察，具体分析问题，具有政治上的远见卓识……”
    念到这里时，华国锋想抿嘴笑：既然把刘少奇说的这么高，这么有远见，难道他就不会预料到文化大革命他要有一场陷入灭顶之灾的厄运？为什么不采取有效的手段阻止这场灾难或厄运？说来说去，他还是不行！他远远比不上毛泽东！
    邓小平继续用悲痛的音调说道：“刘少奇同志在对敌斗争中机智沉着，立场坚定，他两次被捕，都坚贞不屈。在革命紧急关头，他总是不避艰险，到最困难地方去，挑最重的担子。我们要学习他这种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
    这时，站在刘少奇遗像下的王光美己经泣不成声了。她由她的几个子女们搀扶着，从这种最高资格的追悼大会里，得到了一种安慰。这一切对他们来说，好象恶梦刚刚过去，一场新的生活只是刚刚开始……
    “敬爱的刘少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邓小平充满信心地说：“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伪证，隐瞒真象，罗织罪名，企图把他的名字从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抹掉。但是，正如少奇同志在处境最艰难时所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历史宣告了林彪、'四人帮’一伙阴谋的彻底破产。历史对新中国的每个创建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一样，刘少奇同志将永远活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心中……”
　　邓小平致悼词以后，华国锋又带领与会者向刘少奇遗像三鞠躬。乐队奏国际歌。这时，华国锋等领导人排着长队，按秩序到王光美及亲属跟前，同他们握手表示慰问。
　　“光美同志，请您节哀。”
　　“华主席，我们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以后，已经挺过来了，再大的困难也压不垮我们。”
　　华国锋听了，觉得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弄不明白她想的什么，但他没有仔细考虑这件事。
　　王光美和邓小平握手时，连声说：“谢谢你，谢谢你，中国革命离不了你。”邓小平深切地凝望了她一眼，说：“是喜事，是胜利！”
　　彭真握住王光美的手时，眼泪又止不住流了下来。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人到老反而特别易动感情，一遇激动的事就掉泪。
    转到陈永贵和王光美握手时，他只略微碰了—下便离开了。他这时才正眼瞧了王光美一眼。唉，原来也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女人，为什么要把她说得那么可怕，那么歹毒，那么十恶不赦呢？唉唉，这个舆论工具呀，真能把人造成鬼，也能把鬼揑成人！离开好远了，他还忘记不了他的手指和她那双冰冻的手相触的瞬间的感觉。据王光美传出话来，刘少奇生前有遗言，他们骨灰将撒在祖国的大海里。
    追悼会结束，人们缓缓地离开人民大会堂后，天上那颗红红的太阳，也像火球似的滚下了西边，晚霞映得天那一边分外好看，那云彩似五色鲜艳的衣裙，给细心观赏的人们留下无穷的怀念和思索。

五十 起草决议邓小平讲党史 否定文革华国锋唱反调

    号称“党内一文笔”的胡乔木，写文章的确很快，他和邓力群分工合作，很快就写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初稿。
    肩负起草这个文件的任务，是邓小平亲自交给他们的。还在元旦刚过，胡耀邦就亲自找他，说：“现在党内的思想非常混乱，对历史上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建国以来所谓的各次路线斗争看法很乱。我们需要起草一个决议统一全党的认识，就像你在抗战即将结束时执笔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样。”提起二十五年前中共第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是最使胡乔木感到难得骄傲的得意之作。尽管那是毛泽东亲自指导下起草的，但他毕竟是执笔人，那篇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起了巨大作用的《决议》的每—字、每—句，都浸透着他的心血，他的思索，他的判断。有一次，毛泽东和他开玩笑说：“你手中这支笔厉害啊，是董狐、司马迁的手笔，是在给我们党的历史当法官呀！”从此一些中央领导人见了他，就和他开玩笑，叫他“历史法官”。
胡乔木把这当作了自己的光荣。建国后的第二年，他又写了一本《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个人专著，再一次声名大振。
    毛泽东对他的政治文笔评价很高，认为他的思索多于陈伯达，理论高于田家英。不时地帮他修改文章，甚至对他的写的诗词也格外偏爱，亲笔改了又改，连江青都感到嫉妒了。
　　一九六六年七月底，在胡乔木也参加的一次会上，江青指着他的鼻子说：“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你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
　　这一回，是邓小平亲自挂帅。
    邓小平说：“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凡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的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不对。所以，我主张你们写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
    在提到毛泽东多次强调过的中共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时，邓小平掰着指头说：“现在该怎么看这十次路线斗争呢？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不是路线斗争，而是革命同反革命的生死搏斗。”
    邓小平点着头说：“陈独秀、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向搞鬼，原来在铁路总工会时候就搞鬼，后来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
    胡耀邦说：”那次会议上提出要搞党的历史决议时，华国锋提出要由他挂帅。我马上就顶他：你没资格，不是说地位上不够格，而是资历上没条件。你对党的历史知道多少？党的最高层斗争你参加了多少？没有亲身经历，你怎么能有发言权？所以你挂不了帅，在这些方面，只有小平同志能胜任。我们希望小平同志能讲一讲党的历史，特别讲一讲我们大家都不熟悉的那些事。”
　　邓小平笑着点着香烟，那副神情就像回味历史的情趣似的，慢悠悠地讲起来：“除了我们这几次所谓路线斗争，都证明是毛泽东同志错了外，其他的还要再思考。揭露高岗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那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话：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扣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刘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岗的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岗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他也是正确的。但是，高岗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你们再斟酌一下。”
　　邓力群说：“对这些问题怎么定都可以，起码在党内的争论不是很大。因为高岗事件毕竟离我们很远了，特别是对现在的年轻人，事件都很生疏。”
胡乔木也说：“关键是近二十年来的历史，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开始……”
    “反右斗争还是要肯定！”邓小平将右手使劲往下一拍，很果断地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很大的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统战部写了个报告给中央，提出错划的都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但是，对于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我看，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
    胡耀邦说：“这些也好办。我怕最大的困难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究竟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或者五五开？华主席是主张三七开的，中央政治局内也有人主张四六开，或者是对半开。”
　　邓小平额上那两道浅眉往后一扬，将手中的烟头一拧说；“依我看，什么开也不是，是彻底否定。直到现在，那批文化大革命中爬上来的干部还牛皮哄哄，好像有什么功劳似的。比如华国锋，他有什么本事？还是在文革中踩着别的肩膀往上爬上来的！他们用无数老干部们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帽子。所以，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给了他们这些人一个资本，好像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什么功劳似的，只有彻底否定，把它说得像日本鬼子入侵中国那么坏，华国锋才会觉得脸上无光。”胡乔木沉思了—下说：“那得从理论上找原因，找根据。要有分析、有步骤地说明文革的错误，否则太突然了，全党不那么好接受。”
　　“那倒也是。”胡耀邦也点头。
　　邓小平说：“那就是你们秀才们的事了。你们可以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胡耀邦说：“还是你来提供历史事实啊！”

       五十一 以退为进小平辞兼职 朝不保夕国锋让交椅

　　几天后，又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天黑得像锅底一样。乌云密布紧紧裹住了天上的星星和月亮。尽管铜钱大的雨点哗哗地下着，但怀仁堂里仍灯光通明。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胡耀邦、赵紫阳以及列席常委会的彭真围拢在一起，正在召开全党全国下一步工作的战略会议。
　　由于叶剑英正在广东各地视察，所以没参加会议。但是他对会议的议题早就了解了，并委托赵紫阳转达了他对对外引进议题的意见。
　　跟往常一样，华国锋主持着会议。邓小平却首先讲明了自己的意图。他说，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由公安部受理并进行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侦察预审工作已经结束。按照今年生效的刑法、刑诉法的程序和条文，应该对这两个集团进行公开审判。他曾提出中央应成立一个审判工作指导小组，由彭真、彭冲、江华、黄火青、赵苍壁、王鹤寿和伍修权组成。尽管他提出这个建议后，中央许多人怀疑这样做的效果是否好。但是，他相信，他的决定是正确的。曾经有一些人，当初对他提出的一系列主张都怀疑过，但他们很快就在事实面前服气了。
　　审判林彪、江青两大集团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很多人的猜测和评论。但从统计和民意测验上看，大多数人是支持他的。
　　所以，他讲起话来，总是信心十足。
    “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不是路线斗争范围内的事，所以解决的的方法也不同，不能是党内的处理，而只能动用法律。”他说：“依照法律判他们的罪，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不是讲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嘛，现在就是体现这一点的时候了。”
    这就意味着，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些人不会再由他个人来决定该怎么办，也不会由中央政治局来讨论怎么定，而是由法庭全权决定。如果那样，一旦他门真正行使独立审判权，后果将真的是不可预料的。
    邓小平又说：“我们讨论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实际上牵扯到林彪、'四人帮’的大量问题都属于法律问题，比如诬陷、迫害国家主席刘少奇、天安门广场镇压人民群众，将那么多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迫害致死，那不是都是犯罪吗？只要我们知道一些，都可以给他们定罪判刑，可是至今我们有些同志还不觉悟，还要坚持那套'左’的认识，认为文化大革命还果然有很多优点，有什么积极意义，甚至还想再搞一次那样的运动。你们说有没有那样的人呢？我看是有的！”
    这时，华国锋和邓小平的眼光相撞了，华国锋心头一阵颤抖，知道他的这番话包含着极大的含义。他本想当场再解释几句，但他没敢再冒风险。在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被迫辞职以后，他就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他尽量避免与这位被尊为“绵里藏针”的老政治家发生对抗的局面。
    但是，他觉得自己老那么沉默也太窝囊了，就说几句：“凡事都要具体分析。公开审判林彪、江青两案我举双手赞成，但既要审判，就要在人大会议上成立相应的机构，比如特别审判庭，特别检察庭一类的审判组织。因为这毕竟是我们国内的大事嘛。”
　　这几句话果然把常委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这个问题上，李先念、陈云、赵紫阳纷纷发表意见表示赞成，连彭真也认为这个主意很好。于是，胡耀邦也讲话了：“我们提出的设想，应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讨论决定。审判江青和林彪，这是党和人民的一致要求。但是这样的事，在我国还从未有过先例。所以，干这项工作，当然要首先解决立法问题才能使审判工作合法。这点，小平同志早就估计到了。”
　　陈云说：“国锋同志和耀邦同志的意见都对，我刚才想了想，就让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办理此事。”
    “不，应成立审判林彪、江青这两个集团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彭真说：“自从小平同志提出要对两案实行公开审判以来，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和许多同志碰头，刚才又受许多同志启发，觉得这两个机构必须成立。”
    “到底是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说出话来就在点子上。好，这个意见可以，上人大常委会上讨论通过。”李先念说：“而且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可以分别就任特别法庭的庭长和特别检察厅的厅长。然后再任命—些审判人员。”
    陈云说：“像伍修权、费孝通这些人可以当副庭长嘛。审判员、检察员多—些，代表的范围广一些，突出审判的人民性。具体的人选可以由耀邦同志全面考虑一下。”
赵紫阳说：“你们的看法都很好，我都赞成。但是林彪和江青毕竟是两案子，牵扯的人犯的案情都不尽相同，我看要分成两个审判庭来审。”
　　“当然是两个审判庭。”彭真说：“第一审判庭负责审判江青、张春侨、姚文元、王洪文和陈伯达；第二审判庭负责审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人，具体的工作和业务让有关专门人员去干，我们给他们提供—些具体原则就是了。”
　　这么一讲，与会常委全都同意。
　　每当会议开到这种程度时，人们的眼光总是很自然地转向邓小平。他已经成了这些人公认的真正的当家人。
　　“大家都已说许多。”邓小平微微笑道：“晚上的会又不能开得太久，太久了老同志受不了。陈云同志受不了，我也受不了。所以这次常委会我不主张决定什么大事，但我还要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放手让年轻干部上的问题。”
    邓小平的目光就像一只探索器，在参会者的脸上来回着，观察着人们对他意见的反映。见没有人表示看法，他又接着说：“为了不使权力过于集中，兼职、副职也不宜过多，逐渐解决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的问题，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讨论华国锋同志不兼任总理，由赵紫阳同志接替；同时我和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也不再兼任副总理，由精力较强的同志担任，你们看怎么样啊？”
　　这个主意来得太突然了，一时根本叫人反应不过来。华国锋猛然一听，以为邓小平、陈云等人也要辞职，心里一阵惊喜，马上表态道：“小平同志刚才提出辞去副总理职务，以实际行动培养年轻干部大胆的干，这种精神实在令人敬佩，我个人表示完全同意。我自己不兼总理，也同意。希望老同志们都应该向小平同志学习，把一些重要职务让出来，放手让年轻的同志们干嘛。毛主席说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游泳中学习游泳，总是老同志一手包办，年轻人什么时候能放开手脚？”
　　邓小平笑而不语了。
    赵紫阳望了胡耀邦一眼，急忙说：“这么多老同志一下子不再兼任副总理，对政府工作是一个最大的削弱。我不同意—下子退这么多，是否慢慢来。”
    胡耀邦事先也没得到邓小平的暗示，更没听他提到过这事，心里也有点着急，就说：“紫阳同志说得对！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责任重大，我觉得我们党的干部正在青黄不接时期，一下子变化这么多，会使党和国家遭损失……”
    陈云胸中有数，他很快就明白了邓小平的真实用意。等大家都在时，才缓慢有力地说：“老同志面临的第一项的任务，是帮助党组织正确地选择接班人。让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我们给他们当好参谋，支持他们的工作，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所必须的，我完全同意这一战略措施。我在这里表示，我不宜兼任副总理的职务。”
    “我也不宜再兼任副总理的职务。”李先念似乎也悟到了什么，点点头开了腔。在座的多数人都知道，根据经济统计表明，当前国民经济的状况并不很好，随时都有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去年财政赤字一百七十亿元，今年大约也是一百七十亿元，国家完全靠向银行借货和透支过日子。这两年，银行增发了一百三十亿元的纸币，熟悉经济工作的陈云意识到货币流通量已经接近了要引起危机的临界点。尽管如此，物价还在上涨，而且商品涨价的面相当大，人民的不满情绪已通过各个方面表现出来了。乘着这个时候撤离第一线，无疑是有经验的政治家的聪明之举。对这一点有些人并不都能认识的。
　　当大家都发表完意见后，邓小平伸出手臂看了看表，说：“今天时间已不早了。我看我们也不必忙着作结论。还是到政治局会议上作决定吧。如果大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的话，我们下周开一个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
　　华国锋想表示一下他的最新看法，但终于没有勇气公开讲出来。
    徐向前没有睡好。主要原因是在晚上接到了一个让他干一件有生以来头一遭使自己十分违心的事：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专心搞军委副主席的工作。
    电话是聂荣臻打来的。这位元帅还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都提出了不再兼任副总理的职务，王任重因党内有重要职务，也要求辞去副总理，陈永贵也提出了辞职的请求。
    徐向前没好气说：“他们干不干是他们的事，我不干我自己会讲，为什么还要别人替@!#$心？请您告诉一切关心我的人，我的身体很好，还能干几年，用不着什么人对我表示过份的殷勤！”
    徐向前心里很清楚。在中央，自己和叶剑英、邓小平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关系。从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就抱着一种凭党性办事，不结伙、不入派，不和任何人拉拉扯扯，建立什么私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保持着一种独来独往的布尔什维克的纯洁性。他似乎对党内的派别斗争和内讧、内斗已经深恶痛绝了，压根儿就不想沾边。所以，他不被有些人视为知已是理所当然的。
    华国锋是名正言顺的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家总理，他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力是天经地义的事。现在，他显然被人无端的架空了，弄得大权旁落。是的，他承认华国锋水平不高，能力有限，但对他的忠厚老实，他还是比较欣赏的。就是从一个共产党员和国家公务人员的职责出发，自己对他表示尊重也是无可非议的。
    无论是在国务院的会议还是国防部的会议上，徐向前都反复强调这样—个观点：“我们应该支持华主席，他对党和国家立下了莫大的功劳。我们这些老同志都应该有良心，千万莫做忘恩负义的事。要不是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要不是华主席让一大批深受迫害的老干部站出来，重新工作，我们—些老同志能有今天吗？上楼抽梯、过河拆桥，从来都不是无产阶级的作风，也不是无产阶级的传统。”这些话，对有些人来说，也是他们不太爱听的。
　　所以徐向前得到让他不再兼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建议时，心里很不平静。对他来说，不兼任副总理也就不能再任国防部长。而这两个职务一失去，所谓的军委副主席只有空头职务而已，这也就意味着，他在党内、军内变成了一个一无职二无权的闲人。对别人，不兼副总理是提格、高升，对他则是贬弃。
　　一股闷气冲上来，他愤然抓住红机子，拨通了那个几次想拨而又没有拔的电话号码：“喂，你是哪一位？”
　　他听出了那位浓重的山西交城口音说话声。突然一种理智的力量使他的头脑霎时清醒了，他控制住了刚才的情绪，立刻对准话筒说：“华主席吗？你好！我刚才叫人修了一下线路，想在需要和你通话时保证线路通畅，所以试了一下。”
　　“没有其他事吗？”
　　“没有，我一切很好，谢谢！”
　　这回，轮到华国锋思虑重重了。
　　很快，他就意识到邓小平不再兼任副总理的建议，实在是一个叫人无法挑剔的计谋。这个计谋太高明了，以致一般人根本无法看出他的真正用心。
　　他不知道徐向前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突如其来打这个电话。通过他调到中央六年多的时间里，深感党内的关系错综复杂，铁幕重重，扑逆迷离。即使身居中央核心十多年的政治家、军事家或者他们周围的官僚、政客及其圈内的人，讲话极有水平，极有分寸，他们大多不易外露自己的观点，一切勾心斗角的排挤和拆台，都在种种美丽动人的伪装下进行着。不到双方都认为很有把握的时候，他们都不会轻易露相。当初文化大革命的潮流，曾把党内的千支万派挤到了一起。现在这股潮流退下去了，那些枝枝杈杈便都又恢复了原状。
　　秘书悄然走到他身旁，说：“陈永贵同志来了，你见不见？”
　　华国锋想了想说：“见见吧。”
　　陈永贵的眼睛红红的，奸像刚哭过不久。他头上已摘去了那条熟悉的白毛巾，推了光葫芦头，脸上的皱纹就像蚯蚓似的爬了个满脸。原先精神抖擞，说话风风火火的硬汉子，这一段来就像霜打了的蔫黄瓜，当初的风姿荡然无存。就连那身白布衣服，也看上去没有了往日的光彩。
　　“你也写辞职书了？”
　　“写了，叫秘书替俺写的。不写怎么行呢？山西到处都在揭发批判我，往日的功臣变成了祸首。我再不辞职，就等着别人往下橹我了。”
　　“有人找你谈话了吗？”
　　“耀邦同志找了两次了，他要我主动一些，说：只要你辞了职，不再在位上，攻你的人就会少—些。”
　　“山西省委的找你了吗？”
　　“找了。省委书记王谦对我说；我们实在顶不住了，大寨的经验已经变成了左倾路线的错误典型，全省各地都有人造反，我们再不检查，恐怕省委就要瘫痪了。我说：你们看着办吧，该检查就检查，该批判就批判，你们就往我—个人身上推吧。反正我已经豁出去了，我也保不住你们，你们也不要保我了。”
　　“他们提到我了吗？”
　　“也提到了。王谦说，从现在看，华主席在全党全国还有很大的威望的。只要他下令，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保险拥护。是不是能让华主席给我们说句话呢？我说快别提了，华主席现在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哪里还能出面保你们呢？”
　　“你怎么能对他们说这种话呢？”
　　“不是让说实话吗？”
　　“唉，你呀你，到底是个农民，关键时刻就看出来了，用不上！”
　　“华主席，我可是连吃奶的劲都使上了。”
　　华国锋烦躁地摆了一下手：“别说了！我一切都已经领教过了！”
    华国锋站起来，走了一大圈。大概他也觉得这样对待陈永贵有些太不公正了，为了缓和一下刚才不愉快的气氛。他倒了一杯果汁对了点开水，亲自端到他面前，低声说：“原谅我，永贵同志，这一段我也是心情不好，所以说话也不好听。”
　　“这没关系。”陈永贵说：“我不知道会出什么事，但是我担心会发生最糟糕的事。过去我把政治看得太简单了。想不到政治的确是很残酷的艺术。我一个农民，犯着冒这么大的风险，所以我听从家乡人的劝告，还是急流勇退为好。”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华国锋说：“我和你有同感。但是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谁也帮不了谁的忙了。”
　　“我看没有必要，咱们还能干什么呢？只有祈告苍天了。”陈永贵苦笑着说。
　　“也许会有一个突破。”华国锋想了想，突然大声说“我需要的就是一个突破口。只要有了突破口，整个局势就会大改观。”

    五十二、邓小平讲话锋芒毕露 赵紫阳登台意气风发

    一九八零年七月三十日，经邓小平、陈云等人提议，胡耀邦报请华国锋批准，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的文件。   
    文件强调：“从现在起，除非中央有专门决定，一律不得新建关于老一代革命家个人的纪念堂、纪念馆、纪念亭、纪念碑等建筑。”“报纸上要多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多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工农兵、知识分子为四个现代化奋斗的成就，多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决议，少宣传领导人个人的没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和讲话。”文件特意规定：“毛主席像章要尽量收回利用，以免浪费大量金属材料。”     
   这个决定的意义和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正日益显示出来。
    华国锋这几天每天晚上看几个小时的《毛泽东选集》，才上床休息。睡是睡着了，但睡得很不好。不到三点钟，他就完全睡醒了。常常坐起来，从卧室透过纱窗向对面房子望着，默默地想心事。
    经过一系列工作后，聂荣臻、刘伯承、张鼎承、蔡畅、周建人也提出了辞去五届人大副委员长职务的请求，徐向前才同意辞去副总理的职务。这一系列真真假假、维妙维肖的政治戏剧弄得局里局外人迷迷糊糊，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一切妥当，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于八月十八日开始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以及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问题。
     对这个议题，华国锋感到很紧张。
    早晨起来活动了一会儿，便吃早饭。他吃得很少，只喝了一小杯牛奶和几块饼干就不吃了。时间尚早，他只得捧起书来看，但精神不能集中。一直到会议开始前的一分钟，他的心还在忐忑不安地激动着。被迫辞去国务院总理的职务远比上任接受这个位置要难受得多。他从眼角的余光里看到赵紫阳踌躇满志，嘴角都兴奋得合拢了。
    他都记不清自己的开场白是怎么说的，但邓小平的讲话他却听到非常清楚，他讲话的题目就是《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按理说，这类讲话本应都是由自己来作，但全让他邓小平越俎代庖了。
    邓小平一开始就提出了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情况，特意说明“以上这些变动，是中共政治局常委反复研究过的。这次作为中央的正式建议，提交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讨论、决定。”然后，他便重点论述中央要逐步更新各级党领导机关，实现领导人员年轻化、专业化的问题来。
    他说：“有些同志担心，在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时候，也许会把一些帮派分子甚至打砸抢分子选上来。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因为至少还有一些地区、一些部门的领导班子没有整顿好，一些帮派分子可能利用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名义，把他们的党羽提拔上来。我在今年一日十六日的讲话中说过，对'四人帮’的组织上、思想上的残余不可低估，我们在这一点上要头脑清醒。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持撤下去。如果不提高警惕，让他们占据领导岗位，重新耍两面派，扎根串连，隐蔽下来，即使是少数人，也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法预料的祸害。”
    聂荣臻马上插话道：“对帮派分子和帮派思想严重的人，也不可轻信。那些家伙阴一套、阳一套，看风使舵，惯于投机。其实他们还不是骑墙分子谁都跟。他们对我们是假应付、真仇恨；明里也可能说几句恭维的话，暗里就很难知道他们要干些什么了。他们之中也可能有真想放下屠刀的，但他们也不能立地成佛。”
    陈永贵孤苦伶仃地坐在那里，静心地听着。前两天，昔阳县的一大批干部和郭凤莲都给他来信，说他们都被戴上了“帮派分子”的罪名遭到清洗。他心里在暗暗的叫苦：好狠毒呀，他们不把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的这批新干部斩尽杀绝，他们是决不会甘心的。什么叫复辟？这下老子可算尝到滋味！
   邓小平的这篇报告显然是经过充分准备的，对许多问题的论述不能不说是切中时弊，入木三分。
    “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例如，党内讨论重大问题时，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做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投票表决，这表明民主集中制还没成为严格的制度。
   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 [ 反右倾 ]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林彪鼓吹 [ 顶峰]论，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这种说法在全党全军全国广为流传。粉碎'四人帮’后，还把个人崇拜的一套搬了一段时间。最近，中央发出了关于坚持[ 少宣传个人 ]的几个问题的指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还要说到，一九五八年以后，到处给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盖房子，'四人帮’垮台，还搞中南海地面工程，都造成很坏的影响，很大的浪费。此外，至今还有一些高级干部，所到之处，或则迎送吃喝，或则封锁交通，或则大肆宣扬，很不妥当。以上种种严重脱离群众的事情，从中央到各级不许再做了。”
    华国锋坐在那里，屁股上就像扎下针似的，觉得身上很不舒服。邓小平几次提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干的事，明明就公开批评自己嘛！他皱了一下眉头，脸上露出明显的蔑笑：邓小平呀邓小平，你别马列主义枪口朝外，手电筒照人不照己，对照一下你自己，什么家长制作风，什么干部终身制，什么压制民主，什么无原则“尽忠”，哪个和你不沾边？你口里反对崇拜别人，实际上提倡别人崇拜自己罢了！
　　徐向前也是虎着脸，露出满脸的不悦！他感到愤恨的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叶剑英尽管口头上让别人往下退，打破干部终身制，他们一个个都快八十岁，甚至早已过了八十了，还要硬赖在那里不退。如此表率，如何能服从？
　　“是啊，要打破干部终身制，还是先从政治局常委中带头吧！”
    “干部特殊化问题不要老指责毛主席，还是看看现在的班子吧！毛主席一逝世，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人家花钱都是自己的稿费，连江青也是用主席的稿费，哪个像现在这班人！”
    “这套大道理都是骗人的，他们自己从来没有想到先从自己身上作起！”
    邓小平讲话的过程中，有一些列席会议的人在会议后边小声议论。有些人嘴上不说，心里并不服，坐在主席台上的这个小老头儿，只是他手中权力太大了，他手下的一批军人已经控制了中央和军队的许多要害部门，所以这些人都很害怕他。
    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要点一共有五条，他一一作了解释和说明：
    “第一，中央将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要使各民族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改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
     “第二，中央已经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考虑再设立—个顾问委员会，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和权限。”
    “第三，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
    “第四，各企业单位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他们有权向上级建议罢免本单位的不称职的行政领导人员，并且逐步实行选举适当范围的领导人。”
    “第五，常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重大问题一定要由集体讨论和决定。决定时，要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一人一票，每个书记只有一票的权利，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
    “上述五条，都请同志们进行认真的讨论和研究，充分发表意见，包括发表不同的意见。有些问题，中央在原则上决定以后，还要经过试点，取得经验，集中集体智慧，成熟一个，解决一个，由中央分别作出正式决定，并制定周密的、切实可行的、能在较长时期发挥作用的制度和条例，有步骤地实施。”
    邓小平讲话后，参加会议的所有人都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正像人们经常看到那种政治现象一样：公开的讨论和会后的议论往往惊人地产生差距。会上讨论这些条文时，政治局委员们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到人事安排上，他们关心的是那几位老政治家不兼副总理后，有哪些所谓年富力强的年轻干部取代他们。
   当胡耀邦代表政治局常委提出名单后，舆论大哗，各种反响骤然而起。
    胡耀邦宣布：除了提议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外，增补杨静仁、张爱萍、黄华为副总理；同时提议补选彭冲、习仲勋、粟裕、杨尚昆、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为五届人大副委员长。
  “天老爷，这些干部大多都是邓小平的老部下，像杨尚昆，那和他的关系不同寻常啊！”
  “杨尚昆年龄也不小了，为什么还让他上？”
  “把老帅拉下来，换些老将上，老将比老帅们更听老邓的话嘛。”
  “清一色老邓的人，这下老邓的势力可是增强了。你看吧，华国锋的日子会更加不好受喽。他也快干不下去喽。”
   这些议论都是在会议上听不到的。当然，见诸于简报和汇报中的话却是一片喝采声：
    “改革是一项艰巨任务，小平同志的报告充分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这一代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他为我们确立了正确的方向，我们坚持拥护。”
  “这是良好的开端……”
  “这是伟大的起点……”
  “小平同志高瞻远瞩，看到了未来，看到了胜利，看到了光明……”
   十多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决定把邓小平的讲话，作为改革干部体制的纲领性文件。
    就在政治局会议将结束的时候，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也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会议完全按照邓小平的讲话进行分组讨论，当然取得了一致性意见。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决议、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决议。在人事选举上，会议毫无例外地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提议，所有辞职的一律免掉，建议补选和任命的统统当选。从此，华国锋当了四年之久的国务院总理，正式让位给赵紫阳。赵紫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三代总理。这是本次人代会上最引人注目的大事。
   其次，会议特意爆出一惊人的消息，这就是公布因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年经济建设上的高指标所造成的一百七十点六亿财政赤字的问题。
   这不亚于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代表们纷纷对华国锋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质问、批评，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到会对提出的问题作说明、回答解释。尽管追究责任谁也没有公开点到华国锋的鼻子上，但是他的威信在这次会议上一落千丈！
    会后，他愁眉苦脸地对两个部长说：“这—百多亿赤字问题本来很正常，用不着大惊小怪，叫有些人这么—渲染，把它变成了了不起的一流的政治问题，我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这，道出了华国锋的心里话。
    直到许多年后，华国锋才看出，邓小平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没有一点不是深思熟虑后的有效手段，他既达到了目的又赢得了人心；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能说得过去，既稳妥又有手段，实在是政治家的高明之举。对此华国锋是自叹不如啊！赵紫阳接任总理后的第二天，就接待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前往机场迎接的时候，赵紫阳风度潇洒，举动自若，比起华国锋的拘束、别扭来的却显得不同凡响，大有老练的政治家气魄，一点儿也不显得生疏。他主持的欢迎仪式和在会谈中的态度，都比华国锋高一等，他对马尔登说'中国正面临着改革开放的艰巨任务，我们正在从长期以来统治中国的左倾路线下解放出来，刚刚结束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明确了我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改革的方向。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上，我们以平等互利的原则同其他国家继续发展广泛的合作和交流，这是我们长期的坚定不移的方针。”
    紧接着，他又接待了肯尼亚总统阿拉普·莫伊和意大利总统山麓罗·佩尔蒂尼。特别是同这位第—位访问中国的意大利国家元首交谈时，赵紫阳更显幽默、风趣，给这位外国政治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称他是“管理才能和领导艺术都是第—流的年轻总理。”
    新总理上任，各项工作千头万绪，但他处理得井井有条，很多事务忙而不乱。不管多么紧张，他总要抽出一定的时间来散步、看书、打高尔夫球。
    今天上午，他审阅完了一天的安排，批转完各种请示报告后，秘书通知他：“上午十点，小平同志请你到他办公室去，中午他将和你一道午餐。”
  “还有其他人吗？”
  “可能也通知了耀邦同志。”
    赵紫阳估计着邓小平找他谈话的目的，以便作好对付的准备。他有一个传统，即无论干什么事，哪怕是出席一次很普通的会他也决不毫无准备。有条不紊，是他工作的特点。他往书记处打电话，坚持要跟胡耀邦本人讲话。
　  “耀邦同志，是我。十点钟以后有什么事吗？噢？你也不清楚啊！那好，我们多准备点材料就是了。”
    电话里胡耀邦说：“小平、陈云、先念同志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工作，可以腾出主要精力抓大事了。他找我们，肯定商量带有全局大事。他思考问题的特点我已掌握了，不抓则已，一抓到底。我估计是抓下一步政治体制的改革的。”
　  “那好，我们也多在这方面作点文章。”
    赵紫阳看得出来，胡耀邦多少也有点飘飘然，说话，办事显得自以为是了。他很想抽出一点时间来和他好好谈一谈，指出他性格上和认识上的一些毛病。他们是最好的朋友，这回一个是总书记，一个是总理，俩人必须配合默契，才能把工作搞好，否则要给党和国家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他刚放下电话，陈永贵来了。
    陈永贵是来辞行和办交接手续的。他对新总理的态度非常友好而且很尊重。赵紫阳也觉察到陈永贵心里不是滋味，很想安慰一下这位曾是风云一时的英雄。
　  “总理，我要走了。”
　　“永贵同志，你可以到外地走一走，当然先别回山西，那里的运动，不，那里的工作刚有了转机，你回去不见得会有好的反应。我希望你到风景区休养一段时间，劳累了这么多年，也该好好休息休息了。”
　　赵紫阳的话语很和蔼，一点都没打官腔。
“好，我听你的。”陈永贵说：“不过你放心，我会很乐观的。这点挫折对我来说，没什么了不起。我们毛主席在历史上不是多次遭受过王明、陈独秀这些错误路线的打击吗？他老人家还差点被开除党籍。能大能小，都是为人民服务，职务的高低不是主要的。我当农民的时候，压根儿就没想到过要当副总理。我要骗你就不是人。”其实，不要起誓，赵紫阳也相信他，一个吃苦耐劳，中心耿耿跟着共产党走的庄稼汉！本来，赵紫阳还想再跟他多聊几句，一看手表时间到了。
   而且，陈永贵也没有多谈的表示。
   他们的握手道别，只是两只手轻轻碰了一下，时间非常短暂。
     
       五十三 胡耀邦火力侦察 邓小平部署总攻

　　邓小平的秘书彬彬有礼地对赵紫阳和胡耀邦说：“请你们先稍候一下，看看这份报告，小平正和陈云、先念商量工作，待会儿就来。”
　　他俩被引到邓小平的书屋里坐下来，阅读秘书递给他们的报告。那是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问题的检查请示，里面揭发了陈永贵许多骇人听闻的错误。报告看完了，邓小平和陈云、李先念也先后出来了。“看到了吧，连他们的大后方都顶不住了嘛。”邓小平说，“人就怕输了理，一旦人们看透了他们，他们马上就会陷入孤立，陈永贵还有他的后台——老华已经丧失了群众基础，可以对他们展开总攻击了。”
　　当这一前景展现出来的时候，赵紫阳和胡耀邦兴奋得脸膛都红了，但他们都默不作声。他们知道，现在还不是他们说话的时候。
　　陈云笑着走到胡耀邦身边，拍拍他的手背说：“这一回还得你们俩打冲锋。”
    “你们才真是我们的接班人。”李先念说：“华国锋靠不住，毛主席说：'你办事，我放心’，我看他办的都是他老人家不放心的事。这个人，将会成为很大的隐患，如果还继续呆在主席的位置上的话，”
    “所以，现在我们要研究请他挪挪位置的事。”邓小平翘起二郎腿，弹了弹手中的烟头，身子往后一仰，说：“我看首先要解决的一步是让他由主席变成副主席，理由很简单，他不熟悉中央工作特别是对军委主席这一重要职务很不胜任。”’
    在坐的人心里都很清楚，让华国锋离开现任的宝座易如反掌；他苦心经营的一套又一套班子相继陷落；他提出的各种方案及会给他带来无限荣光的计划已完全与世隔绝；他们不发—枪一弹已经控制最整个中央和中国的政权。问题是，他们研究如何采取一条更稳妥、更能深入人心的措施来迫使华国锋和平让权，并能得到全党全国的拥护。
    赵紫阳说：“只有一个完美的行动方案，那就是先召开—次政治局生活会，先给他提提意见，系统地分析他主持工作以来的错误，启发他有点自知自明，同时也让政治局的同志逐渐认识到他已不能继续留在现任职务上了。”
　　“即使我们不主动召开这样的大会的话，那他也会提议召开生活会的。他的错误已是证据确凿，没什么可辩驳的了。我们希望他能抱着负责的心情洗耳恭听，再不要有非份的天真希望。”赵紫阳说完后，胡耀邦又补充了他的看法。
　　他们看出这三位政治老人眼巴巴地等待他们的态度时，毫不犹豫地亮出他们手中的牌。
    “你们是不是以为华国锋会自动败阵，甘心让位？”邓小平那双明晃晃的眼睛转向他们，在他们的脸上跳动着：“不会的，如果你们那样认为，同样是天真的。我虽然不是理论家，但我懂得，当我们采取手段争取马克思主义统治的胜利时，无论如何要避免招致愚蠢的冒险而危及前进的步伐。你们首先要考虑，当他不愿放弃他的既得利益时，我们怎么办？”
陈云伸出一个指头，认真地说：“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这两个职务，就是华国锋的既得利益。”
    “当初解决那四个人的问题时，他之所以愿意和我们配合，是为了保护他的利益。而我们为了实现最初的目标，也给了他一定的许诺”，邓小平呷了一口茶继续说道：“现在我们要触动他的既得利益了，他或许也会替他们说话的。”
    “如果这样，我们不排除武力解决的可能。可以事先和他谈判，劝他接受现实。于此同时，可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或政治局会议上列数他的罪状。这两个会，我们都有决胜的把握。”
    李先念说：“我们同华国锋的斗争可以说成是党内路线斗争，他有一条路线，那就是'两个凡是’，推行思想僵化、教条主义那一套。其他人，都谈不上路线斗争。应该说，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是立下大功的，这点必须肯定。不然党内大多数同志也不会服的。这一点决定了我们解决问题时应慎之又慎。”
“请陈云同志再谈谈你刚才的想法。”邓小平把目光转向了陈云。
    陈云严肃地说：“我们不是要很快审判'四人帮’吗？这是打骡子惊马的好办法。记得我第一次向华国锋提出这个意见时，他并没有马上接受。他脸一白，问道：'那样好吗？我们党内还没有开过这样的先例。’我说：没有开，我们可以开嘛。'四人帮’是党内有史以来最大最凶恶的反革命集团。我们和他们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矛盾，所以解决的方法也不同于党内历次斗争，只能用法律的手段解决同他们的矛盾。我这么—讲，他都感到恐惧了。”
    陈云的话说得不错。自从党内许多人提出要审判林彪、江青两集团的意见后，华国锋更感到了一种危机的来临。江青在党内所干的事，不但和毛泽东的活动、意见紧紧相连，而且也和自己的活动，特别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中自己的活动紧密相连。如果要公开审理江青一案，她开口说话必然要把自己端出来，而且事实求是地讲，许多文件、书信上的签字，都是自己的笔迹，那将是非常难堪的。
　　公开审判江青，会对自己带来不信任的后果，华国锋想到。如果他输掉这一轮的话，那种不信任表决随后就要来。现在党内一场分歧或斗争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两年来，他从来没有像这样清楚地感觉到，他现在是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而挣扎，包括一定的让步和后退。如果他败下阵来，那将会和吴德、汪东兴、陈永贵一样，别墅和特权都保不住了。如果自己要采取极端措施，那失败的后果将更加可怕，像江青、林彪那样的毁灭就会在自己身上重演。他已大汗淋漓了。
　　“华主席，你好！”
　　胡耀邦从邓小平处出来后，奉命要和华国锋进行一次火力试探，这将决定他们究竟要采取什么方案来使眼前这位党的主席就范。
    尽管华国锋非常讨厌胡耀邦，但在他面前还是表现得非常客气。而胡耀邦也比任何时候都显得对他尊敬关心。政治上的这种反差有时往往会弄得令人啼笑皆非。胡耀邦这时理解了江青为什么要在林彪即将垮台之前对他突然大献殷勤，又是给他拍照，又是接受他的西瓜。这不正是为了灭亡他之前而稳住他、麻痹他、使他产生错觉的一种手段吗？
    “唉，陈永贵同志想不到在山西还干了那么多的错误，真令人痛心。”胡耀邦说：“当然我还是倾向于对他采取保护态度的。他毕竟还是有功的，有成绩的嘛。”
    “是的，我们不能对同志采取一棒子打死的态度。”华国锋若有所思地说：“对有些材料还要进行大量的核查工作。前几天我见了永贵同志一面，他对我说，山西的揭发有许多是不真实的。我们要在一定的场合允许他作一些解释工作。”
    “那好啊！”胡耀邦马上说：“我们可以在合适的时候召开一次生活会，在政治局委员之间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促进党内的新的基础上的团结嘛。”
    华国锋说：“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山西省内推广大寨经验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责任在中央，应由中央来负。应当肯定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先进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建设上都是有成绩、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在农业战线上也作出过贡献。现在，有人想全盘否定大寨，这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我认为教训在于，对于先进典型，我们要努力从政治上、思想上给以正确的指导，尽可能使其避免失去先进性以至垮台，但是当他们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致不再继续成为先进典型的时候，就不应当人为地去'保’。”
　　“那也不能眼看着他们去垮掉。”
　　“教训就在这里。”胡耀邦说：“任何先进经验和典型，都有一定的条件和历史作用，当条件发生变化时，滥用职权，动用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去支撑所谓'先进典型’的门面，甚至弄虚作假，欺骗上级，欺骗舆论，把大寨的作法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有害的。大寨和陈永贵同志之所以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不能说同这种指导思想没有关系。”
　　华国锋被这种铁嘴钢舌的反辩震住了。他不愿意纠缠下去，就说：“好，你说的也在理，就按你的理去办吧。”
　　“你看中央政治局的生活会什么时候举行才好？”
　　“过了国庆节再说吧。”
　　“书记处草拟了一个关于在人大常委会下成立特别审判庭和检察厅的提案，是不是你批一下。”
　　“这倒不必，由彭真同志批准就行。他是中央审判指导小组的组长嘛。这件事既然要搞，就一定要搞好。”华国锋说：“审判庭的同志要有党性，要保证这次审判不致于使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形象受到损害。你看呢？”
　　胡耀邦说：“审判工作由那些专家们去讨论吧。我们也高质量提意见，但那要在法律的范畴中进行。”
　　“要先审定哪些事可以审，哪些事不能审，我们要先定个框框。其次，要保证被告人不能在法庭上信口开河，胡说八道。”
　　胡耀邦哈哈大笑道：“嘴巴长在他们的脑袋上，你能管得了？”
　　“我就担心江青。”
　　“担心也没有用，你不能把她的嘴巴封起来啊！只要是严重犯罪的事，我们都要追究。”
　　“那也要看谁嘛，总不能一刀切。”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华主席！”
　　胡耀邦暗暗佩服陈云的判断，审判江青一案，确实能起到打骡子惊马的作用。
　　以凉爽、清新宜人而闻名全国的北戴河、是历来的避暑胜地。它位于秦皇岛西南，南临渤海，北靠联峰山，海滩漫长曲折，沙软潮平，海水清澈；冬无严寒，春无风沙，夏无酷暑，秋无干湿。每当傍晚，万缕霞光像金色的凤凰展开五彩的羽翼，载着和谐悦耳的歌声、笑声、水声组成的交响曲在温馨的晚风中飞腾。
　　这里的楼房区弯弯曲曲，星罗棋布，周转穿梭而过的小轿车的码牌表明汽车的主人都是享有特权的。
　　叶剑英来到这里休息已好几天了。
    每天的活动安排得并不多，除了看些文件、有趣的诗书、报告外，就是和党、政、军的要员预约谈话。谈话的人都是经邓小平提出来的，内容大致是帮助他们转变立场，或劝他们早点退下去，也有耐心听取他们意见，才采取对他们的方案的，不过很少。这个不愿在前头指手划脚的老人，静悄悄的以另一种特殊的手法帮助邓小平完成着意义重大的历史转变。
    当秘书把发表在《伦敦邮报》上的邓小平同意大利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的谈话拿在他书案上时，他几乎是以一口气的速度看完的。他早听过介绍，奥里亚娜·法拉奇是位足迹踏遍全世界、访问过多名政坛首脑的著名作家兼记者。她善于抓住关键时机采访风云人物。她以提问尖锐，言辞泼辣而著称。因此她的人物访问记别具一格。十几年来，她先后采访了各国政府和政党的著名人物四十多人，其中有美国原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约旦国王候赛因等人。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她又采访了邓小平。
　　法拉奇习惯于用录音机录下访问中的全部回答，然后一字不漏地以原对话形式全文加以发表，但加上一个占一定篇幅的前言。她说这样才能做到真实，避免断章取义。一个有经验的记者为了表明自己的“客观公正”，常常要努力在他报道的内容中倾注自己的观点，而在形式上隐蔽自己的观点。法拉奇在这方面的智力有她自己的特色。她以问答全文的形式来表明她的客观公正，其实，这并没有妨碍她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相反，尽管她没有修改或删节被访者的谈话，哪怕是一个字，但她却通过她的提问，尤其通过每一篇的前言，尽量地表达她的观点。
　　叶剑英饶有兴趣地看着她问邓小平的几个精彩段落：
　　奥：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邓：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对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是封建主席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大都听不进了。民主集中制破坏了，集体领导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奥：在中国有这么一个人，他在任的时候都没有碰倒过，这就是周恩来总理。为什么周总理—直在台上，一直在掌权，虽然有的时候他也处在很困难的地位，他又不能纠正当时那些错误？
　　邓：周总理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一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奥：很显然，只有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才能逮捕'四人帮’，到底是谁组织的，是谁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
    邓：这是集体的力量。我认为首先有四五运动的群众基础。'四人帮’这个词是毛主席在逝世前一两年提出来的。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我们同'四人帮’进行了两年的斗争。'四人帮’的面貌，人们已看得很清楚。尽管毛主席指定了接班人，但'四人帮’是不服的，毛主席去世以后，'四人帮’利用这个时机，拼命抢权，形势逼人。'四人帮’那时很厉害，要打倒新的领导，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致的意见是要对付'四人帮’，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奥：你说'四人帮’是少数，全国很多人反对他们。他们这些人怎么可以控制中国，甚至整老一辈的革命家？是否他们当中有一个毛主席的夫人，他们的关系太好，你们不敢动她？
　　邓：有这个因素。我说过，毛主席是犯了错误的，其中包括启用他们。但应该说，他们也是有一帮的，特别是利用一些年轻人，拉帮结派，有相当的基础。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搞，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江青坏透了、怎么给'四人帮’定罪都不过份。'四人帮’伤害了成千上万的人。
　　奥：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打多少分？
　　邓：零分以下。
　　奥：你对自己怎么评价？
　　邓：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来我的话，我是犯下不少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不能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毛主席的许多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叶剑英看完这份资料，微笑地往后一推。
　　他佩服邓小平的思维，灵敏而又机智，胆大而且心细，极善于对各种突如其来的问题作出反应。就从这篇谈话中，他的这个特点再一次得到证实。
　　相比这下，自己无法同他的这种政治手段相比拟，所以他们已经提出自己退下来，但邓小平坚决不同意。
　　“现在还不到你退的时候。”
　　“我实在是力不从心。”
　　“退也可以，得等到华国锋下台。”
　　叶剑英笑着点点他的脑袋：“你呀，真是鬼精灵。”
　　邓小平也笑了：“我早就说过，这一次你无论如何得和我同进共退，我就是失败也得拉上你作垫背。不能再像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那样，老是我孤军深入。”
　　现在，邓小平他们采取一系列行动，已经把总攻击的时候搞得更成熟了。
　　叶剑英刚合上文件夹，桌上的电话响了。“我是邓小平，请让叶帅和我谈话。”
　　“真巧！刚看完你和法拉奇的谈话材料，就又听到了你的声音。”
　　“世界上的事总是无巧不成书嘛。”
　　叶剑英哈哈大笑：“你又冒出什么鬼主意来了？”
　　“不是鬼主意，而是神主意。”邓小平幽默地说，“我和在京的几位常委碰了头，他们也都希望在国庆节前夕人大常委会召开十六次会议，通过对特别法律和特别检察厅的组成人员的任命。这个会议还是由你来主持好啊！”
　　“这是大事，义不容辞。”
　　“我看只有利用这次审判的东风，才能促动那个人自觉—点革命啊！你看他还在公开场合下演戏，好象他有多大功劳似的，让江青这人在审判中狠狠咬他几口吧！”
　　“预审中的材料都看了？”
　　“我听了公安部同志的几次汇报。那个老太婆还是威风不减当年，又是讲理论，又是讲功劳，把她当作是代表全党意见的英雄。”邓小平的话语里充满蔑视：“不过有个最大的好处是她把华国锋紧紧咬住了。说他才是许多事件的重要策划者，口口声声要和他、汪东兴对证。”
　　“她听到汪东兴已经下台，不知有何感想？”
　　“据看管人员汇报，江青一脸幸灾乐祸的样子，甚至说她早就料定他们会有那样的下场。老太婆就是没有想到她自己的下场。”
　　这时，俩人同时放声大笑。
　　邓小平接着说：“我打算在审判林彪、江青的同时召开政治局生活会，系统解决华国锋的错误，给他施加点压力。”
　　“为何操之过急呢？”
　　“现在正是政治上最好的时机。—来他在经济上的失误已引起了人们普遍不满；二来许多刚站出来的老干部对他的怨气正在火头上；第三少奇同志刚平反，审判江青的士气非常高涨，形势对我们正处有利之机。我就怕热情冷下来，—冷下来，特别当新上任的这些同志弱点、缺点开始曝露的时候，我们再动他就不那么容易了。”
　　“好，我同意你的看法，一定要和大多数同志取得一致意见，否则，容易出麻烦。”
　　“那么，人大会议就靠你妥善安排了。”
　　“明天，”叶剑英犹豫了—下，果断地说：“你让彭真同志找我一次，汇报一下组成审判庭和检察厅的事，具体时间，我们定吧，你看呢？我的首长！”
　　“好，就由叶帅定吧！”

    五十四、人大会通过决议案 聂荣臻病中吐心声

   九月二十六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当全国人大秘书长杨尚昆指示工作人员把厚厚一叠提案材料分给每个与会常委时，人们立刻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严肃感。尽管一切都是事先早已决定好的，常委们也许只是例行公事，但他们还是感到了—种压力，这种压力是重大的压力。
    当年那几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显赫人物，似乎已经坐到了对面的审判椅子上，被迫倾听由他们以前的同事对自己的审判，从而成为—些身败名裂的人；过去这样处理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的事件从来没有发生过。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这样的事都是第一次。但是，如果开了先例，那就必然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因为总会有人步这种结果的后尘的。有些有远见的专职常委们已经考虑到这种后果了。
　　秋高气爽。虽是上午，但叶剑英已经穿上了厚厚的衣裳，一路上他看到轿车外的路旁萧瑟的秋风正在卷走着发黄的落叶，就要标志着另一个季节的来临，心里浮现—种难以名状的心情。
   在休息室，他见到了早已到达的彭真，问：“成员名单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事先征求了宋庆龄副委员长的意见了吗？”
   彭真笑了：“她还是老说法，尊重大多数人通过的决议。”
    “那好吧，大多数委员一定会通过我们的决议的。”当叶剑英由彭真、彭冲、习仲勋、粟裕、杨尚昆、班禅额尔得尼·却吉坚赞等副委员长们陪同坐在了主席台前，扫视着全部到会的委员们时，发现会场里出奇的安静。他们各在各的位置上坐下来，打开了各人面前的那些提案材料。
  “大家都看到了吧？”叶剑英由于对江青、林彪两案的成员怀着一种刻骨的憎恨而显得形容憔悴：“我们这个会只是审议和任命审判 [四人帮 ]两案的特别法庭和特别检察厅，共由三十五人组成，其中有八名是各民主党派的代表，是很有名的法学家和社会学家费孝通这些人。这是一件很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我们要看到我们党有史以来最精彩的一幕戏，题目叫：审女皇。”
    与有些人闷闷不乐的样子相反，彭真始终显得兴高采烈，他眯缝着眼睛说：“这里，对江青的审判的确会引起全国、全世界的关注。已经有人纷纷打听我们究竟会怎样处理'四人帮’，我看我们还是独立审判，不受法律之外的任何人的影响，当然，今天主要讨论两个特别审判机构的组织人员问题，其余的问题将交给他们去考虑。”
    大概是激动的缘故吧，他的讲话显得有点罗嗦，他一遍一遍地介绍这两个机构组织人员的姓名和简历，强调特别法庭分为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第一审判庭审判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陈伯达五人。第二审判庭负责审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江腾蚊五名原军人主犯。还再三说明，此次审判只审理林彪、江青等人的刑事罪行，不涉及党内的路线是非问题，否则就会把党内的路线是非同他们的反革命刑事罪行混淆了。
   当讨论开始后，许多委员们对组织这些机构的人员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太大的关心，而对江青这些人现状十分关心，兴趣极大。
    史良问彭真：“如果让江青认罪，那比太阳从西边升起还要难哪。看来她是一个要抱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我问过监狱和审理她的案的人，她从被捕到现在，没写过—个字的检查，也没有承认过一个罪行。她还是当年的派头啊。一开口就讲她的功劳和文化大革命的意义。看来她要重新上了台，我们这些人统统都杀头。—个也剩不下。”
   人们哄地笑起来。
   史良又问：“她吃得怎么样？”
    江华说：“她吃得还是不错的，起码比普通犯人强多了。前一段我还到关押江青等人的秦城监狱看了他们一次，当然江女皇是不知道我这个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观察她的情况，是通过观望镜看她的，她坐在她的床铺上，用手不住地摩平自己裤子的褶纹，不时地站起来，作作深呼吸，像条老狼似的嗅嗅牢房的什么气味。看来她的嗅觉很灵敏，发觉我们正隔着一堵墙观察她。”
  “那么张春桥呢？”
    彭真说：“这个人的态度也是极其顽固、极其恶劣。他从被捕那天起，就不再说话，拒绝办案人员对他的任何询问。他好象还是特别清高，公然蔑视法庭、蔑视党的和国家的领导人，也是从不交代任何问题。他们那一伙人，就数他胖，养得肥头大耳的。”
    “不过，他是讲了不少问题的。”江华说：“他坚持他认错不认罪的防线，一直说他犯了错误，但不认为他的问题是触犯了刑律。这里面，态度最好的是王洪文。看来他的精神是完全垮了，一点抵抗能力也没有，问他什么他就讲什么，用他们自己的话讲，就是没骨气。这就是他们那伙人的基本情况。”
    彭真又说：“这些在押犯的生活待遇一直比较好，伙食上从来没有亏待他们。如果拿他们迫害我们时的情况相比，简直是把他们捧到了天上。当然，到审判他们的时候，还会将他们的伙食标准再提高—些，让他们吃得好好的，穿得暖暖的，以保证其充足的营养和健康，好有足够的精力来出庭受审。”
   会议整整讨论了三天，到了九月二十九日下午，在叶剑英主持下，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如下决定：
   1、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进行起诉、任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兼特别检察厅厅长。
    2、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特别法庭设两个审判厅任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兼特别法庭庭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曾汉周兼第一审判厅审判长。
   3、特别法院公开进行审判。
   4、特别法院的判决是终审判决，对已死的各犯不再起诉。
   表决以后，叶剑英徐徐吐下一口气，对彭真说：“全国人大的历史上，从此又翻开了一个新篇章。”
    在朝西通过向玉泉山的路上，轿车呜呜地开了很长时间，但公路是笔直的柏油马路。从北京城方向开来的这三辆轿车飞驰着，只用一个半小时，就到达了军队核心首脑人物的办公地。一路上，胡耀邦仔细地视察了广袤无垠的庄稼地。秋光分外凉爽艳丽，如海的高梁和远处的枫叶连成一片。地里的豆类作物喷着芬芳，给锦秀壮丽的大地铺陈得更加有滋有味……
   政治家只在这种心情下，才有心思遐想连篇。
   早已等候在门口的两个人等三辆轿车停稳后，亲自迎了上来，同最先跳下车的胡耀邦和赵紫阳紧紧握手。
  “聂帅怎么样？”
  “身体不太好，可能参加不成会议了。”
    胡耀邦和赵紫阳跟着他们，走进了聂荣臻的卧室，看见他正躺在床上，由身旁的护士给他输液。但是，他的气色很好，神智也很清楚。看到总书记和总理进来，他好象很激动，挣扎着想坐起来，被护士按住了。
  “真遗憾，这么重要的会议，我不能参加了。”
    “这是意外的事，”胡耀邦说。“政治局委员中除了你和刘伯承同志请了病假，赛福鼎和陈永贵我们不计划通知他们到会外，其余同志我们都通知了。此外，中央书记处的书记们也将列席会议。为了能开这次会议，中宣部和纪委都将在此期间开会，特别法庭也将在政治局生活会期间开庭。里外配合、上下配合，争取会议开得有声有色。”
   聂荣臻嘴角露出笑意：“怪不得小平同志一直推荐你，看得出你确有组织才能。”
   赵紫阳说：“这一段来耀邦同志里里外外，跑前跑后，作了大量的工作。”
    “这都是大家在努力嘛。特别是小平同志，基本上天天都在找—些同志谈话，争取为这次政治局生活会奠定基础。”胡耀邦说：“我们这次来，也就是为了进一步征求一下你的看法和意见。”
   聂荣臻说：“有一件事我—直有怀疑，那就是刚刚粉碎 [ 四人帮 ] 时华国锋自己大肆宣扬的所谓毛主席给他写的条子：[办事，我放心] 。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我心中无数。你们见过吗？”
   胡耀邦摇摇头：“我是没见过。”
  “我也没见过。”赵紫阳说。
    聂荣臻接着说：“我曾经问过叶帅，他也是说他没见过。这么一来就奇怪了，为什么这么一件事吹得神乎其神的证据，竟不交给中央保存，也不在历次的政治局中央全会上公布，这难道不发人深省吗？”
    “过去说此人怎么怎么怎么老实。”胡耀邦说：“我看大大的不见得。这个人其实是很狡猾的，通过这么一段来的历史可以看出，他极心眼里作事。那个条子很可能是伪造的，是他自己或指使他的人伪作。”
    赵紫阳说：“人所周知，当时毛主席病得已经手无缚鸡之力，根本不可能给他写什么字，而且主席又没有签字，没有写明日期，根本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聂荣臻示意护士给他枕头垫高了些，然后继续地说：“我们刚刚粉碎 [ 四人帮 ] 后，华国锋名义上强调 [ 大治 ]，实际上是 [ 不治 ] ，他本身的许多事情就和 [ 四人帮 ] 有牵连，叫他清查和 [ 四人帮 ]有牵连的人和事又怎么能查得下去呢？所以，许多 [ 四人帮 ]    的帮派体系不但没被摧毁，而且还受到了保护。这场斗争的软化，与华国锋的错误有很大的关系。现在，为什么各地会有那么多治安问题，反革命分子猖狂活动问题，以及一些干部的政治不能与中央完全保持一致，不能不说祸根在此。”
   胡耀邦连忙点头：“讲得好！讲得好！聂帅的这几句话完全说到要害处了。我们同华国锋的矛盾根本在此。从本来的意义上讲，华国锋和[ 四人帮 ] 及其帮派体系的思想基础是一致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观点在他们的脑袋中都占有上风。”     
  “这也是我们这次生活会要重点解决的问题。”赵紫阳说。
    聂荣臻完全同意地说：“对了，这下你们算找到要害了，对华国锋的错误，要一条一条地揭，一条一条地批，要让他听了吓一跳，这才能触动他的思想。如果能让他知道，还按老皇历走，就一天也混不下去了，这样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不，这一次也计划从组织上采取措施，动员他辞职。”胡耀邦小声地说：“这也是小平的意思。”
  “那就更好！”聂荣臻双手使劲地一拍床铺，几乎要坐起来，慌得护士和众人赶紧扶住了他。
     
　　    五十五 政治局开生活会 华国锋成众矢的

    华国锋一进会场，就感到了异样，心里立刻忐忑不安了。
　　以往政治局开会，作为中央主席的他，总要坐在主席台上或者会议桌的中央，显示出独特的身份。但是今天完全变了样，就像国际上召开圆桌会议似的，整个会议室的沙发被围成个大圈，象征着所有的人一律平等。他和叶剑英一块走进去时，先来的人纷纷和叶剑英招呼，而把他硬梆梆地凉到一边。
　　华国锋一下子收起了他那长形脸膛上曾讨人喜欢的露齿笑容，这种音容笑貌曾使政治局委员们把他选为中共党内至高无上的人物。
　　如果从他左边数，紧挨着他的是与他私人关系最为密切的叶剑英，他这样认为。叶剑英是他在政治局内的知己，再过去是韦国清、乌兰夫、方毅，后者长得瘦小，白皙，轮廓分明，有些知识分子厌恶他，却从未有人低估过他。
　　许世友和彭真凑在一起是不可思议的，何况一年前许世友还在华国锋面前大骂过他，说：“和彭真这号叛徒坐在一起吃饭都感到恶心。”华国锋同样很赏识他。许世友极为忠诚可靠，且无任何超越自己幻想之外的任何政治野心。他和耿飚、徐向前一样，对厌恶的那几个人持同样态度。现在，不知为什么，他们竟搞到一起去了。
　　坐在对面的是邓小平。赵紫阳、胡耀邦分坐在他的两边。和赵紫阳相挨的彭冲、陈慕华和李先念、李德生。排在胡耀邦那边的余秋里、张廷发、王震、邓颖超。书记处的万里、王任重、谷牧、宋任穷、杨得志、胡乔木、姚依林也坐在另一边，他们是被通知列席会议的。
　　会议室的每一个角落里各摆着一张小桌子。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两位速记员，他们是特地负责这次会议记录的。
    政治局的委员们核对了人数后，胡耀邦报告：“刘伯承、聂荣臻同志因病未能参加会议，陈永贵和赛福鼎未通知到会外，实到政治局委员二十一人，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人。中央书记处书记七人列席了会议。”
　　这时，华国锋按照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定的调子宣布会议开始，他说：“根据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规定，共产党员要忠诚坦白，对党组织不隐瞒自己的错误和自己的思想、观点。对人对事要开诚布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批评，摆在桌面上，不要会上不说，会下乱说，不要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要口是心非，阳奉阴违。今天，我们按照这个精神来开个政治局生活会，重点谈一下党的十一大以来的思想，同志们交换一下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便在新基础上达到更加巩固的团结。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这次开会要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邓小平强调说：“不要吞吞吐吐，不要钝刀子割肉。揭问题就要有脱裤子的决心，来个一针见血。如果再顾及情面，我们这个党就不会有希望了。”
　　这下，会议室的空气立刻变得沉闷起来，人们都屏息静观着谁先开炮，谁都没有率先发言的意思。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几分钟没有人讲话。
　　“我看，还是我这个总书记带个头吧！”忽然，胡耀邦开了口，他大声说：“现在我们党再一次到了一个关键时刻，这就是：我们是继续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指引的方向走，还是在此基础上原地踏步，甚至开倒车，往后退的问题。”
　　一下子人们目瞪口呆，不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见胡耀邦呼地站起来，激动地说：“在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决心大干四化的时候，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还是因循守旧，坚持'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路线和左倾错误，迟迟不能从错误的泥坑中解脱出来，严重影响了大多数同志的情绪。”
    “在这个问题上，我承认自己的错误，我愿意检讨。”面色苍白的华国锋，骨碌转动不停的眼珠子扫了与会者一圈，解释道：“从粉碎'四人帮’起，许多老同志建议要我赶快解放小平同志，当然如果马上解放小平同志，会使党的工作减少损失。但是我考虑到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刚刚去世，毛主席的威望正在高涨时刻，我们党中央的弯子一下子转得太快了，会使党和人民马上接受不了，就会出现大的问题。当时，国内外都有人称我们是右派政变了，这个情况希望同志们予以理解。”
　　“我看华国锋同志还是不忙解释吧。”陈云扳着面孔说：“耀邦刚刚开口说话嘛。像你这么解释，天底下就没有错误这一说了。因为任何错误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你的理由头头是道，还要别人提意见干什么？”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怎么又开口呢？看来你是根本不想让别人开口，这就是你对待大家批评的态度？简直是岂有此理！”
　　“华国锋同志—贯作风霸道，根本听不进去群众、干部的意见！”
　　“他还有个完没有呢？让耀邦同志讲！”
　　这一下华国锋感到众怒难犯了，连连招手：“好，还，我认错！现在请耀邦同志继续讲，继续讲！”
    “华国锋同志在各种讲话和谈话中，都口口声声地说粉碎'四人帮’是他的功劳。他完全夸大了他的作用，利用这一事件把自己摆在了非常不恰当的地位上。当然，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一事件中是有功劳的。”胡耀邦伸出一个指头，在空中划了一个大大的弧形：“这—点应当肯定，但是，对这一事件应作历史分析，不应把功劳只归于个人。”
    韦国清说：“粉碎'四人帮’时，叶帅、先念同志，还有许许多多的将军、老帅都是立下了大功的嘛。就是你华国锋不粉碎'四人帮’，别人也要粉碎，你要阻碍，说不定连你也一块粉碎了。”
    “话虽说得难听，但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实。”李先念说：“邓小平同志同'四人帮’斗争了整整两年多，积累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为什么周总理逝世后，反'四人帮’的怒潮会火山爆发那样冲天而起？为什么天安门四五事件能够赢得人民群众的坚决支持？就是由于邓小平同志深入人心！他们为我们粉碎'四人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实事求是地讲，你华国锋同志在毛主席没有逝世之前，是同'四人帮’遥相呼应的，是和他们搞在一起的。要不是江青、张春桥反过来企图收拾你，也可能会和'四人帮’站在一起的。”
　　“完全可能！”赵紫阳说：“你还记得吗？华国锋同志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份，你召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打招呼会议时，我就对你说：'国锋同志，慎重一些，小平同志的一些作法是政治局会议上研究过的，小心别伤害了大多数的感情。’你马上就训我：'你这种提法根本就是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在政治局内造谣言、放暗箭，攻击江青、春桥同志，是彻头彻尾的反对毛主席！’你华国锋不仅当着我的面这么批我，而且把我的话报告了江青。”
　　“紫阳同志，不是我报告的！”
　　“不是你是谁？当时再没有人知道！”
　　“也可能是工作人员干的！”
　　赵紫阳来气了：“像你这样推责任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就在你批我后的第二天，江青擅自召集几个省的负责人开会，在会上大批各省的右倾翻案风，其中点了我给华国锋同志讲的话作例子。江青见我还是无动于衷，就冲着我喊：'赵紫阳，你知道这是批谁吗？就是批你！直到中央要召开批邓的打招呼会议之前，你还敢给中央负责人提意见，让别人慎重，我看你一点都不慎重！请问华国锋，这不是你打的小报告，又是谁干的？”
　　“太明显不过了，华国锋同志不老实！”
　　“这点小事都不敢承认，何况是大事呢！”
　　“这点他根本推不过去！”
    王震指着华国锋的鼻子吼起来：“这事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帐都得往你头上记。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后，镇压群众的一系列行动都是你亲自指挥的。中纪委已经查了档案，镇压的电话是你打的，命令是你签发，人是你下令抓的！所有这些，你能事事赖掉吗？”
华国锋红着脸说：“我并不想推卸责任，我只是想说，当时有当时的历史条件。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以后，才由我去执行。”
    “这不能说你没有责任！”王震似乎是咆哮了：“这种诡辩和'四人帮’没有什么两样！张春桥、姚文元，包括江青都口口声声说他们是执行了中央决定的，事实会那样吗？你抓哪一个人也都政治局批准了？华国锋呀华国锋，我过去对你的面貌还有点不清楚，现在才发现你极不老实！”
    “许多同志都要求你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时，你为什么迟迟不平反？这也是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吗？”彭真也沉下脸来，词语非常严厉：“我看你的态度直到粉碎'四人帮’的两年之久后，你都迟迟没有转变观点！”
　　趁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提问的时候，华国锋作了解释。他说他之所以那样做，一是政治局会议委托他全面指挥；二是江青、张春桥，特别是王洪文亲自监视着他，他不那么做就根本保不了自己；第三，毛泽东已经定性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灾难已经造成，谁也扭转不了历史现状。但那并非是他情愿干的，他并不想为自己找些不站住脚的借口。房间中的沉寂像是腥风血雨一般。
　　陈云发言了，尖刻的言辞叫人根本喘不过气来。
　　“为什么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能避免犯错误，比如剑英、先念、李德生、倪志福等同志，他们都是党的九届、十届中央委员，有的也是政治局委员，而你不会像他们那样呢？”
　　“我分管安全工作嘛。”
　　“我看不是，而是胸有向上爬的野心，所以要踩着别的人肩膀往上走。很明显，那个时候不坏良心是上不去的。”
　　“不，我没有野心。”
　　“陈云同志，如果你硬要这么讲，我完全可以辞职。我不在乎当主席不当主席。我可以当个普通公民。”
    陈云冷笑道：“早在八月十八日到二十三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有少数同志已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你华国锋不适宜继续担任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上问题的决议（讨论稿）》的过程中，无论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或军队系统，都有多数同志提出要对建国以来历史的第四阶段进行认真的总结，指出你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至一九八零年这四年特别是这四年的前两年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错误。很多同志要求对华国锋同志所担负的职务进行调整。刚才他也提出要求辞职，我认为改变他的现在职务是完全必要的。”
　　华国锋的脸一下子成土色。他几乎带出了哭腔：“我再三再四地作自我批评，一再对大家的意见采纳接受，你们就是不谅解我嘛，你们一再表示不相信我，我不辞职又有什么办法呢？”
　　一些人低垂下了头，再不敢和他那双潮润的、含着某种渴盼目光的眼睛相碰。
    华国锋又把目光转向了叶剑英：“叶帅完全可以作证，我在粉碎'四人帮’后哪一点不是采取了集体领导？我所干的每一件事都是和叶帅研究过的！让小平同志站出来，粉碎'四人帮’不到一年就让他站出来了嘛。这并不是算太慢嘛。”
　　叶剑英有些不耐烦地说：“国锋同志，今天政治局会议是给你提意见，是对你批评帮助帮助并不是给你评功摆好嘛。等哪一天在给你评功摆好时，我看大家也能讲一大筐子嘛。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承担责任，那我来担好了。我早就提出要辞职，今天在这个会议上我再提一遍，我请求中央让我退休，起码把我的名字排到小平后边去，这是我主动的意见。”这么一来，弄得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更加孤立。他就像上帝将倒霉的手指指向了他一样，不管他怎样辩解，也没有多少人听他的；也没有人敢站出来支持他。当初还有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陈永贵等人敢于替他说话，如今则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一副举目无亲的境界了。
　　他想放声大哭，但是哭不出来。
    华国锋只得以守为攻：“同志们，既然大家对我还有这么多意见，那么索性大家把心里话就都倒出来吧。这个会，今天开不完，明天继续开，明天开不完，接着后天开，一直到把意见都说完，凡是属于我错了，我坚决改正，凡是属于中央的，我承担第一位责任。因为我是中央主席嘛。”
    “你说了这么多。”乌兰夫开口说话了，他叹了口气，很不满意地说：“都是解释、说明，我就没听见主动检查过一句属于你的错误。'两个凡是’，大家说了这么长时期了，是你的发明吧？这已被实践检验是反马列主义的观点，你长期坚持这个口号，而且是在实践中推行这个路线。”
　　“这点我承认，我是多次讲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同志们，刚刚粉碎'四人帮’，'左’的思想倾向占统治地位，我们不提这个口号就争取不了群众啊！”
　　“你看看，你看看，他又在辩护是不是？”
　　“这是事实呀！”
　　“他根本听不进去群众的意见嘛。”
　　“国锋同志，你承认不承认'两个凡是’是反马列主义的？”
　　“是不恰当的言词。”
    彭真火了，将沙发扶手一拍大声说：“什么不恰当言词，完全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你提出'两个凡是’，实际上是要把毛泽东同志晚年'左’的一套继续照搬下去。在三中全会以后，你的思想有所改变，但在—些原则问题上还是没有根本的改变。”
“但是我在组织上保留了自己的意见，服从了党的纪律，在行动上没有任何反对的表示。我尽了一个党员应尽的义务。”
    陈慕华开口说道：“你是党的主席，你不能仅仅是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呀！如果只是一个党员，怎么能率领全党、全国人民建设祖国的奋斗呢？或许你是一个好党员，但却不是成熟的、合格的党主席！你可以是个好公民，但却不是一个好总理！”
　　华国锋感到一阵昏眩，眼前立刻一片漆黑，他不由得用双手捂住了脑袋。就连陈慕华这样的并不多谈政治人事的女领导人都指责自己了，我还能再在中央呆下去吗？这种局面太惨了！他被解放出来。安排到政治局内，最后落到了这般境地！朦胧中，他忽然觉得自己驾车在道路上顺着悬崖爬向了一个深不可达的谷底。在谷底又是一连串的山丘，中间有一条深深的狭缝，道路从中间通过。道路两旁一片葱茏茂密。在平坦的谷底，点缀着成千上万农家小屋，屋周围有禽舍、牛栏和玉米田、庄稼地。有些小屋建在坡上，屋顶中央的烟囱冒出袅袅的炊烟，甚至在如此高远的地方，也可以看到满山的羊群，还有妇女和儿童弓着在田间劳动。这多么像自己的家乡山西交城县的山水。记得有一次，华国锋和汪东兴一块到大寨视察，路过这片土地时他开玩笑在说：“假如我老了，就回这片土地上种耕田园，这里的一山一石多么亲切啊！”
　　“难道你不想把这里彻底改变一下？”
　　“怎么个改变？”
　　“变成大都市啊！”汪东兴放声笑道：“我的老伴也是山西人，是山西垣曲县人，那里也是山区，我总想着有朝一日把那开发出来好为民谋福。”
　　华国锋的情绪受到感染，也大声说：“我们这一生也让家乡父老放心了，我们毕竟给山西人民增了光彩。这一辈子过得不冤枉，要不是毛主席，哪里会有我们的今天！”
　　“可是，如果资本主义复辟了，我们这里的一切都会发生变化！也许人们会把我们当作千古罪人来遣责！”
    华国锋一下子清醒了！他的头上、身上沁出了一层冷汗。这时他才发觉，批评他的会议没有结束。发言的人一个接着一个，似乎比刚才更积极、更勇跃了。一直坐在那里观察局势发展的邓小平咳嗽一声，清了清嗓子，准备讲话了。会议室里立刻出奇地安静，人们的目光齐刷刷地转向了他。
    这时，华国锋才猛然醒悟道，他，他才是稳操、主宰目前中国命运的当家人。他真弄不清楚，为什么在场的这些中央核心成员竟如此敬畏他，他那锋利的目光转到那里，那里都会出现不安的躁动。这个留着斑白头发的小个子，怎么会有如此惊人的力量！
    “今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大家畅所欲言，在党的会议上充分发表了各种意见。”他说：“这是完全必要的。我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必须得重申党的纪律。这次会议是政治局极其保密的会议，会议的内容一个字都不能泄漏出去。谁泄了密，就要严厉制裁他。这是其一。第二，不管对华国锋同志还是其他人，有什么只准在这里讲，不能拿到会外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有这么一条要规定：在党内组织秘密集团是分裂党和颠覆党的犯罪行为。共产党员绝对不允许参加反对党的秘密组织和秘密活动。各级党的组织和每个共产党员都要从林彪、'四人帮’煽动派性，组织秘密集团，阴谋篡权的反革命事件中吸取教训，提高警惕，坚决防止这类事件的重演。你们听清楚了吗？”
    邓小平笑了笑，那只炯炯有神的眼睛紧紧盯住了华国锋，又念下另一段：“一位党员如果背着党有组织地进行与党的路线、决议相背离的活动，就是派性活动。进行派性活动，必然会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如果不加以坚决制止而任其发展，就会导致党的分裂。”
    “大家都听见了吧？这可是他自己亲口讲的！”邓小平笑着说：“那么我们就所其言，观其行。希望华国锋同志不要自己食言。因为任何搞两面派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这个会，我建议明天继续开！”

五十六 群情激愤深揭猛批 英明领袖名誉扫地

　　江青理了理头发，整了整衣服，从容不迫地走出监房，跟着身穿警服的女看守来到接见室，同前来担任辩护的两名律师见面。
　　她坐到对面的椅子里后，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先发制人地提问，而是端坐不语，尽量把自己的神志搞得自然些。
　　“你接到起诉书有什么看法？你要不要聘请我们给你当律师？”
　　“首先我要控诉公安部！他们对我的所作所为，完全是法西斯绑架！”江青脸一沉，厉声说道：“至于起诉书，那更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林彪和我怎么搞到—起来呢？林彪是要杀我的，对我恨之入骨。现在，特别检察厅把杀人者同我这个被杀者混淆在一起，这哪里还有什么公理可讲？不过，我是想请个律师替我说话。”
　　“你要决定聘请我们给你当律师，我们可以就这些案情来商讨问题。如果你不决定下来，我们无法就案情进一步谈话。”那个年纪大一些的律师说。
    江青的眼神在他俩身上转了又转，反问道：“你们敢给我辩护吗？我这个案子可是太复杂了，牵扯到我们党内的许多大事。许多事情，不是我决定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定的，我不过是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为代表的基本路线罢了。所以，要想给我辩护，你们得学习一九六六年的五一六通知，学习十六条，也就是那个《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不学习这些，理解不了我的许多活动。当然，我现在被他们开除党籍了，那是他们决定的，我不承认！”
　　那两个律师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年纪大一写的人说：“我们作为律师，要学什么文件，我们自己知道，不用你来指点。我们只想弄清楚，你到底想不想请我们当律师？”
　　江青皱着眉头捂住了耳朵：“你不要大声说话好不好？我害过病，受不了刺激，你们这样大声说活只能使我身体受不了。”
　　“你不是说你耳朵聋，要我们大声说话吗？”
    “你们离得这么近，我能听见。”江青慢慢地放下两手，骨碌着眼珠子又问：“我是想请律师替我说话的。按照刑诉法的规定，我请人大常委会委员史良和我的女儿李纳给我当辩护人，这完全合法呀！为什么特别法庭不允许，不答应呢？”
    年轻一些的律师说：“这我们就不知道了。特别法庭的回答，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管不了那么许多。不过，据我们所知，史良自己年事已高，而且她多年来又不再继续当律师，所以特别法庭不允许也是可能的。”
　　江青冷笑道：“请你们给我当辩护人，你们自己能取了证吗？比如—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主席给我有一封信就在我的保密柜，你们能取出来吗？还有，有些证人，比如华国锋，他是重要的当事人。毛主席给我的许多指示，他是知道的。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刘少奇的定性和取证，他也完全清楚。有些事就是他干的嘛。起诉书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天安门事件吗？我也可以告诉你们，那也是华国锋干的。材料是他报的，政治局会议是他主持的，会议决定的事是他执行的，现在把事情一古脑儿都推到我们身上，这合理吗？”
　　“你是反革命集团的首犯嘛，现在我们只说你的事，而不管其他人。”
　　“所以你们就很难弄清楚真相。”江青说：“起诉书完全对我实行的是诬陷！我一点也不在乎。把什么事情推在我身上，我不怕，我感到很光荣。问题是像华国锋、汪东兴这样的小人，他们自己干的事不敢承认。这太无耻、太卑鄙了！”
　　接见室里只听见江青—个人的声音，未免是对聘请律师的一种讽刺，看来，这件事情只能就此作罢了。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从前天开始，就对中国进行访问。他对这个美丽而幅员辽阔的大国，始终充满了神秘感。他在钓鱼台国宾馆说：“我相信，作为一个献身于世界和平而坚持不懈进行探索的中国，将始终不渝地忠实于自己的传统，并牢记它对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再三重申的义务……”
　　在和赵紫阳会谈时，他几次看到这位新总理经常走神，表现出心不在焉的那种神态。两国的陪同人员都在场，会谈是令人愉快的，但又是拘谨的。当赵紫阳夸夸其谈的介绍结束时，李光耀站起身来，慎重其事地对他的发言表示了感谢，他已代表新加坡极为小心弈弈而又全神贯注地听取了他的言论。
　　“我愿意告诉赵总理，全世界都关注着贵国审判江青、张春桥及其他政治犯的事件。”
　　“我们始终认为，这是我国自己的内部事务，外国的任何机构和组织都不应对我们的活动进行干涉。”
    “我们从来不想干涉贵国的事务。”李光耀说：“我只是想提醒阁下，许多国际组织呼吁要援救江青，国际上曾有惯例，即对妇女一般不采取死刑。我们希望贵国政府在审判活动中考虑到这一点。”
　　赵紫阳笑了笑，很平静地说：“我们国家的审判是独立审判。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对罪大恶极的江青反革命集团，我们将严格按照中国的法律来进行。”
　　对此，李光耀也是报之于淡淡的一笑。
　　华国锋的精神防线此刻也完全垮了，两眼由于熬夜，出现了红丝，脸部的肌肉松驰下来，走起路来没精打彩，闷闷不乐，再没有当初那副毛泽东转世的神气了。
　　会议室的桌子重新作了布置，整个会场排列成一个长方形的大会议桌的形式，这样与会者可以将文件包放在桌上，尽情地记录和准备发言稿。
    华国锋斜视着那位身材短、瘦骨嶙峋的胡耀邦，并感到他的手掌中握着什么了不起的材料，也正和邓小平交换着意见。这样看来，今天的会议上还有好戏看了。
    当参加会议的二十九个人都在那张宽阔无比的会议桌旁就座后，胡耀邦又开始讲话：“今天我们继续讨论和批评华国锋同志的错误。我们之所以开这个会，目的还是治病牧人，是为了帮助华国锋同志，而不是为了整人。这一点，我相信与会者能够很好地感觉到。”
    陈云点点头。他那凝视的目光不断游移到华国锋和那几个始终没有发言的人身上。别的人都在兴致勃勃地望着他；其中几个人仔细察看邓小平的每一个表情。
    “我来讲几句！”满头白发，看上去骨瘦如柴其实身体非常强硬的王震伸出一双手来，不停地比划着说：“华国锋同志的思想越来越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我们想一想华国锋在'十—大’前后提出的一系列口号，什么'抓纲治国’啦，什么'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啦，什么'以阶级斗争为纲’，'高举大庆、大寨两面红旗’啦等等，基本上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口号。当然，这并不说没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但你有着不可推诿的责任。”
　　彭真说：“口号不能乱提，所有的口号都是代表中央在一个时期的前进方向的。口号提错了，一切皆错。华国锋同志至今还认为文化大革命有点好处，还想四六开或者对半开，是不是？我愿说句老实话，文化大革命对全国人民来说，没有—点点的好处。除了给党和人民造成一场大灾难外，再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直到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他还讲了许多'左’的意见，继续守着毛泽东错误不放。”
　　“如果说毛主席都错了，那我也就承认错误罢，这样评价历史，我没意见。”华国锋忍不住说。
    “这样的态度是极不严肃的！”邓小平关键时刻开了口：“你不能认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你就可以犯。毛泽东同志即使犯点错误，全党全国可以原谅，你华国锋就不能原谅。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你华国锋有多大的功？你动不动就想和毛泽东同志攀比，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你们可以看看，华国锋自己的像和毛泽东同志的像并挂，对他种种出格的歌颂，我越看越觉得不顺眼，越听越觉得不顺耳，我都替他感到脸烧，但他却觉得心安理得。这种情况，甚至在今年不久以前还在继续。这说明华国锋同志多么没有自知之明，多么荒唐！他完全把个人同党和人民的关系摆错了位置，是严重的思想问题和党性问题。”
    “我同意小平的意见，”赵紫阳紧接着说：“毛泽东同志在党内历史上有着不可比拟的功劳。他缔造了党、军队的国家，正像平时经常讲的，如果没有毛主席，也许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徘徊。就这，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我们还是要批的。你华国锋可好了，你刚上台，就享起毛泽东革命半世纪才享有的待遇。报纸上你的报道，和毛主席的报道、版面安排一模一样。甚至住房、生活条件等等，你都要和毛主席比，你华国锋真是太不自量力了！连老百姓都有口头谚语：'口出狂言不知羞，黄豆也想比地球！’指的就是你啊“！”
　　胡耀邦“噌”地站起来，指着华国锋的鼻子说：“听了吹捧你的那些话，我都肉麻！什么'英明领袖华主席’，你也不想想，你英明在何处？何方？就是在抗战时期领导几个人的游击队打打游击，也算最高统帅？哈哈，不是我吹，你打的那些仗，比不上我的百分之一。当然，你也就更不能和我们的许多老将军、老元帅相比了！看来，你是很热心于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迷信的。你是个题词迷，到处要留下你的墨迹，对什么事情你都要写几个字。你题了大量的、而不是小部分的，你写许多不应该写的，而不是必要的题词题字。你那些玩艺儿四年的总和，超过了毛主席四十年的总和还要多。你看你英明不英明！”
　　会场一阵哄堂大笑，把华国锋臊得坐在那里张口也不是，低头也不是，屁股下好象垫上了针毯。
　　“耀邦同志，许多过誉之词也不是我让他们说的。我承认自己不行，最好我把自己的职务让位给你！”华国锋红着脸说：“我的职务也不是自己伸手要或者夺来的，也是大家选来的嘛。”
　　“你这是什么态度？怎么一点都听不进去别人的批评？”
　　“谁说你的职务是夺来的了？你是向谁发火？这么不虚心！”
　　“耀邦同志讲的话，字字、句句都在理，难道不是这个样子吗？山西到处都唱'交城山’把那个曲子和'东方红’一样播放，你知道不知道？到处提'英明领袖华主席’你知道不？说话呀？”
　　“这我当然知道呀！”
　　“知道为什么不制止？”
　　“我，我怕扫了大家的兴！何况有些话是中央最高层的同志的提倡。”
    邓小平点着他说：“这说明你不识抬举！别人奉承你两句，是启发你自学，或者给你提个新高度。你却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些，只问人民要这要那，从不想着对人民奉献点什么，所以你必然要引起人民对你的反感，必然要走到邪路上去！”
　　“国锋同志，大家这是给你敲警钟哪！”陈云说：“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哪个都比你大，哪个都比你资格老，我们谁也没有接受过那么高的荣誉，你的确太过分了！”
　　许世友站了起来：“我们已经讲了许多了，听听华主席讲怎么样？”
　　“对，让华主席表示一下态度也可以嘛。反正我们提意见是为了帮助一个同志，而不是为了整人。总要让人充分发表意见，也允许被批评的人辩嘛。”空军司令张廷发说。
　　“应该听听华主席的表态。”彭冲说：“认识多少讲多少，一时认识不上去也没关系，大家还可再等候嘛。”
　　耿飚也说：“总还应该看到，华主席在过去的四年中还是作了大量的好的工作嘛。粉碎'四人帮’，没有华主席亲自坐阵能行吗？我看还是不行吗？我看还是不行的！这些方面，叶帅过去讲得很多，我也不想一一举例。我们都想听听华主席对大家提的这些意见的态度。”
　　泪珠已经在华国锋眼眶里滚动了。
　　华国锋站起来，声音有些哽咽：“同志们，首先我很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和批评，这对于我下一步搞好工作，无疑是有好处的。我非常赞成党发扬民主、允许党员发表不同的意见。我同样主张要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不任意夸大一个人的错误，罗织成为罪状……”
　　“国锋同志，谁给你罗织罪状了？”胡耀邦马上说：“你刚才讲的是什么意思？”
　　赵紫阳也说：“华国锋同志不是自我批评，而是变着法儿给批评他的人扣帽子！”
　　“你说说，我们批评你的哪一条不是事实？哪一点冤枉你了？”陈云也反问道。
　　耿飚颇为不满地说：“你们还让不让华主席讲话？怎么人家开口就打断人家话？”
　　许世友也说：“党内民主嘛。充分体现人人平等嘛。”
　　彭冲很不高兴地说：“我想听听华主席讲！”
　　邓小平也火了：“看来这个政治局会议由你们主持是不是？为什么要擅自修改会议方向？政治局会议开会帮助华国锋同志，是常委会决定的，难道你们要推翻常委会的决定是不是？真不像话！”
　　许世友脸白了：“小平同志，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说……”
　　“还是会议原议题走！”邓小平爱搭不理地说：“我们会给华国锋同志留下充分讲话的时间的。但不是现在。现在是让大家把华国锋同志的问题充分揭够、揭透、揭彻底。不然，还怎么谈总结历史经验？还谈什么教训？”
　　几句话，使会场的气氛再依次紧张起来。
    这时，叶剑英用红蓝铅笔轻轻地弹桌子，宽阔的肩膀耸了耸，慈祥的面孔上出现一道道饱经风霜的皱纹，放声大笑起来：“好！好！我们这个政治局会议开的确很热烈，很够味，大家把憋在心里的许多话都讲出来了。这样才能有利于团结，有利于解决问题，有利于进一步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正像大家一再提出的，华国锋同志犯的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当初刚刚粉碎'四人帮’，我的头脑里也有愚忠愚义的思想，有时明知华国锋同志的意见不对，但都给他提出来后，他—拒绝，我也没有坚持，就这样酿成了这样的局面。所以，这种情况我也有份。今天，我们是继续讨论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的错误，这也是起草党的若干问题决议的—个重要组织部分。不仅对华国锋同志，而且对我，对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同志，都是有重要意义的。我看还是按原定的程序开会吧。”
    “刚才叶副主席讲的话很好。”华国锋说，“对同志的批评，我希望真正作到知无不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不再作什么解释了，只要大家愿意讲，我什么时候都表示欢迎。”
    当他表态的时候，出现了一会儿的静默。但只是短暂的时间，彭真从桌上的皮包里取出—叠材料。摆在自己面前，呷了一口茶水，开始了他事先准备好的讲话：“同志们都知道，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和全国人民—致要求平反这些案子，给受迫害的同志恢复名誉。对待这件事采取什么态度，就成了衡量一个人究竟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维护'左’倾、'四人帮’路线的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水岭、试金石。你华国锋究竟是采取的哪—种态度呢？”
    说到这里，彭真的眼圈都红了，平静的脸一下子露出怒不可遏的神色：“你对我们这些受迫害近十年之久的老家伙没有一点阶级感情。除了仅仅与'四人帮’有关的一些问题以外，你从来没有主动地提出过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倡议。你对解放党内大批老干部、平反历史上大批冤假错案的态度，是消极的、观望的、能推就推，能拖就拖，不在背后猛击—掌，你就不肯向前走一步！在座的同志们都还记得，你对邓小平是什么态度，你对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是什么态度？你的那鄙视、恶劣的、至今没有完全转变立场的态度，伤了大家的心，明显地违反了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你不作深刻的、像样的检查能行吗？”
    “这样的检查还不能仅仅是口头的。”邓颖超这时也开口了，她那总是忧虑的脸上泛上红晕，很明显地出于激动之情：“而必须是从实际行动上认识自己的错误。这就要有—个长时间的供同志观察和考验的过程。大家将从华国锋的实际行动中看他是否改正了错误。这将是最重要的。”
    这时候，会议的气氛又热烈了。原来那些不准备发言的人这时也纷纷开口，有严词批评华国锋的，有对他提出殷切希望的，也有劝他尽快作出检查的，还有认为他已经不胜任现在职务，再次提出让辞职的……
    华国锋一直以某种不安的心情关注着会议的进程。说老实话，他对检查、认错，以至于作什么样的结论是不在乎的，唯一关心的是他的职务。他不忍已到手的这个金光灿烂的宝座突然间易人，也不甘心就在这样一个会议上白丢权。他相信中央全会上自己还有足够的力量，通过他的解释和努力，自己还有争取到多数的可能。现在，最要紧的是沉着，是镇定，是赢得必要的时间……
　　“华国锋同志”，邓小平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那双略微深陷下去的眼睛闪闪发光，就像一把能探出你秘密的搜索器，—下子钩住你最关心的要害问题，然后再轻轻地拨了出来：“你看当前该怎么办？”
　　“我听从党的安排，由会议决定吧。”华国锋尽量使自己的神态自若点。
　　邓小平笑了：“你—再要求辞去现任职务，一些同志提出了相同的要求。但是我看这个问题不简单，需要反复考虑，反复研究，不能草率从事。我主张，你还继续担任你自己的职务，继续主持讨论你的错误的政治局会议，这对你也是一个很好的考验。”
　　“我服从你的安排。”
　　“那么大家还有什么要讲吗？”
　　与会者没有人发言。于是，邓小平再次说：”今天的会，我们暂时到此。明天休息一天，后天，也就是十一月十三日，我们继续开会。由于我国正处于新旧交替、除旧更新的历史转折和重大改革时期，党内党外都会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思想矛盾和问题，我们首先要通过政治局会议，来把全党最高层的思想和认识统一起来。这样才能率领全党干四化。不然，一切都是假的。我想，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
　　应该说，邓小平的话是对的。

  五十七 众元老考虑接班人 胡耀邦准备再亮相

    张春桥就象关在铁笼里的老虎，闭着眼睛卧在床上，一动也不动。他把仇恨、愤怒、屈辱都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一点儿也没流露出来。当初的咤叱岁月，已经过去。今后的命运前途，实难预料。所以，他最好的选择就是保持沉默，沉默……
　　自从离开最初关着的地下室，到了这深山峻岭般的秦城监狱后，他就一个人被关进这间小小的房屋里。没有人和他聊天，也没有过问他的一切。直到预审、提审开始后，他才想起，到底那些人还没有忘记他。
　　能忘记了吗？
    他感到一种心理满足。从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被捕，整整四年多、广播和报纸天天都要提到，没有一天不提到他。当他们不敢直斥那位伟大得不便提名的巨人时，他们就用'四人帮’来取代他。一般人的心理简直无法承受那种巨大的压力，但他却出奇般地承受住了。
　　今年已经六十三岁的张春桥，头发、胡须都已成了灰白色，变成一个瘦干巴巴的小老头儿。他的身体面孔像风干了的匣子，神情木然，不管别人说什么，他都爱搭不理。仿佛这个世界上除了他自己，再没有任何人似的。
　　那天，当法警和特别检察厅的人给他传达起诉书的时候，他还是老样子；翻动了几下眼皮，不理，不睬，不答腔。
　　“请你在起诉书送达回执上签字。”张春桥抬起头，仿佛压根儿根本没有听见。
　　这段精彩的录相，华国锋连续看了四、五遍，他真不敢想象，他要陷入张春桥那样的境地，他会变成什么样子。
    看到张春桥那副阴森森的面孔，他想起了五年前张春桥和自己的一段对话。那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刚刚开始不久，张春桥正在洋洋得意之际。
　　“国锋同志，现在相信了吧？还是我们会胜利吧？我早就讲过，邓小平那一套是不得人心的，毛主席和党中央，还有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决不会容忍他长期干下去的”
　　“春桥同志，还是你有远见。”
　　“希望你今后多靠江青同志，事实证明，江青同志理解毛主席的思想很准、很具体、很能抓住问题的关键。”
　　“我以后要多请示你。”
　　“不要请示我，还是有事和大家商量嘛。”
　　华国锋不敢得罪张春桥，他小心翼翼地问：“现在中央有相当一部分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想不通，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对走资派，一般地批是不能解决问题了。”张春桥说：“我正在从理论上考虑如何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不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只要有—次反复就不好办了。”
　　“什么反复？”
　　“邓小平上台嘛。”
　　想到这里，华国锋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惊出了一身冷汗。屏幕的张春桥，那双深藏着的眼睛似乎在窥视他，向他发出一阵狞笑，他几乎要叫出声来……
　　轿车越出中南海，进入天安门广场，此时暮色已淹没了街道。
　　彭真很喜欢这个时分的北京。六点半钟后，长安街和两旁大楼的窗口、商店的灯火已经亮了，行驶在路上的汽车也开了小灯。进入八十年代后的北京正要改变面貌，由绚烂的白昼进入神秘的黑夜。以初秋的季节来说，今天的天黑似乎嫌早了些，也许是积压在天空的乌云所造成的错觉吧？
　　看完有关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后已经开始出现乌云，不过那一大片乌云变成雪雨，可能还要有一段时间。
　　彭真和万里都被一种激情所驱使，坐在同一辆车里兜起风来。彭真吩咐司机：“就在城里转吧，我们散散步，一种特殊的散步。”
　　开会开得很久，容易把人的大脑压得沉沉的，许多好意见反而发挥不出来了。也许在城里转—转，会使自己突然来点灵感。他们俩都在北京市委工作过，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没有北京也就没有故乡。不错，这里的一幢一幢楼厦，毕竟给人一种故乡的情怀。
　　“政治局会议开了这么几次了，我看华国锋下台已成定局。”万里说：“我在想，他下台后谁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合适呢？”
　　彭真说：“小平担任最合适。”
　　“他会干吗？”
　　“他干是众望所归啊！”彭真说：“叶帅老矣。陈云同志身体不适，让他出出主意，讲讲话还可，真要让他挂帅不行。”
　　“我担心小平同志不会出任这个职务。从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一直致力于让比较年青力强而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同志担负领导工作，我看这个挂帅的人，还得在胡罐邦和赵紫阳之间选择。”
　　“唉，接班人难选！”
　　“毛主席从六十年代就提出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可是培养了十多年，他也没解决好这个问题。”
　　彭真说：“教训很多嘛，这个问题也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时势造英雄。只有历史选择领袖，而领袖想要改变历史，难啊！”
　　“你这话的意思……”
　　“我们的工作还是放在健全社会主义的法制和民主上较好。选择接班人的提法，我觉得还是为时太早。”
　　万里琢磨着他的话，陷入思考之中。
　　彭真说：“领袖是在实践中、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人为地培养和树立很难站得住脚。从无产阶级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凡是人为树立的领袖全垮了。马克思是什么人培养的吗？不是！列宁是什么人培养的吗？也不是，斯大林就不是列宁培养和树立的。恰恰相反，列宁临近逝世之前，是想把斯大林换掉的。但斯大林逝世不久，赫鲁晓夫就把马林科夫搞掉了。”
　　万里听得仔细，显然已被他的观点吸引住了，思想也随着他的议论而活动。
    彭真说：“大凡领袖人物，都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具有一定的应变能力和斗争的手段才能站得住脚。凡是靠人封予的接班人，都是很难持久的。”
　　万里有同感：“刘少奇曾被毛主席作为接班人培养过，结果是毛主席亲手打倒了他。还有林彪，为了早点接班，他甚至动用各种阴谋手段来对付毛主席，结果是折戟沉沙，死在了外蒙古。”
　　彭真感慨地说：“一直到晚年，我真不知道毛主席怎么会看中这个华国锋，要文没文，要武没武。他能掌了权，笑话！”
　　“也许毛主席的本意是让'四人帮’批倒他的，没想到他认为的老实的人干掉了他的老婆和亲信。”万里毫不掩饰的他的观点：“结果早晚还是没以他的意志发展，最后让小平同志给他翻了个底朝天。”
　　“华国锋那个样子，我一看就知道他坐不长！我还没有站出来时，就知他不行！”
　　“他下台是肯定了，他下台后……”
　　“还得小平干！”彭真坚定地说：“他不干没人能干的了。这里不存在着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而是水到渠成的事了。这是天意。”
　　“剑英也是这个意见。”万里说：“那天我和叶帅谈了十几分钟，他说：'毛主席最初成立书记处的时候，是把小平作为接班人来培养的。我们这批老家伙中，只有小平能胜任。’”
　　“我考虑他另有想法。”彭真想了想说：“这里有个舆论问题。不过，我认为无所谓，舆论可以变，它毕竟由人决定的。”
　　这话真让彭真说准了。
　　邓小平考虑华国锋下台后由谁接任中共中央主席，已经许久了。他有他自己的一套主意，但始终不便说出来和人交换意见。
　　“还要征求我的意见？不用啦，你说出来不得了吗？
　　“我是想听听你的高见。”
　　“我看，非你莫属。”
　　“我？”邓小平哈哈大笑：“叶帅老了，我也老了嘛，也快八十岁的人了，合适吗？”
　　“毛主席不是到死还在位吗？”
　　“所以老人家干了—件又一件糊涂事嘛。”
　　“我们破除干部的终身制，看来真要从我们这里带头了。”
　　“不过，还有一个传帮带的问题，我们还不能大撒手，大撒手会出问题。”
　　“你还是把你的想法亮出来吧。”
　　邓小平挺认真地说：“我主张交班分步来走，首先中共中央主席这个位置选一个六十多岁的人干。军委主席嘛，得有个能镇得住的担任。在没有合适的情况下，我看还是我兼任一段时候吧。”
　　陈云想了想，眼睛眯在一条线：“我说还是你有办法嘛。这个主意果然高人一筹，这不就把许多人难以解决的问题一下子解决了吗？就这样干！”
　　邓小平说：“我们商量的这些，只是一个初步设想。还得进一步征求剑英和先念的意见才能最后决定。”
　　其实，连他自己也知道，这件事其实是不谋而合的。陈云给叶剑英打电话征询意见时，那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喜得眉开眼笑。
　　“我没意见哟。这下我就再也不怕别人掘我的祖坟，鞭尸问罪了。小平是中央的高参，就按他的心意办吧。”
　　陈云会心地望了邓小平一眼，说：“这可是我的主意，我的点子哟。”
　　“你们瞒不了我，我一听就能猜到，除了小平，谁也出不了这种高招儿。他能够破天荒出奇绩，不愧是我们改革工作的总设计师啊!！”
　　陈云和邓小平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目标，把胡耀邦和赵紫阳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使他们建立起亲密的友谊。
　　“华国锋下台后，你估计谁会接替他的位置？”赵紫阳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时，胡耀邦的心早“噔噔”跳起来了。
“我看小平担任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最合适。”胡耀邦小心异异地说。
赵紫阳轻轻耳语：“我估计小平会推荐你干！”
“我？”胡耀邦也料到这点，但是故意摇头：“不可能！不可能！还有比我更合适的。”

    “不！”赵紫阳果断地悦：“谁也没有比你更合适了。作为党中央主席，既得有实践经验，还得有理论水平，更重要的是还应该在军队里干过—段时间，熟悉军队的管理事务。所有这些你都具备。看来，这个帅位非你执掌不可。”

　　胡耀邦狠狠捶了赵紫阳一拳：“如果是这样，总理啊，党把整个中国交给了我们，我们非得好好下气力建设好不可。就是豁出这条老命不要，也要为人民作出几件漂亮的事！”
　　“我保证和你搭好班干，决不会使你失望的。”
　　“那就甭说了！我们非下决心来点彻底改革的措施不可！”胡耀邦磨拳擦掌，跃跃欲试，好象他果真就要走马上任了。
　　他认为，赵紫阳这番话不是凭空而说，而是根据中央的现状作出的正确判断。其实，他也早有同感。
　　正在召开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各省、市、自治区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已经开幕了。他决定在这个会议作个亮相，发表—篇引人注目的讲话，就像当初发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和开展讨论一样。他想了很久，决定这篇讲话的题目就叫《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他很满意这个题目，一看就旗帜鲜明，又有战斗力。他考虑了几段话，决定写出来，加进去：
    “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以后，中央各地方提出了四条，就是：中央没想到的，地方想；中央决错了的，地方可以争论。一个叫想，—个叫干，一个叫变，一个叫争……”
    “多年来，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搞个人崇拜，把个人封成神，认为谁说的都是百分百正确，不可能有错误。什么明察秋毫呀，洞悉一切呀，大救星呀，那是封建愚昧的表现。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还搞了一段个人崇拜，危害之烈，莫此为甚。这样搞，第一，根本不可能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第二，根本不可做到实事求是；第三，根本不可能解放思想；第四，根本不可能避免导致一言堂、家长制等封建专制主义，并被某些坏人利用搞法西斯主义。我们共产党人，只有能力大小强弱之分，没有绝对行同绝对不行之分。不能说这个人的能力绝对行，那个人的能力绝对不行……”
    “关于宣传个人的历史的作用问题，多少年来，我们在思想、理论上相当混乱，即使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澄清。什么大救星啦，什么首长到我们这里来是莫大鼓舞、莫大鞭策、莫大教育、莫大幸福啦，诸如此类的话，以后再也不要说了……”
　　胡耀邦想，他的这几段话，一定能使座谈会受到很大的震动。现在是需要点大震，才能把“两个凡是”派架起的那些空架子、草房子统统震垮、震塌！
　　正在这时，胡启立有事来找他商量，他兴高采烈地把这篇讲演稿拿给他看，指着这几段问：
　　“你看怎么样？”
　　“当然好了。不过……”
　　“有话直说嘛。”
　　“这是针对着华国锋的错误，我们可以严肃批判。但是如果有人要搞小平的个人崇拜怎么办？也这么说吗？”
　　胡耀邦一怔，他可没想到胡启立会提这样的问题。半晌他才说：“我想，小平同志是不会搞自己的个人崇拜的。”
　　“小平不搞不等于别人不搞。如果别人要搞你也反对吗？”
　　“反对！”胡耀邦毫不犹豫地说，“今后不管谁搞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我们都得反对。不然，后患无穷哪。我们今天拥护小平同志，是因为他手中有真理，假如他明天……”
　　“好了，不要说了！”
　　胡耀邦想了想，也点点头说：“对了，不能再说了。我这个人，有时说话随便，往往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这个毛病，希望你们都帮助我克服。”
　　这是这位总书记发自内心的话。
　　他又想起了一件事：那是一九七六月年四月二、三日左右，即安门事件爆发前，邓小平已经靠边站了，但还没有被撤职。那天晚上，胡耀邦被人陪着从北京饭店到邓小平的客厅。这位领导人正在那里等他。胡耀邦将几份文件和材料放到老头子的面前。
　　他看了一遍，把材料放下。“参与者并不多。”他说。
　　“是的，但广大群众肯定会卷进来的。第一，总理在人民群众中有崇高的威望，群众都知道那几个人是反总理的，而你正是总理最信任的。第二，发起悼念总理的计划极其保密。连我的悼诗也是孩子们送去的。我认为明智的办法是把参与者压缩到最小的数目。在需要了解的情况下，也不会有人知道真正的目的。第三，反过来，由于时间特别紧迫，必须尽量少兜圈子。过去采取重大措施时总是习惯于用几个月，现在必须缩短到几天、几小时之内。”
　　邓小平慢慢点着头：“那么，你认为这样做能起什么效果吗？”
　　“整个行动的关键，是向中央显示一下人民的力量。让毛主席知道，人民并不是赞成他的这一套计划的。他老了，糊涂了，以为他的任何决定人民都会俯首贴耳地喊拥护。不见得！总理一死，问题全暴露了。”
　　邓小平笑笑：“他说翻案不得人心。”
　　“你看，正是人心所向。”
　　“你说话要注意呢。”邓小平说：“你的缺点就是说活总让人抓住把柄，搞得太过火不行。就是来这里也要注意。最后一点，我不想让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使人看到我和天安门广场的事有什么关系。我已嘱咐我的孩们谁也不能到广场去。因为，谁也不知道谁会被人监视。或者……”
　　他并没有说出来的另一个担心。
　　“就这些。”说完，他把面前那几份文件和材料拿在手里，划着一根火柴，把它们点燃了。火苗子呼呼地在他脸前往上窜，把他的面孔映得通红，就像刚出炉的铁人。最后，他抬起头来：“说话—定要注意不能像维吾尔族姑娘似的，满头小辫子。那几个笔杆子，最喜欢抓人的小辫子，而我，也是小辫子最多的一个人。”
　　但是，—个人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总会要导致他的挫折。即使此时此刻不会体现，也将在以后的行动中暴露，否则就失去了它的功能作用了。

    五十八、会议继批华国锋 法庭审判四人帮
   
    华国锋掐着指头算了一下，政治局开会批评他的所谓严重错误已是第七次会议了。虽然会议的调子越来越高，但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多，他似乎已经不那么恐怕，神态也显得自然了些。
    “同志们，明天下午三时，特别法庭将第一次开庭，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十名主犯将被传到法庭上，接受人民对他们的审判。”胡罐邦以格外庄重的口吻说：“我们政治局的会议从明天起，将暂时休几天会，专门观看审判'四人帮’的实况电视，同时研究有关审判中的问题。所以，今天的会议我们将主要讨论华国锋同志经济上的有关错误。”
    说到这里，胡耀邦特意停下来，用征询意见的眼光问道：“华主席，你看这个安排怎么样？行吗？”
   华国锋感到哭笑不得，他摆了一下子：“就这样吧！”     
   这回，开头炮的是赵紫阳。
    “大家都看清了，刚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实际教训，证明了华国锋确实没有管理国家的宏观考虑及解决危机的水平。长期以来，他在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一直没有得到纠正。工业生产上追求高指标，基本建设摊子铺得很大，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消费。”他抬起头来，对华国锋说：“当时小平同志向你提出警告，让你注意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比例失调问题，只是你并没有引起重视。”
   华国锋眨巴着眼说：“没有呀！我没听到小平讲过这个问题呀！”
    “你没有重用陈云同志嘛。”李先念说：“像我们党内第一流的经济专家就在你身旁，你就是不请贤，反而使用什么纪登奎—类的人，他懂个屁！现在你明白了吗？那些口口声声叫嚷像保卫毛主席那样保卫你的人，其实溜起来他们溜得快！”
     “这我承认！这我承认！”华国锋说：“粉碎 [ 四人帮 ]以后的头两年，我们没有足够估量文化大革命十年破坏所造成的后果，也没有清理经济指导工作上 [ 左 ]的错误，还是急于求成，提出了一些过高的不切实际的口号，把已经超过国力的基本建设规模又搞大了。在利用外资，引进技术上，进口成套的规模也搞大了，超过了实际的需要和可能。”
  “这还是头脑发热嘛！”彭真说。
    王震也插话：“犯'左’倾路线错误的同志是凭着想当然，一点都不考虑群众的死活，所以加重了财政经济的困难。要不是小平同志采取果断措施，召开了三中全会，说不定我们现在早喝西北风去了。这也充分说明，华国锋作为一党之主，其能力是不能胜任的，让他退下来，另行安排工作，这也是对他的帮助嘛。某种程度上讲，这正是对他的最好的爱护。”
    “王震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邓小平说：“我刚刚站出来重新工作时，是诚心诚意地帮助华国锋同志的。但那时他高傲，自认为老子天下第一，还有那几大金刚为他助威，动不动就是毛主席如何。有些同志大概还记得吧，那时开政治局会议简直就像准备吵架，卫道士们随时准备给你扣帽干，打板子。你一句话说的不当，他们就会喊：'拉出去呀，重打四十大板！’你看厉害不厉害！”
   邓小平学了个川剧里的念白口吻，使每个与会者笑得前俯后仰，连华国锋也咧着嘴巴笑起来。
    “所以，洋冒进、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我感到不行了，这样下去实在不行，才决心打扫庙宇，请进真神。各就各位，小兵回营。我们还是各自恢复自己的面貌吧，于是把陈云同志请回来，彭真同志请回来，一大批经验丰富，对党有浓厚感情的老同志请回来。于是出现了今天这样的大形势。”邓小平把手中的烟蒂拧熄在烟缸里，大声说：“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是我、也不是某一个领导人头脑里想出来的，更不是照本找出来。而是付了沉重的代价，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我看这一点，你华国锋同志不—定能想通。”
    “我能想通。”华国锋答道。
    “是真心想通的？”
    “我从来不搞两面派。”
    “如果真的想通了，那我就赞成你辞职。你辞去现在的职务，标志着建国以来的第四个时期的错误路线已经得到了纠正。”邓小平坚定地说：“我看这不是我和你过不去，也不是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和你过不去，而是历史需要这样，依靠你自己来纠正自己的错误总是办不到嘛。”
    华国锋说：“我希望同志们能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离开主席这个位置，就是改正错误的好机会。共产党的干部应该能上能下，能大能小，因为他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计较个人的名誉和地位。”邓小平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像我，在党内上上下下，反复了多次。还有我们毛泽东同志，也是遭到了多次的打击，排斥出领导岗位。直到—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才重新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嘛。所以，你退下去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只能是—次重新学习的好机会，而不会受到歧视。”
    华国锋低下头来，脑海里激烈动荡着，思考着。     
    李先念瞟了邓小平一眼，接着说：“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两年中，华国锋同志在经济问题上提出一些 [ 左 ]的口号，这主要是一个经验不足的问题，我看责任也不能由他一个人来负，我们都有责任嘛。”     
    这么一说，政治局的一些人连连点头：“是的，我们也有责任。”
　　“华主席每提一个口号，都是在政治局会议上研究过的。现在把责任全推给他，也不公平嘛。”
　　“我们多承担一些责任，也给华主席减少点压力，这也符合实际。”
    “华主席的责任，其实也是代纪登奎、吴德、陈永贵、陈锡联他们的罪过。因为他们在国务院指导工作期间，干的一些事，很多没有报告华主席。这些华主席不能负责。”
    “就是嘛，要批应该多批他们。”
    这时，华国锋又充起了好汉，他说：“同志们，那两年的工作中的失误，主要是由我造成的，我应该负主要的、第—位的责任。大家知道，我长期以来一直在地方上工作，调到中央以后没有主持过全面工作。所以，当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一下子把全党全军和全国的担子压到我身上后，我的确感到了压力。再加上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打倒和靠边站，我的确没有能力扭转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成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头脑发热，在指导工作中犯下左倾路线的错误。但是，我是愿意改正的，我有这个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所以我不把责任推给下面的同志，有什么问题我全部承担。”
　　他在讲这番话的时候，有人悄声叹息：“唉，他真是一个扶不起来的天子，我们讲了那么多，他全不理解。”
　　“看来，我们的确是在陪太子读书，这种人，保他也没用。”
　　“可惜毛主席奋斗了二十多年近三十年的成果，就毁在他手里了。”
　　“地地道道的第二个马林科夫！”   
    在会场里有人窃窃私语的时候，邓小平那双锐利的眼睛不断地扫视着会场，他从每—个与会者的脸上看到了他们的思想深处。他悄声和陈云、胡耀邦耳语了几句，然后以会议主持人的口吻说：“刚才，大家着重对华国锋同志在经济工作中的错误发表的自己的看法。肯定，他是犯了错误的，这种错误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呢？该叫什么名称呢？”
    韦国清大声说：“我主张，华国锋同志犯的是'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错误！”
    “对，是方向、路线的错误！”王震附和道：“而且是我们党内时间比较长的路线错误。”
     邓小平微笑着问列席会议的万里、王任重，胡乔木等人：“你们看法呢？”
     “我们也认为叫'左’倾路线错误为宜。”王任重说。
     邓小平摇摇头：“我看，华国锋同志是犯了 [ 左 ] 的错误和其他错误，但不要说成是路线错误。路线、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等提法没有明确的科学含义，使用这些提法过去在党内造成很不好的后果，以后要尽量少用。此外，我们批评了华国锋的错误，但不能再株连其他人。过去各级组织中的一些同志，比如山西呀，湖南呀，河北啦等等，这些人都受过华国锋同志的一些错误影响，这是难免的，希望各级组织—概不要'上挂下联’，追究什么责任。底下的问题，改了就算了。”     
    邓小平的这个提议，受到与会者的一致称赞。尽管一再强调，政治局会议上不要鼓掌，但还是出现了由衷的掌声……     
   十一月二十日下午，审判江青、林彪两案的序幕正式拉开。
     特别审判庭的后台，安装了绝密的闭路电视，供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们在那里收看审判实况，整个灵魂再一次受到了极大的震撼。邓小平的嘴唇抿得紧紧的，目不转睛地看着江青，似乎江青也看到了他。双方怒目凝视，只是一个是胜利者，一个成了阶下囚，历史开了多大的玩笑啊！
    江青哪里象是囚犯，她依然我行我素，根本没把法庭的所有人放在眼里。由于特别法庭早就考虑到江青会进行闹庭，所以故意没有按照十名主犯原来的名次顺序押进法庭，将王洪文排在第—个最先传出。当特别法庭庭长江华最后—声唤道：“传被告人江青到庭”时，整个审判庭一片寂静，几百双眼齐刷刷地盯住了后面的门口和过道。     
   就连华国锋和彭真也瞪大眼睛，张开口，紧紧地盯着屏幕，江青终于亮相了。
    到底是江青。她依然是当年接见红卫兵时的风貌，面带微笑，穿戴整齐，头发梳得溜光，两手时而放在背后，时而摆来摆去，那近视镜片后的眼睛在人群众中搜索着，转动着，没有丝毫的恐惧感。
   倒是审判台上的法官们，一直以某种紧张的心情注视着她。当看到她在被审席里一声不吭地听完了长篇起诉书后，他们才长长吁了一口气。
    所有的观众，包括政治局委员们，都把兴趣和注意力集中到了看审江青这出大戏上，至于其他人，只是了解而已。
    江青对起诉书的指控，鼻子一哼，嘲笑置之。对法庭的提问，她不是“不知道”，就是“不记得”；当廖沫沙出来对她迫害文化界名人的指控作证，江青站起来大骂“叛徒！”她指着法庭怒喝：“你们让这些叛徒、特务站出来作证，对我诬陷，我感到无限光荣！”她多次宣称：“对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法庭，我是无条件服从的。对于你们这些不执行革命路线的法庭，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你们审判我，就是丑化毛泽东主席，就是丑化亿万红卫兵小将，就是丑化中国人民！”她还念了一首顺口溜，斥责中共中央领导人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修正马列，大露原形；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三项指示为纲，以目乱纲……”
   江青的举动，使人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那种非凡的岁月之中；她的言论和声调，都是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口号和提法的活脱脱再现。
    邓小平在实况转播时对众人说：“你们看到了吧，这个坏女人就是世界上最坏、最无耻的家伙，杀—千遍都不解恨。她不甘心失败啊，她还想复辟。不过，她的表演倒从反面提醒了我们，一定要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班子整顿好，不能让这样的坏人再钻进来。”
    “江青要判死刑，一定得杀掉！”
    “国人皆曰可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江青不杀，世界上就再没有可杀的人了。”
    “江青的这套表演，会在全国引起共鸣的。”
　  “没关系，我们专政的手腕不会成了豆腐。对敌人，再不能心慈手软了。”
   政治局委员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他们显然被江青的傲慢和反抗激怒了。
    屏幕上，江青声色俱厉地又在强辩、攻击，公诉人怒目警告：“被告人江青藐视法庭，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建议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谁知江青根本不吃这一套，把被告席前的栏杆一拍，大声喝道：“你们干脆让我多长—个脑袋，割掉不就得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时候，当时留在前方的，只有我一个女同志，那时候你们都到那里去了？”
    法庭上出现一片笑声。
    华国锋在大厅里站起来，气得面色苍白，手指都颤抖了：“你们看，江青到现在尚且如此，可想当初是何等嚣张一时，如果不是四年前，我们一举粉碎了她，恐怕现在不是我们审判她，而是她审判我们喽！”
    邓小平立刻明白了他的用意，微微一笑：“即使一九七六年你不粉碎 [ 四人帮 ]，一九七七年也会有人粉碎他们的。江青倒行逆施，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她灭亡是肯定的。”
     “但是，她的力量也是最大的。”
     “大？”邓小平又笑了：“大和小都是可以变化的，现在她不是成了孤家寡人了吗？”
     “江青这个人的最大特点是不识好歹，忘恩负义，不管谁帮助了她，也甭想在她跟前能落下好。”
  “这个女人最大的特点是逆潮流而行，专门与大多数人为敌，这是她垮台的必然原因。”
  “看来我们不得不杀她了。”
  “这个问题还是由特别法庭根据法律决定吧。”邓小平斜视了华国锋一眼，“江青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又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
    华国锋显然有他自己的一套打算，他特意坐到了邓小平旁边，悄声说：“据各地的报告，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发现，一小撮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正在用'文化大革命’中的办法进行煽动和实行闹事，有些人甚至叫嚷什么要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个别地方少数支边青年闹事。极少数坏头头操纵的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积极串连，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公开发表，反动传单到处散发，政治谣言传播，'四人帮’的残余势力全在活动。此外，杀人放火、制造爆炸、抢劫偷窃、强奸轮奸、拐卖妇女、组织卖淫、走私漏税、投机倒把、行贿受贿、贪赃枉法、贩毒吸毒等刑事犯罪活动也泛滥得很厉害，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啊！”
  “你的意思我明白，我们都应保持最高层的稳定，是不是？”
   华国锋点点头：“地方都在看着中央，底下都在看着我们。”
    邓小平也点点头：“你说的我都同意。通过这次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人们再一次看到文化大革命的确没有一点点进步意义。它实实在在是一场浩劫，是一场灾难，应当全面、彻底否定的。你同意吗？”
   华国锋轻声说了句：“我不反对。”
    邓小平转过身来，对转播大厅的政治局委员们说：“全国绝大多数干部、绝大多数党员、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对那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苦难，都是记忆犹新的。我们怎么能够容忍那些一直紧跟林彪、'四人帮’的造反派以及继承他们那一套的少数的坏头头，再来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呢？不用说全国，就是—个地方、一个部门、—个单位，也不能允许他们得逞。可是在个别单位、个别地方，他们已经在猖狂的捣乱了，那里的群众已经对这种状况很愤怒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不坚决地起来保卫人民的利益吗？”
   这几句话，把所有人的怒火又点燃了。在场的人纷纷表态：
  “凡是文化大革命造反起家的人，必须统统打下去，而且不准他们再爬上来。”
  “在整顿班子中，凡是过去跟着林彪、江青干坏事的人，都要清理出去，不能留隐患，要有铁石心肠！”
  “这是教训，听见江青的吼叫了吧？”
    “哼，再对他们仁慈手软，将来就保不住我们的脑壳了。”王震站起来，在大厅里走来走去，举起拐杖说：“乘着大好形势，我们应该办的事，坚决办下去。”
   胡耀邦、赵紫阳这些人，非常明白王震这番话的根本意思。
     
    五十九 华国锋被迫辞宝座 胡耀邦升任党主席

　　一九八零年十二月五日，天空晴朗，万里无云，微微的北风送来了一股又一股西伯利亚的寒流，把北京这座古老的都城吹得贼冷。
　　当喧嚷了一天的气氛稍加安静时，月光像清水似的洒在大地上，使地面上的建筑发出亮晶晶的光芒，神秘的中南海也像渡了一层银。夜空中，稀稀落落的星星，眨巴着眼睛，沉默地注视着人间……
　　怀仁堂里，政治局的会议已经是第九次了。
    无论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还是华国锋及其一两个少的可怜的支持者们开始变得不耐烦了。要说的都已说得差不多了，再拖延下去也没有多大的特殊意义，因为问题的焦点已经十分明确：华国锋不宣布辞职，他是无论如何过不去的。
    这一点，精力充沛的胡耀邦似乎讲得太露骨了：“同志们，从上个月（十—月）十日开始，我们的会已经断断续续开了近一个月。与此同时，中纪委、中宣部和其他机关也相应召开了重要会议。尽管大家的发言有点泛泛而谈，但有一条是共同的，就是华国锋同志继续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
    “我们都听到华国锋的解释和所谓的自我批评，他要求中央给他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在我个人看来，要求我们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格外高的。全国全党的利益不允许我们再作儿戏或搞无意义的实验。”
　　“最后，我们还听到了江青及其他的追随者在审判他们时的叫嚣，毫无疑问，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是不允许我们再犹豫了。所以，我们再也不能对由华国锋同志继续领导我们的党表示信任。他要求……”
　　正在令人惊恐的时刻，华国锋站起来，伸手制止住胡耀邦的发言：“请等等，我说最后两句话，也许是耀邦同志和诸位最感兴趣的。”
　　会场上鸦雀无声，连胡耀邦也安静了，不再继续往下说了。
    “我考虑了很久，认为耀邦同志和大家的分析是正确的。我再次提出辞去现在职务的请求。”华同锋的表情似乎很诚恳，已经消失了以前提到这个问题时的那种悲伤：“我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请求政治局会议能够予以同意。”
    许世友感到很惊讶，没想到华国锋会这么快地轻而易举地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就像亲眼看到一位巨人从中南海的权力顶峰跌落下来，仅就他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这点来说，传出去以后的消息也够人们议论—阵子了。
胡耀邦脸上露出明显的满足。
　　其实，许多政治局委员根本不知道，昨天政治局的七名常委已经为此事争得面红耳赤，已经形成华国锋下台的定局了。邓小平说：“为了全党的稳定和大局，你华国锋应该立即停止工作，集中精力考虑你自己的问题。”
　　华国锋脸红得像块布：“难道就等不到十一届六中全全的批准了吗？就是撤我也得中央全会同意呀！”
　　陈云说：“现在是非常时期，中央政治局有权采取临时性的的果断措施。当然，如果你愿意与常委配合的话，那对你，对党都是会有好处的。”
    邓小平板着面孔，严肃地说：“如果你主动地、积极地离开现任职务，我可以建议政治局、中央六中全会将继续选举你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你做中央副主席。这将是给你很体面地下台。任何政党、任何国家在权力转移的时候，都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能够经得各种复杂环境的考验。”
    这次常委会上，胡耀邦、赵紫阳虽然没有多说话，但他们那虎视耽耽的眼神，早已使华国锋胆战心惊了。华国锋毫不怀疑，如果他要采取硬性抵抗的话，那他可能也走上江青、张春桥的老路。因为，给他罗列的那几条错误中，只要抽出任何一条，也可以给他定成罪状而把他推到被告席上去。
    想到这里，他不能不害怕。他也是人，也有妻子老小，他不能不考虑后果，何况现在，他手中无兵权，身旁无助手，早已成为一个空架子的光杆司令了。邓小平给胡耀邦使了一个眼色，胡耀邦便端坐在主席台中央，咳嗽一下，用标准的普通话说：“那么，我们现在就对华国锋同志的请求进行表决，同意这一提议的……”
    邓小平首先高高举起手。叶剑英也跟着举了手。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彭真、王震也照样做了。会场上出现了几秒钟的停顿，那种群体意识的压力同样影响着这次政治局会议的表决，几乎所有的人，包括华国锋，都高低不同地举了手。华国锋下台，就这样形成了定局。
　　胡耀邦故意冷漠地说：“那好，关于华国锋同志辞职的决议，就这么通过了，而且是一致通过。下面，我们紧接着要讨论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谁来接替华国锋辞职后留下的空缺，担任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
　　昨天讨论这个议题时，邓小平建议常委会不作决定，改在政治局全体会议上研究。所以，会议室又出现了短暂的沉寂。
　　人们面面相觑，或者东张西望，用眼神交换着意见。片刻，出现了轻轻耳语声。忽然，王震站起来，大声说：“我来提，小平同志早该担任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了。”
　　“对，小平同志最合适。”
　　“小平挂帅，理所当然。”
　　此刻的华国锋，脸颊火烫的，但心里却比任何时候都沉重。他不愿把自己痛苦表现出来，故意轻松自若地看了众人一眼，看到其他与会者纷纷主张邓小平上台时，只有叶剑英、陈云、李先念几个元老沉默含笑，—言不发。他也突然冒了一句：“我提议叶帅出任这两个重要职务。”
　　一下子，也有几个人提出了叶剑英的名字。
　　就在节骨眼上，邓小平站起来：“同志们，刚才大家讲的都是。我看，我要再不站出来表态，会议就要一致通过了。那时我再开口，是不是晚了？”
    人们跟着他笑出了声，然后，他又说：“由我担任中央主席这个职务很不适宜。这些年，我一直批评华国锋同志的错误，包括他那著名的'两个凡是’的提法。而且，我也积极地主张他下台，他辞去现在这些职务。但是，如果大家认为我让他下台，就是为了我上台的话，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我邓小平第一没野心，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我年纪这么大，就是当了主席，我还能干几年哪？我主张，我们选一个年轻一些的，最好年龄在六十岁左右的……”
这下，会场里出现了喃喃低语，咕咕讥讥的声音。几十只眼睛互相瞅着，像寻找新大陆似的寻找邓小平说的那样的合适人选。
　　胡耀邦感到了自己的心“咚咚”地在跳，而且跳得格外强烈，他简直受不了了。人在极度愤怒，极度惊吓时，心脏都会承受不住那种突如其来的刺激。而胡耀邦，此刻正经受着这种喜悦到来的强刺激。
　　“小平讲得非常好，代表了我们几位老同志的心愿。”叶剑英微微一笑，指着陈云说：“我和陈老同意小平的意见。”
　　李先念轻声慢语地说：“小平早已深谋远虑，就把你的想法说出来吧。”
　　邓小平一阵大笑后，庄重地说：“我看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比较适当。”坐在那里的胡耀邦极度兴奋，紧张地呻吟起来，他赶紧低下头。
　　“你们看怎么样哪？”邓小平那双眼睛在每个与会者脸上扫射着。
　　对一些人来说，这也是早在预料之中的事，从政治局会议开始，他们就看到这种苗头来了。对赵紫阳等来说，这种看法形成得更早。
　　“耀邦当然合适，小平点将很准啊！”
　　“不，这不是点将，而是点帅！”
　　“胡耀邦当主席，我们坚决拥护。”
　　“耀邦党政都干过，而且干得很出色！”
　　“从耀邦发动真理标准讨论时我就看他是一个非凡的人才，将才，帅才！”
　　“你又把林立果那一套搬出来了。”
　　“性质不一样嘛！耀邦也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嘛，怎么能和林立果比呢？”
　　在人们的捧腹大笑中，邓小平又接着说：“我刚才只说了半句话，还有半句哪。耀邦同志当中央主席，完全可以，至于军委主席嘛，他还不太熟悉军委的工作。我看在暂时没有其他适当的人选时，我可以担任一段时间，以便培养新的比较年轻的同志将来接替。”
　　一下子，人们都楞怔住了。
　　好半天，人们才醒悟过来，原来邓小平把中共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分开了。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创造。
　　当会议一致通过邓小平的意见后，他又笑眯咪地问华国锋：“你对此还有什么想法？”
　　“我没有什么想法，完全同意会议的决定。”
　　邓小平非常平静地说：“正像你原先讲过的那样，政治局的决定只是临时性措施，还要经过中央全会的批准。在六中全会作出有关的决定以前，你仍是中央的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宾。你同意吗？”
　　华国锋感到有点意外：“这……”
　　“这是党的大局，应该如此！”邓小平强调了一句。
    叶剑英点头说：“小平同志考虑很周到。这两个职务都是中央全会上决定和选举的。政治局会议擅自决定改变是有点不合适。我们可以让耀邦、小平分别主持中央和军委的工作，由国锋同志挂名，维持到中央全会召开之时。”
　　华国锋差点嚎啕大哭，他强忍住这种他认为是带有侮辱他的意味的提议带来的刺激，说：“既然是非常时期的决定，就这样公布好嘛。一九七六年四月，毛主席不也是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党和国家的大事吗？”
　　“你还是口口声声毛主席，我看那都不足为例。”邓小平说：“我们将严格按照党的章程和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办。”
　　“对，小平考虑周到，还是照小平的办吧。”
　　“华国锋同志，你要要尊重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啊！”
　　
                六十 华国锋称病足不出户 邓小平探访亮出王牌

    一九八一年的元旦，一早就刮起了东北风，使人觉得冷飕飕地直打哆嗦。但是，火红的霞云吹开了夜幕，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天安门的城楼上还是披上了金色的光环。
    邓小平很看重新的一年的第一天，指示要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召开新年茶话会，在人民大会堂里隆重庆祝一番，首都各界代表和知名人士将与他们欢聚一堂，以图新年大吉。
    本来已经安排好了，茶活会将由华国锋主持，赵紫阳致辞。赵紫阳主要讲经济问题。因为根据统计：国家原煤产量六点二亿吨，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二点四，原油产量十点五九五亿吨，比上年下降百分之零点二。粮食产量三万吨，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三点五。形势是严峻的，不容人们过分乐观。
　　直到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彭真、邓颖超都来到人民大会堂贵宾休息室，等候与各界人士见面时，华国锋的夫人打来电话，说“国锋同志身体不适，新年茶话会他不参加了。”
　　邓小平一怔，瞅了一下众人，十分不悦地说：“是否真病到连露面都不能行走了吗？我看他是害了政治病，是想扫我们的兴！”
　　“早不病，晚不病，荼话会就要开始了他才捣乱，岂有此理！”李先念生气的说。彭真也哼了一声：“这种人，不让干就捣乱，他不会很好地和我们配合的。”
　　胡耀邦马上叫拿来了风衣，说：“好，他不来，我亲自去请，看看他的架子有多大。”
　　赵紫阳讥笑地说：“人家名义上还是主席嘛，不拿你们一下能行吗？”
　　胡耀邦匆匆走出大会堂，上了轿车，吩咐司机直驶中南诲。
　　进了华国锋豪华、宽畅的大院，胡耀邦问工作人员：“华国锋同志呢？”那名长得十分英俊的警卫参谋用手指了指后头，给胡耀邦挤了挤眼。他明白了直走到后院。看见华国锋正和老伴说什么，他穿着一件灰色棉衣，在内廊里散步。他显然没有估计到胡耀邦会亲自来请他。
　　“是不是闹情绪啊？”胡耀邦半开玩笑地过来要握华国锋手：“大家都想见见你嘛，好长时间不露面了。”
　　华国锋冰冷冷地坐下来，把双手放在肚子上：“笑话，闹什么情绪！病就是病了嘛，难道连请假也不允许吗？”
　　胡耀邦讨了个没趣，马上换—副亲切的语气：“病了赶快检查身体嘛。怎么样？要紧吗？”
　　“大概死不了。”华国锋不冷不热地说：“茶话会我是去不成了，你们自己举办吧。”
    “华国锋同志，为了显示党的团结，小平同志，我，还有大家，还是希望你能出席，这样也是为了大局嘛。”胡耀邦的声音有点恳求的味道了：“你不能坚持到底，露露面也可以再回来嘛。我看你还是给大家一点面子吧！”
　　“给面子？给面子也不能不管我的死活呀！”华国锋的气不打一处来，他激动地站起来，通红的脸膛—下子变得苍白，但很快又恢复了常态，说：“我不和你罗嗦了。你还是赶快走吧，以免误你们的事！这个茶话会，我是坚决不去的！”
　　“那你执意不去我就有办法啦！”胡耀邦抬了一下手，朝他点点头：“那好，再见！”说完，扭头便走。
    倒是华国锋的夫人赶紧出来，亲自把胡耀邦送上轿车，说：“你不要计较老华，他这几天心情不好，身体也的确有病，话说错了的地方，你无论如何担待点，担待点。”
　　胡耀邦深感华国锋的内当家倒还通情达理，不像其他人的老伴那样刁滑，便对她点点头：“你放心，我们该怎样还怎样，不会因为这点小事伤了同志的感情。”
　　回到人民大会堂后，胡耀邦把刚才的情形给大家讲了一遍说：“看来，茶话会这台戏就由我们唱了。”
　　邓小平笑道：“人家不捧场，我们有什么办法？既然请不动，就由我们自己来吧”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欢声笑语，满堂金辉，各种彩灯晶莹耀眼，呈现出一片节日的喜庆气氛。当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等人出来同大家见面的时候，聪明的政治家们立刻发现少了一位重要人物。各种猜测骤然而起，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消息还是被人传了出去在国内外再一次引起了轰动……
　　元旦过后的第四天，邓小平收到了由十二名部队军以上干部联名签署的建议信。信中强烈要求他不要走得太远，劝他收回逼迫华国锋下台的成命。
    “就连小孩也知道，像华国锋这样深得民心的人民领袖，没有你施加压力，采取一系列恶劣手段刁难、恐吓他，他是绝不会自己辞职的。你们一面把华国锋赶下台，一面把胡耀邦这样的野心家扶上去，是在拿人民给你的权力开玩笑。我们实在看不出胡耀邦比华国锋究竟高明多少……”
    “中国有句老话：知恩不报非君子，过河拆桥真禽兽。想当初，你被毛主席打倒请示华主席把你解放出来时，你可怜巴巴，表现得是那样的谦虚。但仅仅一年多时间你自以为羽毛丰满，便翻脸不认人，直到要夺华主席的权。我们衷心地希望你以民族大业为重，不要小肚鸡肠，容不得人。乘早收回你们打算在六中全会上要干的那些不得人心的事，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邓小平将这封信看了一遍又一遍，心里暗暗佩服敢于写信的这些人。看来真有不要命的人，他想。他稍微向后挺了挺脖子，有点蔑视的样子，签名的那些人，他一个也不认识。对他们，不需要看眼色行事，只要拿出居高临下的姿态，足以能治服他们。
　　“韦国清同志吗？”
　　“是我，小平同志。”
　　“中央政治局通报发出后，部队军以上干部有什么反映吗？”
　　“大家都拥护中央的决定，认为政治局及时、果断地采取了措施，可以使党和国家减少很大的损失……
　　“真是这样吗？”
　　“我们搜集回来的报告是这样的。”
　　“那好，请代我查询一下这十二名军队干部的情况，了解一下他们对中央会议的态度，然后你再把总政的态度报我。”
　　“是的，我马上去办。”
    邓小平皱起眉头，照着来信那十二个签名的顺序，念了-—遍。他觉得信里面的有些话很熟，记不清是什么人曾在他面前进过这类的话。他到院里转了一下，吩咐司机准备出车。他似笑非笑的样子，不是担心那些军官们怎样对付他的表情，而是下一步怎样收拾他们的那复付面孔。一旦重权在握的时候，他是决不会心慈手软的。
    事情很快查清。那十二名军官不仅在信中这样讲，而且在听了传达政治局通报的讨论会上也是这么说的。其中有—个多年从事政治工作的政委拿出《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说：“我们在会上提意见，希望上级不要实行打击报复。真正实行三不主义。”
　　邓小平对韦国清、徐向前、耿飚等人说：“这里还有一个能不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性的问题。我看他们都不适宜在部队工作。我看还是该离休的离休，该调走的调走，决不能让他们继续留在部队干坏事。”
　　韦国清说：“我同意小平同志的看法，这不是小问题。”
　　“要注意，无论是'四人帮’的残余势力，还是现在搞自由化的所有敌视我们的人，都要汇合在一起，共同抬出华国锋来，打着他的旗号来破坏。当然，这不是以华国锋同志的意志为转移的事。”
　　徐向前问：“华国锋同志的态度是怎么样？”
　　“他躲在家里杜门谢客。据说是病了，也不知是真是假。我看，抽时间大家去看看他。”邓小平说：“人家劝我们，我们也劝劝他嘛。不要让他想入非非了。多数同志是不了解情况，一旦大家了解情况，我看没多少人真正支持他。”
　　徐向前凝视了邓小平一会儿，只是听着，始终不发一声。
　　他很熟悉邓小平的性格和为人。他知道他很实际，永远面对现实。他从不把时间浪费在重温自己无法挽回的往事上面，懂得什么事该办而什么事不该办，决不做经过努力而做不到的事。对他来说政治生活的成功，是靠耐心、韧劲、力量和坚决来完成的。但是，他还十分富有人情味，善于在不利的时候委曲求会、讨好对手，在向对手献媚的时候夹住他的脖子，这便是这位政治家的特征。
　　邓小平考虑再三，还是决定登门去看华国锋。
　　华国锋似乎估计到他会来，这几天—直卧床不起，脸上也出现了浮肿，果然是副生病的样子。
　　“唉呀，我这点小病，还值得惊动你的大驾，实在过意不去啊！”
　　“你是党中央的一把手，举世瞩目，我早就该来了。”
　　一阵客套和寒暄后，彼此的谈话转入正轨。
　　邓小平说：“你也该出来活动下，老是躺着也不是个办法。现在国内外敌对势力都有不少说法，大多是谣言。露露面，谣言就不攻自破了嘛。”
　　“可能你也会以为我是装病，其实我的确病了。头一天到晚昏沉沉的，医生嘱咐静养，我看还是静养一段时间再说吧。”
　　“是不是对政治局会的决议有什么看法？有看法还可以提嘛。”
　　华国锋想了想，鼓起勇气说：“话，我不想拿到会议上去了。在你面前说几句知心话，即使错了，也就是我们几个人嘛，也不会起多大作用。”
　　“你说吧！”
    “我认为在决定中国命运的二十八天里，特别是粉碎'四人帮’的那几天，我是起决定性的作用的。当时只有我和东兴同志作了周密研究和部署，临行动时通知叶帅参加。”华国锋说：“现在，你们都想争功，都把我在粉碎'四人帮’中的第一功淡化了，加上许多人不了解情况，所以我的能力和威信都受到了影响。想一想，我在粉碎'四人帮’时冒了多大风险，所以我即使有什么错，大家也应该谅解了。”
　　邓小平静静地听着，不时的点头：“我不否认你的丰功伟绩。我没有夸奖人的习惯。但是，你的功劳很出色，我没有理由不夸奖你。多数同志主张你辞职，不仅仅是你犯了一定的'左’的错误，主要还是能力问题。前两年的工作确实做得不好嘛。”
　　“如果说我没能力当主席，难道就有能力当副主席吗？干脆他们把我全撤了去下得了，省得—些人不放心。”
    邓小平哈哈笑了：“华国锋同志，我今天很高兴，原因就是你很爽快，向我说了心里话。我也给你话句里话，我今年已经七十七岁了，比你大十七岁，是不是？你无限光明的前途还在后嘛。如果你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完全可以重返中央主席的岗位。”
“我没这么想。”
　　“我替你想到了！”邓小平就像一个诲人不倦的长辈，慢条斯理地对他说：“周恩来同志多次讲，逆境是个很好的教员。我们这些人，往往都是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比从胜利中学到的还多，我的最大希望是一生中胜利的次数比失败的次数多一些。相比之下，你比我要幸运得多。基本上你没受过什么挫折，一生在幸运神的保佑下度过。所以，我劝你还是应经受考验。”
　　华国锋沉默不语了。
　　邓小平又说，“你知道别人说你什么了吗？”
　　“我不清楚是指哪一方面。”
　　“有人说你伪造了毛主席那条'你办事，我放心’的指示，说你才是中国最大的政治骗子。”
　　连毛主席身边的人都否定写过那段话。
　　“这、这、这怎么可能吗？”
　　“但人们都这么说。”
　　“那是谣言嘛。”
　　“还有比这更难听的呢。”邓小平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几张纸，递给他：“你看看这些吧，这关系到你的人格、名誉啊！”
    华国锋一看那些，脸色大变，额头上的汗珠沁出一层又一层。他不住用手帕擦着。他真佩服政治家们的手段，连自己最隐蔽的隐私都找出来了。这还有什么威信可保！他的手不住的颤抖，连声说：“小平同志，你不要相信这些，千万不要相信这些！”
　　邓小平“嘘”了口气，说：“我实际上一直在保你，在说你的好话，这些乱七八糟的事谁有心思搜集，但总有人往外捅嘛。我们决不相信这些东西。但也请你不要相信别人的挑拨和谣言。这次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我主张充分写足你的功劳的。但也要实事求是写错误。这些错误不是他们散播的流言蜚语，而是你主张'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的讨论等等。很明显，这些不会对你的人格有任何的损害。”
　　华国锋点点头，没有吱声。
　　邓小平又说：“我希望你能以实际行动促进开好十一届六中全会。这个会，早开比较好，越早越主动，越赢得人心，说明你是真正和大家站在一起的，和党中央是保持一致的，人民还是忘不了你的。”
　　华国锋想了又想，终于抬起头来红着脸说：“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好好想一想。”
　　“那好吧，我们等着你的回答。”邓小平终于完成了这次探望的使命。
　　中央政治局和特别法庭经过一番长时间的、激烈的争执和讨论，终于拿出了最后的判决书。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上午，特别法庭审判大厅里灯光通明，座无虚席。法庭外，全副武装的警察和哨兵隔断了外界的通行，一切都显得格外森严、肃穆。
　　六十七岁的江青被押上来后，显示出一副永别的姿态。她看了看身旁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几眼，想说什么没说出来。至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她则看也不看，摆出不屑一顾的神气，好象她耻于与他们为伍。
　　十名被告坐在他们的席位里，静听对他们的判决。
　　判决书由江华宣读：
　　“……本庭经过四十四次法庭调查和辩论，有四十九名证人和被害人出庭作证，对各种证据八百七十三件进行了审查。大量的物证、书证、鉴定结论、证人的证言以及被害人的陈述，充分证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所犯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江青冷笑着，把耳机戴在头上，歪着脑袋，闭着眼睛，静听对她的结论：
　　“被告人江青，以推翻人民政权为目的，为首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江青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江青伙同康生密谋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八十八人是'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被告人江青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本庭根据江青等十名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江青没等念到“缓期二年执行”等段落，她就振臂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
　　两名法警扭住江青，强行给她戴上了手铐，这时，她还要挣扎，大声抗议。审判长立即下令：“把死刑犯江青押下去！”
　　早已等候在江青身旁的两名女法警，冲过去将她的肩膀一架，连推带掇，一阵风般地将她押了下去。大厅里响起一片掌声和人们的议论声。
　　其他被告：张春桥也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姚文元判有期徒刑；王洪文被判无期徒刑；邱会作被判十六年；那名企图杀害毛泽东等人的江腾蚊被判十八年。
　　于是，历时两个月零七天的公开审判如此结束了。
　　华国锋是在自己的家里从电视看到这一幕的。当江青披头散发高呼口号，被法警押出去时，华国锋忍不住站起来说：“唉，如果毛主席有知，亲眼看到这个场面，会怎样呢？”
　　他的老伴马上接话：“老华，咱可不学江青。大家让你干你就干，不让干咱就算。不争不吵不闹，千万不能落这个结局。”
　　华国锋心事重重地走了几步，说：“政治这碗饭，不好吃啊！江青本来走不到这一步，可是她非逼着我……”
　　“我告诉你，还是少说这类话，事到如今，就现在的话吧，她早该死了！”
　　“可她毕竟是毛主席的妻子呀！”
　　“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嘛。”
    华国锋不再说什么了。好在他的老伴从不多问政。这番话，也只是两口子间的悄悄话，为的是不让他在外面再招惹祸灾而已。这天晚上，华国锋用毛笔写下了“不为福先，不为祸始”八个字，用以警戒自己。

               六十一 小平斗智破幻想  六中全会定乾坤

    春天赶走了严冬，春风吹拂，冰雪融化，中南海的里里外外又披上了绿装。各种鲜花还在蓓蕾时，胡耀邦就沉不住气了，一天到晚喊叫着要召开六中全会。
    “这个华老西，不知他究竟操的什么心，塄是不想召开六中全会。”他朝着赵紫阳说：“他大概也是想利用熊掌难煮的典故，拖延时间等待救星吧。”
    “那是一相情愿！”赵紫阳说：“他也不想想，现在谁会为他卖命？当前形势这么好，再拖一年他也得下台。到时间反失去了同志们对他的最后一点同情心。”
    这话说不假。本来李先念也是想替华国锋说几句好话的，这时也冒火：“出尔反尔，搞什么名堂。自己说得好好的要辞职，现在又迟迟不愿出席会议，甚至政治局会议都不愿参加了，这不是成心给我们难看吗？”
　　邓小平还能沉住气，他说：“我们还是先把准备工作搞好吧。为主的是起草好《决议》，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有种观点，认为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是非法的。我看这样提不好。八届十二中全会时周恩来同志有个说明，说十位中央委员去世，从候补中央委员补上十位，这样，中央委员出席的就是五十位，过半数了。这就是讲的合法性。如果我们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华国锋不参加，党的主席不参加，就有点不合法。所以我们还是等。五月份开不了，那等到他六月份。”
　　胡耀邦也只好点头：“那就等吧。”
　　在这段时间里，不少军队干部，包括一些军委常委，都找邓小平、叶剑英等谈话，说基层和地方上的反映：
　　“六中全会，一定要妥善安排好华国锋同志的职务，不然外电就要说我们是政变，这个名声太难听。”
　　“同志们都建议让华国锋改作中央第—副主席，这样好看一些。”
　　“华国锋毕竟在粉碎'四人帮’中是立下大功的，如果安排不好，全党全国人民不好接受哪。”
　　“华国锋的错误，人民恨不起来，反而认为那是天经地义的，毛主席刚刚逝世，如果当时就实行现在的政策，全国非大乱不可！”
　　对这些反映，邓小平都仔细地听。
    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懂得自己必须依靠和发挥多数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的作用，不能让任何少数人的舆论左右和影响了大家的决心。党内民主允许人们提出各种意见和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企图以势压人的采取行政命令来强迫人们服从是罪愚蠢的。因此，在听汇报时，他一再说：
    “华国锋同志是有功之人，这是历史必须肯定的。他的能力有限，不能胜任现在的职务也是肯定的。他辞职之后，我多次向政治局会议建议，让他继续担任常委和副主席，这表明了我们想和他继续很好合作的态度和决心。下面，是华国锋同志采取主动的时候了。”
　　邓小平让这些人给华国锋捎信，同时他也频繁地和其他常委及一部分老将帅研究对策。叶剑英对华国锋的底子比较了解，他说；“工作必须做，压力应该有。他之所以迟迟不主动召开中央全全，就是认为他在各省、市的中央委员中还有一定的市场和影响。我们可以借起草《决议》之机把华国锋辞职的消息捅开一点，造成一定的舆论，使他不再有幻想。”
　　“还是叶帅主意高！”邓小平发自内心说。
　　“你是实干家，我也得向你学嘛。”
　　“叶帅，是不是请你出面再给老华作点工作。”
　　“我看不必，我不出面要比出面主动得多。到一定的时候，他会来找我的。那时我再讲话也不晚嘛。如果我主动找他，那倒真有点逼宫的味道了。”
　　邓小平也理解叶剑英的苦衷和用心。过去他在华国锋面前许了诺，承担了不少责任，现在到了这个地步，他必须有个回旋的余地。
　　邓小平指示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加快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的定稿的工作并扩大范围，在全党四千多人参加的各个层次征求意见，逐渐地把华国锋的错误公布出去。
　　《决议》是这样评价华国锋的：
　　“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十年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左’的错误。华国锋同志是由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七六年'批邓’运动中提议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迟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真理标准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一九七七年八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在揭批'四人帮’、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限制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些'左’倾错误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随着对“决议”初稿的讨论和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已在上下形成了共识：华国锋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
　　华国锋等不到他希望的效果，实在沉不住气了，只得给叶剑英打电话：
　　“叶帅，现在我只能求你出来说话了！”
　　“好啊，你让我帮你说什么呢？”
　　“我同意辞职，希望中央全会能够让我交权。在全会召开之际，你、小平和其他老同志要为我多说几句好话。”
　　“这是毫无问题的，你应该相信，小平同志和其他老同志也是对事不对人，大家对你没有恶意。至于现在捧你的人，他们是会给你帮倒忙的。”
　　“好了，我愿意和大家采取合作态度。请叶帅把我的意见转达其他同志。”
　　“这就对了。”叶剑英用鼓励的态度说：“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开阔的胸怀。现在国内外敌对势力都在造谣，他们在看我们，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怀疑我们能不能统一全党、全国的认识。所以六中全会不能再拖下去了，你可以向中央建议，争取七月一日党的生日之前开了全会。这也是你对党的一大贡献啊！”
　　华国锋认定他是在用高帽子哄骗自己。但他别无选择。只要这样做不会对自己的人身和名誉有大的损害，他只得如此了。
    从五月一日起，华国锋又开始露面了。所在之处，他受到人门的热烈欢迎，掌声和问候，使他激动得热泪盈眶。紧陪他的邓小平不时的说：“你看，同志们没有歧视你吧？你还是党中央的领导人之一嘛。我们对你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
　　在五月中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表示同意《决议》中对他的错误的表述，他对一些人说：“不管是功还是过，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没有完结，还要经受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但是，作为共产党员，我服从大多数人通过的决议。”
　　人们对他的表态都不置一词。
    作为一种姿态，胡耀邦决定宴请华国锋，而且让赵紫阳作陪。第一瓶茅台酒空瓶已经摆在桌子边，第二瓶也倒出了不少。胡耀邦来情绪时，一连喝几杯是不成问题的。现在脸虽然红但还能很好地控制自己。
　　华国锋呢，尽管他很少以酒助兴，更很少独斟自酌，但多年在政治圈子里周旋，他的酒量也早就练出来，当他需要的时候，他的头脑能一直保持清醒。他看到平时烟酒不沾的赵紫阳喝了不少，便借着酒兴说：
　　“你两个，加上邓小平，等于我一个。”
　　胡耀邦明白他的话的含义，也说：“我和紫阳加起来，还比不上你呢。”
　　华国锋说：“希望你们总结我的经验教训，千万莫要重蹈我的覆辙。”
    胡耀邦劝告似地对他说：“国锋同志，上下升贬，这是政治斗争中的家常便饭。一个政治家，要准备两手，—是整人，二是挨整。你这小小变动，根本算不了什么。我、紫阳，特别是小平同志，大起大落多少次啊！”
    赵紫阳伸出手指想制止胡耀邦。他发现华国锋的眼睛已红了。这使赵紫阳想起了一只躺在草木林中受了伤的警犬。酒精使他的头昏昏沉沉，但他知道和受了伤、流着血的这个人在—起，仍然是很危险的。他说：“不要提那么多了，我们所说的这些，还要经中央全会讨论，究竟中央全会能不能批准，还不一定呢。”
    “你还想给我点安慰。”华国锋说，胡耀邦又给他倒上了酒。胡耀邦发现他喝多了，便总是抢先给他倒得满满的，而自己的杯中却少得多，但胡耀邦要控制自己的眼神也是很费劲的了。
　　“国锋同志，紫阳说得并不错。不管你将怎样，我们希望我们还能在一起合作共事。咱们三个人中，你年龄最小，希望还是很大的。来，为将来而干杯！”
　　“将来！”华国锋连连摇头：“应该为你荣升党中央主席干杯！将来我们都协助你。”
　　“好，这可是你亲口说的，紫阳作证！”
　　“我说话从来算数，决不会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放心吧！”
　　“国锋同志的话，理应该相信！”
　　他们干了。胡耀邦又倒上酒：“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让我们一切重新开始吧。为了祖国，忘记过去！”
    华国锋被警卫参谋扶着摇摇晃晃走向他的轿车时，已经快午夜了。漆黑的天空，满天的星斗，经凉风轻轻一吹，觉得身上好多了。他哼了几句山西梆子，一路上风驰电掣地回到了他的住地。老伴见他喝得这么多，不住地埋怨：“你呀你呀，都快下台了还这么喝，不怕人家把你害死！”华国锋一惊，赶快跑到卫生间里，把两个指头伸到喉咙里，往便池里使劲吐了一阵，又喝了几口水，觉得没有什么异常反应才放下心。不过，想想刚才的情形，他还是有点儿后悔。一躺在床上后，他还在想：自己到底在这天晚上，有没有说漏嘴的地方。
    细雨在黎明时降落了，真是天上风云难测，地上人心难度啊。华国锋第二天起床后望着已成薄雾的草坪，渲染着草坪焕发新姿的雨珠，感叹地自言自语起来。
为了开好六中全会，邓小平、陈云把胡耀邦和宋任穷叫去，研究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的思想状况及政治态度。
　　宋任穷把情况作了汇报后，邓小平说：“我看现在的二百二十来名中央委员中，起码有二十多名不能出席会议。经过审查和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他们大部分是参与了阴谋活动或犯有严重错误的。”
　　“让他们参与会议，只能扰乱人心。”陈云说：“凡是犯纪律正在审查的干部，一律不准参加会议。”
　　邓小平打了个手势：“这样就可以顺利地保证会议按预计进程召开。”
　　胡耀邦从宋任穷手里接过那份名单，并用蓝铅笔在上面划着记号，说：“全会正式召开之前，先开个预备会。确保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能够控制党的机器。”
　　“这个观点跟我的很吻合。”陈云说。
　　胡耀邦说：“在中央核心机构，华国锋的势力还有一定的市场。他们认为，华国锋很廉洁，而且谦虚好学，没有特权，再加上他是毛泽东同志选定的接班人，好像他们很正统，所以他们自以为可以理所当然的掌握党。华国锋之所以还不在政治局会议上和我们争，也是要拖延时间，在中央全会上采取行动。他认为，他的票数能超过一半。”
　　“廉洁？廉洁个屁，把他搞女人的事公布出来他就不廉洁了！”
　　“算了，我们还只和他进行原则的政治争论。”
　　邓小平问胡耀邦：“你说老华还会在会议上那么顽固吗？”
    “我看不一定。过去主要是汪、纪、吴、陈这些人给他出点子，他竭力主张那么干。现在，谁也说不出华国锋究意是怎么想的。前天，我找他谈话，他只是连连点头和微笑、察言观色、看风使舵。”
　　“要和他打招呼，以常委会的名义要他服从组织纪律。他要搞阴谋诡计，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邓小平皱起眉头，指着陈云说：“开会前，还是你再和他谈一次话。”
　　半个月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这样的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一百九十五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一十四人，列席的五十三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同志主持了会议……”
　　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都怀着各种心情关注着这次会议。
　　电视屏幕上的那位英俊、飘逸的演播员，用非常清晰的语调广播道：“这次会议的议程是；（一）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二）改选和增补中央主要领导成员。全会，对上述议题进行了充分的酝酿和认真的讨论。这次会是继十一届三中会会以后我党历史上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是总结经验，团结前进的会议。这次会议将以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入史册。”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公报中的下列内容：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改选和增选。选举的结果是：
　　一、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二、赵紫阳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三、华国锋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四、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委委员会主席；
　　五、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六、习仲勋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公报》一发表，举国上下掀起了巨大的震动和反响。
　　拥护者说：“这是中国实现新时期战略目标的伟大胜利，没有这一系列措施，我们的宏伟计划都要全部落空。这次会议的意义，丝毫不亚于第二次解放。”
　　反对者说：“这个会议标志中国全面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帜已经彻底丢掉了，从此中国便掀起了最为黑暗的一页。”
　　不管人们怎么说，红艳艳、金灿灿的朝霞，烧红了蓝天大地，映红了田野、山林，依然是那样生机勃勃……
　　
　　　　　　　 六十二 十二大翻开新的一页  华国锋退出政治舞台
　　　　　　　
　　华国锋好像作了一个长梦，直到十一届六中全会开了十多天了，他似乎从沉睡中清醒过来。
    他反复思考六中全会前后的过程，又仔细地翻阅了有关的文件，才品味出一些政治家之道。表面上光筹交错，实际上刀光剑影；看起来像对酒赏梅，清雅至极，握手言欢，实际上杀机四起，磨刀霍霍。这种平静中见激荡、平风中含义深的政治魔术，正是当今政治的一大特色。
　　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他并没有参加什么。直到正式会议开幕前的六月二十六日，叶剑英给政治局常委和全会写来一封信，说他身体不好，不能参加讨论，特向中央告假，并且表示他自己同意中央的人事变动和各项决议。到了二十七日，他又见叶剑英又颤巍巍地来到开幕式上，参加了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表决。然后，他还参加了无记名投票选举。
　　对叶剑英的表现，华国锋总认他像在演戏。
    最令华国锋气愤的，是胡耀邦在六月二十九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显然，胡耀邦认为大局已定，不需要再扭捏作态了，便又露出了他原来的本像。他说：“今天我讲三点意见；第一点，这几年谁的贡献大一些？我看贡献大一些、多一些的，还是老一辈革命家。拿常委来说，是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四位同志。小平同志因为经验特别丰富，精力很充沛，加上长期斗争建立起来的巨大威望，他起的作用就更突出。第二点，两个没有变。本来，按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中央主席是要由小平同志来担当的。除小平同志之外，无论从水平、从能力、从威望上来说，还有好些老同志都比我更适合。就是年纪比我小一些，而且确实是我们党的优秀干部，也不乏其人。赵紫阳同志比我就更适合。现在就这样定下来了，我的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并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那个胡耀邦。请全党的同志遵照这次历史决议的精神，实行监督，首先要请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进行监督。第三点，我们的劲该往那里使了？现在我们领导上的劲，中央领导同志、省市同志，我们的指导思想上的劲，应该集中主要的精力，来考虑如何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时考虑如何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华国锋暗暗大骂胡耀邦是马庇精、投机鬼。老子辛辛苦苦地抓经济建设的时候，搞了半天你们一直在图谋从我手里夺权。到现在你们如愿以偿，才又要把劲往国民经济建设上使。其实你们什么时候想过建设？想过国家？你们什么时候也是想的你们自己。你们是地地道道的一伙极端的个人利己主义者！
    还有陈云和邓小平，也在会上作了讲话，中心还是老一套，他们自己胜利了。华国锋看到临散会时，那几个常委谁也没有多褡理自己，和会前的态度截然相反！唉，他们太势利了！华国锋心里想。
　　一连几天，华国锋都在花园里散步，低垂着头，陷入对往事的沉思和回忆中。孩子们都在草地上尽情地玩耍，趁着春光正是灿灿明华之机，痛痛快快，无忧无虑地玩罢！他的老伴跟着他，逗他的孙子们玩耍，她尽量不让孩子们干扰他，打断他的思考。六中全会的安排，对她来说，还是满意的。她知道只要能留在常委会，而且还是副主席，尽管丈夫的位置从第一排到了第七，但总没和前边的领导人，像林彪、江青、黄永胜那些人那么惨。这她就谢天谢地了。她不准丈夫冒风险，那怕什么职务也不担任，也不能去冒风险，为了个职务丢掉命，太不值得了。这个思想也深深地影响着华国锋。
　　“从今往后，你那里也别去，就在家里看书、练字、锻炼身体，让他们干吧！这么大个中国，我就不相信他们能比你强！”
　　“唉，是不那么好搞。”
　　“到时候他们搞不下去了，说不定还得回来请你。就像'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重新请毛主席那样。”
　　华国锋眼睛一亮，觉得自己还有盼头。
　　老伴说：“没事时到外地散散心，旅游旅游，你还从来没有带我出去走过呢！”
　　“好的，过去没时间，现在有了机会了。”
　　经过几天的反思，华国锋绞尽脑汁考虑的东西有了结果。他在她面前站定了，挥舞着右手说：“@!#$，就这样！”立刻振作起来了。他挽起她的胳膊，满脸堆笑，两个人一起走回自己的别墅。
　　但是，他们的计划并投有得到批准。
　　华国锋实在沉不住气了，给胡耀打电话催问。
　　“哦，华国锋同志，我已经知道你的意思了。你能来我这儿谈一下吗？”
　　华国锋停了一下；“电话里不方便吗？”
　　“我想，我们还是当面谈好、许多事并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的。
　　“那好，我去吧！”
　　胡耀邦还是住在老地方，房子也没修，外面的建筑和主人的身份很不相称。华国锋把这作为一个伪君子的特征，并没有表现出丝毫惭愧或敬意。当他来的时候，胡耀邦已在门口恭候了。
　　胡耀邦请他坐在了自己对面的沙发上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他具有自己的性格，既谦恭又不失倔强，不是那种随意可以卑躬屈膝的人。
　　胡耀邦也意识到，这位副主席与人不同，他消息灵通，可能已知道国内外的形势；他不是用自己的职务能镇住的人。他事实上在党内和国内的地位都很高。他决定抓紧时间，单刀直入，不能心慈手软，只能如此。
　　“你想到外地走一走，是吗？”
　　“作些调查工作，顺便休息休息。”
　　“政治局常委们不同意你的计划。”
　　华国锋坐在那里，好像被谁猛击了一下。然后，他多少带出一些怒容：“耀邦同志，你太过份了，我不明白为什么？”
　　“我认为你明白，”胡耀邦心平气和地说：“你知道当前的形势吗？”
　　“我不知道！”
　　“那好，我可以告诉你。”胡耀邦说：“现在国内反革命案件很多，各地都不这么平静。再加上非法组织、非法刊物也很猖獗，有些人公开打起拥护你华国锋的旗帜，要打倒这个批倒那个。你现在出去合适吗？”
　　华国锋摊开两手道：“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是的，是和你没关系。但你出去，出了事谁负责？到那时，你会说不清的，华国锋同志，我政治局都是为你着想啊！”
　　华国锋叹了一口气，站了起来，低声说：“谢谢你的关照，我服从组织的决定。”便离开了他的客厅，胡耀邦一直把他送到门口：“欢迎你经常来。”然后拉开车门，一直把眼神黯淡、低垂着双肩的华国锋扶进轿车，关住车门，目送他离开。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眼大半年又过去了。
　　那天上午开完政治局委员会，陈云约邓小平和胡耀邦、赵紫阳来到了中南海毛泽东的旧居丰泽园那儿，说是喝点特殊风味的咖啡，天气是睛朗的，松柏树上已挂上了霜。中南海水面上，夕阳的残辉映照着像淋了一片血。太阳的光线渐渐收拢在红墙碧瓦之中，不多时，晚霞也逐渐收起了余辉。
　　“你看，”陈云指着西天的景色，对邓小平说：“我们就像夕阳西下，一天不如一天了。我最担心的是百年之后，我们会不会后继无人。”
　　邓小平的目光转向胡耀邦，似乎让他回答。
    陈云说：“他们也六十多岁了，用不了几年也会变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我的意思是下点决心，在党的十二大上解决这个问题。把一些老同志统统退下去，只留几个坐镇的。把一大批年轻干部提上来，选进中央委员会。”
　　“从党章上来说进行一番改革，把十二大变成一新老交替的过渡阶段。”邓小平很赞成陈云的话，对胡耀邦和赵紫阳说：“你们大胆地干，不要有任何顾虑，反正有我们这些老家伙给你们撑腰。”
　　赵紫阳说：“老同志都退下去可以，唯独你们俩不能退。”
    邓小平笑着说：“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老实说，我们自己来说，现在还不行。就是叫我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当然，现在还不行，就是叫我退，我也不退！就是对革命不负责任。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嘛。”
　　陈云也笑了：“必须分两步走，先让一部分老同志退，还有一些人，就是那批对文化大革命有感情、恋恋不舍的那批人，做点工作也得让他们退。”
　　“这些人耀邦搞个名单。然后上常委会研究。”邓小平指着胡耀邦说：“将那些容易以后有麻烦的人都请下去。”
　　陈云也嘱咐胡耀邦：“有个人你们要注意选上来，就是电力工业部部长李鹏，在延安是个小孩子，李硕勋的儿子，后来到苏联学习，刘澜波最近又和我说，要培养他。”
　　赵紫阳插话道：“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搞过派性，人们有反映。”
　　“那也要具体分析。他保老干部，保刘澜波是事实嘛。”
    陈云说：“只要从根本上对老干部有感情的人就要用。我在《参考要闻》上看到，美国卡特政府一个办公室主任，只有三十二岁，里根的一个办公室主任，四十岁。是否外国人就比我们聪明？不一定嘛。所以，十二大一定要有新东西。”
　　邓小平接着说：“我们这些老干部说死就死，很有点朝不保夕的味道。我记得讲过，军队曾经有这样的规定，现在也在向这方面走，就是团级干部三十岁左右，师级四十岁左右，军级五十岁左右。军官，世界各国差不多就是六十岁退休。退休后可以在民间就业。我们现在不改革不行，都成了老头将官娃娃兵了。”
　　胡耀邦不住地摇头：“难，难啊！现在提拔干部容易，让人退就难了，让谁退得罪谁。”
　　“得罪也得干！”
　　邓小平看了陈云一眼：“让刘伯承、蔡畅这些老同志带个头。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我们这些人你看怎么个带头法？”
　　赵紫旧说：“你们这次不能带头退。你们的使命还远远没有结束呢！”
　　“我还有一个头疼的问题……”
　　陈云话没说完，邓小平替他接上了：“就是华国锋的职务。”
　　“对，十二大要下决心解决他的事。政治局常委不能要，无论如何要请出去。”
　　“这个问题耀邦、紫阳你们要亲自抓。”
　　胡耀邦说：“我早就感觉到他是个危险分子，他是文化大革命的得利派啊！”
　　赵紫阳说：“他怎么能对文化大革命恨不起来？恨不起来的！”
　　陈云咬牙切齿地说：“闹派性的骨干分子、打砸抢分子，文化大革命中起家的人，一个也不能提到领导岗位上来。对这些人，不要只看到他们现在一时表现好。现在这些人大概表现是蛮好，他要爬上来，不好怎么行？老家伙还在嘛。当有了风浪时，你看吧，有一个，有两个就可以串连，兴风作浪。他们说，没有把这些老家伙整倒，整死，现在还在台上，当时整死就好了。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心慈手软，要有铁石心肠。”
　　“对华国锋也是这样。”赵紫阳说。
　　“当我们去见马克思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座的人大概追悼会开得差不多了，他们就认为时机到来了。”
　　邓小平喝着咖啡，吐出一点渣子，说：“在这个问题上，麻痹不得，大意不得，一定要下决心。你们最好马上找人布置，打招呼，讲厉害，实行起来。”
　　行动是很快的，真能用得上“雷厉风行”这四个字。
    邓小平作为经验十分丰富的老政治家，完全以政治设计师身份出现，他的主意出神入化，炉火纯青，把整个中共中央的一整套机构弄得天衣无缝，令任何人都叹为观止。
　　他果断取消了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的设置，将中共最高机构设为总书记制，由总书记主持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他在中央重新恢复了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后，又增设了中央顾问委员会，负责对中央的重大决策和制定政策提供参谋意见。
　　他建议这些主张写进党章里。
    经过大半年的工作，中共十一届七中全会又于一九八二年八月六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一百八十五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一十二人，列席的二十一人。当华国锋参加讨论，看到了即将交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修改草案）》后，心里就嘀咕起来，取消了主席、副主席，我怎么安排？看来，给他安置一个吃闲饭的闲置位可能就难了。
　　这次全会按预计通过了胡耀邦作的十二大政治报告，当然也通过了党章修改稿。会后，华国锋曾经试探地问邓小平：“我是否还进十二届中央政治局？”
　　“我希望你进。”
　　“我将努力做工作。”
　　这是很含糊的话，华国锋放心不下，又去看望了叶剑英。这位老态龙钟的政治家丝毫没有露出他了解中央决策过程的内幕。他很爽朗地说：“我将投你一票，无论如何要投你一票。”
　　华国锋在他面前是敢讲心里话的。
　　他说：“我认为，我进入政治局和常委会，比不进好；进去对党有利，对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有利。”
　　叶剑英很快把华国锋的意见转告胡耀邦。
　　胡耀邦在电话中说；”我也可以坦率地讲，华国锋无论如何不能进政治局，更不能进常委会。不进好，进去对党不利，大大地不利。”
　　“小平也是这个意见吗？”
　　“我们大家都是这个意见。”
　　那几天，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赵紫阳等人几乎天天都找中央委员们谈话，内容极其保密。当然都是涉及党的十二大一些重要问题的。
　　一切就绪后。中共十二大预备会于一九八二年八月三十日下午举行。胡耀邦主持会议。确定了大会四项议程，选出了大会主席团一百五十二人。华国锋抽会议的空隙，特意又问：“十二大中央政治局委常委会有什么变动吗？”
　　“基本没变，动也是很小的。”
　　“主席团提名，还是各组提？”
　　“计划充分发扬民主反复酝酿，让大家发表意见。”
　　华国锋没有再问什么。他听出，这位中央主席打的全是官腔。
　　九月一日上午九时，中共十二大正式开幕。
　　邓小平主持开幕并致开幕词。胡耀邦特意强调说，他的开幕词是这次大会的指导思想。这对许多代表和政治家们来说，都是新鲜的。
　　胡耀邦代表中央作了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正像他那次讲话一样，他多次激动站起来，挥手比划，高呼口号，显得朝气勃勃，激情难抑。但是，他的反对派却在台下小声嘀咕：“你看耀邦那个样子，他是猴子的屁股，坐不住。”
　　“什么？”
　　“坐不住。这个位置对他不合适，迟早回像老华一样。”
　　“嘘，小声点。”
　　“不信，我们走着瞧！”
　　九月二日至五日分组讨论，审议大会的文件，六日，大会便通过了胡耀邦的报告，同时通过了制定的新党章。
　　叶剑英、陈云在会上分别讲话，前者讲民主集中制，后者强调防止“三种人”被提拔进领导班子的问题。
　　然后是引人注目的选举。
　　九月五日上午，大会选出中央委员和中顾委委员。当念名单的时候，华国锋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九月十二日，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由胡耀邦、赵紫阳主持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决定了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
公布这些名单的时候，人们谁也没有听见华国锋的名字。显然，他落选了。
    听到九月十二日至十三日中共第十二届一中全会的选举结果后，华国锋的脸上一阵抽搐，就像遭到电击似的，顷刻便显得麻木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如何放声大笑的，笑得把屋子都震得嗡嗡作响，把家里人都惊呆了。
    大笑过后，两串泪珠从他那厚厚的脸腮上流了下来。他记得很清楚，他今天才六十一岁，正是政治家大有作为的好年华时期。但是，他不得不开始过一种退休的生活。整天无所事事，闲赋在家。在家里谁问他以前干了哪些事，他都会一五一十地告诉谁。
　　他卧室的墙上，依然挂着那幅毛泽东的彩像。他经常站在像前，凝望着那位曾使人终身感恩，也使人闻声颤抖的老人。毛泽东啊毛泽东，您那慈祥的面容，您那富有感情的灵魂，您那永存的教诲，使我永远不能忘怀。唉，虽然当面领教的时间很短，你的声音不高，一切似乎朴素而又平常，但此刻又在我心中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啊！每当我想起您那深沉、温柔的眼睛，就像您还没死，还活着，活着……
　　华国锋不知念叨了多少遍这样的话。
　　他的心思，谁能猜着？
　　蓝天下，河流纵横，绿野变成白色的丝带，高山好似连绵的土丘。从飞机上俯瞰足下，白云迷漫，—个个山顶探出云雾外，似朵朵芙蓉出水。楼房、村庄，点缀在绿色白色相间的海洋里，是那样的五彩缤纷！
　　他过去，怎么就没有如此美好的感受！
    深秋的早晨，他依然要出去散步。在他前面，银霜茫茫。当鲜红的太阳升起来的时候，茫茫大地像染上了一层殷红的血迹，那些露珠像明珠洒地，玛瑙滚动，使他留恋忘返。
　　秋天过去是冬天。雪下了一夜，又下了一个早晨，他看了几次，天上的雪花还是飘飘扬扬，没完没了。他想像，大雪中的吕梁山定像银白舞动的巨轮，婉蜒起伏，一直游向天边。他又想起交城县里那个关于真龙天子的传说，不禁苦涩的笑了。春秋岁月，竟是如此的短暂！
　　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转眼鬓白发添霜。大自然的规律，人世沧桑的转移，竟是这般残酷无情！
　　唉，该做的时候没有做成，不该做的时候想做，都是悲剧。自己是不是一出剧中的角色呢？他这样问自己。
　　华国锋很想回老家山西看一看，那里的—切似乎对他更显得亲切了。在那个黎明前的时刻，也是人们睡得最甜的时刻，他果然回来了。望着陌生的村庄，回想着非常熟悉的往事，他的眼睛湿润了。
　　东方渐渐出现了曙光。山和天连结处，黑白开始分明。青黛色的汾水河岸，显出淡淡的线条……
　　昨天已经过去；新的一天，正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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