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　　　　　　资料图片

　　光明网北京10月31日上午11时电　记者金振蓉、刘新武、齐芳报道：我国科学巨星钱学森今天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钱学森简历

　　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１１日生，浙江杭州人，１９５９年８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士学位。

　　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４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毕业后报考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录取后在杭州笕桥飞机场实习。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３９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获硕士学位。１９３６年至１９３９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与数学系学习，获博士学位。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３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研究员。１９４３年至１９４５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助理教授（其间：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５年为四川成都航空研究所通信研究员）。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４６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４９年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空气动力学教授。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５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

　　１９５５年回国。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６４年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７０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８２年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还历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中国宇航学会、中国力学学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名誉会长，中科院主席团执行主任、数学物理学部委员。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１年５月任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委会主席。１９９１年５月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科协名誉主席。１９９２年４月被聘为中科院学部主席团名誉主席。１９９４年６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是中共第九至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在美学习研究期间，与他人合作完成的《远程火箭的评论与初步分析》，奠定了地地导弹和探空火箭的理论基础；与他人一起提出的高超音速流动理论，为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１９５６年初，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同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并被任命为委员。１９５６年，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导人。

　　１９５７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１９７９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１９８５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１９８９年获“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奖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１９９１年１０月获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１９９５年１月获“１９９４年度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１９９９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获“中国航天事业５０年最高荣誉奖” 。

　　著有《工程控制论》、《论系统工程》、《星际航行概论》等。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０日，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等１１个部门联合组织的“１００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１００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钱学森被评为“１００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钱学森:思考创新的哲理

涂元季
（光明日报 2005年11月22日 ）

钱学森近照。本报记者刘新武摄

　　近日一个下午，我和顾秘书一同去301医院探望钱学森。躺在病床上的钱学森按照他平日的生活习惯，准时于下午三点从床上坐起，打开当天的报纸认真翻阅。看到我们来了，钱老抬起头，略带微笑，示意我们坐下。

　　我说：“钱老，您生病住院，还这么认真读书看报。”他点点头并未说话。可他的神情告诉我：他的生活本来如此。此时他刚刚看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我又说：“前些天我看到有一篇介绍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文章，讲得不错。”

　　钱老说：“不是一篇，是两篇，连载的。”

　　他还是那么严谨、准确、敏捷！钱老今年已经94岁，科学家的特质竟一点都没衰老。

　　钱老说：“读了这篇文章，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我是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那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充分民主，活跃异常，大家相互启发，相互促进。”

　　钱老说：“如果一些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就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了。你真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　idea’（好想法），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good　idea’，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筋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有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而且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眼界大开。”

　　“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们火箭小组的头头马林纳就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后来他还成为一位抽象派画家。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非常高兴，说我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我比他强，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我那样的良好条件。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等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感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让我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我已九十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其中包括如何使我们一些一般性的大学接近或达到世界一

　　流大学的水平，达到科学和艺术的结合的标准。”

　　这就是晚年钱学森的所思所想，就是这位暮年老人的内心世界。

　　当你走近病榻上的钱学森，你能感受到的是：他虽垂垂老矣，却思维敏捷；他学识渊博，又历尽沧桑；他言简意赅，一张口就讲出人生大道理，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时刻关注着国家和世界大事，却又超凡脱俗，从不谈生活琐事。他想的都是国家长远发展的大事。

　　钱学森我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在美学习研究期间，与他人合作完成的《远程火箭的评论与初步分析》，奠定了地地导弹和探空火箭的理论基础；与他人一起提出的高超音速流动理论，为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6年，钱学森受命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我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
钱学森：中国航天之父

  　1991年4月27日，新当选的中国科协主席朱光亚和上届主席、新当选的科协名誉主席钱学森（左）在中国科协“四大”代表大会上

。（资料图片）新华社发

　　钱学森：生于1911年，1935年赴美留学，师从著名的美国空气动力学专家西奥多·冯·卡门教授，多次发表重要论文。1947年初，年仅36岁的钱学森晋升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钱学森1955年回国，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曾任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青出于蓝胜于蓝

　　1947年，36岁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钱学森已是美国科学界一颗闪亮的明星，世界知名的火箭喷气推进专家、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成员、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

　　钱学森之子钱永刚说，国民政府曾经邀请父亲回国，但父亲拒绝为其服务。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钱学森决心回国。

　　“父亲早有决心回国效力。”钱永刚说，父亲在美国多年，没有买过一分钱的保险和股票，很多美国朋友都对此不理解。父亲说：“其实没什么奇怪的，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但，回国的路没有那么平坦。

　　正当钱学森筹划回国时，美国麦卡锡主义横行，掀起了反共高潮，钱学森被美国政府指控是美国共产党员、窃取机密企图运回中国，无端被关押了15天。此后虽然获保释，却处处受到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特务的监视，被软禁长达5年之久。

　　在被软禁的情况下，钱学森于1954年发表了开创性的《工程控制论》一书，当钱学森日后在回国前夕向他的老师告别时，冯·卡门充满感情地说：“你现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

　　冯·卡门门下，名家辈出，但他在1967年出版的自传中，独为钱学森立传。世界上古往今来，多有弟子为老师立传，而老师为弟子立传，可谓凤毛麟角。冯·卡门对钱学森的评语是：“美国火箭领域中最伟大的天才之一，我的杰出门生。”

坐三等舱回家

　　1955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夫妇摆脱特务监视，将一封写给陈书通的信夹在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投进邮箱，请求祖国帮助他早日回国。这封信最终辗转交到周恩来总理手中。随后经过中美大使级会谈，美国政府不得不允许钱学森离美回国。8月5日，钱学森接到美国政府通知，终于被允许回国。

　　钱永刚回忆，当时飞机很少，最早的一班到香港的飞机也是两周后。父亲决定立即买船票回家。

　　美国洛杉矶移民局不忘刁难这位科学家。买船票时，售票员一听是钱学森，便说一等舱已卖完，只有三等舱船票。事实上，一等舱船票很富余，但船务公司得到移民局的交待。

　　钱学森买了四张三等舱船票。就这样，在一个只有几平方米的小舱内，钱学森带着夫人和一对儿女一家四口睡着上下铺，踏上了回国的路。

　　在轮船驶离美国本土很久后，一位美国女权运动领袖桑鸽获悉钱学森一家在船上的境况，为这样一位世界著名爱国科学家遭遇如此对待感到不平，这位有正义感的美国人与船长交涉后，钱学森一家才换到一等舱中。

　　经过海上一个多月的颠簸，钱学森一家10月初到达香港，当日过境后回到了祖国。

一句话的奠基作用

　　1955年，放眼世界，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造导弹，我国的工业基础还很孱弱，能不能研发导弹？钱学森的一句话，使中央下了决心。

　　1955年底，当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得知钱学森回国要访问东北后，迫不及待地交待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大将好好接待钱学森，并探探他的“底”。刚刚指挥完抗美援朝战争的彭德怀元帅，对现代化武器在现代战争中的关键作用有着切肤之感。

　　钱学森参观完“哈军工”，陈赓就问：“你看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回答说：“外国人能干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干！”陈赓一听，大笑：“好，要的就是你这一句话。”

　　作为权威专家，钱学森给多位国家和军队领导人做了关于导弹武器的科普讲解，陈毅、叶剑英等都专门请钱学森去讲过。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提出了发展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为了保密，“导弹”用“航空”来代替。有了这样的权威专家，当年4月，中央下决心成立由聂荣臻任主任、钱学森等任委员的航空工业委员会，统一领导我国的导弹事业。

　　1956年10月8日，在北京西郊空军466医院食堂里，由钱学森任院长的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这一天，被认为是新中国导弹、航天事业奠基的日子；这一天也恰好是钱学森回到祖国整整一周年的日子。

首枚导弹上天

　　1958年5月，聂荣臻元帅同黄克诚、钱学森一起部署了我国第一枚近程导弹的制造工作。

　　1960年11月，在聂荣臻元帅亲自指导下，以张爱萍将军为主任，孙继先、钱学森、王诤为副主任的试验委员会，在我国酒泉发射场成功组织了我国制造的第一枚近程导弹的飞行试验。

　　钱学森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据“钱学森与中国航天”课题组披露，20世纪60年代，在研制东风某型导弹时，发动机试验出现多次失败。科研人员一时找不到关键所在，只好请教钱学森。在五院的一个会议室里，钱学森围着会议桌一边听一边走，问到谁谁起来，问了40多分钟。最后，钱学森指出，必须考虑发动机燃烧时产生的高频振动问题。经过后来的试验，钱学森的判断十分准确。

　　1964年6月，我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飞行试验成功。1966年10月，钱学森协助聂荣臻元帅，在酒泉发射场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飞行试验，导弹飞行正常，原子弹在预定距离和高度实现核爆炸。这次史无前例的试验标志着中国开始有了用于自卫的导弹核武器。

一行字推开天门

　　“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1958年5月17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宣布。此后，钱学森便一直在思考我国卫星事业的发展问题。

　　195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以钱学森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和空间物理的设计、研究机构。钱学森负责卫星的大总体工作，为解决人造卫星研制中的许多关键技术问题贡献了智慧。

　　“钱学森与中国航天”课题组披露，“东方红一号”卫星在出厂鉴定时遇到了一些问题。有人提出，卫星仅在地面模拟试验了5天，怎么能保证卫星打上去在太空中能运行二十几天？地面模拟试验需要低温环境，当时，全国生产的低温液体氦加起来只够做5天试验。由于谁也给不出解释，卫星的出厂鉴定一直无法通过。卫星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只好请教钱学森，钱学森收下厚厚的卫星技术和测试文件仔细看了起来。几天后，他在鉴定文件的封面上写了一行字：“我看，此星可以出厂。”钱学森以他特殊的专家身份和真知灼见，统一了大家的意见。一语定乾坤，卫星顺利出厂。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东方红》乐曲传遍全球。

　　1970年7月，钱学森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他以自己广博的知识，开阔的眼界，提出过许多富于创新的、超前的见解，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钱学森获得过无数荣耀，“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中国航天事业50年最高荣誉奖”……

　　(本文特别感谢钱永刚先生和“钱学森与中国航天”课题组成员石磊、王春河、陈大亚、张宏显、陈中青等专家的大力支持与协助。)　　来源：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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