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从一个革命的进步的青年到“文革”中横行霸道、作威作福、凶神恶煞的“灾星”，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
【采访前记】阎长贵，文革中江青首任秘书。1968年，被江青以“坐探”罪名投入秦城监狱，囚禁7年半，又被流放到湖南西洞庭农场5年。1979年平反后，调回《红旗》杂志社做编辑工作，1997年底从《求是》杂志社编审岗位退休，目前专事“文革”史研究。
1991年，我当时正参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一书的写作，在《人民日报》的一个小角落里，发现江青自杀了。我没什么特别的反应，没什么高兴，也没什么悲伤。说不上对她恨不恨，毕竟她死的时候也77岁了。当然，我在监狱里七、八年，也没少骂她，但这都是历史造成的。
我出生在贫困的鲁西北，解放前叫堂邑县，因为出了个武训，也曾改名“武训县”。家里很穷，几代都是农民，中学起我就依靠助学金。我们村十里方圆之内，我是在新中国读大学的第一个人。1961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分配到了人称最高党刊的《红旗》杂志社，先师从关锋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史，他的文章和观点曾受到过毛主席赏识，“文革”开始前，我调到戚本禹手下工作，关锋和戚本禹后来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戚本禹比较看重我，他告诉我，毛主席表扬你的文章。人有个出生逢不逢时的问题，文章也是。1962年9月，我依据华君武老人的一幅漫画发表了一篇小文章《永不走路，永不摔跤》，中心意思是在工作和前进的过程中不要怕犯错误，毛主席批示印发给参加八届十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们研究，批示上说：“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我觉得当时毛主席之所以看中我那篇短文，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了堵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错误的人们的嘴；在某种程度上说，毛主席有“讳疾忌医”的意思。“文革”后，戚本禹讲，你这篇文章有“救驾”的作用。这是我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想到的。后来戚本禹向江青推荐我做秘书，大概会提到这一点。
1967年1月9日，我成为别人眼里可以“通天”的江青秘书。1968年，也是1月9日，我又一夜之间变成“政治要犯”，恰好是365天。
我给江青当秘书的那年，江青53岁，比我生母还大一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头发很好，还很黑。江青毕竟是演员，穿着讲究，比较会打扮，但不奢侈。江青的几个护士如周淑英、赵柳恩等都讲，她从来不擦脂抹粉，衣服也不是很多。
我觉得江青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没能力搞阴谋也搞不了。那篇给她带来了很大荣誉的讲话——《为人民立新功》就没有讲稿，而她的讲话一般还是比较得体的。我当了一年江青秘书，没有给她起草过讲话稿，一次也没有，她不需要。
我感觉江青痛恨“两个女人”，王光美和宋庆龄。都是“第一夫人”，但是江青并没有这么风光过。清华大学造反派批斗王光美那天，让她穿旗袍、戴项链，那是江青的主意。那天她还跟我们工作人员讲，你们去看看嘛！意思是王光美也有今天！我没去，去了几个人也看不到什么，批斗现场有30万人，挤得水泄不通。
宋庆龄地位当时比江青高多了。1966年孙中山诞辰100周年时，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宋庆龄文集》，书名是周总理题的。戚本禹跟我说，应该找人去出版社造反，质问纪念孙中山为什么要出《宋庆龄文集》。这肯定也是江青的主意。不过他没去做，我也没去做。这要做了肯定是大事。后来很多材料里讲，江青把《宋庆龄文集》从书架上拿下来，扔到地上，用脚踩，还对总理题写书名不满，这都反映了她对宋庆龄的态度。
“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
我当时是很崇拜江青的，因为她是毛主席的夫人——崇拜毛主席也扩展到崇拜江青。江青出去讲话张口就是“我是代表毛主席来看你们的，我代表毛主席向你们问好”等等 。毛主席身边有位名叫赵鸿安的服务人员，管理毛主席衣服什么的，我们是老乡，有一次在一起聊天，他告诉我，毛主席跟在江青身边工作的人员讲：“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我听了这话，心里热乎乎的。心想：在数亿人中，能有几人能直接为毛主席服务？
有人写文章，说“文革”开始不久，毛主席就厌恶见到江青，这是瞎编。我认为毛主席和江青的关系还是相当好的。江青当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就算是别人提名，毛泽东不批准也不行。当时江青住在钓鱼台国宾馆，毛主席住在中南海游泳池，每天下午只要不开会，江青都要去看毛主席。和别人看毛主席不同，江青这是回家啊！我听谢静宜讲，毛主席虽然不断批评江青，敲打江青，但是他总把她看作是人民内部矛盾。谢静宜曾经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是“文革”当红人物。
毛泽东在政治上对江青是相当爱护的。毛泽东是文章大家，不止一次帮江青改文章，凡是江青吹捧过火，或江青自吹自擂的地方，毛泽东都做了必要的纠正。比如《为人民立新功》讲话，原稿中，江青说到“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哪。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也不听。”毛泽东把“我的话也不听”中的“也”字改成“更”字。当时看到这里，我心里暗暗发笑，心想毛主席真厉害，真细心，也是对江青的真爱护，一下子就把江青的地位拉正，符合江青的身份了。至今想到毛主席的这个改动，我还是感慨万千！
毛远新告诉我，1975年，江青叫他帮助整理保险柜里的文件，每份文件都做内容提要，这很费时间，很难做，毛远新没有答应。江青为此事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对毛远新说：“你帮帮她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江青这一生来讲，是忠于毛泽东的。她没有背叛毛泽东，一直到生命最后。江青在政治上很敏锐，这是毛泽东的评价，也是他说过多次的话。在“文革”中，政治上跟毛主席最紧密的是江青，毛主席怎么说就怎么做，不仅没有折扣，而且走得更远。
有人说，“文革”一开始，江青就要打倒周总理，把周总理视为眼中钉，我认为这个看法不正确，没有体现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江青和周总理的关系一开始还是相当友好的。江青在解放后的工作都是周总理安排，周总理提名的，包括她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总理都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江青反对周总理，恐怕主要是在林彪倒台以后。
我问过戚本禹，江青和周总理的关系咋样？戚本禹说，她敢在总理面前发脾气，耍态度，这是他们关系好的一种表现。试看她怎么不敢在刘少奇面前发脾气、耍态度？我也问过汪东兴，汪东兴说，江青和总理的关系非同一般。
1967年，我任江青秘书的时候，周总理经常去钓鱼台看望江青。一般先给我打电话，问江青同志是在工作还是在休息？那一年，我没有发现一次江青不允许周总理来，或者找借口不允许周总理来。周总理对江青是很迁就的。这是总理的风度吧，看在毛主席面子上。江青的第二任秘书杨银录讲，江青要求对她和叶群之间的电话要记录，因为叶群这个人心计很多，怕将来说不清楚。但是周总理和汪东兴打来的电话不用做记录。这也说明当时她对周总理还是比较信任的。
江青在1967年说过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我当时大概拿了一个什么批判周总理的材料请她看，她说，“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所以当我一个同学（某大学的青年教师）要写周总理的大字报的时候，我告诉他，绝对不能写。
现在似乎有个公式，人一犯错误了，出事了，推论他（她）从娘肚子里一出来就坏，这不是科学的观点。说江青看黄色电影、找面首等等，都是瞎扯，都不是一般政治斗争的语言。江青在文革当中，做了很多坏事、恶事，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这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如果她嫁的不是毛泽东？如果她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不这样参与政治，她也不一定是这样的结局。“文革”以后，对江青的宣传都是负面的宣传，好像她30年代就很糟糕。应该说，从政治上来讲，她当时走的道路和一般革命青年走的道路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殊。30年代，江青是爱国的，是争取妇女解放的。她写了不少文章，还是有点才气的，不过现在这些文章我们能看到的很少了。江青到延安，对延安文艺生活的开展，也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江青的变化是从建国后开始的，特别是“文革”。我给江青当秘书的那一年，工作中处得还可以，她到后来整我是另一回事。后来听说江青张口骂人甚至亲手打人，但那一年我见得不多。可能是1967年形势比较紧张，也正是她向上攀的一年，对待工作人员并不像后来那样心狠手辣。好多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进监狱都是她一句话的事情，包括我，包括护士周淑英，江青说她是林彪派来的，其实这些人都是挑了又挑，也都是尽心尽力为她服务的。
“权力腐蚀人。”江青也是权力腐蚀掉的一个典型。江青“起来”是20世纪60年代，大跃进失败之后，毛主席已经不相信别人了。江青进入九大政治局以后，比较疯狂，她为一件小事就可以惊动政治局。比如她对一个护士用药不满意，她可以把政治局委员全都叫来处理这个问题。
江青身边有的工作人员有这种说法，江青是难伺候，但是又有哪个首长的夫人不难伺候呢？有了地位以后，人真是很难做到自律。有句话不是说嘛，“官升脾气涨！”
现在有一种观点，就是想极力把毛泽东和江青分开，实际上是很难分开的。毛泽东对中国有大功，又有大过，“文革”给中国造成很大的灾难，对人民造成很大的灾难，而江青是“文革”的急先锋，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第一号盟友。当然她干的事情，毛泽东不一定都知道。但是“文革”中大的事情，大的决策，又有哪一件是江青决定的？
历史的遗留物
1976年，已经出狱的我回到单位，碰到一个熟人，她说，“你还活着？”在七、八年的时间内，即我被囚禁的时候，我的亲属以及很多熟人，连我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不过，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幸运的，“文革”当中死了多少人啊！一次我跟毛远新说，文化大革命搞得多少人家破人亡，你们自己家也家破人亡啊！
回原单位《红旗》杂志社是我提出的要求。湖南有朋友劝我，说你从湖南回北京本身就是平反。这段文革的经历对我还是有影响的。在1983年开始的整党中我被定性为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因我写过批判翦伯赞的文章，支持过贴陶铸的大字报等，我应该为此承担责任。没有被划为“三种人”，单位的领导对我还是很好的，保护了我，并按时评定了业务职称：副编审和编审。我在《红旗》和《求是》（《求是》是《红旗》改名而来的）工作一直到退休，还算顺利，挺满足。
退休以后，有搞历史的同志劝我，你应该写点回忆文字。我以前一个字也没有写过，也不想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后来觉得这还是历史责任吧，想对“文革”研究做一点工作，活得明白一点，不要糊里糊涂最后都带走了。我最近和王广宇合作由红旗出版社出版的《问史求信集》，所收录的都是我们回忆和研究“文革”的文章。
出狱后，我再没和江青有任何联系，也不可能有任何联系了。听说江青有遗言，想死后葬回老家诸城。1996年，诸城市委书记曾托我给李讷带信，说如果她愿意把江青葬在老家，我们可以接受，她有什么困难，或者需要配车，诸城都可以提供帮助。我给李讷打了电话，她感谢诸城领导的好意，她说骨灰确实在她家里放着，但是现在恨妈妈的人还很多，如果葬在诸城，我又不能去守墓，墓被砸了，我不是更不孝了吗？以后再说吧。后来江青还是葬在了北京一家公墓。
说我为江青辩护，这个话我听到过好多次了。凤凰卫视采访我，我有个大学同学看到了，说江青把你关了七、八年，你都没有说江青的什么坏话。我说这个坏话不能乱编，我说了你们也没有注意，比如我说她在文革中以整人为乐，整和整死了那么多人。但我觉得历史就是历史，应该实事求是，对江青也如此，还她一个本来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