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感头痛的问题就是6亿人民的吃饭问题，几乎逢会必讲粮食。尤其是最困难的1960年、1961年，粮食告急的报告不断 送到周恩来、李先念等人的办公桌上。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就是在这种粮食严重短缺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 因此，它也必然与粮食问题息息相关。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更大“跃进”，使全国粮食全面紧张。1961年第四季度中央需从各地上调32亿斤粮食，可到了 11月中旬，时间过半，任务却只完成20%多一点。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全面告急，断粮的危险时刻都有可能发生。此外，1962年的征购任务也没落实下 来，各地过去对粮食以少报多，现在是以多报少，在落实中央的粮食征购数和上调指标时，总是强调困难。

　　1961年11月10日，中央开会向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专门落实粮食问题。邓小平在会上阐明，1961年就靠这30天的工作，这30天如抓不到粮食，就 呜呼哀哉。关于1962年的粮食上调，他提了三个数字，120亿斤、150亿斤、180亿斤。如是120亿斤，就得大量进口，无一点回旋余地；如是150 亿斤，日子勉强过得去，但也要进口不少粮食；如是180亿斤，就可以不进口。

　　虽然大家都有畏难情绪，但还是勉强订下了150亿斤的目标。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华北局提出：下边是有困难，但若把形势讲透，把方针搞明确，把思想搞透，还是可以的。为此，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个地委书记会议，打通思想。

　　七千人大会

　　两天后，邓小平将会议情况和陶铸的建议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觉得，中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是应该总结一下，干脆把县委书记也都找来，开一个县委书 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即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会议的开法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好坏都要讲清楚。这样，以150亿斤上调粮食为发端，中央要 在1962年初召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的事情，就在毛泽东这里定了下来。后来起草会议通知时，根据邓力群的建议，又增加了全国重要厂矿的厂长、党委 书记，并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的同意。这样，原本6000多人的大会，就变成了7000多人的规模。

　　七千人大会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大会。发出会议通知时已是1961年11月16日，通知要求所有出席会议者都要在1962年1月8日前到达北京。这就意味着元旦一过，实际的接待工作就要开始。筹备时间仅一个半月，谈何容易！

　　在陶铸提议召开全国的地委书记会议时，邓小平的第一反应就是，来那么多人，吃饭怎么办？他顺口丢下一句话：各人带猪肉，带青菜来。当然，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而现在要开到县委书记一级，与会人员就要多出一二十倍。不言而喻，在那个年代，会议用餐就成了大问题。

　　由于当时正处于粮食严重短缺、经济十分困难时期，这么大的会议规模，安排吃饭很不容易，据当时参与接待、负责生活的一位同志回忆：

　　吃饭是十人一桌，大锅菜，不管你是中央领导，还是一般工作人员，都一样。坐满才上饭，坐不满不行，饭票丢了也不行。

　　特别是安全保卫组为了保证会议供电、保证食品安全，有时会把供电局的工程师、负责人，还有负责食品供应的人找来开会，但每到快吃饭时就赶紧散会，不然 就没有办法管人家的饭。有时实在不好意思，就把自己的饭票给人家，然后自己回家吃饭。做保卫工作的，每个驻地警卫组也就只一两个人属于在编人员，大会管吃 管住。不在编的，大会不管饭。结果弄得内部同志也有意见。

　　作为一次全国性会议来说，就餐问题本应是个完全不成问题的问题，在当时竟引起如此关注，足见当时粮食问题的艰难，也说明七千人大会的就餐都是与当时的粮食问题密切联系的。

 

　　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作自我检讨

　　为了把话讲透一点，使大家的气更顺一点，毛泽东决定延长会期，并留与会者在北京过春节。在1962年春节前后，会议进入“出气会”阶段，各省大致都是在春节前听取意见，即由地委、县委书记们“出气”，春节后检讨。而检讨的集中点也大多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粮食问题上。

　　广东检讨了1958年11月向中央报喜，全年粮食平均亩产1650斤，和由此体现的丢掉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的问题。浙江检讨了在1959年4月29 日毛泽东提出纠“左”的六条指示后仍在不切实际地提出“把早稻双千斤的锣鼓敲起来”等错误。上海也检讨了对纠“左”没解决思想问题，仍然制定较高增产计划 的问题……

　　在各省委作自我批评时，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也围绕粮食等问题作了自我检讨。

　　粮食部检讨说，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是3400亿斤，可是征购就拿了1200亿斤，占三分之一强，这是农村伤了元气的一个重要原因。粮食部为此感到 非常痛心。冶金部对一再抬高钢铁指标，造成9000万人上阵全民大炼钢铁，从而直接导致农业减产的情况负有重要责任，他们对此作了积极而较深刻的检讨。外 贸部对在全国出现饥荒的情况下，还于1959年和1960年多出口了几十亿斤粮食的问题作了检讨。水电部对全国上了过多的大中型水库因而挤占了大量农村劳 力，影响了农业生产的问题作了检讨。

　　从上述几位省部级主要领导的检讨可见，“出气会”阶段，领导同志所检讨的内容相当多地集中在粮食或与粮食直接有关的问题上。

 

 

　　1963年底 粮食形势出现根本好转

　　七千人大会对于继续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调整国民经济，有着好的促进作用。它较好地使全党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实事求 是的传统，对过去存在的问题和教训作了较系统的总结。对如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今后经济建设要注意哪些问题，有了较一致的认识。特别是一定程度上改变了 过去“缺乏民主”的局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也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所有这些，都可能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发展及粮食状况的改善，起到积极作用。更重要的 是，大会还在粮食问题上直接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也可以说是这次大会取得成就的亮点之一。

　　原计划征购150亿斤粮食的打算取消了。会上，党中央带头发扬民主，反复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体谅农民的困难，决定再把工业发展的速度调低一些，挤出 工业用外汇，多进口一些粮食，以缓解地方的征购压力。中央的这一举动，受到各级领导干部的欢迎，也促进了中央与地方的相互认同。

　　刘少奇、周恩来等也在会议讲话中充分论述了粮食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共同探讨解决的措施和办法。这也为解决粮食问题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周恩来提出， 坚决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是克服当前困难的最重要的一着，也是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他还就全国粮食危机状况向到 会的各级干部算了细账、交了实底，使大家看到了形势的严重和中央的困难，又使大家明白了克服困难的具体办法，从而使他提出的调整措施后来能顺利落实。到 1963年底，粮食形势就出现根本好转。

　　总之，由于当时那个年代的特殊性，中国尚未能解决吃饭问题，所以当时召开的党史上规模空前的七千人大会，从会议的起因到会议产生的效果，自始至终都与粮食问题紧密相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