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評：從“毛劉之交”看時代的局限

為什麼要談這個問題？竊以為反思毛澤東現象，以此為切入點是最為真切而實際的了。
試想：一個原始人站在荒原上，雖然站起來了，和四隻腳的群獸有了區別，但仍然是“獸”。它只有建立了社會關係，才成其為“人”。所以，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也就是說，在人際的關係中，才能看到作為一個人的素質和品格，才能看到在社會實踐中表現如何。一個人的社會關係當然是很多的，所以馬克思用“總和”一詞。考察建國之後的“毛澤東現象”，看看毛劉之間的情況，是首選的話題。一個是黨的主席，一個是國家主席。在生活的演進中，我們看看他們如何團結共事，如何產生矛盾，有哪些曲折離奇的故事。劉少奇何以釀成亙古罕見的悲劇。既是劉的悲劇，也是毛的悲劇。
總之，劉是毛的一面鏡子，從這面鏡子中我們才能看到毛的身影。同樣，毛也是劉的一面鏡子，從中我們才能看到劉的形象。從鏡子中間，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政治理想和品格，甚至個性特點。這都影響着國家民族的命運。因為還是人治時代，而且是“終身制”。
劉在1969年11月12日去世；毛在1976年9月9日去世。他們身在其位時，需要對國人保密的事，現在漸漸浮出了水面。這使有些人“無比熱愛”、“無限崇拜”之後，又難免有了新的評說。例如說：“延安時代就開始搞個人崇拜，少奇同志沒有想到是自掘墳墓！”所謂“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是張聞天同志先提出來的。而毛的地位是在實踐中形成的。那是由於其天才和謀略，不僅是因少奇吹捧。就是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王明，在給學員作報告時，最後也說：“我今天來，是送給你們五個字：學習毛澤東！”
毛去重慶談判，把全面的領導工作交給了劉，而不是恩來和弼時。少奇同志運籌帷幄，指導全面工作，提出“向北挺進，向南防禦”的正確方針，這決定了後來形勢的發展，證明他是一位偉大的戰略家。毛從重慶回來後，休息一段時間，仍叫劉主持工作。這是毛劉之間的“蜜月”時期，和後來毛林之間，一個阿諛奉承，一個意在利用，是不能相提並論的。

可怕的失誤

建國後社會曲折發展，延安時埋下了伏筆，定下了基調，這是可怕的失誤，嚴重的教訓呀！那就是1943年6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過的一個《決定》中，多了一句話“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當時都認為應“集中”權力，以迅速處理日常工作。這不過是僅指書記處的日常工作，但在實踐中，毛澤東把這一權力逐步擴大到代政治局決定大政方針，及所有的政治生活層面了……
發人深思！為什麼誰也沒有意識到，如此否定了“個人服從集體”“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的危害性呢？能用毛澤東當時英明正確來作解釋嗎？這和我們這個民族有足夠的封建專制文化傳統而缺乏民主意識，有沒有關係呢？
這一決定，徹底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在毛澤東時代，他個人的錯誤意見必須執行。大家的正確意見，他個人可以否定。在他去世前的那27年中，個人凌駕於黨之上，和國家《憲法》之上。這給我們的民族造成了大不幸！這也是國人對少奇同志的慘死，“哀其不幸”而又“怒其不爭”的根據。雖然，這一決定的作出，劉有責任，又不能僅怪個人，而是整體水平和歷史的局限性的反映。
在那個時代，毛和劉的真的面貌，老百姓是不知道的。傳媒或則奉命致力於“造神”，或則必要時透露一點消息。總之還是“梁山泊英雄排次”的封建等級觀念。表揚過分，是幫了倒忙。功高蓋主是大忌。突出偉大領袖個人，所謂“最紅最紅的紅太陽”，認為是必要的。
今天群眾說長論短，不會再碰到“專政”的鐵拳，招致飛來的橫禍，說明社會有了進步。

兩個人的不同風采

史料稱：毛劉的性格、氣質完全不同，差異太大了。毛歡喜吃辣椒，戲稱，越能吃，革命性越強。劉則一點不吃，沾了辣椒的鍋子，炊事員要洗乾淨再給他做菜。中南海服務處的李維信說，在中南海里，劉是最儉樸的。孩子多，。“劉辦”據實向上級申請，每月曾補助他家３０元，劉知道之後，堅決退回。他的黨費總是繳得多些。毛相反，他是中南海里的超級富豪，僅說稿費，“文革”中一般書不能出版了，只有毛著鋪天蓋地。報刊圖書的稿費一般不再發了，“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只有毛的稿費一文不少，共達一億三千萬以上。稅收也是“特例特辦”，沒人敢收。少奇同志出巡，有四條規定：不准迎送；不准請吃；不准收禮；不准前呼後擁。執行得認真。彭德懷一上廬山，在西北組的會上就說：“許多省給主席蓋行宮，這是搞的什麼名堂？” 對毛在生活作風上的問題，林彪提出了“小節無害論”。毛自稱有“虎性和猴性”。劉溫良而自律。毛自比“馬克思加秦始皇”。劉和掏糞工人時傳祥熱情握手，說：“我們只是分工的不同。”大躍進後果嚴重，毛提出“要搞調查研究”。這給劉一個深入調查的機會，否則會引起不快。因為“大躍進”是毛髮動的。毛派警衛員們下去調查。有龐大的國家機器，何需這一渠道？這是宮庭封閉狀態下的心態。已經沒有人敢向主席報憂，田家英不再受毛信任即始於此。警衛員帶回發黑的“窩窩頭”。毛感慨萬端，說：“農民太苦了。”電影鏡頭跟上，濃墨重彩，歌頌偉大領袖。其實正常年景農民也是吃窩窩頭的。大災年景，有窩窩頭吃是天大的福氣。有得吃，何以千萬人成為餓殍？劉下去住在一個豬舍旁邊，分析人的糞便，發現口糧太少；分析水塘里的水，發現災情並不重，而對大量餓死人，承認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主席不快。劉在七千人大會上主動承擔責任，毛更不快……事關威信和權柄。史家稱，這為劉的滅頂之災埋下了伏筆。
文革中，毛對劉說：我只要動一個指頭，就可把你打倒！劉請求掛冠歸田，解除毛的顧慮。請求不要因我個人而再株連許多同志了。毛說：“不要多想，好好讀點書。”這時劉的孩子們天真地感到欣慰了。但王光美更為憂心忡忡。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左右為解除皇帝的顧慮，還可以解甲歸田。王光美知道這個機會，劉沒有了。旋即少奇慘死。王光美被關押12年。有材料稱，沒有殺她是毛的指示，他的恩典。

無休無止的檢討

領袖“個人的最後決定權”，即“個人專斷”，建國之後，發揮得淋漓盡致。可惜由於毛的哲學思想進入誤區，沿着錯誤的路，越走越遠。
一開始，他否定了《共同綱領》，提前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宋慶齡說：“這不是食言了嗎？”少奇有“天津講話”，對穩定社會、發展經濟作用顯著。因為是宣傳“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抓住“剝削有功”一語，反覆批評。黨的歷史《決議》中說“主觀主義的大躍進”，對“大躍進”，周恩來和陳雲早有不同看法，但不得不在南寧會上作檢討。已居於黨的領導核心的“經濟專家”陳雲，脫離政壇去蘇州聽評彈了，靠邊達15年之久！黨的“八大”作出的正確決議，立即被個人所否定。廬山會議本擬糾正“左”的錯誤，散會之前，風雲突變，個人決定“批右”反彭。更不要說發動“文革”，造成史無前例的一場浩劫！
在這個過程中，日子最不好過的是劉。因為他最講原則而思路正確，但又是最不得不放棄原則的。從建國到他去世的20年間，他起碼在六個重大的關鍵問題上，“顧全大局”作檢討，承認自己的“錯誤”。
如1954年，在七屆四中全會上，對農業合作化的問題上，作了檢討，放棄了科學社會主義的觀點，肯定了毛農業社會主義的思想。
如1959年，八屆八中全會上，對“反冒進”作了檢討，即不得不承認“冒進”是對的。
如1961～1962年，檢討對“大躍進”的認識，不得不肯定“大躍進”這一錯誤。
如八屆十中全會上，對形勢的估計所謂“過分嚴重”進行了檢討。安慰因工作失誤而威信下降的毛。
如1965年，關於對毛澤東不尊重的檢討。
如1966年，“文革”初期，為表現對毛忠誠，不得不作出“派工作組”的檢討。
這些檢討，內容雖不同，但有共同的性質：無一不是正確向錯誤低頭。正確為什麼要檢討？為了“顧全大局”。什麼是大局？毛的面子、毛的威信是大局。實質是“不可一日無君”，是“天下無不是之父母”。甚至認為維護毛的權威，就是維護黨的利益。是非曲直是次要的。這一點，到這時已是源於延安而形成的一種“潛意識”了。在廬山，一些元帥明知“批彭”不對，但是流着眼淚，也要勸彭作檢討。說：“顧全大局吧。”為什麼沒有想一想，“顧全”下來後果是什麼？國家將有怎樣的劫難？人民將蒙受怎樣的犧牲？封建性、官本位的政治體制，決定“惟上”的思維定勢。陳雲曾強調“惟實”，他看到那已經形成的習慣勢力和政治局面，知難而退，避開劫難，是少有的聰明人。
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朕即國家”。在毛澤東時代“朕即是黨”。所謂“忠君報國”，“忠君”和“報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這是中國社會承襲下來的一個文化傳統。可是一個外國的著名漢學家費正清，長期百思不解：為什麼一個只是有限性的人，掌握無限性的權力？一個缺乏道義的人，可以掌握億萬人的命運？他的最後一本書《中國歷史新論》，還在探討這個在中國由來已久的關鍵問題。他認識到，如同封建社會的真龍天子——皇帝，他是被神化了。只可惜他又不是神，是和我們一樣的人。可是他擁有生殺予奪的、隨心所欲的權力，這太可怕了。這是一個西方學者對這個問題的理解。
當然，還有另外的因素，那就是威懾力量。列寧說得好，“恐怖創造神”。
而“自我保護”又是人的本能。
寫到這兒，聯想到共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他完全相反，有人寫他的《評傳》，題目是《終身的反對派》。斯大林說蔣介石是革命的中心，陳獨秀膽敢反對。對共產國際的錯誤領導，他一再抵制。他發出《告全黨同志書》，批評自己執行國際的錯的指示。他對蔣介石更是橫眉冷對，視死如歸。他五次被捕，最後反動派決定放他，叫他“檢討一下”，他拒絕。中共叫他回延安，要求他“檢討一下”，他說“無過可悔！”，鐵骨錚錚，始終如一。
劉和陳的鮮明對比，都是歷史老人所創作的歷史戲劇的典型形象。

厄運從何而來

在專制主義政治體制下，檢討認錯並不能解決矛盾。有時效果相反。如對“大躍進”的後果，劉主動承擔責任。反而使毛更加惱怒。這不僅是面子，而且是威望和權柄之所系。肇始於此，聯繫長期來基本觀點的分歧，聯繫國際共運的風雲，毛認為劉是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
為了給劉戴上“叛徒、內奸、工賊”的帽子，專案組“苦鬥”兩年，花了大功夫，從當年的難友到親屬、朋友，以逮捕、拘留、監護、辦學習班等辦法，勒令交代，日夜審訊，嚴刑逼供，索取偽證。後有報紙披露，為了取證，動員了40萬人，查閱400萬卷敵偽檔案。終於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給劉戴上這些可怕的帽子。（除陳少敏一人沒有舉手）一致通過：永遠開除黨籍！無疑這是毛面對劉的重要記錄。黨的代表大會，已成為個人玩於掌股之上的工具。流亡蘇聯的王明，在其《中共五十年》一書中送給了毛一個“篡黨”的罪名。
毛所打倒的不僅是劉，劉不過是一個代表。毛的估計是文化界、教育界建國後的17年是劉的黑線統治。大多數領導幹部都是“走資派”。的確，廣大幹部，對毛極左的空想的社會主義不理解，跟不上，有的身受其苦，自覺不自覺地抵制。毛就需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導致黨組織的被破壞和政府的癱瘓。
1967年4月10日，召開30萬人的大會批鬥王光美。少奇同志憤怒了，說：“為什麼叫她代我受過？”陪斗的有彭真、薄一波、陸定一、蔣南翔等300多位高級幹部，無不受到皮肉之苦和長時間的人格侮辱。這更為清楚了，劉曾想“掛冠歸田”，想犧牲自己解救廣大幹部，是多麼天真！說明對自己的“老戰友”認識不足。
傳記文學作家葉永烈，以100多萬字的三部巨著，記敘毛和劉、周、林之間的故事，抉幽揭秘，豐富翔實。他對劉的厄運是這樣理解的：
“建國以後，對待黨內鬥爭，毛澤東的方針不再是‘治病救人’，而是‘除惡務盡’，其原因固然是其陰險狠辣的特色，進一步發展，達到登峰造極；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其農業社會主義路線，失去了真理，失去了人心。黨內矛盾發生後，他不但要將對手打倒、斗臭，還要將其置於死地，以確保自己的權力地位。毛對彭德懷是這樣，對劉少奇更是這樣。這正是心虛膽怯的表現。”

巨星殞落，民族之恥

國家主席劉少奇被迫害致死於開封，這是國家的恥辱；他是黨的副主席，也是黨的恥辱！這慘痛的教訓，是無法迴避，應該深思記取的。
毛叫劉“讀點書吧”之後，即去外地。比鄰而居的劉家旋即受到“造反派”的衝擊。連日抄家、批鬥，把少奇同志打得皮青臉腫。在家中也把他和王光美隔離。抓走炊事員，剪斷電話線……事情發生在平時警衛森嚴的中南海！
誰人能在中南海幹這樣的事？為什麼強大的警衛力量，不敢保衛他呢？
少奇同志被押走時，自知和王光美是永別了，沉痛地說了一句話：“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少奇同志還曾舉起《憲法》抗爭，說：“我是國家主席，我應得到法律的保護。”為時晚了。中國的《憲法》何時起過作用？毛講得明白：“我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這就不僅是劉和毛的悲劇，而是民族的悲劇了。
對劉的到來，開封早有準備，政府大院中的小院，住戶已搬走，鐵窗釘好了，陳設如囚室。劉已垂危，肉體和精神的折磨，以致“什麼病？”醫生已難以界定。在當地叫一位劉醫生和四位護士來。每天上班，站在劉的床前，首先遵命“早請示”，集體誦讀《毛主席語錄》。如高呼：“你不打，他就不倒，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等等。行禮如儀之後，開始工作。
醫生開出的處方和申請檢查的項目，經上級批准後執行。有些藥物不准用，對一些檢查，上級不同意，且有“以後不要再提”的批示。醫生對此有所記錄。記錄中還有這樣的話：“……我才知道，我不是作為醫生治療病人，而是在執行一個重要的政治任務。”
這兒我還要在葉永烈先生的大作中摘錄一點材料於此：
“深夜兩點，剛從開封回來的李太和，接到汪東興的電話。他通知：‘立即再回去。已經死了。帶上衣服，坐飛機去。’第二天上午，李來到開封市政府大院，見走廊上放着一個擔架，一張白布嚴嚴實實地蓋着。李揭開被單，只見劉少奇僵直地躺着，蓬亂的頭髮有一尺多長，嘴和鼻子已經變形，下頷有一片瘀血……
李太和拿出隨身帶來的刀剪，給他剪髮，換上帶來的衣服、鞋子。
“醫院”負責人和哨兵在一旁監視。
這時，北京來了命令：“遺體就地火化。”
遺體送往火葬場時，那兒早警衛森嚴，崗哨林立。死亡登記表是這樣寫的：死因：烈性傳染病。骨灰編號：123，死亡人姓名：劉衛黃，年齡：71，性別：男，職業：無業。
沒有一個親人得以到場，當然更談不到鮮花和哀樂，只有淒風苦雨……
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位國家主席，這樣走完了人生的道路，古今中外所罕見。
司馬遷的《史記》講了故事之後，常有“太史公曰”，即發表自己的評說。對少奇之死，散文家會說：“我已經無話可說。” 政治學家應該回答：“什麼是‘共和國’？共和國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政治經濟學家一定會指出：“他們的根本分歧是搞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還是科學的社會主義，即把國家引向何處去？”倫理學家會說：“道德虛無，即‘道德’缺位，無從分析，沒有我的事情呀！”歷史學家肯定會說：“沒有科學的歷史觀，談不到科學的發展觀。你看，岳飛墓前跪着秦檜等三男一女，可謂宋朝的‘四人幫’”。雜文家們指出“此處獨缺趙構，秦檜等不過是幫凶而已。這種‘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文化傳統，維護着皇權和個人崇拜。”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時代出現了驚人相似的歷史悲劇。這個傳統傳下去，下一個岳飛、劉少奇不知是誰？
在審理“兩案”——林彪和四人幫兩案時，江青在法庭能夠氣急敗壞地大吼一聲：“我不過是毛澤東放出來的一條狗。”秦檜等只有跪在那個常設的道德法庭之上，沒有機會發出為自己申辯的這一點點可憐的聲音。看來社會還是有了進步。
現在三湘大地，豎立着毛、劉兩個巨人的高大塑像，近在咫尺，遙遙相對。今天，他們能向世人訴說什麼呢？他們在地下相遇，彼此會說些什麼呢？
(未完待續）

四評：老年人的燃燒

——給運豐老的一封信

運豐老：
陳屏傳來你老的信，讀後十分感動。我們走過大體相同的人生道路：戰時的烽火萬里，戰後道路曲折，晚年欣逢盛世。我們又是同行，所以你批閱拙文，不由寫了這許多。說明我們有共同的語言。因為幾十年間，雖未謀面，但感情的起伏，思想的演變是雷同的。
一次，李銳老給一個朋友的作品寫序，情不自禁地說：“年輕的朋友知識結構是不同，思路開闊。我們都‘裹過腳’呀！”他是指思想長期受到禁錮。人的思想認識有時間的、空間的局限性，是普遍的現象。我理解李老所說的“裹腳”，是指思想壟斷造成的思想束縛。
我 的生母亡故於抗日戰爭時的流亡途中，他是一個“五四”後的新女性，給我留下的唯一印象是他參加“放腳”運動的宣傳。可是我的外祖母是小腳，木已成舟，毫無 辦法了。後來，我的繼母也裹過腳，幸有“五四”新風，及時放了，但也受到了一些傷害。所以她常埋怨“不知是誰想出裹腳的壞主意！”父親說她是“解放腳”。 李老把“裹腳”比喻為“思想束縛”的確很生動。“大腦”和“腳”都要解放。“腳”本應是“天足”。“腦”應葆有“自由之思想”。

（一）

我 們的工作，任務應是“為真理而鬥爭”。《國際歌》中也是這樣響亮提出的，但是我們沒有做到。我回顧自己的一生，覺得這是最應該反思和懺悔的。我在報社工作 近３０年。當時按照要求以“馴服工具”自律。回頭看看，宣傳的並非真理，路線錯了。“文革”後在高校的課堂上只能“照本宣科”。講的東西也沒有經得起歷史 的檢驗。許多跨世紀的老人都在思考這個問題。爭取做到“兩頭真”。胡繩80歲有自壽詩說：“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載。”本來應“四十而不惑”反而 “惑”了，一惑30年！現在認識到自己的“惑”，說明思想有了解放。說明年輕時追求真理，老了又追求真理了，是“兩頭真”。張勁夫最近發表一個文章，題目 就是《我也是個“兩頭真”》！
那個時候——建國之後至毛去世的27年間，為了統一思想，做了比漢之董仲舒更多的工作。大學裡《教育學》、《心理 學》、《社會學》、《倫理學》都砍去了。認為姓“資”，或者說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即可，不需要了。《法學》更沒有用了。律師作為一個行業長期消失了，一個 民族居然可以不研究這些科學。這造成許多民族的盲點。因此在宏觀指導上，出現荒唐之事甚多。如道德建設提出什麼“五講四美三熱愛”（有五四三辦公室）只講 “理想性”，不講“現實性”，抽象的說教，又是邏輯混亂的文字遊戲。
學習馬克思主義，當然很好。但“教研室”只“教”不“研”，一“研”就出問題。誰也不知道恩格斯和列寧的區別，更不知馬克思晚年思想的回歸。難得有一篇馬克思談中國問題的文章《中國記事》。其《選集》中不敢收入，因和毛的思想相反。
主 要是學習列寧主義。現在人們都知列寧的重要著作《帝國主義論》已被歷史所否定。他的國家學說，《國家與革命》，已被我們黨的現行政策和社會現實生活宣告過 時。過去我們把這些理論教條化了，神聖得不得了。我們自己既當宗教徒，又當傳教士。談不到“為真理而鬥爭”，談不到“做學問”。從專制主義的角度看，“讀 書越多越反動”，一點不假呀！這是合乎邏輯的。

（二）

談歷史，當然要以事實為根據，不是先下一個結論。十多年前，即有《黨魂三誤》之說。三誤一是喊“萬歲”，孫中山說：你們喊我萬歲，我怎麼對得起為革命犧牲的烈士呢！二是進駐中南海那帝王遊樂之地，三是自稱“光榮、偉大、正確”。認為這都是很被動的。
那 個27年間，一開始即否定了《共同綱領》。宋慶齡說：“這不是自食其言了嗎？”接着加快社會改造的步伐，一步步走上農業社會主義，即民粹主義的，空想社會 主義的不歸之路。農民最後成為“公社社員”之後的政治處境，經濟地位，遜於建國之前那“對半分成”的租佃關係。蘇聯和南斯拉夫都不恭地稱之為“農奴制”。 我下放農村當過８年社員，體會很深。在這個問題上，《社會學》果真又是可怕的，如果按費孝通的辦法寫出調查，進行定量定性的分析，實在無法交代呀！
毛 親自發動、親自操作，批判一些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如馬寅初、梁漱溟、楊獻珍、孫冶方、顧准、俞平伯、胡風……內容雖不同，都說是“興無滅資”，繼之以專 政的鐵拳。有的長期關押，有的家破人亡，現在應該思考的是：一次次聲勢浩大，震動全國的批判，哪一次是正確的？有沒有一次是正確的？我請教社科院的一位長 者，他只有長嘆而已。
接着是四大運動，按中央《決議》中的表述：“反右的擴大化”，“主觀主義的大躍進”，“不適當的反右傾”，“十年文革的動亂”。總之，錯誤一次比一次更嚴重。這是黨中央的結論。所以說一貫光榮、偉大、正確，是很不光彩的謊言。

（三）

在 制訂《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小平同志儘量維護了毛，正如你信中引述的：“成績是主要的”，“是馬克思主義者所犯的錯誤”，“宜粗不宜細” 等等。這和起草小組發生了矛盾。小平五次召見起草小組，他越說越氣，（五次談話發表在《紅旗》上。）甚至說：“這個問題不解決，《決議》寧可不作！”這是 針對起草小組組長胡喬木的，胡寫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這一章之後，稱病住院去了。《決議》通過之後，他拋出了自己的保留意見16條。當時頗民主，作為文 件下發到高校黨委呢。很長，我用錄音機錄了一下，幾天之後，通知收回。我只好把錄音從磁帶上抹去。遵守紀律，這是習慣。但留在大腦皮層上的記憶是抹不掉的 了。
喬木認為毛是民粹主義，搞的是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認為他是國際共運中“左”的代表，影響不僅限於中國；認為他迫害一些老幹部，應在《決議》中指出來，作為教訓吸取。如此等等。認為這是《決議》中應談而沒有談的。
小 平是從政治家的角度，考慮當時形勢的需要；喬木是想使《決議》可以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追求科學性，實事求是。按照官本位社會所培養的思維定勢，人們跟着上 邊走，認為小平的評說是英明的決策，一些曾受到過迫害的老同志，如黃克誠，也積極擁護小平的決策，顧全大局，起到榜樣的作用。這是當時輿論的導向。
小 平真是“與時俱進”的模範。1991年夏，他在北戴河又談到評價毛的問題。他說：“現在我們只能唯心、違心。在這個問題上，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政黨，我 們還不夠格。十年八年之後，可重新評說，時間不夠，就再拖一點時間。”七年後，小平去世，又三年，江說：“已有十年了，趁一些老同志健在，議一下這個問 題……”到今天，我們還放不下這個歷史包袱，在唯心下去。
人們注意到，夏征農主編的《辭海》，1999年版，《毛澤東》這一條目中刪去“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等修飾語。

（四）

小 平的思想，是一個“過程”。上世紀80年代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其一當然是要“堅持社會主義”。可是到1992年南巡，又講“不管姓資、姓社，只要 三個有利”。事實上，我們在課堂上反覆講的社會主義的特徵，早已被否定了。“公有制”在化公為私；“計劃經濟”在向市場經濟過渡。“按勞分配”變成了“按 生產要素分配”。“資本”是生產要素。過去用資本剝削的“剩餘價值”是合理合法的分配了。“資本家”稱為“企業家”。企業家不是剝削者，可以入黨，黨成為 “中華民族的先鋒隊”。
理論上、政策上翻天覆地！列寧的國家學說，甚至馬克思的《資本論》中講的那些基本原理，被提出質疑。人們開始注意恩格斯和 馬克思晚年的動向。世人仍對他們深懷敬意。毛澤東時代的那個27年，是短暫的歷史插曲而已。只是從政治上、經濟上如何界定其社會階段的本質屬性，是個傷腦 筋的事情。
昨天收到上海一位年輕學者的信，他說：“老年人在燃燒，青年人在麻木。”老年人有自求思想解放而激起的思想火花。年輕人不是麻木，是歷史的包袱少，沒有“裹過腳”。社會的進步，信息時代到來。他們是“天足”，走自己的路。社會總是進步着的。
我體會，環境很重要。上世紀80年代後期，我在深圳大學，那兒有迎面吹來的海風。回顧往事，我才發現自己如同壓在一個玻璃板下，認識上只知道有一個“兩度空間”。正如魯迅說的，“正史塗抹太多，看不到真的面目。”
江澤民強調“與時俱進”，說“創新是中華民族的靈魂”我認為非常重要。
因有陳屏同志的叮囑，拉雜談了許多，供參考。不妥之處請您老多多指正。
秋安 丁 弘 2005.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