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評： 政壇交班的故事（作者：丁弘）

不知在多少萬年之前，地球在海邊上，合成了一個“單細胞”的生物。由此開始，從低級到高級，向多樣性發展，這樣形成一個複雜的“生物鏈”。
近讀報刊和史料，發現在社會的演進中，有一個“人物鏈”。這大概也是事物從低級到高級發展的不可避免的現象。但是，這個過程不是直線發展的。幾個耀眼的名字是華盛頓、孫中山、丘吉爾、毛澤東、鄧小平，當然還有劉少奇、林彪、胡耀邦、趙紫陽……我們可就如何“交班”的問題，進行理性思考，把他們聯繫在一起。
子曰：“食色，人之大欲在焉！”這話錯了，錯了。真正的“大欲”是權欲，不是食和色。有權何愁沒有美味佳餚，何愁沒有“顏如玉”，在封建性、官本位的體制中，這是不用說的。只是人生難得百年，“班”還是要“交”的，不自覺交，就被迫交。或因社會政壇出了事，或是限於生也有涯，問題在於如何交，交給誰了。
200多年前，1783年12月23日，華盛頓這位開國之父，在戰爭的硝煙剛剛散去之時，立即交班，儀式只有幾分鐘。他來到“國會大廈”就座。議長發話介紹。他站起來，向議員們鞠躬致敬。議員們坐在那兒，以手觸帽檐還禮。華盛頓一如平時的樸實謙遜，簡單講了幾句話交班。他說：“我已經完成了賦於我的使命。我將退出這個偉大的舞台，並向莊嚴的國會告別，在它的命令下，我奮戰已久。我謹在此交出委任狀，並辭去我所有的公職。”議長致答詞：“你在這塊土地上，捍衛了自由的理念，為被損害、被壓迫的人們樹立了典範。你將帶着同胞們的祝福退出這個偉大的舞台，但是你的道德力量，並沒有隨着你的職務而消失，它將激勵子孫後代。”
史書詳細記載着這對美國來說無比重要的事件。卻沒有長篇演說，沒有熱烈的冗長的頌詞，也沒有其他隆重的儀式。第二天上午，華盛頓即回到他的農莊去，在葡萄架和無花果樹下過心滿意足的田園生活。
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僅僅依靠道德力量而自覺放棄“權力”的範例。
在《政協報刊文摘》上看到狄馬先生的文章。題目是《華盛頓偉大的幾分鐘》。他說他交班的這幾分鐘，“使那些一朝手握權柄，就以百姓為芻狗，運用人民交付的權柄，就像自家廚房裡的一根柴火棍的所謂‘領袖’‘導師’黯淡了；使那些大大小小的奴隸主，以各種美好的名義取得天下，而後千方百計延宕、推諉，甚至到垂暮之年，還死死抓住權力之柄的‘救星’‘偉人’黯淡了。”
的確，我們應該歌頌華盛頓自覺交權體現出的政治品格。不僅如此，這還提示我們，他交班是交給誰的呢﹖不是世代王朝的世襲，不是自己培養的梯隊，不是千方百計物色的“你辦事，我放心”的一個政壇新秀。
華盛頓真聰明。他知道權交給任何個人都是靠不住的。他交給一個制度，一個體制，也就是說，交給人民。他以身作則，為維護這個制度作出榜樣。
孫中山受到西方政治文化的影響，華盛頓是他心目中的榜樣，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 of t he people 、 by t he people 、 f o r t he people ）的綱領是他的理想。他結合中國國情，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他認為自己主張的“耕者有其田”和“節制資本”的“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他是一個沒有個人權欲的政治家。魯迅先生說他的一生，“除了革命，還是革命。”1925年到達北京，住鐵獅子胡同5號，當時握有權柄的段祺瑞住1號。孫在3月12日去世。他最後的鬥爭，就是反對段祺瑞搞御用的議會，爭取把權力交給人民。他為沒有來得及做到這一點感到遺憾。他留下遺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中山先生死得太早了。他以偉大的人格留下不朽的英名。
毛澤東舉着“民主”的旗幟，執行民主革命的政策，如減租減息、土改等，大得人心；提出《新民主主義論》，十分正確；奪得政權，形勢大好。建國之後，他教育幹部“不要忘記權力是人民給的”。豈料，人民給了之後，抓在手上，沒有“還政於民”之說了。大史學家唐德剛先生的文章說：“他從完全正確，走向完全錯誤，最後把全國人民整到絕境。這是五千年歷史上的特殊階段。”他認為，“毛對法治的理解，還停留在二千年前法家的層次。他所知道的法，只是懲人之法的‘王法’和‘刑法’。他對現代法理學一竅不通。”毛不諱言，自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這反映他自詡的“虎氣”和豪氣。唐居然說：“這位農村知識分子，和農民起義的領袖陳勝、吳廣、劉邦、劉秀、黃巢、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英雄好漢是同一種動物。”身為大師，何出此言！平時為文，用詞遣字是準確而老到的。是失語，還是調侃，還是為破除迷信，而用此激憤之詞呢﹖
交班問題早提到了日程，十分明確，第一個接班人是劉少奇。劉和毛是同鄉，韶山沖和花明樓近在咫尺，在中南海內又是比鄰而居。這裡當然是部隊重點保衛的地方。但少奇同志在家中，數日之內不斷被抄家，打得鼻青臉腫，炊事員被撤走，電話線剪斷，押往開封死去。火葬場軍警林立……沒有親屬得以到場。第二個接班人是林彪，居然是上了《黨章》的。最後“叛國”出逃，摔死蒙古的溫都爾汗。林氏的公案，３０年後的今天，據大量浮出水面的史料，有不少新的說法。一些史學家，為公正評說作出努力。例如說，已被“設”為黨的副主席，怎麼會再反黨；說林謀反，查來查去，他手下握有軍權的四員大將，怎麼不知其事？等等。說事態是毛澤東造成的，認為今天不應再以毛的是非為是非，而應實事求是。
第三個接班人是誰﹖自然形成的領袖當然是周恩來。可是他的日子最不好過，自保不暇，哪裡還有“權欲”？人所共知，最後的手術方案是否執行也受到干擾，死後群眾的悼念也受限制。
對以上三個接班人，市井之中有民諺說“一個害死，一個逼死，一個氣死”，是不是事實呢﹖真是人言可畏。
真正接班的，說是小平同志。他說自己是毛的接班人，毛是第一代領導核心，他是第二代領導核心。實際情況怎樣，毛澤東的交班是交給小平同志的嗎﹖毛說“你辦事，我放心”是指小平同志嗎﹖
事實上，小平同志接班的過程複雜，更為驚心動魄，更反映出宮庭氛圍的戲劇性。
周恩來病重住院，他急需小平出來工作，這要到長沙去討到毛的一個“最高指示”。醫生認為出行絕不行。葉劍英斡旋，不得不去。這樣得到毛的一句話：“小平人才難得。”這樣有了1975年小平的整頓工作。因為整頓生產秩序卓見成效，這使毛感到“文革”有被否定之虞。遂發動批鄧，回擊“右傾翻案”。具體內容就是批“唯生產力論”。1976年初，周去世，群眾掀起“四五”運動，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毛稱“是反革命事件，鄧小平是反革命的總後台”，對鄧小平劃地為牢，進行關押。九月毛去世，華國鋒接班。華又有“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的指示堅決執行，凡是毛主席的決策始終不渝地堅持。毛對鄧的定性，言猶在耳。小平豈能釋放？這時“四人幫”所控制的所謂“黨報”有了“鄧納吉”的提法。“納吉”何人﹖匈牙利事件中被鎮壓的“反革命分子”，後平反。這是有毛的指示為根據的。幸好一舉粉碎了“四人幫”，葉劍英才把他從關押處接出來，“接到西山，送文件給他看。”
這是第一代核心向第二代核心，所謂交班的真實情況。在這個過程中，“小平不死者，其間不能容發”。粉碎“四人幫”畢竟是取封建社會宮廷政變的形式。所以葉劍英說：“下了一步險棋，下不為例。”如果此事碰到障礙，小平的命運會如何﹖如果毛澤東再多活些日子，小平的命運會如何﹖今日思之，叫人後怕。
毛澤東死而有知，會承認小平同志是他的接班人嗎﹖毛鄧之間的矛盾帶有根本的性質。臨終前的“最高指示”，有“這個人從來不關心政治，還是白貓黑貓那一套”。毛的所謂“政治”是階級鬥爭。他用“從來”一詞，叫人不解，可見毛是看透了，恨死了。後來的事實證明，鄧主政之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取代“以階級鬥爭為綱”，是這根本性矛盾的延伸。提出“不管姓資姓社”“不管姓公姓私”，即不管白貓黑貓，只要三個有利。把毛一生慘澹經營的人民公社體制，計劃經濟體制，文化大革命等，一風吹，吹得光光。這才解放了生產力，從而推進了改革開放的事業。
雖如此，小平仍舉着毛的旗幟。繼承民族心理上的政治資本，傳承東方幾千年積澱的政治文明，接過十分具體的政治體制，以求穩定。《老子》中云：“先為不可勝，而後致敵之可勝。”小平是偉大的策略家，說：“不討論是我的發明。”許多驚天動地的大事，他不聲不響地做起來。基辛格對他說你是一位“說得少，做得多”的政治家。
始於周“長沙匯報”的“小平接班的故事”，蘊含着東方政治文明豐富多彩的內容，忽而有“宮廷政變”，忽而有群眾運動；忽而上，是運籌帷幄，忽而下，是身陷囹圄。這中間有周的苦心孤詣，有毛的明察秋毫，哲理思辨，有鄧的機智謀略，工於應對。終於小平以高超的政治智慧，繞過了激流險灘，而實現了他的偉業，把中國這一巨輪領向新的航程。
真正從實質上了解小平同志的，除毛澤東之外，那就是尼克松。1989年他有《1999不戰而勝》一書，他在書中高度評價小平，說中國只要按照他指的路子走，21世紀中國必將成為強大的國家。而蘇聯東歐的變化居然被他言中了。
尼克松和毛澤東一樣，對小平的思想看得清楚。毛澤東反對，尼克松歡迎。而名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是資本主義的歷史階段，這是歷史發展中不可逾越的階段。這是一個科學的歷史結論。
人壽有限，歲月如流，小平也有交班的問題。
現在講“科學的發展觀”，其實，先要有“科學的歷史觀”。對小平接班中的教訓不汲取，當然是難免重走老路的。
對小平接班過程中的真情況，國人多不了解，也不想了解，而是儘量的掩蓋和抹去。正如魯迅所說：“正史塗抹太多。”為塗抹而花了功夫。《人民日報》以整版宣傳“長沙匯報”用以證明毛的英明睿智，是偉大的伯樂；證明鄧的接班是上承天命，合理合法。其他事實不存在，沒有什麼教訓需要汲取。
話既是“真”的，又是“假”的。因為是片面的。毛澤東說“形而上學最省力”，實際上是“形而上學真可怕”！在政治舞台上，還有比毛澤東交班更為驚心動魄，有着更大的教訓嗎﹖我們為什麼不可從中學到一點新的知識呢﹖
歷史是緩慢地向前發展着，一波三折。鄧的頭腦清醒。在毛澤東時代，他體會深刻，立即強調政治改革的十分必要，否則前功盡棄。說幹部的終身制一定要解決。請注意，他運用這樣精確的語言：“實際存在的幹部終身制。”意思是說，別看有什麼定期的選舉形式，那是假的，不過是形式而已。這是老實話。可惜他沒有戰勝自己。沒有跳出自己所看到的這個歷史的局限性。
鄧距離我們比較近，他交班的故事，國人了解得多一些。難免叫人首先想到，毛所選定的兩個接班人，劉和林沒有善終，而鄧所選的兩個接班人呢﹖也不能說是善終，胡耀邦同志憤然而逝，趙紫陽總書記被軟禁15年，直到去世。去世那天，他的女兒說：“現在我的爸爸自由了。”悲涼如此�犎魏我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難免想到，趙犯了什麼罪﹖通過什麼法律程序了﹖比較而言，毛的兩個接班人，結局更慘一些，我們能以此說明，社會還是進步了，足以自慰嗎﹖這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嗎？��
最近，國際評定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皮影戲”，是世界級的藝術，中國政治舞台上也有類似的“皮影戲”，也是世界罕有的。同治皇帝的母親慈禧，居然控制朝政40多年。她為垂簾聽政創造了多麼成熟的經驗。電視劇中還不斷講述着這些故事，後人耳濡目染……
在交接班的問題上，小平同志又是清醒的，他主動遜位，國人為此獻出了太多的頌詞。在黨的十三大之前，小平給胡耀邦同志說：“到時候，我們都下，一下到底。你可以半下……”胡耀邦將這重要的決策，對外說了。在南通召開的全省縣委書記會議上，他也興致勃勃地談到小平的這一精神。沒有想到，小平不是孤立的，一些‘馬上得天下’的老人為之憤然。王震指斥：“你還承認不承認小平同志是黨的權威！”小平轉彎了。他說：“他是想樹自己。”雖然有人勸解，“耀邦不是這樣的人”，已經晚了，如此決定了胡耀邦的命運。我們要實事求是，小平也是人，也難免是“理智傾向未來，感情留戀過去”。“權力”是絕對叫人留戀的，一點也不要奇怪。何況他代表着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那一個開國功臣的層面。大家義憤填膺，鳴鼓而攻之。幾位老人開個生活檢討會，就把黨的總書記炒了魷魚。
讓我們從一件小事，看耀邦同志在位時和小平的關係。先後有三份關於林希翎的材料送到總書記的面前。一份是《人民日報》王文同志寫的材料，他1957年是中共中央信訪組組長，處理過林案，清楚她被誣陷的情況。總書記指示“改正為宜”。—份是中組部一些同志上書鄧穎超，要求為林平反，鄧穎超轉總書記，胡指示“擬以改正為有利”。一份是中宣部辦公室主任，請新華社記者採訪林，以採訪的內容寫成“內參”送總書記，胡批：“以改正為有利。”但因為小平有話：“反右基本上是正確的，只是犯了擴大化的錯誤。”不論擴大多少，總要有一些不可改正，否則不是全錯了？因此，總書記的話雖是一講再講，但有悖小平的指示一點用也沒有。
小平同志雖不在位了，但政治舞台上，“皮影戲”的格局，是東方政治文明仍存在的歷史現象。似不掌權，實又是掌權者，何以具有如此隨心所欲的權力呢﹖西方人百思不解。著名的漢學家費正清在臨死前兩天，拿出一本書稿《中國歷史新論》，還在探討，這至高無上的權是誰給的呢﹖而中國人，不論大學問家還是平民百姓，沒有思考這個問題的，當是因“從來如此”。“從來如此”就“理所當然”嗎﹖“理”在哪裡﹖誰也說不清，道不明，不去想。
這兒，有兩個問題，無情地擺在我們面前。一是，劉少奇、林彪、胡耀邦、趙紫陽這些既定的接班人，甚至已經接了班的人，為什麼一個個都是結局不妙﹖是一些偶然的個例，還是有一個規律性呢﹖一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裡的一些“無產階級革命家”，處理交接班問題，為什麼沒有資本主義國家那些“資產階級政客”做得漂亮﹖
這個問題，小平同志早講清楚了，關鍵是政治制度。他說，制度好，壞人可以變好，制度不好，好人可以……
我們的政治舞台上，為什麼不能對交接班建立起法制化的、民主化的制度呢？從“官本位”變成“民本位”，這是一個瓶頸，一個千古難題。革命傳統留下的潛意識，也是巨大的障礙。就是從語言習慣上看，“為人民服務”“利為民所謀”主語是誰﹖仍是“官”，即以我為主，而“民有、民治、民享”，主語才是“民”。今天，我們提出“以人為本”才是正確的。
人類社會的演進，比動物界物種的發展，當然是快得多。類人猿雙腳站起來，雙手得到解放，不知經過多少年，多少代。我們中國人什麼時候可以在政治上從匍匐狀態站起來，挺胸抬頭自己選擇自己的“公僕”﹖這一發展應不會要太多時間。“二戰”之後，英國人把卓有功勳的丘吉爾首相立即選下去，不給他無上的權力。人稱這是英國人的智慧。丘吉爾一點辦法也沒有。他也可能知道，這是英國人最好地保護了他的名節，所謂“見好就收”。試想，如果中國人能夠這樣安排毛澤東，像華盛頓那樣，建國即功成身退，把權交給一個定期選舉的民主制度，把交接工作法制化，真是老人家之幸，真是中華民族之福。
克林頓在西安看秦俑。一個孩子對他說：“你是總統，領導全美國人民。”他答：“你說錯了，全美國人民領導我。”萊溫斯基事件中，獨立檢察官有能量，迫使他在電視中低頭認過，證明他的話——美國人民領導我——是真的。中國到哪一年能形成真正由人民作主的政治局面呢﹖
中國人幾千年匍匐在皇權的腳下，習慣了。這是所謂“國民性”的塑造。據說還要有一個啟蒙的過程。史學家唐德剛先生是樂觀的，他認為中國正在穿越歷史三峽。預計到2050年可以突破“瓶頸”，進入新的航程。但願不要光明在前，禍不旋踵，再出意外。上帝保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