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戴上人道主义的手铐

那么，国民党为什么要援助解放区呢？难道不知道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吗？故事的起因，首先得从联合国说起。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许多大中城市化为废墟，交通和农田水利设施破坏惨重，3000万难民流离失所，数以百万计的难民饥寒交迫，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望之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决定对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紧急救济和善后修复。所谓救济，为急赈性质，占总额的三分之一，着重于粮食、衣服、药品、住所及难民还乡；所谓善后，为建设性质，将工矿、水利、交通、电讯、医院、学校等公共事业恢复到战前水平，这方面的物资有火车、汽车、船舶、铁轨、建材、木料、燃油以及各种工具和器材，份额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国民政府因而于1945年1月1日相应地成立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负责进行接受和分配救济款和救济物资。

延安方面及时成立了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当仁不让地提出解放区人民同样付出巨大牺牲，所以也应该同样公平地获得物资救济的要求，并作出承诺:“联总、行总说明，救济物资以人民为对象，不发给军队及政府机关，此为我军队政府向来一贯救济人民之精神，自能一致。遵照延安救济总会意旨，我各级救济机关本身之费用，由政府协助或另行筹募，不支用救济物资分文。”

对于中共的要求，美国佬是支持的，国民党也没有一口回绝，双方针锋相对的主要焦点始终是“多与少”、而不是“有和无”的问题。正如行总自诩的那样:“根据联总决议，救济对象，无种族宗教及政治信仰之别，凡遭受战祸之地方及人民，均一视同仁。胜利之初，政协开幕，国共纠纷，正在协谋解决，举国翘望复兴有期，故内顺舆情，外全国家信誉，对共区救济，自应一秉大公，兼筹并顾；况共区人民，于抗战期间，同被战祸，期待救之情，正与其他区域相同，亦应在救济之列。”

中华民国不仅参与创建了联合国，而且还跻身于联总的决策行列，成为联总中央委员会的四国代表之一，并兼任联总远东区域委员会常任主席，在国际舞台上庄重地签署过一系列宪章和协定，包括决不歧视任何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联总决议，有了这份约束，那就应该自觉地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正是基于这种立场，1945年12月间，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黼与周思来经多次磋商，达成六项谅解，即:

“救济以确受战事损失之地方与人民为对象；救济不以种族宗教及政治信仰不同而有歧视；救济物资之发放不经军政机关而由人民团体协助办理；如行总人员及运载物资车船于进入共区被扣留时，则行总人员即自该区撤退；行总人员不得过问共区地方行政；中共可派代表在共区协助行总人员办理救济工作。”

4个月以后，红旗飘飘的烟台港便迎来第一批登陆艇，大批物资随之纷至沓来，或就地移交，或继续转运到其他解放区。

即使是在双方开打以后，屡战屡败的国民党尽管心里百般不愿意，依然不顾自己的遍体鳞伤，勒紧裤袋，向中共方面提供救济。从1946年6月底的内战爆发，到1947年10月的停运为止，国民党仅通过山东沿海港口就向各解放区运送8万余吨救济物资，光是在新开辟的石臼所港，就有8艘登陆艇运来5000余吨。

其实，真要歪扯起来，花招还是很多的，比如:决不承认非法政府、严禁一切伪币流通、不得干涉中国内政，或者以无法监控救济工作是否被解放区用于军事为借口而暂停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理由，尤其是后一条的针对性更强，因为联合国在规定不分政治派别的同时，又规定救济物资不能用于军事，而无论联总、还是行总都恰恰对救济物资进入解放区以后缺乏有效的监控，导致大部分救济物资都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后勤补充，但国民党方面并没有这样节外生枝。

而且，老蒋的态度，也算不错，全面内战打起来没几天还发出通令，要求各军政机关协助善后救济事宜，不得稍事留难或阻碍通行。虽然，这篇通令中，蒋大队长尚未点明解放区，但他这一句“所有该项善后救济物资之分配及发放，概不因灾民之种族、宗教及政治派别，而有歧异之待遇”的话，实际上已经涵盖解放区的救济问题，这是难能可贵的，没有偏离联合国的人道主义宗旨。

关于“多与少”的问题

当然，说得好听，并不等于做得漂亮。早在当年，就有不同的声音，认为在受战争灾害的人口中，有一半以上位于解放区，理应得到60%的救济物资，而实际数额只占总数的2%，绝大部分都给了国统区，极不公平。

针对这一问题，蒋廷黼曾多次以人格作保证，绝无所谓歧视问题，“若谓本署进入中共控制区之物资不及联总到华物资之百分之二，诚为最大之误会”，因为像机头、车皮、铁轨、船舶、推土机等大宗器材，是恢复交通和水利建设的，并不配予民间。

1948年4月30日，行总又在报告善后救济两年来的工作时解释道:“和谈正式决裂以前，中共控制区域，均在交通线外，故所需交通器材，显属次要；且三十五年年底以前，联总运到物资，以粮食为大宗，约占全数三分之二，而当时共区则十九皆为粮产较丰之区域；虽水旱灾情。亦有少数地点发生，然比之于湖南、广东等省情形，实又不及；若平均分配，不但轻重倒置，抑且缓急不分，故三十三年度共区分配，就表面数字言之，似嫌较少，因而有三十五年七月联总在华人员控诉行总成为政争武器之事件发生。”

有趣的是，这份总结不仅没有夸大自己的工作成果，反而还把解放区的分配总额缩小为6万吨，没有将共军撤退以后、以及在共军入据以前所分发的物资都计算在内。由于战端一开，敌进我退，楚河汉界变换不定，无法划分，所以，行总又强调:“故吾人于分配各地物资时，只以当时需要情形，现有物资数量，以及实际有无运达可能为决定因素，固未曾以是否共方控制而为取决之标准。是以共方代表，以及一部分联总人士，动辄指摘行总配往共方物资比例甚少，实非公允之议。”

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以人口的多少来要求分蛋糕的要求并非合理。按政策，联总所确认的救济对象既不是一般性扶贫，也不是战争损失赔偿，而是根据战争受害者的迫切需要给予救助，如陕甘宁边区显然不能与曾遭受过狂轰滥炸的重庆相比，即使同样作为战场，山东与湖南也不能相比。战后的湖南，满目疮痍，长沙、衡阳、常德几成废墟；从长沙到岳阳的300多里路之间更为凄凉，这里是四次长沙保卫战来回拉锯的绞杀场，稻田长着一人多高的荒草，沿途不断看到人骨、马骨、破钢盔、破车架子、破车轮子，不少村庄房都无顶，仅存房框、破锅、破碗，有的墙上还贴有年画或灶王爷像，人烟却已经断绝。凭心而论，抗战中后期，主战场大都发生在中南、华南和中原地区，华北、西北和华东地区则相对平静，受害程度大为减轻，因而行总在确认救济对象的配量等级时，以战乱轻重和交通畅塞作综合考量，将湖南排第一，而将山东列为第10，这就是湖南为什么得到18.5万吨救济物资、而山东只得到4万吨的原因。

同时，关于救济物资的争论，至今还有一个“好与坏”的焦点，说国民党总是把比较实用的、有价值的东西留给自己，而把他们不需要的给了解放区。《胶东解放区见闻录》一书写道:“如我看到的，联总的卡车把妇女穿的高跟鞋运了几卡车到莱阳城，这些东西拿到农村毫无用处，这是国民党故意跟我们作对。”之所以产生这种误解，源自于不了解情况，作者既没有看到运来大批的粮食、药品、汽车、汽油、被服等战略物资，又没有看到国统区同样在农村也发放了高跟鞋。

除了“多与少”、“好与坏”以外，在黄河回归故道的问题上，国共两党关于工期、搬迁、土方、经费等方面的争吵也是纠缠不休。例如:由于以前的河床被开垦为村庄和农田，解总方面便提出每人补偿10万元、共计补偿400亿元的要求，而行总方面则认为需要搬迁的人口没有那么多，只同意支付150亿元，于是以周恩来为首的解放区代表以不妥协、不退让的态度，坚持反对引黄归故，并强烈谴责国民党修复黄河的罪恶目的就是以水带兵，蓄意淹毙700万解放区人民。

鉴于黄河汛期的迫近，复堤工程刻不容缓，天真的洋大人于1947年6月19日致函国民政府，要求签订“君子协定”，于近日内沿黄河两侧大堤各5英里中止军事行动，从6月下旬到7月底，不加阻难地保证人员和物资进行复堤工作，立即为这一工程提供额外的紧急供应和财政援助。南京当局则表示，如果中共方面接受停火建议，国民党方面则不成问题。于是，联总很高兴，又希望与中共方面达成“君子协定”，也命令沿河停战，全力保护施工人员和物资的安全。

然而，周恩来于6月26日发给解总代表的密电却是:关于黄河下游修堤问题，显然是要阻止我军渡河南下，“如我拒绝此项要求，则蒋介石便可于夏汛时决堤淹我解放区人民，妨碍我黄河两岸作战交通。……现我方应暂置诸不理，勿与谈判，以观变化。”

四天以后，刘邓大军便强渡黄河，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国民党随即于1947年7月8日开始对解放区实施全面禁运，接着联总又无奈宣布暂停北纬34度（即大致位于许昌、淮北、宿迁一线）以北地区的救济活动。

国民党忍辱负重的妥协精神，难以置信

纵观解放区的救济工作全过程，风波不断，一再发生不愉快的事件，甚至刀枪相见。国共党争，从本质上讲，就是两个阶级、两种前途的大决战，当事人也非圣贤，必然影响人道主义事业的正常进行，这并不奇怪，令人奇怪的是国民党的态度，往往以退让了事。

1946年6月3日，行总接到青岛分署的请示报告，要求必须持有郑介民签证，救济物资才能放行解放区，电文如下:

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钧鉴：案准青岛警备司令部三十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参三字第三一六号代电内开:“顷奉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辰筱辰二文电，转准军调部郑委员辰寒执行一直电开，共军近来利用国际善后救济总署输送救济各方及调处之机会，常假借执行部名义运送物资至共军占领区，而共军对于流入我区物资，则严密封锁，嗣后凡往共军占领区之物资车辆，须持有本部郑委员签字之证明文件，方准执行。凡由共军占领区进入我区者，亦同样办理饬即遵办等因。除饬属遵照外，相应电请贵署长谅察并婉为转达联总驻青专员。此后，如有运送共军占领区之物资至希查照，上项手续办理为荷。”等由。准此。除转函联总驻青办事处查照，究应如何办理之处理合电请鉴核示遵。

这也就是说，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对共军钻空子很不爽，希望加强管理，请正在参与国共和谈的军统首脑郑介民把好最后一道关。然而，行总方面却差根筋，于6月28日发出这样的指令:“运往任何地区之救济物资，业奉行政院令准，经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部队放行，且依照国际协定亦应放行，本署未便接受任何签证，仰即婉复转知。”

同一时间内，黄百韬的第25军又扣下运往苏北解放区的救济物资，周恩来致电蒋廷黼，“请望飞速放行为祷”。于是，学者出身的蒋署长也很客气，复函称:“周恩来先生大鉴:系（35）发字第五四五号大函奉悉。运淮阴物资已代电二十五军，请即放行。”

当然，黄百韬此举没有任何借口，纯属无理取闹，不过，对于那些“有理取闹”的事情，国民党也没有借题发挥，殃及其他。1947年阳春三月，正是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之时，一条长长的船队从天津出发，沿运河直发解放区的泊头重镇，不幸在沧州被查出地下党夹带的火碱、印钞纸等违禁品，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孙连仲只是把违禁品封存待查，运单以内的4500吨救济物资全数放行。

由于联总方面不办理具体业务，不与解总发生直接关系，救济物资抵达中国后的所有权，包括存储、发放、运输等权利归行总，因此，对于如何善后救济的工作安排，国民党有相当大的决策权，即使是在分配计划和运用方法上应与联总咨商，并保证联总有知情权，但至少也可以按同等协定来约束解总，然而，行总方面不仅毫无作为，甚至忍辱负重。

比如，解放区为保密，严防敌特渗透，另一方面为掩护自己不便于公开的工作，提出司机、报务员应由解总安排的要求，行总对此都答应了，从而导致国民党在解放区的行动半身不遂、中共电台、司机在国统区合法存在的又一奇观，这便是华东我军多次利用救济车辆增援前线，而把联总、行总蒙在鼓里的奥秘。有一次，行总代表把电台架在羊角沟的解总办事处，山东军区认为他们太嚣张了，作出没收的处罚决定。

由于信息是单方面透明的，国民党活动在明处，因而受到多方牵制，如武汉行辕为追击胜利突围的中原解放军，曾下令救济分署，紧急征用300辆卡车，但在进步人士的抗议下而无法得逞。

同样，在分发物资中，“以我为主，始终没受到联、行总的阻碍。如物资由石臼所起卸后，所有保管转移分散等一切工作，均由我掌握，虽联总有代表，行总有工作队，时以检查物资或要求参加实际工作为借口，企图加以阻挠，但在我坚持斗争中，始终保持了以我为主，他们丝毫未阻碍了我们的分发原则与步骤。”

不仅如此，解总还严格限制对方的活动范围，尤其是在“军事紧张时期，对他们的防范过于严紧。例如情况吃紧时，将行总人员移到山里，使他们自己背米袋，并布置驻村，他们出门即要路条，形成一种软禁的方式，致他们啧有烦言，亦表现了我们的狭隘。”对洋大人，解放区照样保持高度的警觉性。有一次，几名老美想来羊角沟作客，解总有意把欢迎仪式设在淤泥河岸，使他们的登陆艇搁浅，不得不拖回去，做不成客人。

电台被没收，活动受限制，监控之权被架空，行总都一一给予了容忍，直到战局进一步恶化、被迫宣布对解放区实施全面禁运的情况下仍不死心，对联总提出在指定时间内向烟台运送物资的新建议依然表示同意。

联总的新建议是：

“1、指定的8、9、10三个月中，将芝罘作为战争法中的封闭港，只允许运送救济善后物资的联总船舶自由进入芝累港。作为本建议的一部分，中共当局应保证，联总船舶在港期间，不使芝罘用于任何军事活动，包括运送供应品。2、从天津沿北运河运送25000吨物资到中共控制区，拟采用两星期快远方式，第一次快运行动安排在9月份，其余安排在10月和11月。执行快运计划将涉及天津至泊头运河沿线在指定的时间内停止敌对行动。”

当然，老蒋这一次学乖了，有针对性地提出执行这项新建议的若干条措施，主要内容是:解放区的监督办法应与国统区同样秉公处理，联总与行总工作人员在分配地区的行动完全自由，随时进行检查，以确保救济物资发放到最终使用者手上。不过，随着革命战争形势的突飞猛进，联总的新建议和老蒋的新举措最终没有派上用场，胎死腹中。

至此，一边打仗、一边给对手输血的战争奇观这才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