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芦笛



一、胡琏将军：金门人民心中的丰碑


胡琏想来大家都知道：抗日名将，古宁头大捷的指挥官。前者倒不稀罕：国军将领特别是中央军将领，哪个不是抗日名将，内战“战犯”？恰与共军将领反过来—— 那些人籍以扬名立万的赫赫战果，又有哪一桩不是大规模痛歼同胞的丰功伟业？后者倒在国军将领中卓尔不凡——直至淮海大战中全军覆没之前，胡将军率领的整编 11师对共军似乎从来是有胜无败，起码是打个平手，常规作法是以寡胜众，屡次重创共军。最有名者当数1947年7月间在南麻以一个整编师的兵力，击败粟裕 三个纵队（军）的围攻。若黄埔将领都是这个样子，则老蒋也用不着逃到台湾去了。

因此之故，我对胡将军一向颇为敬重。不料最近才知道，胡将军并不仅以战功留名青史，更感人的，还是他驻守金门时的爱民善政。

下文引用的材料，来自于《•析世鉴》转载台湾于2004年出版之《金门戒严时期的民防组训与动员访谈录》。该文记录了金门民众介绍的胡将军在金门的一系列 政绩，读来相当可信。出书时，台湾已经民主化，百姓享受了充分的言论自由，被采访者毫无忌讳，对胡琏到金门前汤恩伯的烂军队骚扰百姓啧有烦言，对胡琏走后 接任的刘玉章的铁腕统治也有如实披露，坦率直言刘“处理匪谍案件非常严苛，有匪谍嫌疑者立刻枪毙，那时负责保防安全的部门非常多，彼此争功，那时候非常的 黑暗，只要被认定思想有问题，立刻会被关起来，有许多人蒙受不白之冤，有人因而倾家荡产，造成许多冤狱”。由此可见，百姓对“金门人的恩主公”、“我们的 司令官”胡琏将军的歌颂，绝非出于恐惧的谀辞。

据该文说，胡琏兵团原本驻防在潮州汕头一带，适逢共军“解放”舟山群岛，胡部奉命乘船驰援。船队经过金门海域时，适逢厦门沦陷，乃奉命转向增援金门，恰好 赶上叶飞部“解放”金门之役。胡部会同驻守的青年军，全歼登陆共军二万余人，自此保住了金门岛，使得该岛万千生黎幸免共祸。

大捷后，胡将军担任金门防卫部司令。此前到金门驻防的部队番号甚多，多是大陆逃来的败军，士气与军纪都一塌糊涂，强住民居，强吃强拿，百姓不堪其扰。胡将 军带来的部队军纪本来就比较严格，他上任后更是大力整顿军纪，开展类似我党我军的“拥军爱民”活动。那可不是我党出于收买民心策略考虑的花架子，而是实实 在在地发自胡将军纯真的爱民之心。

被采访者介绍，当时金门县实施军管，司令官是防区最高军政首长，部队驻地的最高指挥官即是该村指挥官。营部的驻区由营长任村落指挥官，连部驻地则由连长任 村落指挥。金防部每月召开一次军政联席会，民防队副中队长以上人员参加，军方由团长级以上干部参加。会议由胡琏司令官亲自主持，有时由柯将军以副司令官身 分主持。会中宣布上级的政令和防区的重要规定，检讨军民关系。各守备区也常开会，副村长、营长、连长都参加，军民感情非常融洽。如有军民纠纷，副村长当面 向师长报告，师长即当面解决。一般军人都要吃一点小亏，盖胡琏将军相信，百姓绝不敢对军人怎么样，更不敢欺侮军人，因此军民若有纠纷，一般只会曲在军方， 他告诫部队：“我们现在是军人，以前是老百姓，退伍之后还是老百姓，我们为什么不爱民呢？” 他还时常派遣干部到民间查访军方有无扰民行为。因为胡司令官爱民，所以百姓都称呼他为“我们的司令官”。

当时金门没有公交车，更没有私车，交通非常不便，全岛唯一一部轿车，便是胡将军的座驾。胡将军乃下令军车搭载民众。凡是军车，只要车上还有空位，百姓招手即停，予以搭载。最大的受益族群是每天往返家庭与学校之间的莘莘学子。后来他甚至指派军车作为交通车。

胡将军本人也身体力行这规定。他有次乘车出外，见到位老太太在路上走，当即命令司机停车，亲自下车询问老太太意欲何往，请老太太上车，特地送老太太到目的 地去。到地方后，老太太说：“谢谢你，王八蛋。” 胡将军毫不生气，说：“别客气。”他当即悟出，大概阿兵哥当着百姓彼此互用或甚至对百姓使用过此爱称，致使那老太太以为该语是军用敬语，于是他回来后便对 官兵训话，禁止他们在老百姓面前使用此词。

当时岛上交通极为不便，百姓娶亲接新娘仍然只能用古老的花轿，既费钱又耗时。见此光景，胡将军便向百姓宣布，谁家结婚可以借用他的座车作礼车。于是岛上人 家办喜事时，便纷纷向胡将军借用座车，他从不拒绝。主动提出把座车借给百姓办喜事的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在人类历史上大概也就只有胡将军一人，与伟大领袖毛 主席在延安时把海外侨胞捐赠给八路军的救护车占为私车同为千古佳话。

被采访者还说，胡将军很信任金门的百姓，外出很少带侍从官，常独自坐车四处巡视。有位被采访者一次挑着刚拔的花生回家。胡将军行车经过，特别下车来问收成如何，在路边和那人闲聊了一阵子才驱车离去。胡琏的亲民作风，给这位被采访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些都是小事，最难得的是他改善岛上民生的具有远见卓识的创举。

金门岛本是穷山恶水，水源极度缺乏，该岛土地多为旱地，无法种水稻，农民只能种地瓜（芦按，“地瓜”一词南北所指不同，金门的“地瓜”恐非红薯而是豆薯） 和花生，以此为主食，遇年岁不好，生活更陷于困境。胡将军于是鼓励百姓改种高粱，并规定百姓用一斤高梁可从部队那儿换取一斤糙米。百姓为了吃米，自然踊跃 种高粱，高梁杆还能用为燃料。当时金门粮食和燃料都非常缺乏，百姓只能割杂草晒干后，用为燃料，甚至挖掘草根，造成水土流失。胡将军鼓励百姓种植高梁，除 了解决百姓吃粮和部份燃料问题外，还保护了岛上的生态环境。

高粱换来后怎么处理？胡将军早有完整计划。他采纳了某位民间人士的建议，开办了一家酒厂，利用宝月泉的水来制酒。因宝月泉的水质特别优秀，制成的高梁酒特 别好，很快就成了名牌产品。酒厂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到后来连本地生产的高梁都不够用。据说目前金门本地出产的高梁，还不足酒厂一个月的原料，必须购买泰国 和大陆的高梁。金门酒厂每年为金门赚进大量外汇，是金门最大的自筹财源。

古宁头战后，某年地瓜丰收，农民晒成地瓜干仍然吃不完，很多家庭便用地瓜干烧火煮饭，胡琏将军得知后，认为军民一体，理应与民吃一样的食物，便下令部队用 大米换百姓的地瓜。当时金门人很少人吃得起白米，因此百姓都非常高兴。但部队因此每周必须吃一天地瓜，当时部队施工任务很重，营养不足，不得不动用战备 米。这本来是违反军法的，但据被采访的一位代理排长说，“大家也都体会到司令官的爱民措施，不可能眞的就此依法究办”。

那时金门猪很少，胡将军为了改善民众的生计，增加农民收入，特别鼓励农民养猪。为此特地从台湾把猪仔运来（可不是华侨猪仔）。因为台湾海峡风浪极大，大量 猪仔在半道即晕船昏死，损失很大，他竟然动用飞机运载，有一段时间还不准人员搭乘飞机，只用来载运猪仔。猪仔运到后，他又向农户发放无息贷款，鼓励他们积 极养猪。一位受采访者说：胡将军“时常走访农村，遇到贫困的农户，就会给他一笔钱，要他去买小猪来养，他怕农民随便拿去乱花，尤其怕拿去赌博，他还特别叮 咛：「我要来看猪喔！钱贷给你，你以后要还喔！」其实后来那些钱也都没有收回来” 。自农户开始养猪后，市场猪肉增多，农民收入增加，同时也解决了军队的肉食供应问题。

受采访者一致认为，胡将军最大的德政，还是在金门大规模造林。早期金门树木极少，民众都砍杂草晒干当燃料煮饭，甚至连根部也刨除，地表光秃秃的一片，以致 长年风沙弥漫，沙石飞舞。连农作物生长也因风沙之害，不易生长存活，产量很低，整个自然环境极差。胡琏司令官为了绿化金门，不断尝试种树的方法。最初因为 土地贫瘠，树苗一批批运来，一批批枯死。经过无数次失败才找到了解决办法，亦即从台湾将树苗连花盆一道运来，先挖一个大洞，放上有机肥，再把盆打破，直接 植入坑中。那时每一村都有植树计划，规定了指标，到期验收，存活率不及格者要被处分。更重要的是，胡将军动用兵力，以军令驱策官兵大规模种树。大量造林改 变了金门的生态环境，现在金门处处绿树成荫，变成了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受访民众认为，虽然历任司令官对绿化环境都有功劳，但胡琏实应居首功，他为金门人 建立了百世功业。

胡将军还致力于土质改良，以昔果山为例，该地区的土质是黏性很高的红土，因为黏性高，所以并不适于种植农作物，每年农民辛辛苦苦的耕耘，但收成并不是很 好，百姓生活非常困苦，为了改进土壤的土质，胡司令官下令搬运沙土渗合来减少红土的黏性，增加作物的产量，增加农民的收益。

胡将军更非常注重教育，命令部队主动协助学校教学。一位受采访者回忆，当时他们学校没有老师，处于停课状态。营部主动派了二名军事干部来担任老师。胡将军 兴建的中正堂完工后，在该地建起了金门中学。中正堂至今仍为金门高级中学的精神堡垒和精神象征。当时胡琏为了阻挡季风的侵扰，妨碍学生求学的思绪，每天清 晨亲率市区的公务人员和中学全校师生到山前扛石，一人一块，运回石头筑成数千立方米的防风石墙。

胡将军还致力于兴建岛内基础设施，动用兵力，以“土法炼钢”方式开筑中央公路（现称伯玉路）。他第二次出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官时，更将路面铺成水泥路 面。后来这条公路在八二三炮战时发挥极大效用，使八吋巨炮得以快速进入预定阵地。现在这条公路更成为金门交通的大动脉。他还下令兴建了金门运动场（现在是 金门高中的运动场）。

因为这些德政，胡将军深获金门百姓爱戴，人民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司令官”、“恩主公”。他死前选定金门为他的海葬之处，下葬时，灵车驶向水头码头，沿 途民众自动摆设香案路祭，将军从此长眠在爱戴他的百姓身边。金门人民至今感念他的恩泽，目前正积极募款，筹划兴建胡琏庙。

一位受访者说，他到台湾去，听到一些民众在大骂蒋氏父子，便追问其原因，他们告诉他二二八事件蒋介石如何如何。他便为国民党辩护，说：“如果没有蒋介石的 力守台澎金马，会有今天台湾地区的自由吗？不是早已沦入中共的掌握了吗？”“如果没有蒋经国总统在经济方面的十大建设，会有今天台湾的富裕生活吗？”“我 告诉你们，我们金门被胡琏的部队拆了很多的房子，现在我们金门人还称他为‘恩主公’呢！”那些人问何故，他便向他们讲述了上面说的那些事，并解释当初部队 拆民房也是万不得已，盖当时怕共军来攻，岛上又无建筑材料，只好拆了逃走居民的住房去建工事。

这些受访民众的话表明，百姓还是知道好歹，能顾全大局的。胡将军就算打仗跟刘峙一般无能，只要有过这些爱民德政，那也就足以流芳千古了。他真正的勋业，还是建在人民心中的丰碑。

二、程世清将军：江西人民心中的另类丰碑


程世清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除非是江西老表。此人是鄂豫皖苏区的红小鬼，属徐海东的红25军。如所周知，红25军在张国焘撤出鄂豫皖后，突围逃到陕北， 与当地红军编为红15军团。戡乱战争时，程世清在东北，属林彪麾下。因此，他虽非红一方面军嫡系，却也算不得杂牌。中共建国后，他历任军委装甲兵干部部副 部长、部长、装甲兵政治部主任、第26军政委。文革中出任江西省革委会主任兼省委第一书记，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在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 员。1972年6月28日，程世清因林彪事件被隔离审查。1978年10月23日被正式逮捕，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1982年１月免于起诉获释。2008 年4月29日在南昌病逝，得年90岁。

程世清平生最大的勋业，还是作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治赣的赫赫战果。大陆作家李意根写了篇《程世清沉浮录》，对此作了介绍。以下信息基本来自于该文，若干段落是从原文拷贝下来的，只是作了点文字上的整理。特此说明，并对原作者致谢。

1967年8月间，江西抚州发生大规模武斗，被毛周定性为“武装叛乱”。程奉命率26军76师和坦克团进入江西，制止武斗。他的处理还不失理智，未曾动用 武力镇压群众组织，主要通过散发《中共中央关于江西问题的决定》，和平收缴了枪支，使得江西局势恢复正常，受到了毛和中央文革的表扬。

但到了1968年，程自觉已在江西站稳了脚跟，便开始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一场“三查运动”，使得大屠杀的血雨腥风席卷全省。

1968年8月5日至8月10日，程世清主持召开了省革委三次全会，决定在全省开展“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运动，大搞阶级斗争，掀起对敌斗争新 高潮。会议结束后，各地迅速行动，实行“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滥捕滥杀。运动才开展了一两个星期，全省“自杀”人数就超过5000人。有的自 杀场面极为惨烈：一个斗争对象被斗得走投无路，就在办公室的走廊里，用菜刀将自己的腹部剖开，而后将肠子掏出来，用剪刀一节节地剪断，边剪边喊：“请大家 看看，我的心肠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围观的人都被惊呆了，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和救助。自杀者把肠子剪了十来节，在走廊里走了十来步以后，终于倒下了……

更恐怖的是瑞金县“民办枪毙”的伟大发明。9月22日，瑞金县召开了各公社专案组长会议，强调深入开展“三查”，大反右倾，学习外地 “先进经验 ”，把枪毙人的权力下放到大队一级，实行“民办枪毙”，拿出成绩来向国庆节献礼。这就是说，公社和大队干部想杀谁就杀谁，不要立案，不要证据，不要审批。 会议结束后，23日上午，律阳公社就杀了7个人。从9月23日起至10月7日，瑞金县各公社就杀了177人，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只有11岁。其中有 40多人是地主富农的子女，50多人是贫下中农出身，其它都是所谓“四类分子”。他们都是以“现行反革命”或“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名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 情况下被杀的。杀人的方法除了枪毙外，还有用石头砸、木棒打、刀子捅的。有的把人杀死后，推到悬崖下，连尸体都找不到。各地开展“民办枪毙”以来，仅兴国 县就杀了270多人，瑞金县杀死了300多人，于都县杀了500多人。这些地区都是老苏区，深得革命传统的哺育，民风就是不一样。

据不完全统计，江西在“三查”和随后进行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共揪斗了90多万人，制造冤假错案4102起，被错误打成‘反革命“的有17.1万多人，其中被打死、逼死2万多人。

程世清不但大刀阔斧杀人“抓革命”，也轰轰烈烈放手“促生产”，使伟大领袖毛主席以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搞经济建设（亦即臭名昭著的“大跃进”）的大手笔，在江西省得到忠实再现。

第一个大手笔，便是“小土群遍地开花”、“蚂蚁啃骨头”的“汽车工业”。程世清先是将江西汽车配件厂改名为“井冈山汽车厂”，于1968年用手工业方式造 出了500辆“井冈山”牌汽车，这新闻被《红旗》杂志在显要位置上发表，轰动全国。程世清“乘东风，鼓干劲”，一气又建了五个“汽车制造厂”，以井冈山五 大哨口命名，如抚州的“黄洋界汽车制造厂”、新界县的“桐木岭汽车制造厂”，“双马石汽车厂”，等等。

这些“汽车制造厂”耗费了国家无量金钱，生产出来的却是勉强能走动的废钢铁。更恶劣的是，这烂事被《红旗》杂志大肆宣传后，各地争相仿效，纷纷兴建“地方 汽车工业”，连敝省也跟着弄出几个“汽车制造厂”来，“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硬是用大木榔头敲出驾驶室与汽车头的罩子。这些勉强能走的垃圾唯一的功 能，便是把汽油转化为大量黑烟与噪音，动辄抛锚，被人推的时间远远多过了载人拉货的时间。

江西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土法上马，遍地开花，造出了汽车，轰动全国，对主管汽车工业的一机部带来了极大压力。该部汽车局副局长胡亮因带队到江西省考 察，发现其它那五个“汽车制造厂”都是瞎胡闹。相比之下，“井冈山汽车厂”的条件还比较好，于是打算重点扶持该厂。不料程世清听手下密报，说胡亮等人反对 遍地开花。程世清大发雷霆，臭骂了胡亮等人一顿，声称：“我不要你们的臭钱，你们给我回去！”

不能不承认，程世清同志确实深得“毛泽东经济思想”神髓，那便是“坚持分散重复投资，只求‘家家起火，户户冒烟’的美学效果，坚决反对考虑实际成果，遑论 经济效益”。就是本着这一光辉思想，程世清提出了“江西决不做上海的殖民地”的伟大口号，立志将上海提供的轻工业品逐出江西。他一声令下，手表厂、缝纫机 厂、自行车厂、保温瓶厂等等纷纷上马。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另一原则是“好人民之大，喜人民之功”，程政委也深得这一要旨。据陈云秘书肖华光在《记“文革”中陈云同志在江西的日子》 中披露，程世清去见陈云时，批评陈云过去管经济没有管好，发展太慢，自吹江西准备年产六、七万辆汽车，还要把国家现在每年进口的100亿斤粮食包下来。陈 云问：江西有那么多钢板吗？如果江西每年多向国家上缴100亿斤粮食，剩下的粮食还够江西老百姓吃吗？他说，江西有办法解决。陈也没问他用什么办法解决， 因为陈知道那根本就做不到。

陈云那“经济内行”以为造汽车需要的只是钢板，于是问了江西有无那么多钢板的“关键问题”，然而这问题对程政委来说仍然太艰深，因此不必考虑。1969年 底，他一声令下，全省各地同时展开生产1万辆汽车和10万台拖拉机的“大会战”。各地市专门成立汽车制造领导小组，由革委会主要负责人亲自挂帅。除了六大 “汽车制造厂”外，江西还先后兴建了15个汽车主机厂、306个配件厂、152个拖拉机总装厂、102个动力厂。几百家工厂互相争设备、争投资、争人员、 争材料，本来就较弱小的地方机械工业的布局与结构完全被打乱。据统计，历时三年的“大会战”，浪费国家资金亿元，钢材2.9万吨。仅制造的“安源—70” 型拖拉机零部件积压，损失即达649万元，1200台半成品成了一堆废铁，专用设备也基本报废。原来的板车工人鸟枪换炮，开上了“起宏图”的车子，一路冒 着黑烟，“突突突”乱叫，成为当时江西独有的一大街头风景，更造成了大量交通事故。

李意根于此感叹道：“（会战）规模之大，战线之长，参加的人数之多，在江西的历史上，也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可能除了搞‘两弹一星’，空前绝后。”其实这和大跃进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李先生大概是年轻人，无幸目睹大跃进的“遍地英雄冒炉烟”的超宏大场面。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另一原则，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程政委对这原则不但深有体会，还作了个人 发挥，创造性地发展了伟大领袖手订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在全省农村强制推行“早、小、密、矮”四字规章，提出早稻播种越早越好，苗 越小越好，插秧每亩要3万株以上，并只许种矮杆水稻，说：“种矮杆路线对，减了产不批评；种高杆路线错，增了产也不表扬。”

光焰无际的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又一重大原则，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先生产，后生活”，“先治坡，后治窝”，程将军也忠实执行了这一伟大号召。为了备战， 他把南昌大部分工厂都搬到远郊山区的湾里、石岗两地，宣称要在那儿建立南昌的“卫星城”。这两个山窝里毫无生活配套设施，又都离城三四十公里，几万人上下 班，就靠挤十几辆公共汽车，多次发生挤死人的不幸事件。工人们用毛竹、泥巴、油毛毡建“干打垒”作为住房，有俩口子新婚住进去，顶棚未干垮了下来，被压死 在里面。机器一转，就算投产成功，工人们随即成群结队，敲锣打鼓，到省革委、市革委去报喜：“××厂投产成功！”报喜有时一天多达十几次，城里时时充满节 日的欢乐气氛。

在“要准备打仗”的伟大旗帜指引下，仅南昌市轻化行业就拆迁114个工厂，拆掉厂房60万平方米和不少生产线。搬到湾里、石岗的工厂，虽然投产捷报频传， 实际上没有一家厂具备开工条件，只充分具备了工伤与其它意外伤害频频发生的条件，以致许多厂子几年后又不得不迁回原地。据有关部门计算，全省因搬迁工厂这 一瞎折腾，造成直接损失3.2亿元，白白耗去钢材上万吨。

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另一个重大原则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程将军也积极照办。他把合作商店和个体商贩一律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在一次商业工作会议上，他重 拳一砸，喊出“打倒商人主义！”仅1968年里，南昌市就取消了400多个商业网点，下放291名有影响的工商业者。他宣布，江西是全国第一个“消灭了资 本家”的省份。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又一光辉经济思想，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行“工农兵学商合一，农林牧副渔并举”，“全民皆兵”，“生活军事化”。程将军也紧跟照办。 1969年冬，他提出“一化带七化”，即“思想革命化带动社队公路化、耕地田园化、灌溉水利化、良种矮杆化、养猪糖化饲料化、运输车子化、路边村旁绿化 ”。还亲自为农民规划了“新村图”——“八字头上一口塘，两边开渠靠山旁，中间一条机耕道，新村盖在山边上”。这意思是，在“八”字形山谷上端，建造用于 蓄水的“一口塘”；“一口塘”下边是按照大寨的标准一层层的修建梯田；两边的山坡上则盖起简易农舍。程世清下令全省按图行事，把农民强行搬迁上山。然而， 仓促建起来的“一口塘”工程质量非常低劣，第二年春天由于蓄水过多，排泄不及，导致垮堤。数万劳力大干30天“旱涝保收”的“梯田”以及新农舍，统统被洪 水冲得精光。农民又回到了祖居之地。有史以来，亲自为千千万万农家规划农舍基建格局，并以枪杆子强迫实施的军人，大概也就只有程世清一位。

在全民军事化方面，程将军也作出了巨大成就，将全江西化为一个巨大兵营。无论是学校、机关，还是工厂、农村，几乎统统编成了团、营、连、排、班。在乡下， 一个公社就是团部，大队就是营部。在中学，各个年级是营，班级则为连。一篇《关于江西拖拉机厂四车间试行军事编制的情况调查》称：“将车间380余人，编 成三个连。班是连队的最小单位，每班10-12个人。党支部建在连上，排上有党小组，每班逐步都有党员。经过半个多月的实践，证明军事编制完全适用于工厂 企业，对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效果很好。”（1968年9月18日《江西日报》）

据李意根说，各单位里能侥幸逃脱这一建制的，大概唯有厕所，连劳改农场都笼进去了，将大批中学生送进去后，成立了江西生产建设兵团。在中国整个内地，只有 江西成立了生产建设兵团，云云。其实，全民军事化并非程的创举，不仅1958年全国都变成了兵营（同时还是“红专大学”），各行各业一律是军队建制，而且 在文革期间军事建制又大规模恢复，至少在城市是这样，当时所有的工厂都实行团、营、连、排、班的编制。程世清的个人发挥，似乎只在于他把这套扩大到农村和 学校里去罢了。

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大内容是教育革命，程将军在这方面的贡献也颇为不俗。江西全省13所大专院校被砍掉8所，剩下来的5所都被迁到边远山区。如江西师范学 院和江西大学文科、江西教育学院合并，改名为井冈山大学，搬迁到井冈山脚下的拿山。江西医学院和江西中医学院合并，改名为江西医科大学，下迁到吉安县的青 原山。中学也迁，南昌二中迁市郊梅岭，八中迁永修县马回岭，师院附中迁靖安县，十四中迁奉新县罗坊……除了教学设备、图书、仪器等由汽车运输，十几岁的孩 子们统统徒步而去，“忠不忠，铁脚板下看行动”，“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一路上毛主席语录歌唱得震天价响。

这就是毛共将军的爱民德政，就是毛共治国的种种大手笔。程将军不愧是我党我军的优秀代表，毛主席的好学生。据陈云的秘书披露，程世清向陈云抒发了他的建设 宏图后，陈云曾对其秘书感慨道：“真是军管经济，胆子好大啊！”然而这与伟大领袖当年主管经济时的胆子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请问，“大跃进”算是“军管 经济”，还是“民管经济”，抑或是“白痴管经济”？胡琏将军治下的金门岛是戒严地区，反共第一线，算不算“军管经济”？为何又没有这些白痴大手笔涅？

毛共将军与国军将军的又一重大区别，是前者竟然直接介入高层权力斗争，干预党务政务，绝非文明世界不问政治的职业军人。据该书披露，九届二中全会后，程世 清试图弥合毛林之间的裂痕，分别去请求毛泽东和林彪散会后不要走，在南昌住几天，两人谈一谈。毛林都同意了他的请求，但林次日即变卦，下山回北京，程挽留 无效，只好又赶去见毛说明此情。毛泽东悻悻地说了声：“变化这么快？”

1971年夏，伟大领袖视察大江南北，发动倒林战役，在南昌召见了许世友、韩先楚和程世清等人，直接点了程世清的名，问庐山会议上吴法宪向死党打招呼时有 没有他。程吓得魂飞魄散，一夜无眠。次日（1971年8月31日），他灵机一动，便去向毛泽东密告林彪，立功赎罪。据说他向毛告密的内容是：

一、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电话叫我到他住处，要我跟他去见了叶群，谈了华东组讨论的情况。我觉得叶群对黄、吴、李、邱四员“大将”搞得很紧，好像抓住了他们什么把柄。因此，要解决四员“大将”的问题，还得从叶群着手。

二、1970年，林彪曾派专机将一辆苏制水陆两用坦克运到南昌，要我们仿制一辆，说是为林彪、叶群到北戴河游泳所用。制成后，又来专机把原车和仿制车都接走了。

三、1971年7月，周宇驰亲自驾驶法制云雀直升飞机到南昌。当时，我们省委正在梅岭开会，周要见我，由空8军（驻南昌）副政委李登云带他到梅岭，我在午 睡前和李登云一起见了他，只是相互寒暄了一番，约半小时，他就走了。后来听李登云讲，周驾机离开南昌后，到了庐山和井冈山，再飞往广东。我觉得周宇驰独自 驾机到处飞，很不正常，不知要干什么。

四、林豆豆曾两次来南昌采访，到过我家里，她跟我爱人交谈时，流露过对叶群的不满，并说她家里的情况很复杂，请程世清政委不要涉及她家的事，弄不好会杀头的。林豆豆为什么把她家里的事情看得这么严重，难以理解。

最后程世清对毛泽东说：我怀疑林彪可能要逃跑，可能从北戴河坐水陆两用坦克往南朝鲜跑，也可能坐飞机往香港跑。程世清讲完后，毛泽东说：“程世清呀，你说 的这些只能跟总理讲，其它任何人都不能讲。”次日，毛泽东休息了一天，9月2日再次接见了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等人。9月3日午饭后，毛突然命令离开南 昌，经杭、沪返京，完全打破了原来的行动计划。

据说，毛之所以提前返京，就是因为程世清这一密告。而过去官方报导从未提及此事，以致众说纷纭，猜测多端，那些为林副翻案的好同志们甚至把这说成是伟大领 袖的阴谋诡计。我在写作《试解林副统帅仓惶出逃之谜》时，尚未得知这个信息，因此虽然对各种奇特的阴谋论不以为然，把毛此举解释为疑心病发作，但也未能查 明毛提前回京的真正原因。现在看来，他之所以赶回去，不是因为知道林彪要暗算他，而是怕他的副统帅坐水陆两用坦克逃到韩国去！

此乃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文盲笑话：程世清是装甲兵出身，却竟然闹出“从北戴河坐水陆两用坦克往南朝鲜跑”的笑话来，堪与空军司令吴法宪自称“在雷达监视器上 目送林副专机越境”的文盲佳话媲美。幸亏他的红司令毛泽东更是超级文盲，这才能信之不疑。若是毛稍微有点常识，则程世清这密告只会招来他的奚落嘲笑。那 么，林副仓皇出逃时，毛多半还会在南方呆着，各种匪夷所思的阴谋论也就少了生动素材了。

更可笑的是，程世清还不知道此举无异于为自己签发了逮捕状，竟然在秦城监狱中写的回忆录中，写下了他告密后的心情：

“当时我觉得压在我心里将近一年之久的大石头，终于掉下来了，我感到非常的轻松和快活。1971年8月31日夜晚，我喝了三大两贵州茅台，真是心喜酒也甜。当夜我睡得非常好。一个共产党员总算是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您说这是什么白痴？本来，以他微不足道的地位，去撮合两大巨头和好，就是自不量力的蠢事，只会被多疑的毛泽东把他当成林彪的亲信——若非他深受林的赏识， 甚或受了林彪委托，岂能冒昧向毛提出这种建议？这告密更是致命，若不准确倒也罢了，却偏偏不幸而言中。哪怕毛心态正常，不是个深为妄想型人格失常所苦的病 人，也一定会想：“他的情报为什么这么准？连林彪秘密出逃的最高机密都知道，其它机密还用说么？”

所以，程世清在林彪事件后被关了将近十年（从隔离审查算起），完全是自作孽，不可活。人汪东兴就比他奸猾得多。他在向毛告密前曾向汪东兴讲过，要汪代他向毛报告，汪当即就拒绝了，要他亲自去跟毛泽东讲。毕竟是多年的大内总管，知道这种浑水自己是万万不能蹚进去的。

总而言之，无论是我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还是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都是中古时代的活化石，是用苏联邪教包装的传统土匪山寨黑帮会。毛共的勃兴，是千年沉渣的大规模泛起。痞子造反、文盲治国的空前逆流，为国家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不是可以轻易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