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50年開始，全國各地頻繁傳來令人不安的消息：電廠和電話線被破壞的情況時有發生。一些從國民黨軍轉變為土匪的武裝勢力，甚至頻頻糾集人馬，進攻正在被共產黨改造的縣城。

1950年3月，中共西南局的報告稱：“近一個時期以來，西南川、康、雲、貴各省，連續有土匪在各地發動大規模武裝暴亂。” 這份報告還顯示，新近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並非絕對擁有一些地方的統治權。 

“繼二月五日在成都西南龍潭寺地區近萬土匪暴亂，殺害我一七九師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及其聞訊前往增援部隊五十多名幹部戰士，隨後被我派部隊前往殲滅後，二月份以來，各地土匪又圍攻並占領了包括溫江、祟慶、郫縣、金堂、新繁及川東之秀山等多座縣城。” 

在 剛剛解放的上海，“反革命”活動極為猖獗。一方面，由於新舊政權交替而產生的統治真空導致嚴重的社會治安問題，大批散兵游勇和難民湧入，與原本就存在的大 量底層流氓無產者一道渾水摸魚。據不完全統計，上海解放頭七個月裡，共發生強盜案737起，盜竊案11430起，搶劫案530起。特別是1949年6月上 海解放的第一個月裡，全市就發生盜案173件，平均每天都有五六起之多;竊案2205件，平均每天更高達70多起。

另一方面，國民黨空軍對上海進行持續轟炸，留下來的殘餘勢力更是蠢蠢欲動，四處造謠，說什麼“轟炸全因共產黨”，“國民黨回來了，已經在浦東登陸”等等。這些“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在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後到達頂點，

台灣更是派出大批特務人員從海外向大陸，通過海運空投，加緊滲透，意圖顛覆中共政權。

毛澤東當時從蘇聯回國不久，正在休養期間。在共產黨副主席劉少奇的召集下，1950年3月16日，黨中央接連發出《關於剿滅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一場大規模的清剿運動開始了。　　　

清剿的對象通稱“敵特黨團分子”，包括國民黨的軍隊與地方幹部、特務、三青團及會道門的頭頭。這些為數不少的人被認為是破壞新政權建設的主要勢力。警察和幹部開始通過走訪和查閱資料，讓民眾檢舉和揭發這些壞人，迫使他們最好主動交代自己的身份，以便確認後出手。

北京市委當時的報告說，從解放軍進城以來到報告之時，北京市逮捕、集訓和登記的敵特黨團分子已達6900餘名。

但與北京相比，南方的情況顯得更加嚴重。山東登記在冊的土匪、惡霸地主、反動道會門頭子、特務及反動黨團骨乾等五種人員，就達到13萬7599名。

浙江登記數字也超過11萬人。

這些人有了一個新的稱呼：“反革命分子”。劉少奇指示當地要嚴厲打擊這些人。

“反革命分子”遂在當時，成為共產黨的最大敵人。

與劉少奇和地方大員着急鎮壓反革命的態度不同，毛澤東不認為鎮反是當前最重要的任務。他雖然同意“對一切土匪、特務、惡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都必須堅決肅清”。但他認為當前工作的重心是讓財政與經濟情況好轉。 

但共產黨內部的一些幹部認為，這影響了普通百姓——尤其是那些在戰爭中有家人喪生的民眾——對新政權的信任，而且也導致反革命分子對新政權的進攻行為有增無減。

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於當年7月23日聯合頒布《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這成為此後大規模鎮反運動開展的一個重要根據。

毛澤東的態度在3個月之後的朝鮮戰爭開始後完全改變。 

彼時在台北復行視事的蔣介石，把朝鮮戰爭視作國民黨東山再起的一個機會。大陸死心塌跟隨蔣介石的一些五類分子也開始憧憬能夠動搖這個紅色政權的根基，哪怕只是局部和細微的動搖。 

於是鎮反的力度有必要加大。

中 共10月8日決定出兵朝鮮，10月10日，毛澤東親自主持通過了新的《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在全國範圍內部署大規模鎮壓反革命的工作。 鑑於鎮反運動開始時候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據，政務院於1951年2月21日出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規定了“只要有勾結帝國主義，策動、勾 引、收買公職人員、武裝部隊或民兵叛變，持械聚眾叛亂，參加特務或間諜組織，以反革命為目的組織或利用封建會門，搶劫、破壞公私財產和公共設施，投毒殺 人，偽造公文證件，煽動群眾對抗政府和挑撥團結，製造散布謠言，以及偷越國境、劫獄越獄、窩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等項行為，甚或意圖之一者，不論“已遂”、 “未遂”，均可定為“反革命罪”“這使得“反革命罪”的解釋變得更寬泛，處刑標準有更大的自由度。 

此 後，各地報上來的數字節節攀升。2月17日，北京市一夜之間逮捕反革命675人，次日即公開處決了58人。3月7日夜，北京又一舉逮捕了1050人。3月 13日夜，重慶市共抓捕4270人。4月10日夜，南京抓捕1200餘人。上海在4月27日大逮捕中又抓了8359人。

1951年5月初，中央開始意識到事態有擴大化的趨勢。

5月9日，當時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的鄧小平，寫了一份關於土改、鎮反、抗美援朝的綜合報告，給毛澤東和黨中央。鄧小平在報告中說，在鎮反和懲治不法地主兩個問題上，有些地方發生了控制不嚴的毛病，上面開始收縮，而下面繼續殺人。

毛 澤東在5月份修改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時，以斬釘截鐵的措辭指示：“為了防止在鎮壓反革命運動的高潮中發生‘左’的偏向，決定從6月1日起，全國一切地 方，包括那些至今仍然殺人甚少的地方在內，將捕人批准權一律收回到地委專署一級，將殺人批准權一律收回到省一級。任何地方不得要求改變此項決定。”

全國的鎮反旋風，開始轉入較為理智的收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