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后，曾发生过一起“公安系统第一冤案”，又称“两陈案件”。“两陈”指的是广州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陈泊和第三副局长陈坤。陈泊在被陈毅任命为广州市公安局局长组织了一个“特别工作队”，还从原国民党警察局挑选了数百名警察在广州公安局继续工作。随后，罗瑞卿以“特务”的罪名将陈泊逮捕。

 

延安的红色“福尔摩斯”

 

　　陈泊（又称布鲁）是海南岛人，1926年参加中共，1932年在诛除叛徒李锦标的行动中失去左手，1937年到延安从事安全保卫和情报工作。　
　　

陈泊与妻子合影

 

　　《文史精华》2005第五期刊文记载，1942年春节前夕，庆阳县抓获一名来自国统区的神秘男子，名叫陈兴林。此人在审讯中承认负有国民党军统交办的重大使命，愿意弃暗投明，但只能向中共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供出。这天深夜，陈泊秘密会见陈兴林，两人彻夜长谈。

　　陈兴林原本是在西安读书的热血青年。1938年10月，他联络了三个要好的同学一道去延安，走到临潼时被　国民党军统特务截住，强行送到西安郊外的一个训练基地。陈兴林经过三个月的“洗脑”和强化训练，被派到汉中特训班当教员。

　　汉中特训班是绝密的特务组织，人员互相一律以代号相称，彼此不知道真实姓名。训练的内容除思想上的　反共教育外，还有射击、爆炸、暗杀以及窃取情报的技术。训练三个月为一期，结业后便伪装成进步青年派往延安长期潜伏，军统将这些人员称为第五纵队。

　　到1941年10月，汉中特训班已经办了九期。陈兴林从一期到九期，始终是教官。年底国民党胡宗南部欲进攻延安，需要有人布置那些潜伏下来的特务里应外合。陈兴林因为熟悉这些潜伏在延安的学员，被选中完成这个任务。他被抓后愿意向共产党投诚，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经过多年的观察思考，认为共产党的确为国家为民族着想的，他听说八路军已经解放了他的家乡庆阳县，不由地分外思念老母亲和去年成婚的妻子。陈兴林提出让他回庆阳三天，探望老母和妻子后返回延安。

　　对陈兴林的要求，保卫处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不同意者占多数。但陈泊支持，并得到中央社会部批准。

　　陈泊给了陈兴林一些边区的货币，让他买些衣物食品回去，还送给一只大烧鸡和几块布料。陈兴林简直不相信这些是真的，感动得直流泪。三天过去了，陈兴林果然回来了。

　　在五四青年节时，延安举行盛大的庆祝集会。从人员入场到大会结束，隐蔽在人口处彩门两侧的陈泊等人带着陈兴林，共指认出特务36人。会后，保卫部门进行逮捕，又加以突审。尔后这些潜伏特务又招供指认同党20多人，总共60多人的潜伏特务被一网打尽。令中央社会部和中央军委保卫部震惊的是：这些特务的潜伏范围很大，潜伏程度很深，从中央党政机关到延安的地方政权，从高校到群众团体乃至一些兵站，无所不在，还有少量的钻进了高度机密的中央机要部门！

　　由陈泊一手破获的军统“汉中训练班”大案，在中共情报、保卫部门引起轰动。情况上报到中共中央，毛泽东赞叹说：“当为奇功，奇功！”又说：“这个布鲁，真是我们延安的‘福尔摩斯’。可惜我们只有一个布鲁，要是再来十个布鲁就好了！要用布鲁这样的人保卫延安！”

 

到广州任公安局局长

 

　　1949年10月，当时的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省长叶剑英将陈泊调到广东，担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局长。
 

　　当时广州市公安局还有三名副局长，孙乐宜、朱明和陈坤，陈坤是中共华南分局、香港分局的情报工作负责人，熟悉广州的情况。
   
　　广州是解放军攻占的大陆最后一座重要城市，国民党除了布置大量的特务潜伏下来，还网罗了港、澳当局清出的一批盗匪歹徒及流散的警宪人员，破坏广州的治安。

　　1949年10月，为了整治广州当时的混乱秩序，经过以叶剑英为首的中共广东省委批准，陈泊决定组织武装便衣队，称为“特别工作队”，由副局长陈坤领导。特别工作队利用旧政权的警特人员和三教九流人物“以毒攻毒”，使广州的抢劫案迅速减少，也使一些国民政府潜伏下来的特工、情报人员纷纷落网。

　　但是，特别工作队一些队员利用职权敲诈勒索百姓，甚至还发生了一起误杀公安人员的严重事件，在内部引起一些争议，因此特别工作队在活动48天之后解散。

　　此外，广州市公安局从地方和部队调进大批人员，还从原国民党警察局挑选数百警员充实公安队伍。据《文史精华》记载，在半年内，广州市的公安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破获各种匪特制造的抢劫、放火、杀人案件320多起。抓捕人犯1500多人，缴获敌特的电台13部，各类长短武器逾千支；挫败了国民党特务妄图爆炸广州市军管会办公大楼的阴谋，抓获特务11人，包括台湾所派遣的军统上校组长，并使特务电台的报务员为我所用；配合地下党策反了白崇禧部所辖的“桂山号”军舰，舰上400余官兵全部起义投诚，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内线关系从澳门特务站站长郑某家，取得一批军统机要文件，其中有广州潜伏特务的花名册和地址、台湾发来的电报指示与“潜伏工作月报”。据此将国民党军统、中统及国防部二厅的三大特务系统设在广州的地下组织，一举扫击殆尽；与地下党组织联手调动金融界的关系，将蒋介石特批给李宗仁赴美的三万元美金截获，为广东获取了一笔“意外之财”。

　　中共华南局、广东省委对市公安局的工作大为满意。叶剑英在写给公安部领导的一封信中，特别提到：

　　“广州市的潜伏敌特力量迅速得到肃清，社会治安的根本平定，与陈泊同志的领导努力是分不开的。”

   

突遭灭顶之灾

 

　　谁也不曾料想到，四十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陈泊，干得正得心应手的时候，却突然遭到灭顶之灾！

　　1950年春季，在陈泊到广州刚刚三个多月以后，公安部长罗瑞卿把担任北平公安局长的谭政文调到广东，担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局长，陈泊被降为第一副厅长和第一副局长。   

　　《文史精华》记载，1951年1月24日夜晚9时，正在家里办公的陈泊，被省公安厅人事处长派车接到华南分局的一个小会议室，　由从北京赶来的公安部部长宣布逮捕，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副局长陈坤。三天之后，陈泊与妻子吕璜及两个孩子，陈坤与妻子高华及三个小孩，被押送到广州火车站，由一个班的战士武装押解北京。两个昼夜到达北京后，两家人被直接押到公安部软禁起来。

　　继陈泊、陈坤被押往北京后，一场空前规模的大逮捕铺开了，短短的十几天之内，广州市公安局中有三百多人被抓，而在广东省公安厅被抓的人数超过了七百人。短时间在一个省的公安系统内，进行如此大范围的抓捕行动，令人万分震惊。以两陈被捕为标志的这一事件，成为建国后公安系统第一大案件。

　　1951年4月底的一天深夜，被软禁在北京的陈泊与陈坤，尚在睡梦之中，突有一个班的荷枪实弹的军人闯入，将他们戴上手铐押走，投入了公安部的监狱。

　　轰动一时的“两陈案”从1951年1月24日起，一拖就是两年多，迟迟不能结案。两年之后，加在两陈头上的“英国特务”、“中统特务集团后台”的罪名不见了，变换成“大量起用未经改造的敌特警员，严重违反党的公安纪律”。1953年5月，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以陈泊“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特务”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0年。对已在1952年10月，因精神折磨加上病后得不到医治而含冤去世的陈坤，也以“包庇反革命、特务”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

 

陈泊蒙冤的缘由

 

　　陈泊蒙冤的深层缘由，并不是很复杂，但有着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环环相扣的因素，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因极左思想的影响，陈泊被人的诬告，而上级领导又轻信了这几人的谗言，以战争年代说一不二、军令如山的军事化作风处理此案，终使陈泊冤沉苦海，抱恨辞世。 
   
　　在中共安全情报系统内斗方面，从现有资料看，陈泊至少曾经和三位中共安全情报元老在工作上存在过严重矛盾。他们是担任过中国公安部副部长的汪金祥和陈龙，以及担任过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谭政文。

 

　　康生怀疑陈泊“王佐断臂”

 

　　抗战期间，陈泊从新加坡辗转广东、上海来到延安后，侦破过几个大的案件，知名度非常之高，被毛泽东誉为“延安的福尔摩斯”。但“阶级警惕性”一向很高的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却无端地怀疑陈泊的伤臂是“王佐断臂”，并下令撤了陈泊的延安边区保卫处保卫部长一职。

 

　　由于陈的“断手之因”无法查清，此事不了了之。康生的怀疑，在陈泊蒙冤这件事情中，是否起过什么作用，因至今尚无实据，不可妄说。

 

　　与汪金祥、陈龙的恩怨

 

　　陈泊还与汪金祥、陈龙有恩怨。汪金祥1928年加入中共，从1931年开始从事中共政治保卫工作，1954年担任中国公安部副部长。
   
　　陈龙出身于东北抗联，毛泽东1945年赴重庆与蒋中正谈判时担任毛的贴身警卫随从，深获毛的信任。毛泽东曾经几次想把陈龙调到身边负责警卫工作。1950年10月，陈龙担任中国公安部政治保卫局长，两年以后升任公安部副部长。
   
　　在1946年，陈泊担任东北松江省社会部部长兼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局长。陈龙担任哈尔滨公安局局长，是陈泊的直接上司。汪金祥担任中共东北局社会部部长，是陈龙和陈泊两个人的上级。1947年，陈泊在工作上与陈龙发生一次激烈争执，汪金祥则支持陈龙。陈泊不服，坚决反驳。
   
　　1950年，中国公安部召开侦察工作会议，陈泊和陈龙当众发生激烈争论。后来，公安部长罗瑞卿在总结发言中点名批评了陈泊。罗瑞卿还曾经当众申斥陈泊和陈坤，说他们利用旧政权的警特人员打击匪特和盗贼是违反政策乱搞，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后来“两陈案件”的侦察和审理就是由陈龙担任局长的公安部政治保卫局直接负责。

　　与陈泊个人矛盾很深的第三个人是谭政文，他从1931年开始从事中共的安全情报工作。与陈泊共事开始于延安时期。据说，陈泊当时曾经批评他在审讯工作中违反政策，两个人曾经多次争吵。

　　《文史精华》记载，陈泊在广东担任省公安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长三个多月后，公安部忽然调谭政文到广东，接替陈泊的职务，陈泊降为第一副厅长、第一副局长。谭政文到任后不久，在向市公安局干部讲话中，对市公安工作予以全盘否定，指责陈泊等人依靠三教九教、阶级异己分子、乌龟王八蛋来侦查破案，是混淆阶级界限，敌我不分，是路线错误。

　　1951年1月 24日，公安部长亲抵广州宣布拘禁两陈的那天晚上，谭政文当着公安部长和叶剑英的面，用手指着陈泊进行揭发，内容是陈泊、陈坤“如何背着党相信敌特，包庇、重用敌特”，“重用中统特务梁侠，私自给予秘密的外勤处长职务，在梁的领导下，已发展特务二三百名，操纵了市公安局，使人民的专政机关变了质”等等。

　　由于谭政文的“揭发”，使得叶剑英大为震惊，无话可说。后来的事实证明，谭政文所对陈泊、陈坤的“揭发”都毫无根据。

    罗瑞卿给案件钉上铁钉

 

　　还有一个与两陈蒙冤案有关的人物，则是罗瑞卿。
   
　　在办案之初，罗瑞卿认定这是“国际间谍案”。由于在广州审不出结果，罗瑞卿决定把224名所谓“梁侠中统特务集团”成员交由公安部直接审查，并且指示要按照“国际间谍案”来办。但是公安部审查发现疑点重重，根本无法确定是“间谍案”或者“中统特务集团”案。一些办案人员提出实事求是下结论，但是罗瑞卿批示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办下去。
   

 1964年6月，罗瑞卿陪同毛泽东检阅北京、济南军区的军事汇报表演。

 

　　1953年，公安部政治保卫局长凌云(后来在上个世纪80年代担任过中国国家安全部第一任部长)在审讯梁侠之前主持会议说：“首先必须肯定梁侠为中统特务，审不出就要打屁股；审不出来就表现审讯工作的无能。”但是由于审讯人员坚持按照实际情况下结论，因此无法得出“中统”特务的结论。
   
　　1956年9月16日，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位负责人作了题为《我国肃反斗争的主要情况和若干经验》的发言，讲道：“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前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布鲁，滥用职权，包庇特务，背着党和人民所进行的许多犯罪活动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更大的损失……”同年第20号《新华半月刊》全文转载了这个发言，公布全国。自此彻底封住了关于“两陈案”的不同意见，给这一案件钉了铁钉。
       
　　在陈泊被关押期间，陈泊的妻子曾经找到中共副主席、总理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申诉冤情。周恩来了解案情以后曾经给罗瑞卿打电话谈这个案子。不料，罗瑞卿大为震怒，立即指示不准再让陈泊的家属探监。从此，陈泊的妻子再也没有听到过丈夫的消息。
   
　　1959年，在监狱中的陈泊将自己写的申诉材料扔出监狱窗口，期望有人捡到以后帮助投递。果然，一个清洁工捡到这份材料以后交给了有关部门。当时已经担任副总理和军队总参谋长的罗瑞卿看到了这份材料，勃然大怒，马上批示公安部严肃处理。陈泊因此受到更严酷的折磨。
   
　　1961年，陈泊刑满释放，还没来得及与妻子见面，又被莫名其妙地抓走，送入劳改农场，而且没有告诉他任何罪名。
   
　　1972年2月，病痛中的陈泊在被关押了21年之后在劳改农场死去。

 

深层原因：打击广东地方主义

 

　　其实，“两陈案件”只是中共打击广东“地方主义”的序幕。
   
　　中共建政初期，叶剑英担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协助叶剑英管理广东的多数是广东人，包括中共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当时有人反映他们搞“广东帮”。曾经受中央派遣来到广东调查情况的薄一波，后来在回忆中写道：“听到有人反映华南分局一些领导同志在使用干部的问题上，存在地方主义倾向，甚至认为叶剑英是带头搞地方主义的。对于这件事，剑英同志虽然当时也和我谈起过，但他不愿多讲，我觉得其中似有难言之处，故未便深问。他要向中央报告一下，希望中央再派人调查，把事实弄清楚。” 
   
　　《文史精华》记载，1951年11月，中央突然批评广东的土改进度太慢，“就像乌龟爬行”。1952年6月12日，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广东问题。会议指责华南分局第三书记、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省土改委员会主任方方，犯了两条重大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地方主义。

　　中共中央对广东工作的批评，引起极大的冲击。1952年6月，华南分局召开扩大会议，展开对方方的严厉批判，矛头直指三大问题：“广东党的组织存在严重的不纯现象”、“混人了大批坏人”、“敌我问题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解决”。已经被捕入狱的陈泊、陈坤也被当做重要实例。

　　会议批在方方身上，锋矛却另有所指。会上，叶剑英主动承担了责任，沉重地说道：“主帅无能，累及三军。”“分局领导在方针路线上有严重错误，应我负责，责无旁贷。”

　　方方也被迫作了检讨。这次大会之后，方方被降职，叶剑英也因“身体关系”到北京“养病”。后来，叶剑英气愤地说，广东的土改本来是按中央、中南局布置进行的，毛泽东的严厉批评，那是“有人不顾事实告了我的御状”！

　　从这以后，广东的土改愈搞愈左，造成严重后果。与此同时，又掀起了批判冯白驹、古大存等广东省领导人“搞地方主义”的政治运动。最后结果是方方被调走，冯白驹受到处分后调离广东，古大存被撤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省长职务。两次“反地方主义”的斗争还扩大到广东各地区、市，许多主要领导人相继受到批判、撤职，受到各种处分的干部上万人。仅第二次就处分副省级和厅、局级干部90余人。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就可以理解陈泊、陈坤无端蒙冤，为什么无法得到中共华南分局、叶剑英以及广东省委的强有力保护，又为什么迟迟不能为这桩冤案甄别平反。

 

三十年后平反

 

　　1982年5月，陈泊、陈坤的冤案才得到了平反。公安部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了两陈追悼大会，亦即平反大会。公安部长赵苍壁在大会上致悼词，指出：

　　……陈泊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在长期的锄奸保卫工作中，坚决打击敌人，保卫人民。特别在延安九年，对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广州解放前夕，他被派往接管广州治安。在华南分局和广州市委领导下，迅速恢复了广州的治安。在破案　工作中，他总是亲临现场，调查研究，掌握情况，组织破案，防止敌特破坏，保卫了广东各个重要设施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陈泊同志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各项政策。他忠心耿耿，坚持原则，兢兢业业，实事求是，努力工作。他襟怀坦白，大公无私，大胆无畏，刚直不阿，作风正派，热爱党的锄奸保卫事业。他爱憎分明，对敌狠，对己和。他爱护干部，联系群众，遵守纪律，艰苦奋斗，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一生。

　　但在全国解放初期，对陈泊同志曾作过错误处理。现经复查，已予平反，恢复名誉……

　　此后，对所有受到“两陈案”株连的人进行全面彻底的甄别平反。至此，折腾了整整三十年，使一千多人无端受到牵连的“两陈冤案”，终于被彻底翻转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