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g 陳：毛主席的夫人賀子珍，林彪的第一個夫人張曉梅……戰爭一爆發，就把她們兩個人疏散到我們國際兒童院，她們作為一般的僑民住在教師那個樓，生活相當苦。賀子珍脾氣不好，就打李敏，我們都去勸過她，瑪尕洛夫說賀子珍瘋了，把她弄到瘋人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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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祖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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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劉少奇訪問蘇聯時同兒子劉允斌、女兒劉愛琴在一起。

《縱橫》雜誌

一

這是一群幸運的孩子，他們一出生就遠離戰火硝煙，吃得飽穿得暖。這是一群不幸的孩子，他們尚未長大成人就背井離鄉，沒怎麼見到過祖國的河流山川，人情冷暖。這群在二戰期間，被秘密送到蘇聯國際兒童院撫養的孩子，是中共革命烈士和高級幹部的子女。具有特殊背景的他們，見證了中蘇兩國蜜月時期親如兄弟的友情，也經歷了中蘇反目時相互間的憎恨和嫌惡。然而這些有着地道的中國面孔卻時時透出俄羅斯民族性情的孩子，他們少年時的經歷，給他們的一生打上了無法抹去的特殊印記。今天，我們請到了這些孩子中間的一位，已經80歲高齡的陳祖濤，講述他們的留蘇生涯。

陳祖濤，1928年出生，紅軍早期將領陳昌浩之子。陳祖濤記得，1939年父親帶着11歲的他和周恩來一起，從延安出發，到蘇聯治病。到了莫斯科後，在共產國際的安排下，陳祖濤離開父親，到離莫斯科60公里外的莫尼諾第二國際兒童院學習生活。之後，他們又集體轉到伊萬諾沃的第一國際兒童院。

陳祖濤（以下簡稱陳）：在這裡，全部是中國同學，大概有三種小孩，一種是中國領導人的子弟，如毛岸英、毛岸青，還有朱德的女兒朱敏，蔡和森跟向警予的兒子、女兒，李富春跟蔡暢的女兒李特特，烈士裡面除了蔡博以外，還有瞿秋白的女兒瞿獨伊。一是高乾子弟，一是烈士子弟，還有就是在蘇聯生的，我們那裡一共有大概二三十個人吧。

陳祖濤記得，當時和他一批來到國際兒童院的還有劉少奇的兒子劉允斌、女兒劉愛琴，陳伯達的兒子陳小達，高崗的兒子高毅。陳祖濤回憶說，國際兒童院裡的生活環境相當優裕。用他的話說，和延安時期相比，這裡的生活就是天堂。從衣食住行到教育，無一不讓陳祖濤大開眼界。

記者：吃什麼？

陳：我們開始吃洋麵包了，所以有人到現在還有人說，你是吃洋麵包、吃奶油長大的。當時，我在延安吃小米，到了蘇聯，完全是全新的，穿的也是新裝，叫做少先隊的服裝，一個是窮得很，一個是富得不得了。

衣食住行解決了之後，語言障礙成了困擾孩子們的大問題。在國際兒童院雖有中國教員安排學員們的生活起居，但教課考試還都是用俄語。

陳：俄語，是我遇到的第一件事情，因為當時我們到小學裡去學習，不懂俄語，根本就不行，所以我們到兒童院，他們給我們指定了一個俄語老師，教我們俄語。我跟劉允斌不會講，我們每天差不多5點鐘起床，蘇聯冬天很冷，就到室外去練習發音。

學了一年以後，陳祖濤和小夥伴們基本上都能聽懂俄語了，學習成績也進步神速，就在生活格外寧靜安逸的時候，一場變故突然襲來。1941年6月，蘇聯衛國戰爭全面展開。由於戰勢緊張，國際兒童院的供給得不到保障，師生們需要靠自力更生解決生存問題。

陳：兒童院裡面，地很大，種菜和別的東西。蘇聯冬天很冷，取暖都是靠柴火，蘇聯森林大得很，我們自己去放樹。開始不會放，往哪個方向倒，我們都不會，慢慢地學會了，把枝子砍掉，把樹鋸成一截一截拉回來劈，解決了燒的問題，有吃有燒，穿的衣服呢就沒辦法了，倉庫空了，雖然有國民黨的大使館，當時很清楚，不能去的。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國際兒童院的主管上級轉為蘇聯紅十字會，是一個很窮的單位。

陳祖濤回憶說，儘管當時生活上很艱苦，但是住在國際兒童院裡，畢竟是後方，比起另外一些小夥伴的景況來說，他們就已經很幸運了。朱德的女兒朱敏由於治療哮喘病，被轉到了白俄羅斯一家療養院，結果遭到厄運。

陳：戰爭一爆發，很快白俄羅斯被占領了，6月22日德國不宣而戰，11月5日左右，就打到莫斯科附近。朱敏被俘虜了，她年齡應該跟我是同年的，還有兩三個小孩吧，她們被送到德國去，當童工，當奴隸，好在她們沒有說自己的身份。到了1943年、1944年，蘇聯軍隊已經打出邊界了，上面就開始找，一個上校找到了朱敏，還有幾個小孩。

陳祖濤記得，每一天，他都能從收音機里或者老師的嘴裡聽到緊張的戰鬥和殘酷的陣亡數字。這裡是他們的第二故鄉，陳祖濤此時已經十五六歲，他和他差不多大的國際兒童院的孩子們都想參軍上前線。但是，上面有命令，國際兒童院的學員禁止參軍。據說這還是周恩來幾年前在蘇聯治病結束，臨走時和蘇聯方面談好的要求。

陳：斯大林簽的命令，不讓我們參軍，而且只要你是大學、高中畢業，給你蘇聯國籍，這很優惠呀，因為在蘇聯的外國人、僑民很多，能拿到這個蘇聯護照，就是我們這批人。

陳祖濤記得，在國際兒童院裡只有一個人，沒有遵守斯大林的命令，破例參加了蘇聯紅軍。這個人就是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1942年，18歲的毛岸英得到特別批准，參加蘇聯紅軍，並進入蘇聯的最高軍事院校伏龍芝軍事學院速成班學習。

陳：原來我們國際兒童院有一個共青團組織，書記是毛岸英，除了共青團外，還有一個兒童院的委員會，兒童院委員會的主席也是毛岸英。1942年離開時，他就建議我代替他，大家一選，把我選上了。

毛岸英走後，作為國際兒童院委員會主席的陳祖濤，遇到了從沒有過的困難情況。

陳：來了一個院長，叫瑪尕洛夫，這個人，大國沙文主義特別嚴重，特別對我們中國人不友好。當時吃得很困難啊，我們都是半飢餓狀態，我們那個廚房柜子裡的東西很寶貴的，有一次，不知道誰，把柜子打開了，拿了不少東西走，他就公開地講，這是中國人拿的。我當時是主席，我就問他，你有什麼證據啊？他說：“我知道你們中國人就這個樣。”蠻橫無理，我在兒童院就跟他很對立。第二個原因，吃的很緊張，食堂天天給他跟他的老婆伊蓮格麗娜送午餐到辦公室，湯上漂着一層油。上面給我們幾百個人的一點油、肉他都吃了，所以我對他很反感。第三個事情，他對中國人不友好，把我們四個同學，一個是黃健，後當過國家田徑隊總教練，還有一個羅西北，羅亦農烈士的兒子，還有一個，他父親是誰，我不知道，蘇聯遠東來的，還有一個王繼飛，四個中國人，他就把他們攆出兒童院，說在蘇聯學校，七年級算一個階段，七年級畢業以後，就找各種藉口，把他們開除了。

陳祖濤記得，除此以外，他和他的同學們對瑪尕洛夫院長非常不滿的重要原因，來自他曾粗暴地對待了毛澤東的前妻賀子珍。

陳：毛主席的夫人賀子珍，林彪的第一個夫人張曉梅，當時是共產國際管她們的，她們身體都不好，結果戰爭一爆發，就把她們兩個人疏散到我們國際兒童院，她們作為一般的僑民住在教師那個樓，生活相當苦。賀子珍脾氣不好，就打李敏，我們都去勸過她，瑪尕洛夫說賀子珍瘋了，把她弄到瘋人院去了。

記者：去了沒有？

陳：去了好幾年，進去時是1945年，我剛好上大學的時候，一直到1947年才被解放出來。

二

1941年秋天的一個下午。陳祖濤和國際兒童院的孩子們正在接受紅軍教官的反法西斯軍事訓練。在槍械訓練之後是男孩子們更喜歡的衝鋒訓練。在這個訓練里，孩子們要發瘋似地用最快的速度沖向假想的敵人陣地。但是在一次衝鋒時，意外發生了。當他們正高喊着“烏拉”衝過小河邊的一所磨房時，恰好一位挑水的老太太從裡面走出來，由於沒有防備，這個老太太登時被嚇昏了過去，倒在地上。當時誰也沒有上去救護她，因為他們得到的命令是：紅軍在戰場上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打倒法西斯，軍事行動不能受任何干擾！

陳：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本宣戰，在這以前，聯共中央派尼古拉耶夫來到兒童院，他是聯絡部的一個科長，要從我們中間選一個對日本搞諜報工作的人，劉允斌、我、羅西北符合條件。羅西北1940年來的，中文比我們好，第二是學無線電的，這兩個條件，最後把他選中了，所以他1945年就離開了，到了哈爾濱，1948年他又跟李鵬等21人回蘇聯繼續學習。

陳：後來我才知道他回國以後是一個有名的水利專家，他跟林漢雄都是搞水利工程的，中國大水利工程都參加了。“文化大革命”把他說成是“蘇修”特務。

記者：從哪個時候開始知道了？

陳：把他斗瘋了，總理知道後說，他是對中國革命有貢獻的人，結果就把他調到北京來了，治了幾年，神經正常了，這時候他的愛人就跟我講，為什麼給他扣了這麼大個帽子。

陳祖濤記得，戰爭時期在國際兒童院裡不僅要學習工作，還要和歧視中國人的院長作鬥爭。由於不喜歡這個院長，陳祖濤急於離開國際兒童院，於是自學了九年級的課程，並通過考試，成功跳級進入十年級。1945年，衛國戰爭結束前不久，17歲的陳祖濤以優異的成績中學畢業。他回憶說，當時國際兒童院裡的中國學生，成績都很不錯。

陳：我們這些人要從小就有個信念，要學工，回去參加建設，所以一定要到莫斯科去，莫斯科大學多。當時鮑曼最高技術學院非常有名，我就選中了它。

鮑曼最高技術學院是蘇聯最高級別的綜合性工科院校。有人說它的地位相當於中國的清華，陳祖濤記得，包曼最高技術學院的報考分數很高，考試很難。因此也有人推薦他考別的學校。

陳：當時，蔡和森的兒子蔡博已經在莫斯科冶金學院學習，他就建議我、劉允斌，還有張太雷的兒子張芝明，進他的冶金大學。張琴秋的女兒在航空大學，她建議我到航空大學。蔡暢的女兒李特特在鮑曼大學，她就建議我到鮑曼，說了很多鮑曼的優越性，它是半軍事半民用的，有大炮系、坦克系、儀表儀器系，都是軍工的，我就進了機械系。

陳祖濤懷揣着報考軍事學院的想法考取了鮑曼最高技術學院，沒想到卻進了機械系，就此開始了在莫斯科難忘的大學生涯。

陳：我們生活相當艱苦，衣服從離開兒童院就是那一套，當時在大學裡也吃不飽，蘇聯學生都有父母照顧，可我們誰管啊。 1947年，剛好是羅榮桓、王稼祥在莫斯科治病期間，蔡暢來了，她是路過莫斯科到布拉格去參加左派婦女大會，她見到我們那麼個樣子，瘦瘦黃黃的，穿的破破爛爛的，心疼得流淚。

陳祖濤回憶說，在鮑曼最高技術學院讀書的日子裡，曾經有一段時間，他常去碼頭替人裝卸土豆，工作一整天，換來半袋土豆用來糊口。這樣朝不保夕的日子直到蔡暢第二次來到莫斯科，情況才有了好轉。

陳：第二年她又路過莫斯科，帶了一批金子，為了救濟我們，弄在褲腰帶上，因為過邊境，海關不管你是誰給你沒收的呀。我們商量要我去換成盧布，當時我們已經是大學生了，懂得社會的一些情況啊，三個地方可以換，一個是蘇聯銀行，那裡不值錢；一個是黑社會，那是高價；第三個是有專門的店，有的比黑社會高一些，有的比黑社會低一些，又比銀行高一些，這個我們當時很清楚，既不能到銀行，也不能到黑社會，只能到那些商店，主要是當鋪。

記者：當鋪？

陳：哎，結果第一次去換，很順利，我拿到了很多盧布，分給大家，都很高興，可以買東西吃。過了一段時間，我又去換，一下子把我抓住了， 把我帶到莫斯科民警總局，問我，你這個大學生，從哪裡來的金子啊，我當時頭腦很清醒，我就一五一十地講了，是中國的領導蔡暢帶來的，聯共中央聯絡部負責接待她，我說你們要查我，去問聯絡部，問聯共中央，結果他們打電話問，說我說的情況真實，把我放了。

虛驚一場後的陳祖濤回到了學校，日子還是很清苦，但是慶幸的是蘇聯當局並沒有沒收這批違禁帶來的金銀首飾。

記者：您有沒有問這批金銀首飾哪兒來的？

陳：當時東北已經解放了，東北局書記是林彪，高崗、李富春、彭真都是東北局的領導。東北解放了，你說從哪裡來？黨關心我們啊，這很自然的。蔡暢不只是帶了這些金條，還帶了很多關於中國革命和解放戰爭情況的文件、資料，以後定期給我們。1948年，來了半火車皮的大米，還有火腿、皮蛋、綢料，把我們吃的穿的全部解決了。

三

在一些留蘇老人的回憶中，陳祖濤是個活躍的人，不論是在國際兒童院，還是到了鮑曼最高技術學院，陳祖濤都是中國學生圈子裡的核心成員之一。1947年，王稼祥和羅榮桓一起來蘇聯治病。陳祖濤、劉允斌等人前去探望，並向他們匯報了蘇聯的中國留學生的一些情況。陳祖濤說，當時他和劉允斌幾個人對另外一些在莫斯科的中國留學生的一些做法，還是憂心忡忡的。

陳：兒童院是一個集體，大家在一起生活，學習，到了莫斯科進大學，都是每個人自願想進什麼學校就進什麼學校，有一些人，尤其是生在蘇聯的，有的談戀愛了，有的準備在蘇聯建立家庭，他們對祖國很陌生，思想比較亂。這種情況之下，羅榮桓跟王稼祥他們治病的時候，把我們找去了，我們匯報了情況，他們就說，你們這樣像一盤散沙不行，一定要有一個組織，把大家團結起來，為着一個目標，學成之後一定要回祖國。

於是在陳祖濤和劉允斌、張芝明三個人牽頭下，蘇聯中國留學生會成立了。他們定期地給留蘇中國大學生寄送各種國內發來的材料，包括解放戰爭的進展等。留學生會成員一度達到20多人。

陳：我們起碼一個星期活動一次，主要學來自祖國的文件，因為中文有很多人不太懂，而我跟劉允斌，我們年紀大一點，中文還能夠念，給大家翻譯。另外，逢過年過節，一般都是我們自己組織，大家見面，再加上生活上面，就我剛才講的，蔡暢一來，大家就很自然地在一起了，因為每個月領盧布，我們換盧布，這很重要。

但是讓陳祖濤沒想到的是，就是這個自己牽頭成立的蘇聯中國留學生會，後來竟然會給自己惹下了大麻煩。陳祖濤回憶說，20世紀60年代末，他就因為組織成立這個留學生會，被認為是發展蘇修特務組織，受到反覆調查。

陳：他們給我們扣了很多帽子，1967年下半年被關起來，到了1971年跟我攤牌了，說這就是證據，你是蘇修特務，我一看，笑了，我說恰恰說明我不是特務，因為這個筆記本，記的是我們每次開會討論什麼問題，學習什麼問題，俄文記得非常清楚，用俄文寫的，所以我就跟他們講，我說你們把它翻譯成中文，就可證明我們不是蘇修特務，以後他們沒辦法了，就把我掃地出門，押送到農村當農民。

在陳祖濤的回憶里，除了成立留學生會這個所謂的“特務組織”之外，曾經為所謂的“4821”集團提供幫助，則是另外一樁不小的罪名。

陳：“文革”期間，中央成立“ 4821專案組”，為什麼立呢？1948年派去蘇聯學習的那一批一共21個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都挨整了。

陳祖濤回憶說，他們的父輩不是中央領導就是革命烈士，像李碩勛的兒子李鵬，張浩的兒子林漢雄，葉挺的兒子葉正大、葉正明等等。他們當中很多人後來成為國家的領導幹部。

陳：他們到了以後，沒有一個單位主管他們，紅十字會把他們轉到兒童院去了，他們年紀比較大一點，瑪尕洛夫還是院長，把他們弄到一個很小的旅館住，他們來了就是為了上大學，可當時沒辦法。

情急之下，他們想到和在莫斯科的中國留學生會聯繫，收到求助信的正是陳祖濤。

陳：因為我們都比較熟，在延安很多人我都認識的，他們就給我寫信，因為我是學生會的頭之一嘛，說現在我們住得很糟糕，吃得也很糟糕，很多人有病，我們想進大學，我就趕到那去了，他們跟我把這情況一講，我就回莫斯科商量，劉允斌、我、張芝明，我們三個人聯名寫了封信給馬林科夫，把我們這些人父母的名字都寫進去了，很快蘇共中央就派了個人來找我們，我就把這個情況詳細說了，此人就趕到伊萬諾沃，他們都轉到莫斯科了，他們學了差不多一年的俄語，大概是1950年，全部進了大學，李鵬、林漢雄、羅西北進了水利學院，葉正大、葉正明進了航空大學。

在陳祖濤的回憶里，他們在蘇聯的生活是隨着國內戰爭的形勢一步步轉好的。最早是蔡暢的接濟，然後是羅榮桓命令的，從東北發來的半火車的食品，到了1949年的年初，第一任大使王稼祥來到莫斯科，新的使館成立，王稼祥做的最早的一件事，就叫參贊曾湧泉給中國駐蘇的留學生發放伙食補貼，每個人每月提高到了800盧布。

陳：從那以後，我們情況就好多了。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東德等駐蘇聯的大使館，都是在1946年左右成立的，我們總參加人家的慶祝，所以我們一直盼望中國使館趕快成立。社會主義陣營中我們中國最後一個在蘇成立大使館，以後我們就好了。

1949年10月1日，遠在莫斯科的中國學子們得到消息，這一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陳：中國人全部集中慶祝，喝了很多酒，跳舞，唱歌，就這種情景。

記者：當時心情怎麼樣？

陳：那當然不一樣。我們很自豪，因為盼了多少年啊，我們能有自己的國家，有自己的使館，有人管我們，生活苦了多少年啊，從1941年到1949年，差不多8個年頭，8個年頭處於吃不飽的狀況。

四

陳祖濤說，他和毛岸英有着割捨不斷的緣分。從國際兒童院開始，毛岸英就是他的兄長和榜樣。爾後他加入蘇聯紅軍又讓陳祖濤羨慕不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毛岸英脫下軍裝，就讀於莫斯科斯大林學院政治系，陳祖濤又能經常見到他了。1946年的一天，毛岸英把陳祖濤叫到自己和弟弟毛岸青的住地，激動地和他談起自己提前結束學業，回國參加工作的請求被父親和中共中央批准了。

陳：因為是毛澤東的兒子啊，蘇聯當局給他們一間房子，高爾基4號，靠近紅場，很不容易的事情，還有朱敏，也給了一間房子。他走的時候，他的弟弟就神經不怎麼好，因為我們兩人關係很好的，他說，我走了，你住在這裡，照顧我的弟弟，這樣我住進去了。所以我們在莫斯科的大學期間的所有活動，開會、宴會、唱歌、跳舞，都在那個房間裡。

陳祖濤回憶說，毛岸英走後，他在這間房間裡找到了一些毛澤東父子往來的書信，回國時，曾把這些信件裝了一個手提箱，一起帶回來，打算還給毛岸英。沒想到，1951年，他卻犧牲在朝鮮戰場上，於是陳祖濤把這個裝着信件的箱子寄放在繼母張琴秋家中，直到被造反派搜出，並給張琴秋加上了窩藏主席信件的罪名。

記者：您當時怎麼發現毛岸英的這些書信啊？

陳：我們在一個房間裡啊。

記者：為什麼他不帶走啊？

陳：他走得匆匆忙忙，一說要回國，那可是了不得的大事，誰會想到這些東西。我去的時候有時間，就都詳細看了。

陳祖濤記得，1951年初，他向鮑曼最高技術學院提出了提前答辯的申請。雖然再過4個月他就可以正常畢業，當時的陳祖濤卻已經是歸心似箭，一天也不想再耽擱了。

陳：當時，像我們這年齡的，很想早點回來參加建設，因為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了。蘇聯捐建的156個項目，都有代表去了。我是汽車廠的代表，以後汽車廠還派了兩個人來，我們三個人一個小組。很想早一點回來參加建設，不止我一個人，別人也是那麼一個心情。

一邊準備畢業答辯，一邊給蘇聯援華的156個項目中的汽車廠項目做翻譯，那段時間，陳祖濤忙得不亦樂乎。1951年2月，陳祖濤答辯順利通過，和同來自國際兒童院的好友趙施格一起踏上返鄉的路途。

陳：他是學冶金，1950年的6月份就畢業了，他不會講中國話，在蘇聯生的，我說你等等我吧，很快我就提前畢業了，我說我們兩人回去吧，我給你做翻譯，雖然我中文不好，但是我還能夠聽啊、說啊。我一畢業，我們兩個人買了飛機票就回來了。下了飛機人都走了，就剩我們兩個人，機場的人就很奇怪，哎，你們找誰啊。我就跟他們講，我說我們在蘇聯大學畢業了，回國參加工作。他們才理解了，說，你們認識誰呀，我想了半天，比較接近的是伍修權，當時外交部的副部長，我說我認識他，因為他跟董必武到聯合國去過，給我們使館作了報告，我還跟他談過話。他們馬上聯繫伍修權，汽車把我們接到外交部了。

回到北京後，周恩來親自給陳祖濤落實了工作，讓他去參與當時的蘇聯援華項目----長春第一汽車廠的建設。他也由此被後人認定是“一汽”的第一名員工。

陳：“一汽”是一個代表廠，代表建築，到了60年代，尤其“文化大革命”，把蘇聯罵得一塌糊塗，但是從經濟上講，沒有156個項目的基礎，中國是不成的。一直到去年俄羅斯年，普京訪華，在人民大會堂胡錦濤主席說了這麼一句話，他說我們不能忘記蘇聯當時對我們的援助。

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中蘇關係逐漸惡化直到破裂，給陳祖濤這些成長在蘇聯的留蘇學子以強烈的震撼。

陳：極“左”的一些東西，把蘇聯罵得一塌糊塗，蘇聯是有缺點的，大國沙文主義，但是它在當時對我們是無私的援助，這個我可以證明。“一汽”全部是蘇聯搞的，從設計到設備供應，到派專家，接受我們的實習生，給我們做了很多蘇聯第一製造的設備，手把手地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