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力雄

到了中國最後一個王朝──清，情況有了變化。清不是漢人的王朝，而是中國東北的少數民族──滿族人滅了明，入主中原而建立的王朝。滿族人對漢人進行少數民族對多數民族的異族統治，控制地廣人多的漢族地區，不得不聯合蒙古人以彌補自己以少治多的力量不足。然而同為北方部族，滿清政治家又深知蒙古在歷史上摧毀過許多強大王朝，威脅性極強。為了自身安全，滿人必須能同時控制蒙古。為了實現這個目的，滿清統治者把目光轉向了西藏。

滿人要玩弄連環套的統治術──藉助蒙古人在軍事上控制漢人，再藉助西藏佛教在精神上控制蒙古人，他們就必須不畏西藏的山高路遠去經營西藏和控制藏人。

自蒙古人的元朝帝王大興喇嘛教以來，藏傳佛教逐步成為蒙古全民族的信仰，達賴與班禪也成為所有蒙古人共同的精神領袖。清朝統治者認識到，如果能夠控制西藏和西藏的的宗教領袖，那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蒙古人。反之，如果不進行這種控制，讓西藏和蒙古自己聯合起來，就很容易形成禍根。輕則失去西部百萬里之地，重則威脅整個大清的社稷江山。那些所謂的維護國家統一、堅持主權完整等目的都是後人的杜撰，肯定不是當時清朝皇帝考慮西藏問題的出發點。

為了利用西藏宗教和對西藏進行喚j，清朝皇帝帶頭推廣喇嘛教，包括自己受戒。順治年代，五世達賴喇嘛應邀到北京，順治皇帝親自出城迎接。當時採取的禮儀是二人平起平坐。藏人後來因此而強調，達賴喇嘛與清朝皇帝是「帝—師」關係，而非「君—臣」關係。不過，如果保持客觀心態的話，應該能看到在那種表面的尊崇之下，存在著很強的利用之心。以清最著名的皇帝之一乾隆的話說：「蓋中外黃教總司以此二人（指達賴和班禪──作者），各蒙古一心歸之。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繫非小。」1除了在目的上表明對西藏宗教出於利用之心，乾隆還特地以「非若元朝之曲庇諂敬番僧也」2之辭表明自己並非真信西藏宗教。清代史學家魏源對此也有總結：「衛藏安而西北之邊境安，黃教服而准蒙之番民皆服」3

除了從宗教和感情上喚j西藏，清朝也對西藏採取了政治、行政和軍事上的措施，以達到對西藏的實際控制。清初中國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世，國力強大，在當時的亞洲首屈一指，周邊勢力無能與之匹敵。而當時西藏內訌不已，戰亂紛爭，又值以達賴為代表的藏傳佛教格魯派急劇擴張，與自元以來一直統治西藏的蒙古汗王發生激烈的權力爭鬥。各方勢力都需要尋求自己的靠山和保護者，也需要一個居高臨下的仲裁權威，清王朝正好就是這樣一個角色。當時每逢西藏地方統治者之間發生紛爭，雙方都爭著向清廷申辯和解釋各自的行動，爭取清廷援助，清廷也就利用那些時機，或是派兵入藏平亂安撫，或是進行審判裁決，得以實現對西藏的進一步控制，擴大清對西藏的權力和影響。清對西藏進行的重大制度變動或人事變動，幾乎都是在對西藏用兵之後挾餘威而完成的。這是當時西藏與清王朝之間的典型關係。

從另一個角度而言，當時的西藏還有一個抵禦外敵侵略的問題，它北鄰強悍的準噶爾蒙古，南與善戰的廓爾喀人接壤，以它自身的實力，不足以威懾侵略者，發生戰爭也難以取勝。這也使得西藏有依附清廷的需要。有大清的保護傘，可以威懾侵略者不敢輕舉妄動，即使發生戰爭也可以得到救援。清政府利用西藏的這種需要，自十八世紀二十年代起開始在西藏駐軍，系統地控制西藏的要隘、大路等軍事要害，從而進一步控制了西藏。清朝在西藏的駐軍保持了近二百年，一直到清亡。

為了達到控制西藏的目的，清王朝還有意識地強化自己的仲裁地位，如清初年「蒙強番弱」，故採取「抑蒙扶番」之政策，後蒙古力量逐漸衰落，又改為「扶蒙抑番」4。在西藏內部採取「多立頭目，以分其勢」的策略，使其彼此牽制，不能擅權。當達賴勢力強大之後，轉而扶持班禪以為平衡。這種分而治之使各方勢力無論求發展還是求自保都不能不依附清廷。

從1727年（雍正五年）開始，清朝開始向西藏派駐「駐藏大臣」，直到辛亥革命，歷185年，從未間斷。對於駐藏大臣的角色，今天的北京與達蘭薩拉的宣傳機器各執一詞。北京方面一直宣稱駐藏大臣是中國對西藏具有主權的標誌，是代表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實施主權管理的官員。達賴方面則說駐藏大臣不過是滿清皇帝的大使，負責傳遞消息而已，頂多對西藏政務充當一下顧問的角色，從來沒有實際權力。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先引用上世紀末一位名叫達斯（Sarat Chandra Das）的孟加拉校長的描述。1881年，他在西藏江孜目睹過駐藏大臣的一次遊行。那次遊行是為慶祝大清皇帝登基週年舉行的。

「一些人抬著大約兩英尺見方的木板，上面寫著駐藏大臣的官職及對整個西藏行使最高權力的委任狀。除了駐藏大臣的隨員及侍從外，還有來自衛藏地區的大約三百名高僧及達官顯貴。八名中國士兵抬著一頂駐藏大臣的轎子。大約五十名藏兵拉著拴在轎槓上的長繩索。隊伍在聖殿及去世聖人的靈塔前致意之後，由傅拉協擺率領從東門走出寺院。政府官員走在前列，軍需隊尾隨其後。然後是中國官員，最後是乘坐著華麗轎子的首席駐藏大臣。在整個行進過程中，西藏人始終處於次要地位。中國人以一切可能的方式炫耀其至高無上的權力。職位較低的駐藏大臣騎馬跟在後面，他似乎喜歡看帶著沉重鐐銬的囚犯，新近受到刑罰的頭人們在沉重的木枷下呻吟著。這位駐藏大臣的轎子一樣也由八名士兵抬著。他的隨員及侍從也與首席駐藏大臣的隨員侍從相等。他們的衛兵全副武裝著中國的火槍及長矛……」5

根據當時的感受，達斯得出的結論是：駐藏大臣是「西藏人極為憎惡的人，西藏人從心底憎恨他們。」6

達斯目睹上述場面是在1881年，那時清帝國已趨沒落，弊端叢生，吏治腐敗，因此不能就此一例而說自設駐藏大臣以後，西藏人就一直心懷憎恨。但是通過達斯的描述至少可以看出，即使在西藏人憎恨駐藏大臣的時候，也不能不讓駐藏大臣擺他的威風，「以一切可能的方式炫耀其至高無上的權力」，而「西藏人始終處於次要地位」。

1950年11月西藏噶廈政府面對中共大兵壓境時發出的《致聯合國秘書長的呼籲書》，曾經這樣界定清朝中國與西藏的關係：「在1912年以前的年代裡，中國皇帝與至尊達賴喇嘛個人之間確實有過親密友好的關係。這種聯繫和交往是滋生於一種共同的信仰基礎之上的、可以準確地描述為宗教導師與其世俗的追隨者和信徒之間的關係，並不存在政治含意。」7

然而，「追隨者」和「信徒」在「導師」的領地如此耍威風，是難以說服人的。事實上，清朝皇帝至少兩次革除過西藏最高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的名號（六世達賴和十三世達賴），規定所有的達賴轉世靈童都要經皇帝批准認可。清還對原屬西藏管轄的地區進行了分割──設西寧大臣治理青海，將東部藏區劃歸四川、雲南等內地省份，在那些地區實行改土歸流，以縮小西藏的地方勢力。至今中共治下的「西藏自治區」，亦是按那時劃分的界線。

因此，中國皇帝與達賴喇嘛之間的關係肯定是有「政治含意」的。至少在中國皇帝一方，是把西藏當作臣屬的，而西藏一方，至少也不敢公開反抗。除此，其他的解釋難以自圓其說。

然而，換一個角度看，主張西藏歷史上一直保持獨立的看法也不是沒有道理。所謂「天高皇帝遠」形容西藏再合適不過。坐在萬里之外的紫禁城寶座上的中國皇帝，有多少時間顧得上西藏呢？而駐在拉薩的中國皇帝代表——駐藏大臣，對西藏到底有多少實際權力，也的確存在疑問。

有一個小故事對此是很好的註解：在十三世達賴喇嘛時期，清朝的駐藏大臣任命了一個名叫然巴的西藏貴族擔任政府（噶廈）大臣（噶倫）。根據章程規定，駐藏大臣有這個權力。但是十三世達賴喇嘛召見瞭然巴，對他說：「駐藏大臣已委你為噶廈成員，但你不是我的噶廈成員。」這一句話就足夠了。然巴立刻離開拉薩，回到他自己的莊園不再露面。於是噶廈就去向駐藏大臣呈報──然巴死了。駐藏大臣當然不相信幾天前還好端端的然巴突然會死，可即使懷疑其中有詐，他又上哪去找出然巴，證明其沒死呢？最終他只好同意十三世達賴喇嘛委任的人擔當噶倫。章程賦予他的權力在實際中等於不存在。8

這個小故事可以作為當時中藏關係的典型寫照，充分地表現了駐藏大臣的無奈。但是不管怎麼樣，十三世達賴喇嘛不能挺起胸脯對駐藏大臣說：「這是我的國家，我想任命誰跟你沒關係。」所以，應該承認中國對西藏擁有某種程度的控制，只不過那控制的開始時間是在十八世紀的清朝，而非北京所稱十三世紀的元朝。

1）《衛藏通志》卷首，《高宗純星皇帝御製喇嘛說》
2）《衛藏通志》卷首。《高宗純星皇帝御製喇嘛說。
3）《聖武記·國朝綏撫西藏記（下）》
4）那彥成，《平番奏議》
5）約翰·麥格雷格，《西藏探險》，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238。
6）約翰·麥格雷格，《西藏探險》，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243。
7）梅·戈德斯坦(M. Goldstein)，《喇嘛王國的覆滅》，時事出版社，1994年，頁736。
8）查爾斯·貝爾，《十三世達賴喇嘛傳》，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1985年，頁45、46。

[日期：2008-0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