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十大败笔以一种超脱的感觉审视毛泽东的一生，有许多的疑点可供后人做出负面的评判。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评判也受到当事人与这些事件是不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利害关系、个人的洞察力、所居有的立场、所使用的标准等诸多因素的限制。

每个人的眼中和笔下都会有不同版本的“毛泽东的败笔”。更有甚者，还会有一些颇为另类甚至反讽的评价方式，比如说毛没有坚持隔江而治是败笔，因为这样消灭了竞争者而让民主得不到贯彻而知识分子没有了选择的余地而不得不被强行洗脑。

笔者的标准，是主要从结果来判断而兼顾动机和策略。只要是大大地影响了战争、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个人威望的线性提升且在一时造成了特定局面的停滞甚至被动的决策和作为，都视为败笔。评价的界面置于一个长远的横断面上，而不拘泥于短期的影响。

这样的标准可能会与官方或流行的观点有一些不同。对于某些也造成了相当大的被动甚至灾难但因其动机和基本操作上的失真而发生了“窑变”或失控的决策和作为，我宁肯定义为疑笔即可以争议的策划。

比如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作为一次大规模的二次革命、一次旨在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对过于顽固的官僚主义的宣战、一次通过自己制造的风浪而检验年老一代的的耐击打、适应时势、更新观念和年轻一代的抗风浪、反潮流、造反能力的革命而发动的。

“从大乱走向大治”以及诸多的口号如“要文斗不要武斗”都是毛泽东的精心设计。这场革命在操作上受到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影响而有些变形，打击面太大甚至杀伤力太大从而发展为一场“浩劫”，那是毛泽东也始料不及的事。

这一运动，毛泽东本人不但没有半点否定的表示甚至把它高高地置于自己一生所作的二件大事之一。因此，过早地就这场运动做出完全否定的态度可能有利于政治局面的稳定而不符合超然的评判观。

还有一些并不被称为败笔的决策和作为，因为确实有损于毛泽东的思想和智慧形象，并在相当程度上违背了一贯正确的主流理念，且确实造成了对中国革命的相当程度上的被动甚至失败，也应该列为败笔。

选择毛泽东一生所作的相对消极或失败的决策和作为中的十个最有代表性的败笔也是艰难的选择。这也取决于不同的研究者的不同判断。但是，此败笔与彼败笔是应该可以做比较的，如果标准是一致的。

依笔者本人的理解并受到本人的局限性的影响，我把毛泽东一生的十大败笔归纳如下——

一、 长沙之战

毛泽东亲自指挥下有过两次长沙之役，都以失败告终。第一次是组织秋收起义就是以会攻长沙为最终目标，但是，临时组织的这一个师的工农兵武装确实不足以战胜强大的反动武装。毛泽东甚至没有等到三支部队会师长沙城下就下达了向文家市转移的命令。

做为毛泽东败笔的是他的第二次长沙之役。在李立三的攻打大中城市的指示下，彭德怀的三军团曾经乘隙攻入长沙后又退出。此后毛泽东率领一三两个军团对长沙进行大规模行动遭遇了重大失败，并因此让自己的妻子、妹妹、弟妹等数人充当了何键的刀下之鬼。

当时的工农武装，如毛泽东所研究的那样是可以在军阀混战的局面下生存下来的，但要想抢占大城市或相对富庶的地区还不大可能。也许就是从攻打长沙失利开始，毛泽东变得更加务实。以后的拒攻南昌和赣州就得自于这样的教训吧。

二、 土城之役

把一场计划中的歼灭战打成了遭遇战是甚至是消耗战，连毛泽东都说“土城之战实际上是一场败仗”。

军史上所说的伤敌三千自损八百（6）的话很难有什么事实依据。面对郭勋祺的“模范旅”和比预想多一倍的敌人，毛泽东最初是想用一场象模象样的歼灭战来为遵 义会议后重掌兵权的自己来一次确认的。可川军实在比泥做的黔军强太多。而红军只凭大大减员的三五军团根本就搞不定，不得不动用精英云集的陈赓干部团来打实 在有些大材小用的冲锋才稳住了局面。

重出江湖的毛泽东未胜反败，并被凯丰讥笑。纵使在遵义扩红五千，中央红军的实力已经大大地减弱。何况因为没有稳定的后方用以收容和养护伤员，红军战士是伤 都伤不起的。所以，在那样的特殊环境中，除有必胜把握和非打不可的必要，尽可能地避战并不能算做消极。可毛泽东刚刚在遵义会议上批评了博古“进攻上的冒险 主义、防御上的保守主义和转移中的逃跑主义”，急于用一两场大胜来提升红军的信心和自己的威信，以至于没有做太多的调查就仓促决定开战，于是有了土城之 败。

三、 西路军惨败

西路军的惨败也许应该由毛泽东、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董振堂等共同负责。但做出这一渡河决策的张国焘肯定要负首要责任。不愿意彻底服从毛泽东决策的张 总政委希望通过这一渡河之举切实完成宁夏战役方略以沟通与苏联的地理联系并可能由此获得相当的政治资本，但是可惜，渡河部队仅仅过了两个军就被国民党部队 遮断。徐陈所指挥下的西路军遭遇了马家军的疯狂反扑，以致于在高台被击溃击散甚至全军覆没。向西突围的李先念部几百人到达星星峡，徐陈化装脱险，而董振堂 这位宁都起义的英雄也与他英雄的五军团（当时叫五军）一起牺牲。

当时的毛泽东正在忙于西安事变和抗日统一战线的谈判指导。他采取了两大措施援救西路军。一是通过周恩来向国民党方面要求放西路军一条生路，这一谈判没有取得多少结果；二是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的援西军，谋求过河增援，但还是太晚了。

在与国民党方面进行改编谈判时，毛泽东一直主张建立四个军或四个师，其中林彪、刘伯承、贺龙和徐向前都是内定的主官。以此而论，兵强马壮的四方面军可能会 被编二个师。但是，随着西路军的覆灭，徐向前的主管资格也因为只被划定了三个师的编制而被取消，最后只好担任一二九师副师长。

毛泽东的责任主要体现为援救不利。从稍晚才派出援西军，而这支部队主要由原四方面军的部队组成而没有一方面军和二方面军的部队的这一事实，可以依稀地看出 毛泽东对此事并不是特别地热衷。这当然可以理解为对张国焘自行其是逻辑和如董振堂等原一方面军指挥员在另立中央时对毛泽东们的诋毁的惩罚，但是，这二万一 千多名红军战士占当时红军总数的三分之一的这一点则充分说明毛泽东所应该负有的不可推托的急迫义务。

对于西路军的失败，毛泽东的责任虽然是间接的，但是，放任一支二万多人的部队覆灭而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挽救之，这本身就是当时已经成为军委负责人的毛泽东的败笔。

四、 皖南之变

皖南事变在一个不利于共产党方面的时间和地点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毛泽东的判断失误。如果能够料到此一事件发生的强大可能性而不是故意地去拖无能为力观望，新四军从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九日以后有充分的时间北移。

毛泽东在面对何白皓电时先后因不同的判断而产生了无视、反击、拖延、执行四个不同的决策，只是在十二月的最后关头才认识到不移是不现实的。可在这个时候， 留给本来就不想北移的项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而他又在移动的过程中选择了南下这一死局。皖南事变以最为悲惨即在政治上没有多少有利之处的方式发生了。

如果不是赶上马上就要召开国民大会，如果不是日本人乘隙发起对汤恩伯的攻击，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的分裂和对抗形势会更加严重。早就把共产党军队在敌后的发 展视为“切腹之痛”且早就想通过日本人减少共军实力的五分之三的蒋介石，与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以扩大力量和发动群众为军队主要任务的毛泽东之间的 方针对抗，肯定会一次又一次地导致两党军队之间的火拼。在这种局面下，毛泽东不能有效地说服项英离开那个面敌北顽的险地，也是一种失误。当然，长江南北分 设东南局和中原局的作法，也确实让项英感觉到：坚守不出仅仅是一种军事风险，而渡江则是一种政治风险。

新四军九千多人的被聚歼，这是最擅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战术的毛泽东的奇耻大辱。要知道，当时的新四军总数也不会超过六万人——后来编入的新四军有八路军的几个纵队。

五、 三线四城之役

解放战争拉开序幕，我军在华北方面在军力上占有一定的优势。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下达了在三线即同蒲线、石太线、平汉线上相机对四大城市即大同、太原、石家 庄、保定进行攻夺的战役。依照这一指示，晋察冀部队对大同进行了围攻作战。因为攻坚能力和大年代团作战经验的严重缺乏，这一战役不但没有达成目的，反而把 已经掌握在我军手中的集宁丢失，并直接地导致了张家口这一北方重镇的失守。在反复作战中，我军也损失很大，有资料说达几万人，并因此导致了在华北对垒的堕 入劣势。

太同尚且不能攻破，对太原、保定、石家庄就更不要说了。从这个意义上，大同战役的失败就是整个“三线四城”计划的失败。

毛泽东显然犯了判断失误和轻敌的错误。经过了抗日战争的洗礼，八路军力量有相当的扩张。但扩张的实际程度如何以及战斗力如何却在毛泽东那里是一个未知数。 虽然他在各种报告和采访中总是可以驿敌我力量对比如数家珍，但这些统计数的来源仍然是可疑的。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很少进行攻坚作战和大兵团作战，这方面 的战斗力是不可以寄予较高期望的。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大规模攻城掠地的作战是有些不现实的。

毛泽东显然高估了自己的力量而低估了曾经被日本人打得东逃西窜的国民党部队的实力。后来的回忆也表明，大同作战中，国民党方面也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可惜的 是我军部队首先撤围并在保集宁和打大同的问题上发生矛盾，从而错失战机。但无论如何，我军实力没有想象的强而敌军实力也并不是很差这一点，是毛泽东所没有 虑及的。不然，一向对攻坚有相当警惕的毛泽东不会提出如此宏大的战役计划，而这种计划的操作能力一直到三年后才变成现实。

三线四城的失败是一次交学费之举。有了这次失败，毛泽东也就多了许多的冷静和清醒，他的“不以一城一地的得失为意”、“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才得到更大程度上的英明性确认。

六、 四平攻防战

斯诺说林彪从来没有打过败仗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林彪在长征前也打过数次冤枉仗。在后来的东北战场上，林彪再次在四平这个小小的城市，连续栽了两次跟头。但又必须说，这里的失败有毛泽东指挥上的失误。

最初的四平防御战，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在谈判中可以获得更多政治利益的需要。林彪的部队一直坚持到了差点就要被国民党机械化部队合围才撤出。在经受了八千人的损失之后，毛泽东仍然不得不下令撤出。因此，四平保卫战甚至可以称为毛泽东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失败。

后来的四平攻击战，因为陈明仁的能守和地形上的有利，而让林彪大触楣头。这次战役的失利被国民党方面大事张扬很让林彪和毛泽东失了一些脸面。而在后来，毛 泽东也对陈明仁说出“你比林彪还会打仗”的话。让毛泽东庆幸的是，陈明仁这样的将军，并不受蒋介石重用。否则，林彪的败仗说不定还要多些。

七、 七月分兵

把正在受到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华东部队一分为三甚至一分为四，让本来特别能打的华东部队（包括原来的新四军华中部队和山东八路军部队）一下子呈现捉襟见肘 的被动局面。在很早的对局中就创造过歼灭敌人五万以上战绩的华东部队，成了被国民党军戏称为软蛋的散兵游勇。陈粟、许谭、叶王陶、陈唐等板块各自为战而又 不能有效协同的结果是，敌人以一个强力的军（五军）就可以在四处游走而没有危险。

七月分兵使得擅长大兵团作战的粟裕未能发挥出他的特长，也让华东局面人为地僵持了太长的时间。后来，不再执行挺进闽浙赣任务的叶王陶部队与陈粟大军会合 后，加上已经挺进中原的刘邓大军和陈谢大军，华东和中原和形势立即有了改观。对毛泽东本人而言，他基于全局的神来之笔也越来越多。

八、 负气三八线

如果说抗美援朝在第一和第二次战役中取得了相当大、大到美国人都摸不到头脑的胜利而让美方开始在联合国策划停战是毛泽东的重大胜利的话，因这轻敌和在政治 上考虑过多的越过三八线作战则一方面让共和国出国作战失去了在国际上的优势，又因为确实地暴露出后勤保障不力、对美国军队战斗力低下、机动能力严重不足的 缺陷而让美国人找到了“磁性战法”等对我军进行有效打击的方略。

三次战役后，抗美援朝成为一次超大规模的出国作战。从原来的一个兵团增加到一直保持三个兵团十二个军的规模，让这次作战成为巨大的累赘。

冻伤的志愿军战士比负伤的还要多，这与经常吃不饱跑不动一样成为巨大的减员因素。抗美援朝打成了严重的消耗战，并越来越需要大量的人力损失抵消美方的军事优势。

而且，从最后的结果来看，越过三八线却并不能守住三八线的形势仍然让板门店谈判呈现对美方有利的特征。也就是说，在三八线上的“负气”之举除了损失几十万 的死伤和几个亿美元的损失之外，并没有获得多少实实在在的收获。如果在二次战役后就接受美方的谈判要求，政治上反而更有利（11）。

九、 反右扩大化

毛泽东有一项比之于历代帝王都不及格的成绩，就是对知识分子的笼络之策不过关。
毛泽东自己都承认他比秦始皇还要严厉。“秦始皇才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他的文字狱，如果仅仅从数量上看，也比清朝皇帝还要凶猛。从王 实味到萧军，从丁玲到胡风，从梁漱溟到吴晗，从整风到反右再到文革，一次次相对于知识分子的残酷斗争足以让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丧失配合的热情。

反右尤其是毛泽东的败笔。他自己发动了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提意见，又是他自己因为其中的某些意见而对他们进行反击。随着反右的扩大化，五十五万名各级知 识分子因为戴上了右派的帽子而被部分或全部地剥夺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士可杀不可辱”，毛泽东通过反右、五七干校、洗澡等措施，加之于诸多自由 知识分子心上的受辱感觉，是无法抹平的。因为反右，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如陈寅恪、傅雷等开始对共产党人充满戒备。当然，还有许多充满敌意和恐惧的，甚至 逍到了国外。
最为可惜的是，如费孝通等一大批满怀热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专家学者，也因为被实行这这种柔性的专政而被剥夺了相对于群众的平均水平而言是超高的生产力。

因疏远而导致被疏远、因冷落而遭遇冷落，反右运动让毛泽东的魅力大降。毕竟，知识分子是社会的一种理性存在和睛雨表。失去了相当数量和相当程度的知识分子 的支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便不能不增加了许多的曲折。比如中说，如果有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大跃进说不定会转化为一场真正的经济跨越。

纵使是文化大革命也不能阻止如南京长江大桥、原子弹和氢弹的实验成功，但是如果没有反右扩大化，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建设不是会更加令世人瞩目么？

十、 接班人怪圈

毛泽东在接班人问题上的反反复复，不仅仅对他本人的政治生命，而且对他所钟情的事业，都有着相当的负效影响。

一个个思维怪圈在左右着他。他希望自己的接班人不是一个无能的人，但却不愿意这个有相当能力的人超越了一定的忠诚范围；他希望这个接班人是各方都能接受的 人，但同时希望这个人对于自己那相对偏左的一套可以全盘接受；他希望这个人是一个老实人，但又期望他有足够的厨房和把握全局的能力；他当然希望接班人是自 己的亲信甚至心腹，但却不愿意他有哪怕一点点让自己感觉别扭的地方。

按照人们大都能接受的说法（10），毛泽东先后物色、确定、培养、考察了五个接班人，分别是：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王洪文、华国锋。

选择刘公是因为他与自己在诸多方面的观点都很相近，而且，他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有自己独特且坚定的确认方式。刘在建国前的政治业绩并不一定比得上周恩来，但刘优于周的地方是：他是狂热的毛泽东分子，而周是数朝元老以及一个对政治有过分理性认知的政治家。

刘先是在七大上后是在建国后被赋予了仅次于毛泽东的权利和威望。在掌握了足够多的实权如国家主席之位后，刘的勤思好学和务实让他越来越走向对毛泽东本人的 某些原来就有些盲从的崇敬而一跃变得自主甚至叛逆。他越来越愿意听从属下关于疏远毛泽东的意见并逐步形成由自己亲自进行相对于毛泽东的纠正或争执。经过了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先于毛主席进行的政策检讨和一九六 四年关于四清问题的争辩，毛泽东对刘公的忠诚性发生了怀疑，并偏执地认为中央和北京都出现了“修正主义”的“黑线专政”，他不得不到上海这个新生的革命基 地去发动文化大革命。

邓曾经在中央苏区就被定为“毛派”。抗日战争及以后，邓在一二九师和二野以及后来的淮海战役总前委建立了丰功伟绩。建国后他出任财政部长和总书记，并担任 过军队的总参谋长。如钢铁般坚定的邓有着不差于毛泽东的自信。这种自信发展到相当的程度时就必然与毛泽东的威严、威信和威望发生矛盾。在最为严重的时候， 毛泽东看到的是他的是坐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对自己的最高指示充耳不闻，而他所领导的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毛泽东一怒之下把他和刘一起打倒。

但是毕竟，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一套的邓对毛泽东还是有着异乎寻常的吸引力。林彪倒台后，因为周的推荐，邓公再次复职。毛泽东忍受了他对江青一伙的斗争，却容忍不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继续抵触。无奈之下，毛泽东再次放弃了邓。

林彪与毛泽东的默契远远地早于刘。但主要是在军事上在行的林刚开始并没有纳入毛的接班人视野。但在诸多重大关头都义无反顾地支持毛泽东的持续甚至看上去的 愚忠很得毛泽东赏识。尤其是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被迫或情愿做出的自我批评得到的是林彪把路线分成“毛泽东一贯正确的路线、左倾路线和右倾路线”的呼 应，更是被毛泽东引为知己。如果不是因为在林和张春桥之间出现了一些取舍的矛盾，以及林对于国家主席的过分热衷，林这个已经被写到党章中的接班人应该是可 以顺利交接了。
在毛泽东的初衷里，文化大革命本身就负有在大风大流中锻炼接班人的作用。继毛周刘等三位帅哥政治家之后的又一位丰神俊郎的青年才俊王洪文脱颖而出，并被提 拔到中央副主席的位置上，毛泽东确实是把他当成接班人来观察和培养的。可惜，政治上不成熟的王迅速地投入江青集团，而在毛泽东的内心里，他不希望接班人是 出自哪一个左或右的派系里。加之老干部们对王洪文的抵触甚至轻视，毛泽东无奈地放弃了这位文革的“闯将”。

选择华国锋与其说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结果不如说是一种无奈。政治局从文革以来一直明显存在的派系让毛泽东充满警惕。他可能不认为哪一个派系可以不偏不倚地代 表党和人民。于是，他选择了政治上中立的华国锋做为自己的接班人。联系他在临终前对身边人的寄予厚望，这一选择可能也是一种过渡。可是后来，这种选择果然 成了一种过渡……

无论如何，毛泽东的多次对接班人的选择都是失败的。这不能不成为他一生中的重大败笔。

2006-9-7 10:5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