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毅：“文化大革命”和非理性的毛泽东

一、政治现象背后的私生活因素
二、从多疑到妄想：毛泽东对“政变”的恐惧与“文革”的演进
三、毛泽东的政治幻想：左右毛主义的重要因素
【注释】

    现 代心理学认为：理性是人所特有的一种思维属性，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理性起着极大的作用。但是，人的精神生活并非纯理性的，人们同时还受情感、欲望、意志、 直觉、理想、幻想、灵感、潜意识、习惯等等因素的影响，这些不自觉的、自发的、偶然的、非逻辑的精神现象便是人的非理性因素和非理性的精神活动。[1]

    作为“文化大革命”发动者的晚年毛泽东一直是“文革”研究的热点。然而，海内外的大多数研究主要是分析毛的理性层面，诸如他的思 想、理论、政策等，而对他在“文革”中大量的非理性精神现象及其政治结果，至今还缺乏充分的讨论。就毛泽东和“文革”研究而言，他的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不可 忽视。这首先是因为，作为“文革”中唯一的“伟大领袖”，他的非理性对历史进程能起到一般人、甚至所有“中央首长”的总和都起不到的巨大作用。其次，在晚 年的毛泽东身上，种种个人的非理性因素——他的意志、情欲、幻想、猜疑等等，表现得极为突出。其中，他的私人情欲、病态人格、潜意识等，往往导致他本来就 错误的决策中非理性因素的失控，从而大大加重了“文革”这场政治运动的灾难程度。其实，毛泽东自己从不讳言、更自傲于他自己的非理性行为。例如，在“文革 ”中他曾公开自喻为，“我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2]

    作为20世纪最大的独裁者之一，他的种种非理性行为导致了中华民族甚至是整个当代世界史上最大的灾难。显然，对毛泽东的研究，非常有必要从理性层面的思考，拓展到非理性层面的辨析。本文是笔者在这方面的一个初步尝试。

一、政治现象背后的私生活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