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對身邊工作人員心狠手辣是出了名的。比如，她把她的首任機要秘書閻長貴（在職時間1967年1月9日——1968年1月9日）打成“坐探”投入監獄關押8年，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了。這裡我再舉幾個例子談談這個問題。

　　◇　剛剛下葬要扒墳

　　1968年1月2日，我調任江青的機要秘書沒多長時間，突然接到老家“父病危速回”的加急電報。

　 　我看過電報，歸心似箭，真想請個假回去看看，親自伺候伺候已經70多歲的老父親。等我冷靜下來以後，心想，組織上信任我，把我派到這裡工作，工作還未熟 悉就請假回家，實在難以開口。於是便默默地把電報放進辦公桌的抽屜里，沒有向任何人講，把難過和焦急不安的心情埋在心底。

　　第二天，我又接到“父病故速歸”的加急電報。噩耗傳來，我悲痛欲絕，怎麼也控制不住難過的心情。我情不自禁地哭了起來。

　 　閻長貴知道我父親去世的消息以後，同情我，安慰我，並立即打電話請示汪東興（因為江青已經睡覺）。汪東興考慮我調到江青處工作時間不長，還沒有正式和江 青接觸，閻長貴還沒有走，江青有什麼事都由他處理，她不會找我處理什麼事情，我回家的事無需報告江青。因此，也就同意我回家去料理老人的喪事。

　 　汪東興批准我回老家以後，閻長貴派人替我買了火車票，又派車把我送到火車站。我就這樣急急忙忙回到了老家。到了家，我直奔父親居住的南屋，一進房門就看 到骨瘦如柴，面色蠟黃，直挺挺地躺在門板上的老父親。我大步跨到父親的遺體旁，抱着他的頭大哭起來，全家人也跪在地上大哭。我回去的第二天，就把父親埋葬 在我家的祖墳。

　　父親的去世，使我極度悲痛，吃不下飯，睡不着覺，這時我患了急性胃腸炎，上吐下瀉，發高燒，渾身沒有一點兒力氣。原本想掩埋了父親就立即回京，可是我病得不能動彈，無法馬上回京，只能躺在炕上養病。

　　第四天，中央辦公廳派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幹部科的幹事毛尚元到我家催我趕快回北京，並帶來汪東興的一封親筆信，信中說：“楊銀祿同志，你的崗位工作很重要，需要你馬上回京，今特派毛尚元同志前去接你。”

　 　當時，我上吐下瀉還沒有止住，高燒還沒有退下來，身體十分虛弱。老母親不願意我馬上走，想叫我再守她幾天。經過我和毛幹事耐心做母親的思想工作，她老人 家同意我走了。她說：“在外邊工作，身不由己，還是國家的事是大事，既然我把你交給國家了，忠孝就不能兩全，快點回去吧，不能為了家裡的事，耽誤國家的大 事。”我聽了老人的話，想馬上走，可是我站不穩，走不動，況且我的家離定縣火車站有45華里，那時我家又沒有自行車，怎麼到火車站呢？還是毛幹事有辦法， 他從當地駐軍38軍要了一輛吉普車，當時，定縣的群眾分兩派，形勢比較亂，部隊的領導怕我們不安全，車上一位幹部腰挎手槍，一位戰士手持衝鋒鎗，把我護送 到火車站，我們便回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以後，毛幹事把我送到了汪東興的駐地。

　　我兩腿發軟，心發慌，一走進汪東興的會客室就昏迷過去了。汪東興的秘書高成堂見此狀，立即叫來醫生，給我打針，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我不知道睡了多長時間，醒來以後，發現汪東興坐在我旁邊，他對我說：“你父親的後事處理完了吧？你父親剛剛去世，為什麼把你叫回來呢？因為你回家前，王 力、關鋒出了問題，被隔離審查了，江青同志可能懷疑她身邊有不可靠的人，才叫你立即回北京，你如果覺得身體好些了就趕快回釣魚臺工作，她急切地等待你回 去。”

　　經過醫生的治療，我休息了一會兒，又出了一身大汗，感到身上輕鬆多了，就回到了釣魚臺。

　　我回到北京以後，就發生了閻長貴“出差”（實為“隔離審查”）的事件。

　　閻長貴是1月9日被隔離的，1月10日下午兩點鐘左右，江青起床以後，打鈴叫我，我聽到鈴聲，就小心翼翼地走進她的辦公室。

　　她說：“我在中南海的辦公室，有一個保險柜，柜子裡有一檔（一格）文件，等我休息的時候，你給我取回來，那些文件都很重要，不能搞丟了，也不能搞亂了，我說的你記住了嗎？”

　　我對江青的交代和問話用部隊的習慣用語：回答道：“記住了，江青同志還有什麼指示？”我說完了，準備起身離開，江青很不高興地說：“你講話的聲音不能小點兒嗎？速度不能慢點兒嗎？你講話跟打機關槍一樣，我受不了哇！對這個規矩，你必須記住！”

　　我小聲說：“好！”

　　我參加工作10年，雖然遠距離地見到過不少中央領導，可是，如此近的距離和如此大的人物談話，還從來沒有過，但我卻絲毫沒有幸福之感，只是感到心情十分緊張。

　　回到辦公室，我長長地吁了一口氣，感到內衣濕漉漉的。我脫掉外罩絨衣一看，襯衣、背心全被汗水浸透了。

　　1月11日，江青正在吃午飯，我聽到打鈴聲，這是她叫我。我進入她的餐廳，見李訥端坐在餐桌的旁邊。我沒有看見江青的表情，就低聲慢語地問江青：“您叫我，是不是讓我在您午休的時候去中南海把那些文件取回來？”

　　我站在她旁邊等了大約一分多鐘，沒有聽到她說一句話。這時，我覺得有些奇怪，就注意了一下她的表情，發現她的下巴往前伸着，嘴唇打着哆嗦，緊接着便咬牙切齒地大聲嚷道：“誰叫你去取文件？我問你，你前幾天回老家幹什麼去了？”

　　我說：“我父親去世了，經請示汪東興同意，回去料理喪事去了。”

　　江青聽了我的回答，大聲地說：“你父親去世是假的，是有人故意把你支走了，是戚本禹、閻長貴他們把你支走的，他們好幹壞事……”

　　我聽江青這樣說，就忙解釋說：“別人做什麼事情我不清楚。我父親真的是去世了，你如果不相信的話，可以派人找中央警衛團政治部的毛尚元同志調查，是他到我老家把我接回來的，我父親是真去世還是假去世，他是清楚的。”

　　江青聽了我的解釋，認為有損她的威嚴，大聲吼道：“你在撒謊！我現在就派人到你的老家把墳墓扒開，看看屍體是不是你父親？如果不是，看你如何解釋？如果不是你父親，你就犯了欺君之罪！”

　　她一邊說，一邊站起來，把一雙筷子狠狠地往飯桌上一摔，其中一根筷子反彈起來落在地板上。她雙手叉在腰間，用更高的聲音狂叫：“你，你剛剛來我這裡，就敢跟我頂嘴，以後還了得，你給我立即滾出去！”

　　我的心情緊張極了，只覺得兩腿在打哆嗦。這時，我盼望李訥替我說幾句解圍的好話，李訥只說了句：“楊秘書，不要着急，有話慢慢說。”她母親的地位那麼高，權力那麼大，她能說什麼呢？江青下令叫我滾，我不能再說什麼了。

　　我含着淚水回到自己的辦公室，躺在床上，難過極了，我失聲痛哭起來。

　　面對着天花板，我想了很多很多。

　 　我的父親一生沒有過過一天好日子。解放前，他給地主扛長活，逃荒要飯，受盡欺壓和剝削。解放以後，我家分得了土地，日子應該好過一些，可是，我有4個姐 姐，雖然3個姐姐先後出嫁了，家庭負擔仍然很重。父母親省吃儉用，把我哥哥、我弟弟和我送進學校讀書。他們盼望我們將來有個出息。當時弟弟還小，母親身體 不好，全家6口人，只有我父親一人勞動，日子過得很艱難。平時沒有好吃的，就是偶爾有一點點，也是讓給年小的弟弟和多病體弱的母親。

　　 父親勞動強度大，肚子吃不飽，不到60歲，腰就挺不直了，一到冬天，氣管炎發作，徹夜不停地咳嗽。父親是一個典型的中國農民，忠厚樸實，勤勞善良，再苦再 累也任勞任怨。他脾氣特別好，從沒有打罵過我們。我們對他老人家特別敬重，很想孝敬他，但是又苦於沒有經濟能力。我參加工作以後，離開家鄉，更沒有機會孝 敬他。他離開人世之前，我也沒有在病床前守候，沒有說上一句安慰話。他病重時，不停地喊着我的名字，想在斷氣前見我一面，但沒有如願。我深深感到很對不起 父親，越思越想越悲痛。

　　身為中央領導人的江青，對一位普通工作人員的親人去世，非但不表示任何同情，不予安慰，還揚言派人扒墳驗屍，我真感到到她來這裡工作真是進錯了門，認錯了人。

　　我越想越感到委屈，越想越覺得氣憤。於是從床上爬起來，打電話給汪東興，想把心中的苦悶向他傾訴。我說：“汪主任，請你趕快來吧，我在這裡幹不了啦。”

　　汪東興急忙問：“出了什麼事啦？”

　　我一邊哭一邊說：“在電話里說不清楚，你來了以後就知道了。”

　　沒有等多長時間，汪東興就真的來到了釣魚臺11號樓。

　 　汪東興來後，我的情緒還沒有完全平靜下來，但我極力控制自己的感情，把剛才發生的事，向他訴說了一遍。我說：“這裡的工作我幹不了，一是我沒有能力干秘 書工作；二是我不適合在她這裡工作，她不信任我，沒法干；三是我受不了這種窩囊氣。你快點叫我回去吧。你不是說過，不適應這裡工作再回警衛團嗎？……再 說，她不是叫我滾嗎？我滾就是了。”

　　汪東興聽了我的訴說，臉上出現比較複雜的表情，他說：“她叫你滾出去，是叫你趕快離開她的餐廳，並沒有說她不用你了。我現在還不能把你帶回去。我跟她談談，到底是怎麼回事，了解一下，她用你還是不用你，如果她的確說不用你了，我再把你帶回去也不晚。”

　　江東興等江青午睡起床以後，來到她的辦公室，一個小時以後，汪從樓上下來，對我說：“她是懷疑戚本禹、閻長貴欺騙我而把你支回家去了，我已經跟她說清楚了，你在這裡再干一段時間試試，如果實在不行，她又的確表示不再用你了，你再回中央警衛團。”

　　我用信任的目光望着汪東興。他又勸導說：“批評是動力嘛！要經得起批評嘛！”

　　“有她這樣批評人的嗎？太傷人的感情了。”我生氣地說。

　　“算了算了，在她面前有什麼理可講嘛。”汪東興顯然是不讓我再說下去了。汪東興是我的上級，我認為他的話也有道理，於是我就輕聲地說：“那就聽你的吧！”

　　◇　江青最嫉恨護士結婚

　　1967年國慶節後，組織上為江青從軍事醫學科學院調來一位女護士，叫周淑英，江青和我們都叫她小周。

　 　周淑英中等身材，圓圓的臉龐，健康的身體，大而有神的眼睛。她愛說愛笑，留着一頭標準的軍人短髮，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孩子。她出身於貧民家庭，用當時的話 說就是根紅苗正，對黨、對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感情，她為能調到中央機關工作而感到光榮，憑着一種光榮感和責任感，盡心盡力地工作。

　　江青 醒着的時候，小周伺候她吃飯、吃藥、喝水、吃水果、按摩、打針、洗澡、刷牙、換衣服，跟着她出去開會或活動；江青睡覺以後，小周還要為她洗衣服、熨衣服、 測氣溫、看風向……繁重的工作和嚴重的睡眠不足，使得小周疲憊不堪，沒過多久就變得面黃肌瘦了，活潑的神情不見了。她即使是到了那個樣子，還是強打精神， 硬撐着堅持工作。

　　1968年秋冬之交，江青患感冒發高燒，小周廢寢忘食地精心護理她。晚上江青睡在床上，小周就坐在地板上守候，在漆 黑的屋裡既不敢打瞌睡，又不敢弄出任何聲音，苦苦熬了一夜又一夜，白天還照常工作。江青平時就好出汗，發燒時出汗更多，稍出一點汗，就叫小周換內衣、換被 子，把換下來的被子立刻抱到外邊晾曬。有時來不及晾曬就用電熨斗熨干，準備了6條被子都倒不過來。就這樣，小周5天5夜沒有怎麼合眼。有一次她給江青送飯 時兩眼睜不開，兩腿邁不動，迷迷糊糊、跌跌撞撞地向前挪動。有好幾次摔倒在地，昏睡過去。我們看在眼裡，心疼得直掉眼淚。

　　1971 年，小周已經過了結婚的年齡。有一天，她對我說：“老楊，我找了一個對象，我們打算最近準備結婚，現在江青同志身體比較好，我想這幾天抓緊時間辦事，最多 請五六天時間的假。我不敢跟江青同志說，拜託你跟她說說，她同意，我們就辦；如果不同意，再拖一拖，沒有關係的。”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男婚女嫁是人生的大事，小周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我想任何當領導的都會支持並表示祝賀。但是，江青這個人與常人的思維方式不一樣，她最嫉妒別人結婚。我想，對這位護士的結婚請求，江青同意的可能性很小很小。

　　一天下午1時許，江青起床後，吃了麥片，到辦公室辦公（她睡了一大覺，起床後是一天中情緒最穩定的時候），我去向她請示小周要求結婚的事。

　　沒想到，江青的回答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她說：“那好哇，這是一件好事，我同意，成人之美嘛，向她表示祝賀！”
　　江青放下手中的文件，又問道：“什麼時候結婚？請幾天假？”
　　我說：“您同意了，她想最近幾天就結婚，準備請五六天的假，辦完了事馬上回來上班，她不想過多耽誤工作。”
　　江青說：“結婚是終身大事，多休息幾天沒有關係，我現在身體還可以，結婚很累人，多休息幾天。”
　　我高興地說：“我代她謝謝江青同志。”
　　江青說：“你叫她到我這來一下。”

　　小周來到江青的辦公室，江青當面向她表示祝賀，並送給她兩塊布料，作為結婚禮品，小周很受感動。

　　當小周離開釣魚臺的時候，江青突然改變了態度，開始大發脾氣了。

　 　她的下顎往前伸着，嘴唇打着哆嗦，厲聲厲色地說：“這個小護士，她對我一點感情都沒有，在我精神、身體都不好，正需要她的時候，居然離開了我，結什麼 婚？在她的心目中，一個男人的地位和分量，比我這樣一個政治局委員還重要。為了革命工作就不應該結婚，不應該生孩子！你們告訴她，她既然走了，不管我了， 伺候她的男人去了，就不要再回來了，守着她的男人去吧，我不想再見到她！”

　　那時，由於通信聯絡不方便，對江青後來的態度我無法告訴小周。小周后來還是沒有逃得了厄運。

　　我記得1971年11月份，江青突然提出叫小周到中央辦公廳江西進賢縣五七幹校勞動改造。小周到了五七幹校不久，江青又指使一位也是政治局委員的大人物把小周押送回京。

　　當時汪東興勸那位大人物不要按照江青的意見辦，否則將來會被動的。那位大人物說：“這是首長交代的事，一定得照辦。”

　　汪東興說：“你一定要堅持按照江青的意見辦，你就給我寫一個收條，說明你已按照江青的意見從中辦把小周帶走了。”

　　這位大人物按汪東興的意見做了，現在那張收條還在汪東興那裡。

　　小周一到北京，就被送到西山某處，被關進一間小房子裡，窗子用木板釘死，還專門派了兩位女同志“負責她的生活”，大小便都由兩位女同志跟隨到廁所，可憐的小周從此就失去了人身自由。

　　小周被突然的打擊搞得糊裡糊塗，她在那間黑洞洞的屋裡大聲問看守：“我犯了什麼錯誤，為什麼把我單獨關在這間房子裡，不能自由行動？這裡是什麼地方？”

　　那兩位看管小周的女同志，其中有一位很同情小周，對小周說：“我們什麼也不知道，你好好休息，保全自己，將來會搞清楚的，你千萬別做傻事。”

　　又過了一段時間，小周仍不見什麼動靜，急了，大聲疾呼：“這究竟是為什麼？把我不明不白地關在這裡？如果一個人犯了罪總得審訊吧，為什麼到今天也沒有人來問問我。”

　　小周這樣一鬧騰，驚動了公安部副部長於桑。

　　於桑問了小周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1969年6月，你跟隨江青到上海，一天早晨江青起床以後，你在江青的臥室拉開了幾扇窗簾？看到什麼了？另一個問題是：1970年在廬山黨的九屆二中全會期間，毛主席住在哪兒？林彪住在哪兒？

　 　小周認為這兩個問題問得莫名其妙，便說：“在上海時，江青的臥室拉開幾扇窗簾，要看時間的早晚，天氣是晴是陰以及江青在不在臥室而定。天氣晴朗就少開幾 扇，天氣陰就多開幾扇；江青在臥室就少開幾扇，不在臥室就多開幾扇。多開幾扇或少開幾扇窗簾還會有什麼問題嗎？至於在廬山，毛主席住在什麼地方，你去問汪 東興、張耀祠同志，我知道也不能講，這保密。林彪住在什麼地方，我沒有去過，不知道。”

　　天真無邪的小周哪裡知道，問的兩個問題正是江青誣陷小周是林彪的特務的兩條罪狀。

　　於桑聽了小周的回答，什麼話也沒有說就走了。

　 　1969年6月，在上海。一天中午，小周伺候江青起床時，按慣例順手拉開一扇窗簾，這時有兩個哨兵巡邏，從窗外走過去，小周並沒有注意到那兩個哨兵。江 青卻犯了疑，當天下午，江青叫我打電話把張春橋叫去。江青問張：今天中午有兩個人從窗外走過去，是什麼人？他們有什麼企圖？查清楚立即告我！

　　第二天，張春橋到江青的住地報告調查結果：“昨天中午從你窗外走過去的那兩個人是保衛你安全的兩個哨兵，沒有發現什麼不軌行為。我已告訴他們，以後哨兵巡邏時，不要離你的窗戶太近，以免影響你的休息和辦公。”

　　當時江青相信了張春橋的調查，以後再也沒有提起此事。

　　兩年過去了，林彪出走，江青又提起那件事，硬說那天是小周和空4軍聯繫好的（空4軍是林彪集團成員王維國領導的部隊），趁她起床拉開窗簾之機企圖用槍打死她。

　 　1970年在廬山召開黨的九屆二中全會期間，有一天，小周同兩位工作人員，趁江青休息時間，到離江青住地只有200多米遠的小賣部買了一袋牙膏和一塊的 確良布，來去只有十幾分鐘時間，不料被“四人幫”在上海的親信徐景賢和王秀珍看見了，他們便向江青告密說：懷疑小周在廬山期間到林彪的住地去過，給林彪通 風報信。

　　這兩件事情原來有這樣的背景，任憑小周多麼聰明，絞盡腦汁也想不到這樣複雜。

　　又過了幾個月，對小周的“問題”沒有人問津，小周忍不住了，又大哭大鬧一頓。果然驚動了我前面提到的那位大人物。他去了以後，對小周慢條斯理地說：“聽說你鬧得很厲害，是怎麼回事？”

　　小周趁這個機會訴說了自己無處訴說的心裡話，她說：“我給江青當護士時，盡心盡力地為她服務，努力工作，我對黨是問心無愧的，我對江青也是問心無愧的，你們為什麼這樣對待我？”

　　那位大人物聽了以後說：“你作為一名共產黨員，要相信黨嘛，我們的黨是光榮、偉大、正確的黨！”

　　這時，小周看見那位大人物的警衛員小高也在一旁，便提高了嗓門：“我是一名共產黨員，對黨從來沒有懷疑過，但是，任何時候都應該實事求是，不能冤枉任何人。”

　　小周故意提高聲音，是想讓那位大人物的警衛員聽到，好讓對方把自己關押在什麼地方的消息傳出去，以喚起曾和她一起工作過的同志的同情，替她說話，為她申冤。

　　我們和小周一起工作過的同志，都對小周的不幸遭遇憤憤不平，同時，也感到人人自危。我們都在考慮同一個問題，如果繼續在江青處工作，誰也逃脫不了跟小周一樣的下場。我們實在控制不住內心的恐懼，壓抑不住內心的怒火，想尋找機會發泄發泄。

　　終於有一天，汪東興到釣魚臺10號樓辦事，我們幾位工作人員拉住他，不讓他走，請他聽聽我們的意見。汪東興只好坐在小會客廳耐心地聽大家發言。大家紛紛問道：“小周有什麼罪？為什麼那樣對待她？小周的問題不解決，我們也不在這裡幹了。”

　　汪東興聽了我們的意見以後，說：“小周究竟有什麼問題我也不清楚，我了解一下，你們別着急，她的問題總有一天會解決的。”

　　汪東興回到中南海以後，把小周的事，向毛主席報告說：“我剛才到江青同志那裡去了一下，那裡的工作人員的心情不平穩，就像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毛主席問：“為什麼？”

　　汪東興說：“江青同志原來有個護士小周，被隔離審查了，江青同志懷疑她有問題。江青同志那裡的工作人員證明小周是個好同志，沒有任何問題，紛紛要求把小周放出來。”

　　毛主席聽了汪東興的匯報，很生氣，立即指出：“江青不應該無根據地對待一個孩子，從哪裡抓起來的，還放回哪裡去！”

　　1973年初夏，我們聽到小周被釋放的消息，十分高興。但是，沒有過多久，我與和我在一起工作的江青的警衛員周金銘，也被江青以莫須有的罪名打成了反革命，被送到中央辦公廳江西五七幹校勞動。

　 　到了五七幹校以後，有一個星期天，我和大周到小周所在的連隊（小周是從五七幹校抓走的，釋放以後又被送回五七幹校）去看小周，小周看到患難與共、久別重 逢的戰友，像小孩子一樣大哭起來，我們兩位男子漢也禁不住地哭了起來。我們既為小周的獲釋而高興，又為小周的不幸遭遇而難過。

　　小周后 來流着眼淚對我們說：“關押我的時候，有兩位女同志，其中一個對我態度比較好，另一位對我態度不好。她經常對我說：‘你要老實交代問題，不要走向黨的反 面。’我對她說：‘我沒有問題，你叫我交代什麼？我這個人永遠也不會走向黨的反面。我始終是忠於黨，忠於黨中央，忠於毛主席的。’當時，我覺得太冤枉了， 太難過了，真的不想活了。我結婚時，江青送給我兩塊布料，一塊藍的一塊灰的。我看到這兩塊布就氣得不得了，我用一條藍頭巾包得好好的給江青退了回去，凡是 她的痕跡我一點兒也不留。不知道為什麼，我退給江青的布料、頭巾，又給我退了回來（文革結束後，汪東興對我說：小周退給江青的東西如果江青收到了，非更加 激怒江青不可，江青一定會往死里整小周，所以，我又把東西退給了小周，這也是為了保護小周，免受更加殘酷的迫害）。當我看見又把東西退了回來，一氣之下， 拿起剪刀把布料剪了個粉碎。”

　　小周說：“當時我是有話無處說，有冤無處申呀！我真的想一死了之。我的情緒壞到了厭世的程度了。我房裡有繩子，不想再活在世上了。後來我又想，作為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應該相信黨組織，相信黨中央，如果我死了，真的就說不清了，我終於還是活下來了。”

　　◇　寵物比人更金貴

　 　“九大”後江青對養狗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先是養了一隻大狼狗，起名大黃。後來又養了一隻小黃狗，她給它起名叫“小黃”。那段時間江青真是愛狗如命，玩狗 入魔，命令工作人員定期為小狗洗澡、梳毛、灑香水。“小黃”的名字只能她一個人叫，不准別人叫，怕小狗對她疏遠，對她沒有感情。但洗澡、灑香水的任務卻交 給了在她身邊的工作人員。

　　1972年一天的傍晚，江青吃完飯，告訴護士趙柳恩，把她特意給小狗留下的飯菜用碗裝好，放在樓門外，等她從大會堂開會回來餵狗。

　 　小趙遵照江青的吩咐，把狗食裝在一個碗裡，並用菜碟蓋好，放在樓門外。小趙是廣西柳州市人，當時只有23歲，長方臉，中等個，大眼睛，白皙的皮膚，說話 細聲慢語，微笑時臉上出現兩個小酒窩，口中露出兩個小虎牙。她的動作文雅而得體，顯現出一個典型的南方姑娘的溫柔。可是她到江青那裡工作了一段時間以後， 由於神經高度緊張，工作勞累，生活無規律，休息、吃飯無定時，她的青春活力很快就不見了，好像換了一個人。

　　那天晚上11點，江青開會回來，一進門就要餵狗，小趙趕忙去取狗食，走出樓門，一看，不好了，狗食沒有了，小碟子在一邊，碗倒在一邊。

　　原來是江青開會時間較長，回來的時間晚了，大概小狗實在太餓了，聞到飯菜的香味以後，循着香味找到了裝狗食的碗，便把小碟子拱掉，不客氣地把碗裡的飯菜吃了個精光。

　 　心情十分緊張的小趙，把狗食失蹤的情況如實地報告了江青。江青聽了以後表面上沒有什麼反應，其實，怒氣已經充滿胸膛。她故意假裝心情平靜的樣子，把工作 人員叫到樓門廳，叫大家圍成一個圓圈。秘書、警衛員、司機、護士、廚師、服務員等，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個個都十分緊張，不知道江青又要耍什麼花招，玩什 麼把戲。

　　過了一會兒，江青抱着小狗出了大門，然後把小狗放在地上，看小狗有什麼反應。一開始，大家不明白江青的這一舉動是什麼意思，感到莫名其妙，可是一剎那間，都清醒過來了，都猜出了江青的用心。

　 　原來江青是利用狗和人之間的感情來“破案”。她把小狗拋出去，狗奔向誰的身邊，此人就是餵狗的“罪魁禍首”（江青特別忌恨別人餵她的狗，因為別人餵她的 狗，會破壞狗和她的感情），——這，真虧她想得出。此時，只要小狗奔向哪位工作人員，她（他）就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大家緊張得心快要跳到嗓子眼兒了，生 怕小狗奔向自己。

　　江青剛剛把小狗拋出去，懂人性的小狗就立即轉身奔向江青。她又把小狗抱起來，轉了兩圈（自認為植物神經衰弱的江青轉了兩個圈，也不喊叫頭暈了），把小狗第二次拋出去，小狗又轉身奔向江青的身邊。

　　江青的拙劣表演，不但沒有達到目的，反而弄巧成拙，便惱羞成怒地、惡狠狠地對小趙說：“餵狗的就是你！”

　　天哪，小趙的確沒有餵狗，於是搖了搖頭，為自己申辯了幾句。江青見小趙竟敢當着眾人的面“頂撞”她，便咬牙切齒地拉着長音罵道：“你不是喜歡狗嗎？你就和狗一塊兒滾吧！”當即命令我把小趙和狗一起連夜送到中央警衛團在半壁店的農場去。

　　同志們對江青這種惡作劇的表演，感到很氣憤。可是，她手中掌握着置人於死地的權力，大家敢怒不敢言，只得委婉地替受委屈的小趙求情。

　　有人說：“今天是星期六，天又這樣晚了，在農場的都是男同志，一個女同志去了沒有地方住，今天就讓小趙在這裡住一晚上，明天再作安排吧。”

　　江青大聲喊叫道：“不行，我說出的話是從來不會收回來的，趕快叫她走，她不是喜歡狗嗎？讓她和狗一起睡覺吧！”

　　當天晚上，我們不忍心把小趙送到一個陌生的農場去，就瞞着江青把她安排在釣魚臺17號樓二層一個房間休息。

　 　把小趙安排好以後，同志們輪流給她送飯、送水，不讓她下樓，以避免她和江青碰面。我們還告訴釣魚臺管理處的領導和在17號樓做服務工作的同志，千萬為小 趙保密，誰也別說小趙在17號樓住。管理處的領導和工作人員非常理解我們的心情，也非常同情小趙的處境，共同保護着這個無辜的好同志。

　 　小趙在17號樓躲了一個星期，委屈難過地痛哭了一個星期。她吃不下飯，睡不着覺，兩眼紅腫，面色憔悴，精神恍惚，眼淚哭幹了，嗓子哭啞了，在極度難過的 時候，就默默地站在毛主席像前，小聲說：“我可沒有做過任何對不起江青同志的事情，小狗不是我餵的，我是冤枉的呀！你老人家洞察一切，請你老人家快點救救 我吧！”

　　江青鴻運當頭，脾氣古怪，同志們有多大的委屈，都是深深地埋在心底，誰敢向毛主席報告呢？即使是毛主席知道江青做了壞事，批評了江青，江青也會尋找報復的機會的。無奈，我們對小趙只能表示同情，耐心地去勸導和安慰，請她想開點……

　 　江青反覆無常，對此，我們幾個工作人員商量着做了第二手準備。江青是叫別人伺候慣了的人，別看她在惱羞成怒之時，把小趙趕走了，不曉得什麼時候又要叫小 趙回來，因為小趙聰明、勤快、文靜。我們想：如果江青叫小趙回去工作的話，問起小趙有關農場的情況，小趙肯定回答不出來，露了餡兒就更糟糕了。於是，我親 自開着汽車拉着小趙到中央警衛團半壁店農場看了一看，並叫小趙記住該農場有多少人，種了多少棵樹，養了幾頭豬等等。

　　果然不出所料，小 趙離開10號樓以後的一個多星期的時間，江青覺得一個護士不夠用，又命令小趙回10號樓工作。小趙一聽要回到江青身邊，立即毛骨悚然，執意不回。我又做小 趙的思想工作，對她說：“咱們扭不過她，好漢不吃眼前虧！你回去的本身就說明你是無辜的。”小趙是個善解人意的人，一經勸說，也就想通了。

　　小趙回到10號樓之後，江青果真問起了農場的情況，小趙從容地一一作了回答，沒有什麼漏洞，這也使我心中的石頭落地了。

　 　我想，江青在處理小趙的問題上似乎是覺得自己錯了，她叫小趙和狗一塊走，又叫小趙回去工作，這似乎表示了一種姿態。但是，她這個人從不作任何自我批評， 尤其是在工作人員面前，她說你錯，你就錯，不錯也錯，不認錯，就更錯。叫你走，你就走，不走不行；叫你回，你就回，不回也不行。

◇　利用組織生活會整人

　　我剛到江青那裡工作時，毛主席、江青身邊工作人員是一個黨支部（其成員也包括毛主席和江青），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 興任支部書記，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張耀祠任副書記，江青身邊工作人員（以及江青）是一個黨小組。黨的“九大”以後，經上級黨委批准，江青處單獨成立了一個黨 支部。當時，江青處支部共有黨員11名，其中包括江青，同志們選我做支部書記。我們這個支部除了江青以外的其他10名黨員，都是經過組織上嚴格審查、認真 挑選去的，除一名特級廚師程汝明同志外都是部隊中的年輕幹部，大家的政治思想素質和組織紀律觀念都比較強，都能按照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都能按照黨章的規 定積極參加組織生活。組織生活的內容大都是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匯報交流思想，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江青雖然是我們支部的一名黨員，但是，從來沒參 加過組織生活會。她是一名特殊黨員，每次召開組織生活會，我也不敢通知她。

　　有一天，江青突然決定要召開組織生活會，並告訴我她要親自 參加。江青的反常舉動，使我摸不到頭腦，後來才知道，護士小周被江青打成反革命，隔離審查以後，小周的“罪行”材料還沒有找到。江清明白，只靠上海市那兩 位親信提供的情況和江青自己捕風捉影捏造的材料把小周打成反革命證據不足。如果小周的問題被毛主席知道了，問起來，她無法解釋。

　　於 是，她就挖空心思地想出一個辦法，決定以組織的名義搞一份小周的所謂罪行材料。當天晚上8點許，黨支部組織生活會開始。江青以特殊黨員的身分，坐在大家的 面前，她用特殊的聲音說：“今天的會議由我來主持，我有重要的話要說，你們都要注意聽。我是一名共產黨員，又是一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我以前之所以沒有 參加過你們的組織生活會，是因為我的組織生活是在中央政治局過的，我參加的是高層次的組織生活會，要討論重大問題，決定重大問題，和你們的組織生活會遠遠 不是一個層次。我今天參加你們的生活會，你們應該感到光榮和自豪。以上是我要解釋的一個問題。”

　　江青接着說：“我今天參加你們的生活 會，主要想講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文化大革命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為了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為了防修反修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你們要知道，我 是在第一線衝鋒陷陣的。有人說我是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旗手，我認為這種說法並不過分。我的確是始終頂着巨大的壓力，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階級敵人對我恨之 入骨，千方百計地陷害我。你們的責任是千方百計地保護我，忠實地為我服務。我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你們別糊塗，為我服務就是為黨服務，不好好為我服務，就是 對黨未盡到責任。不聽我的話，就是不聽黨的話。對我不忠，就是對黨不忠。對我的態度問題，不僅僅是個認識問題，而且是個感情問題，立場問題。對我的態度問 題要提高到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高度來認識。我是毛主席的學生和戰友，林彪等人對我恨之入骨，可把我給害苦了。你們如果對我是忠誠的，聽我的話，就要勇敢 地站出來，揭發林彪及其死黨、爪牙們的罪行。”

　　江青停頓了片刻繼續說：“你們如果揭發問題有功，我就犒賞三軍。”

　　江青說到這裡，拿起一塊小毛巾擦了擦額頭上的汗珠，然後將小毛巾狠狠地用力往茶几上一摔，說：“如果有人知情不報，有意包庇壞人，後果你們是清楚的。”

　 　接着江青順手抄起一塊大毛巾，擦了擦脖子上的汗水說：“第二個問題是今天我主要要說的話，就是那個小周的問題，你們不要為她表面老實的假象所迷惑，她可 是林彪、邱會作派到我身邊的坐探。你們在座的同志對黨要忠誠老實和無限熱愛，對林彪及其死黨要無限地仇恨。一個‘愛’字，一個‘恨’字，這一字之差就清清 楚楚地表現出了一個立場問題。如果要證明你們的立場是對的，是堅定不移的，你們就毫不猶豫地、勇敢地、認真地揭發那個小周的問題。我告訴你們，我是有豐富 鬥爭經驗的人。你們企圖對我耍什麼花招，想對我隱瞞什麼，休想！在我出生入死對敵作鬥爭的時候還沒有你們呢？論年齡，我可以生出你們來。”她看了一眼程汝 明老廚師，又說，“老程師傅除外。我再強調一下，你們如果不揭發小周的問題，你們今天晚上誰也別休息，誰也過不了關。我現在到辦公室看文件，等着看你們寫 的揭發材料。你們可以大家發言，一個人作記錄，然後整理成文。”

　　江青說完就拂袖而去了。

　　江青走了以後，由我主持 會議，請劉真同志作記錄。大家相視而坐，心情沉重，一個個發愣，誰也不開口說話，我覺得空氣快要凝結了。大家都在想：今天晚上如果對小周不搞出幾個“問題 ”來送給江青的話，肯定過不了這一關。可是，小周除了天真、純潔、老實、勤奮，任勞任怨以外，還能有什麼呢？她的品質和實際表現是有目共睹的，誰能忍心往 潔白無瑕的紙上抹墨呢？

　　就在大家緊張地思考問題的時候，江青接二連三地打鈴催要揭發材料，給本來緊張的氣氛又增添了幾許恐怖。

　 　我們10位共產黨員，有老有小，有男有女，來自不同的單位，都受過黨的嚴格訓練，都富有正義感和一顆善良的心。大家一致認為，作為一名共產黨員，無論任 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應該實事求是，光明磊落。絕對不能昧着良心，違背黨的原則，去陷害一位純潔無瑕的好人。但是，如果我們給江青一個字不寫，就過不了 今天晚上這一關。於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湊了個材料。現在回憶起來內容大概是：小周為人忠誠老實，能遵守紀律，團結同志，工作不怕苦累，愛學習，肯鑽 研，有一定的護理工作經驗……缺點主要是性格比較脆弱（這句話的意思是小周受的委屈太多，有時哭鼻子，掉眼淚）。

　　當時大家委託小劉歸納同志們的意見，整理好以後，他念給大家聽。念完以後，大家異口同聲地說：“對，就是應該對小周有這樣一種評價。”

　 　我是支部書記，這份材料應該由我交給江青。我拿起那份材料一看，很大的字還沒有寫滿一張16開的紙。其內容又和江青想象的根本不同，她看了以後肯定通不 過。但是它畢竟是以黨支部的名義寫成的材料，我硬着頭皮也得交給江青。我來到江青的辦公室，看到她的臉仍是陰沉的，我把材料遞給她。

　　江青接過材料，仔細看過以後，陰沉的臉更加難看了：“這寫的是什麼東西！這哪是揭發材料？這不是給她評功擺好嗎？我看你們是包庇她，合起伙來對付我！”她說着說着用力把材料摔在地上。

　　我一臉尷尬，出現這種情形是我預料之中，但當時我還是感到很難堪。我沒有作聲，準備挨批，如果作聲，她會說我頂撞她，不但於事無補，反而會引火燒身，保持沉默是唯—的自我保護、等待過關的好辦法。

　　我知道，她的精力是有限的，她在會上大講了半個多小時的話，又等了兩個多小時的材料，精氣神很快就消耗盡了。她也明白，張牙舞爪地嚇唬了那麼長時間，才看到了這樣一份材料，再想向我們榨取她所需要的東西是很困難的。

　　沉默了一會兒，江青無精打采地說：“唉，材料就這樣吧，這也有用。”於是，她自己沒趣兒地彎下身去，把材料揀起來，鎖進了她自己的鐵皮櫃內。

　　我走出江青的辦公室，心裡終於鬆了一口氣。走到門外往上一看，到天空中有幾顆星星在眨巴着眼睛。心想：“這是唱的哪一出？共產黨裡面居然還有這樣的戲……”

　　◇　騙政治局委員開會審案

　 　1972年3月4日晚上，江青和往常一樣，服了第三次安眠藥以後，進入臥室準備睡覺。護士小趙（即趙柳恩）按照醫囑和江青的要求，把另一份安眠藥放在床 頭柜上，以備江青萬一睡不着時順手就可以拿到自己服用。小趙按工作順序一切做完以後，即回到護土值班室準備休息，此時已是5日凌晨4點鐘了。

　　過了一個小時以後，江青突然打鈴叫小趙。小趙趕緊進入江青的臥室，江青躺在床上陰沉着臉說：“今天晚上你為什麼不給我放備份藥？我只睡了一小時就再也睡不着了，想吃備份藥，結果沒有找到，你給我解釋清楚，這是怎麼回事？”

　 　小趙用肯定的語氣說：“江青同志，那備份藥我給你擺上了，是不是你吃了以後，忘記了。”江青沒有想到小趙會那樣回答她，立刻火冒三丈，她說：“我肯定地 說，是你忘記給我放了，我根本就沒有吃，你竟敢撒謊說給我擺了，難道我一個政治局委員還誣賴你一個小護士嗎？別解釋了，快點把那份藥給我拿來，否則我今天 晚上睡不好覺你要負責。”

　　小趙作為護士，只能按照醫生的囑咐按時按量伺候江青服藥，不可以擅自給她增加藥量，要是出一點問題她也負不了責任。

　　小趙委婉地說：“我去問問大夫，看能不能再增加藥量，如果可以增加的話，增加多少合適？”

　　江青一聽火氣就更大了，瞪圓眼睛吼道：“你一個小小的護士是聽我的還是聽大夫的？這根本不是增加藥量的問題，而是少我一份備份藥，是叫你給我補上。”

　 　小趙非常為難，不聽江青的不行，不請示大夫出了問題又負不起責任。她趕緊從江青的臥室出來請示大夫，經大夫同意，又適當增加了一點藥量，然後伺候江青服 下，江青才平靜下來。這件事從表面上看是風平浪靜了，實際上是暗潮洶湧，江青由於長期服用大劑量的安眠藥，就有了很強的抗藥力，她的睡眠是靠服用超劑量的 安眠藥維持的。她服一次安眠藥的劑量，足夠沒有服過安眠藥習慣的人睡上一兩天的。物極必反，那天晚上江青連續服了5次安眠藥，不但沒有入睡，精神反而興奮 起來，用她的話來說這叫“抗勁了”。出現了這種情況，感覺自然不舒服。她躺在床上輾轉反側，各種疑問湧上心來，想來想去，她開始懷疑小趙是受了小周的指使 給她吃了毒藥。

　　江青在床上實在躺不住了，就打鈴起床。與往常一樣，小趙給她穿好了衣服，幫助她吃了麥片，洗漱完了，江青走到辦公室，橫眉豎眼地問小趙：“我問你，你是從什麼地方調來的？”
　　小趙說：“是從305醫院調來的。”
　　江青又問：“在305醫院以前你在哪裡？”
　　小趙說：“在廣州軍區。”

　 　江青聽小趙說以前在廣州軍區，就捕風捉影地說小趙是黃永勝的人（因為黃永勝任過廣州軍區司令員），於是就霍地從沙發上站起來，大聲吼叫：“原來你是從廣 州軍區來的，是黃永勝把你派到我這裡來的吧？”說着伸手就把小趙領章帽徽撕下來狠狠地摔在地上，並大聲說：“你不配戴這些！”

　　江青折騰小趙到晚上9點鐘，把我叫去，命令我立即打電話通知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員馬上到17號樓開會。江青總是這樣，利用她是毛主席夫人的特殊身份，經常驚動除毛主席和林彪以外的所有在京政治局委員。

　　3月初北京的夜晚春寒料峭。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員，接到江青辦公室的電話，不知道又發生了什麼事情，先後趕到釣魚臺17號樓。已經70多歲的周總理和葉劍英老帥也來了，一共來了8位政治局委員，即：周恩來、葉劍英、李先念、紀登奎、吳德、張春橋、姚文元、汪東興。

　　17號樓大廳的北側擺着一排長條會議桌，政治局委員順着長條會議桌一字排開坐下。周總理、江青坐在中間。

　　他們都坐定以後，江青突然把目光盯向我，並大聲叫喚：“小楊、大周、小趙給我過來！”我們走過來按照江青的指令坐在他們的對面。

　　除江青以外的8位政治局委員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江青要幹什麼。

　　等我們坐下以後，江青大聲對我質問道：“姓楊的你站起來。我問你，你要老實回答，林彪的坐探小周是怎麼調來的？你說！”

　　我站起來回答道：“工作人員的調動是上級組織上的事，小周是怎麼調來的我不清楚。”
　　“你給我坐下！”江青命令道。

　　然後江青又指向大周，“大周，你給我站起來，你說，她們為什麼讓我吃這麼多安眠藥？你說，你說！”

　　大周解釋說：“給你服的藥量大小是醫生和你商量決定的，我不了解這個問題。”

　　江青碰了兩上軟釘子以後，開始把矛頭指向小趙：“小趙，你給我站起來。我問你，你給我吃這樣大劑量的安眠藥，是不是小周指使你干的，你今天給我老實回答，不許隱瞞事實。”

　　小趙毫不含糊地說：“確實不是小周指使的，吃多少藥是醫生根據你的身體情況和你商量定的。”

　　小趙剛回答完，江青又大吼：“你，你給我坐下！”

　　江青對我們3個人發難了一遍，沒有問出她需要的東西，火氣越來越大，一下子站起來，不知又要審問什麼。

　 　這時表情嚴肅的周總理看到江青這樣飛揚跋扈地對待工作人員，實在忍不住了，很氣憤地對江青說：“你不能對工作人員態度好一點嗎？你用這樣的態度問話怎麼 讓人家講話？我都緊張了，他們都是孩子還不緊張？聽說你把小趙的領章帽徽撕掉了，我都替你臉紅。”周總理說着轉過頭去說：“張大夫（總理的保健大夫叫張佐 良）快給我一點藥吃，我的心情太緊張了。”

　　張大夫忙從藥箱裡取出藥給總理服下。

　　葉劍英見出現了這種情況，想緩和一下緊張的氣氛，也想將江青一軍，他把江青經常服用的安眠藥單子拿過去看了看，說：“你服的安眠藥確實是‘毒藥’，藥的劑量也的確太大，你今後不吃不行嗎？”

　　“不吃睡不着覺。”江青說。
　　“那少吃點行不行？”葉劍英又問。
　　“少吃也不行，因為我長期服安眠藥，有了很大的抗藥力了。”江青搖頭擺手地說。

　　葉劍英聽江青說安眠藥不吃不行，少吃也不行，全都明白了。他站起來，走到一旁坐在東邊的沙發上，頭往沙發靠背上一靠，合上眼睛，呼呼地睡覺去了。經常和江青一拍即合的張春橋、姚文無，見周總理批評了江青，又見葉劍英同志將了江青的軍，也不敢給江青幫腔了。

　　江青見沒有人同情她、支持她，感到很尷尬，想挽回面子，於是就說：“你們都知道我有病呀，我現在該吃藥了。”

　　她指着剛剛被審訊的小趙說：“快給我藥吃（她要的還是安眠藥）。”

　　江青吃完藥，悻悻地離開17號樓大廳到禮堂看電影去了。

　　周總理見江青走了，把葉劍英、汪東興叫到17號樓的小客廳商量如何處理今天發生的事情。

　　總理說：“今天江青把我們這麼多政治局的同志叫來，對幾位工作人員興師問罪，我認為這是一件大事，應儘快報告毛主席，不報告不好。”

　　汪東興說：“我贊成總理的意見，今天晚上發生的事，確實是一件大事，如果不報告毛主席，萬一出了更大的問題，我們不好交代，請總理在方便的時候報告主席。”

　　總理沉思了一下說：“主席工作和休息的時間我不好掌握，東興同志每天都在主席那裡，還是請東興同志報告主席比較方便。”

　　葉劍英也說：“還是東興同志報告主席好。”
　　汪東興說：“尊重周總理和葉帥的意見，同意由我向毛主席報告。”
　　周總理對汪東興叮囑：“請你報告主席越快越好。”
　　汪東興說：“那好吧。”

　　第二天，周總理又給汪東興打電話，催促他趕快報告毛主席。

　　汪東興根據周總理和葉劍英的意見，及時報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聽了匯報以後，非常氣憤，他說：“江青私設公堂，要拿她問罪。”江青瘋狂地折騰了一天一夜，不但沒有達到目的，反而弄得她非常尷尬和狼狽。午夜時分，她由張春橋、姚文元陪同到禮堂看了一部電影，又和往常一樣，服了3次安眠藥以後回到10號樓休息去了。

　　江青進入臥室以後，我給她準備好了第二天要看的文件，回到我的宿舍。

　 　我躺在床上，深深地出了一口氣。回憶當天江青的表演，心中又氣憤，又高興。為什麼氣憤？毋庸贅述。高興的是，江青平時虐待、折磨工作人員的情景，中央領 導可能聽說過，並沒有親眼見過，今天這麼多政治局委員看到了江青是怎樣對普通工作人員的，知道了我們在她那裡工作是多麼的不容易。周總理和葉帥當着眾人的 面嚴肅地批評了江青，給我們撐了腰，出了氣，這對我們是極大的安慰。我想着想着，激動的淚水順着眼角流到了枕頭上。

　　今天的一切就這樣過去了，明天是凶是吉，難以預料。

　 　第二天上午11時左右，江青在臥室打了一下電鈴，我覺得有些奇怪，因為江青起床時先叫護士，護士進去以後幫江青穿衣服和鞋襪、洗漱、吃東西。而今天起床 為什麼只打了一下鈴？都認為是她打錯了鈴。護士就端着江青起床要用的洗漱和要吃的東西進了江青的臥室，沒有多大一會兒，護士出來對我說：“老楊，江青是叫 你的，你快進去吧。”

　　“江青起床了沒有？”我問護士。
　　“她還沒有起床。”小趙回答。
　　“她現在叫我進去幹什麼？真奇怪！”我是問小趙又是問自己。
　　“我哪知道，叫你去你就去吧，你還得快點兒去，看樣子她還很着急。”小趙說。“我現在進去不方便，請你跟我一起進去吧。”我懇求小趙。
　　“那好吧。”小趙爽快地同意了。

　 　小趙走在前，我走在後。進入江青的臥室，我看到她穿着睡袍半躺半靠在床上。她看見我進去，突然坐起來，雙手向我伸過來，看上去面色很疲倦，情緒很激動， 頭髮很亂，臉上的肌膚在顫抖，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她這種樣子，嚇了一大跳，不由倒退幾步。這時，她做着手勢，連聲說：“你過來，你過來，離我近點兒。”我看 她那種異樣的動作和表情，還是不敢靠近她。

　　她又說：“沒有事，你過來呀！”

　　我想：現在有護士在場，看她還要耍什麼花招，我一個男子漢，她不敢對我下毒手吧？走近點兒就近點兒。

　　我小心翼翼地走過去，她一下子雙手緊緊地握住我的手，連聲說：“我昨天晚上驚嚇了你們啦，驚嚇了你們啦！”

　 　我見此情形，一下子愣住了，江青今天的態度和昨天判若兩人，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難道一個晚上就能使她良心發現，改變了態度？我在江青那裡工作了這麼長時 間，對她還是了解的，江青不可能是這樣子，她一定又有什麼花招，她或許只是換了一個手法。一招不行又來一招。這時小趙看沒有她的事了，想離開江青的臥室， 我忙給她使了一個眼色，不讓她離開，她心領神會，沒有離開。

　　江青皮笑肉不笑地說：“我想給主席寫封信，可是我連拿筆的力氣都沒有了，我說你寫。”

　　江青這麼一說我完全明白了，她是假裝給我們道歉，實際上是為了叫我代筆給毛主席寫信。

　　江青眯縫着眼睛說：“主席：我長期遭受林彪一夥的迫害，他們指使在我這裡的坐探叫我服了大量的毒藥，使我植物神經嚴重失調。我現在嘴唇青紫，手腳發麻，頭髮脫落，好似乾柴……請主席為我作主……”

　　我寫完以後，江青拿過去改了幾個字，又叫我抄了一遍，她簽上名，寫上年月日，又叫我拿了一個大信封，她在信封上寫上：

　　即送主席、總理、劍英、先念、春橋、文元、登奎、吳德、東興同志親啟。

　　江青寫完以後，親自用密封簽封好，叫我立即給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打電話，馬上派通信員來取，並命令他們由專人於當天傳到中央領導同志手中。

　　江青寫這封信的目的很明確，是想請毛主席表態，用毛主席的威望和影響把秘書、警衛員、護士等工作人員打成現行反革命，向中央領導同志證明她的判斷是正確的。

　　由於毛主席已經知道了江青私設公堂向工作人員發難的情況，所以江青的信送到主席那裡，主席看過以後連圈都沒有畫。周總理和其他中央領導接到信以後，見主席沒有畫圈，看過以後也都沒有畫圈。

　　信轉了一大圈，退回江青，她顯然看到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看過信以後都沒有畫圈，遭到了冷遇，有些不高興，但她還是把它當做寶貝一樣，鎖進她自己的保險柜裡。

　 　過後不久，有一天汪東興和我一起議論這件事。汪東興說：“那天江青打電話通知8位中央政治局委員到釣魚臺17號樓，總理打電話給我，問：‘江青同志叫我 們去有什麼事，你知道嗎？’我說我不知道。我們去了以後，江青說：‘楊銀祿、周金銘、趙柳恩有問題，一是要對他們進行審訊；二是叫公安部把他們抓走。’總 理說：‘你認為工作人員有什麼問題，我們不能對他們進行審訊，而應該叫談話。’江青不同意叫談話，堅持說應該叫審訊。我說，你的工作人員是由我代表組織經 過精心挑選、嚴格審查派來的，平時由我負責領導，你如果認為他們有什麼問題，應該交給我，由組織調查處理，不能一下子交給公安部，等我們談了話以後，再由 組織酌情處理。江青還是堅持不同意叫談話，而叫審訊。那天，江青當着我們8位政治局委員的面張牙舞爪，殺氣騰騰，審了一個又一個，我認為那是私設公堂，侵 犯人權。她表面上是對工作人員的，實際上是對準我來的，‘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嘛。當時，葉劍英同志當場問了江青幾個問題，江青回答：‘不吃睡不着，少吃 也不行，因為我長期服藥，有了很大的抗藥力了。’葉劍英同志聽了江青的回答，不再說話了，頭往沙發上一靠睡覺了，還打出了鼾聲。我小聲問葉帥，這樣緊張的 氣氛，你怎睡着了？葉帥小聲說：‘我沒有睡着，我是裝睡着了。她這樣鬧，我們不該來。’我說，我們事先不知道她叫我們來有什麼事，總理也不知道。葉帥 說：‘真糟糕！這不是為江青助威嘛。’葉帥說得對，是為江青胡鬧起了助威作用；但是，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堅持了原則，才使江青的陰謀沒有得逞。”

　　我跟汪東興說：“我們工作人員真是太感謝各位中央領導同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