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回忆张海迪事迹调查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6月06日21:46:09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答《南方都市报》问：回忆张海迪事迹调查 　　《南方都市报》记者钟刚先生，通过电子邮件越洋向我提出了一些关于1983年张海迪宣传及后来典型宣传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我因出国太久，不太了解，无法回答；有些问题，在我写过的文字中已经谈到，我没有新话补充；只重点以书面形式回答了其中部分问题。 　　这位记者之所以会采访我，我想，是因为他得知我当年作为共青团中央的小干部，算一个张海迪宣传的知情人；也可能因为我在中国大陆《报告文学》杂志1989年6月号发表的《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以及2006年8月20日的文章《重读张海迪两封电子邮件》。 　　钟刚先生就此事采访的对象不止我一人。后来他与实习生杨一飞综合采访结果，在该报发表了一篇深度报导《张海迪怎样成为改革开放后头号全国典型》。 　　考虑到我当时所介绍的有些事实还比较重要，而钟刚他们限于篇幅又不可能全文照录，索性将我给他的书面回答，贴到这里。 中年张海迪 　　1、在张海迪于1983年2月24日到京之前，你从媒体上获知的她是怎样的一个形象？ 　　在此之前，我读到的媒体对她的宣传不多，除了《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9日头版头条那篇只有一千来字的人物特写，就只有《工人日报》1983年2月上旬的一个专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条：一条是自强不息，一条是热心助人。这两条，都围绕当时青年包括我自己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如何在为社会所需要中实现自我价值？ 　　2、后来在（团中央的）万年青宾馆会议室，当你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给你的印象是怎样的？当时她的身体状态如何？ 　　在我的报告文学中已经写到了，请参看。补充一点，感到她谈吐、气质，与一般追求美的大学毕业生没有什么两样——虽然她是完全靠自学的残疾青年。当时她的身体状况还不错，讲了一个多小时，又回答了约大半个小时的提问。 　　3、在1981年12月29日之前从来没有被媒体注意过的张海迪，一上报，她就一跃而上中国第一大报的头版头条。我就此询问过宋熙文（该报道的作者，时任新华社山东分社记者——高注），他也不知道缘由，你对此有没有试图去了解其中内情？ 　　没有。当时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当没有国内外时事大事的时候，一個能体现当局提倡的道德风尚的普通残疾女孩登上中国第一大报的头版头条，虽不常见，也不算太破格。你采访过李霞（最先发现张海迪报导线索的山东画报社记者——高注）和宋熙文，想必知道，当时发现这个典型是有相当偶然性的。连聊城地委书记都是看到《人民日报》才知道自己辖下出了这么一号人物。 　　4、在你的报告文学中提到：“根据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要求﹐团中央与山东省委各派出一个‘宣传调查小组’，联合调查、全面核实张海迪的经历、事迹和家庭等各方面情况。”当时你到山东调查的情形是怎样的？ 　　1983年3月到4月，团中央派出宣传调查小组共9人（组长由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亲任，但他因病住院，实际上是8人），山东省委从省委宣传部和团省委抽调7人组成山东省委宣传调查小组，胡耀邦等中央领导给这次调查规定的任务是，调查核实张海迪的全部经历、事迹和家人。此前一段宣传张海迪的过程当中，听到一些对宣传失实的批评，我们也受命要一一搞清。 　　两个调查组成员搭配，济南市、聊城地区和莘县也派了官员参与和协助。按照张海迪人生经历的几个阶段的地点，分成个人经历，自学成才，学医治病等几个专题，分组调查。除了查找原始档案，还要找到当事人和知情人取证，前后有20多天。张海迪本人在北京住院，她的父母当时主要在北京，中间回到山东，我们也见过面，向他们了解线索。但是我们调查的情况在没有对团中央和山东省委汇报，进而对党中央汇报之前，对他们也是保密的。 　　我当时与山东省委宣传调查小组的老李（他是山东大众日报社的一位老记者）两个人一组，先在济南主要调查海迪童年上学情况；后来去莘县调查在海迪随父母下放期间的情况；因为我们组完成得较早，我们两人还在聊城协助别的组找了一些当事人取证，又接受任务跑了一趟安徽巢湖，详细调查了海迪的丈夫王佐良的情况。 　　调查并不容易。我在报告文学中说：“这段岁月所见所闻，真可以用‘惊心动魂’来形容，大惊接着大喜，大悟伴着大惑”。这主要是指：虽然时间过去不久，但是许多人记忆已经模糊，知情人的说法很有出入。例如，我参予协助调查过张海迪1974年自杀的经过，从1974年到我们去调查的1983年，仅仅过了九年时间，但是众多在场者对当时经过的说法大相径庭：她服药自杀时是否锁了门？她是否在即将陷入昏迷时呼救？谁第一个发觉情况异常？谁第一个进去，进去之后看到张海迪是怎么个状况，完全昏迷还是略有知觉？等等，都有不同说法。 　　再如，当时有报导说，张海迪“一天学也没有上过”，但有人说（我忘了是海迪本人还是她父母），她去上过半天小学，无法坚持，下午就回来了，再也没有上。就为上的这半天小学，我们在济南调查起来，非常艰难：时过二十多年，学校几经变迁，经过“文革”的混乱，学生登记册档案也已散失。当时的老师基本上找不着，找着了几位校长和老师，他们对一个六十年代初仅参加了开学典礼、刚坐进教室半天，就没有再来的小女孩，很难有印象，都无法证实或证伪。 　　但我们调查到的张海迪的主要经历和基本事迹，是属实的。那次调查给我的教育很深，我深切地体会到调查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高按：在钟刚先生的报导稿见报之后，我继续回忆当时情况，感觉当时调查之所以遇到不少困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自山东省委书记苏毅然、省长梁步庭，到省委宣传部、团省委，下面聊城地委、莘县县委，对我们调查的意图一度不摸虚实，甚至有相当的误解；下面有的部门和机构对调查持暗中抵制态度，甚至搞了些小动作。） 　　5、听说当时宣传报道的个别细节有假，比如她的高考分数。 　　她的高考分数确实有误，但我不愿名之为 “有假”，宁愿称之为“失实”。当时报导她高考考了436分，她自己演讲也这么说。但是我们后来查到高考成绩登记表，并没有这么高（我忘了是多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失实？我们向很多人做调查，联合调查组内部也反覆讨论分析。不止一位当事人对我们回忆海迪向他们报告“436分”喜讯的经过，她的家庭里还为此聚餐庆祝。我的感觉是，当时海迪对自己考了436分是信以为真的。 　　我们分析，这很可能是家人或者她的某位、某几位朋友对她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因为他们看到她为参加高考费了很大劲，身体受到很大影响；按她的要强性格，如果得知考得不好，第二年肯定要再折腾一趟，一定要达到录取分数线才罢休。但以她的身体情况，就算考了高分，在当时，大学也是不可能录取的。家人或朋友就编造了这个分数来安慰和鼓舞她，以避免她当时情绪受打击，也阻止了她第二年身体又遭罪。 　　他们撒这个“善意的谎言”时，张海迪其人还默默无闻，亲友不可能想到她数年后会被树为全国青年的榜样，所以不存在人为造假拔高、欺世盗名的动机，他们当时要“骗”的，只是她一人而已。当然，后来宣传工作者采写到这一分数时确有疏忽，应该去翻查一下高考成绩档案记录。 　　在我们调查之后，就再也不提她高考“考了436分”了，但也没有公开澄清。在我们调查之前出炉的一些资料包括图书，还继续将这个不实成绩流传了一阵。 　　类似失实细节还有一些。当时许多记者难以采访到她，只能采访亲友或朋友熟人，他们的回忆很难准确，彼此难免有出入。 　　6、张海迪接受《面对面》节目采访时说，“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在更大的场合下愿意去讲述，当时只把它当成一种迫不得已的任务。但是当时想得挺简单，我到北京去开会，一定去的话，那我很快就回来。”当时回山东，是张海迪执意要走？听说“1983年的宣传以后，组织上曾经对你有一个选择，让你去担任某一个职务”，是这样吗？ 　　团中央将海迪接到北京来做宣传，本来就是个阶段性的任务，如果不是因为她1983年3 月11日突然在京病危，或许会更早离京。回山东是海迪的愿望，而到那一年5月，团中央也没有更多任务非留她在北京不可，便同意了，安排她1983年5月24日返回山东。 　　山东方面是否安排她担任某一个职务的设想，我完全不知道；我也不清楚团中央领导是否有这样的考虑。即使团中央提出安排职务，根据她的身体和本人愿望，也不可能是任何实质性的职务（何况，团中央对山东也没有人事权），而只能是名誉性的头衔。 　　7、你曾经谈到你那篇报告文学的写作目的。你现在如何看？ 　　我在2006年博客文章《重读张海迪两封电子邮件》中说过写作目的，文字没有推敲得很准确。现在我会这么表述：“通过这部作品表达的，是对中共宣传机制的反思：如何将一个活生生的可亲可敬的残疾姑娘，宣传成一个人们看到报纸上她的名字就烦的政治典型。” 　　8、1983年之后，关于张海迪的报道开始大幅度减少，你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中共的工作重点、全国民众和青年的兴奋点已经转移；张海迪本人刻意保持低调；团中央虽然没有忘记这个青年榜样，但是也没有合适的宣传契机。 　　9、对于塑造典型，在张海迪之后相继有了孔繁森、李素丽，你认为对张海迪这个典型的塑造和他们是否有些不同？ 　　对孔繁森、李素丽的典型宣传我所知甚少，所以无法与宣传张海迪做比较。 　　10、当时怎样想到写作那篇报告文学《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这篇文章在现在看来也是大胆的。 　　在宣传张海迪的过程当中，亲身感受到对她的宣传规格越来越高，但是所宣传的典型离青年越来越远，使我这个参与宣传者陷入困惑和矛盾之中——张海迪本人也在困惑和矛盾之中，这一效果出乎所有抱有良好愿望的相关人士（包括张海迪）的意外。我感到中国的宣传机制有问题。 　　后来文坛掀起报告文学热，我认识的几位报告文学作家鼓励我，我便将这段经历和感受写了出来。 　　11、尽管当时的典型人物报道现在依然是新闻系学生的教材，但是塑造典型人物已经越来越难，你认为到底是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对具体情况我了解不多，谈不出什么。从总体上看，官方宣传机器和媒体的公信力急剧衰减，塑造典型人物越来越难是必然的。 　　12、听说张海迪也看过你这篇作品，她的反应是怎样的？ 　　我这篇近三万字的报告文学发表时正遇到“六四”，《报告文学》杂志被整肃停刊。海迪是否看到，看到后是否会因此文在精神上受到冲击，也成了我的悬念和心病，因为虽然我的反思并不是针对她本人，而是针对中国的宣传机制，但不可能不波及她本人。在文中，我对她的某些言行（例如，在会见上海演讲团时失约迟到）也有微辞；在将她与另一位残疾姑娘孙恂的对比描写中，我将同情更多地给予了孙恂。那么，海迪看后是否能理解我的本意，是否会受到伤害，情绪产生波动？我是惴惴不安的。 　　从她1983年5月回山东之后，我除了有限的几次见面，基本上没有跟她联系过，因为我深知她被人打扰之苦，我不想自己也成为打扰她的人。这样，我没有试图去探知她的看法。加之我来到美国，就更联络不便了。 　　2001年春天喜出望外地收到海迪的电子邮件，我才部分解除了这个心病。她告诉我，她看过我的那篇报告文学；让我感到欣慰并由衷地对她感到钦佩的是，她说：“宣传我时，我才28岁……那一切永远打破了我本来宁静的生活。当然我天生的叛逆也让很多人失望”； “你不必内疚，那些经历让我更顽强了，我坚持靠自己的努力学习工作，终于实现了很多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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