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8月，以冈村宁次为首的华南日军发动了桂柳会战，空运大队也参加了这次会战，调动了20 多架飞机支援前线。基地设在广西长安（现在叫融安），每天从长安机场起飞，降落在桂林、柳州、丹竹机场作穿梭飞行，为前线运送军火给养，每天都要飞两三个来回，而其中距离前线最近的机场，就是丹竹。那时日军已经攻陷梧州、藤县，这里距离前沿阵地只有二三十公里。机场在西江岸边，飞机着陆时可看到宽阔的江面，橘红色的江水滚滚东流。机场周边是大片的荔枝林，这时正好是荔枝飘香的季节，枝头挂满了红珊瑚般的累累果实。趁着飞机降落后卸货加油的空隙，主人邀请我们参观他的果园，他说这一片荔枝至少在万斤以上，如果在承平年代，销到梧州、广州，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他又向我们介绍他的荔枝品种是当地最名贵的优良品种，这种小核糯荔，核小肉厚，甜美多汁。据说当地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是来看荔枝的人，主人就给他一个小茶杯，如果能够把吃完的荔枝核装满一茶杯，就可以不收他的钱，但等不到盛满一杯果核，就已经吃饱了，由此可见果核之小，果肉之厚。当然这只是个传说，那天主人并没有给我们茶杯，只是叫我们随便吃，尽量吃，不吃反正也是烂在树上。吃完之后，主人还给我们每人摘了一篓，带回长安。
在硝烟弥漫的前线品尝这样鲜甜可口的荔枝，它是如此沁人心脾，齿颊留香，确是一次难忘的经历。从这以后，再也没有吃到过这样鲜美的刚刚从树上摘下的荔枝。
就在这之后不到一个月，从雷州半岛北进的日军攻陷廉江、容县、平南，占领了丹竹机场。接着在11月，柳州、南宁、桂林也先后被日军攻陷，至此，广西境内的机场全部被日军占领。日军攻陷桂林、柳州后继续北进，攻陷河池、南丹，并于12月5日攻入独山。桂柳战役是抗日战争中最后一场血战，在这次会战中，我们是失败了，丢了很多地方，但只是暂时的退守，第二年春夏之交，我们即发起了反攻，并先后收复了桂林、柳州、南宁、梧州，把进犯的日军全部赶出广西。据说在日军攻占独山时，魏德迈曾建议蒋介石迁都昆明，蒋这时对战局仍然充满信心，他当时回答：“纵使在重庆被包围，我也决不离开重庆。”
除此之外，我们还参加过光化、老河口战役，基地设在汉中机场和安康机场；再就是宜昌长阳战役，基地在恩施和梁山（现在叫梁平）机场；湘西南战役，基地在芷江机场。但只有桂柳战役的规模最大，动用的飞机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给我留下的印象也最深。
真正的一次最惊险遭遇却不是在前线，而是在后方的昆明。时间约在1945年春天，住在昆明金碧路空军招待所。快天亮时，外面忽然枪声大作，衣复恩赶快把我们叫醒，离开招待所，但没有找到我们来时乘坐的Station Wagon（有点像今天的面包车，车身杏黄色，长头），正好门前停着一辆大货车，衣复恩当即钻进驾驶室很快发动汽车，我们也全部爬进货厢。卡车沿着金碧路、拓东路风驰电掣直奔巫家坝机
场，沿途不断从四面八方射来冷枪，只好蹲下身体降低目标，最后总算是有惊无险，平安飞回重庆。后来才知道这是龙云发动的一次未遂政变。龙不久即被蒋介石“请”到重庆，当上了军事参议院院长。龙云和盛世才一样，都是独霸一方的土皇帝，最后都败在蒋介石手下，但两人结局又不尽相同，盛世才去了台湾，龙云却逃到香港，最后返回大陆投靠了毛泽东。
有些人认为干飞行这一行是很危险的行业，我并不这样看。任何一种交通工具都有它潜在的危险性；火车出轨，汽车坠崖，轮船有时会被风浪掀翻。飞机在空中来去自由，它的运行环境比地面和水面要安全得多。而且一般运输机都装有两台发动机，多则有三台、四台，最大的飞机甚至有六台、八台，即使其中一台或数台发动机坏了，仍然可以维持单发飞行，在训练科目中也有单发飞行和单发着陆的项目。
我在一次转场飞行中也遇到过一次惊险场面，那天的机长是邱光石，机上还有另外一名报务员李鸿东，飞机刚离地约100 公尺，左发动机突然冒黑烟，这时掉头回太平寺已不可能，飞机还没到达转弯高度，一掉头就会失速坠落，幸好前面不远就是温江机场，机长立即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关掉左边的发动机，对准温江机场跑道单发着陆，成功地避免了一次事故、挽救了飞机。落地后打开机罩，发现排气歧管已经松脱（主要是由于在检修时没有拧紧螺栓），气缸排出的高温气体进入发动机，差一点就把操纵钢索烧断，稍晚一步，后果不堪设想。后来检修工受了处分。
再一次就是由芷江返回重庆，机长王赐九，飞出约一小时左右，右发动机突然熄火，当时正在云中飞行，下面是武陵山脉的崇山峻岭，最高峰凤凰山海拔2570公尺，单发飞行只能维持平飞，不能爬高，会有撞山危险。王赐九始终保持冷静，判断是油路故障，立即采取应急措施紧急泵油，发动机终于重新启动，迅速爬升到安全高度，转危为安。王赐九后来留在大陆，在开封空军部队当飞行教练，事隔十年，我们再次见面，我那时在民航武昌南湖机场塔台担任调度指挥，他驾驶一架C46在南湖降落，两人见面，情不自禁地拥抱在一起，激动地谈起那次经历，依然感慨万端。我在飞行生涯中遇到的惊险场面，也就是这两次。
由此可见，遇到任何意外情况，只要能够保持镇静，从容应付，有些事故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几次迷航事故，也是如此。其实雷雨并不像想像中的那样可怕，雷雨中的闪电对飞机并不会造成损害，因为飞机的全金属外壳是良好的导体，它对机内的人员和设备起到很好的屏蔽作用，再强大的闪电也只能通过飞机表面，而不会击毁飞机或伤害人员，雷雨中的垂直气流也是局部的，范围很小，容易穿越。造成迷航的唯一原因是静电干扰，耳机里一片像鸣沙一样的哗哗声，导航讯号被淹没，罗盘指针摆动，使飞机迷失航向。这时就需要特别敏锐的分辨能力，从干扰中抓住导航讯号，让罗盘保持稳定指示，使飞机能够准确地对正航向。只有头脑高度冷静才能沉着应战，并不是所有的报务员都能够做到这一点。事故的产生，往往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间。
今天的波音客机巡航高度都在一万公尺以上，可以避开一切影响飞行的恶劣气象因素。而C47不行，它只能在对流层以下飞行，必须和各种坏天气打交道。除雷雨外，对飞行影响最大的是结冰。在我国西南高原上空，春季常会出现大片的冻雨区，厚厚的云层中充满了过冷的水滴，在这种云中飞行时，飞机就会结冰。C47本来有除冰设备，翼前沿有一层橡胶厚膜，内部可以鼓气，使冰层破碎，翼面还可以加温，但如果结冰速度太快，除冰设备会失效。结冰使机翼的负荷超过设计的临界值，后果非常严重。1943年春季就有一架从芷江飞重庆的C47，途中严重结冰，已经穿出云层，到达白市驿机场上空。但没有来得及着陆，机翼突然齐根折断，飞机在空中解体坠落，造成机毁人亡的惨剧。
再就是沙尘暴。西北地区是沙尘暴多发区，一般都可以预报出来，但有些突发的沙尘暴也很难防范。1944年夏，一架C47在嘉峪关降落时，遭遇沙尘暴，飞机偏离跑道，左翼折断，螺旋桨击穿驾驶室，机长郑云大腿被斩断，送医院途中流血过多死去。郑云是上海人，体格健壮，性格活泼，爱唱京戏，死时才25岁。郑云是衣复恩最喜爱的飞行员之一，为此衣流了泪。
飞机到达机场上空时如果遇到云层太低，必须做穿云下降，穿云下降有一定的程序，只要严格按程序操作，一般是不会出事的，但是万一操作不当也会发生意外。1944年春季，一架C47在太平寺机场做穿云下降，在作最后一个“烟斗转弯”时（即从背台飞行转为向台飞行），可能是转弯半径太大，撞毁在机场东面的龙泉山上，机长林英浩，福建人，遇难时才23岁，是全队最年轻的飞行员。我的另一位好
友陈福（同住一个寝室），也是在台湾花莲机场穿云时撞山牺牲。在空运队的几年中所发生过的事故，我能记得起的也就是这些。
从上面可以看出，这些飞行事故，全部是由于恶劣天气或人为的失误（操作不当，检修不力）所造成，由飞机本身造成的几乎没有。中国航空公司曾经在一次圣诞节之夜一连三架客机在宜宾穿云下降时失事，死难百余人。那天宜宾机场大雾，根本不具备穿云下降的条件，而且机场已经关闭，在这种条件下硬要穿云下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致一连三架飞机撞山。空运队的失事比例比民航小得多，就因为他
们从来不会干这种蠢事。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胜利了。
空运队是在晚上八点在收音机中得到这一喜讯的，全队顿时一片欢腾，大家不约而同的集中到前院，欢呼雀跃，欣喜若狂。
没有香槟，就从食堂搬出来一箱又一箱啤酒，开怀畅饮。
没有熖火，衣复恩临时想出一个点子，把信号枪全部集中，人手一把。一霎时，红的、绿的、黄的、白色的信号弹，万箭齐发，射向夜空，五彩缤纷，辉煌灿烂。
我们就这样用自己的方式纪念这难忘的一夜，简单而隆重。
大队的基地从成都转移到南京明故宫机场。
接下来就是繁忙的不间断的飞行。从9月到12月，四个月的飞行时间差不多超过以前全年飞行时间的总和。但一点也不觉得累，心中充满了自豪：我们胜利了，扬眉吐气了，可以自由自在地在自己的领空中翱翔了，再也不会冒险夜航了，心情无比舒畅。
航程范围也扩大了，降落在从来没在去过的大城市：上海、北平、天津、青岛、汉口、广州、郑州、杭州、台北，还飞到国境线以外，河内、西贡，还到了日本。
9月，在武汉、广州、河内、西贡之间穿梭飞行。在武汉住在当时最豪华的宾馆德明饭店，没有电、晚上点蜡烛，闷热难当，只好开窗睡，被蚊子叮了一夜。第二天马不停蹄的赶到广州转飞河内，突然疟疾发作，打了两针奎宁，第三天到西贡，然后又回到广州。那时究竟年轻，不把它当回事，没有请假，也没有休息，回广州后，疟疾居然好了。10月3号去了一趟日本，押送汉奸陈公博回南京，陈公博是汪伪政权二号人物，汪精卫死后由他接任伪政府代主席，8月25日逃离南京前往日本京都，在日本呆了50多天引渡回国。引渡的机场所在地叫米子，位于本州岛西端，面临日本海，飞机从米子直接飞回南京。陈自知末日来临，在几名武装军警押解之下，垂头丧气，面容晦暗，一言不发，押回后投进苏州监狱，于次年6月3日执行枪决。
10月5日到上海，住了两天，住在上海最高的高层建筑国际饭店，晚上想到饭店楼顶去看上海夜景，想不到顶楼住了一个日本军官给挡了驾，很是扫兴。第三天，从上海直飞台北，在台北一住就是一个多月。
在台湾，先后到过台北、新竹、台中、台南、台东、花莲，这些机场的地勤人员全是日本人。有些年轻的日本雇员见到中国飞行员就围上来索讨美国香烟，那时我们身上总带有几包骆驼牌或Luckystrike，当然不是自己抽（空勤人员都不许喝酒、抽烟），而是用来和这些日本人联络感情。日本人对中国空军人员多少有些敌对感，在新竹机场曾经碰到一个卤莽的开加油车的日本司机，他以飞快的速度急驰而来，到了面前突然急刹车，差点把我们撞倒，看来他是有意这样，很不友好。机场大楼内也有些年轻的日本女职员想上来同我们套近乎，但她们只会说日本话，无法沟通。招待所的服务员却大部分是台湾姑娘，对我们特别热情。我们刚到台北，晚上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两位姑娘，笑咪咪地把一大包东西塞到我们手上就走了，打开一看是糖衣花生米，我们不明究竟，连忙去找她们。她们说：“你们远道而来很辛苦，这是我们大家一点心意。”走在台北街上，也会碰到年轻的台湾姑娘主动为我们带路，作义务导游。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欢迎，这一切都使人感到温馨。
那时的台北很小，市容萧条，比起大陆的城市差得很远。在车站的货棚里、月台上到处都是麻袋装的一袋袋的白砂糖，堆得像小山，可见台湾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还处于单一的农业经济状态，而且受战争的影响，物流不畅，使大量的物资积压运不出去。
但台北也有它令人难忘的地方，一个是台北动物园。台北的动物园很大，即使花一天功夫，也很难游览它的十分之一。它有很多动物都是放野的，各色的大小鹦鹉在树上飞来飞去，梅花鹿成群地在草地悠闲漫步。现在内地也有很多野生动物园，但只限于猛兽，而且游人只能坐在吉普车内观看。台北动物园刚刚相反，虎豹豺狼等都是圈养的，对人无害的动物才全部野放。特别是鹦鹉，过去在内地看到的鹦鹉只有一种，就是红嘴绿鹦哥，台北的金刚鹦鹉个头大，差不多有一般鹦鹉两三倍，颜色有大红、宝蓝、银灰、金黄，多姿多彩，五光十色，使人大开眼界。金刚鹦鹉现在已经很普遍，各处都有，但那时确是第一次看见，觉得很新奇。
台北还有一处极佳的休闲去处，就是北投大屯山温泉公园。大屯山在台湾的最北端，如果说台湾岛的形状像一匹树叶，那么最南端的鹅銮鼻就是叶尖，大屯山就是叶柄。台湾除了西海岸是平原地带，其它三面都是逼近海岸的高山。在台湾的群山之中，大屯山也不算高，只有一千多公尺，但是它面临大海，山体庞大，看起来非常壮观。加上全山绿树葱茏，从山麓到山顶都是高大茂密的热带雨林，高山大海，
衬上蓝天白云，真像蓬莱仙岛一般的梦幻奇景。
大屯山名为公园，它比一般公园的范围大得多，它不但包括整个一座山，还包括山间的温泉浴池和海边的沙滩浴场。蛛网一般的林荫小道通向密林深处，小道两旁每隔几十步就有一条长椅，走累了随时随地都可以坐下来休息。温泉区和沙滩浴场周围有很多咖啡茶座和小吃店。自从离开成都后，每周两次的舞会没有了，休假改为郊游。每逢假日，全队乘卡车到北投，一般都是早餐后动身，中午就在外面用餐，下午回队。一天的功夫可以玩得很痛快。
10月的台北依然是艳阳高照，这时内地已经是深秋，台湾还在过夏天，泡在海水里暖洋洋地，非常舒服。由于战争刚结束，游人不多。游人中大半是日本人，到哪里都听见说日本话。那时还没有比基尼三点式泳装，游泳的人要不穿整体式泳装，要不什么都不穿，穿泳装下水的是本地人，裸体下水的都是日本人，女的比男的多。沙滩上也有很多女人一丝不挂地晒太阳。甚至有一次我们在用餐的时候，鄰座竞
有几个裸体女人坐下来大吃大喝，旁若无人，全身皮肤都晒成巧克力颜色，很像高更的热带风情画。
大屯山到处都是温泉。初去时不了解情况，我和同队的李玉声一起走进路旁一处温泉浴池，刚走进去，掀开门帘，一眼看见满池都是女人，吓得连忙退出。后来才知道这是日本人的浴池，日本人的习惯是男女混浴，所以，要想泡温泉一定要先弄清楚，本地人开的浴池都是男女有别的，可以放心去泡。
限于当时的交通条件，没有去日月潭和阿里山，但是台湾东海岸的壮丽景观，确也令人过目难忘。
花莲机场东临浩瀚无际的太平洋，西接高耸入云的能高山和奇莱主山，这种高山大海的格局，在台湾沿海随处可见，比如台北的大屯山，但大屯山只有一千多公尺，而花莲却紧靠台湾的脊梁，能高山主峰3261公尺，奇莱主山更高达3558公尺，比峨眉山还高得多，是庐山的两倍，有三个大屯山那么高，把这样的高山放在海边确是慑人心魄，每想到在太平寺和我同室相处三年的好友陈福就葬身在它的怀抱中，更让我慑服近于窒息。
在台湾的任务主要是接收一批日制C47。那时日本的运输机都是这种机型，它是一种惟妙惟肖的仿制品，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山寨版”。不论是机身外表还是内部设备，除了仪表板和操纵台标注的是日文外，机上一切细微末节和原厂产品一模一样，几可乱真。C47的另一“山寨版”就是苏联仿制的“立二”（литва-2），在上世纪50到60 年代曾是我国民航的主要机型。
当时，这批飞机散在台湾各机场，经过试飞验收后全部集中在台北，其中大部分飞回上海。在一次去上海的飞机上，我结识了一个日本朋友，他是飞机上的随机机械员。那天我带了一本屠格湼夫的《烟》，在飞行闲暇时翻看。他拿去看了一下，说他也喜欢屠格湼夫的书，当然他不会中国话，是用笔写在纸上，和我笔谈，从笔谈中，他还谈到《贵族之家》和《前夜》。最后互相询问姓名，我只记得他姓梅园，
梅园是一个很活泼开朗的日本青年，以后我再也没有碰到过他，他使我看到日本人并不全是敌视我们的。
11月底，台湾任务告一段落，全队转移北平待命。在北平住在灯市口同福夹道尽头（同福夹道是一个死胡同）一所大院内，这个大院是原日本的航空公司所在地，院子很大，像一个大花园，院内古木参天，亭台楼阁掩映。五十年代我再次来到这里，这时北平已经改为北京，夹道依旧，大院也还是原来的样子，门外有卫兵站岗，现在灯市口一带已全部改造，我一度曾想，这个大院大概已不复存在了。没想到，据北京徐国池先生来函更正，这座大院现在还在，原空运队那栋大楼仍然保持原状，并附来照片。在此特向许先生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