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刚刚结束，内战已经开始。

八年前，我放弃了大后方的舒适生活，义无反顾地走上抗日前线；今天，却要卷入一场内战，这完全违背我的初衷。

我向往蓝天，我热爱飞行，但我反对内战。现在该怎么办？

只有离开，越快越好。

刚巧有一次去白市驿的任务，借此机会，溜之大吉，结束了四年来的飞行生涯。

回成都后，李玉声托同事左耿将我的一部分行李带到我家，从左耿那里得知，我的出走使衣复恩很恼火。左耿说：“衣复恩本来要提你作通信长的，你真不该走。”

下棋讲究“举手无悔”，我已经走出这着棋，我不后悔。

对衣复恩，我感到歉疚，但是，没有办法，人各有志。我又想，现在两岸开放了，如果有机会去台湾，我一定首先去看望他，但想不到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壮心苦忆年少时，凭栏笑指邯郸道。”

安息吧，大队长。

陆铿先生的文章中，称衣复恩是“永远的飞行员”。

“他是勇士，是战士，是骑士。他是空军的男爵。”这是他对衣复恩的评价。

用衣复恩自己的话来就：“我只会开飞机，不会别的。”陆铿认为：“其实，他还会许多别的，但他的确是飞得最好，他一直是个飞行员……他的软着陆，是经典，精彩绝伦。”

作为一个飞行员，衣复恩确是炉火纯青，无懈可击。

软着陆是他的拿手，他不仅自己精于软着陆，在他带领下，空运大队所有的飞行员都擅长软着陆。他认为软着陆是对一个飞行员的起码要求，是最低限度的基本功。十年之后，我当了调度员，参加过多次训练飞行，特别是起落训练，我才知道软着陆并非易事，有很多飞行员就一辈子也没有学会，接地时跳一次是常见的，两级跳、三级跳的也不少。

有一句广告词说：“我不是开汽车，而是玩汽车。”衣复恩开飞机也是这样。C47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到他手里，就像最熟练的车技演员骑自行车一样得心应手，这时他真的和飞机溶为一体。

他能够让C47像驱逐机一样俯冲、拉升、低空急转弯，这一切又都在C47的性能允许限度之内，而不是出于鲁莽的冒险。

超低空飞行也是衣复恩的绝活。每当进入成都平原，飞机就急速的降低高度，几乎擦着树梢飞行，就像坐在高架列车上在原野上急驰，田野里的牛羊会因受惊而四散奔跑，种地的农夫也都佇足仰望，这种对分寸感的掌握，确是无人能及。

他也是少数能够直接穿越秦岭的高手之一。秦岭，像一堵墙壁横挡在西安南面，它是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的分水岭，最高峰太白山3767公尺，山脉距西安机场极近，几乎一起飞就到山前。以C47的爬升速度很难飞越它，一般都是在机场上空盘旋几圈，然后向南飞。但山间也有不少南北走向的峡谷，如果飞入峡谷再沿峡谷爬升到巡航高度，就可以避免在机场上空盘旋浪费时间和消耗燃料，但只有驾驶技巧非常熟练的人才敢这样做。在峡谷中飞行就像乘轮船穿越三峡一样，从两旁的舷窗望出去都是山坡密林，其感受真是美妙无比。

衣复恩不愧为“空中骑士”，和他在一起飞行，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享受。

高超的技术还体现在紧急情况下的应变能力。1943年5月，他驾驶蒋介石专机由成都飞重庆，在重庆九龙坡机场降落，飞机已经放下襟翼和起落架，对正跑道着陆，忽然发现跑道上有一架同方向的飞机已经落地向前滑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果断地收起襟翼和起落架，加大油门，拉起机头从前面那架飞机的顶上飞过去，复飞绕场半周再落地。降落后才知道先着陆的那架飞机上坐的是蒋经国，他包的一架欧亚航空公司的C47从桂林飞重庆，由于衣复恩临机应变，避免了两机相撞的事故。

造成这次意外的原因，显然是塔台指挥出了问题，蒋介石当时很受惊吓，起身向前问衣复恩“这是怎么回事”，衣据实作了回答。事后九龙坡航站站长和塔台值班员被捕下狱，中航总经理沈德燮被免职（九龙坡机场是军民两用机场，民航方面由中航负责）。机上的报务员王堃和（我这时已经转入杨辛癸机组）后来谈起当时情况确是惊险万分，吓出一身冷汗。如果真的撞上了，机毁人亡，那的确会像沈崇昆所说，中国现代史将会改写。由于这次措施得力，化险为夷，使蒋更加深了对衣复恩的信任。还有一次就是1945年底，他驾驶蒋介石专机由沈阳飞北京，到达机场上空后，起落架放不下来，衣当时从容不迫，一面盘旋，一面查找原因，经过几次紧急泵油，终于放下机轮，安全着陆，整个过程只有机组知道，他始终没有惊动蒋，地面迎接的人群也不知道降落过程中发生的意外。

衣复恩常说：一个飞行人员，不光是在技术上要精益求精，除了飞行之外，还要精通一切与飞行有关的东西：比如气象、天文、物理、声、光、化、电，甚至开汽车……只有这样才能在任何时候做到心中有数，遇到意外情况时能够从容不迫。他这段话对我感触颇深，那次在昆明遇险，如果不是他会开汽车，而且开得那么熟练，在那种情况下，是很难逃出重围，安全脱险的。

很多人都把衣复恩看作一个传奇人物，但我看到更多的是他作为一个平常人的一面。他从来不摆架子，非常平易近人，和每一个人都相处得很好，他爱护集体的每一个成员，在生活上关心他们。他经常下伙房查看，亲自安排膳食菜单。他的要求就是让大家吃好、玩好、休息好。他总是会利用飞行中的空闲组织大家郊游、野餐。记得1944年夏天，借在迪化待机的空闲，他带领我们去水磨沟“皮噉泥噉”（Picnic）。水磨沟在迪化东郊，有一条小河流过，河边是一大片白桦林，树下绿草如茵，就地野餐，吃饱喝足之后，躺在草地上看蓝天白云，悠闲自在，放浪形骸一番。有时兴之所至，他也会天南海北的和大家神聊一气。

由于衣复恩和蒋介石的特殊关系，于是就有人传说他是蒋介石的干儿子，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衣复恩所以获得蒋介石青睐，主要是由于他卓越的飞行技术，他和蒋介石的关系始终没有超过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他对蒋很尊敬，但从来没有把蒋当作神来崇拜，这从他后来说出“皇帝的新衣”这句话可以看出来。

大约是1943年春天，空军总部给空运队派来一位政治指导员（相当于今天的政委）。这位指导员一来就大抓军事化，要大家每天按时起床，做早操，每星期一次纪念周，升旗、训话，还集体学习“抗战建国纲领”。衣复恩对此大为光火。一天，他把这位指导员叫来，当着大家的面把他训了一顿，大意是说：我们这里情况特殊，飞行人员出勤之后必须保证充分的休息，你那一套在我们这里行不通。这位指导员到任不到半个月就被衣复恩轰走了，我至今仍然记得他那戴着近视眼镜，毕恭毕敬地站着挨剋的那一副狼狈相。以后就再也没有派人来。

衣复恩在工作上对人要求很严格，但他从来不干涉员工的私生活和业余爱好。空运队的成员中，飞行员里大学生多，报务员里中学生多，不少人有读书的业余爱好，当然大部分是读文艺作品，往往有了好书大家轮流传看，也有时看一些“旁门外道”的书，观点不同的人碰在一起，也会大发议论，争辩不休。

空运队的宿舍是一排平房，两个人一间，我和陈福住一间，左边隔壁是刘汉沛和高学安，右边隔壁是吴振麟和王庆祥。我们这一排全部是报务员，前面两排是飞行员宿舍，那时我们都喜欢在床头用图钉钉几张小画作为装饰，我也把一张鲁迅的木刻像钉在床头。其实我并不特别喜欢鲁迅，但我很欣赏这幅木刻，它是一帧侧面半身像，头微抬，食指和中指间夹了一支香烟，线条简洁流畅，神气活现。有一天隔壁的高学安来串门看见了，问我：“你为什么把共产党的像钉在墙上？”旁边的陈福立即回答：“鲁迅不是共产党，他只是一个作家。”后来吴振麟、王庆祥、贺瑞华也参加了进来，你一言我一语，争得面红耳赤，绝大多数都站在陈福一边。高是一个有正统思想的人，但不是密探，密探只会暗中打小报告，不会站出来公开辩论。队上也有人看《新华日报》，赵昌燕就是其中之一，当然他们不会把报纸直接送到队部，而是在家中订阅，带到宿舍来看。这一切，衣复恩不可能不知道。

赵昌燕后来跟随一架起义的飞机去了延安，五十年代他参加了拉萨航线的试航，他的照片还上了《人民画报》。

赵去延安大约是在1946 年春季我已离开空运队之后。我有一个朋友廖仲孝，是空军地面电台的报务员，他听说赵昌燕的事，问我：“他为什么要去延安呢，那边的待遇也不见得很高吧？”在空军中，像廖这样不问政治的人占绝大多数，真正像高学安那样的正统派很少。

1944年，衣复恩去过一趟延安。那一次是送周恩来从重庆飞延安，他很敬佩周恩来。他觉得周恩来待人亲切，善于辞令，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的飞机在延安呆了两天，在这两天中，他访问了延安的窑洞，见到了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还接见了他，和他握了手。

1949年12月10日，他驾驶着中美号C54，载着蒋介石离开成都，回到蒋的老家奉化溪口，在溪口住了一夜，第二天，他载着蒋介石在溪口上空绕飞一圈，然后飞到台湾。

作为衣复恩，他只能这样选择。正像当时的我留在大陆一样，也只能这样选择。虽然这个选择使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我不后悔。

正像下棋的人常说的：举手无悔。我父亲有一句口头禅：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这句话不对。我觉得，人生更象是一盘棋局，可以这样走，也可以那样走，但棋子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并没有谁规定你非得这么走，或非得那么走。

据说1994年9月，已经白发苍苍的衣复恩坐在他飞过的“美龄号”机舱里，心潮起伏，感慨万端。他说：“国事蜩螗之际，正是我的青壮年时期。我像当时许多胸怀凌云壮志的青年一样，献身军旅以报效国家，在烽火大地上亲身经历了闽变、两广事变、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以及台湾保卫战等役。可叹虽已尽力，但却无功可言。”他慨叹：“当年少年二十时，一身转战三千里，一机飞越百万师；如今再握驾驶盘，机已衰朽，人已白首。”（见《衣复恩回忆录》，转引自陆铿文）

衣复恩的晚年是寂寞的。

衣复恩1966年7月被诬陷下狱，1969年7月出狱，时间长达三年。他出狱之后离开空军，下海经商，担任亚洲化学公司董事长。大陆改革开放后，他成为第一批登陆的台商，在广东、陕西、上海投资办厂，事业蒸蒸日上。到九十年代已经扩展为拥有50 亿新台币资金的十多个企业。他热心支持大陆文教事业，成立了“立青文教基金会”，把赚来的钱回馈大陆年青人。在河北、山东办学校，在清华、北大设立奖学金。

衣复恩于2005年4月9日在台北辞世。享年89岁。按照他的遗嘱，把他的全部股票捐给了文教基金会，以支持大陆文教事业。

我后来才知道，衣复恩多次回到大陆，去过杭州、黄山、南京。在南京，他去了夫子庙，长江大桥，还去寻访了明故宫机场遗址，和他在南京的故居申家巷17号，当然，一切均已物是人非。

衣复恩的晚年是寂寞的，他不甘寂寞，他下海了，而且小有成就，但那些往日的回忆并没有从他心中抹掉，他写了回忆录，他还对亚化的员工说：“我只会开飞机，不会别的。”

这就是衣复恩。

补记：

本节文字在网上发表后，先后收到了几位相关朋友的回应：

① 杨辛癸的大儿子杨积昌先生和他的两个女儿杨美容和况莹先后和我见了面。这是一次跨世纪的会面，前后相隔将近七十年，实属不易。杨积昌先生还提供了他父亲年青时的照片，非常珍贵。

② 韩家骐的夫人在网上留言中说：“如果不是看了这篇文章，还不知道她的丈夫究竟是怎么死的。”韩家骐遇难，确是由于苏联专家瞎指挥所造成（这位专家当时也在飞机上同时遇难）。我当时是塔台值班人员，所以了解失事经过全过程。

③ 徐琏璋的儿子徐先生（在石家庄）也在网上对我致谢。徐琏璋是一位令我尊敬的老前辈，他在空运队时期对我的帮助很大，我至今仍很怀念他。

此文曾投稿给两航《联谊通讯》并承蒙采用，刊载于该刊2010 年第84 期。

父亲在民航局工作时的照片

父亲近照（2010年春节于汉口家中）

父亲2009年11月7日90周岁生日摄于汉口江滩

后记：父亲写他的回忆录《雪泥鸿爪》时，已经年近九旬。半年来，父亲每日伏案写作，笔耕不辍。经过反复修改，校对，终于在六月上旬完成全书，并即将由美国柯捷出版社出版。这是父亲给我们子女以及儿孙们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在这里，我们向父亲表示深深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