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 汪精卫从“容共”到“分共”（中）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7月15日14:48:53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汪精卫认为，既然联俄容共是党的既定方针，如果要改变，也得经过一定程序，要通过开国民党中央全会来形成决议；而蒋介石等人则认为“必要马上就做”。到底应该通过程序，还是打破程序？这就要看对局势如何估计了：中共对国民党的篡夺演变，是否到了极其严重、刻不容缓的程度？ ◆高伐林 （续上篇）国共之间怎样解决互信？ 　　国共之间缺乏互信，是个伤透脑筋的问题，孙中山竭力寻找两全其美之策。 　　1924年8月19日，国民党一届二次中央执委会全体会议决定，在中央执委会之下的政治委员会之下，再设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叠床架屋”的目的，就是想“釜底抽薪”，从根本上解决两党之隔阂。 　　汪精卫等四人受委托起草《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这一设想：“本会讨论结果，以为党内共产派所以有党团作用之嫌疑者，由于此等印刷品其性质非属于公开，而属于秘密。既属于秘密，则无论其对于本党怀有善意，抑怀有恶意，而常易被认为恶意。” 　　怎么解决呢？那就是公开：因此，“中国共产党之活动，其有关国民革命者，本党实有周知之必要”；其对于加入本党之党员之指导，“本党更不能不过问”。 　　但是这又遇到一个矛盾了：共产党毕竟不是国民党，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党内事务，有权保密；中共对于自己与第三国际之关系，也有权保密，这都是作为政党天经地义的事，凭什么都得对你国民党和盘托出？ 　　于是汪精卫等起草的“训令”体谅这一点，解释说，所以才设国际联络委员会，以便与第三国际“直接协商中国共产党之活动与本党有关系者”。 　　他们设定这个委员会：一方面有为中共保密的义务，一方面对国民党党员有了解国共关系的义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于全体党员之训令》，《中国国民党周刊》第40期，1924年9月28日） 　　这样的机构，用意再好，也肯定像“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反对“容共”政策的那些国民党人，既然不相信共产党，也不相信苏联和共产国际，怎么会赞成用加强与共产国际联络的办法来解决国共纠纷？ 　　共产党方面则看得更严重：什么？竟然要中共中央将共产国际发来的指示先交给这个委员会审阅，才能去执行；又要中共中央将党员名册报送给这个委员会？中共一些领导人简直怒不可遏：“他们（孙中山、汪精卫等）利用反动派施加的压力和他们的反共宣传来压制我们，目的在于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或至少使中国共产党对它开放。”这些人还严辞批评说，鲍罗廷建议国民党“成立所谓国际联络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并且拥有解决两党问题的全权”，这等于“承认国民党有权成立调查共产党活动的机构，这一条将被国民党用来作为干涉共产党活动的依据”。（《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9月7日；《中共中央执委会全会会议就瞿秋白关于广东政治路线的报告作出的决议》，1924年10月8日） 　　眼见共产党进一步活跃与强硬，章太炎等老同盟会员决定“护党救国”，以怀念同盟会革命精神为名，决定“重行集合”，“以竟往日未伸之志，而为将来匡扶之谋”。“国民党护党同志驻京办事处”“海内外同志卫党同盟会”“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一类机构纷纷在各地成立，把矛头首先指向被视为袒护共产党人的汪精卫，不信任汪精卫等包办国民党党务，请孙中山另外指定“公正党员三人以上”办理。1月13日，“卫党同盟会”上书孙中山：“今海内外同志，以共产党横行无忌，一至于此，若不速图挽救，必将沦本党于万劫不复。”他们提出七条办法，包括“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部会的共产党员一律免职”；“派往各省的宣传员，属于共产党籍者，一律撤换”；本党事务“今后不许外国人干涉”。（《晨报》1925年1月14日） 辛亥革命胜利后，汪精卫坚持功成身退，不肯做官，带家人亲友到法国留学。（资料图片） 孙中山去世，国民党面临分裂危机 　　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汪精卫接任中央执委会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不久又担任国民党中央军委会主席。 　　在辛亥革命以后，以汪精卫在国民党内外的地位和社会影响，总可以当一个省部级官员吧，胡汉民就作了广东都督。当时汪精卫不到而立之年，提出“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一直不肯担任公职领取薪俸，坚持“功成身退”，便带家人亲友一行到法国留学去了。辛亥革命后具有功劳威望之人却没作官的，只有汪精卫一人。在广州时期，他也只以同志的身份辅助孙先生，广东省教育会推举他做会长，因为这不属于官职，他才接受。但是孙中山去世，国民党处于危机时刻，推辞不肯担当重任，就不是谦让而是怯懦了。他只好违心地临危就任。 　　没有了孙中山的巨大权威，国民党进入了多事之秋。不到一年里领导层接连遭遇严重挑战，无可否认，与在“容共”政策上久已存在的意见分歧，和国共两党的矛盾日益加剧的政治情势直接相关。共产党方面也更加强同这一部分国民党人斗争的决心。中共中央采取更加强硬的路线，加强对国民党政策的公开批评，处于中间地位的国民党人就更显被动。 　　以孙中山生前成立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为核心，国民党中央权力主要集中在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以及身为高等顾问的鲍罗廷几个人身上。然而，在没有孙中山权威的情况下继续孙中山的“容共”政策，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引起分裂后果的根源，就在于国共之间的纠纷，丝毫看不到解决的出路。 　　1894年以来，国民党人之所以能够从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再到中国国民党，一直保持着政治凝聚力，基本原因在于有孙中山的政治威望和三民主义旗帜。然而，由于孙中山联俄容共，宣称其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并无二致，就使部分党员无所适从。 　　如何才能使国民党人保持政治凝聚力，不致进一步分裂呢？自改组以来历任国民党中央要职、一向支持孙中山政策的戴季陶，深信必须迅速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确立为党的“思想中心”。他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宣传这一主张，后又撰写《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戴季陶说：“凡是一个主义，必定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同时也一定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假如这几种性质不具备，这一个主义，一定生不出信仰，生不出力量。”从这一点出发，国民党内包着“一个很坚固而秘密的”，极具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和支配性的共产党，会使自己变得畸形且危险。戴季陶怀疑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可能是“老子的残忍策略”与“埋伏战术”。（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1925年7月，见《戴季陶主义研究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戴季陶初衷本非反共，只是为救国民党。但他这种政治见解，无异于在党内怀疑和反对“容共”政策的党员心头火上浇油，顿时遭到共产党口诛笔伐，也无法得到这时还需要得到鲍罗廷和共产党人帮助的国民党中央和汪精卫的支持。在共产党人要求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不能不发通告严厉批评戴，下令销毁《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19日） 　　国民党中央可以销毁戴季陶的书，却不能阻遏党内对共产党人的不满，各地针对共产党的组织相继成立，各种反对“容共”的刊物和小册子纷纷出笼，国民党中央在汪精卫等人主持下，艰难坚持“容共”，激起原本一直动摇于中间的国民党人必欲排斥共产党人的强烈意志。 　　1925年9月10日，北京国民党人王昆仑在《晨报》发表长文，就反映了这样一些原是中间派的国民党人的情绪。王昆仑说：“我们恭敬俄国和第三国际，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也有相当的赞成”。“平心而论，共产党努力的精神极可敬佩”，但“我不解这些共产党为什么不独树一帜大吹大擂的做共产革命，而要藏在国民党－主义不同的国民党旗之下”？他劝共产党人：“何不权衡利害顾全大局改变方针，别寻正路？”或者坚持共产主义，“即刻脱离国民党”；或者“抛弃你们原有的主义，脱离了你们原有的政党，以个人资格做中山主义的真信徒”。（王昆仑：《国民党内讧与共产党》，《晨报》1925年8月30日，31日，9月1日） 　　共产党人过多谋求国民党中央和地方领导地位，连莫斯科也觉得不妥了。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强调“应赶紧重新审查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的性质”，“对国民党工作的领导应当非常谨慎地进行”；“党团不应发号施令”；“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指示草案》等，1925年9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 　　然而，莫斯科距离中国千里之遥，远水不救近火。鲍罗廷继续推行排挤国民党“右派”的行动，终于酿成廖仲恺遭刺杀——刺廖本是粤系旧派军人反对政府之举，但也以不满政府“容共”趋于赤化为藉口，国民党最高领导层因此破裂，胡汉民等被迫离开中央。汪精卫说：“8月20日明目张胆的杀死了廖仲恺先生，那并非暗杀，是明杀的。廖先生被杀的前一日即8月19日，曾和我说道，听见他们要用手机关枪来杀我们哩”，“说时觉得很是可笑”，谁知果真如此！ “西山会议”事件 　　更严重的是1925年11月23日“西山会议”事件：一批国民党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另立中央。出席会议的有执委林森、邹鲁、石青阳、石瑛、覃振、沈定一等五六人，监委谢持与两名候补监委，总共不过10人（后来有张继、居正同意列名），通过“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解雇顾问鲍罗廷”等议案，并通电宣布停止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会后在上海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广州国民党中央相对抗，并在北京等地设立地方分部。 　　西山会议不具合法性，但取消共产派党籍之宣言，让人听来似乎颇有几分道理：“本党总理允许中国共产党员之加入也，因其声明系以个人资格而信仰本党主义，……两年以来，凡共产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在本党中一切言论工作，皆系受共产党机关决议与指挥，完全为共产党之党团作用。”还说：“共产党党员忠于共产主义，虽违信誓，原无足责……然中苏之历史不同，社会之情状亦异，国民革命与阶级革命，势不并行。若共产党员，长此隐混于本党之中，使两革命团体之党人，因内部问题而纷扰决裂，致妨碍国民革命之进展，不若分之，使两党之旗垒，崭然以明。各为其党之主义而努力奋斗，且于革命进程中有合作之机会。”（《中国国民党取消共产派党籍宣言》》，1925年11月23日，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12月13日） 　　会议通过了开除汪精卫党籍六个月的判决书：“汪精卫违反总理容纳共产派归化本党之本意，与顾问俄人鲍罗廷朋比为奸，扰乱本党组织，破坏本党纪律，以致客卿专政，共产党入揽大权”，“决定开除汪精卫党籍六个月，予以自新。”（见《清党实录》） 　　广州方面，12月4日公开发表通告予以否认西山会议，进而汪精卫、谭平山等发表谈话，宣布其违法。一时间，广州、上海两个国民党中央相互指摘辩难，自诩正统，并且分别在1926年1月的广州和3月的上海弄出了两个代表大会。广州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弹劾西山会议派的决议，指出其“举动纯属违法，并足以危害本党之基础，阻碍国民革命之前途”。此举影响到各地国民党党部发生激烈冲突与对立，互相开除，又进一步恶化对共产党人的感情。 　　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是“容共”派的胜利顶峰。会议代表256人，共产党和国民党“容共”派占绝对优势，选出的中央执监委员中共产党占7人，国民党“容共”派占15人。随后建立的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中都有共产党员担任领导。国民革命军中大约已有一千余名共产党员，一军、二军、三军、四军、六军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产党人担任。 　　中山舰，1910年由清政府向日本订购，原名永丰舰。1922年6月孙中山在“广州蒙难”时登临该舰，孙中山去世后改名为中山舰。1938年10月，在武汉保卫战中于金口被日机炸沉。 “中山舰事件”后汪急流勇退 　　物极必反。国民党反对“容共”派被压而不服，掌有兵符的蒋介石虽因仰赖苏联供应军械而不得不同意联俄，内心里的疑虑不断积攒，他的密友张静江也不断四下活动。两个月后，1926年3月爆发“中山舰事件”，终於到了国共破裂的边缘。 　　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奉命率中山舰到黄埔，但蒋介石得知后认定中山舰擅入黄埔，是共产党阴谋暴动。蒋介石日记表明，他怀疑共产党和汪精卫要“干他”或“赶他”，蒋氏最初的反应是准备离开广州，退到他所掌握的东征军总指挥部所在地汕头。“下午五时，行至半途”才决定返回，逮捕李之龙，扣押中山舰，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派兵逮捕和监视共产党人，宣布广州全市戒严。全体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第一军军权被蒋介石所掌握。 　　“中山舰事件”真相至今仍未完全大白，最新研究的看法是：中山舰驶往黄埔与汪精卫、苏联顾问都无关，也与共产党无关。蒋介石宣传的所谓“阴谋”说不能成立；但所谓“蒋介石阴谋陷害”说也不能成立。不管怎样，“中山舰事件”的后果，是使国民党内坚持“容共”主张的一派声势受到重挫。当时汪精卫正患严重糖尿病卧床不起，无法视事处理危机。他也发觉蒋介石不能共事，认为二人之中应有一人引退，否则必然让“西山会议派”联蒋打汪的计划获得成功。既然自己有病，不如索性让蒋介石去干。最先打算在乡间休养，但病一直未痊愈，5月前往法国治疗，病愈后不久又患盲肠炎，9月再进医院动手术。他后来剖白说：“兄弟知道将来蒋同志必然明了的，故自动辞职离开广州。离开以后，许久未和国内同志通消息，因为知道蒋同志终必明了，为避去一切离间挑拨，所以缄默不发一言……往法国读书。” 　　汪精卫一直喜欢陶渊明的诗，这次他或被陶渊明“田园将芜胡不归”唤起心弦共鸣，写了两首七律，总题为《病中读陶诗》，曲折反映自己当时的心情： 　　摊书枕畔送黄昏，泪湿行间旧墨痕。种豆岂宜杂荒秽，植桑曾未择高原。孤云靉靉诚何讬，新月依依欲有言。山泽川塗同一例，人生何处不笼樊。 　　病怀听尽雨飕飕，斜日柴门得小休。抱节孤松如有傲，含薰幽蕙本无求。闲居始识禽鱼乐，广土终悬霜霰忧。暂屏酒尊亲药裹，感因苦口致深尤。 　　（顺便说一句，1926年春到1927年春，中国国内外局势激烈动荡，汪精卫急流勇退，出国治病，厕身事外，倒是他诗作产量最高的时期之一：或触景生情，或记游伤怀，或因病感慨，或题画遐思……然而，落日残照也好，新雨初霁也好，他的笔端随处仍然流露出对国内战事和政情走向的关切和忧虑。像《春晴》：“万物乐新晴，亦如人望治。”“大哉此春雷，一震兴百废。”《海上》：“忧患虽已深，坦白仍靡它。”而他的《杂诗》更是直抒胸臆：“处事期以勇，持身期以廉。责己既已周，责人斯无嫌。……烛之以至明，律之以至严。为善有必达，为恶有必歼。由来狂与狷，二德常相兼。”——这是题外话，以后有时间再说。） 　　汪精卫出国，4月16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国民政府举行联席会议，改选政治委员会主席为谭延闿，军事委员会主席为蒋介石。 　　现在，轮到蒋介石在苏联、中共与反对“容共”的国民党人这两派中间走钢丝了。鉴于对苏联的经援军援的需求，蒋介石上台后并没有和苏联人完全摊牌，苏联当时放眼世界，强敌环伺，只有中国国民党这一个像样的朋友，也不能轻易翻脸，就接受蒋的要求，撤回了态度傲慢的顾问季山嘉，重派比较谦和的鲍罗廷出任国民政府顾问。但是鲍和蒋龃龉仍多，鲍有一次用讲故事的方式将蒋比作不容人说话的独裁君王，对蒋说：“要我们不说话，只有去找狗。”蒋介石认为鲍罗廷有意羞辱，又要赶走鲍。 当年被视作中国革命太上皇的鲍罗廷。（资料图片） 　　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被通过：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的委员比例不得占三分之一以上；共产党员不得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中共须将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保存；第三国际对中共的指示以及中共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均须先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等。 　　蒋介石在会上就“中山舰事件”自请处分，大会决予免议。蒋介石也被推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主席（后让给张静江）、组织部长和新设的军人部长等职；6月5日，蒋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北伐战争开始，蒋介石在掌握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以后，已掌握了国民党的党政军一切大权。 汪精卫不能不回国 　　国民党党内矛盾并没有消除，这次轮到左派势力受压而不服了。蒋介石的专权引起国民党内许多人的警觉，人们回想起汪精卫的好处，“拥护汪主席，请汪主席回国复职”呼声四起。二届二中全会就致电汪精卫，恳切地说明他并无错误，请病愈后即刻销假。1926年10月18日，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党部联席会议通过《请汪兆铭销假案》，以联席会议名义致电说：“务乞眷念党国，立即移驾回粤。”请他复职的电信数量之多，是民国成立以来慰留文件之最。共产党也赞同迎汪，认为只有汪回来，国民党左派才能重新凝聚，形成“中心”，才能抑制蒋介石的独裁倾向。 　　1926年7月，蒋介石在苏联支持下开始北伐。据近年研究资料显示，苏联对国民党政府提供高达数百万美元（当时价格）的军事援助。当时中国很穷，各军阀都没钱买军火，军阀张宗昌的军队三分之一的人连枪都没有，苏援使北伐军在军事装备上傲视群雄。当然苏援的午餐不是免费的，苏联要求允许共产党人在北伐所到之处发动工农，中国人本来就痛恨列强侵略，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使仇外情绪火上浇油，北伐军和外国人造成了严重摩擦。 武汉革命军1927年1月3日进入汉口英租界接管。 　　1927年1月3日，北伐军不顾中国军队不得进入外国租界的国际条约，强行进入汉口的英租界，和英国海军陆战队交火；1月6日，北伐军再次强行进入九江的英租界；3月27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后，武装袭击外国领事馆、教堂、商社，打死英美法意等国六人，打伤数十人。尤其是英国领事被北伐军士兵拉到市中心用青龙刀斩首示众，英国领事夫人被北伐军士兵轮奸至重伤，此外还有上百名外国妇女被北伐军士兵强奸。列强震惊：义和团又来了！英美在长江上的数艘军舰向南京城内炮击报复，打死市民2千余人。日本报道，日本在“南京事件”中重伤５人，被强奸者35人，但日本政府下令军舰不得开炮，日舰队司令驶回上海后自杀谢罪，遗书中说：奉命不准开炮，以至海军保护侨民不周，无面目以见国人。 　　北伐军攻克汉口后，原来在广州的国民政府迁往汉口，而蒋介石的北伐军总司令部却设在南昌。国民政府要求蒋迁往汉口，而蒋介石却要求把国民政府迁往南昌。在蒋介石看来，驻汉口部队都不是他的嫡系，他到汉口必然处于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 　　蒋介石极为担心北伐会引起列强干涉，统一中国的大业毁于一旦。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共产党的帝国主义理论煽动造成的，不和共产党分家不行。然而尽管蒋的“分共”主张得到多数国民党将领支持，但当时蒋身兼各种要职，培植私人势力，搞军事独裁的倾向十分明显，蒋介石和武汉国民政府的迁都之争，使人们更加感到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危险。所以请汪精卫回国重任国民党领导人的呼声一浪高一浪。蒋介石心底不愿，但迫于全国呼声也不能不催汪回国。1927年元旦蒋就电称：“望兄之切，无由表示，请以兄念弟爱弟者，而测弟孺慕之情为何如也？尚期璧姊（汪妻陳璧君）同来。”2月28日，蒋再次电称：“如兄不来，则弟惟辞去一切职务，以谢党国。” 　　汪精卫不能不回来了。他于1927年2月下旬乘火车离开法国，途径莫斯科时，斯大林专门接见他，嘱咐汪说服蒋介石不要赶鲍罗廷回国，汪精卫表示回国后要坚持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做好蒋介石等人的工作。 蒋介石急切劝汪与中共划清界限 　　汪精卫回国途中，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开幕，这次会议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反蒋会议，与会者们一致认为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一意培植私人势力，现在又挟军力与党和政府对抗，制造军事独裁。如果不及早加以抑制，蒋介石必将成为袁世凯第二。 　　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屡次电请汪氏回国销假，然而微妙的是：一旦得知汪决定动身，这次会上却决议：一，撤消政治委员会主席，改爲七人主席团集体领导，选举汪为主席团主席；二，撤消国民政府主席，以五人爲常务委员，汪也是五人之一；三，撤消军事委员会主席，设数人组成的主席团，汪也是主席团主席。这些都是鲍罗廷一手操办的，他明白如果汪精卫掌权，也不会同意他们的许多做法，于是先行设计一个权力框架来让汪精卫就范。 　　北伐军占领南京后，蒋介石的司令部迁往南京，国民党形成宁（南京）汉（汉口）两大阵营，汪精卫加入哪边就会大大加重哪边的砝码。4月1日汪精卫到达上海，北伐军已攻占上海，蒋介石请吴稚晖当他的私人代表前往码头迎接，武汉政府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也专程赴沪迎汪。此前蒋介石向全军发表欢迎汪回国领导的通电：“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惟有统帅各军，一致服从。” 　　汪精卫在几天中密集会晤各方人士。李宗仁回忆：我们向他陈述共产党最近在武汉跋扈的情形，以及在上海把持工会、学生会，扰乱治安，妨碍军事进展，若不加以抑制，前途实不堪设想。……汪总是默默地静听各方控诉。 　　汪精卫自己后来回忆：见面之后，蒋同志等提出两件事，要兄弟赞成：一是赶走鲍罗廷；一是分共。从4月1号到5号一共五天，大家都是商量这两件事。蒋同志等对於这两件事，很坚决的以为必要马上就做。而兄弟则以为政策关系重大，不可轻变，如果要变，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蒋同志等说道，中央已开过第三次全体会议了，全为共产党把持。兄弟说过，如此可以提议开第四次全体会议，以新决议来变更旧决议；而且南京已经克复，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可以由武汉迁到南京，第四次全体会议即可以在南京开会。会议怎样决定，兄弟无不服从；如不由会议决定，恐分共不成，反致陷党於粉碎糜烂，这是兄弟所不能赞成的。於是兄弟自任前往武汉向中央提议，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并提议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以讨论决定蒋同志等所提议之事件。蒋同志等很不赞成兄弟往武汉去。而兄弟则以为不得不行。（见汪兆铭《武汉分共之经过》） 　　1927年4月3日，汪精卫到法租界孙中山故居，和蒋介石以及在沪国民党高级军政干部吴稚晖、李宗仁、蔡元培、李济深、宋子文、张静江等会谈，提议召开中央全体会议解决党内纠纷。蒋介石说：“目前我党已处于一个危险时期，也是一个转折关头，如果让共党再猖狂下去国民党就要垮台，现在一切党国命运在于汪主席复职。”汪精卫说：“蒋先生要兄弟来究竟要做些什么呢?”蒋介石说：“第一是复职。第二是把苏俄代表鲍罗廷赶走，此人在武汉成了太上皇，非把他赶走不可。第三是‘分共'。这三件事必须坚决做，立即做，请汪主席指示。”汪精卫回答说：“联俄容共的政策为总理手定，不可轻言更改。此事事关重大，须召开四中全会做出决定。党的民主制度、组织原则是必须遵守的。”吴稚晖、李宗仁等人纷纷发言，反对汪的意见，要求汪不要偏袒中共。众人要求汪留沪领导，并裁抑共产党的“越轨”行动。而汪则一再申述总理的容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为武汉的行动辩护，希望暂能维持合作，自己愿负调和之责。 　　汪精卫一时成为众矢之的，但他仍坚持不肯退让，最后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吴稚晖竟扑通一声跪倒，流著眼泪说：“汪先生，汪主席，看在党国面上，你就放弃袒共立场，留在上海领导吧！”汪精卫不知所措，拔腿逃避上楼，口中连声说道：“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从这段经过看，汪精卫的态度是，既然联俄容共是党的既定方针，如果要改变，也得经过一定程序，要通过开中央全会来形成决议；而蒋介石等人则认为“必要马上就做”。到底应该通过程序，还是打破程序？这就要看对局势如何估计，是否到了极其严重、刻不容缓的程度？ 国民党人反对“容共”，只好接受独裁 　　汪精卫和蒋介石等人第二天继续开会，汪态度有所松动，同蒋介石达成初步协议：一、4月15日由汪精卫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在全会上决定一切；二、通告共产党暂停在国民政府内一切活动，听候中央开会决定；三、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均服从蒋总司令指挥。 　　为了在政治上找到出路，汪精卫找中共领导人陈独秀，要求陈发表一个不反对国民党的宣言，堵住蒋说“中共要搞暴动”的口实。4月5日，《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发表，宣言说：“中国共产党坚决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重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宣言号召国共两党“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如同兄弟般密切”。宣言最后说，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携手到底，绝不受人离间。 　　《联合宣言》弄巧成拙，国民党人为之大哗，纷纷指责，弄得汪精卫浑身是嘴也解释不清。他与蒋介石等开谈话会，声明澄清：与共产党领袖联合发表宣言，仅言两党不可发生误会，未言两党共治中国。后来汪精卫又多次解释：“4月1、2、3日，吴、蔡、李诸同志曾对兄弟说，共产党已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并要主使工人冲入租界，引起冲突，使国民革命在外交上成一个不可解的纠纷，以造成大恐怖的局面。兄弟听得十分惊讶，曾将这些话质问陈独秀。陈独秀力称决无此事。兄弟以之转告吴、蔡、李诸同志，吴同志说：‘这是口头骗你的话，不要信他’。兄弟又以之告陈独秀，陈独秀遂亲笔作书，并亲笔作此宣言，以解释谣传，表明态度。如今亲笔书函还在兄弟这里。”（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 　　但他的党内同事们都不以为然。许多国民党人赞成蒋反对“容共”，并不支持蒋独裁，他们希望汪精卫回国后带领他们既反共又遏制蒋独裁。但是这份《联合宣言》表明汪精卫“容共”不改，国民党多数人在“容共”和独裁两害取其轻，疏远“容共”的汪精卫，宁可跑到独裁的蒋介石麾下反共了。周晓在《“南京事件”与国共分裂》一文中说，事后看，如果汪精卫反共，很可能会得到大部分国民党人拥戴，有可能阻止蒋介石后来的军事独裁。但汪精卫没看清大部分国民党人要求“分共”，在国民党内号召力大为下降，从反面为蒋介石独裁铺平道路。此说是有道理的。 　　《联合宣言》不仅是汪精卫悲剧的开始，也是陈独秀悲剧的开始。共产党内激进分子也不满国民党越来越明显的排共反共，要求甩开国民党单独搞革命。陈独秀与汪精卫的联合宣言被大部分共产党人认为是“右倾投降”，此后不久就罢免了他的总书记。 　　（按：本文引文注解众多，为便于网友阅读，从略） 　　相关文章： 汪精卫从“容共”到“分共”（上）——读史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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