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一个“文革造反派”的控诉和忏悔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8月10日15:58:36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鲁礼安说：如果我不是在1968年的夏天失去人身自由，在以后的年代里是会沦为“四人帮”的爪牙，还是像杨小凯、李正天那样，从幼稚走向成熟、从狭隘的派性走向为整个民族的利益和社会的进步而斗争？我想我一定会走向后者。但是历史没有给予我走向真正觉醒的时间 ◆高伐林 　　2005年秋天，笔者见到鲁礼安的第一眼，不禁脱口而出：“这么年轻！？” 　　面前穿著一身黑白粗格子外套的鲁礼安，不仅一头乌发，红光满面，而且走路大步流星，开言慷慨激昂，在街上若碰见，要说他三十出头也有人信，然而实际上他却年近花甲，而且，他还蹲了11年半大狱，绝大多数日子被单独监禁。 　　他的一位老友告诉我，前几个月女作家方方见到鲁礼安第一句话，竟也是一模一样的大出意外：“你这么年轻！” 　　方方写了一篇文章《一个人的文革史》，就是眼前这位鲁礼安的“文革”回忆专著的序。鲁礼安将这本50万字的沉甸甸的书递给我——《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 　　曾被单独监禁11年的前华中工学院学生造反派组织领袖、文革研究者鲁礼安，自2007年4月12日失踪至今未寻获。（高伐林2005年摄） “请给我以火” 　　书名“仰天长啸”，出自岳飞的《满江红》。他回忆说，母亲教的歌中自己最爱引吭高歌的就是这首《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那份壮士情怀，让少年鲁礼安热血沸腾，憧憬著长大后也要为国家、为民族赴汤蹈火，建功立业。 　　春去秋来，多少次他重新咀嚼这四个字、这首词：“三十功名尘与土”在哪里？“八千里路云和月”在哪里？难道真只能落得“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鲁礼安在入狱第八年的除夕深夜，跪在铁窗内发下誓言：今生今世，只要能活著走出这口活棺材，就要说出这些年来所遭遇的不公正，说出这桩大冤案的真相。“虽然漫长的狱中岁月毁灭了我学生时代曾有过的梦想--把自己造就为国家栋梁之材的梦想，但活埋在地底多年，经受了巨大苦难的煎熬与磨练，我可以成为一块煤、一块能燃烧的煤。用煤的火焰去洞照那一段暗无天日的历史，让后人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曾经遭受过怎样惨烈的苦难”！ 　　“我可以成为一块能燃烧的煤”--这让我们记起艾青、郭沫若、叶文福那些自比为煤，渴望燃烧的诗。鲁礼安引用了艾青问答的名句：“你已死在过深的怨愤里了么？……不、不，我还活著；请给我以火，请给我以火。” 　　发誓要写是一回事，怎么写则又是一回事。他在“文革”中有“武汉地区第一笔杆子”之誉，铺开了纸，却无法落笔。鲁礼安告诉笔者，过去的岁月一闭上眼睛就万象纷呈，但从哪里说起却茫无头绪，“最后我想到了捷克作家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开头，这就一下子抽出了线头，千言万语如同开了闸般喷薄而出，一泻千里，写得畅快极了！”—— 　　“从门到窗子是七步，从窗子到门是七步”，捷克作家伏契克描写庞格拉茨盖世太保监狱牢房的这句话，我十岁时就从姐姐学的初中《文学》课本中读到过。     后来，命运安排我自已来阅读监狱这部“大书”，在这本书里我又读到了这句话──我所在的囚室，从门到窗子，不多不少也恰好是七步。     七步，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进程中，实在是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人还需要经过多少世纪才能洞察一切呢？”伏契克在他写的那本名叫《绞刑架下的报告》的书中问道：“在人类走向进步的路上已经经历了几千座牢房，还要再经历几千座牢房呢？” ...... 　　这间铺著木头地板七步来回的斗室，足够我思考各种问题。何况思想是不受空间限制的，思想可以冲破牢笼…… 　　鲁礼安用近十年时间写出《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上卷12章记录两年“造反”，下卷12章记录十一年“冤狱”。 不安分的基因激活了 　　这支“笔杆子”名不虚传。在七千字的第一章中，他就信手拈来古希腊犬儒学派、布利丹笔下驴子、“能思想的苇草”、但丁、雪莱、曹植、泰戈尔的诗……等十多个典故，浑然一体地溶进自己的文章，充分展现他厚实的修养和敏捷的才思。 　　鲁礼安出生于1946年初冬。内战烽烟乍起，中国希望的曙光忽然暗淡，还在襁褓里的他，却听熟了母亲自弹自唱对主耶稣的赞美：“平安夜，圣善夜，万暗中，光华射……”父母给他姐姐取的名字中，用了“平安夜”中的“平”，他的名字中则用了个“安”字，寄托了这一对虔诚的基督徒祈求上帝保佑小姐弟一生平安的心愿。 　　1965年，爱跑爱跳爱唱的鲁礼安从湖北一所重点中学毕业，受影片《甲午风云》影响，考进华中工学院水下舰艇专业。进大学还不到一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既然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大革命，是“反修防修”、“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触及人的灵魂”的大革命，他和千百万青少年一起义无反顾、全心投入。 　　1966年从夏天到秋天，伴随著毛泽东一句句“造反有理”、“炮打司令部”的最新最高指示，这些年轻学生宛如坐上了过山车，忽一下直冲云霄，忽一下又飞跌深渊。校党委被贴大字报了；工作组来了；工作组撤走了；“红卫兵”造反了；又一批学生成立“造反派”组织，造红卫兵要保的“走资派”的反…… 　　鲁礼安耳闻目睹：华工校党委书记朱九思与各系、各教研室的领导都被“揪”出来，监督劳动、挨斗请罪；教过他高中英语的葛老师自杀了，念小学六年级时的班主任张志任老师自杀了……与此同时，对毛泽东的崇拜仪式迅速升温，这倒激起了鲁礼安心理反弹，他说：“或许是出于天性的缘故吧，从运动一开始就对山呼万岁、万寿无疆之类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他不仅对“忠字歌”难以适应，也从来不戴毛泽东像章。 　　在到处大字报、到处大辩论的气氛中，鲁礼安身上不安分的基因激活了。有一次他跳上辩论台向取代校党委的工作组放了一炮：划框框定调调，运动大方向没把准，在普通群众中大抓坏人；工作组长还要学生用三天学习毛主席“老三篇”，改造好世界观再投入运动——三天就能改造好世界观？“那不是活见鬼吗？”这最后一句话，引起全场好一阵喧嚣。 　　真正让鲁礼安一夜成名的，是他的一张针对代理省委书记兼省长张体学的大字报。工作组撤走了，对工作组功罪的辩论方兴未艾。张体学便来到各校巡回演讲，高姿态检讨省委派工作组犯了压制群众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至于保工作组和反工作组的两派师生之间的冲突嘛，完全是一场误会。这种说法让誓不两立的对立群众皆大欢喜，但被工作组划为“中间偏右”的鲁礼安，却从中嗅出违反中央关于“文革”决定《十六条》的气味：《十六条》说，“一个要革，一个要保，这是关系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重大原则分歧”，怎么能说成友军打了“误会战”呢？他连夜写出大字报《省委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大暴露》，同窗好友谁也没胆量共同署名，鲁礼安只好只署自己的名字，拂晓前贴到学院最显眼位置。天亮时，这张大字报前里三层外三层人潮涌动，“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这个署名船舶系一年级6556班学生鲁礼安的‘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人们甚至互相在打听谁是鲁礼安？老实说我那会儿得意极了，飘飘然不知道自己的骨头的份量”。 　　随后他的一篇声援陷于孤立的北京南下串联学生造省委反的大字报，更使他的名气越出校园，扩展到社会上。 家被抄了三次 　　人们习惯了说“十年浩劫”，习惯了将“文革”所有坏事归于几个政治符号——在上，是“林彪、四人帮”；在下，是“造反派”。其实“文革”十年并非一以贯之，而有多条线索复杂交织。尽管中国官方在“彻底否定”的名目下钳制“文革”研究，挡不住海内外研究者顽强探索，提出各种有价值的见解。不少学者、作家不断深化扩展“两个文革”的看法，即将毛泽东的“文革”和民众的“文革”区分开来判断是非功罪，认为毛泽东鼓动造反夺权的目的，与民众自身诉求，语言虽相同或相似，内涵并不一致——上层，是争领导权，下层，是夺生存权。 　　学者姜弘这样划分“文革”阶段：一开始近半年时间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有特权的“红五类” 制造“红色恐怖”时期；中间不到两年，是多年来受压的弱势群体为保护自己不受迫害，起来争取权利的时期——这就是“造反派”起来的时期；而1969年以后，“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等，是上层继续进行权力斗争并联手镇压造反派的时期。“文革”中最骇人听闻的暴行血案，恰恰主要发生在前后两段，而并非中间“造反派”红火的这一段，虽然造反派也打过人杀过人，但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在“文革”中就受到惩处。 　　鲁礼安叙述自己的经历可以验证上述看法。 　　成了“出头鸟”的鲁礼安很快就尝到了挨“枪打”的滋味。因为非“红五类”出身，领到的“红卫兵”袖章被收回；被查三代档案，大字报和传单无中生有地诽谤其父鲁松茂在抗日战争时期“跟随汪精卫，投降日寇，当了汉奸，于1942年加入汪记国民党”，其母马淑芳“成了基督教徒，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反华的应声虫”，与他父亲是“同样的货色，同时加入汪记国民党”。鲁礼安本人自然也就是“汪伪汉奸的孝子贤孙”，“妄图在武汉一哄而起，推翻湖北省委，追至中南局，直指党中央，达到复辟国民党统治的罪恶目的”。 　　鲁礼安的造反首先让父母遭受冲击，家被抄了三次。第一次是他所在的华中的“红卫兵”干的，他回家见满地都是书籍、纸片和横七竖八的衣物，踩碎的镜框、打破的玻璃杯，一片狼藉，惨不忍睹。次日他母亲学校的老师也戴著红袖章前来，这些半老不小的女同胞只对首饰感兴趣，抄走金项链一条、父母结婚戒指一枚。第三天他家所在的街道的“积极分子”也来家清“四旧”，将凡值钱一点的衣物搜刮一空…… 　　红卫兵组织被“红五类”垄断的局面被打破后，武汉地区学校的“少数派”红卫兵组织逐渐形成共同称呼“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区别于被其蔑称为“三字兵”的“保皇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兴起，伴随著一系列“造反事件”：在各院校抢夺“黑材料”（工作组为对学生“秋后算帐”而整理的秘密材料、将学生划为左右的“黑名单”）、抢占学校广播站……而充满造反精神的鲁礼安，因出身不硬，竟不被批准加入，连他要参加步行串联“长征队”都差点被拒绝，他破指写“请准许我长征”的血书，才感动长征队长让他“入伍”。 太岁头上也敢动土 　　1967年一开年，刮起所谓“一月革命”的夺权风暴。各地群众组织如雨后蘑菇一样冒了出来，在权力和财产再分配中“兄弟阋于墙”，争功争名，闹起分裂。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等十来个组织发表声明，攻击其它造反组织是“托派”和“湖北黑省委第五纵队”，引发了造反派内部一场空前大混战。对造反派早已忍无可忍的武汉军区宣布工总为“反革命组织”，勒令解散，抓了分部以上头目近500人。 　　塞满犯人的军车在江城夜空呼啸奔驰，震惊了已被批准加入造反派学生组织，在《新华工报》当编辑的鲁礼安。他奋笔疾书一篇篇文章，借巴黎公社的启示，要求“正确看待造反派的功过”。不仅如此，“我素有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再次发作。太岁头上也敢动土”，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也敢怀疑。当时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三七指示”，即肯定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批示，材料中称延安中学学生仅用一天就实现了全校大联合，鲁礼安质疑说：由于政见不同而导致的思想分歧、精神隔膜和相互仇视的情绪，能在短短一天里消弭？他断定这是份虚假材料，是有人泡制了“抽掉两条路线斗争实质的大毒草”欺骗伟大领袖。大字报贴了出去，立即遭到攻击，被认为是直接针对伟大领袖的——说有人制造假材料“欺骗”毛主席，也不行，伟大领袖从来都是明察秋毫！ 　　一波末平、一波又起，他又捅了一个更大的乱子。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派出几十个小分队，从档案中挖出成千上万“叛徒”。中共中央印发毛泽东批转的《薄一波、刘澜涛等六十一人自首叛变材料》，称他们接受刘少奇、张闻天的“中央指示”自首出狱，窃据要职，是“党内一大隐患”。而鲁礼安研究了这份材料后，断定实属一大冤案，写了篇文章，称“抓叛徒”背后有大阴谋——这当然是犯大忌了！他被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开除。 　　到底是时代不同了，支持他的人还不少，他与冯天艾一起组织了大学生和附中学生二十多人的队伍，命名为“新华工敢死队”。鲁礼安解释：“敢死队”是取为革命准备抛头颅、洒热血之意，是用文字向“反动路线”宣战，不是鼓吹武斗不怕死，打砸抢与我们无缘。鲁礼安本人在“文革”中更自始至终“君子动口不动手”，一直沉浸在逻辑和激情之中，热衷于思想理论上的战斗。他们以一篇题为“敢死队向武汉部队支左办公室一小撮混蛋挑战”的大字报亮相，历数武汉部队“支保不支左”，“镇压革命造反派”，语言尖锐，情绪激昂：“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今日雄文四卷在手，何日缚住武汉谭震林游街示众？！”鲁礼安对笔者自嘲：“这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癞蛤蟆打哈欠的文风”。 　　“挑战书”极大地激怒了武汉军区首长。“敢死队”还参与支援黄石市造反派逼迫武汉军区韩东山副司令员检讨的行动。军区签发了对他的“逮捕令”，不知为何却没有付诸实施。 　　“敢死队”更重大的行动，是为被军区镇压的“工总”翻案。鲁礼安认为：造反派头头中或许有不良分子，但个人品质对整个组织并不最重要，关键在于这个组织在革命中所处地位如何。拥有数十万产业工人的工总，在武汉地区“文革”中举足轻重。他写下了《从阿基米德的一句话谈起》的三篇翻案文章。     鲁礼安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们真正以为我们投身的，是一场反修防修，保证中国永不变色的史无前例的“圣战”。“苍天在上，在为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弱小者说话这一点上，我敢说我问心无愧。” 从狂热呐喊转向冷静思考 　　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营垒，终于从“批判的武器”转向了“武器的批判”，互相诉诸武力。保守派组织联盟“百万雄师”在部队支持下，控制了多数工厂，将这些工厂的造反派驱赶到市中心几个据点，“百万雄师”以武力对这些据点进行凶猛攻击。这时的鲁礼安，也鼓吹“文攻武卫有理”。他在大会上演说：“当反革命对革命人民无情杀戮的时候，难道我们竟愚蠢到递过脖子去任人砍杀，而不是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去武装自卫，坚决抗暴吗？”但当台下响起暴风雨般掌声，有人喊“文攻武卫万岁”时，他话锋一转：“我并不赞成文攻武卫万岁。这个口号，也只能说是在当前这样一种特定形势下，一个不得已的应变口号。”他鼓吹应当“发扬优势”，优势就是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去唤起群众……“几乎我的每一句话都被狂热的掌声和欢呼声打断……使我产生出一种幻觉”“仿佛自己正站在硝烟弥漫的街垒中，对浴血奋战的武装群众进行动员演说”。 　　在保守派“百万雄师”酝酿向所有造反派据点发起总攻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谢富治及王力等人相继来到武汉处理危机。谢、王在公开场合露面，认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工总应该平反。“百万雄师”岂肯善罢甘休，1967年7月20日，骇人的政治风暴拔地而起：几百、上千辆卡车满载“百万雄师”、“公检法”和解放军战士，武装游行示威。其声势之浩大为建国以来所罕见。他们不仅多处杀人，还和8201部队包围军区搜索王力，形同一场“叛乱”。 　　鲁礼安在这场事件中差点丧命。他带上一部相机上街抓拍“叛乱”实况，摄下成百上千“百万雄师”武斗队员头戴柳藤帽手持长矛，冲击湖北大学等血腥场景。但他被对方发现了，鲁礼安拔腿就跑，身后几名“柳藤帽”挥舞长矛紧追不舍，他慌不择路，跑到长江大桥引桥旁陡崖上，一咬牙闭上眼睛抱紧相机，滚下几丈高的陡崖，相机摔得四分五裂，他也摔成重伤，幸亏逃过了武斗队员的毒手！ 　　毛泽东、谢富治及王力都脱险了，中央公开表态，武汉形势急转直下，“百万雄师”垮台，造反派群众上街载歌载舞狂欢。鲁礼安为工总翻案有功，被已释放出来的“工人运动领袖”奉为座上客。但他有一种预感，造反派同室操戈将再现。一个事实也使他特别不安：重新掌权的造反派对前保守派群众残酷报复，私设公堂，严刑拷打。他在回忆录中说“据不完全统计，单武汉一地保守派方面被打伤打残的，就多达六万多人，被打死的有六百多”。 　　北京有人点名他去人民日报社“任立新写作小组”。据说这个写作班子由北京一些红卫兵笔杆子组成，直接听命于“中央文革小组”。但商调函被卡在华中工学院造反组织一号头头张立国的口袋里。鲁礼安后来庆幸没去成——听说“任立新写作小组”和不久就垮台了的王力很有关系。 　　“文革”将把中国、世界引至何处的这类大课题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他和同伴感到实在太欠缺知识，便空前勤奋地读书：马列著作，费尔巴哈、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还有《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史》和约翰·里德关于十月革命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后来又增添了《第三帝国的兴亡》，戴高乐《战争回忆录》、托落茨基《第四国际》……鲁礼安说：说来脸红，书都是从我们借住的省委干校图书馆、长江日报社图书室偷的。 　　鲁礼安在这段时间也写了大量后来为之惭愧不已的文章。他写了《论武汉工运道路》，文中关于“以钢工总为核心，实现武汉地区的革命大联合”的提法，带有明显派性。他反省：“大权在握的造反派头头,其实并不具备担当‘核心’的素质”。 　　他支持一支农民队伍——浠水“巴河一司”进城造反。这支队伍的负责人王仁舟，是在“文革”前因政治言论被北京外语学院开除、“文革”中又被平反的学生。王宣称贫下中农“才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因为他们“经济地位最低、生活最苦”“所以最迫切要求改变现状”。鲁礼安对这一套说词并不相信，他懂得阶级的进步与否主要是看是否与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联系，但他去考察他们比人民公社更“一大二公”的“新农村”，在《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大加称赞这些所谓“创举”乃“共产主义的萌芽”，认为“巴河一司”的崛起是中国农民运动高潮将要来临的预兆。他在回忆录中承认：我不懂得王仁舟这些“革命创举”其实早在“大跃进”时期，就被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过，曾经将中国农村推向深渊。 “我一生的根本任务是制造真理的旗舰” 　　“文革”激烈动荡了一年多，武斗不断，内乱不止。这时有个朋友建议鲁礼安解散“敢死队”，另行组织一学习马列主义团体，聚集起真正有头脑、有思想、能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战友，“不但要学习已经公开出版发行的，而且要研究未公开出版的著作，包括毛的早期著作”，认真地独立思考一下这场革命的来龙去脉。北京的学生组织编印《毛泽东思想万岁》上下两册，收入一大批毛的早期文稿，向他们展示了大量以前从未知晓过的思想和信息。原来毛泽东这位从韶山冲走出来，曾想当警察、当法官、当肥皂制造商的青年学子，并非生来就一贯正确的“完人”啊！ 　　他们决定成立“北斗星学会”。名称由当时一句著名歌词“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而来，推选冯天艾为会长，冯提出：学会须有一份自己的刊物，不是有过《湘江评论》吗？我们的就叫《扬子江评论》好了。 　　鲁礼安几乎未作任何修改，一气呵成了《北斗星学会创立宣言》的草稿。劈头就说： 　　我们试看矿岩的分布，铁矿煤矿和云母，各自云集在一起。这是自然界千百万年变化的结果，是大自然的威力；且看我们的队伍，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废、有人叛变，但更有人集结在一起，奋勇地前行。这是一年多来运动的结果，是大革命的威力，这种威力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 　　最后一句是：“北斗，北斗，未来几十年的中国、世界，将谁主沉浮！” 　　这个初稿幼稚，也狂妄——可那个年代的青年学生，哪一个没有一点狂气？鲁礼安在一本“文革”日记的“序言”中还声称“真理的军舰是我的旗舰，我一生的根本任务是制造这艘旗舰。人们都在匆匆忙忙地制造自己的划子（舢板）……我和我的同伴们则要制造真理的军舰去征服思想的海洋”呢！ 　　1967年11月7日学会的成立仪式并不顺利。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作家、十多年后写出《苦恋》的白桦和剧作家所云平来了，当时一所中学的代课教师、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哲学家张志扬与童丹等人也来了。当场却有位工人代表尖锐批判鲁的宣言草稿，更有一个武汉警备区的人前来，不发言，只是一个劲记录每个人发言，弄得人心里发毛。不少与会者打退堂鼓，只剩下六七个人算是成员。“那天散会后与我们一道合影留念的人倒不少，而这张照片从照相馆洗印出来后，不知怎的竟也有一张落到了警备区的手里，成了长官们按图索骥、追查‘危险份子’的好证据。” 　　后来工总一个基层头头告诉鲁：军区首长接到警司的密报后，立即命令对参加学会成立仪式的所有人秘密调查，这位头头就被要求调查其中一名工人。令鲁礼安困惑不解的是，“文革”中成立的各种群众组织何止成千上万，各个群众组织之间打破了头，都不觉有什么稀罕，“为什么偏偏我们几个阅历不深的学生想组织起来学习理论研究“文革”，就犯了大忌”？ 　　近一个月后的12月4日，在省革委会一次常委会上，武汉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一把手曾思玉点了“北斗星学会”的名，称：学会是一个“稀奇古怪的组织”，“老右派分子”白桦也出席他们的成立仪式。曾思玉一边抖动手中一张纸一边说：这就是这个北斗星学会的宣言。这个宣言非常反动，每一个字都是反动的！ 　　首长的表态如此轻率、如此横蛮、如此不负责任，是鲁礼安始料不及的。学会几个成员也都惴惴不安。不久有消息说，北京、上海的类似学会的日子都很不好过。看来无论用什么名义，只要企图在思想理论上作独立思考，自主研究，你就是离经叛道，就是心怀不轨。他感到憋气：为什么偏偏生活在这个把人当做“神”来供奉的环境里？我们从造旧世界、旧观念的反起家，为什么又沦为新的精神奴隶？ 历史没有给予我走向觉醒的时间 　　怎么办？一位叫周凝淳的朋友向不甘寂寞的鲁礼安说，毛泽东不久前发出“最高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何不就以此“决心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命名？名称太长，就简称“决派”——搞个“决派联络站”，联络一批志同道合者完成学会未竟之事。 　　周凝淳转述张志扬、童丹的看法说：这是一个不容许有自由思想存在的时代，但是“大民主”又确实给了某种言论自由的契机，而言论是思想的外壳，就看你怎么表达。 　　娴熟于起草宣言的鲁礼安便又起草《决派宣言》。第一稿所谓“迎接中国农民运动高潮的到来”因“巴河一司”的失败成了废话。年轻学生希望他重写，对夺权后“文革”运动的走向作出分析、预测：既然“革命委员会”仅仅只是“临时权力机构”，那么由什么样的正式权力机构取而代之呢？ 　　鲁礼安在《决派宣言》新稿中指出“革委会”最终会被“革命群众”淘汰出历史舞台，但还没有明确提出将被一种什么样的新国家形式来取代。几乎是同时，湖南“省无联”造反派组织，正在洞庭湖那一边探索同样问题，在一篇《我们的纲领》文章中，提出湖南“省革筹”实际上是旧政权的翻版，对之必须实行“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而一位名叫杨曦光（即后来的经济学家杨小凯）的中学生，则在《中国向何处去？》文章中认定，“现在90％以上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他们与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主张“推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革委会的统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 　　这一批独立思考的知识青年，缺乏他们的前辈的精神资源——1957年“右派”那一辈人经受“五四”洗礼后，拥有了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人权等观念，而这一批青年在中共的思想专制环境下成长，“文革”期间思想演进之轨迹，大体上都只能从毛泽东，到马克思，再到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和理论中找武器，反过来质疑现存制度，去探索新的道路。1871年的巴黎公社，被他们不约而同地高度关注。鲁礼安主张宣传建立巴黎公社式国家的观点，核心就是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所主张的，对一切公职人员无一例外地实行全面选举制并可以随时撤换，把他们的薪金减低到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公职人员都要对选民负责，接受选民的监督，而且不享有任何的特权。 　　但随即传来消息：康生等人指湖南“省无联”为“反革命组织”，组织被取缔、思潮被批判、成员被逮捕。当局杀鸡吓猴，让鲁礼安也感到险象环生。在有经验的朋友劝告下，鲁礼安决定不去用鸡蛋碰石头，紧急召集骨干分子开会，提出解散“决派”。没想到态度比他更激进的大部分“决派”骨干坚决不肯。鲁礼安只好以“七二○事件”中自己跳桥受伤复发须治疗为由，退出决派活动。 　　华中工学院“造反派”内部争权夺利日益激烈化和表面化，但在坚决不让原党委书记朱九思重新上台这一点上又结成同盟。而鲁礼安不单主张解放朱九思，而且认为中央邓小平、省里张体学，也都应当重新启用，这使造反派头头们对他都甚为疑忌。特立独行的鲁礼安通读《毛泽东选集》，将毛在一些问题上的论述与后来实践发展的实际情况相对照，认为即便是毛主席这样的伟大人物，也常有认识超出了实践或落后于实践的问题，用毛自己的话说，就是也会犯“左”或“右”的错误。他在毛著上作眉批说，“现在看来这里左了”，“现在看来这里右了”，这在旁人眼里实属大逆不道，但他自己却浑然不觉。 　　鲁礼安和决派战友在学习和写作中，对镇压过上海“红革委”的张春桥特别不满。他们也非议周恩来“一贯采取调和路线”，但鲁礼安坚持不点周的名——他尊敬周鞠躬尽瘁。 　　对他的围猎在逐渐收网了。因各地武斗加剧，省革委会和军区无端怀疑是鲁礼安在搞鬼，指示华工革委会要从他这里挖。有天半夜，他突然被拘押、隔离反省，给他纸笔，要他交待“如何操纵各地武斗”，他根本不理会他们，只在纸上信笔写写画画。这次被他侥幸逃脱，但他的笔记和日记都被抄查，他在毛选上的眉批令他们如获至宝——白纸黑字啊！ 　　1968年5月16日，《扬子江评论》的创刊号印出来了，以“新华工决战决胜战斗队”的名义发表了鲁礼安起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派》，模仿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派》一文，抓住毛泽东“对派性要作分析”一语，指责上海对革命造反派学生的反攻倒算。他承认这篇文章“流毒甚广”，是站在“极左路线”立场上，对以所谓“中派”为代表的“调和路线”的批判。 　　鲁礼安在文中还宣称“一旦资产阶级首先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就必须用暴力对付暴力，用革命的战争来反对反革命的战争”。对这一看法，当时他内心不无疑虑，后来在漫长岁月中更不断反省。他回忆“七二○”前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七二○”后造反派内部所谓“钢派”与“新派”之间一场场血腥武斗，曾经和正在夺去多少无辜群众的生命？那些“为捍卫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而横尸街头的同学，那些被流弹或走火误杀的同胞，他们死得“比泰山还重”么？九泉之下真的能安详合眼么？“我写的那些鼓吹武斗的文章，究竟是在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摇旗呐喊，还是在为一种骨肉相残的罪恶推波助澜？” 　　鲁礼安的这篇文章是他“文革”中的“绝笔”。仅仅两天之后，他在赴黄石途中于铁山被劫，关进黑牢，从此从“文革”舞台上消失。 　　他对笔者说：我曾无数次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文字认真反省。虽然我敢说我的良心是清白的，但扪心自问，我长期认为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战争最终不可避免，“七二○”后甚至鼓吹“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形式仍然是武装夺取政权”，流毒之剧，影响之坏，怎样估计都不为过分。我写这种文章，等于是唯恐天下不乱！还有鼓吹派性，宣传“农民领袖”王仁舟的极左蓝图……说过许多错话、做过许多错事。我那些尖锐刻薄极富煽动性的文字，也对某些人造成相当的伤害。 　　鲁礼安说：如果我不是在1968年的夏天失去人身自由，以我狂热激进的思想方式，在以后的年代里是会沦为“四人帮”的爪牙，还是像杨小凯、李正天那样，从幼稚走向成熟、从狭隘的派性走向为整个民族的利益和社会的进步而斗争？我想我一定会走向后者。无它，只是因为我从来嫉恶如仇，崇尚正义，我不但有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头脑，且不乏探索真理，为真理献身的勇气。但是历史没有给予我走向真正觉醒的时间。 附1：方方：对于文革，真相比结论更重要 　　应该说，鲁礼安是文革中的特殊人物之一，因为他在这场浩荡的大革命中，不仅是追随，还有制造。他畅快淋漓的文章、唇枪舌剑的辩才、挥斥方遒的意气、侠肝义胆的豪情，曾经成为武汉三镇的传奇。正因为此，当传出他被抓获的消息，竟引发一场规模不小的“营救”运动。无论今天我们如何评价当年，无论事情的发生发展是对是错，对于鲁礼安而言，那都是他个人最轰轰烈烈也最风光无限的年月。 　　只是好景不长，鲁礼安最终被投入了牢房。虽然关他入狱的理由现在说起来像个笑话，但他却因为这个笑话，在不时转换但全部黑暗的小屋中度过了近十二年的时光。21岁到33岁，一个人几乎全部的青春都被永远尘封在此并且永远也索取不回。曾经与鲁礼安一起“革命”并也坐牢的诸多战友或死亡或崩溃，但鲁礼安却没有。这应该是个奇迹，连鲁礼安自己也认为是个奇迹。或许是他的充满自信的性格帮助了他。他在狱中一遍遍回忆自己的往事，以致那些事情烂熟于心，睁眼闭眼都清晰可见。那时候，他就下决心要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 　　这是一本重要的书，重要的不仅是内容本身，而是鲁礼安所做的这件事。十年的文革时间，实在是太漫长了，漫长得我们无法看清它的真相。随著二十八年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是非难分，越来越错综复杂。究竟是什么原因令中国产生如此之大的浩劫？是什么理由使中国精英们一夜之间以排山倒海的姿态崩溃？是什么力量让阳光一般的红卫兵突然成为人们眼里的恶魔？——这样的问题可以提出成百上千，但答案却总是吞吞吐吐含含糊糊。 　　当然，这样的问题，鲁礼安一个人的回忆录不可能解答，就算有其他更重要人的回忆录也无法解答，它需要千千万万过来人最真实的记忆。文革若是暗夜里的一块巨石，浑然不见它的真实面目，而鲁礼安的回忆录便是一只射向它的手电筒。虽然它只能让我们看到巨石的一个点，但如果有无数无数的鲁礼安将自己的文革经历写出来，尤其是那些在文革中身份地位相对特殊的人写出自己的文革历程，那么，这就如同手电筒从各个角度向这块看不清的巨石投射去光照。聚光之下，就算最本质的东西无法触及，但它的轮廓却已然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或许这样，我们方能以最快捷的方式接近真相。 　　其实，对于文革，我个人以为，真相比结论更重要。这就是三年前我非常希望看到回忆文革的原始文本的原因。 　　——摘自《一个人的文革史——〈仰天长啸〉序》 附2：“文革”小辞典 《五一六通知》 　　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开展“文革”的纲领性文件，1966年5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 “十六条” 　　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内容共分十六条，1966年8月8日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规定“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红卫兵 　　“文革”中各地大、中学生在毛泽东号召下自发成立的组织。据称1966年5月29日由清华附中学生张承志在大字报上首创，毛泽东从1966年8月18日起八次检阅红卫兵，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 　　使用中有三种含义： 　　1，“文革”中学生自发组织的统称； 　　2，“文革”初期从北京到各地的最早一批红卫兵，多由信奉“血统论”的干部子弟组成； 　　3，1968年工宣队、军宣队相继进入学校恢复教学秩序后，以此命名类似“文革”前共青团的“先进学生”组织。 造反派 　　“文革”时期自称、标榜“造反”的群众组织。“造反”在汉语中本是贬义，“文革”初期北京一些中学生发掘出毛泽东在延安的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将之翻成褒义。最开始“造反”的由干部子弟组成的中学生红卫兵，发现毛的图谋是打倒刘少奇和“党内走资派”，转而抗拒运动；而众多群众组织继起“造反”。在许多地方，群众组织分成支持当权派的“保守派”和揭批当权派的“造反派”，发生激烈冲突。1968年年中后“造反派”式微。 三种人 　　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关于整党问题的决议》提出在党内清理“三种人”，即：在“文革”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 　　在实际清查中，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下兴起的干部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即上述第一种红卫兵）及支持各级党委的“保守派”甚少受到清查，而“造反派”骨干则被当成“三种人”受到清查、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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