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派回忆：“文革”岁月众生相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9月01日15:22:30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文革”是个大舞台，所有的人都或主动或被动地登台表演。吴焱金的书中，记述了“文革”中各色人等淋漓尽致的表演：造反派头头，受到冲击又被解放的老红军、省市领导，参加支左、军管、执掌大权的军人，“文革”中一步登天的工农兵代表，当时和后来走红的众多艺术明星…… 　　我读过很多以“文革”为题材或者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深感由于当局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一声令下：彻底否定“文革”，致使“文革”中极其丰富、鲜活的社会内容和思想教训、人性展露，统统都被一棍子打下，致使包括这些小说在内，人们对“文革”的回忆，都只剩下干瘪枯燥，非黑即白的几条八股结论。 　　幸亏，时代不同了，当局一言九鼎，已经堵不住天下悠悠之口。 　　虽然中国大陆当局对“文革”课题如临大敌，百般封杀，但是这么多年来，中国大陆各方人士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鱼有鱼路，虾有虾路，关于“文革”题材的出版物仍然是汗牛充栋，近年来的自费印行更是大行其道；而海外（港、台和西方）的中外文出版物更出了个不亦乐乎。在“文革”爆发40年、宣告结束30年之后，民间更一下子冒出大量“文革”回忆录，像这里重点介绍的吴焱金、曹承义回忆录，我前几个星期在博客中提到的鲁礼安回忆录、李乾回忆录……都是在这个期间浮出水面的。 　　2006年5月中旬，在纽约举行的“文革4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周原做了题为“文革研究的史料和史料学概述”的演讲，其介绍虽然简略，然而全面，浩如烟海的文革史料让我大开眼界。该文和这次研讨会的其它论文，后来收入田园书屋2007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下两厚册。 　　今天我介绍的吴焱金的书中片段，是他记述的“文革”中各色人等轮番登台表演：造反派头头，受到冲击又被解放的老红军、省市领导，参加支左、军管、执掌大权的军人，“文革”中一步登天的工农兵代表，当时和后来走红的众多艺术明星…… 　　所写的这些人大多在文中交代了身份、来历，原书中的翔实注释，我就基本上删节了。所选的这些章节中的一些枝蔓，也做了删节。——高伐林按 “文革”确实触及了许多人的灵魂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节选，吴焱金口述，钟逸整理 参加周总理宴会的趣闻 　　1967年10月8日，周总理在武昌东湖长天楼设宴招待谢胡等阿尔巴尼亚贵宾，武汉造反派各组织主要头头也参加了这次宴会。这次宴会非常丰盛，前后上了十几道菜。那天和我同桌的有新华工郭保安、钢九一三李想玉等。由于第一次参加这么隆重的国宴，谁也不知道将会陆续上那么多好吃的菜。河南人郭保安戴一副近视眼镜，瞅着一个小盘子说：“好白的烙饼啊！”拿起来便吃，刚一咬就吐了出来，原来是迭成圆形的擦手巾，惹得全桌一阵哄笑。 　　人们刚笑罢郭保安，李想玉又出了洋相，有些菜下面垫着漂亮的红花绿草，李想玉以为绿茵茵的嫩草是青菜，刚尝一口连忙吐出来，连声说：“是草，是草。”我说：“你成了革命的老黄牛。”大家又是一阵大笑。由于每一盘菜都很好吃，一端上来就被吃光了。谁知宴席上源源不断地上菜，菜一个比一个好吃，肚子吃得实在太饱了，许多人只有停下来不吃了，你望我，我望你，再看看满桌美味佳肴，有人摇摇头说：“早知是这样，何不慢慢品尝呢！一个个狼吞虎咽，真是掉了造反派的底子！” 　　好在大家都是无产阶级，情有可原。会后，三钢三新等群众组织共同整理了《周总理接见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各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我把冒烟的手榴弹扔向大院 　　工造总司铁军有个叫刘耀武的，他去找朱鸿霞，说工造铁军的旗帜被钢工总的人撕了。朱鸿霞不卖他的账，言语不和，刘耀武打了朱鸿霞一拳头。钢工总立即调动人马，1967年10月29日一天之内把包括铁军在内的工造总司所有的区司令部和分部全部砸光，但没有发生流血事件。我采取不吭气、不反击的态度，让对方把气出够，气消了，对方就没有意见了。 　　1968年6月，钢工总召开江心会议，作战部部长姜诗存游泳淹死，钢工总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弄了上百辆汽车在全市游行。车队专程从工造总司司令部门口经过，有示威之意。这时有个工造总司铁军的人，为报被钢工总砸过之仇，拿了一个手榴弹就要往车队人群中投下去。我一看大事不好，以最快的速度冲上去，他已将手榴弹的弦拉开，引信“吱吱”直响，冒着白烟，我一把夺过来，迅速地往大院一看，幸好院内无人，就把冒烟的手榴弹扔到了院子里，轰的一声，手榴弹爆炸了。还好，没有任何人伤亡。游行的车队以为出了什么事情，引起一片惊慌。我赶紧到门口向车队的人解释，说我们有人不小心走了火，才将一件不堪设想的突发事件平息。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7·20事件后，工造铁军参加了抢枪。他们有枪，有炮，有手榴弹，还把枪炮拿到街上搞过一次武装示威游行，但没有发生过武斗，也没有发生过刑事案件。我们总部没有去抢过枪，我也没有布置过抢枪，但我对铁军抢枪没有进行有效地制止。文革后判刑时，没有追究我抢枪、武斗的事。 拥军慰问时我喝得大醉 　　文革中，每年元旦至春节这段期间，湖北省、武汉市革命委员会都要分别组织拥军慰问团到部队去慰问。所谓慰问，就是带上一个由劳动模范、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各行各业先进人物以及一个文艺表演团体组成的慰问团，团长由地方老干部担任，我每年照例是副团长。 　　我当了八年拥军慰问团副团长，认识了不少先进模范人物，例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三轮车工人余宏杞和杂技演员夏菊花就是我们慰问团的团员。余宏杞因参加慰问团而认识了夏菊花，他仰慕夏菊花，自己做媒把夏菊花介绍给自己在部队当营长的儿子，夏菊花这个后来的全国杂技家协会主席就成了三轮车工人余宏杞的儿媳。武汉各大剧院的演员都当过慰问团的团员，我和他们混得很熟。那时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演艺明星，除了“三名三高”之列的老演员高百岁、高盛麟、关正明、陈伯华、沈云陔、关啸彬、郭玉昆等以外，青年演员都不是明星，工资也不高。当时最高工资的高百岁、关正明，每月工资竟达一千元，陈伯华每月七百元。而青年演员每月才几十元，最高的有一百元左右，如有名气的武汉歌舞剧院独唱演员吴雁泽、评书演员何祚欢等人工资要稍高一些。 　　我们慰问解放军，部队首长一定会设宴热情招待我们，而且只要我们一端酒杯就会被灌醉。为防止喝酒误事，每次慰问前我都事先到医院打个胃病证明的条子，我当时身体特别强壮，唯一的毛病就是有时胃疼。每当首长劝酒，我就拿出医生证明，以胃病不能喝酒为由婉言谢绝，以茶或饮料代酒。有一次我们到8199部队慰问，这一招不灵了。谢师长说：“胃病小意思，不能喝白的来点红的总可以。”盛情难却，我只好陪他喝红葡萄酒。那时没有干红，喝普通红葡萄酒像喝糖水似的，我从没醉过，也不知能喝多少。谢师长很会闹酒，我说不过他，只有喝，不一会每人喝完两瓶，本可到此收兵，我当时年轻气盛，想借此机会醉倒谢师长，就主动提出再喝一瓶，而且要一口干。谢师长看出我的用意，说：“你小子想灌醉我，来吧，不醉不归。”我一饮而尽，他分两口喝完。我发觉军人都挺能喝酒的，我未必能赢，而且胃也装不下了，于是不再挑战，他也不再劝酒，双方打了个平手，总算皆大欢喜。 　　我这种潜在的争强好胜的个性，下一次到武汉陆军总医院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这次慰问团团长是刘惠农，文革前的武汉市市长，一个言辞极短又不能喝酒的人，加上他因打链霉素导致耳聋，酒桌上气氛非常冷清。我对面一位体态魁伟的政委，面前已摆了六小杯白酒，他说：“大家都不喝，怎么办？”然后对我说：“你年轻，我喝六杯你喝一杯怎么样？”我心想哪有那么大酒量的人，六比一我还干不过你？想到这里，我笑答：“一言为定，我今天舍命陪君子。”他二话不说，连干六杯，我也一饮而尽；他再给自己倒六杯，又一饮而尽，我也一口干。我心想，他那十二小杯，也接近一斤白酒了，再喝六杯，看他怎么办？正当我和政委准备再喝时，旁边的首长说话了：“哈，你小子明明能喝，装胃痛。你和政委干杯，瞧不起我们是不是？来，我敬你一杯。”这一下麻烦了，总医院的首长轮番同我干杯，我向来不会闹酒，也不会玩狡猾，推脱不过，只有喝。同首长们干完杯，我感觉自己醉了，连忙吃西瓜，首长们也齐声说：“多吃点菜。” 　　我正庆幸总算收场了，谁知几个女兵搀扶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来到我跟前：“我代表老红军和全体女兵敬你一杯，你不会不赏脸吧？”我无奈，连说：“不敢，应该我敬您。”我喝下这杯酒，看人已是双影，说话已不利索。偏偏这时，武汉市楚剧团的演员也来凑热闹，一位演员走到我面前：“我代表全体演员敬你一杯。”我说：“莫开玩笑，我喝不得了。”这位演员不依不饶：“你跟大人物喝得那起劲，瞧不起我们小演员是不是？”众演员一块起哄，我没办法，只好又干了一杯，此时我彻底醉了。尽管醉了，看不清人的相貌，还要高一脚低一脚地到厨房去向炊事员道谢，强撑着到了露天演出会场。 　　坐在主席台上，眼前一片模糊。以前每次都是由我作慰问讲话，今天这个任务只能交给刘市长了。讲话还未开始，胃中作涌，我要求下去休息，两名军人将我扶出会场，几千名当兵的看着我，我感到非常狼狈。我一忍再忍，总算走出会场，“哇”地一声，全吐在墙边的沟里。两名军人立即送我去打吊针。经过输液，休息三四小时后，才送我回家。在车上，军人们还跟我开玩笑：“我们这里有最好的医生，喝醉了没事，下次来我们跟你喝!”我说：“这次才算明白，喝酒充英雄，喝醉是狗熊，我再也不喝了。”我问他们政委有多大酒量，他们不约而同地回答：“三斤！”“我的妈啊！”我不由失声惊叫。 　　有了这一次教训，我从此不再沾白酒，再也不敢斗酒了。有次到驻硚口某部队去慰问，这次是和、邓小平的弟弟、原副市长邓垦一起去的。我问部队首长：“你看他象谁?”他们看看邓垦，摇摇头。我说：“他就是邓小平的弟弟，现在是市革委会副主任。”首长们来了兴趣，将邓垦打量个够，说道：“你一说还真有点象。”我说：“只是邓小平要矮得多，也没有他弟弟这么帅。”大家都围着邓垦劝酒，而邓垦是决不瞎吃乱喝的。我们每次在饭店、宾馆开会，邓垦从不吃那免费的美味佳肴，而是驱车赶回家吃饭。我问谢滋群（注1）为什么，与邓垦、刘惠农同住在汉口洞庭街81号原法国领事馆大院的谢滋群告诉我：“这是他夫人丁华的规定，他夫人懂医，每餐给他调配营养餐，定时定量，外面再好的酒宴也不吃，实在不能回家也吃得很少。”邓垦后来果然身体很健康，难怪王克文书记曾对我说：“我和邓垦在干校一块喂猪时，他挑一百多斤根本不在乎。” 　　喝酒误事给我留下一生的教训。 林彪成了造反派的黑后台？ 　　从中央学习班回汉后，我又回到武汉市无线电组件厂。原来我们单位一直是造反派掌权，现在也变成了军代表当家。我只能在厂里当工人，而不能过问厂里的任何大事，但我偶尔还接到通知到市革委会去开会。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过了很久，我一点真相也不知道。直到厂里开大会，传达中央文件，才知道出了这惊天大事。我正惊诧之时，军代表忽然在大会上点我的名：“吴焱金，你要放老实点，你的后台林彪倒了，你要如实交待你的罪行，揭发林彪，争取从宽处理。”真是莫名其妙，林彪什么时候变成我的后台了，他不是你们解放军的副统帅吗？ 　　自从“三支两军”和“三结合”后，全国从上至下都出现了军人掌权的局面。军人喜欢搞一言堂，没有什么大民主可言，军代表整人比地方干部凶得多，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没人管得了。在湖北、武汉，就是曾、刘、方、张一手遮天，个人的喜好就可以直接影响到群众生活。例如曾思玉司令员是个古板而没有任何爱好的人，他既不唱歌，也不跳舞，更不下棋打牌。他曾亲口对我们说，抗美援朝时，许世友司令员还热衷于找年轻女性跳舞，他的夫人因吃醋而特地赶到朝鲜去。有一次，许世友邀曾思玉跳舞，曾思玉坚决不去，许世友就用手拉他，结果把曾思玉的手拉肿了，疼了一个星期，曾思玉说许世友力气太大了。曾思玉在湖北执政期间，禁止跳舞，禁止打扑克，也不允许生产扑克牌，群众的文化生活比较单调，除了八个样板戏，一些《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译制的阿尔巴尼亚、朝鲜电影，一些文艺节目，再无别的娱乐。 　　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湖北的曾、刘、方、张都是林彪的党羽，党中央把刘丰定为林彪死党，把其它人定为“活党”。可是如同所有当权派在文革中的表现一样，他们总要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所以又一次把矛头对准了造反派。 　　1972年初，曾、刘、方、张首长在武昌首义路省委第二招待所举办了有一百多名造反派头头参加的学习班，每个造反派头头由原单位派一位“动力”陪读。我就是由本厂车间党支部委员、复员军人陈仁柏护送到学习班，并陪伴我直到学习班结束。我的这位“动力”对我倒是并不积极监督，也从不认真批判我，他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做做样子而已，其它厂派出的“动力”则是真刀真枪地干上了。 　　省革委会副主任张体学也来到学习班，一见到傅廉就笑着说：“哦，头发都白了，比我还白得多，是少年白吧？”大家都跟张体学很熟悉，说话也比较随便。张体学又抛出那一套老生常谈：“你们要夹着尾巴做人，言多必失，一个人锋芒太露了不好……”好像是傅廉大声说：“报告省长，尾巴太夹紧了，从前面翘出来了！”引起哄堂大笑。 　　在这次长达数月的学习班中，我是没有交待揭发什么问题的。我认为反正林彪挂不到我头上，五一六也跟我不沾边。除了开会，业余时间还可以下棋、闲谈。夏邦银经常给我讲笑话。学习班的伙食虽不如北京学习班，也还不错。我同桌吃饭的“红工”头头余正莲很爱吃辣椒，他每餐都到厨房去洗十几个红辣椒，我和他一起蘸酱油生吃，倒也其乐无穷。有天星期六，我们桌上的好多菜没吃完，同桌的钢工总头头、市革委会常委胡崇源一个人把一桌菜全吃光了，看得我目瞪口呆。我说：“你怎么吃这么多？”胡崇源说：“不吃白不吃，要死裸朝天，不死万万年！”这是我听到胡崇源说的最后的话。吃完饭胡崇源就回家了，星期一我们听到噩耗：“胡崇源当天因心肌梗塞发作死了！”后来同样患过心肌梗塞的黄礼寿对我说：“胡崇源没健康常识，完全是吃死的。心梗病人最怕的是吃得太饱。” 　　现在看来，办这次学习班，完全是曾、刘、方、张首长做贼心虚。他们真正的后台林彪摔死后，他们害怕造反派起来闹事，起来追究他们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将造反派群众统统打成五一六、北决扬的罪行。于是倒打一耙，先发制人，变被动为主动。 　　控制了我们几个月，也没有揪出一个五一六分子来，最后不了了之。以后不论中央有谁倒台，必定是造反派的后台，我们就是这样不断地被掌权的当权派反复折磨，颠倒黑白，任意打击。 我眼中的军队干部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因7·20事件倒台后，毛泽东和林彪选派了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刘丰、空降兵十五军副军长方铭、政委张纯青主持湖北、武汉的工作，人称“曾、刘、方、张”。由于政委张纯青侧重军内工作，在地方上频频露面的是副政委张昭剑，故武汉文革史中的“曾刘方张”中的“张”就专指张昭剑。 　　曾、刘、方、张凭“7·20”事件声名鹊起，理应坚定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然而他们一上台执政就在造反派中亲一派，压一派。如果仅仅是亲一派、压一派尚可谅解，说明他们是支持文革中的激进派。实际上他们是故意挑起两派纷争，然后分而治之。而他们一旦站稳脚跟，就向造反派举起了屠刀。他们翻脸无情，向他们曾经高喊坚决支持的“三钢三新”大开杀戒，对曾经共度蜜月的激进派钢派下手更重，他们变脸比川剧变脸还快。为整垮造反派，他们挖空心思设陷阱，利用造反派中人数极少的极左派北决扬大做文章，向中央写出报告，骗取中央《九二七指示》，企图借此把所有造反派打成北决扬分子。他们发明了层层逼表、人人过关的战术，子虚乌有地向每一个造反派群众追查是否填表参加北决扬和五一六。在历时51个月的“两清”中，受害人达85万多人，直到毛主席发现后指出：“你那里有北决扬，要注意政策，你不信，你又搞过了一点。还是要宽大为怀嘛。”刘丰在文件上批示：暂不传达。直到1974年3月，武汉锅炉厂造反派在厂档案室发现了这个文件，在武昌炮校当着新调来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王六生的面，质问曾分管军区三办的副政委张玉华，张玉华流着眼泪被迫承认确有此事。 　　曾、刘、方、张主政期间，也是文革中整造反派时间最长、下手最厉害的时期，远远超过了王任重、张体学和陈再道、锺汉华。从1967年“7·20”事件后曾、刘、方、张上台，到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为止，他们主政的时间最长，共约六年半时间。 　　1969年以后，他们先后以“五一六”黑后台的名义抓了省革委会副主任、革命干部代表任爱生，抓了省革委会副主任、学生代表杨道远，抓了省革委会常委、工人代表胡厚民，抓了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工人代表李想玉，还抓了新湖大临委会负责人、青年教师彭勋等人。更令人惊心动魄的是，据柳英发回忆，他从1974年武汉造反派抢来的武汉军区三办“两清”的绝密材料中看到，1972年11月，曾思玉在一份绝密文件上批示，在必要的时候，要对三钢三新中18名“两清”重点人物处以极刑，18人中有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中共九大中央委员）、杨道远、方保林、丁家显、柳英发、王彩珠、魏绳武等。 　　矮胖的曾思玉，文化不高，不善辞令，一副忠厚长者的面相，他不抽烟、不打牌、不下棋、也不跳舞，是个较古板的人。我与他接触虽多，却从未单独谈过话，“两清”时在省扩大会上他点了我的名。后来他成了林彪的“活党”。 　　刘丰，高矮胖瘦适中，7·20事件救毛主席有功，靠死心塌地投靠林彪军人集团起家。他整起造反派来也毫不手软，几次三番跟我过不去，在清查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和北决扬反革命地下组织运动中，他几次大会上点我的名，无奈抓不住我半点证据。我这人软硬不吃，在“两清”中无论对我威逼还是利诱，我始终坚称自己不但毫无牵连，而且一直对五一六、北决扬是持反对态度的，刘丰无法从我这里打开缺口。刘丰后来成了林彪死党，隔离审查中自杀未遂。 　　武汉警备区司令员方铭，是个典型的军人，为人还算正派。 　　空降兵十五军结合进市革委会的其它军代表也还不错。警备区副司令、市革委会副主任张绪就是公认的好人，他在革命战争中失去一只眼，抗美援朝中他是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中的特级英雄、用自己身体堵敌人碉堡枪眼的黄继光所在团的团长。张绪为人态度和蔼，见人一脸笑，说话十分和气诚恳，也没有派性，一直还与当年的造反派成员保持着联系。去年才离世。 　　腿有残疾、瘦瘦的、精明的张昭剑，最会做表面功夫，最爱搞“三忠于、四无限、一紧跟”——这是林彪军人集团在九大前后独创、大搞对毛泽东“个人崇拜”活动的形式。林彪军人集团几乎是同时在全国推行这一活动，什么“早请示、晚汇报”，什么“忠字舞”，都是他们通过“三支两军”的部队大肆推广到工厂、农村、机关、学校，直至居委会，既表现自己最拥护毛泽东，又可把整走资派的文革引向造神运动。当时的造反派对此都很反感、厌恶，但敢怒不敢言。张昭剑是这一活动的狂热鼓吹者，几乎每会必讲，然后扯起喉咙高呼：“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每次看到他一字不差地起劲喊，我总觉得他象个奸臣相，难怪张体学省长说他是个“跳梁小丑”。 　　在1969年11月至1970年7月的北京学习班，作为湖北班的实际负责人，张昭剑做了最充分的表演。每次陈伯达、谢富治等来学习班，他总是跑前跑后大献殷勤，一副奴才相。在造反派面前，他立即变脸，满脸杀气，尖叫着喊出威胁性的狠话。所有的造反派都对他没有好印象。林彪垮台后，他受到牵连，也受审查交待问题。由于他身体不好，又有残疾，据平毅说，他的晚景十分凄凉。 　　原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是位粗鲁豪爽的汉子，虽然也镇压过造反派，但同造反派头头打起交道来照样爽快。有次在汉川县马口镇参加一个会议，孔庆德拉朱鸿霞喝酒，朱鸿霞说不会喝，孔庆德生气：“不会喝酒当什么造反派！”孔庆德又拉李想玉喝酒，李想玉连连摆手，孔庆德又生气：“亏你还是造反派头头，丢人！”孔庆德又拉我喝酒，说：“你陪我干掉这一杯！”我二话不说，一饮而尽，孔庆德拍手叫好：“来，再干一杯！”连干三杯后，我请他自便，孔庆德不肯放我走，我又陪他干了两杯，孔庆德才高兴地说：“够意思，小子有种！”想不到因这次喝酒，以后见面，他都主动和我握手打招呼。刘丰被定为林彪死党被抓后，孔庆德在会上说：“他妈的刘丰，屁股上装轴承，转弯转得比谁都快。他那个狗屁政委，是踩着我们的肩膀爬上去的，我从来就不买他的账！” 　　还有一位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文革时听说他在黄石市讲话：“造反，造个卵子的反，造到老子头上来了。裸日的都拖出去毙了！”我原以为他是张飞的形象，谁知见了面让人大跌眼镜。韩东山戴副眼镜，瘦瘦的，腰向前弯，尖尖的脸，怎么看也不像武夫和首长。我与他握手，他照样点头弯腰，全无凶神恶煞之气。至于武汉军区政委锺汉华、副政委叶明，好像并不难相处，对人谦恭有礼。当过驻苏联大使馆武官的军区副政委潘振武，仪表堂堂，他一心想生个儿子，结果连生九个女儿才罢休。有次我到河南看军事演习，我因为晕飞机，看到一张床铺连忙躺下，当兵的告诉我，这是为首长准备的。果然挺着大肚子的潘振武正向床铺走来，问怎么回事，我连忙起来说我晕飞机，不知道是首长的床铺。潘振武说：“那你休息吧！”他转身欲走。我一把拉住他：“还是请首长休息。” 　　原武汉军区参谋长王步青，一表人才，为人随和，经常和我们聊天。有次我问他：“你这么帅，夫人一定是个大美人吧？”王步青呵呵一笑：“我的老婆可是三心老婆。”我问：“何谓三心老婆？”王参谋长故作神秘地说：“看起来恶心，提起来伤心，丢在家里放心。” 我眼中的地方领导干部 　　张体学：湖北造反派的兴起是1966年八九月，从首都南下学生炮轰中共湖北省委，炮轰代理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张体学开始的。张体学提出大抓“南下一小撮”，甚至扬言运动后期不当省长，去当劳改队长。湖北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实际上是张体学自己点起来的。因为文革初期，他积极执行了刘、邓转移斗争大方向、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张体学解放前是新四军五师的，是李先念的部下，是苦大仇深的农家子弟。文革中也被造反派多次批斗，后来作了检讨，中央让他参加省革委会的三结合，钢派表示要看行动，而新华工则率先提出“扶张体学上马”。我的观点是，中央同意解放他，我们听中央的。 　　由于这个原因，张体学当了省革委会副主任以后，对新派头头相对要好一些。张体学喉咙嘶哑，他说是原来在部队大声作报告造成的。我对他的印象是，他的文化程度不高，但实际工作经验丰富，是个实干家。他走遍湖北省的七十二个县，是个湖北通。张体学为人较正派，也很精明，他有自己的一套处世哲学。他经常对人讲：“第一，要夹着尾巴做人，不要锋芒太露。第二，少说多做，言多必败，祸从口出。第三，遵纪守法，要有组织观念。”1969年“反复旧”运动后，他曾在同我一次谈话中对我说：“你啊，太单纯了，人家开单子，你吃药，当炮筒子，一点政治经验也没有。凡事要多想一下，在脑筋里多转几个弯子。” 　　文革中，张体学找造反派头头分别谈话很多次，次数多了，谁也不称呼他的官名，而是一口一个“体学”，他也很高兴别人这样称呼他。文革中有一则民间流传的笑话：“张体学和朱鸿霞谈恋爱”。原来是老百姓从名字上把朱鸿霞当成了女人。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张体学上台后没有直接整造反派，但他的基本立场还是保守的。1972年底，张体学因肺癌在东湖住院，曾派人接我去谈了一次话。他说：我得了肺癌，暂时还不会去见马克思。医生不让我抽烟，我说不让我抽烟是断了我的粮食。后来总算让我一天抽三根烟，我憋得慌呀！今天找你来没别的事，我看你这个人不坏，就是政治上不成熟，要多磨炼，说点个人意见，仅供参考。你啊，要过五关：第一，是曾、刘关，不能把矛头指向解放军。第二，是干部关，不要动不动把矛头指向领导干部。第三，是杨、胡关，杨道远、胡厚民的问题，你没有必要和他们掺和在一起，他是他，你是你。第四，对“五一六”和“北决扬”的问题要正确对待。第五，过好自己这一关，要沉下去，不要脱离群众。虽然原话记不清了，大意是这样的。当时只觉得张体学找我谈话是长者对我的忠告，但与我当时的思想并不吻合，我把他的谈话看成我们个人之间的谈话，没有对任何人讲过，也没有照着去做。 　　不管张体学出于什么政治目的，他的这次谈话对我个人似乎没有恶意。我对他病重时找我去谈话心存感激，尤其是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和谈话，无异于临终遗言。 　　王克文是知识分子型的领导干部，过早地满头白发。我同他最早的交往是文革初造反、成立工造总司时，我们首先找的他。当时成立工人群众组织都要市委承认。他当时是副市长，工造总司每月2000元活动经费是他批的。后来“7·20”事件发生前我们同在新华工避难，又见了面，谈了一次话。直到1973年王克文当上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兼武汉市革委会主任，我们才有了较多的接触。当时任命领导干部主要是凭参加革命的资历，许多领导干部文化水平不是很高，相比之下，王克文就算是文化水平较高的了。王克文主政不久即对我说：“你老浮在上面不好，要下去锻炼，不脱离群众。上面开会还是要来。”他指示武汉市电子工业局发文，任命我为武汉市无线电组件厂革委会主任。后来，朱鸿霞要求把关系转到省革委会，省里同意了，省里把朱鸿霞调去抓工业，把张立国调去抓农业。朱鸿霞告诉李想玉和我，要我们也把关系转到市里去。当我要求转关系时，王克文对我说：“我的意见不转关系对你有好处。如果你要转关系，也可以马上把关系转来。”我当时有虚荣心，朱鸿霞转了我为什么不转？于是我和李想玉的工资、人事关系被转到市革委会，我分管城建委，有了一间自己的大办公室和一辆专用的苏联造伏尔加牌小轿车。李想玉分管工业。后来的事印证了王克文的话：“不转关系对你有好处。” 　　有次王克文对我说，他在文革中不仅挨过斗，也挨过打，被打得便血，我笑着说：“是被我们的人打的吧？”他说：“都像你们这样讲政策，好多干部就不会被打了。”由此可见，他对我印象相对较好，是因为与我在文革中不乱斗乱打干部、群众有关。 　　批林批孔中王克文因表态支持了造反派，后来承受了较大压力。毛泽东逝世后，我隔离审查时，据说市委揭发王克文的大字报很多，还有大字报质问王克文和吴焱金是什么关系。而关押我的学习班也向我追问同一问题，还要我揭发王克文。我们谁也没法揭发对方，因为他和我纯粹是上下级关系，仅仅只是彼此看法稍好一些而已。 前省长给我介绍对象 　　1967年，演艺明星远不如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政治明星受人关注。时年23岁的我，身高一米八，风华正茂，当上工造总司的一号勤务员后频频亮相，成了公众人物，不免引来一些少女“粉丝”，当时对我有好感的漂亮女生不下30人，人们戏称我为“排长”。而我却对后来成为我妻子的胡瑞玲情有独钟。胡瑞玲虽然同那些美女相比不是最漂亮的，但却是很有思想，又酷爱读书，谈起中外名著，胡瑞玲比我知道的多得多。她能歌善舞，人称金嗓子，本来她应该去省歌舞团当独唱演员，无奈她母亲坚决不同意，只好去读美术学校。在最艰难的抗暴斗争中，她和她的同学们一直住在工造总司，我们两人天天见面，交谈也多，比较投缘。胡瑞玲在六二四血案中又受了伤，7·20事件发生时我曾躲藏在她家，两人可说是肝胆相照、患难之交，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形影不离的恋人了。 　　当时工造总司勤务组内的潘宏斌、王锦铭对我谈恋爱颇有意见，王锦铭意见最大，认为我谈恋爱会误了革命。但身陷爱河的我不理会这些。1967年10月8日，周恩来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等人来汉当天，我和胡瑞玲正在大街上闲逛，周总理指名要找我参加在东湖长天楼的接见，当时警司派人在武汉三镇找了几个小时，才在大街上把我找到，把我们两人一块接去，赶上晚上的宴会，我真的差点就误了大事。这以后，王锦铭对我谈恋爱反对得更起劲了。 　　1968年初省、市革委会成立后，潘宏斌，王锦铭分别当上了省、市革委会的常委，他们两人听说我谈的女朋友胡瑞玲有“海外关系”，立即跑到老省长、新结合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张体学那里告了我的状，决心要阻止我的这桩婚姻。我猜想他们的意图，无非是怕我在政治上有什么不测，会影响到他们自己和工造总司整个组织。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直系亲属有海外关系是很吓人的，特别是处在风口浪尖上的造反派头头，更是不能有一点小辫子被人抓到。九一三的原一号头头白玉柱很有能力，就是因为同一寡妇有染，而被九一三自己开除了。对海外关系，当时我自己也感到害怕。记得在此之前，武汉塑料×厂一位极漂亮的女生有意和我谈恋爱，她到我家来吃饭，我用腌菜招待她，她也很高兴。但我听她说她的爸爸曾先后在法国和比利时留学，后来在美院任教，吓得我立刻和她中止交往。而胡瑞玲的情况则不同，她的爸爸虽在海外，但只是普通老百姓，只是做过小生意，因患肺结核病客死他乡，我认为既然人已死，海外关系就不存在了，因此决心不在意别人说什么。 　　过了几天，张体学居然为这事专门找我谈话，我将我知道的情况向张体学作了解释。张体学说：“既然你们内部有意见，这个女朋友不谈也罢，我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我说：“谢谢首长的好意，我没有理由和必要换女朋友。”张体学略微有一些不高兴：“你找对有什么条件跟我说，我不信全省三千二百万人，找不到一个让你更满意的。”我说：“感情问题不能这样说，我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首长工作忙，就不必为我个人的事情大动干戈了吧？”张体学叹道：“我的面子不够大，你们这些事我再也不管了。” 　　对这件事我不是没有思想斗争，在没有结婚之前，我还没做到对爱情忠贞不贰，但经过文革斗争中的生死考验，我最终于1969年元月27日同胡瑞玲结婚，我们婚后的感情非常好，也有了一对可爱的儿女。但因为在1977年的隔离审查中，我做了跳楼自杀这一桩蠢事，导致了自己终身残废，家庭的重担落到了她一个人身上。同时，政治上的压力也铺天盖地，孩子上学校被同学骂成“小四人帮”，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胡瑞玲夜以继日地操劳，劳累、失眠终于使她患上了抑郁症，在痛苦和绝望中，她于1993年49岁时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是我一生的痛。如果不是参加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和我结婚，她不会英年早逝，凭她的能力，她可以过上很幸福的生活。她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也是我一生中最对不起的一个人。 文盲当上候补中央委员 　　1930年出生的谢望春，女，童工出身。她1946年从汉川农村来到汉口，在国民党的被服厂做军衣，1949年4月到申新纱厂（解放后改为武汉国棉三厂）细纱车间做挡车工。谢望春没有读过书，解放后扫盲读过夜校，认得一些字。谢望春1957年入党，一直在车间当工人。曾被武汉国棉三厂推荐，当选为市劳动模范。文革中，一些学生到工厂串联，她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工造总司。 　　因文革中参加了造反派，1968年被选派参加北京国庆观礼。据谢望春回忆：“我当上九大代表以后，原来军代表打算让百万雄师成员、国棉一厂的女工陈爱娥当中央委员，没料到陈爱娥的名字上了九大主席团名单以后，武汉造反派搞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复旧’运动，陈爱娥的代表身份被质疑。如果选陈爱娥当中央委员，武汉造反派肯定会继续闹事。这样才有夏邦银和我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夏邦银后来告诉我，他和王屏（注2）参加了九大小范围的会议，毛主席问朱鸿霞为什么没来，曾思玉说，朱鸿霞不是党员。毛主席说：你们要照顾一下。张春桥说，要是我就会选王屏当中央委员。” 　　九大代表沈复礼多次对人讲过：群众组织的九大中央委员，曾、刘起先只推荐了董明会一位候选人，沈复礼联合了湖北的几位九大代表向中央反映，沈复礼等人在会上的“造反”，使出席九大的湖北代表团不得不补上夏邦银，为了平衡武汉的钢、新两派，又补上了谢望春。 　　谢望春被军代表指定当选为中共九大代表后，在小组讨论中，张体学问谢望春多大年龄，谢望春回答说自己已经39岁，又没有文化，中央委员应该选有文化、有贡献的。谢望春说，后来九大主席团出简报还表扬了我，说我很谦虚。周总理当着我的面要曾思玉、刘丰、张体学等对我多关心、多帮助。 　　我孤身一人，独居40平方米破旧的解困房，房子西北朝向，阴暗潮湿，室内终年不见阳光，既未装修，又无电冰箱等电器，来客戏称为江城第一陋室。为此我写了《陋室铭》贴在门口：“房不在新，能住就行。人不在多，贵在精神……”2008年8月的一天，我和锺逸去看了谢望春的斗室，才知江城并非我最住得最差，还有住得比我更差的人。 　　穿过狭窄的小巷，好不容易找到汉口营房六村，来到营房六村1号，走进一个漆黑的走廊，来到谢大姐租住地。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黑房，房间里没有一扇窗户，任何一间牢房都比它强十倍，牢房起码有窗户，采光好，空气对流。走进房内，什么也看不清，谢望春摸索着打开一盏3瓦的节能灯，房内极简陋，不仅没空调，电扇也没有，在武汉这个火炉城市如何度夏？一个有病的八旬老人，怎么当上了“奈（耐）温将军”？她家的70多平方米的房屋原在江汉二桥附近，因被迫拆迁，补偿了13万元了事，这点钱再买房已完全不可能。前年谢望春生了一场大病，住院花去几万元，四个子女一家补贴几个，这住房就没了。所以只得到外面租房度日。 　　我问她一个人如何生活？她说自己买菜，自己做饭。我深知独自生活不易，对这个八旬老人来说就更不易了。我们笑说：“当年‘党是领导一切的’，八亿人口的中国，堂堂两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如今沦落到社会底层，连遮蔽风雨的茅屋都不可求，国外不知怎样看待我们的和谐社会。以谢大姐职位、年龄之高，居住条件之差，应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关正明、李蔷华要我救“猴王” 　　武汉文革初期，武汉说唱团评书演员何祚欢牵头成立了“武汉文艺联络造反总部”，首先在文艺界内部批判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我知道文艺系统造反派占大多数，如武汉京剧团著名演员关正明、李蔷华、猴王郭立昆，武汉楚剧团著名演员马松柏、于盛乐、吴波等都参加了造反派。当时，不仅有很多名演员参加或支持造反派，很多作家也是支持造反派的，例如写《李自成》的姚雪垠等。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武汉部队胜利文工团的右派作家白桦，在陈再道、锺汉华等指挥军队和保守组织百万雄师镇压造反派时，白桦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战士”之名写的小册子诗集《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传遍武汉三镇，极大地鼓舞着江城人民的抗暴斗争。那些诗即使今天读起来，照样使人热血沸腾。 　　在新一中发动声援新公校的绝食斗争中，武汉文艺界各剧团造反派战士纷纷到绝食现场表演文艺节目，大唱革命歌曲，给坚持抗暴的革命群众鼓舞打气。在反击二月逆流斗争中，造反派文艺战士创作不少大幅宣传画，张贴在武汉三镇，如“揪出武老谭，为工总翻案”、“击退二月逆流新反扑”等。尤其是在抗暴斗争中，文艺战士不仅带头捐钱捐物，武汉京剧院造反派头头苏波还把位于武汉市中心最大的娱乐场所人民文化园（民众乐园）作为收留造反派避难的场所，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武汉造反派最著名的据点，在“武老谭”大屠杀的腥风血雨中始终屹立在江城。人民文化园每天用高音喇叭向武汉军民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和中央最新指示，揭露和批判“武老谭”的血腥暴行，极大地鼓舞了造反派群众斗争的勇气。苏波、关正明、李蔷华等一直在人民文化园内同造反派群众同甘共苦，直到工造总司6月24日被百万雄师武装血洗后才撤离人民文化园。“7·20”事件后，由于何祚欢的退出，武汉文艺联络造反总部不复存在，文艺系统造反派分别按单位加入钢工总、钢二司和新派组织。 　　文革中，我接触了很多湖北、武汉演艺界的人。那时候，演员的政治地位不是很高，工资待遇也和普通工农差不多，只有“三名三高”之列的老演员有一些中、老年忠实观众。京剧名演员有高百岁、关正明、高盛麟（演关公）、郭玉昆（演猴王）、李蔷华、陈瑶华等名角。汉剧名演员有吴天保、陈伯华等。汉剧青年演员陶菊蓉也颇有名气，住家在我家对门，她的丈夫肖爱山后来当了省体委主任，儿子肖海亮是跳水名将。楚剧名演员有沈云陔、关啸彬、袁璧玉、李雅樵等，中青年演员荣明祥、江翠兰、于盛乐、吴波、马松柏等也很有名气。我认识的其它著名演员有武汉歌舞剧院独唱演员吴雁泽、舞蹈演员周安玲、二胡演奏家徐亨平等，省歌舞团蒋桂英、刘家宜、陈建华、傅某某（任乐队指挥）等。省楚剧团蔡顺英，武汉市豫剧团团长尤自行等，既是彭祖龙的好朋友，也是我家中常客。市越剧团名演员我个个熟悉，她们还经常到我厂参加劳动，体验生活。武汉说唱团何祚欢、夏雨田、薛永年、顾耀宗等都是我的老熟人。何祚欢文革初曾是“文艺联络总部”司令，但他收手较早，所以文革后期基本未受冲击，现在不仅成了武汉的民俗通，也成了著名的评书艺术家和作家。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夏雨田，创作特别勤奋，成为全国相声界的泰斗，马季、姜昆等都尊称夏雨田为老师。夏雨田还当过武汉市委宣传部长。 　　何祚欢也多次与我和胡厚民聚谈。有次在东湖的游船上，何祚欢还即席给我们几个人讲起湖北评书。因为我在市革委会曾分管过文教卫，每年又是拥年慰问团副团长，所以和演艺界的明星非常熟悉。许多单位要请剧团演出，找我写一张便条即可。例如武钢有次要开庆祝会，就找我给省歌舞团傅某某写张条子就解决了，当时演出也没有出场费，只是由接待单位负责接送和招待一餐饭就行了。有时演出任务多了排不过来，我就给市演出公司经理邰伟群写张条子，也能解决问题。那时写条子也不像现在，不曾收过请托人一分钱礼物，也不曾抽别人一支香烟。前不久买菜我还碰到过邰伟群，我们依然和过去一样打招呼。 　　记得工造总司成立那天，晚上的庆祝活动就是请武汉歌舞剧院来义务演出的，我们没花钱，仅在演出的结束后请全体演员到铁军司令熊官清所在的汉口民生路胜阳餐馆吃了一餐饭。当时，吴雁泽正和周安玲谈恋爱，据说周安玲的父母嫌吴雁泽年纪大不同意，吴雁泽苦追不止。那天周安玲跳舞伤了脚，吴雁泽跪在车上耐心地给她按摩。不久，有情人终成眷属。后来，周安玲去了香港，还是和吴雁泽离了婚。吴雁泽当时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尖子生，为什么来到武汉歌舞剧院？因为电影《青春之歌》的导演选中武汉歌舞剧院演员谢芳饰演主角林道静，武汉歌舞剧院不肯放人，后来用吴雁泽来换谢芳，武汉歌舞剧院才答应放人，吴雁泽才来到武汉歌舞剧院。他现在已经是全国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1967年6月23日晚，我被接到人民文化园开会，关正明、李蔷华夫妇连忙来向我诉苦。想不到大名鼎鼎的京剧名角也是被打得有家不能回的造反派，瘦瘦的关正明穿一身灰中山装，与大街上人堆中的老头无异，妻子李蔷华却是光彩照人的大美人，五官极其端正精致，虽然衣着普通，但皮肤极白，绰号玻璃杯，看上去很像贵妇人。他们告诉我，演活孙悟空的猴王郭玉昆被“老保”（保守派）打了，浑身是伤的郭玉昆正在到处躲藏，要我想法子派人去救他。我满口答应，却不知如何才能找到郭玉昆，我先安慰他们几句，让他们安心呆在人民文化园。我当时尚不知道，一场血腥的大屠杀正冲着我和工造总司而来。清晨睡梦中我被人叫醒，我的战友已被包围，即将遭到屠杀。“6·24”大屠杀发生后，我当即到广播站上痛斥陈再道及百万雄师的血腥暴行，向死难者志哀。 　　关正明、李蔷华感到待在人民文化园也不安全，准备逃亡他方。我当时无暇顾及他们，没有实现自己承诺，没能保护郭玉昆，也是我文革中少有的一次失信于人。后来不知为什么，李蔷华和关正明离了婚，嫁给了她的老师俞振飞。 注释： 　　1，谢滋群，文革前是武汉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文革中为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 　　2，王屏：1935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国棉一厂工人、劳动模范、中共党员，文革中为钢工总勤务组成员、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文革后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留党察看。 　　相关文章： 　　造反派自述：为何要揭竿而起？ 　　造反派自述：武斗杀人凶手是谁？ 　　造反派自述：参加中央学习班 　　造反派回忆：批斗我省最大走资派 　　造反派回忆：我们怎样遭到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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