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阴影实际上是两片阴云：一片是专制极权主义，一片是造反有理理论，覆盖著中国社会的两极。走出毛的阴影，一方面是抛弃专制极权主义，不要害怕民众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更不能用血腥手段镇压民众；另一方面则是要抛弃“走捷径”即通过造反来坐龙庭的思想，抛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思维


◆陈小雅／高伐林


（续上篇）修到“心”的人不避与邪魔打交道

　　高：你请王鹏令和苏晓康这两位学者写序，有什么考虑？对他们的序中的见解，有什么看法？
　　陈：两位作序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我的帮助很大，而且与我的观点有商榷之处。我希望大家能够在一个和谐的范围内公开讨论，首先我就要能接受他们的批评。
　　另外，鹏令对我的经历比较了解，他自己的学术功力深厚，他也有很强的学术鉴赏力。我非常感谢他对我的赞赏。晓康是批毛先驱。他的长篇报告文学《乌托邦祭》是大陆为数不多的公开发表的、具有影响力的作品，我希望他能从回顾自己的思想经历中，把一些新的感受贡献社会。我想，他的作品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这里我想讲一个打岔的故事，不是针对任何具体人，而是针对一种现象。
　　我有个朋友，没事喜欢把网上或别人寄给她的文章，转来转去。她自己也不一定看，大概是出于“珍惜字纸”的考虑，就来个“全部转发”，每次所列名单都是十几个。一次，我就和她开玩笑，说，你这是学毛泽东“转政治局”吧？因为她是哲学博士，写过一本毛的哲学的专著，所以我这么说。后来我怕她生气，又回了几个字，说，其实我对毛还是蛮有感情的，正在研究，所以开这个玩笑。我的这几个字也转发了“政治局全体”。立马，斜刺里杀出个程咬金——有个“男委员”不依不饶，说希望了解我的政治思想，对毛怎么看？他说他十几年或几十年前就已经看透毛了。我平心静气地对他说，我对毛的感情，就像一个化学家或生物学家，对他的观察标本、研究对象的那种感情。那朋友算是饶了我。
　　这事让我想起蔡志忠漫画中，一个关于禅宗的故事：
　　一个老和尚同一个小和尚出差，前面遇到一条河，河边有一个姑娘过不去，老和尚很自然地把那姑娘抱起来，同小和尚一起蹚水过了河。小和尚为此事耿耿于怀，良久，终于忍不住问那老和尚：出家人不近女色，你刚才怎么……做那样的事？老和尚说，我早把她放下了，你怎么还抱著她？
　　这个故事讲的是禅的功夫，主要在修“心”，而不在修“行”。这就好比我们大家都批毛，有的批在皮毛上，有的批在根本上。禅宗认为，“心”已经修到的人，是不避与邪魔打交道的。但对于那些心没有修到的人，即使不打交道，邪魔也会时刻附在身上。正因为如此，他们特别怕人提到，一提到，心就乱了，还替别人操心。

毛泽东与希特勒的六点相似

　　高：请介绍一下你下一步所要研究的课题吧，例如：比较东西方两种类型极权制度的缔造者毛泽东与希特勒的《中国“洋葱”》，还有《中国“丈夫”——毛泽东的情事》……
　　陈：《中国“洋葱”》的设计实际上早于《中国“牛仔”》。只不过是苦于它的枯燥性质，找不到出版的地方，我也就没有正式动笔。它分为“历史缘由”、“意识形态”、“组织形式”、“运作机制”、“控制手段”、“发展（退化）趋势”六章。写作方法就是对东西方两种“极权制度”在上述几个方面进行比较。我认为，毛与希特勒的相似，可以在六个层面上成立：
　　一是他们都是对二十世纪面貌起决定性作用的名列前茅人物；
　　二是他们的统治，都建立在阶级瓦解暨“暴民社会”的基础之上；
　　三是他们的权威，都建立在某种“意识形态”的欺骗之上；
　　四是他们创造的制度，为人性“原恶”的发扬和表现提供了最广大的舞台；
　　五是他们统治下的政治权力，对社会的控制与对人的自由限制程度，达到了人类政治的极端；
　　六是他们的统治对于人类所施的暴行，在规模与残酷程度上前所未有。
　　很多人说看不懂晓康为我的《中国“牛仔”》写的序，我理解就是揭露上面所说的第四条：“他们创造的制度，为人性‘原恶’的发扬和表现提供了最广大的舞台”。这与他前一段认为的毛泽东犯有“群体灭绝罪”相比，似乎有些转变，因为罪是很多人犯的，但制度舞台和气候，是毛提供的。
　　这里需要解释的是，所谓“暴民”及“暴民政治”，在政治学上是有特定含义的。它不是指由一般民众主导的运动或体现“民意”的运动，而是指破产而不幸沦为边缘人，渴望救主而又充满破坏欲望的、失去了阶级和身份感的乌合之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为德国制造了大量这样的人群；共产革命消灭阶级，把人变为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毛泽东又破坏了这架机器，也造成了大量这样的人群。
　　《中国“丈夫”》已经成书，还有一些考证没有完成。由于是一气呵成，它比《牛仔》更像一本专著，其实是关于毛的“情事”的一些公案审理。其中，毛杨（开慧）关系，是在“第一桶金”的基础上的深化研究；毛贺（子珍）关系与“毛泽东主义”的内容也相衔接。我也有一些得意的发现，比如，贺子珍出走一事，毛泽东为什么始而放走她，以后又千呼万唤地要她回来？贺家人一直把它解释为毛对贺的感情难以割舍——如果看不清毛的本质，我估计就是再过十年，也不见得有人能解开这个谜。

两面镜子和两片阴云

　　高：王鹏令在序中说：你这本书是“一篇史话，两面镜子”——两面反思之镜，一面镜子，反思作者心中原有的毛形象；另一面镜子，反思由毛赋予其“语言和思维模式”的一代人，包括你自己。小雅你自己更看重哪一面镜子呢？你从什么意义上断言：毛泽东的阴影至今仍然笼罩在中国人头上？你认为怎样才算走出了毛的阴影？
　　陈：所谓“两面镜子”，指的是评毛的两层意义：一层是学术意义，搞清楚毛究竟是怎么回事；另一层是政治意义，防止毛泽东主义复辟。作为一个学术人，我更注重前者；但作为一个现实生活中人，我又不得不注意后者。因此，我的确有结合现实问题研究毛的意向。我非常钦佩的意大利电影艺术大师——安东尼奥尼曾说：“拍电影是我的生存方式。我认为电影导演应该试著去反映他们生活过的时光；不要过分地以它们最为直接的和悲剧的形式来表达和阐释事件，而是要捕获它们在我们身上产生的影响效果；并且要诚恳地尽职地对待我们自己、真诚地果敢地对待他人。……”我太钦佩这个老头子的这一思想了。我也想这么做。作为一个深切关怀现代人生存困境的人文主义者，安老把他的影片聚焦于面对贫瘠的自然环境和空虚的现代都市的痛苦个体，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直面现实困境的思想平台。我们评毛的学术工作，无非也是提供这样一个平台，聚焦的则是现实政治中，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专制政治，和业已演变为严重问题的“社会不公”现象。
　　因此，我说的毛的阴影，实际上是两片云朵：一片是毛的专制极权主义，一片是毛的“造反有理”理论。它覆盖著中国社会的两极。走出毛的阴影，一方面是抛弃专制极权主义，不要害怕民众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更不能用血腥手段镇压民众，要把社会事务调解纳入民主制度轨道；另一方面则是要抛弃“走捷径”——即通过“造反”来“坐龙庭”的思想，从而抛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思维，确立现代民主政党的运作规则，参与社会政治事务。政治是一种互动的艺术，你怎么做同时也决定了对方怎么做。当然，现在的“主要矛盾方面”（这是毛泽东《矛盾论》中的提法，指在对立双方中起主导作用的一方。如今年轻人或许对毛泽东的此类观点比较陌生了。——高注）在政府。
　　从我自己这方面来说，就是要改变毛泽东传染给我们一代人的“唯我独革”，什么都不懂，还自以为不可一世，企图“为民立极”、“为民救星”，企图将所有社会问题“毕其功于一役”的可笑而不切实际的想法。吸取毛泽东的教训，学会尊重常识，首先要有正常的生活，只有成为普通人的一员，才能真正体谅民众的疾苦。我希望与我同代的朋友共勉。如此，我们才没有白白经历旧时代的苦难，也不再让下一代重蹈这可怕的灾难。

我早入了中共的“另册”

　　高：说说书外的事吧。你在包括写作本书的对毛泽东的研究写作过程中，是否遇到过任何来自权力体制的阻碍，或者来自其它方面的干扰？
　　陈：前面我谈到过，“六四”以后和几个朋友在一起反思历史，那时候真像打游击一样，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后来，我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不过是个写简报的而已。但审查会议名单时，当过中共中央调查部（国家安全部的前身之一）部长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罗青长，单单挑出我的名字，说这个人不行。但会议主办人的背景也很硬，就没有动我。后来，他们告诉了我。我从此离群索居，关门读书和写作。我发现，我很适应这种独处。
　　那时候我与海外其实根本没有任何联系。我说过，“六四”以前，我一没听过外电，二没见过美元，是典型的“良民”。《八九民运史》也是“六四”过了一年以后才写的。但我的很多朋友都是八九大潮中的“冲浪者”，我的名字在几个案子中都出现过。这是秦城出来的朋友对我说的。他们来说明，自己曾交代运动期间到过我家，云云。并说，审案者大概没有注意到，以为陈小雅不过是一个小姑娘罢了。我说，没事的。但是从后来的情况看，在写《八九民运史》之前，我就已经入了他们内部的“另册”。朋友们估计，罗青长能知道我的名字，说明是部长办公会议讨论过的，否则，一般案情的小人物，他不会记得。而我呢，是搞历史的，当时的确是各种场合都去。据说，我的房间曾被“过”过一遍。但我没有发现任何异样。
　　《八九民运史》出版后，派出所的片警就经常光顾了，来问我对时局的看法，最近做些什么。不过，这些都不能构成对我的干扰，我是一个心特别定的人，对周围的事情比较懵懂。说一件好笑的事，直到我搬离沙滩的家，我一直不知道，那里的居委会负有监视我的责任。搬家前，院子里大搞了一次环境卫生，我最后一次和她们一起劳动。老太太不知道有什么感触，才悄悄告诉我，她们一直监视著我的一举一动。我说不会吧，我觉得大家对我都挺好的。……现在想来，可能是我没有“心魔”，不觉得自己会犯罪或有什么不正当的行为。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个小伙子打电话来，请我谈“文革”和“评毛”。那是在晚上，大约有二十分钟左右，基本是同步播出。后来我听说，当晚下班时，他们把录音带取出放在桌上，第二天早上上班时，他怎么也找不到那盘磁带了，问别人也不知道。估计这都是“隐身人”干的……
　　我还发生过电脑文件丢失，自己写的文章内容、用语好像不认识这类事情。至于电子信箱的问题就更不用说了，海外的网站，我根本上不去。
　　但是，我不想回避，许多体制内的人，对我是很好的。我在报社工作时，一个新当选的党支部书记，说第一件事就是要发展陈小雅入党。他来动员我写申请，说：“你这样的人不入党，不是你有问题，就是党有问题。”我被一帮朋友拉入首都青年记协后，我也想有点贡献呀，就提了个建议，建议办一个会刊，对外维护记者权益，对内批评“收红包”的风气，实现行业自律。他们选理事的时候，会长说，我们就是要多找些陈小雅这样的人进来。现在，他已经是中宣部副部长了。
　　那时候，我到北大去组稿，北大研究生会主席——大概那时也是团中央的常委，对我说，希望我们有机会在一起工作。现在他已经是省委书记了。这都是我“自我暴露”以前的事情。
　　《八九民运史》出来以后，社科院的政治学所与法学所合并，因为有老人发话，他们非处理我不行，把我解聘了。但后来法学所所长看了《八九民运史》，说，真是人才难得呀，你要是为党工作多么好！他对我说，只要你以后不再说话了，你的事我想办法解决。他是到中南海给江泽民他们上法律课的，现在已经退休，说出来这些也不要紧了。但是，在那以后，他发现我每逢“六四”还是讲话或写文章。特别是他有一次在香港，看到一家电视上放对我的采访，回来碰见我的时候就问：你怎么不听劝呢？我说，我也没办法，这么大一件事，这么大一个国家，总要有人出来说说，不然，别人会说我们中国人没有骨气，忘记了……他急赤白咧地说：“怎么会忘记呢？你这会儿不说，并不代表你忘记了！”我非常感激他为我好，但我就是推不掉。
　　我从荷兰回来后，急需找工作。朋友们说找个工作不难，都愿意帮忙。但我不想找熟人的麻烦。我深知这个体制是不讲道理的。我自己不就是帮朋友的忙，帮出问题的吗？于是，我自己到人才市场去找。那时，正好中信出版社挂牌招聘编辑，我想这个我可以干。没想到人家挂牌公开招聘，实际上早有内定。我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单位。按照地址跑去一看，哇，高楼大厦，原来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下属单位。他们和我谈，说我们这里的审干，与国家机关是同一标准。一听到这里，我当时就要想卷书包走人。不过，他们说，可以用另一种方式与我合作，那就是合同制，甚至医疗、保险什么的，都准备对我“负责”。我想了想，算了。

我父母是我天生的警察

　　高：你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陈：我最大的困难是信息不通，缺少资料，不能活动。
　　我父母是我天生的警察。1989年那会儿，因为我家地处广场附近，凡是从北面过来的朋友，总要到我那里点一下，交流一下情况，或邀我同行。6月3日那天晚上，有人来敲我的门。刚敲一声，我的房间左面的门伸出来一个头，右面的门也伸出来一个头。那哥儿们心说：不行了，小雅已经被软禁了，就走了。我出来开门，没有人，心里就奇怪……这是后来别人告诉我的。现在，父母的病成了我的枷锁。母亲1992年脑中风瘫痪失语，至今已经有13年了。父亲与赵紫阳同庚，生活只能半自理。每次我说想外出，请谁谁谁来替我一段，他们简直是哭天抢地呀，紧接著就是吃不下饭、便秘，一系列折腾，几天恢复不了常态。每当这时，我就泄气了，算了，不折腾了。只要我出去一个月，我母亲的脚趾丫肯定烂了。我去荷兰一年，她不要别人剪指甲，自己用牙咬，咬得像狗啃的似的。像掏耳朵这类事，嘴里出了什么问题，她只找我。我一不在，她的生活质量，尊严，就很难保证了……
　　我在荷兰时，我父亲来信，说妈妈摔了一跤，五根肋骨同时骨折。我心中闷痛，但一直憋著。第二天早上，我做好了早饭，全家人聚集的时候，鹏令的儿子报告了一个好消息，他考取了读康乃尔的博士，真是应该大喜的时刻，但也许就是这种悲喜强烈的冲突，我突然憋不住嚎啕痛哭起来……就在饭桌上。这顿饭，是吃不下去了。小孩子不能理解，以为我不为他高兴。但鹏令很同情，说，你这个样子，怎么呆得下去呢？我感到很对不起他们……
　　我第一次去美国，事前做我父亲的工作，他就瘫在地上不起来。嘴里说，你不能丢了你妈妈不管。我就去跟我母亲说，她横竖说不清就大哭大叫。最后，我想，还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做思想工作。我找来了《鲁迅全集》，翻到一页，给她念，孩子不是父母的私产；又找来蔡元培的语录，孩子的成就是父母生命的延续，等等……母亲听著，抿著嘴，露出很坚毅的神情，于是点头——同意了。但又以她的方式讲价钱——那是只有我才能“翻译”的她的语言，她表示自己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我就安慰她，说很快就回来……做通了母亲的工作，父亲就没话说了。但也是要讲价钱，说：只能去一个礼拜，就这一次，以后再不出去了，好吗？好！……
　　高：有哪些支持者对你帮助很大呢？
　　陈：要感谢丁凯文先生。关于林彪案的许多新近的研究成果，都是他提供或为我指路才得到的。还有宋永毅先生，虽然与我年龄相仿，但他每次对我的接待，使我感到了一种从未感受过的类似父亲般的照顾。说实话，在我父母依赖我之前，我们的关系一直是很僵的；大学毕业后更是尖锐对立。我对安琪讲过，“六四”以后，因为父亲的态度，我恨不得一枪崩了我父亲。所以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父爱……这对我形成一种从来不相信男人的习惯，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些心理的问题和成长的故事，以后有机会还可以谈。
　　我特别要感谢的还有明镜出版社，能不计成本地出版这本《中国牛仔》，是很不容易的。几年来，我问过海外几家出版社，都是一提到一个“毛”字，就被拒绝了，说毛的书太多了，市场饱和。而何频一看提纲，就要了。这也是很冒险的事。
　　还有一些默默无闻地为我提供帮助的朋友，我不便在此公开具名。我只能用我的书写，来回报他们。
　　（全文完。写于2005年）



　　高伐林附注：陈小雅的父亲、原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方克，于2009年元月28日去世，享年91岁。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方克病重期间及逝世后，胡锦涛、李长春、习近平、刘云山、李源潮、曾庆红等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但是其母亲脑中风瘫痪失语已有18年，陈小雅须臾不能离开，必须分出相当大的精力来照顾她。
　　此次漫谈之后几年，我曾就其它话题向陈小雅请教，例如关于她父亲亲历的《红旗》杂志在思想解放运动中的“起义”，例如关于陈小雅对西藏问题的专著，这些答问记录，我在适当时候将贴出来。
　　据我所知，陈小雅在本文中提到的《中国“洋葱”》，迄今沒有完成。但是她先后出版了《中国“废片”——毛泽东的命案》（明镜出版社）、《中国“丈夫”：毛泽东的情事》，与这里提到的《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及行为、心理分析》，构成了关于毛泽东研究的“三部曲”。
　　顺便提一句，曾有读者在我前面的博客文章后面跟帖，狠批我“断章取义”，让我莞尔。我的文章有很多毛病和错谬，但是我记录整理交谈对象、采访对象的话，全面准确地传达其看法是第一要义，从来都是“贪多求全”，唯恐不详细。这样倒是带来另一个毛病，失于拉杂、散漫、啰嗦。时至今日，我还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一位交谈者、被采访者，说我的整理稿对他（或她）的话“断章取义”，歪曲了原意，误导了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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