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我亲身经历的腐败与反腐败的故事（结局篇）

      我在加拿大听到此消息真是痛心疾首气愤难当，我立即给反贪局打了一个电话，找那位曾接待我的年轻警察通话。“我问他，为何放了汪院长？”我说，“我对我们党委失望了，难道真的要我对整个社会彻底失望吗？” 他说，“山月老师，你好好休假，享受异国的生活，相信我们，我们不会让你失望的。”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汪院长们根本没有想到反贪局用的是疑兵计。就在他在家过春节期间，几次给在广州的情妇打电话，要求情妇将所有赃款一定要藏好而且不能动用，还给广州的同伙打电话继续密谋的所有录音都被监听了。过了春节，他又被反贪局带走双轨了。在看到了他犯罪的证据，听到他的电话录音以及情妇的交待录音后，汪院长整个人瘫倒在地，尿湿了裤子。到那时他才开始交待犯罪的经过。到了三月中旬他就被正式批捕了。听说警察再次从家里带走汪院长时，汪院长的母亲和妻子疯狂的哭叫着阻止警察，他的母亲伤心欲绝。

 记得我听到批捕汪院长的消息，打电话给反贪局，那位年轻的警察对我说，“山月老师，这个案子已经办成了铁案。五月份审判，届时欢迎你回来到庭听审。”我问他，“估计能判多少年，”他说，“至少十年，” 我说，“作为举报人，我希望为了他的母亲、妻子和孩子，请你们法外开恩尽可能的给与轻判，只要他受到惩罚就可以了。”年轻警察说，“你的心情可以理解，毕竟你们也同事了那末多年。但是法律是无情的，判多判少只能按法律条文判”。

      放下电话，望着窗外漫天的大雪，我的泪止不住地倾泻而下，我哭得非常的伤心，非常地的淋漓，我内心没有丝毫的欣喜，更多的却是难以言说的心痛和惋惜。对着异国他乡窗外的皑皑白雪，我想了很多很多。九八年底成教院领导班子换届，汪院长在竞聘时是多麼的豪情万丈意气奋发，写得竞聘文章不仅文采飞扬而且讲述时声情并茂口才动人，且条条措施得当，在近二十多人的竞聘中脱颖胜出。刚到成教院时也是励精图治，真的想干一番事业。为什麽仅仅不到三年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是人性的贪欲及本恶使然吗？不，这不仅仅是人性本恶的问题。如果，对一把手有一个健全的监督约束机制，如果不实行一支笔管理，如果院务公开透明，如果上级领导不那麽官僚，如果没有上级的庇护支持，他的贪欲就不会一步步膨胀，他也就不会一步步走向犯罪。试想一下，他一次次用公款来往于西安和广州，如果领导不是那麽官僚，怎麽可能任由他的行为？如果当权者们不是如此的玩弄权术，能够倾听草民们的心声重视草民们的反抗，促使他及早收手悔过也不至于走到今天。本来他有很多次的改过机会，可惜他太相信权力的魔咒。试想想，如果一开始审计就罢手，如果审计报告出来后就罢手，如果反贪局戒勉谈话时就罢手，如果双轨时就交待，可是，这一次次悔过机会他都错过了，硬是将自己大好的前途葬送了，年仅四十出头就不得不面对十年的铁窗生涯。如果我不及时反映，任由他继续在犯罪的泥淖中沉沦，那麽，等待他的就可能不仅仅是十年铁窗而很可能是人头落地。想到这里我真的不由扼腕为汪院长叹息难过，为制度的缺失而怅惘。这其中一切一切的深层原因难道不值得所有人警醒并且认真地思考吗？

  2003 年的四月份学校给我女儿和公婆发了一个要没收房子的通知，加上国内sars爆发，我不放心女儿，准备启程回国。回国前，我给人事处打了个电话，新上任的人事处长告知我，继续教育学院已经恢复成立，你要回来的话就尽快回来。”于是，我四月二十四日回国了。

      2003年四月份撤销建制的成教院以继续教育学院的名义又恢复了建制。但是我的那些老成教的同事们已经陆续在学校的其他岗位上班了。我的两位副院长在被迫停职近半年后，一位到音乐学院任书记，一位留在继续教育学院继续当副院长。那几位科长到其它二级学院继续当科长。后来才知道，两位副院长和几位科长在恢复职位的过程中，校长和我们原来的主管校长曾极力阻止反对，新党委书记出面保护了他们。

      我回国后，到人事处一报到，人事处长就对我说，“山月老师，快去继续教育学院报到吧”。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会经历长达两个月的曲折的报到过程。

那时，反贪局还没有到学校通报汪院长的案情，汪院长还没有被双开和审判。我一回到学校就听到了很多版本的传言，我们早已退休的老校长是我先生的朋友，他一见我就兜头将我骂了一顿，指责我不该参与两位副院长的政变。而且告诉我说，学校里对我有各种传言和议论，啥话都有，很难听。还说听说你们内部分赃不均起内讧等等。而且告诉我，校长一听到我的名字从宝座上跳起来大骂我唯恐天下不乱。听到这些话，我真的是百口莫辩，我只能对老校长说，“你不了解情况，事实不是这样的。以后你会知道事实真相的。”

      校长一听说我回到继续教育学院报到，而且听说新的主管校长要求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和副院长首先考虑安排我和另一位还未上岗的老成教职工回继续教育学院上岗，他竟然连夜召集新的主管校长和继续教育学院的院长开会，下了死命令不许我回继续教育学院上班。当我听说了校长的死命令后我就知道报复开始了。我打了一个电话给校长，我说，“校长，你还让不让人活了？”校长说“咳，你这话是啥意思？”我说，“啥意思你还不明白吗？”说到这里，他不听我往下说就粗暴的放下了电话。

  那时正值sars最严重期间，由于我从国外回来，被隔离在家，不能出门。我给新的党委书记写了一封申述信，这封信里我写了成教职工在整个过程中所受的迫害，质问学校为何不让我回继续教育学院工作？我提出了回继续教育学院上班的强烈要求。我女儿将这封信送到了新党委书记的家里。第二天我给新书记打了个电话，问他是否看了信，他说，“已经看了”，我说，“不知我是否表达清楚了，”他说很清楚。他说，“校长已经下了死命令，我也不好否定校长的决定，咱们学校是校长管人事，你最好继续做校长的工作。我也侧面做做校长的工作。”

     自此我开始了长达两个月的屈辱的恢复工作之路。

     不能回继续教育学院，我就去找其他单位，但是没有一个单位敢接收我。为此我找遍了所有的校长，因为每个副校长主管几个方面的工作，去哪个单位都要主管校长同意，而他们不知是忌惮校长还是忌惮我，谁也不给我安排工作。我看尽了他们的白眼，深切体会到了世态炎凉。他们表面客客气气，却将我当皮球一样踢过来踢过去，那时，真的是非常的委屈和孤独。最后我在走投无路之下，找了反贪局，反贪局又请省教育纪工委出面，由我们的纪委书记和纪委副书记找校长转达纪工委的意见，希望安排我回继续教育学院上班。新书记和人事处也明里暗里帮我做工作，故意给继续教育学院空出一个名额，等待校长同意，可是校长就是搪塞来搪塞去的不让我上岗。

反贪局纪工委知道我的遭遇后，决定提前到学校通报办案情况（本来应该在审判后才通报）。

        2003年五月中旬，省教育纪工委到学校召开科级以上干部大会，通报了案情和侦查过程。纪工委书记一开始就说，“当年你们学校主要领导曾说过，要是查不出问题反贪局必须给学校党委和全校职工一个交代，今天我就是代表反贪局和检察院来给校党委和全校职工一个交代的”。他将案情作了详细的介绍，其中说。“他们办了多年的案子，从没见过像汪院长这样高智商、具有反侦查能力、说谎话眼睛都不眨一下，谎话连篇的人”。

      案情大致如此， 汪院长在广州有个情妇，就是文章一开始写到的他的那位中学同学，他们也就是在文章一开始的九九年底，那次函授会议期间通过这位同学认识了澳门和广州某干部管理学院的那位副院长和院长助理，几个人坐在一起一拍即合，开始了合谋诈骗贪污的勾当。不久，他的这位同学成为了他的情人，为此他的这位同学与丈夫离异。在这几年期间，汪院长每半到一月去一次广州会他的情妇，还带着情妇和情妇的儿子到全国各地旅游，花的都是我们学校的公款和成教院小金库的钱。就连情妇母亲去世的所有丧葬费都是在成教院小金库冲账报销。一句话，成教院小金库就是他家的钱箱。从情妇家里的壁橱里搜出了几十万元的赃款。汪院长还用赃款为其妻子的弟弟在西安注册了一个公司。广州的MBA学费由于盖有学校的公章，成了广州那个干部管理学院院长助理个人的合法收入，而且此人说这些收入都被套在了股票里全部赔光了。仅此一项学校就白白损失了上千万。而MBA的所有教师的报酬以及接待，还有接待汪院长的同伙们，供他们花天酒地的开支，都是在学校大财务报账，后来又退赔学生学费，这一里一外学校损失一千几百万。 最后以受贿三十八万结案。通报中提到，成教院交到反贪局的收费收据本，只有封面和封底，所有的收据凭证都被撕去了。所以致使很多帐目无法查实。

   读者肯定会问，其他人都没有事吗？我无法回答大家。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收费收据本全部存在会牵连多少人？实际上在审计前，他们已经将很多账目修改或销毁，此一举保护了哪些人就不难想象了。纪工委在校党委扩大会上通报案情后，严厉批评了老党委书记、校长和主管校长。他们几人在会上作了检查。不久，学校就将汪院长双开了（即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五月底，汪院长被判十年。MBA班的骗局揭穿，学生要求赔偿。那所民办学校和我们学校的联合办学在2003年七月终止，学生回到了本校，此一联合办学，学校也损失了几千万，这还不算为了稳定学生所花去的大量的维稳成本。

     案情通报后，全校职工才知道了事实真相，关于两位副院长和我搞政变，以及所谓内讧的种种传言不攻自破。原来处处遭受的鄙夷的目光变成了尊敬和钦佩的目光。可是遗憾的是，多数人更关注和感兴趣的是汪院长竟然在广州有个情人的事情，没有几人关心发生此事的深层原因。这也许是中国人人性的悲哀。

     尽管大家对我们的误会消除了，但是，校长对我的报复仍然在继续，仍然百般阻挠不让我工作。我气极了，在做了两个月工作后的六月二十六日那天，我又一次到校长的办公室，他又以继续教育学院没有编制搪塞我，我问他，“没有编制为何请了六个临时工？”他被我质问得语无伦次的说，“临时工花钱少呀，”我说，“这可是你说的啊校长，就因为临时工花钱少，而不让工作几十年的老职工上岗，你这话到哪儿能站住脚？”他慌忙说，“当然不是，不是这个原因”。我气急，用力的拍案而起声泪俱下（请大家谅解，我毕竟是个女人，当时真的控制不了自己的眼泪，如今回想起来很丢人。）地说道，“我不知道我做了什麽大逆不道的事情，你要如此下死劲的整我，不给我一条活路，就连已经被捕的汪院长可能至今还发着工资呢，你为什麽要如此对我？还有那些牵连在此案的人你都帮他们上了岗，为何要如此整我？今天请你认真给我一个说法！我是个人，不是皮球，你们踢来踢去，踢了两个月了，就是皮球也都该踢烂了，何况我是个人。既然事到如今，你非要如此整人，那你看， 你想到哪儿去说，我们就到哪儿去说，咱们就将一切事情从头说起，将你那个联合办学以及成教院的小金库的钱到底去哪儿了，将所有事情都从头说起！我现在还郑重告诉你，除了继续教育学院我还哪儿都不去，不是继续教育学院有多好，而是这里有个是非黑白的问题，你看着办！”说完后我含泪拂袖而去。

  我没想到，在我拍桌子声泪俱下地的发挥一通之后，我前脚走他后脚就给新的主管副校长打电话，让马上给我办手续回继续教育学院上班。

     长达两个月的恢复工作之路就这样戏剧性地结束了，我又回到了我的工作岗位。当我给我那些老成教的兄弟姐妹们描述我对校长拍桌子的情节时，他们都高兴的给我敬酒祝贺。当听到我恢复工作的消息时，一些其它院系的教师给我打来电话说，“山月老师，祝贺你取得全面胜利”。

      至此，草民与权贵们的斗争胜利了。

 也许是受我斗争胜利的鼓舞，汪院长被判后，我们学校校产处和印刷厂也先后有人到反贪局举报，到了六月底，校产处处长和印刷厂厂长以及其他四人被捕入狱判刑。

     校长在六月底也下台了。

  新的领导班子和纪委，根据这些教训，整肃了学校财务，制定了一系列的财务制度，在校内健全了监督机制，学校的政治空气有一度曾经变得清朗。

     读者会问，与那个民办学校的联合办学的猫腻查清了吗？我只能回答，没有。在中国，民不告官不纠，那个联合办学最后完全成了一笔糊涂账，最后以学校付出巨大损失而告终。至于钱到哪儿去了，只有天知道，到了儿也没有任何人为此负责。

     2005年，校纪委和纪委书记被评为陕西省反贪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2004年十月我移民加拿大，离开了学校。但是，我依然热爱我们学校，热爱那片我曾经为之洒下热血、汗水、泪水的地方。

     故事到此全部结束。 整个过程，“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首次将这段真实的故事完整的披露出来，让压在我心底的重负得以释放。是与非，对与错留与世人去评判吧。如果能给读者留下些思考将是我莫大的欣慰。

      回忆这段惊心动魄伤心无比的历史，我在此要感谢在我恢复工作那两个月中，反贪局和纪工委的支持；要感谢新党委书记和人事处长明里暗里的支持；感谢纪委书记和纪委副书记的支持；感谢老成教的兄弟姐妹们以及很多教师给我精神上的鼓励。是他们，让我知道，公道自在人心，让我在受尽屈辱时感受到社会的良知和正义。

     在此我也感谢万维所有跟读故事的朋友们，不厌其烦一直关注我这个故事，特别是留下那些动人肺腑的留言的朋友们的鼓励、支持、理解，给了我莫大的信心写完了这个故事。感谢万维各级网管将我的拙作每期都放在导读中，让更多的网友读到我的拙作。你们所有人的鼓励支持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公道自在人心的温暖和人类良知正义的力量。再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