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彭德怀自述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中国朝臣们不断地重复着韩愈因言获罪的命运。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书中央主席毛泽东，申论会议讨论中的未尽之意，批评大跃进及党的领导的思想作风。由此招致毛的严厉批判，彭德怀怀最终冤死监中。
在蒙冤受辱的日子里，在专案组一次次的提审中，彭德怀写了几份简历材料，尤以１９６２年６月１６日写给中央和毛泽东的一封长信（后以“八万言书”著名）最为详尽。１９７９年彭德怀平反，人民出版社根据这些材料编成《彭德怀自述》一书，１９８１年１２月出版，此后多次再版，发行数百万册，是同类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本。
这本书有一种特殊的叙述方法。处于受审查、被批判的境遇，彭的每一句话都会受到严格的查证，可以认为，这本书有高度的真实性。由于在毛与彭３０多年的共事生涯中，他们的合作与“对立”究竟是三七开还是对半分，是庐山会议上毛与彭的争执的要点之一，因此彭在记忆中对其与毛一致的方面多作突出，并尽量对毛多作颂扬，哪怕当时他对毛并不衷心认同。既要为自己辩护又要维护毛的一贯正确，阶下囚的屈辱也表现在一种刻意的修辞上。“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
１. 童年记忆
政治家也是有感情的人，但他的感情通常都经过理智的洗礼和权力关系的编排。就此而言，彭不是一个老练的中国式的政治家，而是一个身居高位的普通人。
彭与毛有一个惊人的相似，这就是早在童年时代，他们的人格就已形成，童年经验在他们一生中都有鲜明印记。
正月初一，邻近富豪家喜炮连天，我家无粒米下锅，带着二弟，第一次去当叫化子。讨到油麻滩陈姓教书先生家，他问我们是否招财童子，我说，是叫化子，我二弟即答是的，给了他半碗饭、一小片肉。
正月初一算过去了，初二日又怎样办呢！祖母说，“我们四个人都出去。”我立在门坎上，我不愿去，讨米受人家欺侮。祖母说，不去怎样办！昨天我要去，你又不同意，今天你又不去，一家人就活活饿死吗！？寒风凛冽，雪花横飘，她，年过７０年的老太婆，白发苍苍，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孙孙，柱着棒子，一步一扭的走出去。我看了，真如利刀刺心那样难过。（Ｐ２）
童年的经验真是太深刻了，６０年代，身陷囹圄的他还这样说：“每一回忆至此，我就流泪，就伤心，今天还是这样。不写了！”（Ｐ２）当然要流泪伤心，童年时代生为穷人所承受的欺负和困顿，极盛时期因为农民说话而横遭残害，革命成功并未使彭这样的农民摆脱２０世纪苦难。
中国革命最初由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发动，但革命的主力，则是像彭这样的底层农民，他们的阶级意识、政治立场、斗争精神主要源自童年时期就深刻体验过的贫富对立。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革命者的回忆几乎都有这种体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只是赋予他们的意识、情感、行动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整合。彭的特点在于，当大多数农民出生的官员已经用这种意识形态代替了原初的农民感情时，他仍然记忆着童年苦难。一般认为，邓发、项英、彭德怀是党内最为艰苦朴素有清教徒气质的领导人，有意思的是，这三个人都同样不为毛所喜欢。
１９４９年４、５月间，彭从西北到北京汇报，有一次在周恩来办公室，他“对我们先入城市的同志提了些意见，指出干部的办公室里一般都摆着沙发，铺着地崐毯，又是茶几、花盆、盆景、鱼缸等等，最后对总理说：‘前方干部的生活情况与工作条件还极其艰苦，我想说的不只是他们可能看不惯这里的这些情况，而主要的是恐怕进了城的同志会忘记乡下和边远地区的劳动人民，同他们的感情淡薄起来。我察觉到你们住在城里的人对农村开始有点生疏，可是时间如此短暂，就出现了这种苗头，日子长了，会怎么样呢？”（１）也许彭确实相信革命就是为了劳动人民，因此对革命者的享受看不惯。其实还在１９３９年年底，邓发从新疆回延安后发现一些人已经开始追逐生活享受，就相当气愤：“我们党是一个劳动阶级的党，但是现在，一小部分人已经忘本了。”（２）
１９５９年７月，“彭德怀在去庐山的火车上，吃饭极少，保健工作人员问他：‘为什么吃这样少，是不是在车上睡眠不好？’他用手向窗外指了指，‘看看外边，这叫人怎么能吃得下去。’原来远处站着许多人，衣衫褴褛，蓬首垢面，手把栅栏，呆望着车厢。”（３）也许此时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彭童年时即不爱讲假话（不是招财童子而是讨饭花子），此后也以此赢得荣誉和遭受失败。他不喜欢的“洋顾问”李德也说：“在军团总指挥中，最有特色的是彭德怀。他自从１９２８年带着他的部队参加红军以来，一直支持毛，把毛看作是革命军队的当然领导人。但这并不是说，事事他都同意。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样都很积极，只要他认为必须批评的，就总是直言不讳。他爽直，严厉，既反对损失耗大的阵地战，也反对分散的游击行动。”（４）但说真话不是革命成功之后革命者的特点，对他知之甚深的黄克诚就说：“他耿直，讨厌捧场，建国后对歌功颂德看不惯。看不惯就要说，而且说得很难听，从不怕得罪人。”（５）直言犯上，党内唯一能管得住他的毛泽东对他猜忌极深，曾对他说：老总，咱们定个君子协定，我死后，你别造反，行不行？
彭如此动情地回忆童年说明他还保留着常人之情，这也是中国政治家的大忌。党内斗争的另一个失败者瞿秋白也和彭差不多，１９２４年１月８日，瞿在给恋人的信中说：“我不知怎的，近来又很能动情的，很真挚地想着我的父亲，想着我已死的母亲，甚至我六、七岁时看见过的外祖母，我已经又能很悲酸的为他们堕泪。”（６）相反，毛在向斯诺谈到自己的童年时，津津乐道的只是当年与父斗的喜悦。
２. 爱憎分明
彭不是一个善于修饰感情的人，他的爱憎是直接的。１９２１年１１月，彭因杀了恶霸而被追捕，在易家湾的湘江河岸，一个叫罗六十老倌不要他的钱就把他送过河：
船抵西岸时，我将汗衫交给他，他无论如何也不要。我跳上岸，将汗衫丢在船上说：他日相逢，留作纪念吧！（Ｐ２０）
１９３０年７月，彭率七三军团攻占长沙，戎马倥偬之际，他没有忘记去找这位罗六十老倌，将没收土豪的粮物送了他一些，报答他的救命之恩。“他不知我名和姓，我认其为恩人！”（Ｐ１５５）
有爱就有恨。第一次打长沙，国民党省主席何健逃脱，彭写道：何健这只老狗只身逃于湘江西岸。没有活捉这贼，此恨犹存！（Ｐ１５４）
１９６９年《人民日报》一篇文章批判他不要根据地，彭甚为恼怒。在详细叙述了当时突围的经过后，他以农民式的口语责骂文章的作者：他不了解什么叫做根据地，也不了解如何才能创造根据地，更不知道如何才能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只是一个信口开河的主观主义者，他现在肚子吃得饱饱的，身上穿得暖暖的，也在随声附和地大骂违反毛泽东思想。让他胡说八道去吧，谨慎点罢，防止某天一跤跌倒，跌落自己的牙齿啊！（Ｐ１１８）
党内有不少老干部以骂娘著称，敢骂人被视为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其最初起源是穷人对穷人的天然感情、对富人的本能敌意。用贫富二分来分析社会并提炼感情，是革命动员的法宝，它是有力的，但又必然是粗线条的。不是爱就是憎，舍弃了人类感情的许多方面自然也就使爱憎抽象化，这是许多农民出生的革命家实施暴力革命、认同领袖集权和极端政策的心理根源。
实际上，不但社会整体，就是在党内，是非曲折也并不明确，黄克诚就发现，彭“性格刚强，遇事不能容忍，不大能适应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所以不易和领导及周围同志搞好关系。”（７）爱憎分明与无处不在的“关系”是不相容的。这或许是彭个性的局限的，只是中国社会复杂的人际关系又有什么正面价值？为什么每个人都得要适应这种恶劣的“关系”？把彭打倒的结果，是党内失去了忠义敢言之士，妥协、迁就、无原则的“顾全大局”、逢迎、拍马之风日盛。
３. 知识分子与工农
１９１６年３月，彭参加湘军，开始了他壮烈的军旅生涯。湘军是地方军阀的部队，士兵多为贫苦的农民，但也有知识分子，一类是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一类是中学生，彭对他们的评价是：
保定青年军官来部队充当见习官、排长、连长，他们来时朝气逢勃，讲解鸦片战争以后的国耻，编写了不少军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时他们也讲得痛哭流涕。他们随着地位的提高，逐步贪污腐化，什么爱国爱民完全置于脑后，如何升官发财，却成为他们一切闲谈的话题。
我在这段时间，也交了一些来营当兵的知识青年（主要是中学生），他们来时也是满口爱国主义，如何发奋图强，廉洁奉功，逐渐发现他们多数是带着升官图来当兵的。我交了二十个左右的知识青年朋友，最后剩了彭公略、李灿。他俩加入了光荣的共产党，当了红三军军长和红八军军长，为中国人民事业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我也交了一些士兵朋友，他们是贫苦农民和失业的手艺工人，老实纯真，容易接受打富济贫，灭财主、灭洋人的思想。到１９２１年有十人左右加入救贫会，有的在北伐战争中牺牲了，有的以后加入了共产党，在红军中牺牲了。这批人没有一个叛变的。（Ｐ２９─３０）
知识分子之所以腐化堕落，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当官的可能性大，而普通的工农子弟因为没有文化只能通过革命改变自己的命运。革命性的坚定性与否与个人在现实环境中选择性的多少成反比，这似乎是人之常情。
不过，对于革命，特别对于彻底破坏现存社会秩序、颠覆传统价值体系的中国革命来说，“人之常情”恰恰不能解释。事实上，彭发动平江起义时的一些核心人物，除黄、李外，其他的如贺国中、邓萍、黄纯一都是知识分子出身，革命立场都很坚定。黄纯一的部下李聚奎记得：黄“外表像个文雅的书生，但性格刚毅，遇事沉着果断，作战勇敢，对士兵胜似手足，对革命忠贞不渝。”（８）同样，彭德怀结交的士兵朋友没有一个叛变，而工农革命者并不都是立场坚定的，比如皮匠出身的师长郭炳生１９３３年就在广昌叛变。正如同是党的总书记，知识分子出身的瞿秋白英勇就义而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却最终叛变、被蒋介石像狗一样杀掉的。所以关于知识分子与工农在革命性的差异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经过极端贫苦的生活，由牧童、童工、堤工、当兵到军官，彭体会了工农兵的实际生活，建立了朴素的阶级感情。这种感情使他对底层民众有较多的关怀，对革命进程中过火的烧杀政策有不满情绪，并在关键的时刻客观上充当“为民请命”的角色。但也是这种阶级感情，使他对知识分子的较难认同。庐山会议上他坦承：“在团结知识分子方面，看作关公投降，无礼貌。在敌我斗争中，我是坚决的。”（P９）毛泽东上井冈山时得力于王佐、袁文才两支土匪队伍。党的六大决议，对土匪有严厉的惩处政策：“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之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亦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均应当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使他们帮助武装起义时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应完全歼除。”毛并不是拘泥于教条的人，况且其时还用得着袁、王，所以红四军前委（毛为书记）在讨论（王、袁参加）决议时，把这一段话删掉了。但袁后来看到了原文，就念给王听，并说：“我们怎样忠心，他们也是不会相信的。”（Ｐ１４２）这当然是事实，党的决议已经决定了袁、王的命运。
但袁文才不是土匪，而是党员：“他在永新一中读书时就听过有关共产主义的宣传，因而要求进步，向往革命，参加过学生运动，在龙冈县委书记龙超清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于１９２６年年底或１９２７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袁文才把宁冈的农民自卫军拉到井冈山，为党保存了一支革命武装，那时袁文才部已有党的组织。”（１０）都是共产党的部队，他与朱毛红军的区别只是先上山后上山，为什么不说他们先行走上建立根据地的道路，却认定他是“土匪”、而且后来袁、王被追认为“烈士”后也一直这样称呼他们？唯一可以说明此点的，是当时的革命武装与土匪之间并没有一这万里长城。
王、袁的警惕造成了他们的覆灭。值得注意的是毛、彭都认为袁是主谋：“毛主席说，袁这个人很狡滑，名堂很多。”彭则这样比较王、袁：“在红五军四纵队靠近永新城时，袁、王那样惊慌，是可以怀疑的，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井冈山，也是不怀好意的，袁是个知识分子，在袁未逃回以前，王佐随五军行动时，还是表现好的，对五军是不怀疑的”。（Ｐ１４３）王、袁相较，袁更坏，原因之一，在于他是知识分子。
井冈山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敌意相当普遍。陈正人在边区特委会上被选为书记，可就是因为他在遂川师范读了两年书，在当时算得是知识分子，就不得不把书记的位置让他在印刷厂当过学徒的谭震林。１９２８年毛领导湘赣边界的“洗党”，“凡是农民党员都发了党员证，知识分子入党不发（须上级批准）。”（１１）每个党都有自己的阶级基础和利益集团，共产党是工农党，知识分子当然是外人，但革命又需要知识分子，因此党只有把他们接纳进来，团结、改造、利用是毛确定的知识分子政策。但知识分子总是本性难改，常常要犯点独立思考的毛病，这就令乾纲独断的工农干部不断加大打击力度。
４. 怎么叙述“打ＡＢ团”
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２日爆发的“富田事变”源自１９３０年初毛针对赣西南党团组织和地方红军的一次大规模的捕杀行动──“打ＡＢ团”，恐怖引起兵变，兵变被更大的恐怖扑灭后，毛在中央苏区的绝对权威完全确立。
彭不是“打ＡＢ团”的急先锋，但也在三军团开展了以江西人为主要对象的整肃。在“富田事变”中，彭全力支持毛，以至到１９６５年，毛也承认：“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三封挑拨离间的信，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三人。彭立即派专人将此信送来，三军团前委还开了会，发表了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这件事处理得好。”（Ｐ２８９）当然，毛只是陈述一个事实，而不是表达感谢之情，因为就在他和彭德怀这次谈话之时，他正在蕴酿最终置彭于死地的“文革”。
彭为毛地位的确定有很大贡献，考虑到兵变发动者“拥护朱彭黄，打倒ＸＸＸ（即毛泽东）”的口号，彭在这个问题上对毛的忠诚就更显得无以复加了。但彭对“肃ＡＢ团”是有自己认识的。１９２９年春，彭退出井冈山路过赣南的安远县时：
县委杜同志来城汇报情况，谈到他们县委靠砍柴和烧木炭维持生活，很艰苦。我们给了二、三十两鸦片烟（从反动县政府没收来的）和二百元作为党开展工作的经费。他退还二百元，只拿去那点鸦片烟。杜同志说：“砍柴烧炭卖，可以勉强维持生活，现洋留给你们作军费，鸦片烟卖掉之后，买个油钱印机和救济几个死难同志的家属。”他们的艰苦卓绝，真是令人感动工作。后来我在湘赣边和湘鄂赣边苏区，介绍过这个县委的艰苦工作的作风。……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他被诬为ＡＢ团杀掉。这样惨痛的事，在王明时期不知有多少！（Ｐ１２６）
“打ＡＢ团”的始作俑者是毛。１９３０年２月６─９日，毛主持的红四军前委、赣西南特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的联席会议发出“肃反”号令，先是刘士奇、李文林分别领导地方上的“打ＡＢ团”；１１月下旬毛以“快速整军”为名在自己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内部“打ＡＢ团”，被杀官兵达４５００人，接着就迅速把矛头指向包括李文林在内的赣西南党和红军，由此激起“富田事变”。１９３１年１月，项英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后着手纠正红色恐怖，但不久已取得中央领导权的“王明路线”明确支持毛，又派出以任弼时等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取代项英，与毛密切合作掀起了第二次“打ＡＢ团”的高潮。总之，毛是两次“打ＡＢ团”的主要领导，而“王明一伙”是１９３１年１月才上台的，此时数千名红军将士与地方干部早已被冤杀。彭对“打ＡＢ团”的原委当然是知道的，仗着他在“富田事变”中对毛的巨大支持，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交代材料中，彭也不可抑制地表达了对捕杀杜同志这样的革命者的“打ＡＢ团”的愤慨。然而，他此时正遭受沿“打ＡＢ团”思想路线（方式已不再是肉体消灭）下来的毛的整肃，并希望毛能使他复出，因此他必须为在上者讳，把“打ＡＢ团”的责任推到王明路线。不过，毛当然知道自己在“打ＡＢ团”中的角色，所以投鼠忌器（彭的信是写给毛的，他的自述材料毛也肯定会看到），彭还必须着意加上这样几句：
１９４２年整风审干运动，毛主席的方针是：大部不捉，一个不杀，还向被整错了的同志道歉，使这些被整的同志甚为感动。两者对比，毛主席的路线贯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多么伟大。（Ｐ１２６）
这样，如果对“肃ＡＢ团”的反感对毛有所刺激的话，那么歌颂一下延安做法，至少可以缓和一下。尽管这是彭的唯心之论，因为整风审干时的“抢救运动”也很恐怖，只是极少肉体消灭而已，彭对延安时的华北工作会议“操了我四十天娘”也耿耿于怀。
复杂性还在于，彭也对毛不开杀戒的一面也有极深印象，１９２９年红四、五军二次会合后：在途中某地，没收钟姓地主谷物分给当地贫农。不知是地主同姓的狗腿子还是受蒙蔽的群众阻拦分谷，在分谷时，就发生了械斗。四军司令部的一个负责人，未经调查研究，即令将拦阻分谷的人枪毙了两个。…… 在午饭时，毛主席得知此事，当时给乱杀人这件事以严肃的批评。（Ｐ１２７）
富田事变时，彭还以此事来说服三军团干部支持毛。既然对毛的这一行为记忆甚深，那么对毛在“打ＡＢ团”中的行为就肯定烙印更深。但《自述》没有说到毛的捕杀行径，这是刻意回避，还是说明彭对毛多方面的权谋认识不清？
５. 能否“问一个为什么”？
１９３２年，三军团打赣州失利，下一步如何行动，中央局主张向西发展，以期与湘赣苏区联成一片；毛泽东主张向北发展，与赣东北打成一片。彭德怀支持中央局的意见，以彭当时的身分，如果支持毛，中央局可能会重新考虑。事后反省，彭觉得是出于对中央的服从，由此得到的教训是：
一个共产党员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当时自己仅仅是服从中央决定。带有极大的盲目性。（Ｐ１７６） 无论多么控制严密的党，至少在理论上，党员是可以“问一个为什么”的，因为每个党员都是有脑袋的，即使他在行动上无条件地服从，他的脑袋也还是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所以问题不在问不问，而在问了并发现了疑问以后，党员有什么途径可以把自己的观点有效上达并影响上级决策。根据中共的组织体制和普通党员的素质来看，一个党员即使“问一个为什么”也不可能影响大局（当然，身为主力军团的领导人的彭在决策上是有部分发言权的）。
更重要的问题是，共产党的目的不止是要夺权，还要改造一切与之不同的思想意识，这就决定了一个普通党员、甚至是高级干部要真正“问一个为什么”也是很困难的。彭真正想说的：一个党员即使不能影响上级，但至少要有自己的判断，不要盲目执行。不盲目执行与不执行是不同的，尽管不盲目执行也不可能对革命产生多大的影响。党员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是减少执行的盲目性，而不可能不执行。
通过１９３０年打武昌的教训，彭已感觉到中央也可能犯错误，但是党中央路线错误，下级党在开始时不容易了解，因为它不容易了解全盘情况；即使了解了，也只能向中央建议，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避免严重损失，也只能掏像打武昌那样的事。如开始就采取对抗，那就会有分裂党的危险。这个问题究竟应该采取怎样适当的办法，到现在我还没有肯定明确的观念。（Ｐ１５１）
客观的限制使党员很难发现上级的错误（“全局眼光”、“顾全大局”常常是上级为自己的错误所作的最好的辩护词），即使发现了你又能咋样？反抗、不服从就是“分裂党”，党史上有多少明知不对却又只能服从或坚持原则却背上“不顾大局”、“分裂党”这样的悲剧！
中国人习惯说，官大一级压死人，一点不错。以１９３２年的事而论，实际上并无径渭分明的是非之分。三军团向西、一军团向北，两个军团都没有打好，真正的教训是：“像手足一样的两个军团，分开都没有打好仗。如果一、三军团不分开，那次战斗也是可以歼灭敌军的，这证明一、三军团分开作战是不利的。”（Ｐ１７６）所以很难说毛是正确而中央局是错误的。但彭当时服从了中央局，是因为中央局在毛之上；而在《自述》又作检讨，又是因为毛此时是最高领袖，并且在庐山会议上对这一段历史念念不忘。所以可以把彭的这句话补足：一个共产党员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但对当时的最高权威（可以是中央局也可以是毛泽东）却只能无崐条件地服从。
所以这不只是个人崇拜问题（彭大概不会真心对毛崇拜），而是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必然会摧毁党员个体的独立意志，不让你“问一个为什么”。但彭的性格过于刚直。庐山会议的７月２３日，彭对周恩来说：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给主席参考？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１２）
尽管“忍不住”，彭的信也还是“字斟句酌”。尽管已经“字斟句酌”，毛还是大打出手，认定彭是有计划、组织地进行反党活动集团，嘱你休想“问一个为什么”，周恩来一语点破：彭的“骨头是犯上”。在如此颠倒是非的领袖独裁面前，彭尽管在“军事俱乐部”的问题上，一直没有屈服，但面对强大的组织压力和围攻，他在其他问题上，也只能“采取了要什么给什么的态度”，“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三十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Ｐ２７８─２７９）如果不是这样“配合”毛的意欲，彭的下场会更糟。李锐指出：“９月９日，在北京开完军委扩大会议后，彭德怀也写信给毛泽东：‘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许多同志对我耐心教育和帮助。’这正是毛泽东希望得到的反应，他对此感到满意，立即作赞扬批示，通报全党。”（１３）
明知真理在手、正义大胸，却只能腑首贴耳、甘愿挨整，“问一个为什么”岂不是太天真？
６. “犯上”的不同后果
庐山写信毁了彭的政治生涯与肉体生命，这肯定是他始料未及的。在党内军内，相对而言，彭是敢于表达自己不同意见的人。１９３３年夏，针对当时的政治、军事政策，彭给最高领导人博古打电报，表示了批评意见，博古“没有回信，也没有其他改正的反映”。（Ｐ１８１）第五次反“围剿”时，他几次反对博古和李德的命令而获得认可。１９３４年广昌战役期间，他与博古、李德谈话：我尽情地、毫无保留地讲了自己的意见，大胆地准备个人的不幸，说，你们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
我骂了他无耻下流，鄙视了他。那次，我把那套旧军衣背在包里，准备随他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杀头。都准备了，无所顾忌了。……这次也出乎意料，没有撤职，也没有给处罚，只是他到瑞金以后，造谣说彭德怀右倾。（Ｐ１９０─１９１）
因为这些经验，彭觉得给最高领导人写信不但是应该的，也不会受到打击，不会受到组织上的处理。庐山会议上，他的自我辩护之一就是“过去在江西时，对中央也上过万言书。”（１４）虽然如此，他还是知道毛泽东不是博古、李德，措词谨慎，对大跃进的总体肯定，对毛的小心推崇，但一句“浮夸风较普遍地滋长起来”，一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得本没有准备写信更没有准备被撤职的彭从此万劫不复。
向上级提意见，博古时代的彭可以放言无忌，毛泽东手下的彭却如履薄冰。结果却反过来，博古照样让彭大将军横刀勒马、驰骋疆场，毛却让彭元帅进驻“挂甲屯”、被迫害致死。可见博古尚有一定的民主作风，而毛则听不得任何不同意见。然而，如果这样来评比博古与毛泽东，又是不够的：在党内斗争中，博古根本不是毛的对手；而且是毛泽东而不是博古（包括对党内民主问题稍有自觉的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等）使共产党取得了政权。这一无情的事实再度表明：革命与民主根本就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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