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县市区。有时候拍桌子是必要的，拍桌子比不拍桌子好。不拍不足以震慑，不拍不足以引起重视。我问当时的一个纪委副书记，300 万人该得罪，还是这二三千人该得罪？他说那当然宁肯得罪这二三千人。

记者：从福建到浙江最开始是任命您当省长，有没有想到一个月以后，你就兼任书记了？

习近平：没想到。一点都没想到。

记者：那么当时你接到这样的一个任命的时候，什么心情呢？

习近平：一定要做好，绝不能做不好。因为我做不好的话，不是我个人的事情，是对浙江4600 万人民的事情。组织上给你这么重要的工作，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做好这个工作，但是我们确实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又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记者：你到任以后，一直沿袭了你在福建的作风，就是比较低调，而且从一开始，就进行调研，我想知道您都去了哪些地方，做了什么样的调研呢？

习近平：到一个地方呢，就是先做学生。再一个就是吃透情况，不要盲人摸象，所以我来了以后，就是尽量地跑。

记者：跑了多少地方？

习近平：我是说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县市区。我来了以后这90个县市区，我现在才跑了69个。

记者：9个月的时间已经跑了69个？习近平：本来可以更快一点，但是现在要掌握一些节奏，反正一年肯定能跑下来了。

记者：在调研过程中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事情？

习近平：在浙江来讲呢，我对这里的民营经济发展，还是赞叹不已的。浙江这个地方，靠老百姓的聪明智能，民营经济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园地的里面一个奇葩，这里的各类专业市场成交额，在全国都是最多的。这个让我感觉到确实是这里的一个特色，也是这里的一个优势，我们要把握好它，弘扬它。

记者：其实您在福建呆得时间不短，整整十七年半。

习近平：十七年半。

记者：心里舍得吗？

习近平：感情难以割舍是可想而知的，而且我觉得是不解之缘吧，肯定我一辈子都跟福建联系在一起。十七年半，也是我最好的年华啊，我是当时人们说的三十而立，我32岁的生日那天是我在厦门当副市长的时候度过的。就是那一天，厦门市领导说给你接风，你今天上任了。我说今天恰恰是我的生日。

记者：在福建的这17年，你自己认为骄傲的业绩是什么？

习近平：王婆卖瓜，我很难说哪一个是我自己骄傲的业绩，因为每一个业绩，都是集体创作，没有说哪个是个人的。而且一件事情的完成，它毕其功于一役，这一役它也是，甚至是若干年，甚至是若干届才能完成的。

记者：您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为人很谦和，而且很平易近人，那么通常这种谦和、平易近人，说明您的性格是温和的，那您有没有震怒的时候？

习近平：也有，这种震怒呢，我想它是两种情况了，一种是有感而发，不可自抑，怒发冲冠，自然地发了。另一种情况可能还是理智的选择，这个时候，拍桌子是必要的，拍桌子比不拍桌子好。不拍不足以震慑，不拍不足以引起重视。

记者：那你在宁德治吏，是不是算是一次理智的震怒？

习近平：也有这种成分，我在宁德主要是清房嘛。当时宁德的干部占地建房比较普遍，老百姓看到这些盖出来的房子，看得见的腐败，很有气。

记者：涉及到多少人？

习近平：几千人吧。

记者：可是涉及到这么多人，几千人，到底动还是不动，自己心里有没有掂量？

习近平：我就问当时的一个纪委副书记，我说你觉得老百姓意见大不大，群众意见大不大？他说大。是不是一个当前影响积极性最大的问题？他说是。我们将近300万人该得罪，还是这二三千人该得罪？他说那当然是，宁肯得罪这二三千人。我说那咱们就干，要干就干成，义无反顾，开弓没有回头箭。

记者：事后这些被处理的干部还恨你吗？

习近平：对我没意见，而且我走的时候，也还是难分难舍的。因为他们觉得我确实不是为了自己，我跟他们无怨无仇的，我就是来讲一个公道，我们干部不要去伤害人民的利益。从小虽然衣食无忧，但是我父亲对我们的要求严格，日子过得非常俭朴。我们去参加一些晚会，到人民大会堂，到天安门上面，工作人员说这是谁家的孩子这么破烂的衣服？因为我们是住校，逢年过节回家了以后，先是站一排，接受他的训话。

记者：那时候你们家庭的生活还是比较优越的是吧？

习近平：这么讲吧，就是衣食无忧，但是我父亲对我们的要求严格，使我们过得非常俭朴。

记者：怎么呢？

习近平：因为他一个月的工资是四百块钱，当时毛主席他们也就这个工资了，我们本身平常穿的衣服，且不说补丁落补丁，而且都要穿兄弟姐妹的衣服，哥哥的交给妹妹，妹妹的交给弟弟，我比较惨的就是上面有四个姐姐，只有一个哥哥。

记者：那你穿你姐姐的衣服？

习近平：大部分穿姐姐的衣服。

记者：花衣服？

习近平：花衣服，花鞋子，我绝对不干，但是也不得不穿。逢年过节了，我们也都去参加一些晚会，到人民大会堂，到天安门上面，工作人员说这是谁家的孩子这么破烂的衣服？知道的人就说这是习家的孩子。那时候受教育就是革命教育，因为我们是住校，逢年过节回家了以后，先是站一排，子女站在墙根上，接受他的训话。

记者：他怎么跟你们训话的？

习近平：也就是讲他自己怎么参加革命，你们今后一定也要革命，革命是怎么回事，我们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有的时候很想去玩一玩，很不耐烦，但是也不敢不听，这些东西也就潜移默化了。29000 名北京知识青年在延安，我是第一个大队部记的。我觉在我的一生，对我帮最大的是两种人，一种就是革命老前辈，一种就是我那个陕北老乡。

记者：后来你当了大队的支部书记？

习近平：而且据我了解可能有29000 名北京知识青年在延安，我是第一个当大队支部书记的。

记者：这种历练对你今天有什么影响？

习近平：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看到人民群众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了解了社会，这个是最根本的。很多实事求是的想法，都是从那个时候生根发芽的，以至于到现在每时每刻影响着我。

记者：从被迫下放当知青，到你自己主动地选择要到正定去，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习近平：有关系，就是从自在到自为了，我确实开始不是共产党员嘛。那我从陕北出来，我已经是一个经过一些历练的共产党员了。过去讲信仰，好象是一种很虚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当时那一代青年成长履历就是红卫兵时代跟着激动，那是一种情绪，那是一种氛围；到了文化革命理想破灭，最后变得甚至是一种虚无。最后在那种年龄段，以及在那种时代变成是一种叛逆性，或者说是一种批判主义色彩，最后看书呢，都是批判地看，看那个社会都是批判地看，其实自己呢，钻进去再走出来，最后感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主义理想是伟大的，要做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这个理念是从这么一个过程建立的，不是一个很一帆风顺的一个理想的成长的过程，它是一个坎坷的成长过程。但是我觉得从被动到主动，但这个时候是扎扎实实的，真正是自己的，不会受别人的影响，在关键时刻是经得住考验的。

记者：自从你到正定开始，你走上了从政之路，从这个时候开始，你和你父亲的这种交流是不是也很多，你从他身上学到了什么？

习近平：我跟他的共同语言更多了，我觉得在我的一生中，对我帮助最大的是两种人，一种就是革命老前辈，一种就是我那个陕北老乡，他就是总是觉得我应该在群众中，不要脱离开群众。你可能有的时候很高明，你的看法高出群众，但是群众一时不理解你的看法，也没有跟着你走，你怎么办？你是走你的路，脱离群众，还是跟着群众一起走，你应该选择后者，他们愿意跟着你走，否则虽然你对了，你们感情也是疏远了，他也不会跟你走。

记者：如果现在对你自己做一个评价的话，你会怎么评价你自己？

习近平：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努力的人，还是一个能够自己去提醒自己、约束自己，为了一个目标去实施的人，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坚持着。我也希望我一辈子能够坚持下去，做成我既定的、人生的事情，而这个事情，我觉得不多，最多就是这么一件事。我想就是为老百姓多做一些事情。（摘自《西安晚报》）

    《人民文摘》 (2004年 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