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豪与悲情：一个老工人的述说
自豪与悲情：一个老工人的述说

来源：中国工人网  作者：蒋子龙

当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候，我是被“监督劳动”的对象，若说曾当过工人，那就是往自己脸上贴金。今天我自称“老工人”，恐怕就没人跟我争了，也不会再怀疑我别有用心。如今我就以一个老工人的身份，实实在在地回想一下作为工人的经历。我珍惜那段岁月，万千感慨于命运曾被重重地涂抹上工人色彩。

“天重”的老式蒸汽火车

1958：工人真正地“以厂为家”

我由“天津铸锻中心技术学校”派到太原重型机器厂实习，被分配在水压机车间热处理工段，由一位名叫郁良的技术员负责对我“传、教、带”。工友们私下里说，他父亲是北京一个有名的人物，前两年“出事”，牵累他被发配到此“劳动锻炼”。时间长了我发现，郁技术员并不是硬着头皮为了“锻炼”才下车间干活的，而是真心喜欢车间的工作。那时候车间既是工作的地方，也是课堂，还是家。后来有人把“以厂为家”视为说大话、喊口号，那是没经历过上世纪50年代那个特殊时期。

我第一次赶上抢修24米热处理炉，大长见识，也学了本事。天车在吊装一根大轴时把炉内壁撞坏了一大块，连同几个烧嘴都毁掉了。工长下令立刻关闭所有烧嘴，打开炉门，将所有处理件都吊出来。按常规检修程序，要等炉温降到人能够进得去时再修理，可那批正在保温等待处理的锻件就得报废，当班的崔师傅指挥工人准备好检修工具和器材，到库房搬来几条厚麻袋，用刀子裁开，放到水龙头下浇透。等掌管温度表的郁良报出炉内温度已降到270摄氏度时，崔师傅将湿淋淋的麻袋片往脑袋上一披，就钻进了炉膛。外面有人掐着表，到20多分钟时第二个工人披着新的湿麻袋进去，把崔师傅换出来……就这样一个一个地轮换着。我也想进去试试，被崔师傅一把扒拉开了——人家不信任我，到里边干不了活若再出点事，岂不添乱。我只知道100摄氏度的开水浇到身上会烫坏皮肤，当时顶着270摄氏度的高温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仔细观察每个人的脸，因为他们在炉膛里只露着脸，除去有点红，还有点干了一件漂亮活之后的兴奋，谁也没有被烤伤。许多年之后我当了工段长、车间主任，不止一次地用此法抢修过热处理炉或大型加热炉。

1960：羡慕当工人，不羡慕当干部

我实习结束回到天津，直接进入天津铸锻中心厂（后更名为“天津重型机器厂”），这是苏联帮助援建的“156项工程”之一。至今我还记得刚进厂时的震惊——眼前是一座巨大的工业迷宫，如果单用两条腿，跑三天也转不过来。工厂里布满铁道，一个工厂竟然趁三列火车——无论是往厂里进原料，还是向外运产品，没有火车就拉不动。当天车钳着通红的大钢锭，在水压机的重锤下像揉面团一样翻过来掉过去地锻造时，车间里一片通红，尽管身上穿着帆布工作服，还是会被烤得生疼……相信无论什么人，在这种大机器的气势面前都会被震慑住。我被分配到水压机车间，当一名正式的热处理工人。

有一同学，其父在人事局当干部，不知通过什么手续，让他当了厂里办公室的干部。当时同学们竟没有一个眼馋的，反而不理解为什么他放着工人不当要去当干部。在那个年代绝没有现在的“公务员热”，反而认为当干部无论政治待遇和物质利益都不如工人。比如我们头一年定为一级工。月工资35块4毛5，那位当办事员的同学却只拿32块。别小看这3块多，那个时候省一点就是一周的伙食费。

我所在的水压机车间，当时还只有三个工段：水压机、热处理和锻造工段。职工不足千人，但工人队伍的构成却很复杂：有从外地或本地同类国营大厂调来的技术骨干，有从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分配来的学生，有从其他性质相近的工厂合并过来的人员，甚至还有“公私合营”时合进来的资本家、小业主等。原来像“天重”这种崭新的一流国营大厂，竟有这样无可比拟的包容性：不管以前是什么成分，能进这个厂就是人人羡慕的“工人”了。车间里唯一的八级工王义礼，以前就是个资本家，一把大锤起家，把一个铁匠铺干成一个锻件厂。他50多岁，随和腰，那是常年弯腰打铁造成的职业性驼背；为人极和善，但往锻锤前一站，登时威风八面。他在技术上已臻化境，没有他干不出来的活，是车间里神仙一把抓式的人物，格外受人尊敬。那时人们尊重技术，车间里无论年轻的年长的，遇到难活都去请教王师傅，甚至围绕着他在车间里形成一种学技术的风气——谁的手艺好，活干得漂亮，谁就被高看一眼。车间或厂里有好事，诸如过年过节发电影票、到外厂搞技术协作或学习新工艺等，也都会想着你。

当时能进入“天重”这样的大企业，工人自有一种自豪感和责任感。只要技术上出类拔萃，就大有前途。我也喜欢技术，按我的潜质，周围的老工人们也都说我将来可以成为大工匠。可正当干得欢的时候，海军在天津招考一批测绘员，我报名参加考试，后被录用，就此暂时告别了心爱的车间。

“文革”中的坚守：中国的产业工人实在太好了

这年春天，我从部队又回到原来的工厂，兴冲冲地去老车间报到，车间却把我推到厂长办公室。我因出身不好而在部队不能“提干”，自知当干部没有前途，要求留在车间当工人。车间领导告诉我是冯厂长下令要我给他当秘书，厂长的话当时就是“最高指示”，没人敢违背。又是文学害我，同时也惊异于工厂或冯厂长的消息灵通，这一切可能都是因为我在当兵期间发表了点小文章。给厂长当秘书的经历，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和文学创作。

一年多以后，社会上开始狼烟滚滚，“文革”初，上边下达的“要保护像“天重”这样的重点大企业的机器设备以及正常生产秩序不得受到破坏”的指示失效了，冯厂长调走，我被以“保皇派”、“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笔杆子”的罪名，被打回车间“监督劳动”。既然是被“监督”，就不能回原工种，重新分派到一吨蒸汽锤生产组当了锻工。这是车间里劳动强度最高的工种，我却感到释然。因为我喜欢当工人，不过是到外边转了一圈又回来了。车间里除去少数造反极端分子，大都不拿我当“牛鬼蛇神”看待，直接负责监督我的一吨锤生产组长陈延里为人厚道，技术上有一套，思想倾向上却讨厌造反派。他在生产上管得很严，一吨锤三班倒，每班8小时，中间只有半小时吃饭时间。一次上夜班，锻造汽车上的“羊角”，开锤的人打盹，锻件还没有放正，锤头就砸下来了，钳子把一扫，拦腰把我打了一溜跟头……我脑袋嗡的一声，以为就这么完了。谁知很快又有了意识，躺了一会儿就爬了起来，发觉只是皮肉受了点轻伤。

“十年浩劫”的中间五年，是“文革”的高潮，全社会的大串联、武斗成风，批斗不解气演变成打砸抢……不分昼夜，一会儿放鞭炮，一会儿敲锣打鼓，乌烟瘴气，人心惶惶。“天重”的一万多名职工也分成了两大造反派别，但没有发生过一次武斗，也没有造成大面积或长期的停产。我总结就是两条原因：

一是中国的产业工人太好了，是他们心里那种最朴素的观念维持着中国的大局，没有在“文革”中让经济崩溃。“当工人的本分就是干活”，“拿一天工资就得干一天活”，不管外边多乱，不管上边是“走资派”还是“造反派”在领导，只要有任务派下来，工人就会坚持上班生产，以我所在的车间论，极端造反分子的主要兴趣在“抓革命”上，成天批斗这个打倒那个，杀七十宰八十，指手画脚，过足了掌握大权的瘾，自然不愿意被“促生产”这种又麻烦又受累的事缠住，实际上“造反”造出名堂的人，也多不是肯踏实地干活的人，即便他们想抓生产也抓不起来，只能将生产实权交给那些能干活的人。而车间的生产骨干，心里瞧不起平时干活不行的人。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的一批老干部太好了。那时的老干部由两种人组成：一种是上世纪50年代由工人提拔起来的，还有一种是参加过革命战争，转业后进工厂的老同志。他们有信仰，有定力，不管受多大委屈，当生产出了问题，而造反派又玩不转把责任推给他们时，即便刚走下批斗台，他们也能下去把生产再捋顺了。工人对懂行的领导从来是尊重和同情的。

“文革”结束后，十年“监督劳动”使我对车间的每个生产环节都非常熟悉了。从普通工人一步步地干到工段长。

“文革”后 下岗丢失的不仅仅是一份职业

1978年．我恢复“干部”身份，被任命为车间副主任，这时候我反而觉得车间的工人群体有些变了，许多地方不对劲儿了。或有订单没图纸，或有图纸没材料，等你把什么都准备齐了，设备又不听使唤了——因为“文革”期间没有按规矩维修保养，机器浑身是病。

人也一样，“文革”期间大家神经紧张，还能顶着一口气坚持，现在精神一松懈，心气反倒散了，十年积存的各种问题全都暴露出来……再加上“文革”后期分配来一批新工人，完全是凭混年头混出的师，成了正式工人，技术上顶不起来，品行上又欠缺做工人的基本素质，各班组长们不待见这些“吃造反饭长大，有着造反精神”的新工人，给谁谁都不要。更重要的是有些制度在“文革”中遭到破坏，与现实脱节：管理不为生产服务，厂部不给车间作劲，下边问题很多，上边却总是拖延凑合……我觉得自己天天像在“救火”，生产上三天两头出故障，常常要昼夜连轴转，最长的时候连续一周都回不了家，身心俱疲，还不如被“监督”着当个工人痛快。

有句老话叫“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像“天重”这样高水准的国家大型骨干企业，在“文革”后缺了一课——就像部队打完一场恶仗之后，总要休整一个时期，工厂也一样，至少要恢复正常的工厂理念、生产理念、技术理念、乃至树立起工人对国家对企业的信仰和信心：有一年到上海参加“世界华文研讨会”，听到时任上海市长朱镕基的一段话：“散会后你们去机场要早点出发，路不好走，现在企业正需要输血，我们还没有力量修路……”当时对我的触动很大，我不免想到“天重”，想到那些同事……

“积重难返”尚未“返”，就匆匆“转型”，“改制”。到底该怎样“转”，怎样“改”，没有调查，没有论证，更没有征求一下人们的意见，看见别人怎么干就跟着学……但世界上最容易学的就是“变坏”，工厂里只有招待所最红火，天天迎来送往，酒气熏天。当时社会上流行一种时髦理论为这种风气撑腰：不吃吃喝喝、请客送礼，怎能拉到生意？

企业不行了就频繁换头头，头头换了一茬又一茬，却是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腐败开始滋生，让工人们真正感到了危机，感到看不见希望。最让他们犯愁的还不是没活干，领不到工资，而是精神上被冷落、被蔑视，没有人告诉他们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工厂变得很少正式开会，工人们能听到的都是些传言和小道消息，一会儿一个主意……曾经的“国家领导阶级”、“工厂的主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工人已经成了工厂的负担，群众成了领导的包袱。许多产业工人怎么也想不明白，不懂工业的农民搞起了次等的工厂，重复生产一些粗制滥造的产品，却能挣大钱；而城里的正规工厂被荒弃，一些高、精、尖的机器设备闲置，等着锈蚀损坏。

后来市里下令，以主持常务工作为由，“强行”将我调入作家协会——虽然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征求我意见时被我拒绝过，当时主管“天重”的老领导张华国，立刻下令将我的人事关系全部由工厂转走。后来他对我说：我知道你留恋工厂，尤其对“天重”有份特殊的感情，但此时不走，将来你会后悔的。

我确是留恋“天重”，不知为什么呆在工厂里我心中就踏实。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天重”保护了我，“文革”中武斗最厉害时，来自内蒙的三个穿军装的造反派要“揭开天津市文艺界阶级斗争的盖子”，想把我揪到内蒙去批斗。但他们在市里折腾了一个多星期，却始终不敢进“天重”的大门——“天重”的造反派可以编成一个步兵师，还不等对方“砸烂”我的狗头，他们自己的人头就可能先被拍扁了，我被“监督劳动”，实际上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工人在关键时候还是重义气的：“我们的黑笔杆子，要砸烂也由我们自己砸，用不着你们来多管闲事。”

我调走后又过了两三年，“天重”开始有大批工人下岗。好端端的一个大企业被大卸八块，变卖的变卖，破产的破产。为什么说它是“好端端的”？如果不好，就不会有那么多私人老板，有些还是农民企业家，像饿虎扑食一般将这块膘肥肉厚的地方全买走了，而且一到他们手里就发了大财。

人们都习惯性地认为，城市里的农民工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我的一些老同事却觉得自己还不如农民工。过去当工人是有尊严的，现在变得还没有打工的有尊严，总觉得这辈子算白混了，很失败，心里老是酸不溜秋的不得劲。

对产业工人来说，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自己从事的工作。工作是心灵的营养，难以计数的国营企业工人下岗后，心灵备受煎熬。以前他们总以为自己是在为国家劳动，现在忽然国家和工人之间冒出一个老板，一切都由老板说了算，于是便有了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在工人的心里，国家形象的毁坏，所付出的代价是无法估量的，不知还要影响多少代人。（据《同舟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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