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朝鲜战争的十点反思

 

作者：子辰  2010-11-6

 

　一、对二战后的世界战略格局没有清醒的认识

 

　　武力统一朝鲜和中国的红色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中国的红色革命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内部现象，而北南朝鲜是苏美两国终结日本对朝鲜的占领状态后依据商定的受降分界线分别扶持起来的两个政权，如果以武力统一北南朝鲜，实质上就是美苏两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因此朝鲜战争的本质是美苏争霸，爆发的起因是金日成、斯大林头脑发热，怀着侥幸心理进行政治和军事冒险。

 

　　1949年的4月金日成派特使向毛泽东递交了朝鲜劳动党致中共的信，主要内容是请求中共把解放军中的朝鲜师转交给朝鲜政府，这一请求得到中共的满足，毛泽东表示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中共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这可以说是“抗美援朝”的萌芽。当年6、7月份，两个朝鲜师整建制(共21000余人)地回到了北朝鲜。第二年初又有16000余名朝鲜籍解放军回到北朝鲜。这37000名经历过战争锻炼的朝鲜籍战士是金日成组建军队的骨干，送这批战士回朝鲜是为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开的第一个军事绿灯。有了骨干后，斯大林给了北朝鲜一批武器装备，其中包括150辆坦克，这是为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开的第二个军事绿灯。以中国提供的骨干和苏联提供的武器为基础，金日成组建了一支十几万人的军队，实力超过韩国军队。

 

　　虽然金日成有了军队，但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是不成熟的，客观条件并不具备。二战结束后呈现出美强苏弱的局面，表面上苏联军队庞大，但是苏联在二战中人员损失惨重，战后经济困窘，出现了饿死人现象，总体上是一种头重脚轻、下盘不稳的状态。1948年6月至1949年5月欧洲发生的柏林空运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尽管苏联在欧洲手握重兵，近水楼台，但它封锁西柏林这一小挑战行动还是失败了，西方阵营通过动用大量财力物力化解了危机，展示了自己的综合实力。苏联在近在咫尺的东欧都搞不出名堂，在美国全面控制的太平洋沿岸又怎么能搞出名堂呢?在金日成用速成法组建起来的军队中，各个层级都有苏军顾问，以致没了苏军顾问军队就无法正常运转，甚至进攻南朝鲜的战役计划都是苏军顾问团包办的，由此也可清楚地看出朝鲜战争的本质。

 

　　握着这支小小的武装，金日成满以为能够解放南朝鲜，于是起因据说是不清不楚，实际上是清清楚楚的朝鲜内战爆发了。在朝鲜半岛上金日成的军队占优势，但美军用庞大的海军和陆战部队控制着整个西太平洋,在这样的战略态势下金日成的风光注定不能长久,开战后仅3个多月, 金日成已经准备到中国当流亡首相了。在美苏争霸中苏联本来没有资格冒险，因为它的综合实力明显弱于美国，而且二战中失血过多，这是为什么美军仁川登陆后苏联不敢对等地直接出兵，也是中国参战初期苏联不敢派空军的原因。北朝鲜和苏联各有其战略研判的范围，如果说年轻的金日成想凭借半岛内的小优势一鼓作气统一朝鲜半岛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老成的斯大林不顾苏联在全球战略形势中的弱势地位而挤占美国的战略空间则是利令智昏的冒险。

 

　　基于朝鲜战争的这种政治本质，中国是否参战就应十分审慎，应该从一种明智的外交战略出发作出抉择。遗憾的是在1949年，在“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思想指导下，中国的决策层选择了所谓“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倒向了东西方对阵中的苏联，这是后来参与朝鲜战争的政治前奏。美军仁川登陆后北朝鲜军队开始溃败，在不敢派空军协同中国出兵的情况下，苏联对中国的要求并不高，只是要中国接纳北朝鲜的流亡政府，苏联自知在朝鲜问题上失算，没能进一步只好退一步，退出朝鲜半岛。出乎苏联意料的是中国替它出了头，帮它维持了战略对抗的均势，因此苏联是中国出兵朝鲜的最大受益者，也是后来的大三角战略格局中唯一的受益者。令世人大跌眼镜的是，10年后苏、中这两个意识形态相同的盟友竟然闹翻了，20年后美、中这两个意识形态相左的国家居然开始亲近了，三大国聚散离合的历史经历表明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并不是明智的选择。

 

　　1949年,一些民主人士建议新中国的外交路线是在美苏之间不偏不倚,张治中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又是军界的元老，最高领袖宴请他并讨论外交路线问题,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领袖大度地说“可以辨论100年”。何须100年，10年就见结果了。60年代末伟大领袖让几个老帅研讨美苏两霸对中国的利害，结论是苏联的威胁大于美国，这是对出兵朝鲜决策的一个讽刺性结论。如果新中国走的是中立外交路线，就不会参与朝鲜战争，美苏都会看到中国在两强争霸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必然争相拉拢，利用这种拉拢，中国可以在相当宽松的环境中发展自强，在国家战略的内外两方面做到双赢。

 

　　二、在战略上中国自始就参与了朝鲜战争

 

　　1950年4月，斯大林首肯了金日成发动军事进攻的想法，这是为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开的第一个政治绿灯。5月，金日成到中国向中共通报北朝鲜将发动军事进攻，中共向苏联询问，苏联方面给毛泽东发电“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电报说的很清楚，中共是有否决权的，如果中共不同意，金日成就不能发动军事进攻。然而中共没有行使否决权，也就是说中共为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开了第二个政治绿灯。不仅开了绿灯，最高领袖还表示必要时将以武力支持朝鲜统一：我们打算在鸭绿江边摆上三个军，帝国主义如果不干涉，没有妨碍;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也不管;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最高领袖的明确表态是导致后来出现“抗美援朝”的一个关健性步骤，这种以武力撑腰的支持态度对金日成来说无疑是一颗定心丸。这一表态确定了中国对朝鲜战争的态度是只准北方向南边打，不准南方向北边打，这就道明了朝鲜战争的本质。决定中国打不打的红线是三八线，这一既定军事策略成为后来最高领袖定下出兵决策的根本依据。

 

　　60年以来存在着一个凡是，即凡是有关“抗美援朝”的都是光辉的、伟大的。凡是论的维护者以金日成发动进攻前没有通知中国为依据，论说中国“抗美援朝”是被迫的，不得已而为之。金日成进攻前不通知中国只是一个战术问题，在战略上毛泽东、金日成早已达成君子协定──“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如果当初毛泽东对金日成的表态是“中国饱经战乱几十年了，需要休养生息，我们不反对你们发动战争，但打起来后中国一个兵也出不了，也给不了什么物资援助”，那么朝鲜战争只会停留在金日成的头脑里，而不会出现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书上。对朝鲜战争问题，最高领袖说过：我们三驾马车，有两匹硬要往前拉，第三匹马也没有办法。其实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三驾马车，有两匹要往前拉，第三匹马不想动，那两匹也没有办法。

 

　　有的军史学者带着凡是论的紧箍，研究朝鲜战争几十年，研究成果是“抗美援朝和朝鲜战争不是一个同等的概念”、“朝鲜战争不应该打，但是抗美援朝战争不能不打。”，在战略认识上十足的糊涂。既然朝鲜战争不应该打，为什么拿出三个军给金日成撑腰?既然“抗美援朝”战争不能不打，是不得已而为之，第二次战役后1950年底为什么不停下来?唇保住了，齿不寒了，为什么还要打?为什么最高领袖在1951年3月1日的电报中还说：“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原因很简单，“抗美援朝战争”和朝鲜战争在战略上是一回事，或者说是一对孪生兄弟，而且是同卵双生的。

 

　　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发动进攻后，中国的因应动作就开始了。7月2日，周恩来同苏联大使罗申表示：为应付未来朝鲜战争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中国政府准备在中朝边境集结9个师的兵力，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这些部队将以志愿军的名义入朝参战。7月5日斯大林向中共发电：“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这个作法是正确的。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7月10日，保卫国防会议召开，通过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从7月中旬到8月初，第十三兵团(含第38、39、40、42军)在中朝边境进行布防。8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最高领袖表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8 月5日最高领袖致电东北军区：“(东北)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8 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 月上旬能作战”。8月18日最高领袖指示：“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延长至9 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9 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8月下旬，朝鲜战场进入僵持阶段，战争的变数越来越大，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写信给最高领袖，提出第十三兵团力量还显单薄，建议调第九兵团为第二线，第十九兵团为第三线，部署于山海关内机动地区，以备不时之需，最高领袖批准了这一建议，这是所谓“轮番作战”的萌芽。8月底，中央军委开会起草《关于加强边防军的决定》，决定将东北边防军兵力由原来的四个军逐渐增至十一个军三十六个师，并分为第一、第二、第三共三线部队，第一线为五个军;华东军区原准备渡海攻台的第9 兵团和西北地区的第19兵团分别在十月底和年底集中，作为东北边防军的第二、三线部队，“轮番作战”进入准备阶段。

 

　　从中国的一系列因应步骤看，当北朝鲜军队进展顺利时，中国准备了9个师，预备小打;当战争的前景变得不可知时，中国准备了36个师，预备大打。这36个中国师是朝鲜战争扩大化的物质基础，如果说金日成的十几万军队是东方阵营向西方阵营发起挑战的第一梯队，那么这36个中国师则是东方阵营的第二梯队，当朝鲜战争扩大化的物质(第二梯队)和精神(既定军事策略)都具备时，朝鲜战争扩大化就成为一种必然，也就是说早在1950年8月底，在美军发起仁川登陆之前，中国出兵朝鲜就已经是一种必然了。

 

　　三、战争决策的出台充满“个人说了算”特色

 

　　1950年10月1 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根据眼下的形势，如果您认为能为朝鲜人提供援军，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应即刻向三八线开进，从而使朝鲜同志能够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同日，朝鲜特使携金日成给毛泽东的信抵达北京，直接向毛泽东求援：“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10月1日夜，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召开，最高领袖与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讨论对策，周朱刘三人的态度都很谨慎，最高领袖的态度很明确：这件事要管。经过彻夜讨论，周恩来改变了态度，赞同最高领袖的出兵主张，朱德和刘少奇仍持保守态度，至今未曾有过朱刘二人主张出兵的记载。事后最高领袖曾说，在出兵朝鲜的问题上，中央同意的人只有一个半，一个指他自己，半个指周恩来。由于最高领袖具有最高决定权，10月1日的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已经定下了出兵朝鲜的战争决策。因为最高领袖指示这次会议不作记录，会议的细节不得而知，但后人可以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对这一决策作出评判。

 

　　2日凌晨，毛泽东紧急电告高岗、邓华：“(1)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2)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3)请邓华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中国的战争车轮已经开始启动。

 

　　10月2日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出乎最高领袖的意料，绝大多数领导人都持怀疑或反对态，特别是军队的将领们几乎都对同美军作战表示没把握。林彪说：“我不赞成出兵，最好不出兵。如一定要出，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虽然不同意见很多，但开会只有一个目的：将出兵决策贯彻下去。最高领袖说：“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我们不能再议而不决。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我的意见还是彭老总最合适了。” 最高领袖指示周恩来：“你明天想办法派一架专机，到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我们常委明天做些准备工作，4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的主张不出兵，有的主张暂不出兵，主要意见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彭德怀一句话也没说。据当时在场的秘书师哲回忆“除了毛泽东以外，几乎所有的政治局成员都反对出兵”。10月5日上午，最高领袖派邓小平先行同彭德怀进行沟通，邓小平把上面内定彭德怀挂帅向彭作了透露，然后将彭德怀接到中南海面见最高领袖。彭德怀对最高领袖说：“苏联完全洗手，我们装备差得很远，只好让朝鲜亡国，是很痛心。”最高领袖问：“如果苏联援助得多一些、快一些，我们的装备改善得好一些，这场仗是不是能打?” 彭德怀反复考虑后说：“这不是没有可能的，问题在于这种援助能够达到什么程度，空军能掩护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可以同美国军队较量一下。”最高领袖说：“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彭德怀认同出兵并接受挂帅任务，出兵朝鲜在人事安排上已经妥当，下午的政治局会议就可以拍板决定了。

 

　　10月5日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召开，能来的政治局委员都来了。会上仍有人主张不出兵或晚出兵，林彪说：“我看还是以加强东北边防为好，免得引火烧身”。但周恩来和彭德怀都作了支持出兵的发言，气氛开始向出兵的方向转变。会议的结果是最高领袖“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的观点得到了贯彻，最终出兵决策得以通过，出兵朝鲜形成了国家决策。但仍有人从内心里是不赞成出兵的，散会后，林彪对最高领袖说：“主席呀，出兵弊多利少，事关重大。你要好好考虑呀，千万慎重。”周恩来、林彪被派到苏联要军援，在路上林彪给毛发了封很长的电报，再次劝毛回心转意，放弃出兵。彭德怀到沈阳召开13兵团会议，会后几个人找到彭德怀说：高岗也不愿出兵，你在西北为什么赞成出兵呢?

 

　　2日、4日的会议上绝大多数人不赞成出兵，但到了5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统一意见了，这种统一是形式上的统一，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当时会议上反对出兵的话很多人都说了，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林彪和高岗的话，因为他们后来成了反面人物。参加会议的那些政治人物和将帅都是历经几十年磨砺的，哪个没有自己的主见，怎么会两三天就改变主意?毛泽东的领袖地位逐渐确立后，领导层出现了一种“权威”现象，即只要是领袖主张的最后总能通过,有没有反对意见都一样。出兵朝鲜是这样，后来的经济冒进、大练钢铁也是这样。出兵朝鲜20年后，中美开始外交亲近，对此林彪说了句“大好局面被耽误了20年”。

 

　　出兵朝鲜决策的通过，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态度起了很大作用。最初周恩来是不主张出兵的，后来赞成了，并且在会议上发言支持;彭德怀则是当时唯一可选的、已经内定的出征统帅，他一认同出兵决策，部队赴朝作战就没有实际障碍了。几个年龄较小、有打大仗经验的将领粟裕、徐向前、林彪是比较合适的，偏偏都是伤病缠身，无法承担指挥任务;朱德、贺龙没打过大仗，且多年没有指挥作战了;叶、聂、陈、罗四帅长期搞政工，不能考虑;刘伯承有挂帅的能力，当时埋头搞教学去了，刘伯承对南下大别山的失误很有意见，对是否出兵朝鲜，军事素养深厚的刘伯承也不会没有自己的见解。

 

　　虽然在后来的几天里，因空军支援问题上的扯皮，苏中双方决定中国暂不出兵，北朝鲜军政人员准备疏散，但10月13日，中国决策层敲定无论空军支援落实得如何，中国仍然出兵。

 

　　参与朝鲜战争本来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想法,但在当时的领导体制和权力架构下很快就变成了国家决策,一人之心成千万人之心,这样的事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令人感慨。军队是国家的重器,动之须慎重,战争是关乎国家前途的大事,决策须谨慎,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作为反面教材可供中国人长期反思。去年百来名影星集中起来拍了部影片《建国大业》，把建国的过程拍得好不仔细，国旗、国徽的设计、国歌的选用，诗人代表、画家代表、妇女代表都发表意见了，但唯独忘了拍一件要紧事，就是动用这个国家的军队需要多少人说了算，在1950年10月，这件事只需一个人说了算。

 

　　四、战争决策是否合理

 

　　10月1日夜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最高领袖就定下了出兵的决心，在最高领袖的思维中，促使他作出战争决策的因素有两个：

 

　　一是在1950年10月以前的一年多里，最高领袖始终对金日成以武力统一朝鲜的想法持支持态度，只是在时机上有不同看法而已。早在1949年的4月最高领袖就向北朝鲜特使表示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中共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1950年5月金日成到中国与最高领袖商谈时，最高领袖虽然明白金日成的计划与中国的统一进程相冲突，还是同意了金日成的进攻打算，而且有“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的重要承诺。在1950年10月1日，美军已经打过三八线，正在向中朝边境推进，在金日成发出求救信息、斯大林希望中国出兵的情况下，最高领袖自然要履行“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的承诺。10月2日出兵决策尚未贯彻时，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暂不出兵”，斯大林回电：“我向您提出派五六个师志愿军的问题，是因为我清楚地了解中国领导同志曾多次声明，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就准备派几个军去援助朝鲜同志。”毛泽东先前关于出兵的承诺已经成了斯大林敦促中国履行承诺的依据。实际上斯大林和毛泽东早已达成一个共识─—朝鲜战争是东方阵营向西方阵营发出的一次挑战，为了这个挑战的胜利，东方阵营中的国家应该各尽其力，对毗邻朝鲜的人口众多的中国而言当然就是出兵。

 

　　二是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金日成发动进攻，中国在第一时间成了受害者，台湾成了冷战的棋子，被美国捏住了。最高领袖决定出兵不光是为了帮别人，更有为自己国家的打算。最高领袖一贯奉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一军事斗争哲学，你美国进入中国的台湾，你就去朝鲜打你，来而不往非礼也。这种斗争哲学富于豪情和气魄，但浪漫主义有余，现实主义不足。中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军队的装备落后，如要大打一场，经济上、军事上都不具备条件，必须依赖苏联的供给，而苏联实力比美国弱，胆子比美国小，并不是一株可靠的大树。

 

　　斯大林显然对毛泽东的思维了若指掌，他在回电中说：“基于以上同样的原因，美国最后将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及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计划。”当然斯大林的话与后来的事实完全相反。斯大林还进一步鼓动：“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斯大林甚至放言：“我也考虑过，美国尽管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仍可能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战，这样一来，自然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打”，而事实上当时无论在欧洲方向还是在远东方向，苏联在战略和军事上都表现得小心翼翼，苏联需要的是休养生息，根本没有实力和胆量与西方阵营来一场彻底的较量，如果它敢来一场大较量，将提前30年解体。

 

　　以往正统话语谈到“抗美援朝”必有一句“武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这两个理由都站不住脚。

 

　　战火的确烧到了鸭绿江边，但是鸭绿江的那边，不是鸭绿江的这边。美国介入朝鲜战争时陆军只有约20个师，主要部署方向是欧洲，在这样的兵力和部署格局下，如果说美军准备入侵中国，纯属匪夷所思。美国当时既没有入侵中国的实际计划，也没有入侵中国的长远打算。意图进攻中国是重大的战略选择,如果属实会有很多迹象表现出来,而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一点依据也看不到。中国的决策层作出出兵决策后，下发了一个《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其中有“(3)从北朝鲜缴获文件及其他方面证明，美国确有侵占朝鲜后进一步侵占我国东北的阴谋计划。(4)美国此种计划与以前日本对华侵略历史如出一辙，日本是第一步侵略朝鲜、台湾，第二步侵略东北，第三步侵略全中国。由于这一切，为了我国的安全，不能对美军侵朝置之不理。”这些臆造和想象的证据今天看来纯属子虚乌有。《指示》中还有“使人人对援朝表示积极有信心不怕困难，对美帝国主义表示不共戴天，使亲美恐美情绪与抗日运动中的亲日恐日情绪同样不能容身。”、“在报纸上应多发表反对美国扩大战争侵略朝鲜、台湾，反对亲美恐美”，就此开始了对美国的妖魔化，也开始了对民意的训导。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不计其数的“指示”已如过眼烟云，但这个添加了民族主义佐料的《指示》却始终在部分人群中发挥着作用。

 

　　“抗美援朝伟大”论的拥趸者最喜欢说的一个理由是保住了北朝鲜，中国就有了一个“军事缓冲区”，并以成语唇亡齿寒佐证。其实这个“军事缓冲区”对中国意义不大，中国最能威慑入侵者的是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以及新政权的“人民战争”思想，二战时一百多万日军陷在中国战场动弹不得，这个前车之鉴其它军事大国怎能不忌惮?不要说1950年时美国的20个师，就说上世纪70年代苏军在西伯利亚部署的100万军队，又能把中国怎么样?

 

　　至于“武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只能理解为侵占了传统意义上的，但当时处于分治状态的中国，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管辖效力没有到达台湾。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是蒋介石政权(可称作原中华民国遗留政权)邀请的，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仍在蒋介石政权身上，从法理上讲，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不是武装侵占中国领土，而是干涉了中国内政。朝鲜战争和美国染指台湾是互为因果的，北朝鲜发动进攻标志着冷战升级为局部性热战，苏联拿朝鲜半岛作文章，美国自然就想到了拿台湾岛作文章，因为从军事角度看，在东亚，东方阵营在陆地上有优势，西方阵营则在海洋上有优势，台湾岛恰恰就是一个便于美国发挥军事优势的目标。美国如果想挽救蒋介石政权，三大战役时出兵更有利，中共部队到达长江北岸时出兵也还来得及，等到蒋介石政权流落到台湾岛上再救就晚了，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表面上是要挽救蒋介石政权，实质上则是美国因应冷战升级而采取的战略措施，从这一层面讲，新中国的决策层选择“一边倒”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接到准备参战的动员令，部队基层是不大情愿的，以前在本国为土地革命牺牲，为建立新中国牺牲，积极性很高，去外国为别的国家打仗就没有动力了。国内刚刚结束长期的战乱，人民也有厌战心理。最高领袖提出了一个很有鼓动力的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个口号后半句为虚，前半句也为虚。中国出兵时，美国飞机对鸭绿江对岸的目标肆意轰炸，却唯独不炸江上的桥梁，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在回忆录中对此予以提及。事实上美国严格遵循朝鲜战争是有限战争、局部战争的定位，把它作为美苏对抗的一场热身赛，美国并不希望有第三国参与这场比赛。中国出兵的标准是只准北朝鲜向南打，不准南方向北打，这哪里是“抗美援朝”，明明是“助朝打美”。

 

　　虽然中国在北朝鲜发起进攻后就开始了军事调动，但10月1日的朝鲜战况与早先的预计已经大相径庭。“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所预计的局面是北朝鲜军队主力犹存，南方的军事力量占了上风，中国军队上前助一臂之力;而10月1日的现实是北朝鲜军队的大部损失，中国军队赴朝作战就得担当主力的角色，如果中国军队作战失败被赶了回来，就可能召致美军的报复性进攻，这是中国领导层大多数人对出兵谨慎保守的原因。

 

　　美国对朝鲜战争的一系列反应展现了它的战略实力和军事能力，对于和美军作战，“这场仗是不是能打?”说明最高领袖在军事上是没有把握的，彭德怀的“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可以同美国军队较量一下。”说明他认为有可能打赢，并不是肯定会赢。孙子兵法云：“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中国的军政领导人庙算很不明朗，怎么能急着出兵呢?孙子兵法又云：“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中国的军政领导人是先打过去再说，走了后一条路。孙子兵法还云：“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中国参与朝鲜战争有好处吗?战争目标是什么呢?能达到这个目标吗?"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这一大多数人的意见是符合“非危不战”原则的，如果当时的决策层能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制定决策，中国与朝鲜战争无缘。

 

　　五、战争目标定错及三八线的政治、军事含义

 

　　第二次战役后，战线又回到了三八线附近，一些国家开始斡旋和谈。1950年12月12日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开会，13个亚洲国家的代表团起草了《朝鲜和平方案》，主张：“立即停火;中美两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军撤离台湾海峡;南北朝鲜军队解除武装，由联合国成员国组成的少量部队和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留在朝鲜，完成选举后撤走。”该提案以51票对5票(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通过。13国提案对中国是很有利的，其中有“美军撤离台湾海峡”这一促使最高领袖作出战争决策的政治目标。而且必须注意的是，联合国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支持这一提案，这一提案代表了大多数国家期望和平的意愿。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1951年1月11日联合国“朝鲜问题三人委员会”在13国提案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1.立即实现停火;2.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安排恢复和平所应采取的进一步措施;3.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朝鲜，并采取措施以实现联合国关于在朝鲜建立统一政府的决议;4.在实现第三条步骤之前，制定出管理朝鲜和确保朝鲜和平与安全的临时性办法;5.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国代表举行会议讨论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1951年1月13日，联大政治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五步方案。在今天看来，这一提案不论对北朝鲜还是对中国都相当有利，对北朝鲜而言,“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朝鲜”可以保障它的安全;相较于13国提案，五步方案更全面地考虑了中国的利益，“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国代表举行会议讨论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实质上是承认了中国为世界四巨头之一,这将使中国获得雅尔塔会议上中国不曾获得的地位.有了四巨头之一的政治地位，不仅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解决起来不在话下，也为台湾问题的解决大开方便之门。

 

　　对于五步方案美国表态赞同，1月17日中国政府却致电联合国：“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只便利于美国维持侵略和扩大侵略，决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不能予以同意。” 中国的决策层主张先谈判后停战，实质上是想继续打下去，要战争不要和平。第三次战役后战线已经接近37线，金日成在领土上已经占了不小的便宜，和平提案已经包括保障中国政治利益的最重要的两条──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此时是结束朝鲜战争的最佳时机，也是中国名利双收的最佳时机，为什么中国的决策层还要继续打下去呢?这就涉及中国出兵的战争目标了。

 

　　中国出兵朝鲜的战争目标，很明确，就是把斯大林和金日成的冒险空想达成实现，统一朝鲜半岛。这一战争目标从宏观上看不符合当时美强苏弱的战略态势，从微观上看东方阵营谋划已久的第一梯队的攻势仅几个月就被西方阵营的武装力量打垮，仓促间把第二梯队开上去替补，能保住北朝鲜政权的存活就不错了，怎么能奢望把西方阵营的武装力量逐出朝鲜半岛呢?

 

　　代表了众多中小国家意见的五步方案对中国十分有利，赞同五步方案就是与众多中小国家结成统一战线，而中国的决策层却把统一战线拱手让给了美国。拒绝五步方案使中国在法理上处于被动地位，在世界上失掉了大多数国家的理解和同情，中国的政治地位急速下降了。这是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政治斗争的转折点，由主动彻底转为被动，中国政府不认真对待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是一个极大的政治错误。探究一下当时最高领袖的思想状态，可看出三点：一是意识形态至上，国家利益居其次;二是在国际政治上只走大国路线，不走群众路线，只想着傍苏联，不愿搭理众多中小国家;三是既不懂军事，又迷信武力，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已经出现攻守之势开始易位的微妙变化，最高领袖却混然不觉。

 

　　拒绝五步方案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1月30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以44票对7票通过了美国所提的谴责中国为对朝鲜的侵略者的议案，这一方案的通过是东方阵营在联合国舞台上政治斗争的一次大失败，中国的国际声誉遭受了很大损失。5月18日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美国所提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禁运的提案，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对中国禁运武器、弹药、战争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以及对制造武器、弹药和战争用品有用的物资。

 

　　合理的战争目标是什么?很简单，就是恢复三八线，二次战役结束时这个目标已经基本上达到了，对中国而言战争的脚步应该到此为止。“有理有利有节”是一项很好的政治军事策略，如果在第二次战役后停止大规模军事行动，及时转入政治斗争轨道，可能出现边谈边打的局面，但打的规模会小得多，在不把朝鲜战争的政治主动权和军事主动权让与美国的情况下，中国志愿军的伤亡会小得多，笔者估计志愿军至多再伤亡几万就能结束战争。如果　中国以恢复三八线为出兵目标，就能取得军事和政治的双重胜利，付出的伤亡不到最后实际结局的四分之一，物质上的消耗也不大，尤其是在美苏对抗的战略格局中将获得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军内就出现对第二次战役后没有停下来表示遗憾的声音，近年来民间也出现很多这样的声音。确实是一个遗憾，但这个遗憾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武力统一朝鲜半岛是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在战争爆发前的共识，当第三次战役结束，东方阵营的军队又一次越过了三八线，“统一朝鲜半岛”这一既定目标又一次在前面招手时，东方阵营的军队是停不下来的，如果停下来，发动这场战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二战尾声时，美苏协议以朝鲜半岛上的北纬38°线作为两国对日军事行动和受降范围的暂时分界线，北部为苏军受降区，南部为美军受降区。三八线的划定为美苏两国在远东和朝鲜半岛的冷战格局奠定了基础，三八线也成为美苏两国在朝鲜半岛对垒的既定分界线。三八线表面上是美苏势力范围的分界线，实质上是美苏在东亚的战略平衡线。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错误就在于没有遵循节制原则，想再进一步，独占朝鲜半岛，在战略对抗中压苏联一头。如果它恢复三八线后止兵，在政治上、道义上收获已经很大了，军事上因为歼灭了北朝鲜军队的主力也很安全。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把苏联失掉的这条战略平衡线恢复过来，已属难得，而要逾越这条线就超出了自身力量所能达到的范畴。

 

　　第二次战役西线战事结束后，12月8日彭德怀致电最高领袖：“不能给以歼灭性打击，即使能够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也不宜这样做”、“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让敌占三八线，以便明年再战歼灭敌主力。” 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看到彭德怀的电报后，也认为部队亟需休整补充，况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国军队也不占绝对优势，因而建议推迟两个月发动下一次战役，最高领袖采纳了彭的建议。但13国提案通过后，出于为武力统一朝鲜半岛作政治铺垫这一目的，12月22日中国政府声明反对13国提案。最高领袖改变了原定的志愿军休整2个月的计划，决定打一场废除三八线的政治仗，12月13日最高领袖给彭德怀发电：“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

 

　　第二次战役是一场胜仗，但只是收复失地的胜仗，并没有消灭美军的有生力量。第一、二次战役后志愿军减员8万人，约占总兵力的五分之一，收复失地的同时后勤补给的距离也大大拉长，在这种情况下主动进攻很不明智。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但在战争状态中军事上的得失又左右着政治的天平，不顾军事上的可行性硬让它为政治服务必然会带来相反的效果。12 月19日彭德怀根据实际情况再次致电最高领袖：“两次大胜后，速胜和盲目乐观情绪在各方面都有增长。”、“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纵深加强，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得你13日复电后，现已遵示越‘三八线’作战。如无意外变故，打败仗是不会有的，但攻击受阻或胜利不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21日最高领袖致电彭德怀：“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并企图诱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进行休整是必要的。”29日最高领袖发电催促彭德怀：“所谓三八线在人们脑子中存在的旧印象，经过这一仗，也就不存在了。”、“但如不打这一仗，从十二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

 

　　第二次战役基本上恢复了北朝鲜的领土, “不能不打的抗美援朝战争”的目标已经达到，发动第三次战役脱离了“抗美援朝”，回归到“不应该打的朝鲜战争”，成为“助朝打美”、“助苏压美”，其实质是为美苏争霸效力。12月31日，第三次战役开始，中朝联军跨过三八线南进，朝鲜战争的主升浪开始掀起来，这是东方阵营在战略上发起的第二次挑战，是第二次不应该打了。第三次战役历时8天，期间没有大的战斗，基本上是志愿军向前推进，美军主动后撤，中朝联军拿下了汉城，打到37度线附近，但没消灭多少敌人。第三次战役表面上是志愿军节节挺进，美军步步后退，实际的军事态势则是志愿军愈显疲弱，美军则收缩积蓄力量，攻守之势的转化到达了一个临界点。

 

　　第三次战役引来东方阵营的一片叫好，《人民日报》的社论激昂地高呼：“向大田前进,向大丘前进,向釜山前进,誓把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不应该打的朝鲜战争”的目标被宣传得尽人皆知。而实际上第三次战役在军事上并不实惠，在政治上则是一场败仗，它强化了盲目乐观心理，促使中国决策层拒绝了宝贵的五步方案。第三次战役的目的是在政治上得势，结果却是在政治上失势, 反映出当时中国的决策层在战略上很不清醒，在政治上也很糊涂。孙子兵法云“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发动第三次战役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对中国来说都没有什么好处;孙子兵法又云“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发动第三次战役在政治上是愚蠢的，在军事上是勉强的，如果最高领袖按“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行事中国就能取得“不能不打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孙子兵法还云“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从单纯的军事角度看，第三次战役违反了这一古训。当初定下出兵朝鲜的决策时，领导层在军事上是没有绝对把握的，既然没有绝对把握，就应该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谨慎行事，第一、二次战役是摸着石头过河，而第三次战役是没摸石头就一脚踩了下去，结果踩进了旋涡深水区。

 

　　近代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这样谈到进攻：“战略优势在战略进攻中会逐渐消失”、“而任何进攻都不得不以防御告终;至于这时的防御是什么样的防御，这取决于具体情况;如果敌人的军队已经被消灭，情况可能很有利，如果敌人的军队没有被消灭，情况也可能很困难。”在勉强的第三次战役中，志愿军的战略优势明显被耗尽了，而联合军的主力未损，恰恰是具体情况的后一种。

 

　　1951年1月15日，联合军采用“磁性战术”对中朝军进行试探性进攻，摸清情况后，1月25日，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指挥联合军16个师、3个旅、1个空降团，共23万余人，由西至东逐步在全线发起大规模进攻。此时中国志愿军已经连续作战两个多月，第一线部队十分疲劳，兵力不足，运输线延长，物资供应困难，彭德怀想到利用联合国的决议展开政治博弈，帮助缓解军事上的不利局面，1月27日彭致电最高领袖：“为增加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可否播发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和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北撤15至30公里的消息，如同意请由北京播出。”如果按此建议行事，中国在政治上就占据了主动，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议案就不易通过，李奇微的进攻就会受到国际舆论的掣肘和约束，横城反击战后战事很可能会停顿下来，中国则避免了在军事上转入被动。

 

　　28日最高领袖复电：“我军必须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以歼灭两万至三万美李军，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区域为目标”、“我军没有补充，弹药也不足，确有很大困难。但集中主力向原州荣州打下去，歼灭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的力量还是有的”、“绝对不能让敌人恢复仁川及汉城南岸桥头堡，封锁汉江。美国要想在使汉城处于敌火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也是决不能允许的”、“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向北后撤15-30 公里及发布关于赞同暂停军事行动的公报，这对我们是不利的，因为敌人恰好希望当我军向北撤至一定距离，以便使他能封锁汉江时才停止军事行动。”最高领袖的复电清楚地表明他要把汉城有效控制在中朝联军手里，任何失掉中朝联军的军事优势下的停止军事行动或停战议和他都不想要。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在战役上出其不意、蓄势而发都没能歼灭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第三次战役挟胜出击也没有歼灭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到了自身困难重重，敌方摩拳擦掌的第四次战役怎么可能歼灭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孙子兵法云“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而最高领袖竟然活学活用为“不知敌之不可击而击之，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而击之”，结果自然是此战必殆。在军事博弈的形势已经不利的情况下，在自身筹码有限的情况下，最高领袖竟然幻想战场上的奇迹，完全是一种赌博心理。1月31日彭德怀致电最高领袖：“第三次战役即带着若干勉强性(疲劳)，此(四 )次战役则带着更大的勉强性。如主力出击受阻，朝鲜战局有暂时转入被动的可能。”孙子兵法云“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如果从1950年12月到1951年1月，最高领袖能听从彭德怀的建议，“抗美援朝”很可能会有一个好得多的结局。

 

　　彭德怀巧妇勉为无米之炊，部署志愿军第38、50军在西线汉江以南阻击联合军向汉城方向的进攻，以付出一万多人的伤亡为代价，争取时间让第39、40、42、66军向横城附近集结，在东线形成局部优势，发起横城反击战，歼灭一个南朝鲜师大部，中朝联军在横城地区共歼敌1.2万余人。横城反击战结束后，美军占据的砥平里在东线突出且暴露出来，志愿军东线集团以分属3个军的8个团围攻砥平里的6000余名守军。这是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经历的最惨烈的战斗，两天伤亡约5000人，伤亡比率约20%，伤亡强度远远超过了上甘岭战役。除此之外，一支配合砥平里作战的大建制部队在运动中遭到美第2师炮兵火力的长时间轰击，伤亡几千人。砥平里作战对美军来说是一次屠杀式战斗，差不多平均一名守军杀伤一名志愿军，在后来的作战中美军更加注重发扬火力优势，出现了“范佛里特弹药量”。李奇微十分看重砥平里防御战的成功，将其称作“朝鲜战争的葛底斯堡”，从此美军在战略和战术上都树立起了自信。

 

　　中国的决策层却未能从砥平里作战中汲取教训，反而准备投入更大的赌注，3月1日最高领袖致电斯大林：“将现在朝鲜作战的9个军30个师作为第一番志愿部队;将正从国内调去的6个军及现在朝鲜即将补充的3个军(有2个军现在元山、咸兴地区休整)共9个军27个师作为第二番志愿部队，约4月上旬可全部到达三八线地区，接替现在汉江前线的6个军的任务;将准备从国内调去的6个军及第一番志愿部队中的4个军共10个军30个师作为第三番志愿部队，准备6月中调用。”、“今明两年准备再有伤亡30万人，再补充30万人，以利轮番作战。” 轮番作战将动用三番共21个军，是出兵前计划的三线11个军的近两倍，从人力资源上看，21个军约占中国陆军的一半。从财力上看，1951年国家预算中军费开支的比例占到45.64%，总预算中的32%直接用于朝鲜战争，苏联的军事贷款尚未计算在内，中国为朝鲜战争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为了帮邻国实现武力统一，中国要付出半个卫国战争的代价，今天的国人看到这一点该作何感想?

 

　　3月7日，联合国在西线集中主力，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在新的兵团到达前，中朝联军以空间换时间边打边撤，3月15日联合军15日进占汉城，23日进占高阳、议政府、加平、春川一线，4月进至三八线以北的铁原、金化。至此志愿军在第三次战役占领的土地几乎尽数吐还对方，重城地得失而没有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注定保不住到手的城地，第三次战役违背了内战时期宝贵的军事原则，第四次战役使美军看到了自己的优势,大大增强了与志愿军作战的信心。

 

　　《战争论》有“进攻的顶点”理论──“大多数战略进攻只能进行到它的力量还足以进行防御以等待媾和的那个时刻为止。超过这一时刻就会发生剧变，就会遭到还击，这种还击的力量通常比进攻者的进攻力量大得多。我们把这个时刻叫做进攻的顶点。”第三、四次战役成为诠释“进攻的顶点”理论的标准战例。第三、四次战役实际上是一次战役，原因有二：一是两次战役相隔时间很短，1月8日中朝联军停止进攻，1月15日联合军就开始进攻;二是第三次战役时联合军主动后撤就是为了在有利时机发动反攻，第三次战役是因，第四次战役是果，从因果相关的角度看，第三+四次战役是一次历时3个多月的双方都有攻有防的拉锯式大战役。第三+四次战役从空间上看，起于三八线，止于三八线，好像是个平手，而实质上中朝联军失败了，原因有两点：一是中朝联军在政治上对三八线的挑战失败了(对北朝鲜而言是第二次)，二是朝鲜战场的军事主动权已经偏向了联合军一方。

 

　　在第三次战役和第四次战役中，志愿军伤亡5万余人，从入朝作战算起志愿军累计伤亡达到13万人，三八线没有抹掉，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搞得灰头土脸，最高领袖在战略上是否清醒了呢?没有，3月1日最高领袖在致斯大林的电文中说：“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最高领袖仍然坚持统一朝鲜的战争目标，只不过把时间延长了。只有一次更大的“葛底斯堡”式的失败才能让最高领袖清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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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朝鲜战争的十点反思（2）

 

六、第五次战役问题

 

　　早在1950年12月29日最高领袖致彭德怀的电报中就提到了第二年的春季攻势：“如我军能照你们目前部署，于一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则对民主阵线及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大众影响甚好，对帝国主义则给以新的一击，加重其悲观失败情绪。”1951年1月14日最高领袖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预测：“还有一种可能，即客观形势迫使我们在2月份就要打一仗，打了再休整，再去完成最后一战的准备工作”。 1月28日最高领袖致电彭德怀：“战役之后，敌人可能和我方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有利。在占领大田、安东之后，我军再进行两三个月的准备，然后再发动第五次战役是有利的。”3月1日最高领袖在致斯大林的电文中说：“我们计划在我军第二番部队到达后，在4月15日至6月底两个半月内，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军及李承晚军建制部队数万人，然后向南汉江以南推进，最为有利。”在这四封关于春季攻势的电报中前三个的心境和第四个是不同的，前三个电报表现出最高领袖的高度乐观，“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 完成最后一战的准备工作”、“ 在占领大田、安东之后，我军再进行两三个月的准备，然后再发动第五次战役”，而后来的事实是第三次战役没有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第四次战役不仅没有占领大田、安东，反而被对方压回了三八线，因此第四封电报对春季攻势的设想已经不是最后一战，而是扭转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被动局势。

 

　　在长达近3个月的第四次战役中，志愿军第一番部队中的6个军以艰难的阻击战、反击战为第二番赴朝部队争取时间，到4月中旬第3兵团、第19兵团全部到达集结位置，这两个新兵团已经换装苏式装备，无后坐力炮、120毫米迫击炮、高射机枪等支援武器配备到了团一级。此时志愿军的兵力空前雄厚，总共14个军，投入第一线的兵力有步兵11个军33个师，另有3个炮兵师、1个高炮师，约55万人，装备各种火炮6000余门，其中大中口径火炮1000余门。北朝鲜投入第一线有三个军团十几万人，中朝军前线兵力近70万，联合军在朝地面作战兵力总数为34万人，能投入第一线的还是第四次战役时的那二十几万人，中朝军和联合军的兵力对比约为3比1,在重点地段可以达到6比1以上的优势。4月17日志愿军政治部下达《第五次战役政治工作指示》明确指出：第五次战役的任务是大量的歼灭敌人几个整师，每个军歼敌一至两个团。战役目的是取得主动权，争取缩短朝鲜战争的时间。4月18日中朝联合司令部下达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部署，明确此役目的是“歼灭北汉江以西美军3个师(欠1个团)，英、土3个旅，伪1、6两师”， 战役指导为“掌握集中优势兵力、火力，各个歼灭敌人及战役分割与战术分割相结合之原则，运用得力部队，渗透切断敌后路，以求干净、全部、各个包围歼灭敌人”。《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中对美军有“士气不高，实战经验不多，战斗力弱。”的介绍，在此种误导下新的参战部队普遍存在轻敌心理，入朝后第3兵团代司令曾满不在乎地说：就美军那点兵力，还不够一场淮海战役打的。战前他还向彭德怀表决心：“彭总，我们1个兵团消灭敌人1个师不成问题，我保证还要捉5000个美军俘虏兵。”

 

　　4月22日，朝鲜战争中规模最大的战役拉开了序幕，第五次战役的经过几乎是第三次战役加第四次战役的翻版，亦像是一场混乱的彩排。

 

　　战役的第一阶段中朝军主动进攻，打了7天，西线由志愿军负责，东线由北朝鲜两个军团负责。在西线，左翼宋时轮集团5个军突破顺利, 插入联合军纵深30余公里, 对美第24师、南朝鲜第6师给予一定打击，但未能取得较大战果。中央方向的第3兵团突破后被美第3师、土耳其旅挡住，进展较慢，包围美3师35团后无法歼灭，该部美军在飞机、坦克和火炮的掩护下突围撤走。右翼第19兵团突破临津江后, 因64军未能迅速突破南朝鲜第1师阵地，致使两个军的5个师的兵力大部拥挤在临津江南岸20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遭联合军炮兵、航空兵火力突击，损失很大。63军歼灭英军第29旅一个营，因全兵团没有实现战役迂回，歼灭英军第29旅的任务落空。第一阶段中朝军虽然打开了战役缺口，但由于联合军注重坚守要点，志愿军没能有效地穿插分割，战役发展形成平推，歼敌不多。由于在汉城以北大量歼敌的机会已失，携带的粮食弹药基本用光，中朝军遂停止进攻。

 

　　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后，整个战线从西南向东北呈斜线态势。美军集中在西线，东线由南朝鲜军的6个师驻守。中朝联军决定第3、第9兵团隐蔽东移，实施第二阶段作战，先集中兵力歼灭南朝鲜军第3、5、7、9师，而后视情况再歼首都师和第11师。这与第四次战役中的横城反击战如出一辙，打不下美军时向南朝鲜军下手，这个从第四次战役开始使用的策略贯穿至战争尾声。中朝军13个军(志愿军9个，北朝鲜4个)发起的第二阶段进攻历时五天，将南朝鲜第3、9师大部歼灭，将第5、7师击溃。联合军的东线出现了缺口，美3师和南朝鲜第8师以摩托化行军，十几个小时行进100多公里，迅速堵塞了缺口，建立了纵深防御，联合军又形成东西相连的完整防线。

 

　　第一、二阶段的作战历时一个月，中朝军相当疲劳，大部已断粮，遂向三八线附近北移以图休整。据中国官方的统计，第一、二阶段的作战歼敌4.6万,水分几何不得而知，反正未消灭团级建制美军。相对中朝军的疲弱之态，美军的战斗力和一个月以前没有多大差别，李奇微没有理由不抓住机会。中朝军北撤的第二天，联合军实施全线反击，由摩托化步兵、炮兵、坦克组成的合成化团级特遣队为先锋，从多处楔入中朝军防线, 三天内向中朝军纵深推进了50～80公里。志愿军第27军、第12军两个师、第60军180师被阻隔在联合军后方，前两支部队成功脱险，180师被包围，绝大部分损失。

 

　　在历时约20天的第三阶段中, 中朝军被动地撤退防御，面对联合军的优势火力又大吃苦头。战役结束后,中方统计志愿军战斗减员8.5万人, 毙伤俘联合军8.2 万,北朝鲜损失不祥,即便是这种水分化统计, 中朝军的损失也超过了联合军。第五次战役志愿军的减员比率为15%，联合军的减员比率肯定比志愿军小，其中美军的减员比率更是小得多，结合中朝军歼灭的大编制单位只有第南朝鲜3、9师，估计联合军减员在3万左右，不会超过4万。第三阶段毙伤俘联合军3.6万是根本不可能的，防御战中杀伤敌军的数字统计最不可靠。

 

　　第五次战役是一场败仗，一次生搬硬套内战经验的战役，一次不该发动的战役，其实质是错误战略思想和战役思想指导下的产物，战役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歼灭美军几个整师”，目标就定错的战役结果可想而知。表现上看第五次战役是中朝联军“进攻的顶点”，实际上第五次战役只是中朝联军“努力的顶点”，在战略上中朝联军“进攻的顶点”在第三次战役时就已经过去了，因此第五次战役是一次多余的战役，纯粹是一场军事赌博。

 

　　最高领袖决定发起战役时周恩来曾建议等一段时间再打，最高领袖未予采纳;洪学智曾三次向彭德怀建议把美军往北放一段距离再打，也未被采纳。如按周、洪的建议的时间和空间发起战役，战术角度上好一些，不会败得那么惨，可能打成互有胜负的平手。但在战略上仍将是一个失误,因为当时对志愿军而言最好的选择恰恰是相持于三八线,而不是再打什么运动战、进攻战。在国内战争中有一条作战原则是多打运动战，少打阵地战，那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解放军的火力处于弱势，而机动性处于优势。而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打运动战却显得吃力，原因就在于美军机动性强于志愿军，在第二、第三次战役里中国军队抓不住美军主力，多次证明了这一点。运动战不好打，阵地战就成了好一些的选择。在火力、机动力、后勤供给力作战三要素中，打运动战志愿军三个弱点全占了，而打阵地战机动力差的弱点就隐藏了，后勤供给差的弱点因为省去了无谓的进退消耗，也有所隐藏。人是有能动性的，能够想出办法在敌方优势火力下减少伤亡，反斜面战术和坑道战术就是有效的发明，坑道战术使志愿军在以后的上甘岭战役中挡住了美军最后一次较大的攻势。如果第四次战役后，以增加的兵力打阵地战，损失会小些，消耗美军的兵力会多些，还会在三八线附近多保有一些土地。

 

　　3兵团180师的折损是发动第五次战役的第一恶果，这是中共军队战史上少有的师级建制损失。按原计划180师应于5月23日北撤，日落后准备行动时，60军收到3兵团部一封催命电“各部暂不撤收，并于前沿构筑坚固工事阻击敌人”， 据此命令180师继续在原地布防，掩护兵团主力撤退。就在23日白天，180师右翼63军部队未通知左翼友邻就撤出阵地，此处为3兵团和19兵团的结合部，两个兵团之间暴露出一个缺口。24日联合军从缺口处插入，控制了北汉江渡口，越过180师向北突进，整个北汉江南岸只有180师一个师级部队，并且三面受敌，处境险恶，下午60军电令180师撤过北汉江，“各部暂不撤收”电白白耽误了180师一天时间，180师滞留于北汉江南岸对战局未起任何作用，反而陷于不妙境地。25日，180师边打边撤，陆续有官兵被俘，联合军了解到有一支较大建制的志愿军部队被隔断在美军身后。下午180师接到军部转发兵团的第二道命令：师部带两个团占领驾德山，另一个团占领马坪里北侧山地。26日拂晓，180师部率两个团到达驾德山，发现联合军已经在他们的北面──马坪里。180师的处境由原来的被隔断恶化为被包围，减员很大，剩下约3000人，180师的命运已定。下午军部指示其向鹰峰突围，部队分成两路行进，美军以炮火封锁道路，部队建制被打乱，美军飞机在上空盘旋播音，点明180师的番号劝降。27日拂晓，180师余部1500来人到达鹰峰，遇到的仍是美军，左突右冲了一天，180师只余400多人，无法再作有组织的战斗，遂分散突围。

 

　　损失180师的直接指挥责任在3兵团指挥部，兵团代司令不了解现代化战争，拿内战时的旧经验来指挥作战，对美军惯用的快速反击战术没有心理准备，“各部暂不撤收，并于前沿构筑坚固工事阻击敌人”是一封糊涂电，到驾德山阻击敌军的命令和“各部暂不撤收”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设定错了阻击敌军进攻的地点，3兵团指挥部两次为180师设定阻击地点，而事实上联合军两次跑到了设定点以北。60军指挥部同样对美军的快速反击战术缺乏心理准备，23日下命令时期望180师能阻击敌军3至5天，事实上一天都很勉强;25日60军部在半小时内接连收到3兵团部关于180师行动的两道命令，第一道命令好一些，60军部未能加以权衡，两道命令原样转发180师，说明60军部在战术研判上和3兵团部同样不清醒。

 

　　对180师的损失开始上面还说“是上上下下的许多错觉，和各种因素凑合在一块所造成!”，但如果一层一层地追究，顺着“带决定性的一仗”、“最后一战”、“春季攻势”的藤摸瓜，就追到了最高领袖头上，所以后来从兵团一级开始层层推诿，把责任全推到师级以下基层，罪之以“右倾动摇”，以掩盖整个战役失败的战略责任和战役责任，直到今天，“抗美援朝正史”还说第五次战役是胜仗，只是不圆满而已。第五次战役的失败对志愿军的士气影响很大，6月1日彭德怀向最高领袖报告：“三兵团损失很大，四处溃逃，企图回国现象严重，现正派人分途拦挡归队”。部队后撤中有2万人失踪，3兵团因一时混乱失踪最多，达16000人，边境的丹东市内甚至出现了三五成群流浪的志愿军离队士兵。

 

　　第二个后果是志愿军被俘1.7万人,占战争期间中方被俘人数的80%,让美军拣了个大便宜，为美方在遣返战俘问题上压中方一头提供了机会,说难听点, 第五次战役就是给美军送俘虏的战役。180师有5000余人被俘，照应了3兵团代司令战前说的“捉5000个美军俘虏兵”。

 

　　第三个后果是战线被美军北推，战役停止线在战役发起线北面10几公里处，既损失了部队，又丢了土地。

 

　　美军从第四次战役中获得了有益的作战经验，既看到了自己的长处，也了解了对方的短处，因而美军在第五次战役中知彼知己，先以稳健的防守及适当的后撤消耗中朝军的粮弹，再以快速有力的反攻杀伤中朝军。利用空间的伸缩削弱对方的有生力量, 这是中国军队在历次战争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自己忘记了,却让美军用上了。志愿军却未从第三、四次战役中汲取教训，没有充分认识美军的长处，也没有认真审视自己的短处，在相当程度上既不知彼，也不知己，失败是必然的。孙子兵法云：“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最高统帅发动第五次战役，既没有先创造出不被敌人战胜的条件，也没有等待敌人可被已方战胜的条件出现，就一厢情愿地想“消灭美军及李承晚军建制部队数万人”，注定是一个军事上的幻想。孙子兵法又云：“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第五次战役的失败就是违背这一古训的结果。在这场大战役中，有《孙子兵法》遗产的中国的军队败于没有《孙子兵法》的美国的军队，是很不应该的。

 

　　第五次战役上上下下都有责任,责任最大的还是最高领袖,“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如此结局的首要责任不得不由最高统帅来负。180师的折损惊动了统帅，在调查失败原因时统帅关注的竟然是兵团军事主官是否右倾，而第五次战役失败的本质恰恰是左倾军事冒险。第五次战役进行到第三阶段时,斯大林就最高领袖设想的“零敲牛皮糖”战术坦率地来电：“拿蒋介石军队作类比，这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第一，你们现在所对付的是不同的军队;第二，还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认为，英美军会像蒋介石那样愚蠢，使你们能够按照你们的选择每次歼灭敌一个整营地歼灭其军队。”

 

　　第五次战役是朝鲜战争中继仁川战役后的第二个重大转折点,从此攻守之势完全易位,中国志愿军彻底失掉了军事上的主动权。在第五次战役中，中国对人力资源和物力的使用达到了极限，战役的失败使中国的决策层放弃了统一朝鲜半岛的战争目标,改之以维持三八线,并且正式开始和谈,但和谈的内容已经不涉及中国的政治利益了。1951年下半年的战况基本上是南攻北守,志愿军拼死作战的目标就是保住最高领袖曾经不屑一顾的三八线。

 

　　七、对自身短处和敌方长处认识缓慢

 

　　第二次战役是在对志愿军非常有利的战役态势下进行的，联合军以22万余人(其中美军7个师)在弄不清中国军队大规模进驻朝鲜的情况下贸然北进，中国军队以38万兵力(30个步兵师，3个炮兵师)虚位以待。

 

　　在西线中国军队先以少部分兵力节节抵抗，诱敌深入，再以主力打开战役缺口，各部深入穿插，迂回包围，38军113师进至三所里、龙源里，截断了以两个多师美军为主的一路联合军的退路，但由于其它方向的部队受阻迟误，未能达成战术合围，这路联合军经安州、肃川成功撤退。38军在阻击战斗中打掉了联合军的很多辎重装备，部队以前没见过这么多洋捞，在发往志司的电报中对战斗作了过于乐观的汇报，彭德怀以为很有可能歼灭这一路美军主力，在鼓励38军“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之敌”后加了“38军万岁!”，事实证明“万岁军”的赞誉给得过早了。“万岁军”在后来的作战中没有什么过人表现，1952年10月38军在白马山战斗中打得一塌糊涂，给南朝鲜军当了回陪练，陪着对手打出一个白马师。

 

　　在东线联合军以5个师向北冒进，志愿军第9兵团集中两个军的兵力将美军陆战第1师主力及第7师1个加强团分别包围于下碣隅里、柳潭里和新兴里地区, 虽然达成战术合围,但因中国军队火力薄弱，气候严寒，补给困难，部队因冻饿非战斗减员很多，除集中5个团将新兴里之一部美军 (约二个营)歼灭外,未能歼灭陆战第1师主力, 其在美第3师接应下撤走。

 

　　第二次战役的战果是收复平壤，基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场上的颓势。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在如此有利的战役态势下，没能成建制地大量消灭美军。如果第二次战役的作战对象是内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肯定是场大歼灭战，打美军却打不成歼灭战，说明美军是与国民党军队截然不同的作战对象。

 

　　在中方的第二次战役记录中，毙伤俘敌3.6万余(其中美军2.4万余)，志愿军伤亡3万余。美军的损失统计是值得推敲的，美军总共7个师，十几万人，如果第二次战役减员2.4万，减员比率约为17-18%的样子，属于中度减员，肯定会有部分建制部队几个月内无法再战，而事实是在一个多月后的第四次战役中，美军7个师一个不落地参加了进攻，而且表现得精神抖擞，向北推进了约百公里。反观中国军队，第9兵团的20军、27军因减员严重，无力参加第四次战役，只有26军能继续参战。志愿军伤亡3万余的统计排除了冻死冻伤等数字，这个数字高达4万，加上这个数字，志愿军在第二次战役中的减员总数不下7万，占投入兵力的18%，为中度减员，可见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的损失无论在数量还是在比例上都远高于联合军。1950年12月29日最高领袖致电彭德怀：“如我军能照你们目前部署，于明年1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 第二次战役中国志愿军已经有不小的损失，发起第三次战役的各种客观条件均比第二次战役差，怎么可能取得超过第二次战役的战果?最高领袖在电文中不切实际的乐观表明他对敌方长处缺乏认识，对志愿军的短处也没有足够的重视。第四次战役时最高领袖承认志愿军在军事上有很大困难，但又说“集中主力向原州荣州打下去，歼灭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的力量还是有的”，乐观到了主观盲目的程度。

 

　　军级建制在一次战役后失掉再战的能力,这一现象在第四次战役同样出现。在第四次战役第二阶段长达62天的防御作战中, 志愿军第38、50、42、66四个军在美军的优势火力下苦熬,伤亡程度可想而知,在第五次战役的作战序列中这四个军全部缺席。第四次战役的伤亡对比统计同样不实，在中国官方的记录中志愿军歼敌5.3万余，自身伤亡4.2万余，第二次战役联合军陷于被动志愿军的损失尚且高于联合军，第四次战役联合军处于主动，志愿军的损失怎么可能少于联合军?相对志愿军38、50、42、66军全部缺席第五次战役，美军的7个师又是一个不落地上了阵，这说明了什么?

 

　　可以说中方关于朝鲜战争每次战役的伤亡对比统计都是不真实的,不实统计的累计结果就是战后中国官方宣布歼灭美军39万,而事实上美军战斗伤亡加被俘失踪总共14.9万(包括北朝鲜军队的杀伤),因为无从得知北朝鲜军队杀伤美军的数字,即便把14.9万全部算作志愿军的战果,中国的官方记录也把它夸大为2.6倍。中国对志愿军战斗伤亡加被俘失踪的统计是39万，正好也是美军实际伤亡的2.6倍，如此中方每次战役后的伤亡对比统计水分有多大就一目了然了。志愿军各类人员损失到底有多少还是个未知数，洪学智在回忆录中说“牺牲了几十万”，朝鲜战争对中方人员来说没有前后方的划分，只有作战区域的不同，是否在后方从事运输、施工的人员也有较大数量的伤亡，是一个值得战史界研究的问题。

 

　　为什么在朝鲜战场上中国军队无法大量歼灭美军，并且出现从未有过的伤亡呢?这就要深入探讨志愿军的短处和美军的长处。

 

　　在朝鲜战争的第一年，中国军队的弱点主要表现为三：打击能力弱、机动能力慢、后勤补给不足。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对美军基本达成战役合围，却不能大建制地吃掉美军，原因就在于已经围住的不能尽快吃掉，相距不远的无法追上咬住，前两项弱点尽显。第三次战役时志愿军距后方基地已远，后勤补给薄弱的短处也显现出来，部队只能打7天，7天后则呈强弩之末。而对手后勤补给上的弱点被李奇微查觉到，志愿军被动地投入到事实上由美军发动的第四次战役。第四次战役中的砥平里作战，志愿军打击能力不足更加凸显，8个团围攻6000多人的美法联军，付出不小的伤亡仍不能吃掉对手。砥平里作战表明志愿军不可能大建制地消灭美军，而这一点最高领袖和战区统帅在第五次战役后才认识到。

 

　　美军的长处则正好相反：打击能力强、机动能力强、后勤补给充足。第五次战役中美军反攻，志愿军有的军打阻击几天就撑不住撤下来，能撑下来的军战后要补两万新兵，伤亡之大令人咋舌;美军一旦形势不利，跑得很快，步行的志愿军追不上，一部美军如果被困，临近美军救援迅速，志愿军无法致敌于死地;面对经常缺乏粮弹的志愿军，美军却可以使用5倍于作战规定的弹药量。

 

　　回顾国内战争，那种“小米加步枪胜过飞机加大炮”、“铁脚板赛过汽车轮子”之类的话非常不妥，这种唯心主义口号起了强化盲目自大心理的坏作用。事实上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中的每次歼灭战中，中共军队的大炮数量都超过了蒋军，战争的胜利既是意志的胜利，也是物质的胜利，二者是相辅相成的。面对新的对手，老的经验不灵是很自然的，只有尽快认识新对手的特点，才能在新的战争中少损失，多受益。

 

　　在短期内志愿军的弱点无法克服的情况下，中国的决策层发明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轮番作战”，“轮番作战”在战后关于抗美援朝的各种文字中常被津津乐道地提及。轮番作战是对伤亡过大的因应，原有部队因伤亡无法继续作战，下一场更大规模的战役需要投入比原有更多的兵力，于是不得不持续派兵。国内战争时期不可能轮番作战，条件不允许，也没打过消耗那么大的仗。朝鲜战争中伤亡过大说明战争消耗超出了本国对高强度局部战争的负担能力，轮番作战的实质是国家以全面战争的投入来参与一场局部战争。轮番作战的最大弊端是新部队不熟悉敌军的特点，不熟悉现代化战争的特点，在作战中导致无谓的损失，在第五次战役中第3、19兵团的损失明显大于第9兵团。第五次战役后彭德怀在致各军的电报中说“有些部队不讲战术，队形密集，伤亡特别惊人”，“各级指挥员不善于组织指挥，这是血的教训”。

 

　　八、政治是有情绪的—─后两年的战争

 

　　第二次战役后的外交斡旋中，“美国武装力量自台湾及台湾海峡撤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的确定必须得到保证”是中方理直气壮的两条，而第五次战役后开始的谈判中，这两条不见了踪影。

 

　　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争执最大的是两个问题，一是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问题;二是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中朝方持上述主张，联合军一方则主张中朝军后撤38～68公里，停战谈判不涉及撤退外国军队问题。谈判桌上谈不拢，于是演变成大炮和机关枪的辩论，联合军发动了“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和“空中绞杀战”。“秋季攻势”以志愿军阵地为目标，历时24天，中方统计歼敌7.9万人，中朝军伤亡9.1万人，以单位时间的伤亡计中朝军的损失强度超过了第五次战役。历时一个多月的“夏季攻势”以北朝鲜军阵地为目标，打完后中朝军宣布歼灭联合军7.8万余，未公布已方损失，夏季洪水成灾，中朝军供应困难，伤亡情况读者可以想见。

 

　　中朝军以在“夏季攻势”、“秋季攻势”、“空中绞杀战”中的大量伤亡换取了联合军放弃1.2万平方公里土地的要求。联合军的两次地面攻势只占领了6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与推进到朝鲜半岛蜂腰部(平壤、元山一线)的期望相差甚远，这是其兵力有限所致，美国又不可能为一场局部性热战调拨其它战略方向上的兵力。交战双方逐渐认同以实际控制线作为停战的分界线，但总体上看联合军在战略上是有优势的，因此联合军寻找其它议题刁难中朝军，冒出了战俘自愿遣返议题。中朝方主张全部遣返，联合方主张自愿遣返。为战俘遣返问题双方打起了政治仗、意识形态仗、面子仗。

 

　　1952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短评《必须遣返全部战俘》，声言：我方被俘人员必须全部遣返，如达不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斗争决不休止。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反对美国扣留战俘》：“美国……扣留战俘，是完全违反世界人类正义，破坏国际基本公约的非人道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

 

　　谈判桌上的分歧照例演变成大炮和机关枪的辩论，为了迫使联合军接受全部遣返原则，1952年4、5月，志愿军各部开展了以“挤占”为目的的小规模战术反击，中朝军宣布进行了大小战斗1800余次，歼敌11.79万余人，未宣布已方伤亡情况。“挤占”没有挤掉自愿遣返原则，没有达到政治目的。

 

　　1952年7月13日，联合军代表提出8.3万人的遣返数字，其中遣返朝鲜人民军7.68万人，占应被遣返人数的近80%，中国人民志愿军6400人，占其应被遣返人数的32%。愚蠢的第五次战役导致志愿军战俘的数量大大超过美军战俘，为美国搞政治操作提供了机会。

 

　　两年前意气风发地越过三八线的金日成对这场战争已经绝望了，他在发给斯大林的电文中说：“在过去一年的谈判时间里，我们实际上减少了战斗行动并转入了消极防御。这种状况造成了敌方在不停地使我方遭到人力和物质财富上的巨大损失，而他们自身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损失。”、“敌方利用这种形势提出了谈判中我方无法接受的要求。”自愿遣返对朝方来说是件无所谓的事，金日成急切地想按美军的条件停战。和金日成相比,中国的最高领袖更看重政治上的尊严，7月1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企图以此来挑拨朝中人民的战斗团结。”、“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绝对不能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衅性和引诱性的方案，而且在敌人压力之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如果敌人拒不让步，继续拖延，我们即扩大宣传，揭破敌人企图破坏停战谈判，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动员世界人民舆论，并配合我们在朝鲜前线的坚持，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如敌人竟敢于破裂谈判，扩大战争，我们亦有所准备。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为了战俘遣返这个政治问题，志愿军官兵将继续付出血的代价。

 

　　1952年10月, 美军发动“金化攻势”,即上甘岭战役,战役历时43天,在前23天中15军45师伤亡8700多人, 15军军长说“45师打得差不多了”，一个师近乎打光这种情况以前已经出现过几次了。在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伤亡1.4万多人，其中阵亡7000多人，亡伤比例为1比1,而非正常的1比3，联合军伤亡9000多人，其中阵亡2000多人，志愿军以人命和联合军的钢铁作了交换。志愿军在上甘岭挡住了联合军的进攻，表明中国凭借人力资源的优势可以和美国继续博弈，宣传者感到非常振奋，把上甘岭战役升华成一次政治上的胜利，一种精神上的胜利，15军从此声誉雀起，盖过了38军。

 

　　10月24日最高领袖在贺电《祝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重大胜利》中说：“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保卫和平，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奋斗到底!》。1952年11月28日周恩来发表声明重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仍必须依照《日内瓦公约》的原则和国际处理战俘的惯例来解决。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 1952年12月5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指责联合国“通过了一个支持美国政府违反国际公约、强迫扣留战俘的立场以利其继续和扩大朝鲜现行战争的决议案(印度方案)，这一行动显然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人民坚决表示反对。”周恩来与北朝鲜外相分别于1953年1月14日和1月17日发出通告，拒绝接受印度方案。1953年2月7日，最高领袖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上声明：“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上甘岭战役为中方赢得了军事上的尊严，却没能转化为战俘遣返问题的胜利。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继任者很快改变了对战俘遣返问题的态度，3月21日苏联领导人给毛泽东和金日成去信：“苏联政府由此得出结论，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如果不对这一路线做一些符合当前政治特点和出自我们三国人民最深远利益的改变，那是不正确的。”、“谈判中应建议所有坚决要求遣返的战俘立即被遣返，其余的战俘则交给中立国，从而保证公正地解决遣返战俘问题。”第二天，毛泽东即复电表示同意苏方的提议，只补充一条“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为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在朝鲜战争的所有重要节点上，中国都是唯苏联马首是瞻，最后这一次也不例外。3月30日周恩来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声明》，表示：“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中方的声明表示放弃了2个多月前曾经坚持的立场。

 

　　战俘自愿遣返对中国而言是很没面子的，除去提前交换的病伤战俘,战后有1.4万多志愿军战俘去了台湾，回国的只有不到六千人,而同期没有回北朝鲜的人民军战俘只有不到一成。自1952年1月至1953年4月,交战双方围绕战俘遣返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激烈残酷的战役战斗,志愿军付出了很大的伤亡代价,这都是无谓的牺牲, 志愿军的血白流了。彭德怀后来回忆中方接受自愿遣返原则时曾有过遗憾而痛苦的记述，最高领袖后来也说：朝鲜停战协定就是妥协。

 

　　第一年的朝鲜战争是为争夺势力范围而打的战争，双方打了个平手;后两年的朝鲜战争是为谈判而打的战争，东方阵营实际上落败了，因为中朝方最初坚持的“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和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后来都放弃了，对中途冒出来的战俘遣返问题也放弃了，最后的停战协定基本上代表了美国的态度，谈判桌上的落败是苏联的总体实力弱于美国的表现。有识之士这样评价朝鲜战争的胜负──“朝鲜战争的胜负不是在战场上决定的，也不是由停战协议确定的，而是由冷战的最后结局决定的。”从这个角度作一下裁决，在朝鲜战争中东方阵营失败了。

 

　　九、战争的哲学

 

　　1、战争的两大根本因素

 

　　决定战争的两大根本因素是与战争有关的物质和精神。国土面积、资源、人口数量、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军队规模及质量等属于物质，人民的文化程度、军人的军事素质、军事思想、民心士气、人的主观能动性等属于精神。

 

　　《战争论》首次在哲学层面提出战争中的物质和精神，在《战争论》的各个章节中对物质和精神作了详细的阐述：“胜利不仅是指占领地区，而且也指破坏军队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因为在纯概念中，只有双方物质力量的差距不超过精神力量所能弥补的程度时，才能发生战争。”、“军事活动绝对不是仅涉及物质因素，它总是还同时涉及使物质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力量，因此，把两者分开是不可能的。”、“因为物质力量的作用和精神力量的作用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不可能象用化学方法分析合金那样把它们分解开。”、“进攻中取得的胜利是已存在的优势的结果，正确地说是由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共同造成的优势的结果。”、“胜利通常产生于各种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优势。”、“任何战斗都是双方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以流血的方式和破坏的方式进行的较量。最后谁在这两方面剩下的力量最多，谁就是胜利者。”

 

　　1938年初最高领袖在延安写过《战争论》的读书日记，后来他还专门组织过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不知是因为没有读完《战争论》，还是读完了却没有领会到，最高领袖未能悟出《战争论》的哲学精髓，导致后来他对战争哲学层面的把握不够深刻。最高领袖关于战争的基本哲学观是：“武器是决定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物。”此表述囿于东方民族特有的狭隘性形象思维，失之于理性分析。最高领袖的表述把物质和精神分别形象化为武器和人，狭隘而不科学，武器只是物质中的一部分，人的概念又重叠了物质和精神两个概念。此项表述的最大漏洞是借武器因素的作用有限来压低物质因素的地位，借人的概念的宽泛来抬高精神因素的地位，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精神至上倾向、唯意志论倾向。在战争中人有物质、精神两重属性，把战争的决定因素定为人，就对人有了过高的期望，当人的精神属性又无法满足这种过高期望时，就不得不转而透支人的物质属性，导致出现过大的、无谓的伤亡。“今明两年准备再有伤亡30万人，再补充30万人”就是典型的透支人的物质属性的表现。

 

　　就朝鲜战争而言，不仅在物质方面，在精神方面中国也存在很大不足，首先是军事思想不成熟，中共七大期间出炉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即便有解放战争的实践作补充，仍然有有很大的局限性，从第二次战役到第五次战役，决策层和指挥层都是拿内战时期的军事经验往朝鲜战争上套，事实上犯了经验主义错误。其次是军人的军事素质，尤其是指挥员的指挥能力偏低，有的兵团级指挥员，在内战时期未经历过大战锻炼，其职务随形势的发展越提越高，而真实的指挥水平还停留在师级，一遇高难度的大战就接连出错、穷于应付。第五次战役期间彭德怀致电军委：“作战指挥却存在严重的缺点。对公路未控制足够兵力和火力，而高级指挥机关过早离开部队，使建制也紊乱”。不仅中高级指挥员，基层指挥员的指挥能力也有缺陷，有的师团在机动作战中，半数以上的连长把连队带错了方位。

 

　　在“法宝”思想的笼罩下，精神至上倾向、唯意志论倾向在军队中根深蒂固，导致文革结束后，甚至海湾战争后，军队里有一些人抱着再落后也不怕的思维不放。海湾战争开始前有人预测T-72与M1A1的交换比为4比3，而战争实践的结果是没有一辆M1A1被T-72击毁。后来有人发现了一张T-72被击毁的照片，技术细节显示这辆T-72可能是被遗弃后击毁的，于是军队里有人不服气了──“换上我们的战士试试!” 在海湾战争中M1A1通常在2000米外向伊拉克坦克开火，基本上是首发命中，在这样的交战距离，T-72很难命中机动中的M1A1，即使命中击穿M1A1的可能性也很小。换句话说，这辆T-72里无论有没有人都会被M1A1命中，而即便这辆T-72里有人，它击毁M1A1的机率也近乎于零。有效的装备加合格的操作者产生战斗力，当装备处于无效对抗状态时，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操作者身上，是典型的唯意志论思维。就在一两年前，军事科学院的一位研究员还在电视上津津乐道地说起那辆被遗弃的T-72。

 

　　现在领导层正在酝酿裁军和军事体制改革，一些老左派坐不住了，跳到网上“忧国忧民”来了，说什么一裁军就上了美国和印度的当，一裁军就裁掉了“法宝”，裁军就是国家自杀，军队还是落后点好，可以保证工人农民的子弟当上兵，各种怪论，不一而足。军队落后利于工农子弟当兵这一条最值得推敲，凭什么工人农民的子弟就该文化程度偏低呀?难道工人农民的子弟就应该上不起大学吗?老左派表面上是为工人农民说话，实质上是抱着愚民政策不放，人民愚昧了就利于他们重温形左实右的旧梦了。

 

　　2、主动与被动、进攻与防御、强与弱是互相转化的，辩证统一的

 

　　“进攻的顶点”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个战场上都有印证，在苏德战场上，德军发动斯大林格勒战役时就已经达到了“进攻的顶点”，但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胜利后，为了取得东线战场的优势，德军发动库尔斯克战役，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形成“努力的顶点”， 库尔斯克战役的失败使德军彻底失掉了东线战场的主动权，由强变弱，被迫转入战略防御。在太平洋战场上，初期节节胜利的日军在中途岛战役大败而归，损失了3艘宝贵的航空母舰，中途岛战役对缺乏战争持久力的日本而言已经达到了“进攻的顶点”，但日本的军事高层为了掌握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继续向所罗门群岛扩张，在瓜达尔卡纳尔群岛与美军鏊战了6个月，以惨败告终，完全丧失了太平洋上的战略主动权，从此日军不得不处处设防，步步被动。进攻一方经常在达到“进攻的顶点”后，为了迈向胜利再作一次无谓的努力，结果非但达不到目的，反而更快地失掉战争的主动权。中国军队还没来得及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和教训就匆匆走上了朝鲜战场，结果犯了一系列二战中常见的战略、战役上的错误。

 

　　“进攻的顶点”理论之所以科学准确，就在于它植根于进攻与防御的辩证统一上。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防御带有消极目的，但却是强而有力的作战形式，进攻带有积极目的，但却是比较弱的作战形式”、“ 战略优势在战略进攻中会逐渐消失”、“ 大多数统帅宁愿在远离目标的地方停下来，而不愿离目标太近;而有些具有出色的勇敢和高度的进取精神的统帅往往又超过了目标，因而达不到目的。”克劳塞维茨点明了进攻具有弱属性，防御具有强属性，二者在战争中动态地转化，转化的临界点就是“进攻的顶点”。在克劳塞维茨身后“超过了目标，因而达不到目的”的统帅屡见不鲜，中国的最高领袖就是其中的一个。

 

　　朝鲜战争的第一梯队北朝鲜军队向南方发动进攻，推进到美韩军构建的釜山防御圈(36线)时就达到了“进攻的顶点”，进攻一方的力量逐渐衰竭，防御一方的力量开始强大，仁川登陆标志着强与弱的角色发生互换，原来的防御一方转入进攻，原来的攻方转入防御，战争的主动权转到了联合军一方，战局发生逆转。中国军队作为第二梯队加入朝鲜战争后，力量的天平再次倾斜，第一次战役中国志愿军与联合军发生小规模交火，标志着防御一方的力量开始强大，第二次战役中国志愿军发动反攻，其实质是东方阵营用第二梯队再次转入战略进攻。由于西方阵营已经发挥出在远东的军事优势，第二梯队的进攻在接近37线时(第三次战役)就达到了“进攻的顶点”，第四次战役又发生强与弱、进攻与防御的转化。战略上的错误是从战役、战术层面逐渐累积而成的，进攻一方在抵达“进攻的顶点”前后，在战役、战术层面上就有诸多征兆，如战役目的没有实现，出现较大的伤亡。第二次战役时中国志愿军的减员幅度比较大，在第四次战役中明显被动，出现了砥平里战斗的挫败，没有实现战役目的，第四次战役事实上是打败了，这些明显的征兆说明东方阵营的第二梯队已经过了“进攻的顶点”，此后发动第五次战役就是一种多余的努力，是一种战略上的盲动。

 

　　众多微观汇聚为宏观，只有充分注意战争中显现出来的各种细节，才能了解战争运行的状态和规律，摸清动态变化着的敌我双方的强与弱，处理好进攻与防御的关系，把握战争的主动权。

 

　　3、战争与政治

 

　　最高领袖对《战争论》中关于战争与政治关系的论述非常欣赏，“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与最高领袖早年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异曲同工之处，最高领袖在《论持久战》里以“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压缩句式作了引用。

 

　　既然最高领袖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早就无师自通，为什么在处理朝鲜战争上却磕磕绊绊呢?原因就是最高领袖的政治眼光、政治选择出了问题。二战结束后，大多数国家期望和平，期望休养生息，1950年12月，13国提案以51票对5票(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通过，反对该提案的只有苏联和几个东欧卫星国，1951年1月30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以44票对7票通过了美国所提的谴责中国为对朝鲜的侵略者的议案，反对的主要还是苏联和几个东欧卫星国。从这两次提案的表决情况看，大多数国家反对朝鲜战争扩大化，希望尽早结束战争，而最高领袖却认为“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拒绝五步方案;速胜不能实现后决意“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站在了大多数国家的反面，陷入了失道寡助的不利国际环境。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被动局面证明所谓“一边倒”外交战略是错误的，错误的战略抉择导致错误的战争决策，错误的战争决策导致错误的战役思想，具体的军事上的种种错误就应运而生了。朝鲜战争时的最高领袖不像一个政治家，倒像一个意识形态专家，这位意识形态专家依赖军事手段实现自己的愿望，而偏偏他在军事上的造诣又不高，这两点决定了中国在朝鲜战争上的遗憾。

 

　　反思过去不是为了盯住后面看，而是为了向前看。当前中国的东、南、西三个战略方向上均呈现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在未来20年中能否解决(或初步解决)这三个方向上的主权与领土问题，直接决定了21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战略生态。只有把握好内外政治的大方向，才能正确地伐谋、伐交、用兵，当然中国追求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应该最大限度地避免用兵。

 

　　十、从8个角度回味朝鲜战争

 

　　1、从东亚政治秩序角度

 

　　在东亚，朝鲜战争的第一个受益者是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可称作原中华民国遗留政权)，据说得知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大喜过望，堪比珍珠港事件爆发那天，因为朝鲜战争一爆发，东亚就进入小冷战格局，美国必定拉意识形态相同的蒋介石政权入伙，台湾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第二个受益者是日本，仅拉蒋介石政权入伙还很不够，日本是美国最大的可利用对象，于是日本从待罪之身摇身一变为美国的战略盟友，美国从各方面加紧对日本的扶持。1947年开始施行的《日本国宪法》规定日本不保有军队，但朝鲜战争扩大化后，美国开始逐渐武装日本，1951年9月美日缔结《日美安全条约》，1952年日本内阁设置保安厅，改警察预备队为保安队，增设海上警备队。朝鲜战争结束后，为适应美国的远东战略，1954年6月日本把保安队改组为陆上自卫队，海上警备队改组为海上自卫队，新建航空自卫队，日本的国家武装力量初步成型，宪法中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一条名存实亡。日本的右翼势力对朝鲜战争可以说是感激涕零。

 

　　扩大化的朝鲜战争造成了东亚苏中朝对美日韩台的小冷战格局，如果中国不出兵朝鲜就不会形成这一小冷战格局，如果中国在第二次战役后止兵，小冷战格局的形态也会有所不同。

 

　　2、从苏朝中三国联盟角度

 

　　在苏朝中三国联盟中，从朝鲜战争扩大化(即中国出兵朝鲜)中受益的是苏联和北朝鲜。中国出兵朝鲜使苏联避免了在冷战的第一回合中败北，朝鲜战争对苏联而言是一场代理人战争，自身除了提供二战的剩余军火和牺牲少量飞行员外，没有什么损失，本小利大，相当地实惠。在朝鲜战争的全过程中，苏联始终扮演的是调停人角色，调停中朝军和联合军的战事，身段相当高，下了水而不湿鞋，又很高明。北朝鲜作为朝鲜战争的始作俑者，拿自己的领土供各大国开枪放炮，自取其祸，其祸本当亡国，中国出兵朝鲜使北朝鲜政权从濒临灭亡中恢复了生机，亦为不幸中的万幸。中国以把意识形态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为准则，打了一场朝鲜战争，吃力而不讨好，不但亚洲革命运动的领头羊没当成，反而失掉了在中美苏大三角战略格局中获得主动权的良机。

 

　　3、从中朝韩三国角度

 

　　分久必合是历史的规律，朝鲜半岛、海峡两岸因朝鲜战争而延长了分的时间，加大了合的难度。1992年中韩建交，这是在外交上对朝鲜战争的彻底否定。中韩建交距朝鲜半岛停战仅39年，39年对一个人来说是漫长的，对一个国家来说却是十分短暂的，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转了180度，印证了参与发动朝鲜战争是多么的不理性。

 

　　天安舰事件后，中国在东海、黄海举行了两次演习，给国际社会造成一种错觉，即中国是挺朝鲜的，为朝鲜半岛的对抗造势。而实际上朝鲜半岛无核化对中国有益，朝韩关系的良性发展对海峡两岸关系的的良性发展有益。韩国、日本因天安舰事件在战略上加大了对美国的倾斜，这是暂时的，是政治天平、战略天平的一次晃动，长远来看天安舰事件只是一次小风波，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国的积极参与。天安舰事件后，美国从东北亚到东南亚举行了一系列演习，一时间诸多国家似乎唯美国马首是瞻，国际国内都出现了“亚洲版北约”的说法。这也是一种错觉，在未来几十年里，和平、稳定、发展是东亚局势的主流，是这一区域所有国家的共同愿望，所谓亚洲版北约与之格格不入。

 

　　近日朝鲜的新生代高层领导已经有“粮食比子弹更重要”的积极表态，如果朝鲜逐渐把核研究转移到民用领域，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其前景是光明的，朝鲜民族走向统一国家的前景也是光明的。如果历史的步伐比较稳健，不出现大的干扰，朝鲜半岛、海峡两岸在2050年左右很可能双双实现统一。

 

　　4、从大三角战略格局的角度

 

　　美苏在冷战期间一共进行了5轮较量，第一回合是朝鲜战争，第二回合是古巴导弹危机，第三回合是越南战争，第四回合是中东代理人战争，第五回合是阿富汗战争。5轮较量苏联一平一胜三负，苏联能取得一平一胜是因为中国的协助，如果没有中国帮忙，朝鲜战争马上就输，越南战争非平即负。由此可见，中国在美苏冷战格局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偏向其中任何一方都会导致战略天平的晃动，如果中国在冷战期间走中立外交路线，在美苏之间不偏不倚，或依据自身的利益稍作偏倚、随时调整，那么40余年的冷战对中国来说绝对是一段美好时光。从大三角战略格局的角度看，对中国而言，朝鲜战争是根据一个错误的目标，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一个错误的对手进行的一场不加节制的错误的战争。

 

　　5、从两岸局势的角度

 

　　1949年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的文件对台湾的评判是“重要性并不足以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部署是“美国应尽一切努力以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琉球群岛和日本的总体地位”。此时的台湾无论在经济还是军事上都呈风雨飘摇之态，蒋介石政权迁台后，军费开支庞大，而台湾的财政收入又大减，出现了巨额财政赤字，以至一度靠出卖库存黄金来维持生计。在供给严重不足和巨额财政赤字的作用下，形成了恶性通货膨胀，台币急剧贬值，物价飞涨，1949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惊人的四位数字，台湾经济一片混乱，濒于崩溃的边缘。在军事上没有人怀疑大陆将解放台湾，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金日成在38线上一放枪，美国军舰就开进了台湾海峡。从1951开始，大量资金随着美国的“共同安全法案”流进台湾，鉴于穷困潦倒的蒋介石政权不具备偿还能力，包括“防卫支援”、“军协援助”、“技术合作”三项内容的“一般经济援助”基本上属于赠与性质。一位当时台湾的经济决策人士如此评论：“美援的适时到达，正如对垂危病人注射强心剂。”在美援实施后，台湾的通货膨胀率随即直线下降，1951年降为66%，1952年又降至23%，1953年再降为8.8%。当大陆背着朝鲜战争的沉重包袱时，台湾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了。从1951年开始援助到1965年美援结束为止，15年中美国共向台湾提供各种类型的经济援助14.82亿美元，其中“一般经济援助”类型数额最多，共计10.29亿美元，占美援总额的70%，其余为贷款性援助(部分贷款利率低、偿还期长)。美援对台湾的影响既深且巨，涵盖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和层面，涉及资本积累、产业升级、技术引进、人力开发，以及战略规划、政策导向。美援贯穿台湾经济起飞全过程，台湾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甚至个别发达国家(如意大利)更早地完成了经济恢复过程。

 

　　1950年6月前，美国在台北仅派驻一名领事级代表，1951年将驻台北“总领事馆”升格为“大使馆”。1954年12月，蒋介石政权和美国政府在华盛顿签定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援助水准与北约成员国待遇相同。军事上受到扶持的台湾不但安全无忧，而且发挥出牵制大陆军事力量的重要作用，两岸不断发生空战、海战、岛屿炮战，直到60年代中期才逐渐平息，台湾进入东亚小冷战格局对中国的国防战略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如果中国不曾出现“一边倒”，就不会参与朝鲜战争，50至60年代的两岸局势就完全是另一种走势，很有可能在60年代中期实现两岸统一。

 

　　6、从中印关系的角度

 

　　印度在朝鲜战争中有两点突出表现，一是呼吁和平，二是对中国友好。

 

　　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1950年7月印度总理尼赫鲁分别致电斯大林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表示希望从中斡旋。10月3日周恩来邀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他向美国政府转达中国政府的态度：“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印方不但及时转达了这一信息，而且自己也表达了劝阻意见。1950年12月5日，在联合国第五届大会上，印度代表领衔的亚洲十三国代表团发表声明，呼吁朝中部队停止追击美韩军队，不要越过三八线，被称作“尼赫鲁领导的和平攻势”。 12月12日，十三国代表团起草了《朝鲜和平方案》，经表决通过，今天看来这一方案是公道的，是对中国有利的。1951年1月20日，在联合国的美国代表向联大政委会提出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并对中国施行制裁的提案。22日，印度代表宣读了中国外交部致印度驻华大使的备忘录，并认为把中国的态度说成是“拒绝谈判”是没有根据的，要求搁置美国提案，联大政委会以27票对23票通过了印度代表的建议。1951年1月30日在联合国第一委员会表决通过了美国所提的中国为对朝鲜侵略者的提案，在反对的7票中有印度的一票，22、30日印度的立场是站在中国一边的，表明了印度对中国的友好政策。1951年5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行禁运的美国提案，苏联、白俄罗斯、乌克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五国拒绝参加投票，印度弃权。

 

　　1952年交战双方为战俘遣返问题打得不可开交，1952年11月17日印度和阿拉伯国家提出了战俘遣返折衷方案。其内容是：(1)以瑞士、瑞典和捷克、波兰四个国家组成战俘遣返委员会;(2)禁止一切旨在促使或妨碍遣返的强迫措施;(3)不愿遣返的战俘在停战后90天内得不到处理时，由遣返委员会移交给高一级政治谈判去解决。12月3日，联大全体会议以54比5的压倒多数通过印度提案，对印度提案中国予以拒绝。1953年6月8日交战双方达成了朝鲜停战谈判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协议，对于未予直接遣返的战俘统交由波、捷、瑞典、瑞士、印度的代表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自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接管之日起90天内，双方派代表向一切依附于该所属国家的战俘解释他们的权利。90天期满后，未行使被遣返权利的战俘交政治会议在30天内设法解决。30天后如尚留有战俘，则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宣布解除他们的战俘身份，使之成为平民，然后根据个人的申请分别处理。战俘遣返的最终协议与印度方案大同小异，可见印度方案是务实的，毕竟旁观者清。

 

　　从朝鲜战争中印度的一系列表现看，中国多多少少欠印度的人情，印度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普罗大国，对这样一个重要的朋友中国也想搞好关系。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开始注重在国际政治中走群众路线，参加了万隆会议。1960年中国和缅甸联邦政府签定了中缅边界条约，其中边界北段一部分是按“麦克马洪线”划定的。中印边界争议表面化后，中国有两国东段、西段互相体谅的愿望，熟料印度并不响应。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结束后，中方摆出高姿态，不仅退出作战前出区域，而且从战前的实际控制线(即麦克马洪线)再后撤20公里，群众路线走得走了样，成了讨好群众。值得反思的是，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苏联站在了印度一边，印度在朝鲜战争中只是尽了调停之力，苏联对印度的回报却并不比对中国少。

 

　　7、从国内政治的角度

 

　　最高领袖本人就是“胜利”论的营造者之一，战争结束后，1953年9月最高领袖在政府委员会的会议上作“抗美援朝”总结。最高领袖讲：“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这种形势，去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看出来了。”而事实是早在1951年夏末，中朝军筹备第六次战役时联合军的战线就很难攻破了。最高领袖还讲：“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一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二十一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十八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金城战役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 志愿军伤亡3.3万余人,这是在进攻南朝鲜军阵地的情况下。依照这种收复单位面积的伤亡率,即便不考虑美军的战斗力远强于南朝鲜军,要收复三八线上亏损的2900平方公里土地,攻打筑垒地带设防坚固的阵地, 志愿军需要付出50多万人次的伤亡,等于把抗美援朝重新再打一次,这现实吗?再说在联合军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中朝军慢慢积蓄下来的弹药能经得起几次金城战役的消耗? 1952年12月最高领袖曾致电斯大林：“虽然在今年我们得到了各式苏联型号炮弹112万发，但在朝鲜前线的消耗巨大，多种苏联型号的炮弹在仓库内早已告罄。不久前，人民志愿军司令部还下令从正面第一线撤下一些由苏式大炮装备的榴弹炮兵师。采取这一决定的前提是：敌方不会组织大规模的冬季攻势。假如一旦敌方获知我方的真实情况并提前开始自己的攻势，就会使我方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最高领袖又讲“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既然美国都能听全世界人民的话，1951年1月最高领袖为何拒绝五步方案?五步方案代表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民的愿望。

 

　　对“抗美援朝胜利”的营造进一步加剧了个人崇拜，既然最高领袖决定的“抗美援朝”胜利了，那最高领袖的任何决定都会胜利，于是生产1070万吨钢会胜利，“大跃进”会胜利，“文化大革命”会胜利，中国走进了一条永远“胜利”的死胡同。对“抗美援朝胜利”的营造进一步加剧了个人专权，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在朝鲜战争中对最高领袖几乎是绝对服从的彭德怀被最高领袖批判为“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指鹿为马。

 

　　在今天，“抗美援朝”因为某种民族主义色彩而成为染上个人崇拜烟瘾的人群服用的重要精神致幻剂，亦为老左派的一大精神支撑。在这个话题上讲真话还是讲谎言，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政治问题。

 

　　8、从“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角度。

 

　　伐谋：有人著长文论述参与朝鲜战争中国受益最大，锻炼了军队，改善了装备，赢得了苏联的援助，提高了国际声望。这种说法很值得商榷。

 

　　中国是兵法的故乡，军队已经锻炼了20多年，美军对八路军的战术也高看一眼，斯大林对中国的将领也佩服之至，这样的军队少参与一次战争就不能担负国防了?如果中国接纳金日成的流亡政府，苏联在退后一步的情况下能不倚重中国?156个工业项目能少一个?一批批的军事装备苏联会不舍得?事实上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展现出来的能力反而让苏联有所顾忌，在海军装备的出售上颇显吝啬，肖劲光去苏联商议海军军购，给周恩来发电“他们给我们的是破烂”，周恩来复电“破烂也要”。如果中国像印度学习中立外交政策，不但苏联的援助少不了，西方国家也会来示好，国际声望想不提高都难。朝鲜战争中印度在东西方阵营之间奔走调停，颇受器重，也为日后印度两头吃打下伏笔，这个好角色中国更适合担任，只是由于中国积极参战而让印度拣了便宜。现在很多人看不起印度，说印度30年搞不出“阿琼”坦克，20年搞不出LCA战机，印度的军事工业的确不如中国，这缘于中印两国民族性格的差异，中国人有四大发明，建造了长城，擅长做事;印度发明了宗教和瑜珈，擅长修养身心。不擅长做事的印度在冷战期间做成了两件大事，一是从巴基斯坦分割出了孟加拉国，二是占住了麦克马洪线。分割东巴的难度不亚于中国的台湾问题，印度能做成是因为伐谋、伐交得当;印度得到麦克马洪线是因为印度运气太好了，碰上了中国这个冤大头。中国本来有擅长做事的长处，却因为在冷战期间忽东忽西，五行不定，结果在大战略上一事无成。

 

　　宣扬出兵观点的人常说两个具体理由，一是如不出兵东北的重工业受影响,这种具体问题和国家的长期外交战略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把156个工业项目全建在关内, 东北的重工业受不受影响又算什么?二是金日成在东北搞流亡政府对东北边境不利,不利是有的,但这种小不利无碍国家在大战略上的长远利益。

 

　　伐交：第二次战役后的外交斡旋非常重要，如果伐交成功，中国就能在政治上达到利益最大化。如果在第二次战役后以阵地战、以小打促和谈，中国就会以军事上的小代价赢得政治上的大收获。可惜中国的决策层，尤其是最高领袖犯了左倾幼稚病，错失了这一伐交良机。

 

　　伐兵：如果在第四次战役后遵循局部战争原则，放弃运动战，选择阵地战，在军事上将多得而少失。

 

　　攻城：第三次战役、第五次战役是典型的攻城。事实上指挥层还策划了第六次战役，由于对手的防御日益坚固，再发动进攻会导致更大的伤亡，才未付诸实施。是无法承受的伤亡让决策层改变了参加朝鲜战争的既定目标，作出了现实的选择。

 

　　总结：

 

　　对朝鲜战争“胜利”的宣扬已经持续了50多年，而目标定错的战争是不能奢谈胜利的。最高领袖在内部曾说过一句实在话：朝鲜战争和美国打了个平手。胜利的唯一标准就是实现既定的战争目标,解放全朝鲜这个目标没有实现,相应的超额代价一点也没少付，胜利也就无从谈起了。中国加入朝鲜战争,帮了苏联大忙，付出了很大牺牲，自身却没取得什么政治利益，中国的决策层不能不深刻反思。周恩来于1953年底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与印度、缅甸正式倡议将这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不久，毛泽东又提出：“应把五项原则扩展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还说：“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表明中国开始发出和苏联不一样的外交声音，这是总结朝鲜战争的教训，不想再搭乘苏联争霸的战车。中国在争霸问题上不与苏联一条心了，是后来中苏分裂的原因之一。

 

　　在50多年后的今天，还因朝鲜战争的“胜利”而沉迷于民族主义情绪的人应该多想想那些无谓牺牲的中国士兵，他们是战争最基本的承受者。

 

　　注：从两岸局势的角度部分引用了《美援与台湾经济发展》中的表述和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