淑惠坎坷传奇的故事（续）

这件血案和近一年的牢狱生活给淑惠的心理精神造成极大的打击和伤害，强烈的愧疚悔恨和对黑暗的恐惧如鬼魅一样一直伴随她的终身。在以后的坎坷岁月中逐渐摧毁了她的神经。

一九四九年西安解放，监狱里的很多犯人也因此而被释放，在监狱待了近一年的淑惠带着儿子回到了久不住人的空宅。面对空宅，往日与丈夫和儿女一起生活的所有幸福场景一幕幕出现在眼前。那最后一幕惨烈的景象也一次次撞击淑惠的心房，她每夜都在无比悔恨和恐惧中度过。淑惠实在受不了这种无边的悔恨和恐惧的折磨，加之没有生活来源，她决定卖了宅第回扶风寻找亲人。

淑惠带着儿子，乘长途汽车回到了扶风县城，凭借小时候依稀的记忆，找到了住在县城城郊的堂姐家。当穿着旗袍烫着卷发抱着孩子的淑惠，出现在亲戚家，告诉亲戚，她就是当年卖给人贩子的淑惠，淑惠的堂姐高兴得不知说啥好，赶紧通知了淑惠在某区当区长的弟弟。从未谋面的姐弟相见，既陌生又亲切。淑惠见到身材高大，眉目酷似父亲，气质潇洒，一表人才的弟弟，一把拉着弟弟涕泪交流。弟弟见到酷似母亲的姐姐，抱着姐姐也是涕泪交流，姐弟俩说不出一句话来唏嘘不已。淑惠的儿子看妈妈哭，在一旁拉着妈妈的衣襟也跟着哭，淑惠的弟弟抱起外甥，姐弟甥舅哭作一团。 过了良久，一旁的堂姐擦擦眼泪含泪笑着说“别难过了，这是天大的喜事啊，该高兴才是。”弟弟止住泪，说道，“是的，是的，这是天大的喜事，姐，我带你回家看娘去。娘要知道你回来不知该有多高兴！”弟弟带着姐姐，回到了阔别二十一年的家乡去见老母亲。那时母亲已经完全失明了，听到儿子说“娘，我二姐回来了。”母亲一惊，将手上拿着的东西掉到了地上，不相信的轻轻地问儿子，“锁儿，你说啥？你说谁回来了？”儿子说，“娘，是我二姐回来了。”一旁的淑惠看着双目失明的母亲，哽咽着喊道，“娘，是我，我是淑惠。是淑惠回来了。”娘抱着女儿从头上开始一个一个地方摸索，泪从昏浊无神的眼眶中滚滚落下。淑惠抱着母亲一叠连声的哭喊着“娘…..娘……你让我想得好苦！”淑惠娘，喃喃的念叨着“我苦命的女子（陕西人把女儿叫女子）……. ”母女抱在一起失声痛哭，哭得死去活来…….。淑惠的弟弟好不容易才让母女俩止住悲声。淑惠拉着儿子对娘说，“娘。这是你的外孙，叫泉生。”淑惠让儿子叫姥姥，儿子用稚嫩的声音怯生生地喊了一声“姥姥”淑惠娘，拉着外孙又高兴又难过，用簌簌发抖的手从头到脚将外孙抚摸了一遍，一把将外孙拉入怀中念道“我可怜的吾娃（陕西人称孩子为吾娃）！”不由得又大放悲声。。。。。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特别需要文化人，淑惠回老家后不久，就参加了工作。她在弟弟所在的区上做妇女工作。淑惠当时只有二十八岁，她能写会算在封闭的扶风算得上是才女。参加了工作的淑惠，就像焕发了新的生命一样朝气蓬勃，积极热情地投入到了新中国的建设之中。繁忙而有意义的工作让淑惠的心情渐渐从阴霾中走出。淑惠的弟弟，通过民政部门找到了淑惠失散在孤儿院的女儿，母子三人得以团聚。

工作不久，淑惠认识了解放军64军的一个营长。营长是河北人，个子不高，浓眉大眼，白白净净，浑身透出一股职业军人的豪爽大气，人非常善良忠厚。他十六岁就入伍参加了晋察冀军区冀晋军区、华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抗日战争中参加过柏兰镇战斗和雁宿崖-黄土岭歼灭战和著名的百团大战和后来的神仙保卫战。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参加了绥远、大同、集宁、张家口、保定南北、正太、清风店围歼、石家庄攻坚、出击察南、转进冀东、主攻新保安、助攻太原等解放华北诸战役。扶眉战役后留在扶风驻地。他一直在部队行军打仗，三十多岁了还没有成家，经人介绍认识了淑惠后，就喜欢上了淑惠，他们在一起工作的几个月中彼此慢慢产生了感情，四九年底他们结了婚。那时的结婚非常简单，同事们坐在一起举行一个简单的婚礼，铺盖被子一合并，就成了一个家。结婚后丈夫对淑惠很好，对淑惠与前夫的一对儿女视如己出，非常疼爱。

  婚后不久，一九五零年一月，64 军奉命修筑宝（鸡）----天（水）铁路，淑惠就跟着丈夫到了宝鸡----64军的留守处工作。他们将两个孩子接到宝鸡，一个上小学，一个上保育院。在宝鸡工作期间，丈夫常带部队到工地一去几月不回，淑惠的工作也非常的繁忙，淑惠忙里忙外，但是，淑惠是充实而快乐的。五零年的国庆节那天，淑惠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儿子的出生，给这个温馨的小家，带来了更多的祥和和快乐。那段时间的淑惠幸福而满足。但是，安定的生活没过多久，一九五一年二月，64军随19兵团入朝，64军改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4军。淑惠将小儿子留给母亲和弟弟，将大儿子留在宝鸡保育院，将女儿送进山西太原育英学校（一所部队子弟读书的学校），跟随丈夫参军入伍，奔赴朝鲜。淑惠的丈夫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先后参加第五次战役和保卫马良山积极防御作战。淑惠在志愿军211部队总部做文秘工作。战争期间每日在炮火浓浓中紧张的工作，淑惠肉体上虽很辛苦，但精神上始终是快乐的，她为自己能参加志愿军，为保卫祖国家园而战斗感到自豪。她倾注自己的全身心积极努力勤奋工作。她一直在朝鲜战场工作到朝鲜战争结束。那是她坎坷一生中最有意义最辉煌的一段经历。

  一九五三年64军奉命回国，部队到了沈阳待命培训。一九五三年七月朝鲜战争结束，淑惠也随志愿军总部回国，211部队解散，干部留在沈阳待命培训。淑惠夫妇将在太原育英学校上学的女儿，留在宝鸡保育院的儿子，和在母亲身边的小儿子都接到了沈阳，一家人这才得以真正的团聚，才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到了五四年，淑惠的二女儿出生。二女儿出生不久，淑惠随丈夫的部队到了北京。

到北京后丈夫参加特种部队的组建，担任文训大队队长。文训大队是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当时全是一式的摩托化装备。淑惠在部队做文秘工作。五八年七月淑惠的三女儿出生，孩子出生不久，五八年年底，淑惠从部队转业到北京， 五九年年初到北京机床附件厂报到上班，在那里做会计工作。后来文训大队调防哈尔滨，淑惠的丈夫为了照顾家庭，要求留在北京，转业到北京电探厂当厂长。他们将家安在如今的涵真园，即过去的北兵马司即清末末代皇帝溥仪的妹妹，曾经住过的一个古色古香的破败的王府花园中的一个小院。（溥仪的妹妹解放初期将此园卖给了电探厂。）

到了60年，全国闹灾荒，进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央搞精简机构，淑惠的丈夫力劝淑惠响应国家号召，退职回家。当时五个孩子的淑惠，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也实在奔波的太忙，就听从丈夫的劝告，响应政府号召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回家过起了相夫教子的专职主妇生活。

为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奋斗的十年，是淑惠一生中最美好的十年，也是最有意义的十年。

从紧张而热烈的工作中退下来的淑惠，失去了生活的平衡，心情开始慢慢的变得焦躁不安。当时有正值灾荒年，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让淑惠不由得又想起十八年年馑的恐怖情景。淑惠想方设法不让孩子们挨饿，但是，淑惠整日担心孩子们又回到早年的挨饿时代，她的精神就总是处于一种紧张之中。这让淑惠的神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伤。好不容易度过了三年饥荒。淑惠的精神才开始稍稍放松。开始几年，孩子们还小，她忙于孩子的照料和一日三餐，尽管心情不好，但忙碌的生活让她也无暇多想，情绪还算平静。她喜欢看书，那时她的床前摆满了大量的文学名著，她一本又一本的换着读了很多名著。每夜孩子入睡前，她都会给孩子们读名著哄孩子入睡。她对孩子们非常疼爱，他们夫妇供养大女儿中专毕业，在北京一所小学当了老师。大儿子文革前考入北京人民大学。二儿子和两个女儿也陆续上了小学中学。孩子们长大了，家务也开始没有以前繁忙，空闲的时间就多了，丈夫又整日忙于工作，夫妻之间的交流就越来越少，孩子们上学的上学，工作的工作，多数时间都是淑惠独自生活在破败、幽静、阴森的王府小院中。她的心情开始变得愈来愈忧郁，王府小院的阴森，让她本已多次受损的神经，开始变得更加脆弱。她不由自主地一次次想起监狱那段黑暗可怕的生活。不堪回首的往事，又一次次摧残咬噬淑惠的心灵，前夫那血泊中的尸体和最后哀怨的目光，又一次次交叠出现在她的眼前和梦里，悔恨和思念又苦苦纠缠袭击她的心灵，那种被人追杀的幻觉又不停的出现。实际上，淑惠那时已经得了轻度抑郁症。但是，那个时代，人们对抑郁症根本没有认识，所以没有人想到应该去带她看病治疗和心理干预。家里甚至没有人发现淑惠得了病，任其独自在内心折磨的痛苦中苦苦的挣扎。淑惠的丈夫，职业军人出身，人很豪爽但没有读过多少书，脾气暴躁不懂得细腻，不能理解淑惠的敏感，不能体谅淑惠的孤独寂寞，无法接受淑惠情绪的反复无常，夫妻俩常常吵架，这更加重了淑惠的抑郁。淑惠常常暗自垂泪，心情极端不好时，她多次独自一人坐火车跑到曾经和前夫一起生活过的西安，兰州等地，去寻找当年他们共同生活的足迹。

到了六四年淑惠的丈夫才发现淑惠的精神有些异常，决定从破败幽静的王府花园中搬出来。电探厂安排他们住在了前门头条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在这里淑惠又参加了居委会的工作。工作后，淑惠的精神渐渐恢复平静。一九六五年她回扶风去看望了弟弟和姐妹，这是她生前最后一次回家乡省亲。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淑惠的丈夫作为走资派被揪斗，淑惠的历史也被人翻了出来，受到红卫兵的冲击。红卫兵抄家时，从家里将淑惠年轻时穿的旗袍首饰等物，搜出来要没收要烧毁，淑惠坚决不让红卫兵拿走她的东西，与红卫兵撕扯相争。那些无知的红卫兵哪里知道，这些东西是前夫给淑珍留下的唯一念想。红卫兵不顾一切的抄走了淑惠的首饰，烧毁了淑惠的旗袍衣物，而且还纠斗淑惠。这一暴力举动将淑惠受过创伤的神经摧垮了。从那时起，淑惠除了家人就不敢接触任何人，整日将自己关在小四合院任谁也不见。总觉得有人要追杀她，整日活在恐惧中。文革期间，淑惠最疼爱的大儿子，人大毕业后被分配到丹东工作，二儿子又远去了蒙古当知青，一直引以自豪的弟弟又被关进了牛棚，不知死活，这一系列的打击，就像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压垮摧毁了她本就几近崩溃的神经，她的精神开始分裂了，一时清醒一时糊涂，但无论清醒还是糊涂，她从来都不给儿女增添麻烦，仍然自己打理家务和自己的生活，将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穿着打扮合体大方。在后来的岁月中，丈夫被结合进革委会领导班子，工作繁忙无暇照顾她，只剩两个小女儿陪伴着她。二女儿不久也下乡插队去了外地，只剩小女儿陪伴着她。那期间，她仍然动辄就自己坐火车跑回西安兰州，去寻找年轻时的足迹。每次只有大儿子才能将她找到再带回家。到后来，她只认识大儿子和小女儿，就连丈夫也不认识了，后来很多年夫妻同在北京，却分居生活在两处。有一年，她犯病后，自己跑到丹东的大儿子家，大儿子陪她重访西安，兰州。到了兰州火车站，她对儿子说“我在车站看见你舅舅了，快带我去找你舅舅。”儿子没有办法，只好跟兰州车站的服务员联系对她谎说北京查户口，要求所有北京人都回北京。于是他们才一同回到北京。实际上，在她的潜意识里始终思念着家乡和亲人。一九七六年她在文化革命中备受折磨，恢复工作的弟弟去北京看她，她已经完全不认识人了，不让弟弟进家门，弟弟隔着四合院的大门一声声的叫着“二姐，我是你弟弟锁儿，我来看你，给我开门。”她在门内却说，“你胡说，你是骗子，我弟弟锁儿在文化革命中已经被整死了。”弟弟最终也没见上姐姐一面，含泪忍悲的离去，谁知这一去竟是永诀。

就这样淑惠在恐惧和悔恨中一直苦苦的与自己较劲挣扎，在自己无比的心灵黑暗中苦苦挣扎生活到八十年代中期。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她清醒了，她预感到了自己生命的终结，她给丈夫留下了一封遗书,然后，她将自己梳洗干净，换上衣服躺在床上两手交叠放在腹部，平静安详的走了。

故事中的淑惠是我的姑姑，姑姑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她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性格悲剧，根本上是社会的悲剧。自甲午战争到文化革命后，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来一直动荡不安，像我姑姑和我父亲家族一类的悲剧数不胜数。所以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人民才可能安居乐业，才可能富裕安详。所以我发自内心的祈祷祖国远离战争，远离政治斗争，祈祷我家族和我姑姑的悲剧不再重演。我热切衷心的祝愿祖国不断强大，政治不断清明，人民永远安康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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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惠坎坷传奇的故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