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贫穷人口早已经不是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地区，而是分散在全国各地。中国贫穷人口中超过半数的人不是生活在官方划定的穷困村庄，贫困人口不仅分布在农村地区，而且已经蔓延到城市，各个发达地区和发达的城市都有，并且城市的贫困群体比农村的贫困群体甚至还要难过。因为在城市的环境条件下，水、电、气、菜、米、油这些所有的东西统统都需要钱。一旦没有钱的话，比农村还要艰难。奇怪的是自我标榜关注贫富差距的胡温政权从来就没有关心过城镇的贫困居民，而是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关心农民的身上，温家宝从2003年当总理起至今都没看望过城镇贫困居民，他探访和关心的都是农民和农民工。

    回顾中国的历史就可以知道答案，几千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仇杀史，报复仇杀一直延绵至今，特别是敌对双方的政治势力在斗争的过程中，当一方通过战争或其它手段彻底战胜另一方时，出于对仇敌的痛恨和巩固自己胜利的需要，往往会对失败者的残余势力进行残酷无情的打击报复，甚至不惜连累他们周围无辜的人群。伍子胥为复家仇掘墓鞭尸；秦灭楚后，项氏家族惨遭屠杀，秦亡后项羽把秦王子婴及其宗室全都灭光；庞会为报关羽杀父之仇，尽灭关氏家；明成祖朱棣夺了亲侄子的皇位后，把建文帝宫中的宫人、女官、太监被杀戮几尽；他一次性枉杀1万4千多人。他还将忠于建文帝的旧臣如方孝儒等人全部杀死，仅方孝儒一家，灭“十族”就杀掉873人！对于建文帝忠臣的妻女，朱棣竟把她们送进妓院、军营，让人轮奸。有被摧残至死的，朱棣就下圣谕将尸体喂狗吃了。中共打败国民党夺取大陆政权后，受压迫的贫苦人民翻身做主人了，地主资本家财产就被剥夺得一干二净，社会地位也沦为社会的最底层，可仍旧被拉出来隔三差五地斗斗，罪大恶极的还被处决。这是因为他们曾经的“剥削”和“压迫”，他们以前的地主资本家身份，成了他们永久的原罪。不仅如此，原罪还要祸及子孙。

    颇具戏剧性的是随着文革的发生，历史再一次印证了这个道理，每个中国人，不论他在社会那个角落，都被深深打上“文革”的烙印，其中尤以工人、农民和教师这三种人的烙印最为典型，他们的命运也随着文革的兴衰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主要发生在各大小城市，几乎所有的城镇居民连同他们读书的子女都卷入了文革运动。这些工人和学生便成为造反派的主力军，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工人和学生支持文革，工人造反夺权，批斗大大小小走资派和当权派最卖力，中央高层的走资派都是在城市被他们批斗的，例如彭德怀，刘少奇等。工人和学生亲毛色彩最浓。工人，主要是国营企业的工人得到厚报，有铁饭碗，有公费医疗、单位分配的住房和退休金等福利，是当时最令人羡慕的职业。农村并不是文革的主战场，农民只是在农闲的时候批斗一下旧社会的地富反坏，最多也就批斗一下最低层的公社官员，也没太多的时间卷入政治斗争。城里的工作岗位留给了城镇的待业青年，农民被钉死在田里背向太阳种地,交公粮,交余粮，而农产品的收购价过低导致农民收入少得可怜，这就是所谓的“城乡差别”了，但这是上天冥冥之中保护了10亿农民，否则以后就不是工人下岗，而是农民失地了，这是后话。教师大多是民办性质的，政治经济待遇极其低微，还背负“老九”的罪名，大部分的教师都受到学生的批斗，校园成为文革的重灾区，他们普遍仇恨毛泽东，反对文革。国家提拔不少工人到国家担任领导人，例如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副总理吴桂贤、孙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倪志福、李素文、姚连尉等，农民当上国务院副总理也有一个陈永贵，但从上到下就没有一个教师受到提拔，这是当时这三种人社会地位的真实写照。

    建国后邓小平因紧随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而被毛泽东定为“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先后两次被毛泽东罢免职务，在文革中受到的奇耻大辱，最痛心的是大儿子邓朴方在文革中因不堪受辱，逃跑中意外堕楼导致胸部以下的肢体瘫痪，丧失了性能力，不能为邓家留下后代，年仅二十五岁就要在轮椅上度过余生。这些账自然就记在毛泽东的身上了。尽管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有生之年主动与毛家后人和解了，但邓夫妇就至死都拒绝和毛的后人和解，而是带着未能把毛鞭尸的遗憾离世。邓小平篡位夺权后就把毛泽东搞的文革全盘否定，发动改革来清算毛的一切，几乎全部与毛泽东反其道而行之，凡是毛泽东肯定的他就反对，凡是毛泽东反对的他就肯定，美其名为“拨乱反正”。邓小平的改革和解放前暴力革命的目的都是要让下层的人翻身，把既得利益者打下去，不同的是因在和平年代披着温情脉脉的“改革”面纱而显得循序渐进，不像战争年代那样急风暴雨。先是不少地主和资本家也得到落实政策，返还被没收的财产，大资本家荣毅仁还当上国家副主席，荣氏家族显赫一时。对那些文革时期被批斗，被下放，被毛打到的所谓走资派平反，官复原位，把高层的毛派官员坚决清洗出局。为报子仇，疯狂地迫害毛泽东的家人，残忍地把毛远新的腿打残，毛远新的母亲朱丹华见状赶紧向杨尚昆求情，毛远新才不至于死在狱中；要不是陈云的阻止，连江青也枪毙了。毛泽东的追随者工人和学生也被邓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如果说学生阅历不深，头脑简单，又有激情，容易被利用，尚可原谅，那么工人就是毛的铁杆余党。虽然邓小平上台之初为顺利推行改革而不得不给工人发点奖金，但旋即暗中对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为新中国的现代工业奋斗了三十年的工人下手，工人一夜之间被邓小平诬陷为懒人，毛时代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也变为国有企业，强迫国企改革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无情砸烂了工人的铁饭碗，取消宪法赋予工人的罢工权利，后又实行厂长经理责任制，可以毫无理由地辞退工人，剥夺宪法规定的工人当家做主的地位。邓小平派驻的厂长经理几乎都是大贪官，把工厂企业掏空的同时，开放外资进来投资，给外资在税收、贷款、政府支持等方面以种种优惠，外资根本不用负担员工的生老病死，而是把这些社会的成本推向家庭和个人。连不少有识之士也批评“以市场换技术”是既丢了市场，也没有得到技术，但他们那里知道邓小平引进外资本来就不想学到技术，搞垮国企才是合资的目的。默许三来一补的外资企业大肆倒卖保税原料，冲击国营工厂，鼓励发展个体户以冲击国营商业。邓小平仿效蒋介石利用日军消灭非蒋系的杂牌军的方法，凡是毛派大本营的行业，例如商业、供销、工厂企业、粮食等等都推到市场去残酷竞争，利用外资、私企和个体户搞垮它们。但凡是邓既得利益者集中的行业，像行政机关、学校、信息、交通、电信、供电、金融、文化传播等等，都受到保护，绝不对内开放。尽管邓小平大权在握，但由于旧制度的余威还在，银行不计后果的天量信贷还在维持工厂的繁荣，企业还没有亏损，让工人们下岗的条件还不成熟，陈云和李先念等党内元老会反对。所以工人在整个八十年代还是过了一段火红的日子，既享受着毛泽东时代的免费住房、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等全部福利，又可以拿到改革之前所没有的各种奖金，无数的工人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完全没有意识到丧失当家做主权利的恶果，不知道这是死亡前的回光返照，乃至最后大祸临头而措手不及。元日天认为这是由于在八十年邓小平与陈云两大巨头的治国理念不同，虽然陈云解放后被毛冷落了十九年而仇毛反文革，但仍主张保留毛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却因为在大部分社会领域保留公有制不动，不会出现关、停、并、转、撤，不会造成职工大批下岗的问题。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改革遭到以陈云为首的党内保守势力的强力阻击，较量的结果变成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依旧在计划经济框架内。

   “六.四”事件后，赵紫阳下台，谁上台做总书记成为决定今后全中国人民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按理应该是轮到经受住“六.四”事件考验的李鹏做总书记，但邓小平认为李鹏是周恩来的养子，文革中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必定会继续周恩来的计划经济路线，因此他宁愿破格提拔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为总书记，也坚决不让李鹏担任总书记，因为他深知陈云派系的李鹏是不会延续他的改革政策而江泽民就一定会。但江泽民鉴于前两次学潮都是由于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导致物价上涨而引发的，前两任的总书记正是由此而下台，加上陈云担任主任的中顾委还在幕后发挥影响力，因而变得保守起来，经济改革停滞不前。一九九二年，八十八岁高龄的邓小平在北京再也坐不住了，跑到广东南巡，发话威胁“谁不改革谁就要下台”，直接向陈云的保守势力宣战，江泽民见势不妙，干脆撕掉伪装多年的“保守”外衣，露出极右派的真面目，唯一对政治有影响力的中顾委在当年也被邓小平强行撤销，这等于是帮助江泽民解除改革的约束。在稍后党的十四大上迫使陈云派系的姚依林、宋平辞去政治局常委职务，换上邓派的改革大将朱镕基和胡锦涛，并废除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确立全面推行市场经济，工人已经难逃将来下岗的命运了。没有计划经济下的国企在与外资、私企的竞争中完全处于劣势，不过几年时间已经困难重重，企业普遍不要说奖金就是工资也发不出了，部分工人也觉得情况不妙，但为时已晚了。江泽民乘机大力鼓吹“国退民进”论，为以后企业的破产，迫使工人下岗打下了舆论基础。

    邓小平既然与毛泽东对着干，自然要打农民牌和教师牌，除了因经济建设需要不可避免地发生征地问题有损农民的利益外，其余都尽力扶持农民，在计划生育政策上实行双重标准，严格限制城镇居民只生一胎，一边说要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一边又允许农民合法生育二胎，就是超生罚款也远低于城镇居民。邓小平憎恨工人，自然最想农民进城取代工人，但这个计划存在巨大的政策障碍，本身城镇居民都没有完全安排到工作，大量居民处于待业状态，让农民做工人自然难以实现，于是先解除了农民外出打工的禁令，允许农民在自己的田地搞副业，包括乡镇企业，然后加快国企改革，一旦工厂破产、转制后民营和外资自然填补国企的空间，农民就可以不受政策约束地做工了，这样既可以惩罚工人又可以扶持农民。同时大力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大造舆论，提倡尊师重教。邓小平故意把每年的9月10日定为教师节，而9月9日是毛的忌日，按照习惯，节日都会提前一天开展庆祝活动，正好让教师在毛的忌日欢天喜地地“过节”。工人就不得提拔做官了，代之以教师得到大肆提拔，突出表现在各市，县，镇的官员提拔上，每当要提拔人做官时就非教师莫属，大规模提拔教师做官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潜规则，一来是教师在文革中与邓小平共患难，是同一战线经得起考验的战友，邓小平需要回报教师，二来教师在毛泽东时代吃尽苦头，哪个教师不仇毛反毛？他们做官后就绝不会为文革翻案了。打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做掩护，“教师出官”成了中国官场特色，但对于女大学生为生活所逼而成了妓女，他们又装着看不见了。数数吧，现今有多少的地方官员过去是做教师的？但由于当时财政困难，教师经济上的待遇和其它行业的人相比有差距，教师仍是冷门的职业，政府因而还屡屡被不知内幕的人批评不重视教育。对于改革的不预期理想，邓小平也流露出对胡耀邦，赵紫阳及江泽民的不满，后来发现朱镕基的想法和他不谋而合，就当着李鹏、江泽民的面，指着朱溶基说“我不懂经济，他懂。”，把朱镕基从地方提拔到中央做政治局常委兼副总理，从李鹏手中夺走主管经济的大权，并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开始以治理整顿为名大肆推行紧缩货币政策，目的是要彻断工厂的血脉，工厂一旦没有资金来源自然很快亏损。

    城乡户籍问题要从新中国的土改说起，由于社会分工的原因，土地只分给农民，农民自然就多要了部分田地，那么其他人吃什么呢？农民就把多种的部分粮食交给国家，国家再把这些粮食卖给城镇居民，因而就有交公粮。工人都属于城镇居民，工人和城镇居民关系之密切是剪不断理还乱的。计划经济时代城镇居民有吃、穿、住、学习、工作的保障，这是作为居民失去土地的补偿，谈不上特殊的照顾。但在邓小平看来这一切都毛泽东带给居民的，因而城镇居民便成了毛泽东的“既得利益者”，一想到这些毛的余孽还享受这样的福利，邓小平简直食不甘味，城镇户籍改革迫不及待，改革后附加在城镇户口上的这些福利待遇被剥离得一干二净。要想得到这些福利待遇就只有依靠工作单位提供了，而邓的既得利益者都占据了国家机关以及垄断企业，拥有稳定的工作，取消城镇户籍福利并不会影响到他们。但一旦养活工人们的单位破产解散了，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外资和私企，这些外资和私企都是血汗工厂，工人生活成本比农民高得多，工人想进去做工是无法和农民竞争的。即使进去也不可能提供毛泽东时代的免费住房、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等福利给工人，这就无形中剥夺了工人们的以前享有的福利。到的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江泽民以保护农民利益为借口禁止城镇居民转为农村户口，也就是城镇居民不能回去当农民了，但却没有相应地给居民以土地作为补偿。时值下岗前夜，江泽民不迟不早选择这个时间颁布禁令绝非巧合，目的是赶在下岗前抢先一步捏断居民的后路。老奸巨猾的邓小平也没有在他活着的时候搞工人下岗运动，元日天认为邓小平并非不想工人下岗，而是自己不愿意背负这个恶名，就像当年曹操不是不想当皇帝，他只是想把皇帝留给他的儿子做。

    江泽民在1966年至1970年在武汉锅炉研究所当所长，因对造反派说了一句“最怕毛主席”而被批斗了3天，在高温下晕了过去，被人们用‘十滴水’（注：一种解暑药）抢救过来。朱镕基先是在五十年代因言论被划为右派，并被开除党籍，后来在文革中还被下放农村劳动五年，干过各种各样的农活，留下了腰肌劳损的病根，因此他俩和邓小平一样仇毛恨毛。1995年陈云去世，这意味着他的势力彻底退出中国政坛，党内已经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制衡邓小平了。1998年邓小平的爱将朱镕基接替陈云派的李鹏任总理时，工人的灾难就来临了，极右派以“改革开放”的口号忽悠国人近二十年，到现在是图穷匕现的时候了。朱镕基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酷吏和恶人,完全继承了其祖先明朝皇帝朱棣的残暴的本性。封建社会一人有罪最多也不过株连九族，但朱镕基为了报文革被整一己私仇，强迫三千万无辜工人下岗、买断工龄、自谋生路、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养不起老……死活没人管，惨绝人寰，意图逼使工人们提前送终，还扬言下岗工人没有一分钱的补偿，最后还是高层从维稳角度出发，决定给人工一点补偿。朱镕基为此编造了一个迷天大谎，那就是“企业保险制度”。将由企业负责代扣代缴代报账，国民几十年上交的《劳动保险金》，这一以国家信用担保的保险金，无中生有说成是“企业保险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有过这样一个制度。因为依据《企业法》中的有限责任制度，企业倒闭了，责任也就消失了。有多少工人辛辛苦苦为党和国家工作了一辈子，快到退休年龄了才发现单位解散了，退休金自然无法领取，朱镕基就强迫这些人个人出巨资重新买养老保险，等于迫工人们把以前领取的所谓奖金又吐出来。朱镕基还不罢休，为进一步打击报复工人，还推出了万众唾骂的“退休金双轨制”，导致机关事业单位和教师的养老金要多于工厂企业人员养老金的5至7倍，工人则沦为社会的最低层的人物，连块土地都没有，境况比农民也不如。国企关闭后，私企和外资大量填补其空间，农民终于名正言顺地大规模取代工人进城做工了。极右派从上台到迫使工人下岗足足花了二十年时间，超越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出乎全国人民的意料。朱镕基的恶行激起了下岗工人的愤怒，后来朱镕基的岳母在长沙被人买凶杀死，据传就是下岗工人干的。为了镇压工人的反抗，对为其卖命的公务员连续数次宣布大幅增加的工资，教师也吃皇粮，薪酬待遇不低于公务员，公务员和教师过上了最令人羡慕的生活，成为邓时代的既得利益者。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腐败和贫富悬殊愈发加剧，觉醒的下岗工人都怀念起毛泽东了，几千万下岗工人在全国掀起风起云涌的毛泽东热使江泽民和朱镕基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毛派是最获贫穷民众支持的，工农一旦联合起来，他们就完了，但细看工人和农民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工人做梦都想回到过去，而农民只是对贫困不满而绝不想走回头路。既然农民在文革时候和他们没有结下冤仇，那就更有理由扶植他们成为自己的支持者以对抗毛派的工人们。江泽民决意先在农村全面推行基层选举制度，比工人文化素质低的农民和工人的遭遇相反，得到直选村领导的民主权利。到了2000年3月，一个叫李昌平的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写了一封题为《我向总理说实话》的信给朱镕基总理，这位冷血总理马上抓住这个机会大做文章，联同主管农业的副总理温家宝高调派人下去找李昌平调查实况，中央高层逐渐把三农列为优先解决的问题。但直到他总理任期快结束时，提高农民生活的方法还处在研究探索的阶段,农民的生活一下子还没有什么提高，以至当有记者问及朱镕基四年施政还有什么遗憾时，他感慨最大的遗憾是我们的农民还没有脱困。他这未完成的任务便落在下一代的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身上了。

    胡锦涛七岁丧母，从此之后其父胡静之没有再婚。到了胡锦涛十多岁的时候，他父亲胡静之的茶叶店被“公私合营”，胡静之也成为了泰县供销社的一名职工，属于私方人员,他除了有领工资之外，还有领取股息，比一般人强多了，养大三个子女不成问题。但他太贪心，动起了非分之想，在1960年贪污公款（现在铁定要坐牢），文革中因此被造反派将其拉到台上进行批斗，将他关了起来，其身体一天天垮了下去。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只有五十多岁的胡静之死不瞑目地离开了人世。文革时期温家宝大学毕业没能留在大城市而是被分配到西部落后省份甘肃，长期工作于基层，又苦又累又低微，使栋梁精英温老备感羞辱，人生最美好的青春被埋没在大西北更使他对毛只有刻骨仇恨，做了总理后露骨地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可能今天还在山沟里拿着锤子跑地质”。胡温当政自然不谋而合，进一步贯彻上届政府策略，玩弄其一贯的政治手法，先大做舆论宣传，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大肆炒作三农问题，什么“基尼系数超警戒线”、“贫富悬殊”、“财富集中”等等。不明真相的下岗工人还以为胡温开始矫正上届政府的错误，要缩小“贫富差距”了，但胡温所说的“贫”是特指农村的贫，所有的扶贫都在农村，而对贫穷城镇居民的乞求目光视而不见，这才有了重庆市下岗女工被饿死床上五年多，变成一具白骨；南平郑民生被生活迫疯而杀人时的高声嘶喊“你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们活”这些惨烈的事件。胡温更是打着“工业反哺农业”的旗号扶持和关心农民，从2004年至2011年连续八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锁定三农，八个文件一脉相承，落脚点都是稳定粮食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基础建设。从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种地有农业补贴，看病有合作医疗，上学还有特困生补助。就连购买家电，还可以按照13%的比例进行报销。以及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使得过去几年农民整体收益不断提高，再加上县域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如建筑工、服务业与经商等，农村收入处于一个较高速增长的时期，而且因生活成本比城镇低，因此农村不再是若干年前那种死气沉沉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状态，而是构成了一个真实的“农村市场”，农民生活的基本商品化，自我创造了更多就业。为防止农民的负担反弹，竟然不惜对中国的镇级行政机构大动手术，进行大规模压缩和合并。取消农业税等于免交公粮，农民在田里的一切收获不但都归属自己，国家还有种粮补贴。这对于没有土地的其他公民就显得不公平了，但胡温不但拒绝再来一次土改，把土地公平地分给每个公民，或者对农村集体经济体制进行股份制改革，将集体福利量化到每个国民，而且继续严禁城镇居民转为农村户口，没有农村户口的城镇居民自然不能分享农村的福利，这对于口口声声“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胡温当局是个讽刺。胡温取消农业税后城乡大裂变，城乡差别发生根本性的逆转，除了公务员和教师拥有高工资高福利外，普通的城镇居民一无所有。中国工人阶级彻底更是沦为中国社会最底层、最没有人权的人物，处境悲惨，形同奴隶，那是中国宪法中明文规定的响当当的领导阶级啊，面对在城市“连喝口水都要花钱”的高昂生活成本，他们生活得很不体面，落到生不如死的地步。农民是名副其实的小地主，拥有大体属于自己的宝贵田地资源作为生活保障，不想在城里打工了还可以回家刨地，城镇里的居民下岗了就等着喝西北风。胡温当政近时期正是中国城市房价有史以来狂涨最快的时期，这当然和他们的放纵密不可分，而且不允许居民集资自建房，目的是逼居民购买昂贵的商品楼来榨干他们有限的钱财，把财富转移到农民，苦的是城镇普通居民，一辈子不吃不喝也买不到房子，落得个上无片瓦(商品房买不起),下无寸土的结局。农民则不受住房的烦恼，只需要在宅基地上以极少的资金就可以建起比城镇商品房还好的住房，死后还可以土葬，不像城里人死不起，即便是在内地的那些远离市区、还相对落后的山村，成片成片的农舍，都由原先破旧的平房，变成了两层楼房，平坦的水泥路面铺到了农民的家门口。而在城市做工，养老保险，低保等以前是居民才有的权利，但现在农民都得到了。但有田有地，获得村中的分红这些农民的权利却是居民不可能得到的。以至普通的城镇居民都羡慕拥有农村户口的农民，但拥有一个农村户口对于居民来说是个不可能实现的愿望。据2010年3月6日的官方《南方日报》第四版报道，在珠三角站住脚的农民工，政策上也允许他们就地"市民化"，比如中山市有3万多人符合条件，但真正落户的只有100多人，这100多人还都是历届“百佳外来务工人员”。也就是绝大多数农民宁愿回去所谓经济落后、贫困的内地做农民，也不愿意放弃家乡的田地到经济发达、生活富裕的中山市做市民，农村户口取代过去的城市户口成为香饽饽，拥有一个农村户口才容易得到吃、穿、住、工作的保障，谁都知道“有车有楼，不如有个农村户口”。

    早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的中共权贵官僚内心恐惧革命，他们厌恶马列毛思想，害怕马列毛主义刺激中国穷人起来造反，在他们全面主宰下的中国，毛主义成为禁忌，工人由于文革原罪而被贴上“毛”的标签，自然也成为敏感和忌讳的话题，没有那个中共的高层人物愿意再提及这些人，谁要是不识趣提出工人问题必然遭到群起而攻之。所谓三农问题反而刻意让成为热门的话题，传统的工人被边缘化，工人的名称也被农民工代替了。恶心的温家宝还公然宣称城镇居民有低保，不需要操心，但每当城镇居民向政府申请低保救济时，总是碰壁，得到的回应是“社会主义不养闲人和懒人”。当不少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即使整天不工作而依靠村里的分红都吃喝无忧时，温家宝就绝口不提养懒人了，而是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深切地体会到十亿农民的疾苦”。联想到温家宝论述“橄榄型”格局，勾勒分配制度改革蓝图。那么橄榄型的最上端无疑是城市的权贵官僚、公务员和教师，作为缓冲的中部就是数量庞大就农民和白领，而最下端的是被边缘化的城市贫民。右派通过发动政变好不容易战胜左派取得政权，三十年以来不但从上上下下把毛派官员清除干净了，而且清算毛的运动还波及作为毛派基础力量的下层城镇居民，尤其是工人。为了防止左派反扑，需要扶植属于自己的政治力量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城镇居民和农民采取迵然不同策略，由于城镇居民是毛时代的受益者，农民是弱势群体，对城镇居民就采取残酷无情的打击报复，取消城镇户籍福利，要么以转制为借口推动外资兼并国企，要么强迫城镇居民下岗，不问生死，一概拒绝承认他们的失业状态，称之为“自由职业者”；对农民就换了另一副仁慈的面孔，农村的土地承包给农民保护起来，和国企改革相反，最没有效率的落后农村小农耕种反而要竭力扶持，不论外国的产业化和机械化技术多么先进、效益多高都不允许染指农民的土地，不但取消农业税，而且种田有补贴，养猪有补贴，植树有补贴，买农机有补贴，连生小孩也有补贴，农民可以不劳而地获领取村集体分红。要维持农民工的就业就要竭力为外资和私企营造生存环境，为此需要人民币大幅贬值的低汇率以及利于企业融资的低利率，加上对出口企业的财政补贴和出口退税，实际的汇率还要比现行的还低，而长期实行低汇率的政策必然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再加上实际的负利率，导致楼价和农产品狂涨，这正符合胡温的心意，高楼价可以更快掏空居民的财富，农产品涨价有利农民增收，最受害的是依靠固定退休金的下岗老人。一说到到农民就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要如何保护农民的利益，大谈失地农民生活的保障；但绝口不提工厂企业是居民的命根子，而是动辄就解散破产，导致下岗城镇居民的生活比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民还苦，那时的农民都有田耕，可以解决温饱，当今普通居民生活毫无保障，改革使他们成为唯一没有任何福利的人群，各级政府还向他们一股脑儿摊派各种各样的人头费。令毛派一直尴尬的是国内左翼网站的拥毛者几乎都是下岗工人，鲜有农民怀念毛，那怕是失地的农民，原因就在于改革开放的政策使农民翻身了而工人却下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