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告所有对母亲的回忆留过言的博主们：各位的留言已经用电子邮件传给姐姐，姐姐印出来后，交给母亲看过了。 两个小时以前和母亲通过电话，母亲说她读过各位的留言后非常高兴，她谢谢大家的问候和鼓励。

 人生意义初探  

  我读小学五六年级时，记得一天在家里的石梯缝高兴发现一窝蚂蚁正忙碌地来来往往运送食物，我看得很有趣，看了一阵后，突然感到我这样活着与蚂蚁有什么不同呢？我不能默默无闻像蚂蚁那样仅仅为了生存而活着，必须要有所作为，“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深深地印入我的心底。就在我读高小的这段时间我开始看武侠小说，什么“七剑十三侠”、“七侠五义”等等看了不少，我对剑仙侠客很崇拜，他们打富济贫，拯救了受苦受难的人，他们太伟大了。进初中后，开始读现代小说，第一本读的是蒋光赤的“少年漂泊者”，主要内容是反对等级封建婚姻，争取平等自由，以后又读了巴金、茅盾、高尔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民主革命色彩较浓的小说。那时课余时间和寒暑假我没有什么可玩的，家里也没有可与我谈心的人，我唯一的乐趣就只有读小说。记得我家一到农历10月以后就开始忙碌，做咸菜、做米酒、杀猪腌肉…等等都要在过年前做好，家里有两三个佣人，本来不用我做什么事，但母亲好象看不惯我成天抱着一本书看，总说：“春风忙忙，官家小姐都要出绣房”，我是个姑娘家，也该学做点家务事了，做什么呢？家里腌好肉后都要用松柏树叶来熏过，这样熏出来的肉又好吃又放得长久，我每年几乎都愿承担这个任务，因为这个任务只管坐在熏肉架旁边，不要让松柏叶烧起火苗来就行，火苗一起就赶快用树枝蘸水把火苗扑打下去，火苗不起时，我就只管看我的书。从我看的小说中，使我萌发了民主革命的思想，从崇拜虚幻的剑仙侠客转为崇拜为改变不平等的现实社会而奋斗牺牲的革命者。幼小的心灵开始渴望平等自由。我初中一年级是在国立西南师范附中读书，这个学校对学生管教太严，我不喜欢读下去，听说省立昭通女中比较自由，我就转学到女中读二、三年级。读女中时有个怪现象使我感触很深，每到一个新学期开学，都要少几个同学，她们不来读书是去嫁人了，有的嫁个小军官当太太，有的嫁商人，她们好象也很满意，当时我在班上属年纪比较小的，有十三四岁了，那些嫁人的女同学虽然比我大，也不过是十六七岁至十八九岁，我对她们很鄙视，觉得她们读书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提高一下身价，找个好一点的男人依靠，当人家的附属品，我绝不走她们的路。我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多学知识文化，增强自己能独立于社会的能力，我有我的理想和抱负。在这些同学中自己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我对家务事，家庭妇女就比较轻视，对自己的前途，自己的将来慢慢地建造了一座空中楼阁！总之，不愿平淡、庸碌地过一生，但具体的方向目标又是模糊不清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两点是明确的，一是反帝思想，特别痛恨日本帝国主义。我读小学时抗日战争就爆发了，昭通这样一个偏僻的城市日本帝国主义都不放过轰炸。我读高小时，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昭通，我幼小的心灵第一次感到死亡的恐惧，大人顾不了我，我只知拼命往城郊跑，跑到城门洞时人群拥挤不堪，但我终于挤出了城门，跑到一块种茭瓜的田坎上时，日本飞机正飞在头上，我赶快卧倒在田坎上，飞机飞得很低，机翼上的红太阳都看得见，我心里想完了，今天死定了，待解除警报时，走回家的路上才感到手脚都瘫软无力，才知受惊吓后的滋味是什么。以后常有空袭警报，慢慢地也就不怕了。有段时间学校停课防空，母亲带我到乡下躲警报去了一段时间，直到陈纳德的“飞虎队”驻守昆明后，日本飞机才很少来云南施威了。所以从小学四五年级开始我就恨日本帝国主义，加之当时的高中学生组织的“抗日救亡”宣传队，常在街上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教唱抗日歌曲，学校也教唱抗日歌曲，我也一天天长大进了初中、高中，从感性到理性逐渐加深了认识，深感国弱民穷，当政者腐败不堪，才遭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有个故事对我震动很大，据说有一对在法国留学的科学家夫妇俩，看到祖国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毅然回国报效祖国，但到重庆后长期得不到当政者的过问和重用，以致到了生活无着的地步，夫妻俩悲愤之下双双上吊而死。当时前方的将士浴血奋战，后方的达官贵人仍过着奢侈的生活。对抗日战士我很敬仰，记得一个大雪的冬天，我曾在日记里写过一首小诗“红的血，白的雪，沸腾的血，冰凉的雪，抗日的战士们用你们沸腾的血，融化掉冰凉的雪。”

其次是反封建，求自由平等的思想也较明确。由于自己是女人，在当时的社会深感男女极不平等，妇女只不过是男人的附属品，在社会上没有一席立足之地。另外对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现象也极为不满和困惑，有的没有付出什么辛劳，也不懂科学技术，却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有的苦死苦活却衣不遮身，食不果腹，我虽生活在地主家庭，吃穿不愁，但也有许多苦闷和不满，对母亲我一方面同情她被父亲遗弃，另一方面又不满她推奴使婢，打骂丫头，成天抽大烟打麻将牌的自我麻醉生活。我很同情家里的丫头，记得有个姓黄的七、八岁的小姑娘，因她母亲已死，父亲是个铁匠，又吸大烟又赌钱，只好把她女儿卖给我家做小丫头，她来我家那天衣服十分褴褛，又脏又瘦非常可怜，那时我已读初中，我很同情她，还写了一篇日记，记述当时的情景和我的心情。后来母亲给她取了个名字叫小富贵，母亲还说买她来是为了以后给我作陪嫁丫头，我听了很反感。但是怎么改变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现象呢？我又感到茫然和苦闷。

    1943年夏天，我读初中三年级时认识了猛，他与我的同学淑的哥哥召是同学，又是拜把兄弟。召要离开昭通时，委托猛帮他妹妹补习功课。一天淑对我说帮她补习功课的老师猛问她，同学中有没有会想点问题的同学，她就说到我，猛就叫她约我一起去补习功课，后来我就经常晚上到淑家去跟她一齐补习功课。我当时万万没有想到，认识猛是决定我一生的命运和历程！猛当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高中毕业后在教小学。作为猛来说，当时给我们补习功课是次要的，主要目的是进行共产党的革命教育，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发现和培养进步分子。说来也奇怪，虽然淑我们两个共同接受猛对我们的革命启蒙教育，但我悟性特别好，对他的提问常常是我先答出来，所以猛常夸我聪明，相形之下，淑就显得反应慢点。有次她对我说，老师以后问问题时，叫我不要忙着回答，等她也想想回答，青少年时期的这些事想起来真是幼稚可笑。那时猛借给我一本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记得是一本红壳子的精装书，他嘱咐我用牛皮纸把书包上，不要给人看到。我以神秘好奇的心理读完了这本书。记得书上有好几个延安时期共产党的领导及红军士兵的照片。读了这本书我感到兴奋，好象在茫茫大海中找到了航向，认为共产党才是救国救民的英雄，共产党神圣伟大，共产党人是我过去幻想的剑仙侠客的现实人物，总之，对共产党的看法既崇拜又神秘。当时很想问问猛是不是共产党，但又不敢问，觉得不应该打听别人的秘密。以后他又给我“论新阶级”、“新民主主义”及小说“新生代”等书看。当时对理论方面的东西似懂非懂，读起来有些枯燥，不如小说好看。后来猛上昆明后，还给我寄过“新华通讯”油印小册子，我给淑看时她很不高兴地说“我不看，回子反心大”，看来她对猛已很不满，对我也早有嫉妒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