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山那边去”

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在学生中流行的一首歌曲“山那边有好地方”，半个世纪了我还记得歌曲中的一些词句：“山那边有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大鲤鱼呀满池塘，织青布做衣裳，年年不会闹饥荒…穷人富人都一样…”那是一个男耕女织，人人平等，没有剥削压迫，没有饥荒的地方，是小农经济的理想社会。那时成批的青年学生下乡到游击区去，“到山那边去”就成为到游击区去的代名词。我当时和许多青年学生一样，到“山那边”去的追求是建立一个民主、平等、自由，没有剥削压迫，人民富裕，国家强盛的社会。特别是民主、自由、平等，是广大青年学生奉为神圣的追求目标。这也许是几千年封建统治的窒息，迫使青年人更渴望民主、自由、平等。但按马列主义的理论，“民主、自由、平等”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口号，而共产党是要搞无产阶级专政，强化无产阶级专政，最后在高度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些理论当时也知一二，但并未深入思想，更没有感性的认识，特别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具体地思考过，毫无思想准备，所以对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体现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上、行动上都是处于被动状态，不理解，不适应。对在高度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的目标，以前认为是可以实现的遥远的目标，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及国际国内的演变，感到根本不可能实现，什么叫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马列只讲了电气时代，而今天的信息时代他们也不可能预想到。当今的生产力算是高度发展了吧！贫富悬殊，不公平现象到处可见，就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国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世界的各种矛盾——阶级的、信仰的、民族的、道德的、地区的、宗派的…种种冲突和斗争，只要人类社会存在，永远不会停止！

1949年6月，高中毕业考已考完，但还未拿到毕业证书，民青组织通知我，准备到思普区去，猛这时已调到宜良与嵩明两县交界的矿山地区的邑市马街去搞革命武装，当时他用何兴昌的名字，以宜良县邑市马街小学校长的公开身份为掩护，发动矿山工人及贫苦农民组织武工队，并做乡长的统战工作。正值我准备要到思普区时，猛到昆明向地下党领导汇报工作，他知道我要到思普区去，就向领导要求我同他一道去宜良工作，领导同意了他的意见，就这样我踏上了到“山那边”去的征程。

要去“山那边”了，我又激动，又隐约有些忧虑，激动的是我终于投身轰轰烈烈的革命了，又与恋人战斗在一起；忧虑的是离开了优裕的生活，走向艰苦危险的生活，我虽然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不知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样子的生活？我带着救世主的心景——牺牲了我的富裕生活和家庭，为了拯救苦难的人民和国家离开了家。走时，我带了两套农村妇女穿的布衣、胶鞋、手电筒和一些简单的行李。那时父亲已“长春起义”，我们家也处于特务的监视之下，但卢汉还掌着大权，特务也不敢把我们家怎么样。所以我走时不算很秘密，告诉潘娘我要下乡，只是没有告诉她我去的具体地点，但告诉她我与猛的关系，她也明事理，没有追问我具体去那里，并表示支持我去游击区，给了我一支推轮小手枪，送了猛一支大拉八手枪，还有几支美造卡柄枪、美国军用消炎药品，此外还给了我十个金戒指，可能三四十克左右，告诉我万一急用钱可一个个地去换，猛通过其他关系也弄到了好几支步枪。带着这些枪支我们如何通过关卡出城呢？潘娘叫杨光华开我们家的美式吉普车，并请父亲的老军需主任曹星辉，此人沉着老练，送我们出城。吉普车把我们送出东站检查站，然后有人来接我们上了火车，火车开到宜良、嵩明交界处的一个站我们下了车，到叶何煤矿公司见到了来接我们的几个武工队战士，他们扛上枪我们一同到宜良。

叶何煤矿公司后面就是一座山，翻过山去就是宜良地界，我们大约走了三四个小时，到了宜良马街乡，这里已是半解放区，快到吃晚饭的时候了，猛先带我到西边村去看武工队长钱明达的爱人小方，小方刚生孩子一月不到，面色苍白，身体虚弱，还忙着给我们做饭，我很不忍心吃她做的这顿晚餐。据说她生孩子很困难，又不敢到城里医院生，怕暴露身份，只好在农村请产婆接生，她生孩子时老钱外出打仗，那时林坚是武工队的教导员，也与钱明达一同出去了，猛是嵩宜特区书记，是他们的总头头，照顾小方生孩子的责任就落在他头上了，他什么也不懂，急得没法，只好求助产婆和村子里的老人，最终生了个男孩，但小方吃尽了苦头，猛开始给这个男孩取名叫钱难生，后觉不妥，又听说老钱他们在外打了胜仗，猛又给孩子改名叫钱迎刃，予祝他一切困难都迎刃而解，以后他们家的子女都以“迎”字来排列取名。小方生孩子的痛苦使我很恐惧，我暗自发誓战争环境中决不结婚和生孩子。在小方那里吃完饭后，老李又带我走了近一个小时的路到了邑市马街小学。这时我改名叫张文锦，以小学教师的身份住进了该校教师宿舍，这就是我到“山那边”去的第一站。

学校在一座破旧的庙里，中间有块不算小的场地，学生上操和开大会就在这块场地上，正面台阶上是正殿，里面还有好几尊菩萨，正殿两侧有两排房子，一边是教师宿舍和会议室，一边是学生教室，厕所在靠墙的最后面，如果晚上要上厕所得打着手电筒经过阴森的正殿面前才到，初去时，晚上上厕所我有些恐惧，以后也就习惯了。我与师院附中下去的秦稚华住一间房，下乡后猛给秦改了名叫赵自新，秦已是党员，后来她介绍我入了党。秦叫我写自传介绍我入党时，我并不激动，我觉得我应该早就是党员了，为什么我接触地下党五六年时间，又为党做了一系列工作才能入党呢？据方后来讲，他认为我多留在党外一段时间更便于工作。猛讲因我们的特殊关系他不便介绍我入党，但我认为主要是我的家庭出身，他们想多考验考验，直到下乡后才介绍我入党。那时张志是我们地方党支部书记，地方党员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支援武工队，打倒蒋介石，女党员只有秦稚华和我两个，我两个的任务主要是做好妇女工作，一是利用小学教师的身份，教好课，给学生灌输革命思想，二是办妇女识字班，晚上教妇女识字，宣传革命道理。那时主要是建立反蒋统一战线，只要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不管是地主乡保长我们都要团结。邑和乡的乡长当时也是统战对象，由猛亲自做他的工作，他曾用乡公所的枪支，支持过武工队，但后来猛走后，有些问题处理不好，他又起来反对共产党，被共产党镇压了。

在宜良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第一次经历了夜行军。一天下午，有情况说，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营的部队往邑和乡方向开来，可能晚上会到马街，当时猛到昆明汇报工作后正在返回的路上，张志、林坚、钱明达他们决定，地方党员干部天黑时撤到山上去，武工队到大路边的山上埋伏等待。我们赶快吃了晚饭，带上点随身用品就出发了，走不多远，天就黑了，命令不准打电筒，只能一个紧跟一个走，第一次走没有照明的夜路，跌跌撞撞走了几个小时，终于到了山上一个很偏僻穷困的村子，躺在草垛上休息，有的躺下去就睡着了，我睡不着，挂念着猛在回来的路上是否有危险，其他几个领导同志也担心着他的安全。第二天上午，情报传来说敌人并没有到邑市马街，而是去别的地方了。我们向农民买了些土豆吃后就返回了。回到小学后，猛已安全回来，大家看到他无事也很高兴，他讲他在路上还真遇到了点麻烦，他倒没有碰上国民党中央军，而是遇到土匪，被土匪绑架到山上去了，他告诉土匪，他是马街小学的老师，没有什么钱，并慷慨激昂地给土匪讲了当前的时局和他们的出路，后来土匪被他的话感动了，还派人送他下山，大家听了，很敬佩他。

记得是八九月份，快秋收的时候，猛奉命调滇东北工作，并同意调我与他一道去，去前需到昆明，上级要具体交待他任务。我与他一道返昆，这次他住在王传恩家，因长猛与王传恩的二弟王传召是好同学又是把兄弟，我们都叫王传恩大哥，当时王传恩在金碧路上一家教会医院当牙科医生。我回到家，家里人除潘娘知道我到“山那边”去外，其他人模模糊糊不知道我这几个月去那里了。回家后感到家里生活的确舒服，但也觉得没有意思，我去农村几个月，虽然没有干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我在群众中宣传了革命道理，特别对受压迫最深的妇女，启发了她们求解放、求平等、学文化的愿望，她们拥护革命，积极支援武工队，这也是我对革命的贡献，我没有浪费青春，感到生活艰苦，但精神上是愉快充实的。猛住在王传恩家那几天，王家有急事需借钱，猛征得我同意，把我带下乡的拾个金戒指借给王用，后来王传恩按重量还了一块金子，1951年整党要求划清与剥削阶级家庭的政治、思想、经济界线，我把那块金子交给了昭通地委组织科长张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