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屯回忆：北京争取香港人心的策略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04月08日15:31:35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香港回归十周年前后，前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接替许家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周南等几位退休老人，相继发表谈话和出版回忆录，以激烈言辞抨击许家屯。自称“九二老人”的许家屯打破沉默，“来而不往非礼也”，接受采访，回击他认为的“诽谤之辞”，澄清相关历史事实 　　高伐林按：“现在可以说了”——这是一本关于美国制造原子弹的纪实的书名（美国莱斯利.R.格罗夫斯著），但是后来许多人发现这个题目不错，纷纷沿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制过程揭秘的书，也借用了这个标题。我这一组专访許家屯的文章，2008年年初在海外首次刊出时，也鬼使神差地用了这句话来做总题。 　　任何机密，都有保密期限，不应该也不可能永远保密。许多事，当时不能说，但事过境迁，就不妨公开，许家屯关于二十多年前在香港工作的回忆，也是如此。所谓“现在可以说了”，就是这层意思。 　　今年95岁的许家屯（1916年出生），在同龄人当中身体真算出类拔萃，但是毕竟年事已高。我2007年年底拜访他，非常惊讶他的身体强健、思维敏捷。那年早些时候，他曾一跤跌断了左手腕，经过两个多月治疗，才基本痊愈。我见他时，已经基本无碍。而最困扰他的，是他的视力严重衰退，纸上一寸见方的字才能看清，小字就很难辨认，看电视画面也是模模糊糊。但即使如此，他坐车在离家几十英里的地方，仍能给像我这样不熟悉当地道路的驾车人指路：这个路口左转，下个灯右转……居然一点不错就开到了目的地！ 　　那次我离开之后没多久，2008年1月，许家屯因感冒引发肺炎，在家打了五天吊针，身体虚弱，1月21日深夜11点过后站立不稳，在客厅又跌倒了。这次更惨，导致肋骨摔断，断骨戳入肺部，导致呼吸一度出现困难，被送往奇诺山谷社区医院。连夜动手术后，情况缓解，但两天后病情又出现反覆，需留院继续观察和治疗。他在中国的几位子女办理签证来美。 　　但当时已经92岁的这位老人，居然顽强地又恢复过来。到我2009年春天再去加州看望老人时，他居然又“若无其事”，还跟我们几个年轻点的朋友一起坐了几天游轮，到墨西哥几个城市逛了一通，在游轮上跟我们辩论起对参加革命经历的评价和中国的发展路径，还大动肝火，把我们吓得不轻，怕他气出个好歹来。 　　下面这篇文章，是2007年年底拜访后写的，涉及好多问题，太长，分篇连载。无疑，许家屯所讲述的，反映的是他个人的观点。但作为一家之言，自有其价值。 　　虽然眼神不济，但许家屯抓到一本中国大陆的杂志，还是吃力地要了解一番。（高伐林摄）     ———————————— 现在可以说了 许家屯回忆在香港工作的若干重大事件 ◆高伐林 　　前中共中央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共港澳工委书记许家屯，以“旅游休息”为名避祸出走，隐居美国南加州“中国山”（Chino Hill）已经17年（到2007年年底——高注）。这位“继林彪后中共最高级别的出走官员”，1993年在台湾出版《许家屯香港回忆录》，后来由明镜出版社出版《许家屯回忆与随想录》，除此之外，人们很少听到这位深谙香港情况、曾为香港回归殚精竭虑的前中共驻港最高负责人的声音。两年多前（2005年）笔者专程登门拜访，发表《许家屯隐居美国15年，正在想什么？》，此后他又归于沉默。用他的话说，当年本是“局内人”，现在成了“局外人”，他不愿对香港事务发表意见，以免构成干扰。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香港回归十周年前后，前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相继发表谈话和在回忆录中以激烈言辞抨击许家屯。自称“九二老人”的许家屯无法再保持沉默，“来而不往非礼也”，接受报刊和电视采访，回击他认为的“诽谤之辞”，澄清相关历史事实。2007年12月，笔者再次登门拜访，根据他多次讲话录音，整理了这份记录稿。 中央对香港方针虽定，具体问题有分歧 　　高：你在1993年回忆录中，评述了出国前在香港新华分社的工作。对回忆录中所写，现在你有没有什么还想披露、补充，或者想订正的？ 　　许：我当时写回忆录时，是有保留的，保留的是这么几个部分： 　　第一，我从接受任务到离开香港，具体情况，回忆录基本上都有了，但是没有连贯起来形成一个整体，特别是对一些重要的背景，我有所保留； 　　第二，香港党的组织，和安全部门的工作，基本上没有讲； 　　第三，有关我在香港参与和主管的对台湾工作的情况，我做了保留。 　　对于第二、三方面，许多东西我还要继续保留——特别是其中有些重要情况，仍然不便公开；有些东西，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讲。对于第一方面，我要做些补充说明。 　　1983年调我到香港工作，是偶然，对我来说也很突然。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干部“四化”要求，我已经过了退休年龄；我从来没有做过外事工作。不过既然党要我去香港，我从来不讨价还价。中央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书记处常务书记）、胡启立分别找我谈话，做了交代。国家主席李先念，是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是赵紫阳），也找我谈了话。主管港澳的廖承志，也跟我谈了。他们的谈话给我的感觉是，中央同志之间，在贯彻香港回归、一国两制的大的原则方针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因此带来了后来在香港六年半一系列的问题。 　　他们最关心的是中央对香港的情况不太了解。赵紫阳特别提出来：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等人在中央领导人会见的时候说，香港一些高层人士反映，新华分社不采纳他们的正确意见，希望中央直接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告诉我，他们跟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一起商量，派乔宗淮——乔冠华的儿子，到香港中文大学任客座讲师，挂个名，联系香港的社会高层人士。这条线，不经新华社，直接通中央。中央对了解香港情况的重视，可见一斑。他们交代我，你去了之后，这条线就用不著了，乔宗淮由你分配工作。 　　胡耀邦特地提出：你在江苏的经济工作抓得比较好，看看怎么样充分利用香港的经济？ 　　胡启立还专门交代，要我到香港三个月后，系统地、全面地向中央做一个报告。 　　他们提出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文革”中，香港党、工农群众，以及爱国人士，反对港英压迫，搞反英抗暴斗争，尽管是必要的，问题是过火，“有理”、“有利”，但没有掌握“有节”。延伸出来，对党的工作是很大的伤害，他们归纳成“一左二窄”——“窄”是基础面太窄。 　　与廖公（廖承志），会上见面不算，曾接触过两次。第一次是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的同时，我去他家。香港的巨商查济民先到，他已经知道中央要收回香港，就搞了一个英文的收回香港的若干条建议。廖逐条回答他，我在旁边听来十多条都不止。见我的面以后，廖继续回答这个建议书，一边翻译，一边解答，哪一条写得不错，哪一条原则上可以考虑，哪一条不行。看起来是回答建议人，我体会同时也是对我做交代，因为我当时对这些具体问题一无所知。他非常认真、态度很自然、自在、很潇洒，举重若轻。 　　还有一次接触。我向中央提出请求，到香港去之前，放我一个月假。中央同意了，我就去了一趟延安，瞻仰我接触革命思想之后心中就一直向往的圣地。然后到广东，一方面休息，一方面找人了解香港情况。到深圳去了一趟。当时要参观中英街很困难，我想去看看都没有得到批准。这个时候，廖承志正在广东，我便又去看他。他简要地将香港的情况做了交代，重点讲了历史方面。还要我赴港之前找港澳办秘书长鲁平，以及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了解一下情况，特别要我去找一个退休的老社长。 　　从廖公的谈话，我感觉不到当时胡赵他们提起的“一左二窄”的迹象。 长期主管港澳事务的廖承志。（网络照片） 香港回归，最重要的是人心回归 　　高：你到香港工作重点是什么？ 　　许：很关键的一点，是争取香港人心回归。 　　对于香港基本法，不管是起草委员会，还是咨询委员会，与会的人都很认真，一条一条，一字一字，推敲，讨论，争论。香港人有不少人担心，回归以后，已有的自由丧失了。所以基本法起草的时候提出来：这个自由，那个自由，都要写清楚。当时我在会议上内部讨论的时候就主张：凡是香港人提出来的要写的这个自由那个自由，可以同意的，都写上；不管是从正面提出来要保护，还是从反面提出来，不允许怎么样，都写上，不要怕。这个自由问题，就写了正面的、反面的三四十种。 　　我之所以这么主张，是因为胡耀邦、习仲勋他们都表示过这个意见。我长期以来在中国大陆的一个省里主政，没有怎么接触自由、民主这些话题，到香港前在中南海接受任务的时候，吃饭时间到了，每人领一份，边吃边漫谈。胡启立就讲：民主、自由，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不要认为是西方的东西，就加以排斥。这番话我听起来很新鲜，印象很深。 　　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的这些争论，好处是报纸上马上就反映出来了，实际上变成全民性的讨论，加上港英政府也派人专门单独开会，一字一句地讨论基本法草案，他们的意见，通过两个渠道反映到起草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 　　一个渠道，是参加这两个委员会的同英国关系比较密切的人，另一个渠道，是通过外交途径，像英国驻华大使和驻香港的机构，将他们的意见正式反映出来。这就成为香港全民加上中英政府，多方面广泛参加议论的过程。成为争取香港人人心回归的核心工作。 港人签名要求大亚湾核电站迁址 　　高：关于港人签名要求大亚湾核电站迁址的争论是怎么回事？ 　　许：香港人和香港媒体，对大亚湾核电站建设的问题很关心，担心将来一旦发生像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那样的事故，会造成灾难，纷纷签名要求北京不要在大亚湾建这个核电站项目。他们不是反对核电，是不同意这个地点，希望建到离香港远一点的广东山区。我认为，这个意见未尝不可以考虑，我一方面到大亚湾去向有关技术专家和负责人了解关于核电安全的情况，并且请他们组织人到香港来做宣传；另一方面，我将香港人的意见、建议向中央反映、转达，我没有多讲自己的看法，但我实际上是同意的，不止一次发电报。结果邓小平讲话了，不同意迁址，我也就坚决执行了。我认为我的做法没有错，我是在做香港人人心回归工作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报请中央拯救香港经济 　　争取香港人心回归还有另一个重要工作：香港经济在八十年代初期，1982、83年，陷于萎缩困境，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全球石油危机之后，没有恢复；另一个是人们对香港前途感到茫然，影响信心。香港总督麦理浩去北京谈新界租借条约到1997年届满后的前途问题，希望“续租”，中国外交部那时对这个问题一点准备都没有，不敢就此作决定，邓小平接见麦理浩，明确地说中国要收回。可港督回来，不敢明白地公布中国要收回九龙和香港，只一味地“要香港人放心”。他越讲，香港人越不放心：“文革”后很多人逃到香港，他们不相信中共；海外对中共负面宣传得也很厉害，人心惶惶，经济怎么能正常？ 　　许多大中企业濒临倒闭，求救无门，港英政府和银行对他们的危机、要求，表现得不积极，他们反过来向中国求救。我那时刚到香港上任，从争取香港人心回归的角度出发，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和工委财经领导小组——成员主要是中资驻港机构，特别是中信集团的老总，讨论决定：有些大的项目，报中央、国务院核批，对这些困难的大中企业，有工业，金融业，地产业，证券业，交通运输……不同程度地进行了资助。在1984年中英公报签订之后，人心安定下来，经济也就好转了。 　　1987年、88年亚洲金融风暴，我们同样也是报请中央、国务院，支持港英政府，共同出面，维护香港。股灾后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香港的财政司和汇丰的董事长，到新华社来找我，董事长要求我们给以支持，要中国银行拿出三亿港币，汇丰拿两个亿——具体数字我记不太清楚了。我一方面批评他们：你们才出两亿，要我们出三亿？一方面表态同意支持股市。晚上11点钟，我直接打电话给赵紫阳——本来给北京打重要电话，为了保密，防止窃听，我通常是回到深圳来打，但那次是从香港打的，有意让港英知道我与中国领导人直接通话。赵紫阳接了，说我们这里正在讨论这个问题，让张劲夫跟你讲讨论的决定。中央财经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在电话上同意共同支持，经过努力，度过了这次股票危机。 　　香港有人反映：英国的企业在股灾中得到了好处，但我们还是救了他——我们是救了港英政府，但是更救了香港人、香港经济。这个意思，我跟赵紫阳也讲过。 　　这段时期，我们积极支持香港的一些大中企业克服困难，是经过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的，有些重要项目经过国务院亲自考察批准。 　　按照胡启立的嘱咐，到香港三个月之后写出了报告。在报告中这么写上了“人心回归为中心”。赵紫阳、李先念听后都做了批示同意。 动员香港人回大陆投资 　　我按照胡耀邦提出来的关注香港经济，看怎么样利用，动员香港人更多地回大陆投资。我们总结了香港人回大陆投资的模式，其中一种主要的模式，我归纳为“前店后坊”——前面是商店，经营销售，后面是加工生产。 　　当时大陆在批“一切向钱看”，说到大陆投资的香港人是“皮包商”：夹一个皮包，印一个名片：“总经理”、“总裁”，到大陆行骗。我向赵紫阳建议，我们宣传“时间就是金钱”，又批评“一切向钱看”似乎早了一点：人家来投资，不向钱看，向什么看？他表示赞成。对“皮包商”，我也讲了看法：自由市场在大陆还不流行，我们应该认真学习香港商人的经营经验。我们说是“投机”，其实是他们善于抓机遇，做生意就是要抓机会么。投资没有作成功，都是“皮包商”，做成功了，就是正规商人。皮包有大有小，我们也应该参考他们这种做法。赵紫阳点头，表示同意。 　　我还讲，广东的任仲夷提出对中央的政策要用够，要善于变通，广东有些干部提出“遇见绿灯大胆走，遇到黄灯快点走，遇到红灯绕道走”，中央政策有正确的部分，我拥护；也有不正确的部分，可能错误的部分，要尽量像任仲夷那样变通。我向小平同志汇报时就讲，江苏发展工业，与中央的要求相比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应该让人探索。赵紫阳对我这套讲话没有认为是“胡说八道”，没有批评我，实际上都认同了。 　　（写于2007年年底。未完待续） 　　相关文章： 　　专访许家屯（上）：出走美国多年在想什么？ 　　专访许家屯（下）：有些事我到死都不能讲 　　许家屯出走20年首次受中国报刊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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