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解放

 猛的弟弟彦当时是会泽县委委员，六区区委书记，区委会设在一个小山包上的一座庙里，这时虽然已是四九年十一月份，但全省还未解放，我们还未接管政权，生活仍然很艰苦，谈不上有什么工资，有时区上弄着点钱时，给大家发一点零钱买点肥皂洗衣服。那时区上的干部每人都有一件羊毛本色（近似白色）披毡和一顶棕色船形毡帽，帽上有个红五角星，可能是会泽产毡子的原故吧。在六区的干部中，独有我的披毡是黑色双层白摺的，比较柔软和暖和，所以六区的干部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披着一件黑披毡。那时披毡对我们派上了大用场，晚上当被子，白天当外衣，下雨当雨衣。我们晚上睡觉垫稻草，枕土坯，盖披毡；一日两餐只有玉米饭，白水萝卜汤。会泽的冬天很冷，大家吃的又差，衣服又单薄，为了给大家增加点热量，有时彦带着几个干部上山打麂子，给大家吃点麂子肉改善一下生活。那时刘文清也在六区工作，她分工下乡去工作，我留在区上，彦叫我在区上办六区的小报。

十二月九日，卢汉宣布起义后，与蒋介石嫡系第八军，二十六军的残余部队打了一个礼拜左右的昆明保卫战，解放大军压境，敌军企图南逃和西逃出境，除少数逃往缅甸外，基本上都被解放军和游击队堵歼，直到1950年二月全省才算解放。

我在会泽六区过了五○年的元旦后，彦说，解放了，打仗的事基本没有了，要多抽点时间读书，叫我和另一男同志到昆明为区上购书。我大约是二月初回到了昆明，二月二十日昆明举行解放军入城仪式，几乎昆明市男女老少都倾巢出动，到大街上一睹解放军的风采。接着宣布省“军政委员会”、“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司令员陈赓为军管会主任，政委宋任穷为省委书记，当时方任省委秘书长，他知道我回昆明后，找我谈话说，我父亲参加解放重庆、成都后，要回昆明探亲，他回来后要防止反动势力以老关系为名包围他，影响他，为了避免他犯错误，叫我留昆明观察有些什么人来找他，谈了些什么话，把情况向他汇报。这个任务说白了就是叫我监视我父亲的言论行动，我当时听了感到心理不是滋味，组织上好象是信任我才交给我这个任务，但对父亲却不然，虽然他起义了，当了解放军的师长，共产党对他是并不放心的。接受这个任务后，我在昆明又留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这两个月中我没有发现父亲有什么越轨的言论行动，只是提出来要想拜见军管会主任陈赓，我把情况向方汇报了，方安排了时间，叫我一同陪父亲去拜会了陈赓，陈赓的夫人傅雅也一同接见了我们。父亲回来后，要叫我们赶快结婚，趁他在云南，可以主持婚礼。猛在昭通也向省地委报告，经上级同意，于五○年四月底，父亲带着我去昭通结婚。到昭通后，我被分配在昭通地委研究室工作，自此开始了解放后我有工资待遇的工作，结束了半年多时间到“山那边”去的游击工作和生活。

在和平时期，半年多的时间瞬间即逝，就是几年时间生活也没有多少变化，但在历史巨变的革命时期，半年多的时间好象经历了很多事。这半年多来，我对共产党，对马列主义从粗浅的理论认识，加上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到投入革命实践，婚姻也从浪漫的把对方理想化的恋爱转到实际的家庭生活中，不断妥协、磨和、忍耐、适应，在现实无情的生活中，燃烧的激情慢慢熄灭！思想好象成熟了，现实了，同时也就世故了，庸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