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到今,对日本最有直接影响的中国人应该算朱舜水(一六○○年—一六八二年)。身处晚明乱世的朱舜水被尊为儒学“五大师”之一,隐居田园不愿出仕。在一六四四年清军入关后，朱舜水则为反清复明奔走。他尝试向日本和越南借兵被拒绝。幸亏他没有借成,否则他就要背上引狼入室的千古罪名了。后来,他跑到中日混血的武将郑成功那里,参加了郑指挥的北伐讨清战争。一六五八年（顺治十五年），郑成功统率水陆军十七万北伐，次年入长江，克镇江，围南京，后因中了清军缓兵之计，损兵折将，败退厦门。郑成功生于日本平户，父亲郑芝龙曾为明王朝的福建总兵，母亲田川氏系日本人。战败后,已年迈六旬的朱舜水定居日本。
朱舜水在日本讲学二十二载,培育了许多儒学人才，同时与日本知识分子有过广泛交流。其中，他与日本儒学大师安东省庵的师徒之谊更是传为佳话。朱舜水决定定居日本时，正值德川幕府采取禁止外国人居留的政策。安东省庵为此四处活动，最终使幕府当局为朱舜水而破了四十年不留外国人的禁令。朱舜水刚到长崎，安东省庵就九次上门拜师，成为朱门第一位日本弟子。当老师生活窘困时，安东省庵每年将微薄的俸禄奉上一半，如此持续达六年之久。一六六三年，朱舜水的住所被一场大火焚毁殆尽，只能寄居于皓墓寺的屋檐下，处境十分狼狈。安东省庵闻讯后急切万分，撇下病危的妹妹赶往长崎，为老师另建新居。朱舜水对这位异域高足也感激不已，特意将不轻易给人的“知己”二字赠予他。
后来, 在水户藩主德川光国的再三邀请下，朱舜水于一六六五年前往水户。一六六八年,朱舜水由水户迁往德川光国在江户为他建造的别墅。德川光国给了朱舜水很高的待遇, 朱舜水做了他的“宾师”。“宾”就是客的意思, “宾师”指不居官职而受到君主尊重的人。朱舜水立誓效忠明朝而不在异国出仕,德川光国就给了他这样一个待遇。
照理说,他对明王朝忠贞不二,又致力于弘扬中华文化,应该算一个爱国者。然而,从他无意间造成的负面影响看,说他是史上头号大汉奸也不过分。论起给日本人帮的忙,朱舜水要大于汪精卫百倍以至千倍。汪充其量只是日本的一个走狗,在当时全国军民一致抗日的形势下,他的伪政权能起的作用有限。朱舜水则不一样,他给了日本人最需要的东西:思想武器。一个学习了儒教的只言片语却又苦于系统地掌握和应用的民族靠着朱舜水终于获得了精神上的统一。华夷秩序、君臣之义、忠奸之辨，这些中国人觉得有些迂腐的东西到了日本人手里无异于一颗精神原子弹。而且遗憾的是,这颗原子弹被无情地投到中国人的头上。“支那”称呼,明治维新,靖国神社,这些给中国和中日关系带来决定性影响的事项,其背后都深深地烙着朱舜水的痕迹。明治维新和靖国神社我们另作他论,这里我们先清算一下“支那”称呼跟朱舜水的干系。
所谓“支那”称呼问题并不在于这个称呼本身。有些日本人狡辩说欧文的“China”按照音读就念“支那”啊。问题不在这个称呼上,而在于日本人拒称 “中国”。明明是人家的国名,日本却死活不肯叫。这里面包藏的轻蔑、冷酷和别有用心才是问题所在。
那么，日本人不肯称 “中国”,偏要使用“支那”的叫法,这跟朱舜水有什么关系呢?
朱舜水在日本做的最重要一项工作就是指导德川光国的水户藩编纂《大日本史》。他刻意突出了“尊周王、退诸侯、外夷狄”的“春秋”思想。华夷思想对日本早有影响。他们以小中华自居,把天皇统治区域的人民称为“王民”,把朝鲜半岛叫“诸藩”,东北地方的虾夷人则被划归“夷狄”。不过,在朱舜水之前,日本人所理解的华夷只是个地位尊卑的问题,并没有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来把握。朱舜水则把华夷思想作为一个全新的世界观、一个国际政治秩序的理念、一个尊崇先进文化鄙夷野蛮习俗的思想框架传授给日本人,这就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他视明朝为中华,指满清为蛮夷,他自己却因为复明失败而栖身日本。这个处境本身就告诉日本人,中国已经成了夷狄统治的天下。这就促使日本一些知识分子对“中国”或“中华” 产生了怀疑:蛮夷统治下的中国还是“中国”吗?
朱舜水还有更直接的“汉奸”言论,加深中国在日本人心中的负面形象。曾任第六代幕府将军顾问的新井白石在《退私录》一文中披露了朱舜水对中日两国政治做的比较,其中明确提出了日本优越于中国的论点。
“朱舜水云,本朝胜中华之事有三,其一百王一姓,其二天下田面皆公田,其三士世禄而俸重。”
所谓“百王一姓”说的是天皇传了一百代还是藤原家的天下,而中国几经改朝换代;“士世禄而俸重”说的是官吏世袭而且薪水较高,这样就保证了政治上的稳定。我们无法弄清朱舜水是在什么背景下做出上述评价的,但是他以儒家大师的身份和经历亲口说出日本胜过中国的看法,这必然给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观带来巨大影响。
后来, 与朱舜水有过来往的日本学者山鹿素行写了一本《中朝事实》,公然提出了日本才是“中国”的论点。他说的“中朝”就是“位于世界中心的王朝”之意。山鹿更进一步把“中华”和“中国”的称号加到日本头上,而将中国贬为“外朝”。
“愚生于中华文明之土,未知其美,专嗜外朝经典,爱慕其人物。何其愚钝,何其丧志!”
大意是我自己就生于中华文明之地(即日本),却不知其优越,反倒攻读外国(即中国)的文献,敬仰其人物。这是多么愚钝和没有志气啊!
山鹿素行把“中华”和“中国”的称号从中国头上摘下来,改扣到日本头上。这一做法给后来的日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甲午战争后,日本人无视中国的再三抗议,把“支那”这个蔑称用了长达半个世纪, 山鹿素行可以说是元凶,而他的理论和历史根据却是从朱舜水那儿得来的。朱舜水难道还称不上汉奸吗?
